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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朝鲜南北发生战争的消息，对于已被杜鲁门冷落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个意外的“喜讯”。蒋介石还三次向美国提出派遣3.3万精锐国民党军队参加赴朝鲜半岛参战的建议。
　　但是令蒋介石沮丧的是，美国政府并未接受蒋介石的建议。蒋介石缘何三次提出出兵赴朝参战，而美国政府又缘何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建议?这其中隐藏着什么历史玄机呢?
　　朝鲜起战火，蒋介石喜出望外
　　日的清晨，蒋介石和往常一样，洗漱后开始吃早饭。此时，蒋经国匆匆来到，给蒋介石送来一份情报。这份情报并不详细，只是说朝鲜南北发生战争。深夜10时，台湾国民党当局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给蒋介石发来报告，蒋介石这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朝鲜战争的情况。
　　蒋介石对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期盼，可谓是望眼欲穿。而现在，朝战的爆发，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他对于朝鲜战争的反应，与邵毓麟的报告基本一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未及，已因韩战的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
　　的确，朝鲜半岛燃起战火，对于蒋介石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喜讯”。自从蒋介石政权撤到台湾之后，美国政府对它逐渐冷落。1950年6月以前，美国政府在台湾仅有一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武官不过是一名中校而已，没有派驻正式的使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成为挽救蒋介石流亡政权的救命稻草。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当地时间是6月24日)，正和家人在密苏里州独立城休假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接到了国务卿艾奇逊的电话：“北朝鲜人已经进攻南朝鲜了。”这个消息令杜鲁门震惊不已，他匆匆赶回华盛顿。
　　由于朝鲜的军队势如破竹，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不得不把自己的首都迁到了距离汉城以南150英里的大邱。6月27日，杜鲁门正式发表声明，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同时要求蒋介石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当晚，美国驻台代表斯特朗奉命拜会蒋介石，告知美国的这一决定。晚10时，台湾当局“外交部长”叶公超面交蒋介石复示，表示原则上接受。
　　杜鲁门宣布防卫台湾的决定，令蒋介石受宠若惊，欣喜异常。但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说法和杜鲁门禁止他进攻大陆的命令，却令他在喜悦之余感到了几分苦涩。如果承认台湾地位未定的话，那么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就成了问题。
　　6月28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召开了军政首脑会议，出席者有陈诚、王世杰、谷正纲、蒋经国等要员。为了争取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军政首脑会议不得不“原则接受”包含“台湾地位未定论”内容的杜鲁门声明。对于蒋介石而言，统治台湾的精神支柱，惟一的口号便是“反共复国”。杜鲁门禁止他反攻大陆，蒋介石表面上不得不接受，表示“双方意见完全一致”。但是今后拿什么来激励军民呢?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发现了一个新办法，那就是出兵朝鲜半岛。
　　蒋介石为何要出兵朝鲜?
　　其实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驻日军方就开始和蒋介石谈判派国民党军队开赴南朝鲜的问题。据国民党资深外交人士、时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的顾维钧回忆，1970年冬，原国民党将领何世礼曾同他谈起此事。
　　朝鲜战争前夕，麦克阿瑟派前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柯克海军上将去台湾，要求蒋介石派军队前往南朝鲜，以抵抗北朝鲜可能发起的进攻。蒋介石认为时机到来，可以借此向美国多要一些服装、武器和给养。但柯克将军拒不答应，谈判纠缠于许多细节问题，迟迟未果。
　　据何世礼说，蒋介石从内心是急于想派军队去朝鲜，这不仅是要藉此抬高国民党军队的身价，也是为了讨好美国政府。为了给台岛军民打气，蒋介石大肆炒作麦克阿瑟访台的“重大意义”，把它提到了“中美军事合作”的高度，称“挫败中共军队已有了保障”。一时间，关于美台“亲密合作”的消息，成了美国报纸的头条新闻。
　　杜鲁门不得不派遣特别顾问哈里曼到东京去做麦克阿瑟的工作，以免滋生事端。据哈里曼回忆，行前杜鲁门交待了两件事：第一，告诉麦克阿瑟不要和蒋介石搞到一起，从而把美国拖进和大陆中国作战;第二，只要可能，就满足麦克阿瑟的一切需要。
　　蒋介石缘何对于出兵朝鲜如此热情?这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反共复国”的图谋，在维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利用美国对台湾战略地位的关注，死死拖住美国，争取尽可能多的军援，以伺机反攻大陆。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提出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赴朝作战，决不是出于对美国献殷勤，也不是他所说的“中华民国政府军队距离韩国最近，是能够赴援最快的友军”，而是有其如意算盘。蒋介石念念不忘的是“反共复国”，如果国民党军队能够赴朝参战的话，就可以在朝鲜战争扩大后从朝鲜进攻东北。同时，也可以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南北夹击，实现他“反共复国”的图谋。
　　蒋介石后来曾经吹嘘说，如果台湾国民党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则战争情势必将完全改变，并可使中共志愿军在作战中发生政治和心理的影响从而瓦解其军心。蒋介石指责美英等西方国家反对国民党军队参加朝鲜战争，“乃是韩战最后没有结果的一个最大原因”。
　　美国否决蒋介石派兵朝战建议
　　但是美国最高决策层却在慎重考虑后，否决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据《杜鲁门回忆录》记载，杜鲁门在听到顾维钧转交的蒋介石的建议后，第一反应是认为应当接受这番好意。因为这正如他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他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成员国参加对朝鲜的行动。
　　但是国务卿艾奇逊持不同意见，认为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台湾本身就是最易遭受进攻的地区之一，美国因此才派遣第七舰队去防卫台湾。一方面美国花钱去防卫台湾，另一方面被保护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却又派兵到朝鲜，艾奇逊认为这种做法实在是荒谬。
　　杜鲁门请艾奇逊在翌日和国防部长约翰逊参加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时提出这个问题。杜鲁门还是倾向于接受蒋介石的请求。
　　麦克阿瑟亲自乘飞机对南朝鲜进行视察后，于6月30日子夜1时给五角大楼发出一份2000字的电报。电报说南朝鲜军队已“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目前能够坚守汉城以南战线的惟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部队”。
　　6月30日上午8时30分，杜鲁门召集了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和蒋介石向朝鲜派出军队的建议。
　　在会议上，未及艾奇逊提出，杜鲁门自己先把这个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杜鲁门补充说，蒋介石曾经说过，他的3.3万人的部队在5天之内就可以上船出发，而争取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他同时提醒与会者考虑毛泽东和俄国人会有什么行动。
　　艾奇逊坚持他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如果福摩萨的中国军队在朝鲜出现，北平的共产党人就可能决定参战，因为他们可以趁机打击蒋介石委员长的军队，以削弱蒋介石的力量，以便他们试图进攻台湾时蒋介石难以自卫。”艾奇逊的结论是，“这些军队对保卫福摩萨比保卫朝鲜更有用”。
　　另外，由于英国已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立起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不希望看到蒋介石的军队出现在朝鲜半岛，因而宣布英国“不能和福摩萨的军队并肩作战”。加拿大等国也反对使用蒋介石的军队。英、加等盟友的态度，美国最高决策层不能不认真考虑。
　　在朝鲜半岛使用国民党军队，还会使美国疏远印度等亚洲国家，因为印度等亚洲国家不愿与中国结仇。再者，若引蒋入朝的话，还将增加将来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难度。
　　另外，绝大多数与会者也对蒋介石军队的战斗力表示质疑。在他们的眼中，尽管蒋介石称提供的3.3万人是他最精锐的部队，但是却缺乏现代化装备，其情况恐怕会同李承晚的军队无法对付北朝鲜的坦克一样。他们认为，如果把运送蒋介石部队的运输力量投入到运输他们自己的供应品和增援部队，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由于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反对蒋介石派兵入朝，尽管杜鲁门仍旧担心美国在朝战中能够使用的部队为数很少，但是他还是接受了多数与会者的意见，决定婉言谢绝蒋介石的请求。6月30日下午1时22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84718号命令：“兹取消84681号命令中关于限制使用陆军的规定”，授权麦克阿瑟可以使用他所指挥的陆军投入朝鲜的战斗，只是以“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为限”。此外，“国务卿奉命通知，目前对蒋介石委员长提供部队的建议应予谢绝”。
　　杜鲁门的特别顾问哈里曼于8月6日专程赶到东京，当面告诉麦克阿瑟：总统希望“他绝不应该允许蒋介石成为发动对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战争的导火线，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使我们卷入一次世界大战”。
　　麦克阿瑟意识到自己鲁莽的访台之举惹恼了杜鲁门。他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对哈里曼说：“作为一个军人，将遵守总统的任何命令。”
　　麦克阿瑟还向哈里曼介绍了他和蒋介石会谈的情况，说自己和蒋介石的会谈仅限于军事方面的事务，涉及政治问题时就加以拒绝。麦克阿瑟还说，蒋介石曾提议把国民党军队交给自己指挥，而自己则回答蒋介石说这样做是不妥的，他可以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麦克阿瑟还通过哈里曼建议杜鲁门不要把蒋介石“踢来踢去”，希望“总统想些办法来缓和国务院和委员长之间存在的紧张局势”。
　　麦克阿瑟虽然表面上接受杜鲁门的决定，但作为军方鹰派代表人物，他的性格使其自行其是，不听招呼。8月26日，麦克阿瑟给美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主席发去一封长信，并向美国各报刊分发了长信的全文。信中重弹了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战略价值，暗示美国应当保卫并长期控制台湾，将来在战争时可以利用该岛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等等。这与杜鲁门6月27日所谓“中立的”声明的步调明显不一致，用杜鲁门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就是“他要采取一种以台湾为据点的军事侵略政策”。
　　美国对外只能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总统的声音。杜鲁门立即下令让麦克阿瑟收回他的讲话。在致麦克阿瑟的信中，杜鲁门再次强调了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行动对福摩萨岛上的军队和对大陆的军队同样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行动。”1951年4月，杜鲁门果断地将桀骜不逊的麦克阿瑟撤职，以陆军参谋长助理李奇微代替他。
　　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对台策略上虽然存在分歧，但是他们还是达成了妥协。8月底，杜鲁门批准了向台湾当局提供1.4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美台关系日渐升温，但是蒋介石关于出兵朝鲜半岛的建议，此后却不在美国最高决策层的考虑之列了。
　　美政府三次拒绝引蒋入朝
　　日，艾奇逊正式谢绝了蒋介石关于出兵朝鲜的建议。蒋介石决定另外寻求机会。8月18日，台驻美“大使”顾维钧奉蒋介石命令飞抵东京，面见麦克阿瑟，提出台湾当局愿以“志愿军”的名义，派兵15000余人参战，并完全归麦克阿瑟指挥。但是此时的麦克阿瑟因为已从华盛顿那里获得了他认为足够的4个师的兵力，因此对于蒋介石的军队丝毫不感兴趣，被麦克阿瑟以加强台湾本身的防务为理由加以婉言拒绝。蒋介石的第一次出兵朝鲜半岛的企图，宣告流产。
　　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蒋介石惟一得救的希望，便是挑起美国与中国的战争，因此必须严格限制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看来，即使无兵可派，也不能让蒋介石派兵参加朝战。
　　随着日美军第二十四师第一团史密斯特遣队在乌山投入作战，美国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10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成功入朝之后，迅速改变了朝鲜战局。志愿军的战斗力，让嚣张的麦克阿瑟尝到了苦头，美军第八集团军处境危急。
　　1950年11月美军发动的“圣诞总攻势”失败后，深感兵力匮乏的麦克阿瑟于11月20日致电蒋介石，请其仍派一个军(第五十二军)前往朝鲜助战。麦克阿瑟还通知蒋介石说，美军已从冲绳派出飞机和船舰，装载补充第五十二军的武器装备赴台，同时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开往平壤地区。麦克阿瑟要求蒋介石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官代表团飞赴汉城，同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商讨第五十二军到朝后的有关事宜。麦克阿瑟同时向华盛顿建议，把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编入“联合国军”，以增强美军在朝鲜的作战能力。
　　麦克阿瑟的决定让蒋介石喜出望外。蒋介石当天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仍派第五十二军支援美军，限于24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并要求海空军加强与美军第七舰队和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在会议上，蒋介石决定派“国防部副部长”侯腾和第五十二军军长郭永等人飞赴汉城，与美军建立联系。11月30日，由麦克阿瑟派来的7艘运输舰和3艘货船抵达基隆港，30架运输机也在新竹和松山机场着陆。五十二军新获各种车辆200余辆，火炮千门，各种器材近2万余吨。五十二军各部分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待命出发。
　　但是美国政府对麦克阿瑟此举并不认可。接到麦克阿瑟的急电后，杜鲁门立即召集了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联席会议。大部分与会者认为，朝鲜战场的局势即使再严重十分，也不能动用蒋介石的军队。蒋介石军队入朝作战，无论是从军事战略还是从政治、外交的角度来看，都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蒋介石的区区3万军队无力扭转朝鲜战局，充其量只能是摆摆样子，非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蒋介石第二次出兵朝鲜的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日，新任美军远东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鉴于“后继兵员不足”的情况，于是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了请求蒋介石派兵支援的问题，希望从台湾抽调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鲜抽出相应的美军去增强日本的防务。克拉克同时还告诉蒋介石，总统和五角大楼都很重视他的建议，请蒋作好准备。
　　蒋介石感到出兵赴朝似乎又有戏，再次指示第五十二军做好出发准备。另外，蒋介石还派驻美“大使”顾维钧转告杜鲁门，国民党军队有意同“联合国军”一同作战。
　　美国最高决策层对克拉克的建议和蒋介石的请求，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讨论。国防部又一次坚决反对引蒋入朝的作法。为了了解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情况，美国政府专门从台湾召回了美军驻台湾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直接向总统汇报。
　　蔡斯汇报说，国民党军队中大部分军官素质低下，部队训练差，到了朝鲜肯定会全军覆没。减轻美军的负担可以通过增强南朝鲜军队的办法来进行，而不必用蒋介石出兵。“如果国民党的军队在朝鲜参战，那也只能是白白送进中共军队口里的肉。用一句中国谚语来讲，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一向反对使用蒋介石军队的艾奇逊也认为，使用蒋介石的军队还不如责令李承晚就地征兵。3个师改变不了朝鲜战局，多了则又给台湾的防务带来空虚，这才是最危险的。同时，李承晚也对派国民党军队来朝持异议，认为还不如加强韩军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告诉克拉克，取消派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入朝的计划。
　　在杜鲁门和艾奇逊主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形势下，失望不已的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了新总统身上。1952年12月上旬艾森豪威尔接替杜鲁门担任总统职务后，秘密视察了朝鲜战场，以早日全面结束朝鲜战争。克拉克再次提出派蒋军入朝作战。艾森豪威尔征询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的意见。布莱德雷明确表示反对使用国民党军队。艾森豪威尔也表示有同感，他宣布说，新政府希望早日结束朝鲜战争，反对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在准备结束朝战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对于引蒋入朝没有任何兴趣。
　　在第三次遭美国拒绝后，蒋介石此后再也不抱派兵入朝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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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当年究竟该不该出兵抗美援朝？
朝鲜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的烈士墓导语：迄至今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已停战整整60周年。60年来，对抗美援朝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的说法。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当年究竟该不该抗美援朝？中国出兵是受斯大林压迫，是在为苏联打仗？一种对抗美援朝的批评意见认为：斯大林和金日成决定发动朝鲜战争时没有通知中国，中国后来出兵主要是受了斯大林的欺骗和逼迫，中国充当苏联的傀儡，打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甚至说“毛泽东本人也认为，中国牵连进朝鲜战争绝对错了”。1、毛泽东说的是“朝鲜战争”错了，而非“抗美援朝”错了不可否认，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确曾对米高扬说过类似这样意思的话：“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这场战争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认为斯大林应该对此负有责任”。但若以毛泽东这些话为依据，说“连毛泽东本人在1957年也认为，中国卷入朝战，绝对错了”，进而否定抗美援朝，却显然是一种曲解。毛的本意其实很明确：斯大林和金日成撇开中国发动朝鲜战争是个错误，这个错误迫使中国不得不抗美援朝，给中国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换言之，毛泽东否定的是朝鲜战争，而非抗美援朝；错的是斯大林，而非毛泽东——个中逻辑不难理解：若没有斯大林、金日成轻率发动朝战，则第七舰队不会驶入台湾海峡，联合国军也不会登陆朝鲜半岛，中国将有可能完成统一，而不必出兵朝鲜。另外，毛泽东事后对米高扬就朝战做出的这一评价，也未必建立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之上。引发朝鲜战争的责任究竟在谁，自斯大林死后，一直是中苏两国高层持续争论的一个政治话题。1960年6月，赫鲁晓夫就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与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就该话题展开过激辩。赫鲁晓夫认为“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的”；“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仗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错”。彭真则坚持：“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的。……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谈话，显然也是政治话题而非历史话题。事实上，赫鲁晓夫和彭真的观点各有依据：斯大林与金日成在拟定计划时确实把毛泽东排除在外；但毛泽东在1950年前后，也确实认为朝鲜的统一问题，必须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当金日成奉斯大林之命向毛泽东通报其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斯大林并且表示“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并没有表示反对。2、虽然需要考虑苏联因素，但中国最高领导层从未丧失自己的决策主动权毛泽东说“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是否含有中国出兵主要是受了斯大林欺骗和压迫的意思？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事实上，中国最高领导层在出兵朝鲜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固然需要时时考虑苏联因素，但从未丧失自己的主动性。尽管朝战的爆发完全是平壤和莫斯科密谋的结果，北京被完全排斥在外，但在日，美军全面参战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表达对金日成的军事冒险的不满，并抱怨中方得不到公开报道之外的任何战争情报的同时，仍主动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派遣志愿军到朝鲜作战。在更早的5月15日，毛泽东曾提醒金日成要提防美国参战的可能性，但金日成以斯大林曾告诉他帝国主义不会干涉为据，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毛泽东仍主动表示：“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当时踌躇满志的金日成，表示感谢后谢绝了毛泽东的好意。进入8月份，美军的参战阻止了北朝鲜的攻势，战场局势开始扭转。8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度明确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5日，毛泽东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发电，指示说：“边防军各部现已集中，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8月18日又致电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8月26日，周恩来在国防会议上又讲：必须要推迟进攻台湾，解放军的战略方向转到北方，准备援助北朝鲜，与美军作战。但此时，苏联和北朝鲜都尚未意识到战局已起了关键的变化，8月28日，斯大林仍在祝贺金日成“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相信“可耻的武装干涉者很快就会被赶出朝鲜”，金日成则在三天后回信，向“敬爱的导师致谢”。可见，在苏联和北朝鲜都尚未意识到需要中国参战的时候，中国最高领导层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入朝作战做准备了。直到9月30日，在北朝鲜军队全面溃败的现实面前，金日成才正式托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转呈求援信，表示北朝鲜“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期望苏联出兵朝鲜，救他于濒危之中。信中还说：如果苏联不愿意出兵，也请斯大林帮助请求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组织志愿军到朝鲜作战。金日成不知道的是，苏共政治局也恰恰于当天作出决定，宁可坐视北朝鲜灭亡，也绝不出兵与美军作战。第二天，斯大林就应金日成的要求，给北京发出了求援的信和电报，把皮球踢给了中国。此后，斯大林固然相当希望中国能够参战，不放弃一切机会对中国做出参战决定施加影响，但其影响力，从未上升到决定性作用的高度。最典型的证据就是：10月13日，斯大林曾通知金日成，中国将不会参战，他最好立即着手疏散人员，并准备向中国和苏联边境撤退军队。斯大林之所以判断中国不会参战，是因为他刚刚表示不能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已开始考虑，北朝鲜沦陷后，中国东北应成为金日成流亡政权的庇护所。很显然，对斯大林而言，中国出兵朝鲜固然很好，若不能出兵，也并非不可接受。最终的决策主动权，仍握在中国最高领导层手里。1950年，志愿军某部举行出国参战誓师大会。美国无意侵略中国，抗美援朝是高层误判了形势？既然是否入朝参战的决策主动权始终握在中国最高领导层手里，也确有资料证实，美军在介入朝鲜战争时，并无意将战火燃烧到中国境内，基于这两个前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抗美援朝要么是中国最高领导层误判形势的过激反应，要么其真实目的本就不在于“保家卫国”，而是意识形态作祟。1、美方的低级别“和平承诺”，很难对中方产生说服力诚然，为了不刺激中国，美军在朝战初期，曾将距中国东北边境3英里的地区设为飞行禁区，同时严禁美军飞机对鸭绿江大桥和朝鲜境内向中国东北供电的水丰发电站等目标进行攻击。但中方在参战前，也同样有过多次外交努力，试图避免战争。最重要的是一次是在日，周恩来于凌晨时分访问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向美国转达中国的战略底线：“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尽管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和中国事务的负责人认为应该认真慎重地对待周恩来所传递的信息，但在杜鲁门看来，潘尼迦是一个“经常同情共产党的家伙”，周恩来的话“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不需要对这种“讹诈”式言论做出特别的回应。故而，在10月3日当天，美国国务院仅仅指示其驻印度大使设法请印度方面转告中方，美国认为中方的警告“缺乏法律和道义的依据”，并请印方安排一次与中国驻印使馆人员的低级别接触，以便传达美方无意与中国冲突，联合国军也无意威胁中国的安全的意图；美国政府还准备在核实清楚的前提下赔偿美军“误炸”带给中方的损失。但美方的这种低级别的“和平承诺”，很难对中方产生说服力。朝战爆发前，中国最高领导层确曾一度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并不紧迫，甚至认为即便解放军进攻台湾，美国也不太可能直接军事干预。但朝战爆发后美方的过激反应，尤其是在6月底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并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对中国最高领导层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刺激——据李奇微回忆，美军将领听到朝战爆发的消息，“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苏联终于决定要与美国“一决雌雄”了；白宫同样认为，朝鲜战争“是柏林时间更大规模的重演”，必须予以反击，才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但实际上，斯大林根本无意将战争扩大到朝鲜半岛之外，美方的反应实属过激。朝战之前，自1948年以来，美国在东亚一直采取收缩方针，并拟放弃台湾；朝战爆发后，美国除把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外，继而又向越南保大政权增加军事援助，并加强了在菲律宾的美军力量。这种前后变化，不能不让中国最高领导层为自身的国家安全感到忧虑，尤其是美军直接介入朝战后，中国实际上已同时在东北亚、台湾海峡和东南亚三个方向受到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这种压力的陡增，决不是一次低级别的“和平承诺”可以化解的。周恩来曾断定：“朝鲜事件不过是个借口；不在朝鲜爆发，也将在其他地区爆发，台湾、越南都是可以爆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毋宁以朝战最有利”——显然，周恩来相当敏感地注意到了美国在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行动，并将其视作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日，麦克阿瑟身穿皮夹克坐在乘员位置上视察仁川前线。2、出兵维系金日成政权在北朝鲜的存在，是避免东北糜烂的唯一办法但美方显然更愿意从中苏同盟的角度来判断中国对朝战的态度。当战争进行到10月份，苏联无意直接介入朝鲜战争的立场已表现得很清晰时，中情局向白宫提交了他们的基本判断：“倘若苏联决定不去发动一场全球战争，虽然中共全面介入朝鲜的可能性继续存在，但是，这种行动在1950年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此期间，干涉将很可能只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提供秘密援助。”因此，杜鲁门仅仅将周恩来关于三八线的警告视作一种虚弱“讹诈”。美方显然没有意识到：中国最高领导层如何决策，并不取决于苏联的态度，而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确实，朝战前期美方一直努力控制着不要将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但这种控制在中国最高领导层看来毫无意义；真正具备实际战略价值的，是美军不越过三八线。北朝鲜在三八线以北的存在，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必要的缓冲；而一旦战事推进至鸭绿江，按照斯大林的计划，金日成将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其残余部队也将撤入东北休整，战火不进入中国境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根据中苏同盟条约，斯大林将获得充足的理由派苏军进入东北“援助中国”。正如沈志华所说：“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中国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同时毛泽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这一地区不是被美国占领就是被苏联控制。就是说，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做法，当然是把战争阻止在中国边境以外。”更何况，麦克阿瑟当时还喊出了打过鸭绿江的口号，美军飞机也确确实实轰炸了中国东北，尽管美方解释那只是“误炸”。美方似乎过于坚信中国与苏联利益的一致性，而没有意识到中方对国家安全的这种深刻担忧。究竟是任凭东北糜烂（即便美军不入侵，也会成为金日成流亡政权的“根据地”，而不再可能作为中国的工业化基地），决不出兵；还是出兵维系金日成政权在北朝鲜的存在，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中国最高领导层必须作出的选择，最终他们选择了后者——事实上，最高领导层也曾考虑过不出兵、增强东北防空力量和搬迁工厂的方案，但最终发现拟定的计划，就现有的财政力量根本不可能做到。故而，“通过到北朝鲜作战使东北摆脱安全困局，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3、意识形态因素固然有，但最关键的决策依据仍是国家安全利益冷战的意识形态因素究竟在抗美援朝决策中起到了多大的影响？这是一个很难量化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说，对毛泽东而言，意识形态因素并不关键，关键在于战争能否达成让金日成政权在三八线以北继续存在的目标，从而避免中国东北的糜烂。只要能够达成这个目标，毛泽东可以放弃很多东西。譬如：第五次战役结束前后，毛泽东曾主持中央会议讨论抗美援朝的“下一步怎么办”。据聂荣臻回忆，与会者多数同意争取在三八线附近停战，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理由有二：1、占领三八线以北，已经达成了出兵的政治目的；2、沿三八线停战各方都比较能够接受。稍后，毛泽东即向斯大林表示：中国不愿意作为主要角色参与停战谈判，“假如谈判真能举行的话”，必须由斯大林“密切地指导”，建议斯大林“直接与金日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们就行了”，并请金日成经常与斯大林联络，“有问题直接向他请示”。毛泽东为什么甘愿放弃在停战谈判中应有的地位，这种撒手不管的态度背后，是否隐藏着中、苏、朝三方的某种剧烈分歧，尚不得而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既然中国军队已经帮助北朝鲜将战线稳定在了三八线左右，中国参战的基本政治目标已经达成，将剩下的问题甩给苏联和朝鲜，自己抽身而出（至少部分抽身），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显然，这种选择与意识形态并无多大关系。当然，斯大林不会上当，无论是战场还是谈判桌，苏联决不愿意直接介入朝鲜战争，故而明确回电毛泽东：由莫斯科领导谈判“是不需要的，也是毫无意义的。您，毛泽东同志，可以领导谈判”，苏联“不能和金日成保持直接的联系”。另外，据苏联驻朝鲜使馆1951年9月发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与北朝鲜在停战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中方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拒绝进攻性战役”，“力图尽快结束战争并摆脱援助朝鲜的负担”，朝鲜方面则担心“会被强加上破坏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威信的停战条件”。中、朝之间相同的意识形态因素，并不能使二者步伐趋于统一，反而引发猜疑，也可见至少在朝鲜领导层看来，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依据，并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还有一点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有些批评意见认为，“不先解放台湾，而出兵朝鲜，结果台湾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确系最大错误”。这种意见，是犯了把“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混为一谈的老毛病。志愿军出兵朝鲜是在日；美国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是在日。说“朝鲜战争阻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是可以的，说“抗美援朝阻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则大错特错。事实恰恰相反，美国6月份对台湾问题的强力干预，对中国10月份的抗美援朝决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台湾当局组织民众欢迎志愿军战俘去台。这些去台战俘大都是被迫的，很多人身上被强行刺有“杀朱拔毛”一类文字。结语不可否认，在抗美援朝的战争进程和谈判进程中，中方领导层的许多决策未必最优，有不少值得商榷反思之处，尤其是失去了一些很关键的达成停战的机会。但就“该不该抗美援朝”这个问题而言，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在决策过程中，既未沦为他国的傀儡，也未错判形势。参考资料：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社科文献出版社；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第190期 本期责编 谌旭彬出品 腾讯历史【更多新闻解读，微信添加公众账号“今日话题”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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