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遗忘的神文：蒋介石庐山抗战宣言--社会新闻-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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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遗忘的神文：蒋介石庐山抗战宣言
&nbsp&nbsp&nbsp&nbsp关键词：神文 最后关头 庐山 抗战 蒋介石&nbsp&nbsp&nbsp&nbsp[提要]日，卢沟桥事变第11天，时任中华民国最高领导蒋中正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即庐山声明。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nbsp&nbsp&nbsp&nbsp日，卢沟桥事变第11天，时任中华民国最高领导蒋中正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即庐山声明。声明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至此表明了对日军挑衅的退让底线。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篇很少被提及的演讲。&nbsp&nbsp&nbsp&nbsp日&nbsp&nbsp&nbsp&nbsp蒋介石庐山抗战宣言&nbsp&nbsp&nbsp&nbsp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nbsp&nbsp&nbsp&nbsp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nbsp&nbsp&nbsp&nbsp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nbsp&nbsp&nbsp&nbsp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nbsp&nbsp&nbsp&nbsp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nbsp&nbsp&nbsp&nbsp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nbsp&nbsp&nbsp&nbsp（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nbsp&nbsp&nbsp&nbsp（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nbsp&nbsp&nbsp&nbsp（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nbsp&nbsp&nbsp&nbsp（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nbsp&nbsp&nbsp&nbsp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nbsp&nbsp&nbsp&nbsp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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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遗忘的神文：蒋介石庐山抗战宣言
日 00:30 来源:南海网
&nbsp&nbsp&nbsp&nbsp关键词：神文 最后关头 庐山 抗战 蒋介石&nbsp&nbsp&nbsp&nbsp[提要]日，卢沟桥事变第11天，时任中华民国最高领导蒋中正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即庐山声明。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nbsp&nbsp&nbsp&nbsp日，卢沟桥事变第11天，时任中华民国最高领导蒋中正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即庐山声明。声明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至此表明了对日军挑衅的退让底线。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篇很少被提及的演讲。&nbsp&nbsp&nbsp&nbsp日&nbsp&nbsp&nbsp&nbsp蒋介石庐山抗战宣言&nbsp&nbsp&nbsp&nbsp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nbsp&nbsp&nbsp&nbsp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nbsp&nbsp&nbsp&nbsp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nbsp&nbsp&nbsp&nbsp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nbsp&nbsp&nbsp&nbsp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nbsp&nbsp&nbsp&nbsp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nbsp&nbsp&nbsp&nbsp（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nbsp&nbsp&nbsp&nbsp（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nbsp&nbsp&nbsp&nbsp（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nbsp&nbsp&nbsp&nbsp（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nbsp&nbsp&nbsp&nbsp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nbsp&nbsp&nbsp&nbsp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常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您好， []|
杨天石：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何在
四、从谈判先决条件变化为“抗战到底”之“底”
对如何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有一个漫长的摇摆、矛盾、反复的过程。
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丢失东北，在内外各方指责声中下野。次年1月，日本陆相荒木贞夫以支持蒋介石复出为诱饵，要求蒋赞同日本租借东三省，并且假意表示中国可以驻兵。蒋介石明确表示拒绝。日记云：“其亦视余为可欺也，是诚不知中国尚有人也。可笑之至！”[32] 同年5月16，蒋勉励自己：“对俄外交，当不能放弃外蒙；对日外交，则不能放弃东三省。”[33] 随后，他并制订对朝鲜和东北的工作计划，指派滕杰与刘不同为联络人。[34] 6月，蒋决定迅速派定东北义勇军指导员，并致函张学良，嘱其出兵热河，一面与东三省各义勇军打成一片，一面威胁山海关日军。[35] 同月，他在牯岭听翁文灏谈，东北三省煤矿，几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以上，铁矿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自悔此前决策错误，日记称：“呜呼！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甚自恨研究之晚，而致对内、对外之政策错误也。”[36] 同年9月13日，他自记称：“预期十年之内恢复东三省”“凡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恢复东省奋勉。”18日，蒋介石在汉口，听到日本人在租界鸣炮奏乐，庆祝占领东北，蒋介石受到极大刺激，在日记中表示，期望能于1942年以前，“在中正手中而能报复国仇，湔雪此无上之耻辱。”[37] 这些，都反映了蒋介石思想中确有捍卫东北主权的一面。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施压，中日两国形势一紧张，他又软弱、动摇。日，他的日记中有一段记载：
省察目前危局之根曰：当民国十八年，明知应与俄复交，乃为老朽者阻碍而中止， 及倭寇欲商东三省租借权时，余以为此可暂缓其侵略野心，乃亦被阻而不果，以致造成 今日之危局。至胡汉民之变乱，宋子文之弄权，国益纷乱，更启外侮，是皆余自无主宰之过也，何怨何尤，惟自承当耳。[38]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继而进犯长城各口，华北危急。从这页日记看，蒋在1931年1月拒绝荒木租界东三省的要求后，又在某个时期提出，可以接受荒木的要求，以便“暂缓其侵略野心”，但“被阻而不果”，所以蒋此时对阻止他的人颇有不满。显然，这是蒋在东北问题上的最大动摇。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动摇为时短暂。蒋介石写下上述日记之后的第22天，他就又“研究对倭战略”，认为“与倭决最后之胜负，惟在时间之持久耳”[39]
日本侵占东北，特别是扶植溥仪成立所谓满洲国后，曾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有关问题，但蒋介石大都拒绝不谈。其原因，在于蒋认为这种谈判只能使中国“丧权辱国”，不如不谈；即使谈判成功了，日本政府并没有控制、约束其军方的能力，谈了也等于白谈。[40]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认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心应战。他预估：再有两年时间，将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十年后，不只收复东北全境，而且可以“收回台湾，扶助朝鲜独立”，“自信必由我而完成矣”！”[41] 8月5日，胡适和陶希圣联名给蒋介石上条陈，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换得日本让步，从根本上调整两国关系。蒋介石即表示：日本没有信义，“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42]次年9月18日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蒋介石日记云：“收复失土，痛雪国耻，全在一身，能不自强乎？[43]
不过，蒋介石虽然希望收复东北，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又不准备，甚至反对采用战争的手段。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他说：“‘兵凶战危’，古人常说‘不得已而用之’。凡是真正懂得军事的人，一定不愿轻于作战，尤其自本党当政以来，一向以和平为职志，决不愿轻启战争，这是一定的道理。”话题转回现实之后，蒋介石表示：“我们这几年，一方面抱定保持我独立生存的决心，同时对于和平，始终为最大的努力，也不但是东北问题，就是其他中日之间的悬案，我也常常表示，只要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只要无害于中国国家的独立生存，我都可以负责解决。其理由就是保持和平为我们固有的理想，所以百事应着眼于民族久远的利害，而不在乎计较一时的恩怨得失。”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标示国民党转变政策，确立抗战建国方针的会议，但是，即使在这时，蒋介石对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盘也仍然是“经过正当、合法的外交方式”。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演讲《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将这一解决东北问题的“底盘”表达得更明确：一方面，他坚决表示：“外蒙有自治之可能，而满洲完全是中国人，绝对不能独立。”接着，他解释“抗战到底”之“底”时说：
我们要解释“到底”两字的意义，先要检讨这回抗战起头是在什么地方，才可以 得到结论。我们这次抗战是起于卢沟桥事变。凡是一种战争，要有目的，要有限度的。 如果随便瞎撞，会使国家民族自趋灭亡。我们这次抗战的目的，当然是要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和日本开始谈判，假使能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可以开始谈判，以外交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若在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没有恢复，即与日本谈判，便是我们最大的失败。……这是我抵抗的机会，也是我们不能不抵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无论如何只有和他拼命。…若恢复了平津，我门再不以外交政治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44]
在这一段演讲中，“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仍然是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和前提。如前述，在特定条件下，这一主张有其正确的、策略性的一面，是一个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的方案。但是，蒋介石将收回东北的希望只寄托在“外交的方法”，说什么“若恢复了平津，我们再不以外交的方法与日本谈判，也是自趋灭亡之道”，这就有问题了。外交的方法，谈判的方法，可以是方法之一，但是，要让日本侵略者将已经进口的肥肉吐出来，在一般的状况下，“外交的办法”难于济事。因此，还必须准备另一手，即武力收复，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北。然而，在蒋介石看来，这就是“自取灭亡之道”。显然，这是危言耸听。此事说明，自卢沟桥事变起，全面抗战爆发已经一年半，但蒋介石的对日恐惧症仍然很严重，对将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到底，既缺乏信心，也缺乏决心，反映出蒋介石在对日斗争中特殊的软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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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何在
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运用与苏联政府的支持
1937年10月，日本四相会议决定，以军事和外交双管齐下的办法，迫使中国政府取消抗日政策，放弃抵抗。[9] 22日，日本参谋本部派马奈木敬信上校到上海，邀请德国驻华大使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1月2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威胁蒋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及时结束战争，不要落到“无条件投降”的悲惨下场。11月3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述日本外务省提出的7项和平条件：内蒙建立自治政府，与外蒙国际地位相等；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以南一线设立非武装区；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停止排日政策；共同反共；降低日华关税税率；尊重外国权益。日方同时声明：如日本被迫延长战事，则条件必数倍苛刻。[10] 同日，德国外长牛赖特训示陶德曼，将上述条件转告蒋介石并劝其接受。
11月5日，陶德曼会见蒋介石及孔祥熙，转告日本条件，再次警告蒋：“千万不可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想主意”。蒋介石当即提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问题。他说：只要日本不恢复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任何条件。至于具体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首先必须恢复原状。”[11]可见，蒋提出这一问题，目的仍在剥夺日本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果”，抵制日方以其武力胜利为基础所提出的新的侵略要求。蒋自感当天的谈话很强硬，在当日记中自述云：“敌托德使传达媾和条件，来作试探，仍以防共协定为主，余乃严词拒绝之。”[12]12月2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重申：“中国在华北之主权与行政必须不变，并须保持其完整。”“如德国元首向中日两方建议停战，作为恢复和平之初步办法，则中国准备接受此项建议。”[13] 当日，蒋介石决定将谈判情况通知英、美、法、苏四国。[14]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提出“基本条件”（新四条），要求中国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政策，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对日本赔款。[15] 中国政府认为“上项条件无考虑之余地”。28日，蒋介石密嘱杨杰，将上项条件密告苏联政府并听取意见。[16]
当时，中国和苏联在反对日本侵略上有共同利益。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命其向苏方询问，如《九国公约》会议失败，中国用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时期”[17]。11月，伏罗希洛夫、斯大林在会见杨杰和张冲时都表示，在紧急关头，苏联将参战。[18] 但是，苏方的答复不过是一种表态。因此，当南京危急，蒋介石要苏联“仗义兴师”时，苏联却借词推脱了。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致电蒋介石，声称“假使苏联不因日方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恐将被认为是侵略行动，日本在国际舆论的地位将马上改善。”斯大林等开出的“参战”条件是：《九国公约》签字国全部或其中主要国家的允许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批准。电中，斯大林等表示，在上述条件未能满足时，苏联将用种种途径及方法，极力增加对中华民族及其国民政府的技术援助，同时，支持蒋介石在和陶德曼谈判中的立场。电称：“日本如撤回其侵华中及华北之军队，并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时，中国为和平利益计，不拒绝与日本实行和平谈判。”[19]
这样，将“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原状”作为中日谈判的前提，就不仅是蒋介石和中国政府的主张，而且也成了苏联政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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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抗战到底打了几年:为什么1941年才正式对日宣战？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无论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还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都只是“事变”，而不是“战争”。因为无论是1931年9月，还是1937年7月，中国都没有对日本宣战，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只有正式宣战才能称之为战争，否则战事的规模再大，损失再大，死伤再多，也只能称为“冲突”或者“事变”。所以，八年抗战也好，十四年抗战也好，都只是历史学的概念，不能算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战争概念。对于中国来说，1937年7月以后已经开始全面动员，战争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大片国土沦丧，甚至连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都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对日宣战，也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这一点更是成为某些学者批评蒋介石不抗战的论据之一。蒋介石之所以迟迟不对日宣战，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中国和日本国力相差悬殊，单靠中国一国之力是很难打败日本的，所以采取的抗战总战略是“苦撑待变”，也就是坚持抗战直到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最初蒋介石是希望苏联能够参战，后来则是寄希望于美国参战，最终借助国际局势的重大转变对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帮助中国一起战胜日本。图6：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入城式，中国即便连首都沦陷都没有对日宣战出于这种总战略的考虑，所以才一直没有对日宣战，因为一旦正式宣战，根据当时相关的国际法，第三国就无法对中国提供援助，尤其是无法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而这点对于军事工业薄弱的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如果国际局势始终没有出现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那么就只好和日本媾和，不宣战也是为媾和留了一条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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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毛泽东评蒋介石：暗藏在抗日阵线的投降派头目
资料图：毛泽东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⑴到卢沟桥事变⑵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但是卢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⑶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他们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只得和吧！”“太平洋国际会议⑷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⑸，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些，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⑹。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⑺，有些装红白脸⑻。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⑼，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⑽，而不知其他。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⑾、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⑿，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他们的阴险政策。他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如果寄希望于这些阴谋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啊！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写的文章。
　　〔1〕 见本书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4〕。
　　〔2〕 见本卷《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注〔1〕。
　　〔3〕 国际投降主义者，指当时阴谋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英美帝国主义者。
　　〔4〕 当时，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主和派阴谋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出卖中国。这一阴谋被称为“远东慕尼黑”或者“东方慕尼黑”。毛泽东在本文中所斥责的那种认为太平洋国际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说法。
　　〔5〕 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交换条件。在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间，英美帝国主义曾经几次酝酿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一九三九年六月，即毛泽东作此文时，英日正在进行谈判，重新酝酿这种阴谋。这种阴谋同英、法、德、意在慕尼黑制造的阴谋类似，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东方慕尼黑”。
　　〔6〕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就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观点、做法和阴谋。当时汪精卫是公开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蒋介石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
　　〔7〕 毛泽东这里指蒋介石和汪精卫彼此间的活动有如唱双簧的关系。
　　〔8〕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采取两面派的活动，一面还装着抗战的样子，另一面又用各种形式去进行投降的活动，就好像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演员，有的化装红脸，有的化装白脸一样。
　　〔9〕 见本书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注〔8〕。
　　〔10〕 一九三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说出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因此特别提出抗战到底的界说，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以对抗蒋介石的投降政策。
　　〔11〕 “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12〕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正与帝国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同年十月，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对于抗战的动摇，改取诱蒋投降为主的方针，在十一月三日又发表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指导方针，更换人事，改弦易辙，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亦不拒绝”。
（新浪军事）
（编辑：SN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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