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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屈原的一生 【范文十篇】
屈原的一生
范文一：栽 t毫
7 WP Z A I I： E I
茹 手 乡 层 覆 盖戴 塘 掺 芥
吸 收 培肥 土 壤而不 造成肥 害 使大
随 浇水每 亩施 高锰 酸钾 O5 千 克
苗在高温条件早 生快发 茄子 定植在
可有效控 制重茬地 茄子黄萎病 的发
小 沟 初期 吸 收小 沟 中的肥 料 随着
植 株长大 根 系延 伸 继 而 吸 收 中间
②植 株 调 整
茄子密度稍 大能
果 以下 的
沟 中肥 料 可 根 据 茄 子 的 生 长 特 点 连
但枝 叶过 密必 须 整 枝 调
续提供肥 料 减 少 追 肥 次数
整 茄 子 整 枝 方 法 是 ：第
果 采 收 后 根 据 植 株 长 势 适 当追 肥
侧 枝要 打去 留 主 干 与第
亩 施 尿 素 15 千 克 深 耕 细 耙 起 垄
上 面发 生 的分枝都要 摘 除
采 用 大棚 内 套 小 棚 小 棚 上 加 盖 草 帘
干 整 枝 强 健 的植 株 可 再 留 株茄子保留
的覆 盖 方 式 大 棚 跨 度 6 0 米 可 内 设
这样可 以集
两 个 小棚 跨度各 2 5 米 中间 50 厘
中 养 料 促 进 早 熟 整 枝 比不 整 枝 的 植 株 早 2 3 层 花 多结 3 5 个 果
米 作 为 排 水 沟 及 走 道 ( 白天 放 置 草 帘 ) 大棚 两 侧 边 缘 各 留 2 5 厘 米 间 隙
③保 花与采 收
容易落花 落果
早 春低 温 寡 照
小 棚 内设 置 两 个 栽 培 畦 每 畦
为 了保 花 保果 用
采用地 膜 小 棚 草帘 大棚组
栽 两 行 大棚 内 平 均 行 距 7 5 厘 米 株
千 毫 克／ 克 的 2
合 的多层覆盖 方式 增 温 保 温 效 果
距 30 35 厘 米
密 度 为每 亩 2 5 0 0
千 毫 克／ 克 的 茄 灵 喷 花
好 成本 低 而且 可 以 使茄子 的上 市
密度 不 宜 过 大 否 则 容 易
采 收 促进 坐 果 增 加 早 期 产 量
期较单纯 的大棚覆 盖 提前 2 个 月
造 成徒 长 引 发病 害
6 月 中 下 旬 亩 产量 可 达 5 0 0 0 千 克
其种植效益相 对较 高
发展前景 良
4 定 植 后 的 管理
①温 度 水 肥
曹县 农 业 局
管理 定植 后
周 内小 棚 不 通 风 但
应选择耐低温
要 揭 帘 促进 缓苗 以 后 坚 持每天 揭
13 9 53 0 5 7 3 6 8
光 的早熟 品种 如苏长茄 新 乡糙青 茄 西安绿 茄等
帘 揭 膜 ( 小 棚 膜 )通 风 透 光
早 春茄 子多层 覆
盖栽 培适 宜 播期 为 9 月下 旬
养 钵 育苗
般 采 用 大 棚 内套
小 棚 小 棚 上 加盖 草 帘 的覆盖 方 式
也 可用 加 温 温 室 育苗
播 期 在 10
长龄大苗容易形成僵
苗 所 以 为促使茄 苗 早 生 快 发 应 在
定植前施 足 基 肥 个月 扣好 大棚
般在定植前 2
亩施 腐熟 圈肥
酸二 铵 20 30 千克 过磷酸钙 50 千
克 氯化 钾 2 0 30 千 克
采用 三 沟
施 肥 的方法
即在 宽 12 5 厘 米 (包
沟 ) 的畦 面上 挖 三 条 浅沟 中间
较 宽 两 侧 的两 条较窄 肥 料施 入 沟
中后 盖 土
使 挥 发 出的氨气 被 土 壤
(接 上 页 )2 l 期 南 牛 肉面 贵州鸡 汤面 2 獬
凉皮制作技术 2 姐 油 煎饼 2 斌 汉 精武鸭脖
卖 多 卖 少 总 是 赚 利润 高 风 险 小
农 冢 科 按
列 函授 尽的文 字教材 (注 ：大部分光 盘 t 是没有 详细 ‰| - L 1 ] 整 技术的详细示 范 和 讲解 教学光 盘 +j 苹 的配方 的 只 有书 面教材 中才有详 细 配 方 ) 确保学会 。 因 为本 函授 主要 针 对小本经 营者 所 以 原 万 元全 套光盘 资料 只收 4 8 ( 元 本刊蠢囊 O J 刚I |■ a 嘲 -曲 广 嚆- 囊 囊 日 文 l 叼 目中 b )| 啊朔 目 ． t 心● 曩l 薯． I 精 10 8 5 | ． ● ∞ ， b 佃刨加0 5]嚆． 黼 ， 胃 ■H ' R 唾 期 广售 曩 {_
范文二：文 史 杂 谈 ２ 、 年第３ ｏ２ ． 婀　
※ 肖 燕　 　
屈 原 的 生 年　
绎讲录 》里辨析说 ，周正建子 ，摄提为寅月。古代历法　 不 一 ，有建 子 、建丑 、建 寅三 种 。建寅 跟 四季 紧 密相　 连 ，与农业生产有关 。而建子 、建丑则与政 治有关 ， 表　 示政权 的更 替 。按照周 代的历 法推算 ，则朱熹之 说应　
是周正 （ 因为夏 、殷 、周三代用的历法不同 ）。这样看　
来 ，朱 熹 的说 法便 不对 了 ，因此姜 亮夫主张 摄提 是 岁　
命 ，孟陬是 夏历正月。那么 ，当时的诸侯到底用的什么　
历？ 从现有 的史料看 ，古时的春夏秋冬 四季的分化 ，是　 以夏 历为基 础 的。殷 代的 甲骨文 ，春 夏秋冬 的字形 非　 常分明 。周代的诸侯各国 ，并不都用周历 ，楚国用的就　 是夏 历 。其他 诸侯 国则大致 是官 方用周 历 ，民间用夏　
历 ，这与民间的风俗习惯有关 。屈原作为楚 国的大夫 ， 　
方 面出于对 国家 民族的热 爱 ，另一方 面又是 楚王 的　
同姓 ，其作 品使 用 的当然是 夏历 了。这 在 《 哀郢 》、 　 《 怀沙 》等篇里 比较明显。再者因为用夏历是 当时诸侯　 各 国的民间风俗 ；屈原是人民的诗人 ，因而也 自当会顺　 应人 民的习俗 。屈原 的 《 九歌 》，原来就是对 民歌的整　
摄提贞于孟陬兮 ， 惟庚寅吾 以降　 《 离骚 》诗意画 　
（ ?门应兆作 ） 清 　
理之作 。姜亮夫 最后得 出他的结论 ：摄提是寅年 ，孟陬 　 是寅 月，庚寅是寅 日。 　 姜 亮夫先 生所发 挥 的王逸 的观点 ，为学 术界 大多　
对屈 原 的生年 ，明代就 有人 提 出讨论 ，至 清代 讨　
　 论这 问题 的 ，有十二 三 家之多 ，至 今在 学术 界 尚未 予　 数学 者所 接受 。接 着 的一 个 问题 便是 ：寅年寅 月寅 日
　 以最终统一 。 《 离骚 》上说 ： “ 提贞于盂陬兮 ， 庚　 到底是何年何月何 日？ 摄 惟 清人 邹汉 勋 用 殷 历 推 算 ，定 为 楚 宣 王 二 十七 年　 寅 吾以降。”后 人的推证 ，大都从这两句话入手进行 ， 　
归纳起来 ，大致 可分两说 ： 　
（ 元前３ ３ ） 公 ４ 年 正月二十一 １或 二十二 日 （ 《 ３ 见 教艺　
是 王逸 说。他用 《 尔雅 》之义 ，以为太岁在寅 ， 　
斋 文 存 》一 《 屈子生 卒年 月考 》 ）。其后 清人 陈畅用　
周历推算结果与邹氏相同 （ 《 见 屈子 生卒年 月考 》 ）。 　
日摄提 格 。他 在 《 辞章 旬 》注 里说 ： “ ，始也 。 楚 孟 　
贞 ，正也 。于 ，於 也。正 月为陬 ，庚 寅 ，日也 。”认为　 近人 刘师培 用夏历 推算 ，结果 比邹 、陈 二人推 算的多　 了一 天 ，即楚 宣王
二 十七 年正 月二十 一 日 （《 历管　 左 屈原生于寅年寅 月寅 日。 　 ９ １ 国粹学报 》 ）。近人浦江 清采用木星周　 二是朱 熹说 。他认为 “ 提”是天上的星座名 。他　 窥 》，１ １年 《 摄 公元前３ ９ ３　 在 《 辞辨 正 》里否 定王逸 以来 到洪 兴祖 的意见 ，认　 天密率倍数 的方法推算 ，定为楚 威王元年 （ 楚 为屈原生在寅 月寅 日而未必是寅年 。 　 年 ） 月十 四 日。 （ 《 正 见 浦江清文 录 ? 屈原生年月 日的　 这里 ，其实 牵 涉到楚 国 ，进一 步说 是牵 涉到 屈原　 推 算 问题 》）胡念 贻也 采用浦 氏的方 法进行 推算 ，得　 公 ５ 年 正月二十三　 使 用什 么历 法的 问题 。对此 ，姜亮夫 先生 在 《 辞今　 出的结 论是楚宣王 十七年 （ 元前３ ３ ） 楚
学报 １８ 年第２ 》 ） ９５ 期 　
进 入２ 世纪 ７年 代 以后 ，我国的天文 学家 与 《 ０ ｏ 楚　
辞 》研 究 者根 据 其 时 出土 的文 物 资 料进 行 推 算 ，又　
得 出新 的结 论 ，如 汤 炳 正 的结 论 是 ：木 星 于楚 宣 王　
二十 八年 ，即公元前 ３ ２ ４ 年夏历正 月晨出东方 ，屈原 即　 生 于是 月二十 六 日。 （《 史文物 的新 出土与 屈原生　 历 年 月 日的再 探讨 》， 《 四川师范学 院学报 》１ ７ 年 第４ ９８ 　
期） 陈久金 的结论是 ：屈原生 于公元前３ １ ４ 年周 历正月　 庚寅 日。 （《 屈原生年考 》， 《 社会科学战线 》１８年　 ９０
第２ ） 期 郭元兴的结论是公元前３ ２ ４ 年夏历十月初一 日。 　 （《 屈原 生年 新考 》，淮 阴师 专 《 页文 史丛 刊 》， 活 　
乔十 光漆 画作 品 ： 《 原故 里 》 屈 　
１８ ： 第８ ） ９３ 年 辑 　
日。 （《 屈原 生年新考 》， 《 文史 》第５ ）聂石樵也　 辑 认 为 ，屈原生 在公元前Ｆ ９ 旧历正月十四 日。 （《 ３ 年 ３ 屈　
不过 ，当前文史学者 ， 别是文 史普及工 作者们 ， 特 　 般多 采用郭沫 若 １４年 在 《 ９２ 屈原研 究 》 （ 见郭沫　 文
历史人物 》，人民文学 出版社 １７＇ 第７ ９９ ． 年版 页～　 原 论稿 》 ） 庚则 根据朱 熹的说 法 ，以 日本 新城新 藏　 若 ： 《 林 ０ 页 里用太 岁超辰法 （ “ 即 岁星纪年 ” ） 算 出的　 推 博 士 《 国秦汉 长历 图 》，推算 出屈 原的生 年是楚 威　 １ ６ ） 战
公元前　 王 五年 （ 公元前３ ５ ） ３ 年 正月七 日。 （ 《 见 诗人 屈原及　 屈原生 日，即楚宣王三十年 、周显王二十九 年 （ ４ 年 正月初七 ；尽管 至今仍有一些学者对郭沫 若先　 其作 品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８年版 ） 闻玉提 出　 ３０
） ９１ 张 　 屈原生于公元 前３ ３ ４ 年正 月二十一 日，并称是用 司马迁　 生的立论颇不以为然 。 保存的 《 历术 甲子篇 》推算 出来的 ， “ 是重复诗人 的结　 论 ”。 （《（ 屈原生年新考 ＞志疑 》， 《 重庆师范学 院　
作 者 ：西南 民族大学图书馆 （ 成都 ） 副研究馆员　
原 任 过 的　“工 　　 ／
节在 《 史记正 义 》里说 ：左徒相 当于唐 代左右拾遗 之　
※矫 厉 ？ 　
屈原在楚 怀王 时出任过 “ 左徒 ”一职 。唐 人张守　 王时做 过这样 的 官职 。再说 ，如 果 当时屈原所任左 徒　 职确 乎低微 ，那么 ，怀王周 围的贵戚幸 臣也就 不必　
类的 官儿。拾遗 是唐武 则天时代 设立 的谏 官 ，杜 甫就　 那么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来排 挤他 了。 　
曾做 过左 拾遗 ，不过 系从八品 ，职位很 是低微 。按 司　
屈原任 左徒 时做 了一 些什么事 ，详细 情形 现在 已　
《 　 马迂 《 史记 ? 屈原列传 》里屈 原的政务 活动看 ，楚国　 不知 道 ，所 知道的有 两件大事 ：第一 是制订 宪令 ；第　
＼　 ｍ 左徒不能等同 以后唐朝的左拾遗。 　 　 二是 联齐抗 秦 ，贯彻 “ 合纵 ”政策 。这说 明屈原任左　
逯钦立 《 屈原 离骚简 论 》、游国恩 《 屈原 》、聂　 徒 时 曾很得 怀王信重 ，内政 外交 ，特 别是外 交的事都　
ｌ 石樵 《 原 论稿 》、郭 维森 《 原 》等 著 作 ，依 据　 交给 他去办—— 齐楚联 盟其 实就 是他 主持订 立的。刘　 ＿ ＼ 屈 屈
《 史记 》之 《 屈原列传 》及 《 楚世家 》等 的记 载 ，都　 向的 《新序 ．节 士 》篇 有一 段 记 载 ： “ 欲 吞 灭诸　 　 秦
＼　 指 出楚 国的左徒 官儿很 大 ，因为其时屈 原 “ 则与王　 侯 ，并兼天 下。屈原 为楚东使 于齐 ，以结强 党。 ”怀　 入
图议国事，以出号令　 出则接遇宾客 ，应对诸侯，王　 王 既然派他 到齐 国充作外交 使节 ，这 就说 明屈原平 素 ， 　
甚任 之。 ” （《 史记 ? 屈原列 传 》 ） 职似乎 仅次于　 对列 国形势 有着深刻 观察 ，对楚 国外 交路线 有着清醒　 其
地 位最 高 的令 尹 （ 宰相 ），也 许就是令 尹 的副职 ，或　 认识 。如果 联齐政 策能够坚 持下去 ，自当有 利于楚而　 言 ‘ 室秘书 长 ”一 类。 以后 ，仅仅 有黄歇在 楚考烈　 不 利 于 秦 。 ‘ 王 　
范文三：经历
屈原的事迹，主要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前342年3月6日诞生于楚国丹阳，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从屈原的作品中看，他作为贵族参与了楚国的巫术活动。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 学者称：“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3]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两军于丹阳交战。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楚怀王十分愤怒，就动用国内全部兵力又一次袭击秦国。两军在蓝田交战，楚军又大败。韩国、魏国听到楚国受困，就都南下袭击楚国，一直打到邓。楚国听到消息后，就率军撤出秦国。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屈原的著作《国殇》即是对这场战争中楚国阵亡将士“封尸”而作的追悼词[4]。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两年后客死异国。
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屈原死日，可能是五月初五，或距这一天很近的一个日子。五月初五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论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
范文四：屈原诞生地―乐平里
乐平里是屈原的诞生地，位于富有传奇色彩的香溪河畔，至今保存着大量关于屈原的遗迹遗址，如屈原宅、屈原庙、乐平里牌坊等，其中以"屈原八景"最为有名：读书洞、照面井、玉米田、擂鼓台、滴帘珍珠、伏虎降钟、响鼓岩、回龙锁水。
屈原庙位于乐平里北沿的降钟山麓，小青瓦砖木结构，由山门、配房、大殿组成。庙前立石狮一对，有石阶67级。庙宇依山为两段，硬山顶，猫拱式山脊，青瓦粉墙。彩绘淡雅素净，为民间寺庙风格。上有郭沫若先生手迹"屈原庙"。正殿内有屈原塑像，清乾隆以来的石碑7块及当代名人书画。
在乐平里，耕牛犁田不用牛绳，是一大奇怪现象。《归州志》记载"此乡牛不需绳引，如售之别乡，亦仅三日，自后非用绳不利；如他乡牛入三闾之境，过三日亦不必引绳，而自然贴服"。所以人们把这里的牛称为"灵牛"。相传屈原在郢都为左徒官后，常回乡察民情，观民风，整理上谏和写诗，当时用的竹简往往一收就是好几捆。一次，屈原挑着担子起程回郢都，不料脚一滑，竹简散落一地，绳子也断了。他看见不远处有位老人在耕板田，于是走上前向老人求绳。老人说"我这里只有牛撇绳，给了你，我把牛无收管，哪怎么耕田呢？"屈原说到"不要紧的，以后你的牛耕田不要撇绳也能听使唤。"老人于是把牛绳递给了屈原。说来也巧，老人回过头来，把牛一试，牛果然和先前一样听使唤。从此以后，乐平里的牛耕田、耙田都不用牛绳。
乐平里有一种红梗红穗的稻子，穗粒异常饱满，传说屈原少年时代曾躬耕于此。唐代沈亚之《屈原外传》描写：屈原"蒙谗负讥，遂放而耕，吟《离骚》，依耒号泣于天。时楚大荒，原堕泪处独产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后来这块田的稻子变成了红梗红穗，乡民们都说这是屈原泣血而染，因而田名
玉米田，稻名金粳稻。
相传屈原被疏，回到故乡乐平里躬耕玉米田。不久，秦国挥师攻打楚国。楚王焦虑，急忙派人召见屈原。就在屈原返朝时，天空突然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轰然一声巨响，乐平里出口处万丈高的岩壁，天崩志裂般从空而降，一条长八百米、宽五百米的飞石巨龙横亘于河中心，阻断了乐平里。乡亲们目睹这一情景，都说这是苍天有眼，不让屈原再受奸佞迫害。但屈原爱国心切，决意返回。这时天空又响起几声巨雷，把阻河处劈开一道口子，屈原这才挥泪告别家乡向郢都。由此，回龙锁水便成了历史遗址。尔后，家乡人民为了纪念屈原，在回龙锁水龙头顶上修建了回龙寺。
屈原遭奸佞小人诬陷被撤职后，流放到汉北。行前他回到故乡乐平里，常常独自一人登上山岩，仰天长叹，自言自语。有一次他说着说着渐渐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边塞狼烟四起，秦国军队又大举进攻楚国。百姓惊恐万分，纷纷南逃。楚国将士越战越勇，秦兵死的死，伤的伤，楚国大获全胜。屈原从梦中醒来，回到冰冷的现实。他决心继续战斗，于是在乐平里擂鼓聚众练兵。官府得知后，便派军队来围剿。官军走到七里半峡，忽然几个炸雷将为首的一个武官劈成两半，士兵见此情景，心惊肉跳，乱成一团。接着山崩地裂，山上无数个石头飞而下。紧接着又是狂风大作，山洪突发，洪水象万匹战马，呼啸而来，冲向敌群，敌军全部葬身于一片汪洋之中。敌军被消灭的消息传到乐平里，人们奔走相告，都说是屈原爱国精神感动了苍天，是苍天发怒要惩罚这些不义之师。从此，乐平里乡亲们更加斗志昂扬。几个月后，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雄纠纠地走出峡口，奔向那抗秦的战场。如今，乐平里还留下屈原当年击鼓组织乡民练兵抗秦的擂鼓台。
相传屈原每天起床后来到照面井，把井水当铜镜，进行洗梳。当地人都说照面
井水，不管什么人往井边一站，好人坏人都照得出来，照人照面照心。坏人在井边站不住脚，心里胆寒，所以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照面井寒奸佞胆！
屈原有个名叫屈幺姑的妹妹，长得很漂亮，织得一手好布，唱得一口好歌。屈幺姑十八岁那年，屈原被楚怀王放逐到江南去了。消息传来，屈幺姑关在房里哭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告诉姐姐要去找哥哥。姐姐见妹妹伤心落泪的样子，非常担心，不让妹妹远离家乡。屈幺姑就天天爬上山顶，向东南方眺望，含着眼泪一声声呼唤：“我哥--快回哟！我哥--快回哟！”
屈幺姑在山顶望了七七四十九天，"我哥回"的呼唤声四十九天未停。屈原在红、羽毛金绿的鸟雀儿，张开翅膀，向东南方飞去，一边飞一边凄厉的叫着： “我哥--回哟！我哥--回哟！”
人们把屈幺承化作的鸟雀称作"我哥回鸟"。后来，神鱼把屈原的尸体托回了家乡，"我哥回鸟"也飞回了西陵峡。从此以后，每逢端午节那天，在屈原故乡的苍山翠林中，在西陵峡的云崖雾岭间，到处都可以看到"我哥回鸟"，到处都能听到"我哥--回哟"的喊声。
范文五：浅析屈原生平
诗人是什么？
美国诗人惠特曼说，所谓诗人，就是那种把过去、现在和将来融为一体的那种人。当然，惠特曼所说的是少数真正的伟大诗人。
马策说，诗人是孤独的“愤青”。
从上古炎黄在涿鹿之野的血流漂杵，夏朝的开启，历代王朝的更替，文化经济的创新，清王朝封建社会的截止，到新中国的创立，处处不无鲜红和伤泪，就是这些当时的血残和壮士们的悲凄，才有了现今的中国，5000年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曾断根的中国。
有历史的地方必有悲情，有悲情的之处必有感动。黄河潺湲几千年，中国的文化也愈开愈烈。
诗，是华夏文化得以完整考证和沿袭的重要因素，在封建社会，诗人是悲寂的。诗人很爱讲话，不同的朝代、人生、和环境，会产生很多不同的声音，而声音不对，他们的人生也可能会不对，有的诗人总是不顾自己的人生在对或不对的时候在那沓古老的黄纸上划下深深的一横，深情的描绘着大地的颜色，百姓的声音和历史的沉浮，用自己的生命一笔笔的为华夏大地拨上厚重的色彩。
中华民族早期在地理环境上的进退和较量，成就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两条大河，无疑是中华农耕文明的两条主动脉，但在很长的历史中，黄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长江流域活跃过以伏羲、女娲为代表的苗蛮集团，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实力上，都无法与华夏集团相抗衡，最终确实也被战败了。我们
在史籍上见到的尧如何制伏南蛮，舜如何更易南方风俗，禹如何完成最后的征战等，都说明了黄河文明以强势统治长江文明的过程。但是，黄河文明的这种强势统治，不足以消解长江文明。因为任何文明的底层，都与地理环境、气候生态、千古风习有关，伟大如尧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这样，中华文明才没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战火中走向单调。长江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谲的漫漫巫风中，长江文明不习惯过于明晰的政论和哲思。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将，不是圣贤，而是诗人，是一种必然。
他不仅出生在长江边，而且出生在万里长江最险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峡，我们看到屈原走来了，戴着花冠，佩着长剑，穿着奇特的服装，挂着精致的玉佩，脸色高贵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远。
很多的人都在惋叹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坛上被排挤，抱怨楚国统治者对他的冷落。这些人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深受君主重用，没有受到排挤，世界上还会有一个这样流传千古、开辟了一个浪漫主义诗词的时代的伟大的屈原吗？他们不知道：一个吟者因冠冕而喑哑了歌声，才是真正值得惋叹的；一个诗人因功名而丢失了诗情，才是真正让人可惜的；一个天才因政务而陷入于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
有的人说屈原是个不成功的人，他为何不与楚王搞好关系呢，那样他就有可能成为文学CEO，而不是投江喂鱼了！在人成为自身“成功”的工具、财富为王的时代，诗性的生活几乎就是奢侈的代名词。
诗人因为有内心话语而自我隔绝。（老愚）
从屈原开始，中国诗人的内心基调改变了，不想以前一样没有自我，有了更多的个人话语。虽然其中也关及民生和君主，但全部话语的起点和结局却都是自己。凭自己的心，说自己的话，说给自己听。被别人听到，并非本愿，因此也不可能与别人有丝毫争辩。这种自我，非常强大又非常脆弱。强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凭纵横驰骋；脆弱到风露也成敌人，害怕时序更替，甚至无法承受鸟鸣花落，香草老去。这样的自我一站立，中国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国文化。
帝王权谋可以伤害他，却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养他，却不能改变他。一个多愁善感的孤独生命发出的声音似乎无力改易国计民生，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都会低头思考自己的生命。所以，他虽然孤独却又不再孤独，他因唤醒了人们长久被共同话语掩埋的心灵秘窟而产生了强大的震撼效应。他让很多中国人把人生的疆场搬移到内心，渐渐领悟那里才有真正的诗和文学，所以，他也就从文化的边缘走到了中心。
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的被嫉受诬，将成为一个横贯两千多年的主题。而且，所有的高贵和美好，也都将从这个主题中产生。中国文学也摆开了两重意象的近距离对垒。一边是嫉妒、谣诼、党人、群小、犬豕、贪婪、溷浊、流俗、粪壤、萧艾，另一边是美人、幽兰、秋菊、清白、中正、求索、飞腾、修能、昆仑、凤凰。这种对垒，有写实，更是象征，诗人就生存在两边中间，因此总是在磨难中追求，又在追求中磨难。诗人本来当然想置身在美人、幽兰一边，但另一边总是奋
力地拉扯他，使他不得不终生处于挣扎之中。屈原的挣扎启示后代，常人都有物质上的挣扎和生理上的挣扎，但诗人的挣扎不在那里。屈原的挣扎更告诉中国文学，什么叫挣扎中的高贵，何谓高贵中的挣扎。他的高贵由内至外无所不在，但它的起点却是承担了使命之后的痛苦。由痛苦直接酿造高贵似乎不可思议，屈原提供了高洁不屈的最早的范本。
屈原不像诸子百家那样总是表现出大道在心，平静从容，不惊不诧。相反，他有那么多的惊诧，那么多的无奈，那么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随着那么多的眼泪和叹息。他对幽兰变成萧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为什么美人总是难见，明君总是不醒。他更惊叹众人为何那么喜欢谣言，又那么冷落贤良……总之，他有太多的疑问，太多的困惑。他曾写过著名的《天问》，其实心中埋藏着更多的“世问”和“人问”。他是一个询问者，而不是解答者，这也是他与诸子百家的重大区别。
而且，与诸子百家的主动流徙不同，屈原还开启了一种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无限的文采，于是也就掀开了中国的贬官文化史。被贬的官员们一个个也成为孤寂诗人，开始了对自己生活悲愤的各种文学创作。
这位在中国几乎人人皆知的屈原，两千多年来依然寂寞。他所开创的自我形态、分裂形态、挣扎形态、高贵形态和询问形态，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大半失落。虽然有很多与他经历大致相同也颇有文采的人模仿或想突波他，但终究还是差那么一大截。他的成就也是不可估量的，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
这种新诗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屈原的作品和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而发展的而来的，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 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份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而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国危亡，使楚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与此相关，屈原的作品还深刻揭露了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
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表现了他坚持“美政”理想、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精神；同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矢志献身祖国的决心。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生活的瑰丽神奇，不能钩玄出每一个人的诗心。花开花落，万物有情，江流急湍，惊涛拍岸，唯有那些静对心灵、独悟山水、神思遨游的人，方能成为诗的主人。屈原就是这样一个悬崖边上的吟唱者，“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
范文六：屈原之死与约伯的重生
公元前278年，战国时期的楚国已国势衰微，楚怀王在位时，屈原在内遭遇佞臣排挤，受到楚怀王冷遇，襄王继位后，屈原遭受的迫害日趋激烈，放逐江南。公元前，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终感无力回天。五月的某一天，他独自来到汨罗江。做出这个决定，无人知道屈原经历的思想挣扎，但又能如何?一个人与一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大多数以这个个体的悲剧而结束。他只有选择这一条唯一的道路。
这条路，也是所有对地上的国绝望之人选择的路。文革时投湖自尽的老舍，民国时自杀的王国维，均在此列。
他们的梦，诉诸于地土。
此时的江面，平静无波，注定承载诗人的一腔热血。绝望中的屈原，无力回首这一生的路，曾经的爱与恨，对家国天下的抱负，显得如此乏力。他穷尽一生，为国家，为他所热爱的诗句，为他理想斑斓的梦。此刻，竟无法逾越这艰难的一关。
屈原含恨投身汨罗江，打破了原本平静的江面，也震醒了所有寻梦者的梦。 我们的梦，何时醒来?
两千多年来，屈原被注解为“爱国主义诗人”，但其实，在他投江的那一刹那，地上的国在他摇摇欲坠的心灵中烟消云散，天上的国，也并没有在他生命中成形;屈原也被注解为“浪漫主义诗人”，但其实，在他一生的经历和生命体验中，从来没有过浪漫元素。
屈原带给中华文明的卓越贡献，不在乎他华彩绚丽的诗篇，也无关乎死亡的壮烈，诚然，这些都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屈原的深度和广度，在于他赋予中华文明“问天”的精神向度。尽管，他并没有寻索到那个非物理意义的天的背后，所发出的启示与光照，仅仅对天问的寻索，已令多少人望尘莫及。
他以开阔的笔法，写道：“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译成白话文，则是“请问远古开始之时，谁将此态流传导引?天地尚未成形之前，又从哪里得以产生?”整篇《天问》，完全以问句构成，一口气对天、对地、对自然、对社会、对历史、对人生提出173个问题，读来荡气回肠。但令人们匪夷所思的是，这些提问固然很好，足以展示他广博的精神世界，却并没有提供答案。也就是说，屈原只是停留在自言自语的层面，以至于后世读者，读时也只是匆匆而过，并不产生思想的革新与生命的重整。
比如开篇的那句，屈原在睿智思考中，已洞察了整个宇宙的来龙去脉，他没有直接引入“创造”的概念，而是在含蓄地提问中，引导读者思考如此富有秩序的宇宙背后，定有一位比宇宙本身更伟大和智慧的导引者，祂安排和创造了这一切。有这个视角，在公元前200多年，已经非常难得，即便今天的中国，有此境界的人寥寥无几。
如果按现代心理学分析，写作《天问》时的屈原，心理状态已极为焦虑。他终生为这些问题所困，外加政局变动，内遭奸党排挤，个人前途未卜，双向压力，促使屈原做出了“相忘于江湖”的决定。
在屈原另一部政治抒情诗《离骚》中，他的焦虑、困惑、痛苦，体现得更淋漓尽致。诗人普遍具有理想主义情怀，诗人从政当属人间一大悲剧。屈原在这诗篇中，从个人的成长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言被害的苦闷与矛盾，他抨击黑暗现实，俨如精神斗士。
如果说，《天问》展现了屈原对“天”的理想高度，《离骚》则将他拉向这个与“天”相去甚远的黑暗现实中。他找不到救赎的道路，无法调和天与地之间的矛盾，以至于精神长期处于苦闷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并不是唯物主义者，若干资料显示，屈原生前曾参与巫术。在《离骚》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传说，采取铺张描叙的写法，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交织在一起。那时的楚国，巫术盛行。屈原自叙“取琼茅来卜卦”，请术士为他占卜以决疑。卜卦的结果是必须远游离开楚国才有出路。经过一番考虑，仍犹豫不决。
于是再请巫师求教。之后，又经反复思索，最终决定“远游自离去”，离开楚国出游。通过审慎思虑后，诗人结束了自己的徘徊，认可了术士的“吉卦”，选择“吉日”出发。但充满憧憬的出游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中途放弃：“曲身回首停步”。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追随彭咸归去”。
可见，历史上绝对的唯物无神论者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个体前途，或家国未来，总有仁人志士采取占卜形式，来测吉凶，周文王姬昌也精于此道。而这种不以真理为归宿，不以真神为可敬拜的，在更为久远古老的希伯来文明中，是绝对被禁止的做法。因为人类有限的智慧，并不足以认识更高层面的智慧，也不足以驾驭三度空间之外的存在。那个不属于人类的智慧，决定了是祂主动向人类说话。
有一种相通的惊奇，当他求问时，他也在求问;当他受苦时，他也在受苦;当他投江时，他也想过自杀。不同的是，他求问时，有天之外的回答，他受苦时，有来自永恒智慧的光照与安慰;他想轻生时，却有朋友远道而来，展开一场对话。
后者，就是约伯。
人们对约伯的认识，是通过旧约圣经的《约伯记》。关于约伯，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多有争议。如果圣经仅仅作为救赎历史，那么约伯是否历史人物已无关重要，这本书所揭示的真理足以超越历史本身;如果旧约圣经也同时是以色列民族史，约伯的历史性存在则更令人振奋，至少安慰那些无辜受苦的人，让我们在约伯的故事里，发现痛苦背后的奥秘。
《约伯记》的开篇，令所有人类的英雄楷模黯然失色，因为约伯的正直和良善，是建立在对上帝的敬畏上。“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里的恶事，绝非人类的善恶标准，而是神在整本圣经中所设定的善恶标准，如果没有神对善恶的标准，人甚至会失去善与恶的辨别力。也就是说，约伯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也是一个物质生活相当优越的人。他不仅是物质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也是灵性的贵族。
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却连番遭遇苦难，并且其中有上帝的干预。他从原先的富足，变为贫穷;从样样都有，变为一无所有;从自信，变为自卑……
和屈原的《天问》一样，约伯在苦难的境遇中，发出了对天的追问。与屈原不同，与中华文明不同，约伯以及他背后的希伯来文明，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由来已久，在他们的观念和生活细节中，处处可以看到因对上帝的信靠而产生的全新风貌。
尽管在这一角度，约伯看似比屈原优越，至少，他已经寻索到那个天背后的主宰，但遭遇苦难的约伯，同样产生过自杀的念头，甚至咒诅自己的生日：“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此时的约伯痛苦到极点，他乃是性情中人，不掩饰自己的情绪，甚至忘了摩西十诫中关于“杀人”(包括自杀)的诫命。
阅读《约伯记》，处处可体会到约伯真实的心灵挣扎。他与三个朋友争辩，但约伯的三友自认为已经认识上帝，按传统宗教的观点定义约伯的遭遇，认为是他的罪带来的苦难，但约伯记开篇，描述了约伯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他自己也难以想通，更从朋友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直到上帝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一种全新的视野被打开了。上帝以祂的威严和权能，使人类包括约伯的道德和自义被瓦解;以祂的智慧和公义，使人类包括约伯的苦难得到新的解释，也就是说，万有都是从上帝而来，包括任何人所遭遇的苦难。直到新约时代，使徒也陈明这项伟大真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一种以上帝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产生了：“义人为何受苦”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这世界如果有一个义人，那么上帝的义就全然废除，当人们自以为义的时候，恰恰最远离上帝，;甚至在上帝那里，苦难本身也无须发问，因为上帝差遣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以十字架上的悲剧，参与到人类最惨痛的苦难里。祂在十字架上，与人类的所有境遇认同。
从自我的层面，转移到上帝的层面之后，约伯的思想境界和生命境界，被彻底更新：“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的简短祷文，瓦解了人类的雄心壮志，瓦解了所有诗人和君王的家国梦想。苦难过后，上帝仍赐福约伯，比先前的更多。
对比约伯和屈原的境遇，不免唏嘘慨叹——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个体，其故事大致相似，结局却天壤之别。
当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国家里，那么曾经热爱的国家，有一天会注定让你失望;
当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道德里，那么你的道德并无法与周围的世界认同，此时，你会无所适从;
当一个人，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外界将赋予你更大的压力，你会难以驾驭;
当一个人，只以自己的事为念，那么注定了生活中的一丝风浪，足以令你自杀谢幕!
屈原的时代已经久远。他死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端午节由此而来。但人们是纪念他的死?他的爱国?他的诗篇?或是别的什么?恐怕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问题。与屈原同样的自杀现象，在几千年后的当下中国社会，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原因大致相同——无非是对社会的绝望、对生存的恐惧、对生命的倦怠、遭遇人际关系的压力，等等。几年前，人大博导于虹自杀前，写下绝笔《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这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精英仿效屈原之死发出的“天问”。他所寻觅的爱，其实就是上帝的爱，以及基于上帝的爱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爱。
这一切的背后，仍然因为我们没有走向约伯的上帝。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还原历史现场，也许人们看到的，是与上帝相遇的屈原，合理地看待这世上的一切，包括自己，包括他所献身的国家和人民，然后选择以另一种方式，走完他余下的道路。
范文七：屈原生平简介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
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范文八：屈原的生平资料，比较可信的仅有《史记》中一篇传记。这篇传记似乎存在错乱，有些地方不易读明白。现在加上屈原作品中的自叙，和研究者中较流行的看法，姑且对他的生平描绘大致轮廓。
屈原（约前３４０—约前２７７）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本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据推算，他当时仅二十多岁，可谓少年得志。后有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把他为怀王制定的政令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同上）。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秦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似乎没有结果。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大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他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距这一天很近。五月五日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①。
①参见闻一多《端午考》。又北朝魏收《五日》诗云：“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似乎直到南北朝，南方还保存着端午节祭东君的习俗。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与他为敌。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地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否则无法解释怀王起初怎么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
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范文九：一 　　 　　 四月二十三日，天降异象。先是气温陡然升至三十余度，艳阳暴烈，午后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如注大雨夹杂着弹珠似的冰雹袭击了整座城市。黄昏从办公室出来，全城交通堵塞，每一辆汽车哀哀其鸣，无法动弹。我骑着摩托车，见缝插针，回旋于小街陋巷之中，好不容易才得以回家。上楼之时，居然见楼梯口伏三尺绿蛇一条，心顿时骇然大乱，不由竟有了贾谊乍见?鸟之胡思。 　　 这几天，我饮食出行，与平时无异。稍有异动的，是我打算写一篇有关屈原的文章。这篇文章乃应酬之作，我本想随便拿一些大话道话搪塞一下。众口铄金，屈原早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丰碑，是中华民族的精魂之所在。我无论怎么夸赞他，都不为过。而且凭借对古人天花乱坠的褒扬和推崇，还可以像别人那样成就了自己的德名和才名，把自己打扮成这个社会的道德典范。孰料举笔半晌，竟是难置一词。我知道，这实在有违自己的心性。 　　 在我看来，所谓的历史文化大散文，并不是要我们把历史人物粉饰成一具金光闪闪的菩萨。而是要借对历史的批判和感悟，呈现出作者自己独特的思想、人格、才情、喜好，甚至偏执，浅薄、愚陋、虚妄来。那样的散文才属于自己一个人的。 　　 基于这种原因，我只想写出我自己对屈原生平一点感悟。如果今日天降异象，是老天因洞悉我即将的胡说八道而大发雷霆之怒，我也将去而不顾。言为心声，谁能阻挡我说真心话的权力呢？最多是让世人骂我无知狂生罢了！ 　　 　　 二 　　 　　 窃以为，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的成名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归功于司马迁。因为在《史记》之前，其余没有任何史书有过关于屈原的介绍。就连厚厚的一本《战国策》，屈原的名字都没提一下。可见屈原在他那个社会，是一个默默无闻，或者说作为不大的人。在时代的大风云中，他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值得在史书上留一笔。晚他二百余年的司马迁尽管在列传中写到了他，但马上觉得他的事迹与其余诸子相比，太过薄弱，便只好把贾谊拉进来与他共列一传。这在《史记》中是非常罕见的。 　　 从《屈原贾生列传》来看，屈原生平的事迹只有二三件是清楚的。一是与上官大夫争宠，被楚怀王疏远。上官大夫对怀王说：大王让屈原制订法令，每每法令一出，屈原就在外面自吹自擂，说这件事不是我就再没有人能够完成了。怀王大怒，就这样疏远了屈原。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屈原的确曾给楚国制订过法令。至于司马迁说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之事，就多属道听途说，没有具体事例作为佐证，只好含糊其词，一笔带过了。 　　 二是秦昭王打着联姻的幌子，想把楚怀王扣押作为人质。屈原一眼识破秦昭王的阴谋，力劝怀王不可入秦。可怀王听了他小儿子兰相反的建议，仓促之间就去与秦昭王相聚，结果真的被扣押了，秦昭王要求他割让土地作为交换。怀王不肯，最后落得个客死秦国的下场。 　　 三是屈原到处散布怀王忠奸不辨的传言，使得令尹子兰火冒三丈，便找上官大夫到顷襄王那里告了一状，顷襄王一听，就把屈原远远发配去了汩罗。屈原披头散发来到汩罗江畔，被一个渔夫认出来了，就问：你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到了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了？这句话触发了屈原一腔悲愤之情，于是对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所以被放逐到了这里。渔夫诘问他何不同流合污，屈原一连用了几个比喻，表达了自己的高洁之心，并临江赋《怀沙》一曲，然后抱着石头投江而死。 　　 曾经以自己的言行干预或影响历史进程的人，在司马迁以前的历史长河中可谓车载斗量，数不胜数，屈原的那点事迹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司马迁最后为什么就把屈原归于七十二列传之一呢？这应该跟司马迁本人的遭遇不无关系。司马迁在作《史记》之前，因替降将李陵开脱罪责而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腐刑。这种奇耻大辱，让司马迁痛不欲生。想着自己的一腔报国报君的热血竟落得如此下场，左思右想，不得其明。恰好看了屈原一系列忠君爱国、幽怨悲愤的文章，感同身受，不禁潸然泪下。于是就有了替他立传的心思。替屈原立传，从另一方面讲，也是隐性地替他自己申张冤屈。不知各位读者有没发现，整篇《史记》中，司马迁都是以局外人的姿态介入到历史人物和事物之中，只在文章的最后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唯独《屈原贾生列传》不同，屈原的事迹还没叙述多少，司马迁就忍不住大段大段对屈原的遭遇发表自己的看法。把屈原的为人为文夸上天了。“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皎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些溢美之词，与其说是在夸屈原，不如说是在夸他自己。“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这些话，用来评价《史记》算得上恰如其分。而用来概括屈原的文章，却不相符。屈原的文章直抒胸臆，饱含激情，以?丽浪漫见长，长篇累牍表达的仅仅是自己的高洁之心高远之志和忠君爱国的抱负，让人读之颇嫌其繁，其文并不约，其辞也不微。 　　 相对屈原政治作为的平庸来说，屈原的文章在那个时代可算得上独树一帜。这种独树首先表现在文本的建设上，吸取《诗经》和《古乐府》的精华，屈原创造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骚体，为绚烂多姿的楚辞拉开了划时代的序幕。这种骚体好就好在能借物咏怀，直抒胸意、摧肝裂胆，反复吟咏，把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丝毫不显得造作。给人在阅读上造成一种排山倒海却又九曲回肠的气势，将读者的情感一下子就俘获了。特别是与他遭遇相近的人，更容易感同身受。可以说，司马迁先是从屈原的文章中找到了一种震撼人的力量，才决定替他立传的。屈原的文章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之名。 　　 　　 三 　　 　　 大学时我学的是中文，所以《九歌》、《离骚》、《九章》、《天问》等篇章都在老师的引导下有过系统阅读。那时年纪小，并没有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或者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不免人云亦云，被书本和老师对屈原的溢美之词唬得一愣一愣。这几日重读这些篇章，才发现除了在文本上具有开创意义外，屈原的思想境界并不显得如何高远。内容和主题也非常重复，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重复写作。屈原所有文章的主题无非是说明自己有经天纬地之才而得不到重用，希望贤明的君主能将他重新召回，让自己的才能为国所用，为民所用。而他就在这种漫长的等待中，一边怨天尤人，一边梳理自己受伤的羽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悲愤中无法自拔。以致沅湘之人邀他作祭祀之礼、歌舞之乐，他一写一写，就把自己的忧愁焦虑全写进去了。《九歌》十一篇，写得几乎全是等待君王召他回都的主题。好在愚蛮之地的人们识字断义的并不多，不然谁有兴致拿《九歌》在祭祀上歌之舞之呀？ 　　 屈原无疑是一个语言大师。且看他的《湘夫人》开篇几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我相信只要稍通文墨的人，读了他的这几句话，内心都会像被针尖尖给挑了一下。那个绝美绝伦、超凡脱俗的美人，只稍微几笔，就勾勒得栩栩如生。这样的美人，就算是山高水长，道险路崎，我们也想目睹其芳容一回。 　　 可惜的是，有如此神韵之笔的屈原，在刻划这个美人时，心里想到的却是皇帝那个糟老头子。在他的绝大多数篇章中，他都把皇帝老儿当美人对待。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怨又不敢怨、恨又不敢恨的等待垂青之人。知道了这一点，屈原文章中那些再绝美的意象也不能使我迷醉了。我不喜欢那些爱政治像爱美人的人。美人是人世间的珍宝，而政治只是垃圾。美人需要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敬爱呵护，而政治只需要像清理垃圾一样去搬弄就可以了。把政治当美人对待的人，注定成不了什么大器，所以屈原失败了，在现实生活中撞得头破血流。事实上像屈原这样心无城府、不懂权谋之人，纵然有盖世之才，也不会得以施展。举个例子来说，就像那些杂耍演员能把十几个乒乓球在手中耍得七上八下、眼花缭乱，可给他一张乒乓球台，一副乒乓球拍，让他对付一个乒乓球，他完全可能不是一个普通人的对手。屈原的悲剧就在于他狷狂的个性不适合在口蜜腹剑的政治舞台上呆。水至清而无鱼。就是这个道理。晚他几百年的诸葛亮就做得比他好多了。从品格、德行和人文关怀上讲，诸葛亮丝毫不比屈原差，两人都是处在乱世之中，诸葛亮却能从中脱颖而出，成就了自己的盖世霸业。原因就是诸葛亮比屈原多一颗兼收并蓄之心，懂得择主而事。 　　 在《屈原贾生列传》之尾，司马迁就曾经叹过，“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确，我也有类似的感叹，真正的大情怀，应以天下苍生为念，学得屠龙术，不是“货与帝王家”，而是要“左右帝王家”，这才是大气魄、大襟怀。春秋时候的孔子、孟子、荀子及苏秦、张仪等人在这方面就开了个很好的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有真本事，走到哪里不能“为自己服务，为人民服务”啊？现在看来，春秋战国史，几乎就是一部思想家的历史，那些所谓的帝王好多都只是些傀儡罢了。这样做的好处还有，可以树立文人和思想家独立的心性、人格和价值观。可惜屈原不懂这些，把个楚怀王当作他“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现，先秦诸子大多以思想闻名于后世，独独屈原是以他自我标榜的道德或者说“牢骚”立于后世。连与他共列一传的贾谊都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充满理性之光的政论文流传下来。可屈原的思想竟见不到一鳞半爪。屈原真像他自己所说的有治乱之才吗？这恐怕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屈原有三句话流传得最广。一句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再一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第三句是“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仅这三句话就可以确立屈原高标的胸怀和高洁的品性。我在《一日洞庭》中就曾经说过，笔下“先天下之忧而忧”是没用的，而要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其实心中“先天下之忧而忧”也没多少用，得要自己的能力担得起“忧天下人之先忧”。不幸的是，屈原并没有给后人显示出他为生民造福的能力和实例。楚国的法令就算是他修制的，在当时也并不显得优于其他诸国。至于“路漫漫”一句，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将它背叛了，他没有像文天祥那样去不屈不挠地求索，而是一听都城失陷，就自毁而亡。至于“浊清醉醒”之句，完全是梦呓之语，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才会发出那种感叹。中学时，包括我在内的少年，都喜欢把这句话抄录在语文课本的封面，以明其志，居然一点也不脸红。到了大学，就再没有人敢这样做了。举世皆浊，唯有自己清；众人都醉，唯有自己醒。天啊，六十余岁的屈原还敢喊出这样的口号，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这种“磕了脑壳”的气魄。事实上，当时楚国为国而死的仁人志士多不胜数，在各种史书中流传下来的侠肝义胆之人也比比皆是，何独只有他屈原是清醒的呢。从这句话中，倒可以看出屈原偏执的个性来。宦海沉浮，乃人生常理。为什么他屈原一旦含冤受挤，就好像天塌下来了一般，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在与他为敌呢？ 　　 　　 四 　　 　　 鲍鹏山先生在《屈原，无路可走》中认为屈原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业绩，而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这句话的确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屈原的“成功”正是因为他的失败。历史的天平已向秦国倾斜，屈原就算不被排挤，让他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也不一定能挽救楚国灭亡的结局。那样的话，屈原在历史的黄卷中根本不可能发出如此强劲的光芒。屈原的成功得归于他那些自我标榜的文章，而这些文章正是他在被疏被贬之后才完成的。在春风得意的时候，屈原似乎忘记有注书立说这回事了。他每天写的都是官样文章，就是现在所说的汇报材料。并且为这些材料的出语不凡而沾沾自喜（我想上官大夫也不会空穴来风，从屈原后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自视甚高，在《离骚》中一开始就说自己有高贵的血统高贵的姓氏；在《涉江》中又说自己喜欢穿奇装异服，标新立异。后来的国画家们一画到屈原，就让他的头仰得高高的，云帽崔嵬，宽袖阔袍，一副视天下英雄为无物的架势）。 　　 有了屈原的被贬，才有屈原的文章，才有司马迁的感动。如果说给屈原立传是司马迁用木头给屈原雕塑了一座神像，那么司马迁对屈原的溢美之词就是撒向那个神像的第一层金粉。从屈原到贾谊，再到他自己，司马迁以为他们三个人所受的冤枉，在中国的知识界定是空前绝后的。可他没想到的是，在君权至上、毫无人权的中国社会里，历代以来“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的知识分子实在太多太多。而他们一旦失势，每每就自比屈原，下笔千言，抒情明志，将七分给予屈原，三分留给自己。这样一来，屈原身上的金粉就越撒越多，越涂越厚，那神的面貌就越来越清晰，那神的光芒就越来越辉煌。已故作家江堤在他的《绝途》中认为，“屈原的痛苦是高层知识分子的痛苦，是上层知识分子的集体失意，其主题是失宠于帝王，落魄于官场。屈原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是他们用来抗拒堕落、战胜自我的一种话语武器。”他说得太好了。屈原正是一个失败的神祗。“恨天低，大鹏有志愁难展。”屈原成了天下失意知识分子心灵的慰藉，而他的文章就像一杯暖暖的烈酒，让千古以来那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在凄风冷雨的夜里，伴着青灯，痛饮不休。到后来，几乎发展到每个少年在“强说愁”的时期都要经历一个“屈原情节”。他们都是高呼“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口号长大的！
　　当然，“蛋糕”之所以能够越做越大，是因为历代帝王都允许这个“蛋糕”做大，没有人为地去破坏。屈原的确有一定的反骨，但他再怎么反，都没有反到皇帝老儿头上。就像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屈原根本就没想到要跳出怀王的“怀抱”。而屈原提倡的“忠君爱国”的思想，正是历代统治阶级最为需要的。对那些才华横溢、不懂权变的知识分子，皇帝老子喜欢了就召回，动怒了就贬去，只希望他们一个个都成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屈原模式”的人。屈原的精神力量塑造得越强大，那些失意文人聚众谋反的几率就越小，皇帝老儿的江山就越稳固。从这方面来说，屈原的文章思想就带有了某种精神鸦片的意味了。“秀才谋反，三年不成。”那三年秀才们干什么去了？去和唱《离骚》，抒发情怀去了。这当然只是一句笑话。我想说的是，屈原看似悲愤交加的文章，其实却有一种软化功效，能把后人的失意情怀梳理循导进入某种渠道。“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屈原的文章就有这样的催化作用。 　　 如果偏执一点，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几乎都出自先秦。先秦之后，可以称得上哲学家的人几乎寥若晨星。为什么？除了体制问题，我看“屈原精神”在其中的影响力也不算小。有着贵族血统的屈原一直以王朝为正统。所以一旦被逐，就觉得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分崩离析。当时楚国的郢都是现在湖北省的江陵市，离汩罗其实并不太远。物产地貌也没多大区别。可屈原就是觉得“郢都的月亮比汩罗圆”，被逐之后，就魂不守舍，精神恍惚。简直还不如他笔下一枝“杜衡薜荔”什么的。杜衡薜荔无论遗失在多远多深的江湖，都能长出自己一份独特的精彩来。叶绿枝肥，花发幽香。而不管有没有人赏识。屈原怎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呢？ 　　 自屈原之后，中国真正的哲学家之所以少之又少，部分原因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被王化正统蒙蔽了双眼，失去了自由的个性，从而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精神。群星灿烂的西方哲学家们就很少有几个是以离统治阶级的远和近来判断自己价值的大和小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与政治仕途半点关系都没有。 　　 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劝这个民族还是不要把屈原当作民族的神魂为好。事实上，在时光的淘洗磨砺下，屈原也不再是历史中的那个屈原了，而成了一件符合公众需求的伟大艺术品，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屈原形象。就像“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一样，“屈原精神”也成了历代知识份子集体幽怨的结晶。就像把一粒沙子塞入蚌壳之中，若干年后掏出来的是一粒珍珠。这就是历史中的屈原与人们心中的屈原的区别。从这一点来说，屈原精神倒可以代代传下去了。
范文十：屈原的生平故事及其作品
屈原的生平故事简介：
屈原(约前304~约前278)，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另有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但丁)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开创了诗歌从集体歌唱转变为个人独立创作的新纪元，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奠基人。
两度使齐、竭力救楚。屈原很年轻时，楚怀王发现了他的才华，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左徒，参与议论政事，起草政会的工作，并且兼管外交。面对七国争雄的政治局面，楚国上层贵族产生两条路线：一派是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投降路线；另一派是以屈原等一些策士为首的反投降路线，主张楚国与齐国要联合魏、赵、韩、燕等结成一个“合纵”的阵营，以抗拒强秦。两条路线形成尖锐的对立。但是由于楚怀王目光短浅，昏庸无能，使亲秦派占了上风。以楚王、靳尚等最高统治集团，横征暴敛，吏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公元前 313 年（楚怀王十六年），屈原出使齐国不久，秦惠文王为破坏六国合纵联盟，打算首先攻打齐国，而当时齐楚友好，关系十分密切。秦惠文王担心一旦攻齐，楚国会助战，为了说服楚国在他侵略齐国时保持中立，就派张仪带着厚礼游说楚国贵族，并许诺愿意奉送商於的六百里土地。绝齐连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齐国，在齐国的屈原感到十分痛苦和忧虑，匆忙回楚，被怀王冷落。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派使臣去秦国接受商於六百里土地，张仪却不认账，怀王恼羞成怒。屈原建议重新与齐和好，以后再合力攻秦。怀王对秦用兵连连失利，损兵折将，怀王感到势单力薄。在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倍遭怀王疏远和冷淡的屈原，再次建议怀王联齐抗秦。楚怀王虽然还不甘心，但是被形势所逼，也只好答应了。于是派屈原第二次出使齐国，重修旧好。当时，屈原是闻名的才辩之士。他的使齐，在各国反响很大，特别是引起秦国的恐慌。
公元前 311 年，秦国迫于形势，不得不退还汉中之地以求和。楚怀王想到曾受到张仪的愚弄。便提出要求交出张仪。张仪到达秦国后，怀王宠妃郑柚、靳尚、子椒等接受贿赂的大臣们也都极力替张仪说好话。糊涂的楚怀王听信了他们的话，竟糊里糊涂地将张仪放回了秦国，等屈原出使齐国回来，听说放走张仪之事，马上进谏，怀王才有所醒悟，想立即派人去追杀张仪，但张仪已经走了多时，追也来不及了。这一年，积极推行连横政策的两个主要人物秦惠文王和张仪，相继死去，这显然是六国合纵的良机。然而，楚怀王缺乏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不能审时度势。
公元前 239 年（怀王三十年），秦昭王假说要把女儿许配给楚怀王的儿子，约请怀王到武关相会。屈原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劝怀王千万不要答应秦国的邀请。怀王不听屈原的忠言，到武关赴约，但不出屈原所料，怀王一进武关，秦兵就把后路切断，要求怀王割地。怀王不答应，偷偷地跑到赵国。赵国怕秦国的势力，又把他送回秦国当了俘虏。3 年后，怀王在秦国被囚禁而死。楚国只好立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做国君。
遭谗流放、汩罗自沉。屈原觉得自己的国君被秦国骗去，死在外国，这是国家莫大的耻辱。他痛恨那些卖国的奸臣，也痛恨自己不曾尽力为祖国作更多的事。无比的沉痛和愤怒使
屈原的心一刻也难得安静，他吟诗作赋，来揭露奸臣的贪心和丑恶。这些诗很快就传开了，靳尚、子阑之流听到屈原责骂自己，气极了，马上去找顷襄王，诬陷屈原对新即位的国君十分不满，并在外鼓动群众反对朝廷。顷襄王将屈原赶出郢都，流放到江南一个人烟稀少、荒凉偏远的地方。屈原虽然身遭逆境，却不肯丢掉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拯救国家的危难，使百姓过上好生活。因此，流放期间，他很关心朝廷的事情，只要有郢都来的人，他都要仔细打听军事、政治方面的消息。
公元前 278 年，屈原听说秦国又派大兵侵略楚国，当他得到来自郢都的消息“秦国的白起，侵占了我们的郢都！的恶耗时，他悲愤已极，他听说洞庭、五湖、江南先后陷落，顷襄王仓惶出逃，不得不到陈（今河南睢阳）避难，几乎绝望了，他眼望大好河山被强秦所占，楚国人民将倍受奴役之苦。他思绪万端，奋笔疾书，写下最后的《哀郢》、《怀沙》等不朽诗篇后，于公元前 278 年农历五月五日的夜晚，他坚定自然地跳进了汨罗江，结束了他伟大光辉的一生。那年他 62 岁。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将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定为端午节。
屈原的作品：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
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
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