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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操练―做一个同情别人的人 范国兴牧师
刚才我们看了两处经文：一处是&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十二15）；另一处是&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林前十二26）。这是我在两个礼拜前就已经准备好的内容，结合上一个礼拜刚刚发生的事件，我们每个人应该与喜乐的人同乐，并且要与哀哭的人同哭。
我首先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在08年你最喜乐的事是什么事？奥运会。我们的全民口号是：我奉献，我参与，我快乐。每一个人都在快乐之中，每一个人都在庆幸当中。今天距奥运会还有82天，每天我们都在盼着奥运会的到来。但是在奥运会举办之前，总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会跟着不愉快，跟着不喜乐。
我们来思考第二个问题：眼前你认为哪一件事情是你最痛心的事情？上一个礼拜是母亲节，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地为母亲过生日。礼拜一下午两点二十八分零四秒，四川发生地震。这是每一个人预料不到的事情，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内，只是我们尚且不明白而已。当我们看到武警战士从废墟中救出了一个生命时，他的母亲喜乐，家人喜乐，我们也同样为他喜乐。
父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首先从三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操练自己去同情别人？我们首先要问问自己：什么是同情？正如保罗所说：当别人喜乐的时候，同别人一起喜乐，这就叫同情；当别人哀哭的时候，与别人一起哀哭，这就叫同情。也就是当别人遇到喜乐和哀哭的事情时，我们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肯感受别人所感受的，这就叫做同情。
我们应该同情哪一些人呢？基督徒只是同情主内的弟兄姊妹，还是所有的人？如果我们将《罗马书》十二章15节和16节连在一起看，似乎是说同情主内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放开眼界来看，从14节到16节，以至整个《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看到的是让我们同情所有的人。这是基督的爱，正如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一样，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参：太五45）。弟兄姊妹，我们的同情不只是局限在教会里，更是包括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
圣经上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想问，你认为这两样哪一样更容易？与人同乐容易，还是与人同哭容易？同乐容易。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能在患难中帮助你的朋友，才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但是今天我要讲，只有在喜乐当中同情别人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在喜乐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往往是比较同情弱者或是悲伤的人，但是对于快乐的人容易疏忽，容易大意。
比如有两个母亲，她们各有一个孩子同时参加高考，其中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而另一个没有考上，没有考上的孩子的母亲能喜乐的起来吗？再有，两个人是同事，到年底要发奖金的时候，&你的业绩比我高多了，你得奖金八千元，而我的业绩很小，奖金只有两百元。&我能与你同乐吗？很难乐得起来。由此我们看到，与哀哭的人同哭相当难，但是与喜乐的人同乐就更难了。只有一个基督徒，一个被主所改变的生命才不再依照自己的感情去行事，乃是以耶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事为念。
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要相信，大家的快乐是我们的快乐；大家的忧伤也应该是我们的忧伤。与这些相反的，就是嫉妒别人的幸运，对于别人的不幸或坎坷，幸灾乐祸或是落井下石。这都是在我们未信主之前，一个未重生，未悔改的生命的流露和表现；这都是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存在的心理状态。上帝需要我们认同喜乐的人，同情无助的人。
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不能同情别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当我们的弟兄或是我们的姊妹成功、快乐时，我们并不快乐，原因就是因为嫉妒。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有一个浪子的比喻。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呀，我年纪也不小了，请你将我的家业分给我，我想去打工，想到外地去闯闯。&父亲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将小儿子应得的那份产业给了他。小儿子就拿起他应得的资产到远方去了，任意浪费。不久后这个地方遭遇了特大饥荒。于是他就求助一个老朋友，老朋友就说：&你帮我去放猪好了。&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穷困到了如此地步。他突然明白过来，&我父亲有很大的家业，难道我要在这里等死吗？我今天一定要回去。&
在回家的路上，他反复地想：&我怎么有脸见父亲？我怎么向父亲开口？我怎么回到家里？不如我就这么对父亲说：&父亲，你不要把我当儿子看待，你就把我当一个雇工好了，给我一口吃的就行。&&他这样想就这样去做了。快到家的时候，离父亲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父亲看到他破衣烂衫地走过来，越看越像自己的儿子，就冲上前去抱住自己的儿子连连与他亲嘴。他也许很久没有洗澡，没换过衣服，甚至身上的气味已经很臭了，可是父亲依然抱着他与他亲嘴，并且告诉家仆说，给他儿子洗澡更衣，设摆宴席，把家里的肥牛都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家里面一片欢天喜地的气象。家里所有的亲人，所有的仆人都很高兴。正在他们高兴的时候，他的大儿子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了，听到家里奏乐的声音也很喜乐。于是他叫来一个仆人问：&家里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热闹？&仆人就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他听完之后喜乐吗？他不喜乐了，他很生气。他不进家。父亲说：&儿啊，你进来吧！你的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终于你哥俩团圆了，你赶紧进来吧！你的弟弟回来了，多年的盼望，终于回来了！&他还是没有听父亲的劝勉，并说：&你的这个儿子和娼妓消耗了你一切所有的，他干一些不正当的事情，耗尽你的家业，他这么一回来，你倒把肥牛都给他宰了！可是我服侍你多年，你并没有拿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参：路十五11－30）。
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哥哥是谁呢？也许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的弟兄姊妹从错误当中转回，也许我们没有喜乐，而是像约拿的心情一样，像那个浪子的哥哥的心情一样，心里会想，&如果你不回来，家业都是我的，你已经分走一部分了，你今天一回来，又要瓜分我的产业了，于我的利益有害。&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或许在我们的公司里，在单位里，你的同事的业绩、业务超过你的时候，或是别人的待遇优越过我们的时候，也许我们也不会同乐，恨不得他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我们才会高兴。这就是我们的嫉妒之心。
所以弟兄姊妹，藉浪子的比喻我们可以得到启示：我们不要再嫉妒我们的弟兄，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嫉妒别人的财富，不管别人有多少钱财，不管别人住着多大的房子，开着多好的车子，你不要嫉妒。你也不要嫉妒别人的学识，不要嫉妒别人的能力。别人干活很有能力，做什么事都有能力，你不要嫉妒别人。别人长得很漂亮，你也不要嫉妒。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给你最好的，心里没有嫉妒，就是上帝所喜悦的。由此我们才能去同情别人，才能站在喜乐的人的立场上，也能站在不喜乐的人的立场上。
保罗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也许这两种状态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他有时喜乐，有时不喜乐。对你来说，他喜乐的时候与他一同喜乐；他哀哭的时候与他一同哀哭。同样，它更是指两种状态：当一部分人处于困境之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表示同情之心；当一部分人遇到高兴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与别人一同庆祝。这是一个基督徒依照上帝所赋予我们的情感去帮助别人，支持别人，不再依照我们个人的情感。在别人的心目当中留下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慈爱。
在圣经当中记载了一个人，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半道上被强盗打个半死，扔在了路旁。不久有一位祭司从耶路撒冷下来，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倒在路旁，就绕道而行，过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过来一个人，是利未人，也是如此，从旁边绕道而行。又过去了一段时间，又有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外邦人的打扮，他牵着自己的毛驴，骑着自己的牲口过来了，他看见伤者，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附近的小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请您帮助照顾这个病人，此外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参：路十30－35）
弟兄姊妹，这三个人，哪一个有同情之心呢？撒玛利亚人。耶稣基督用一个外邦人来提示我们，用一个外邦人来督责我们。有时我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主的门徒，传福音的，我是老信徒。&可是我们的爱心倒不如一名非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在这件事上提醒我们，给我们提出很大的挑战，惟有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去帮助这个在灾难中的人。但愿我们每个人也能效法这个人，去帮助在灾难或患难中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但是我们做的还是不够，我们需要神来继续帮助我们，继续引导我们。
有个姊妹说：&范牧师，礼拜一这个灾难，你怎么看待？是不是因为汶川这个地方的人都不敬拜神，这些人都作恶太甚，所以被神惩罚了？&我说：&姊妹，如果说作恶太甚，罪恶满盈，那不如从大都市开始审判更好。&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很偏远的农村，很偏远的城镇。《路加福音》十三章1&5节：&正当那时，有人将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搀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这段话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这是提醒当时的加利利人，提醒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告诉这位姊妹，&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不要去议论别人，这不但是没有同情之心的表现，而且还会凭主观轻易下定论，说：&这些地方的人肯定有罪，肯定罪恶满盈，所以才遭天灾人祸。&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的，我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相信当灾难来临的时候，对于活着的人，有两个挑战和提醒：第一是你要伸出援助之手，要奉献你自己；第二就是要省察我们自己，我要悔改，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幸免于难活着的人就没有罪，所以他能逃出死难，而死了的人都是有罪的，不是如此！乃是上帝藉此提醒我们，他给我们留下悔改的机会。为什么没要你死，而是要你有悔改的机会！为什么今天要存留我们？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就是让我们有颗同情别人的心，去献上我们的爱心，献上我们的奉献，献上我们的关怀。
其实谈到这里我更想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同情别人的人。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论八福中讲到：&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怜恤本身就是同情，是帮忙伸出援助之手的意思。《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的娶亲筵席上。结婚对于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事情，是多么喜乐的事情，人间最大的喜乐莫过于结婚。在喜乐的事情上，耶稣基督和门徒与大家一同喜乐，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你们结婚为什么要请我？我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婚礼，因为我和门徒都不结婚。&他乃是依照人认为最好、最喜乐的事情去参加，可以说耶稣基督是与喜乐的人同乐。
可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导致他们都不喜乐。是什么事情呢？酒用尽了。我们知道酒是助兴的，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喜乐，越喝酒越兴奋，可是喝着喝着，酒却没了，大家是多么难受，特别对于办喜事的主人家是很尴尬的事情。
如果是今天，这不是个问题，打个电话酒马上就能送来好几箱，但是当时不是这样，宴席上喝的酒一般都是自己家里酿制的，也许酿酒需要几年的时间，临时酿制也来不及。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没有袖手旁观，他乃是站在这个办喜事家庭的立场上。耶稣的母亲告诉众人说，&你们去求耶稣吧，他怎么样吩咐你们，你们就怎么样去做。&耶稣基督没有袖手旁观，他以这个家庭的忧为自己的忧，以他们的苦为自己的苦，他吩咐将六口石缸倒满水，再舀出来的时候，水已经成为美酒（参：约二1-11）。当我们每次读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不但如此，耶稣还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耶稣基督在他的朋友拉撒路的坟前哭了，圣经上描述说耶稣哭了，他是有情感的，他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他肯认同我们的感受。
所以弟兄姊妹，当灾区的弟兄姊妹遭受患难的时候，当他们在流眼泪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干什么？他也在为我们流泪，他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与我们一同经历苦难。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去帮助软弱的弟兄姊妹，担当他们的痛苦。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去操练自己，也许以前我们没有同情之心，今天我们需要操练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去陪陪我们的家人，陪陪我们的同事，陪陪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我的儿女，多听听他讲述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有什么不高兴的事，他有什么喜乐的事。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操练自己的情感，要去分担别人的重担，要去以别人喜乐的心为心。
第三，我们讨论如何深层次地去同情别人。如果只是给他一个面包，给他一件衣服，我相信这些事情谁都办得到，这个事情简单多了，也就不用今天主日礼拜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探讨，我深信有更深的含义：他需要我们关注他的生命，不单关心他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更是关心他死后到哪里去。如果今天主耶稣回来，我的亲戚有没有归向神，这应该是我们所担忧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关注的。
我相信一个被上帝更新的基督徒，他应该是个同情别人的人，他不再是按照自己的喜欢运用自己的情感，乃是为了上帝福音的国度，以别人的喜乐为乐，以别人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除此以外，他应该深深地明白：在弟兄姊妹之间，在整个大家园中，我们都是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上一届奥运会，我国很多奥运健儿拿了金牌，特别是刘翔拿的这块金牌很不容易。我深信，当我们在电视上观看这一幕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我们认为，这个金牌不是刘翔一个人的，更是刘家这个家族的荣耀；再大一点来讲，是我们中华儿女的骄傲。
再说到汶川地震，那里的灾情不仅仅是发生在那个地区的，我们众弟兄姐妹都为此奉献、为此代祷，为此献上我们自己微薄的力量。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是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我们也深深地相信，一个被上帝更新的生命，乃是一个有无私奉献大爱的生命，因为只有爱能使我们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在别人喜乐或是痛苦时爱永不会袖手旁观，爱能深入别人的情感、生活、眼泪与欢笑之中，爱总会使我们与人认同，与别人一同欢笑，一同流泪。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单单要同情别人的生活、情感，我们应该进一步更深层次地同情他有没有得救，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最最重大的事情。保罗不单单告诉我们要去同情人，保罗在《罗马书》九章1－3节这样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最伟大的代祷源自于摩西，为他的民族代祷，再接下来，看到保罗也是这样代祷。我深信，这样代祷的功课今天也传到我们身上，也深深地肩负在你的身上。
当我们听到我们的同胞遭受患难的时候，我们都为此而痛心，为此而祷告，我们晚上多半时间是为这事情祷告，很多弟兄姊妹在既定的时间、既定的地点为此祷告。我相信在最近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更多经历的，生命感动最深的就是关注媒体的报道，看一下现在有多少人被营救了。
聚会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报道是已经确认的遇难者有28881位，预计遇难者在五万以上。这些遇难的人可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为此而痛心，但是还有很多活着的人需要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当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传福音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还有更多的使命，要将福音带给周围更多的人。
这是灾难，这是突发事件，谁能想得到，在你身边的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姊妹，说不定哪一天就见主了呢，我们无法知道，为了这个不知道，为了突发事件，我们应该努力去传扬福音，应该努力地去将我们的爱拿出来给更多的人，使他们在活着的时候能经历上帝的大爱。
我相信，保罗的代祷，保罗的忧愁，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忧愁，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还没有归向主，我们应该祷告，我们应该迫切地祷告。也许我们已经再也没有办法面对已经失去的灵魂，我们没有机会给已经过世的人传讲福音，因此今天我们更要珍惜还活着的人，更要珍惜上帝给你的时间&&在地上的这段时间，你要努力传讲主的福音，使更多的人归向神。我相信保罗的代祷，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有负担的弟兄姊妹的代祷，为弟兄姊妹的灵魂代祷，并非只是关心他的生活，乃是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
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九章这样描述耶稣基督，&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太九35－36）弟兄姊妹，这次地震离我们很远，但看到这么多人在关注灾区，解放军、武警官兵、医疗队伍、志愿者&&我们在感到痛心的同时，更要将我们的爱心，化作祝愿，化作祈祷，献给我们的上帝，也献给灾区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同情他们的肉体，更要同情他们的灵命，关心他们有没有归向神，关心他们有没有得到福音，也许藉着这样的事件使我们每一个人醒悟到：我们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我们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在仅存的年间，献上我们的祈祷，献上我们要做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同情别人是圣灵的教导，是基督徒的美德，是我们传福音的桥梁，也是我们蒙神怜悯的必经之路，愿我们每一个人就从家里做起，就从身边做起，从你的家庭关系做起，去同情你周围的人，使他们因着你的同情都归向神。也许你来传扬福音，他不会接受，但是你关心他的生活，慢慢地从生活中影响他，情感会进入他的里面，使他也成为主的门徒。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基督所同情的人，也是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但愿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耶稣基督的事为念，用我们的同情去感动更多的人，用我们的同情之心去影响更多的人，耶稣基督怎样感化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深信这种大爱、这种恩典、这种祝福、这种期盼也会深入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祈祷使更多的人的得到上帝所赐下的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并且使上帝真正得到每个人。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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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两份材料看中国官方基督教会对基督教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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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7:15 发布在
两份材料看中国官方基督教会对基督教的批判日9:52:23安希孟（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的官方教会──“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编写了两份内部用大批判材料，题为《解放前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我国的参考材料》和《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一些资料》。“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之说，是中国民众相当熟悉的话语。这两份材料是“阶级斗争”年代的产物，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中国学者，对那种横加罪名、造作假话、断章取义的作法，当然格外熟悉。从此前的胡风“反革命”材料（三批）及毛泽东亲加的按语，到“文革”时期“三家村”（邓拓、吴□、廖沫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通过“上纲上线”、罗织罪名而营造“文字狱”，曾经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过来人无不记忆犹新。本文通过对这两份材料的分析来看当年官方基督教会对历史上基督教会活动的批判有哪些偏误。以今人眼光观之，这两份资料至少有两类价值。首先是多少保留了一些历史真相，让我们了解到一些传教士有价值的思想和见解，了解到传教士在赈灾、医药、卫生方面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以及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中的先驱作用。其次，这两份资料包含当年对教会人士如王明道、倪柝声的批判，使人得以穿过时光隧道，看到这些冤假错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资料还对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和一些着名学者如伍廷芳、商承祚，以及南丁格尔、司徒雷登、李提摩太、容闳等有颇多抹黑之词，让人可以从中领略当年的阶级斗争文化之特点。历史上来自西方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士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甚至到新（疆）西（藏）兰（州）以及山西的贫困县，主要是为了以传教，而不是要掠夺资源。如果把宗教活动的自由视为国人的基本权利，那么基督教的传播就谈不上是“文化侵略”。但是，从实行思想专政、消灭异己文化的政治角度去看，结论就不同了。在这两份材料中，西方传教士支持中国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也成了基督教“侵略”中国的一大罪状。中国的现代史充满了暴力与血腥，直到现在这种主张一蹴而就的革命在中国还很有市场。从西方国家来的传教士不赞成对暴力革命的迷恋甚至崇拜，支持改良、变法，本来不过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但官方基督教会却违反基督教义，批判起西方传教士的和平主义理念，实在令人感到奇怪。若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份批判材料上列举的有些“文化侵略”罪行，非但不是外国传教士之罪，反而应该给予赞扬与肯定。19世纪中叶，中国的教育和公共卫生福利事业非常落后，没有教授科学技术知识的学校，当然也没有女校，更没有为公众服务的医疗机构和社会救济机构。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外国传教士从西方引进了这些新事物，兴办了大量社会公益事业，如医院、学校、救荒救灾、禁烟禁毒、科学教育、译书出书、盲人教育等，大大开启了民智，促进了社会进步。在中国，盲人、残疾人往往是受歧视、欺负和被嘲弄的对象。《圣经》中记载了耶稣医治盲人、瘸子，西方文化传统对乞讨者、残疾者较少歧视。清代光绪年间，山东、山西遭灾，饿殍遍野，传教士李提摩太──后来成了山西大学的创办人──组织社会救济、分发食物、接济难民。当时的清政府尚且能开明地容许外国人李氏从事这项有益于民的工作。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官方基督教会却百般责难他，把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基督教会在华兴办的社会公益事业统统说成是“文化侵略罪行”，把友善行为说成“侵略”，这显然是一大错误。时移世异，中国今天的“开放”，使得这些历史公案可以重新得到评价了。笔者从电视片“南京大屠杀”中看到，西方人、特别是美国记者和传教士，不仅竭力保护了一些中国民众与军人，还记录了日本人的兽行，后来在国际法庭举证。可是，中国官方基督教会编写的上述材料对此却故意一字不提。历史上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梯山航海，不辞辛劳来华布道，这种超越个人名利的献身宗教的行为，是当时生活在农耕经济下的中国人不易理解的。小农经济的观念是人各为其私和顺从帝王，加上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说教的影响，当时许多中国人对西方传教士的无私行为常常用自己的思维妄加谬解。这种盲目排外的小农意识甚至认为，中国官府怎样欺压民众，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行善倒反而是居心叵测，人可斥之。到了20世纪后半叶，官方基督教会的这些批判材料仍然谴责传教士布道是“文化侵略”，显然是奠基于落后的小农意识之上的排外主义在作祟。基督教原本是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界限的，“世界主义”就是基督教奉献给人类的宝贵思想。相对于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极为狭隘的观念。中国的官方基督教会背离了基督教宏扬世界主义的主旨，竟然把世界主义作为“反动思想”批判，甚至为了迎合政府“反帝”宣传的需要，将出洋留学的人称为“洋奴”。这两份材料表明，中国的官方基督教会不仅发动了针对西方传教士的批判，而且也展开了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批判。基督教对贫困者、弱者历来同情且予以帮助，但中国的“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只一味为政府服务，对贫困者、无权者，一般较少同情，其行为与基督教的精神多有相悖。中国的“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全盘采用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去批判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这充分表明，政府控制下的官方基督教会实际上完全沦为政治工具，它所使用的批判词语与中国政府惯用的意识形态语言并无二致，体现了当年中国闭关锁国时国人对世界文化交流的逆反心态。此书编者发明了“宗教侵略”一词，这让人联想到最近中国官方基督教会的青年“学人”十分热衷于介绍的“宗教主权”这类概念。这类概念本身就很荒谬，一国之主权通常指领土、领空、领海和外交、国防等国家权力，若把“宗教”也加入“主权”概念当中，那么宗教便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政府便可以用“主权”的名义操纵控制本国的宗教活动，造成“教为政用”的结果；如果有部分宗教界人士不愿意参与“教为政用”之类的活动，政府就打击迫害他们。与政府控制下的官方基督教会相比，中国的学术界对外国传教士的评价相对比较公正，较少排外主义情愫；他们分析近代历史时，能充分肯定传教士在中国的积极作用（有关教案的最新研究，可参看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两份“内部材料”原是阶级斗争年代官方基督教会按照当局的要求进行“宣传教育”的素材，当然十分陈旧，但视历史上基督教在华传教和兴办社会文化福利事业为“文化侵略”的观点，至今在国人中仍有市场，学校教育中也不乏此调。笔者特撰此文，希望国人不要忘记那个时代的阴暗，也期望今天中国的基督教能避免遭受“中国特色”的污染。这两份材料也揭示了官方基督教会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官方教会居然带领警察指认、抓捕在家里举行宗教活动的非官方教会信徒。 《当代中国研究》 [2006年] [第1期(总第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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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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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尤其是当今权力者，确实离世界文明差得太远太远。几乎什么都不懂，只知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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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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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想看到两份材料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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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8:55 &&
感谢上帝！现在中国的基督教环境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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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3:03 &&
就没有 广东的现代化大学，&&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就是西方 现代科技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这是事实，南方都市报 前一段时间做过专题报道。因为这些神的使者意识到，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利用先进科技知识，比如医学，教育，给中国人以实惠， 就能够深入接触到中国的上中下各阶层，从而使中国人对外国人有好感，进而可能接受基督教。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宗教的传播要借助先进的科学知识，&&其实最初天主教在明朝进入中国，走的也是这条路线，不过是上层路线，想通过西方先进科技比如数学、历法 先影响皇帝，从上至下，不过被证明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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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 广州第一间教会女校――真光中学，在当时开一代风气之先。　　记者手记　　近代教育的艰难脚步　　中国的教育近代化历程步履维艰。鸦片战争的炮声刺痛了少数知识分子的神经，导致洋务运动的兴起，洋务派兴办企业，建立海军，培养新式人才，希望学习西方实用科学。1864年广州同文馆开馆，学习外语……一切的努力都在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化为失望。康梁的戊戌变法提出了全面的改革计划，过百天而失败。随后是义和团高举大刀要“扶清灭洋”，引来了八国联军。1901年，慈禧终于宣布实行新政，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文章；改书院为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重开京师大学堂等等。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了，中国的教育加快了近代化的脚步。　　再看传教士的力量。从19世纪初开始，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通过开医院、办学校为传教服务。1860年以后，传教士在中国办了越来越多的学校，从男校到女校，到男女合校，他们走在前面；从英文、算术到天文地理，他们也走在了前面。岭南大学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更是深刻影响了广州乃至中国的近代教育。我们应当看到，传教士带来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西方的科学文化，这是中国前进不可或缺的一翼。　　总结教育近代化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是被迫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指导思想脱离不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魏源到张之洞都是持此观点。立足中国没有错，但要学会西方的先进技术，并拿来西方优秀的思想遗产为我所用，这样才能顺应世界潮流。美国传教士那夏理。　资料图片　　名词解释　　传教士　　传教士是指基督教派到中国传教之人，主要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差会委派而来的。16世纪西欧爆发宗教改革，基督教和新教从天主教中脱离出来，这样形成了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三大教派。在中国，一般称新教为基督教或耶稣教。为了扩张势力，基督教各派都希望到世界各地传播福音，于是就产生了向海外传教的差会组织。从明末开始，天主教耶稣会等差会的传教士就来到中国。其中最成功的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他把天主教的教义儒学化，结交士绅名流，获得皇帝的信任和赏识。后来，罗马教廷不允许中国教徒祭祖拜孔，这样就引发他和康熙皇帝之间的礼仪之争。1720年，康熙下令不准西方人在中国传教，免得多事。以后雍正、乾隆、道光诸帝同样实行禁教政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鸦片战争前，来华的传教士很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才大量来华。新中国成立前来广州的共有20余个基督教新教差会。　　历史背景　　广州成为传教基地　　康熙朝以后，清政府禁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宗教活动，但是传教依然在暗中进行。乾隆廿二年(1757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其他海关，只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并要求西人只能在广州十三行一带活动，因此广州就成了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地，也是早期传教士活动的首选之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外国人活动范围扩大。两年后，《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签订，外国人获得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学校的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在内地传教。在洋枪洋炮的支持下，传教士一步步深入中国。　　尽管天主教传教士比新教传教士更早来到广州，但在发展教会势力上，两派做法不尽相同。天主教以大量吸收教徒为主，甚至深入农村以金钱收买，因此天主教徒的数量远多于耶稣教徒的数量。19世纪初期，新教传教士来到广州后，面临着政府禁教闭关的政策，他们先从办医院开始，免费为穷人治病，以此来缓和与民众的关系。在19世纪前期，新教传教士主要以香港和澳门为基地，随着沿海各口岸的开放通商，传教士由广州北上进入各地。　　史海钩沉　　传教士和西方医学　　西医的首次传入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曾经编写过解剖生理学方面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两百年后，新教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皮尔逊为澳门、广州的儿童接种牛痘，并训练了一些中国助手，这是西医第二次传到中国。　　　　使用麻醉术的医院　　1834年，肩负传教任务的美国人伯驾终于踏上广州的土地。在英美商人的支持下，日，伯驾的眼科医局在十三行新豆栏街上开业了，这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当时广州患眼病的人特别多，再加上免费治疗，开业六个星期内，有四百多人次前来就医。眼科医院让不敢公开传教的伯驾们看到了希望，在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的呼吁，1838年中国医务传道会在广州成立。　　伯驾等人不断引进西方先进的药物和疗法，1846年，伯驾在手术中使用乙醚麻醉法，后来又从美国购买了麻醉仪和氯仿麻药，这对西医外科发生根本性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842年后眼科医院的治疗范围逐渐扩大到内科、外科、骨科等，可以做肿瘤、膀胱结石、乳腺疾病等手术。　　伯驾出任驻华外交官后，眼科医局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医生嘉约翰负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眼科医局被烧毁。1859年嘉约翰在广州南郊重开医院，即博济医院。这家著名教会医院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为了培养医学人才，满足医院需求，1866年嘉约翰开设博济医校，开始只招收男生，改名南华医科学校后开始招收女生。孙中山曾来该校学习一年。博济医校开设了解剖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化学、药学等，嘉约翰亲自教课。1898年，嘉约翰又在花地湾建造了中国第一所精神病院。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长老会、法国传教士先后创办广东女医学堂及其附属的柔济医院和护士学校、韬美医院等，培养了中国的首批护士。　　　　医学著作相继出版　　1839年，23岁的传教医生合信受英国伦敦会的派遣来到中国，最初在澳门从事医务工作。1843年，香港医药传道医院开办，合信来此执掌院务。五年后，他又在广州开办了惠爱医馆。　　合信在中国期间出版了几部很有影响的西洋医学书籍。1851年，他在广州出版了《合体新论》，这是一部关于解剖生理学的书籍，书中详细介绍了人体大概结构，骨骼部位，脏腑功能、肌肉、脑、五官的功能等，并且附图200余幅。内容详尽，绘图精确，受到广泛欢迎。1853年，两广总督叶名琛曾为该书写了一段话，他说，“泰西合信氏所著《全体新论》，绘图最为详明。首列全体，次分各体，计图二百七十有一。”叶大人觉得书中的图非常好，于是就按原式刻了八幅图，挂在他座位的旁边，以便随时查看。　　博济医院的嘉约翰从1859年开始共编写了十几部医学书籍，对于介绍西医西药和培养西医人才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英国的傅兰雅、德贞，美国的罗孝全等传教士也出版了相关的医学著作。　　　　中国第一代西医　　伯驾在开办眼科医院期间，培养了一些中国助手。伯驾手下比较出名的弟子是关韬()。1836年关韬到眼科医院跟随伯驾学医，很快就学会了多种手术，成为优秀的眼科和外科医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关韬被派往福建的清军中任军医，被授予五品顶戴军医，成为我国第一位西式军医。　　嘉约翰担任校长期间，博济医院和附属的南华医校共培养了150多名西医。毕业生大部分在广东各地行医，或进入医校任教，有的还去别的省份工作。他们对西医在华南地区的传播和中国医学近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传教士和广州近代教育　　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广州的教育还是官学与科举并行。广州口岸开放之后，1850年传教士曾一度在广州开办了两所学堂，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来上学的学生没过多久就退学了。　　实际上，早期传教士在澳门和香港开办的教会学校已经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同时也培养了一定的人才。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到广州后，寓居十三行一带，因清政府明令禁教，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后他在东印度公司谋得一个翻译的差事，一边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一边等待时机。1818年马礼逊和助手米怜在马六甲开办了英华书院，主要培养华人学生，除了学习英语之外，还开始了天文、地理、数学等课程。可以说这是传教士开办学校的先声。　　马礼逊死后，1835年在广州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目的是鼓励在中国开办学校，并提供资助。在马礼逊教育会的呼吁下，1839年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塞缪尔?布朗来到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堂，他一个人既当校长又当老师。最初只招收了6名学生，学校不仅免收学杂费，还提供住宿，所开课程为算术、英文、地理等。布朗在一次汇报中说，要训练学生的德、智、体，因此教学中学习和娱乐运动结合，这些在传统德学校中根本没有的。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容闳、黄宽曾经在该校读书。1847年容闳和黄宽等人跟随布朗回到美国继续读书。后来容闳考取了耶鲁大学，黄宽考取了英国爱丁堡大学，两人毕业后都回到中国。　　马礼逊学堂搬到香港后，因学生增多实行分班授课。尽管马礼逊学校在1850年停办，但是它却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先河，他把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传到了中国，比如课程设置，分班授课，教学方法上都完全摆脱了旧式私塾的体制。　　开创女子教育　　1860年前，传教士所创办的学校集中于香港和澳门，广州的很少。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社会上需要更多懂得西学的人才，而传教士从不平等条约中攫取了更多的权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地区出现了很多教会学校。　　真光书院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那夏理1872年在沙基创办的，专门招收女生。后来迁往仁济街。1917年中学部迁往白鹤洞，改名真光女子中学，现为真光中学。真光书院可以说是广州最早的女校之一，学生当中不少是已经结婚的妇女。　　1879年那夏理在沙基创办安和堂，只招收男生，教授课程除传统经典外，还有数学等。随着招生规模扩大，1888年那夏理把学校迁到芳村花地，改名培英书院，后又改名培英中学。书院分小学、中学、神学院三个阶段，开设了数学、科学、地理、历史以及体育等课程。1935年培英中学迁往白鹤洞。　　1922年广州城有基督教徒8300多人，在教会学校就读的中小学生3000余人。1949年前广州市基督教新教各派共创办了14所中学，23所小学。天主教会创办了17所中小学，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创办于1904年的圣心书院，后改名圣心中学(现为广州第三中学)，明德女子中学以及几所小学。　　独领风骚的岭南大学　　在广州的近代教育史上，岭南大学占据了重要地位，她开创了广东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1884年，在广州传教多年的美国长老会牧师香便文建议在广州建立高等学校，长老会传教士哈巴非常赞成。美国长老会筹集了8万美元，1888年哈巴在广州沙基金利埠开设格致书院，并主持校务。这就是岭南大学的前身。1900年，尹士嘉将再次开办的学校迁到澳门，并改为岭南学堂。四年后又迁回广州。1916年改名岭南大学。　　二十年代，在整个中国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大潮下，钟荣光被推选为校长，他也是首位在教会大学任华人校长的人。岭南大学虽然为基督教的人士所创办，但是并不属于某一教会所有，它是基督教公共的事业。学校中招聘教师和学生，并不以信教为条件。外国教师也可以来自不同教派。总的来说它的教会色彩比其他教会学校要淡薄一些。　　岭南大学的教育体制、院系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参考书等都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它对于近代广州教育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　　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部分医院和学校　　机构名称　　创办时间和地点　创办者　　眼科医局　　1835　十三行　　美国传教医生伯驾　　　惠爱医馆　　1848　六二三路　英国传教士合信　　　精神病医院　1898　芳村花地　美国传教士嘉约翰　　　柔济医院　　1899　西关　　　美国传教医生富马利　　　真光书院　　1872　六二三路　美国传教士那夏理　　　培英中学　　1879　六二三路　美国传教士那夏理　　　格致书院　　1888　六二三路　美国传教士哈巴　　　圣心中学　　1904　大新路　　法国传教士魏畅茂　　专家论道　　传教士起到了示范和桥梁作用　　采访对象：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记者：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有什么不同？　　吴义雄(以下简称“吴”)：16世纪开始天主教徒就来到了中国，传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来由于罗马教廷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康熙皇帝禁止传教。基督教从19世纪开始来到中国，他们没有宣扬，清政府一开始也不知道。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天主教徒没有采取开医院、办学校这种方式，他们直接发展教徒。实际上中国的天主教徒比基督教徒要多。基督教徒利用建立医院和学校的方式，来促进传教事业。基督教的社会事业比天主教大，在旧中国16所教会大学中，有13所是基督教大学，但天主教的信徒数量比基督教多。　　记者：传教士对近代广州教育和近代医学起到了什么作用？　　吴：主要是有示范性作用。19世纪前叶，基督教从创办小学开始，带来了西方近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对晚清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高等教育方面，岭南大学在广州近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而对于近代医学的发展来说，传教士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8世纪前期天主教就曾经建立过一些医院。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把种痘技术传到广州，可以说这是西方医学第一次传来。在西医东来方面，东印度公司有一些医生也起了作用，但还是传教士的作用最大。传教士把西方的医学、医疗方法和社会思想等都带到中国，尤其是有系统地把西方医学介绍给中国。1898年，传教士在芳村创办精神病院，这是亚洲第一个精神病院，对于中国的精神病学的发展作用也非常大。　　记者：广州在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吴：传教士把西方医学和教育带到中国，实际上就是传播了西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教士起到了桥梁作用，尤其是在19世纪。同时，传教士对于东学西传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比如天主教传教士对于中国儒家经典的翻译传播等。在整个近代中国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广州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1850年以前，广州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的中心，此后传教士更多地去了上海，因此中心的地位也随之转移到上海。但是广州地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培英中学的钟亭上，“信望爱”三字保留着浓浓的教会特色。　　遗址寻踪　　毗邻而居的两所中学　　坐车经过白鹤洞大桥，便可看到珠江西面有几栋红砖红瓦的小楼，点缀在四周的高楼和民居之间，非常显眼――那是真光中学和培英学校所在地。真光中学是1917年搬到白鹤洞的，而培英学校到了1935年才迁来。现在培英的所在地是广东协和神学院的旧址。　　培英中学的外门口正对着鹤洞路，走过一条百米左右的小胡同，就看到了培英中学的正门。不经意间一回头，看到外门口的背面写着“信望爱”三个字，很有圣经的味道。　　有着120多年历史的培英中学设立了校史博物馆――一栋两层的小楼。走上台阶，负责校史的陈老师已经在这里等我了。一进门就是培英中学校祖的半身塑像，后面的墙上挂着培英中学的校徽，下面也写着“信望爱”。陈老师告诉记者，这三个字出自《圣经?旧约》，大概是信念、希望、仁爱之意。校史馆里陈列着一些学校早期资料的复印件，还有校友捐赠的学生时代的用品。校史博物馆前面是五层高的校友楼，又称钟亭，是1936年毕业的学生捐建的。灰白的砖，配上金黄的瓦。前四层是砖墙，五层是八角的亭子，中央悬挂着一口铜钟。听门口的保安说，每当上下课时还敲钟，不过敲的是挂在亭子边的另外一口钟。陈老师说，培英中学当初只招男生，而对面的真光中学只收女生，两校的校祖还是兄妹俩。　　真光中学和培英中学只有一墙之隔。走进真光的校园，看着四层高的红色真光堂，仿佛又听到当年的诵经声。真光堂两侧各有两栋两三层的小红楼，对称状分布，比真光堂稍稍靠前。据说是当年的学生宿舍。如今变成学校后勤等部门的办公室了。记者登上真光堂，近距离观察扶栏和蓝色琉璃瓦，很是精致。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宋金绪　　本版摄影(除资料图片外)：本报记者　黄皓
----------------------------------------------------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基本上是被别有用心的歪曲和妖魔化。本人并不信上帝。[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3:01:5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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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7:12&& 来源:南方都市报&&&& 岭南大学的前世，中山大学的今生，见证了广东教育的昨天和今天。但愿在岭南精神的引导下，广东教育会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记者手记　　是什么让岭南精神长存　　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总感觉岭南学院的学生身上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似乎骨子里有种特别的矜傲。他们总固执地将自己的学院拗口地称为“岭南(大学)学院”。不少人都有同样的看法，我们讨论的结果是：可能因为岭南学院财力雄厚，学校里捐建最多、最气派的教学楼都是岭南学院的。　　这一次采访，让我深一层地了解了岭南大学。自己虽然在岭南大学的旧址上学习生活了好几年，但对这座学校和它传承下来的东西，认识是浅薄的。之前一直听说“岭南人爱岭南”，但并不能体会；这一次，我看到满头银发的李宝健教授绘声绘色地讲述学生时代生活、甚至唱起几十年前的校歌的样子；听到97岁的叶葆定老人为母校捐赠几百万美元、自己却连一张沙发也不舍得买的故事；读到岭南校友回忆母校的文字，才真正感觉到他们对岭南大学的热爱以及岭南精神长久的传承，也明白了中大岭南学院学生身上独特的气质的由来。　　“岭南”这个名字和岭南精神已经赋予他们足够多的自信。　　岭南大学在1952年就已并入中大，作为一座学校的历史已经终结，为什么岭南大学的精神在今天仍能清晰地感觉得到，仍在继续传承？我请教李宝健教授，他无法回答。也许，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用简单言语能够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长久地思考，而问题的答案，想必对今天的大学教育会有借鉴的作用。　　大事记　　1884年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香便文向长老会倡议，在广州筹办一所高等学校。第二年长老会安德鲁?哈巴牧师开始在美国募捐基金，设董事局。　　1888年　学校在广州沙基金利埠(现在的六二三路)开办，校名为格致书院，英文校名Gristain　College　in　China。有学生十多名，哈巴担任管教，学校以“本诸基督精神设施最高标准的教育”为办学理念。　　1899年　钟荣光受聘为国文总教习。这位清朝举人确定了学校与教会的关系：学校不代表或不属于任何教会，董事会作为私人团体，不受教会直接支配。后来进一步将学校特点概括为：“本校为基督教的私立的国际性的大学。”　　1916年　开办文理科大学。　　1920年　成立岭南农科大学，为岭南大学内分立的大学。　　1925年　岭南大学部分学生参加反帝示威游行，校内反帝情绪高涨。“岭南大学工人共济会”成立。　　1926年　收回华人自办。　　1927年　钟荣光任校长。纽约董事局改名为美国基金委员会。校产为美国基金会所有，岭南大学每年以一美元的租金向基金会租用。　　1930年　岭南大学接办广州医学传道会所属的博济医院，改名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　　1952年　广州各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　　迁徙之路　　从岭南到中大　　由于身处战争年代，岭南大学从创办伊始就频繁搬迁校址：　　1888年在广州沙基金利埠开办。　　1898年迁至广州四牌楼(现在的解放中路)，当时有学生十七人，教员三人。　　1899年迁到花地萃华园。　　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学校迁澳门。中文校名改为岭南学堂。　　1904年学校迁回广州，定址广州市河南康乐。　　1937年，广州沦陷第二年，岭南大学迁香港，香港大学借出部分校舍供岭南大学使用。　　1942年，于香港沦陷后迁到粤北曲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广州康乐。　　在岭南大学办学六十多年里，学校八易其址。但学校大部分办学时间在广州河南的康乐园，绝大部分校园建筑也集中于此，成为后来中山大学的校园，也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岭南大学的遗迹。保存完好的小礼堂等建筑，为岭南精神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　　前世今生　　为传教而办学校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恃着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商品和西方思想意识同时涌进。广州凭海面南，成为列强进入中国的重要口岸，于是，由西方教会资助的学校也开始出现。教会在中国办学的目的，主要想通过学校教育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也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从实际效果看，教会办的大学不但带进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也把近代教育制度带入中国。　　在此前景下，1888年岭南大学创办，把英语和自然科学列为本科，有异于原来按科举制度需要而开设的学校，成为较早在中国施行近代教育的学校。岭南学校初期的教学水平只能算是中学水准，二十世纪初广聘一些学有专长的教师任教，课程较多时才真正达到高等学校的规模。但它的建立，无疑是华南地区近代教育的创举。　　美国长老会的办校宗旨很明确，即通过西方科技、医学和宗教的教育，培养一批有教养的基督教牧师、教师和医生，使教育服从于传教事业。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学校对中国科技和教学工作是有贡献的，比如运用西方科学技术改良养蚕方法，使珠三角一带蚕丝业有较大发展等等。　　　　为反美英而游行　　岭南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本地官商人家，其次来自香港和海外侨居人士家庭。华侨希望子女不忘本，将子女送回国内读书，岭南学校是在中国办的西式学校，很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吸引了不少华侨子弟入学，学校因而起了维系华侨与本土的作用。学校招收女生，从而彻底打破旧式学校只有男生的局面，在当时的中国，此举不啻于石破天惊，影响也是深远的。　　岭南大学的学生只有一部分是基督徒。学校传播新知识的同时，也传进了西方先进思想，加上当时广州民主革命热潮彭湃，学生思想受到很大影响，积极参加反对列强侵略的运动。突出的例子，是1906年反对美国排华的罢课和1925年的沙面反英游行示威。这是创办人始料未及的。　　　　为自主而收归自办　　1927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与收回教育权运动影响下，在广州的部分岭南校友联名提出要求，岭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外国教会创办而收归华人自办的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副校长李应林对学校的教育方针进行改革，只强调以基督精神治校，不再以培养基督徒为主旨。学校的宗教色彩大为减弱，转为注重根据本国、本地区的实情和需要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府。岭南大学的变迁，应是教会在中国办学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的必然结果。　　此后，岭南大学又经历战火洗礼，迁校香港、粤北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迁回广州，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学校的规模和教育质量都达到新的高峰。把岭南大学建成一所立足华南面向全国的高水平大学，成为新的办学目标。这时候学校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任教，无论对岭南大学或华南地区的学术地位都有重要影响。　　1952年，国家高等教育进行院系调整，广州地区高等院校文理科合并为综合大学，成为中山大学，校址设在原岭南大学所在地。至此，岭南大学走过64年历史，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从它的历程也可以寻找到中外文化交流的轨迹。　　1988年岭南大学百年校庆前夕，经海内外岭南校友和中山大学积极申请，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正式成立。　　遗址目击　　　　大草坪　标志性景观　　走进中大南校门，一路向北，走过小礼堂，就是一片宽阔的草坪，草坪两边是茂盛的榕树。以小礼堂、中山像、惺亭为中轴线，中山大学的中区就是原岭南大学旧址的集中地，现在是学校的教学行政区。宽阔的草坪沿着这条中轴线一路延绵至北门，可算得上中大的标志性景观。每年中秋节晚上，草坪上总是一圈圈围坐着学生，在红色塑料桶里点燃蜡烛，唱歌游戏，谈笑风生。草坪上的烛光，成为一代代中大毕业生的永恒记忆。翻看岭南大学的旧照片，发现早在近一百年前，小礼堂和大草坪就是今天的模样，只是树木远没有今天的茂密。当年，岭南大学的师生，也在圣诞节、复活节等日子里，在草坪上举行盛大的聚餐和游戏活动，学生们围坐游戏的样子，和今天没有两样。这让人不得不惊叹传统的延续性和感染力，以及传统背后某种精神的传承。　　作为岭南大学的遗址，大草坪似乎有着独特的意义，受到特别的保护。曾有学院在草坪上建造教学楼，招来全校师生一片责骂。“践踏草坪”也被看成很大的罪过。以前有老伯坐在草坪边监督过往行人，如果有人践踏草坪就鸣哨驱赶，相当严厉。现在不见了鸣哨人，但是践踏者也少而又少。更有中大生科院的学者专门研制出耐寒的草种，栽种在草坪上，冬天也能看到茵茵草色。每一届的毕业生都要在草坪上庄重地合影留念，似乎没有草坪的毕业照就不是真正的毕业照。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一脉相传，生生不息，这片草坪就是最好的载体。　　　　红砖楼　特殊纪念碑　　岭南大学遗留下来的建筑大多数有两个特点：都是红墙绿瓦、带地下室的美式砖楼，都是用人名给建筑物命名。比如小礼堂原叫怀士堂，为美国人史怀士捐建；大钟楼原叫格兰堂，美国肯尼迪夫人捐建，为纪念董事格兰而命名；荣光堂，为数名岭南校友捐建，为纪念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而命名……这些建筑，或以捐建人命名，或为纪念学校某位名人而命名。百年弹指间，屹立校园中的建筑，让人们记住了这些值得纪念的人和故事。　　今天，这些建筑物经过修葺，大部分仍发挥着作用，或作为教学办公楼，或作为高级招待所、西餐厅，或作为师生宿舍楼。从使用的方便度、居住的舒适度来说，这些楼房比不上新式建筑；但从历史价值、文化底蕴和景观效果来说，它们是岭南大学遗留下来的非常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产。所以，不管这些建筑内部如何装修，外表从不作更改。中区新建的建筑，也尽可能不破坏原来的景观。　　几十年来，不断有岭南大学或中山大学的校友为母校捐建新的教学楼，也延续了岭南大学的做法，用捐赠人为建筑物命名，比如梁M琚堂、叶葆定堂、熊德龙学生活动中心等。岭南大学女生合影，摄于1921年1月。1925年圣诞节在怀士堂(今小礼堂)前草坪举行的全校大公宴。　　历史再现　　进士请愿建校广州　　岭南大学的选址曾引发一场争论。最早的倡办人香便文主张选址广州，认为以广州为代表的地区，人口相当于法国，面积还大于法国，但未有一座学府为当地人提供高等教育，令人引以为憾。但学校实际的筹款者和创办人哈巴却主张选址在华中或华北。因为他希望这所学校成为为整个中国服务的基督教教会大学，广州地理位置太南，气候炎热，方言又让全国大多数人听不懂。选址迟迟未能确定，以致建校大纲上只有一个“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名字，而未确切指明办校地点。　　后来，一件事情改变了哈巴的想法。一位叫陈子桥的广州绅士向学校托管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定址广州。请愿书指出科举制度所设科目的局限性，希望哈巴博士能在广州尽快建立一座理工学院。当时有400人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有乡绅、学生、商人和其他人士，全部是非基督徒。这些人中包括10位翰林院成员，即当时科举学制中最高一级的学者，还有11名进士、100多名举人和秀才、100多名政府官员。他们同时声明，他们表达的不仅是自身愿望，更是全广东各级民众的心声。哈巴看了请愿书非常高兴，说：“我从未听说在整个传教史上有这样的事情。”于是同意将校址定在广州。　　学生自治会　　岭南大学倡导学生自治，带有浓厚的美国学校风格。校内有三个基本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治食会和体育会。其中学生自治会又叫学生青年会，处理涉及到全体学生的事务，还规定了学生行为规范，并有一套金额不等的罚款制度。比如说，讲粗口或戏弄别人罚款5角等。由班会职员实施罚金，班会职员包括：一名纠察提出犯规事实，一名裁判审理此事，一名司库负责保管罚金。如果有学生觉得同学对他不公，可以向学生会提出申诉。学生青年会成员在学年结束时由学校主持选举，全体“岭南人”投票选出，下一学年上任。除了财务员由教师担任，其他全由学生充当。年终时，积累的罚金用于学生公益事业。　　学生青年会除了为学生开展的服务工作外，还开展“乡村服务”和“工人服务”，经常在假日或周末组织学生到附近乡村举办卫生宣传，施医赠药、防疫注射、种痘、组织平民识字班等，并为校内工友举办工人夜校。青年会还办有小学一所，主要为校内职工而设，收费低廉，同时经营“八角亭”(校内小食部)，收入作为小学经费。总体来说，岭南大学的学生青年会职能相当实际，学生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范围很广，参与热情也很高。　　招收女生　　五四运动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以北京大学为首兴起男女同校运动。早在1906年，岭南学堂中学部就允许女生与男生同班上课，当时4名女生都是本校教授的女儿。1917年，岭南大学开始男女同校，在广东属先行者。至1921年，文理科大学已有女生28名，第二年，首位岭南大学女毕业生获得文学士学位。　　1933年，一栋花费十多万美元的女生宿舍楼建成。由于宿舍豪华、漂亮，被叫做“广寒宫”。这栋宿舍楼有三层，每个房间住两个或三个学生。房间设备齐全，每个人有专用衣橱、书柜、书桌、台灯等设备。另有大会客室，设有冰箱、桥牌桌，女同学可以在这里接待男朋友。后来，为了方便一些还没有男朋友的女学生，又布置了一间不接待男人的会客室，被称为“Girls　only”(女学生专用)。此后70多年，这栋建筑一直作为女生宿舍，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女研究生宿舍，“广寒宫”这个颇具诗意的名字也沿用至今。　　除了一般的课程教育，岭南大学还专门为女生开设了家政一科，主要内容是教会女生如何当好一个家庭主妇，包括如何烹饪，如何缝制时装，如何讲究西方社会的社交礼貌，如何布置餐桌、安排座位、招待客人等等。甚至担任女生主任的老师还会教导女生们如何应付男生追求等社交技巧。　　专家论道　　没有岭南大学，就没有广东教育的今天　　专家简介　　李宝健：著名生物工程专家，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大学时代就读于岭南大学，院系合并后转入中山大学。　　　　记者：如何评价岭南大学在教育史上的意义？　　李宝健：应该说，岭南大学是近代华南地区教育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高等学府，是西方科技、文化、教育进入中国而产生的一所大学。岭南大学引进了国外现代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和教育理念，对国民有很好的引导、启发作用，特别对医学、农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岭南大学，今天广东的高等教育就没有这样的水平。　　同时，岭南大学对广东近代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也非常重要，孙中山先生三次到岭南大学参观、演讲，鼓励学生“要立大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当时岭南大学的学生也多次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游行活动，革命志士史坚如就是岭大的学生。　　记者：能不能说岭南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　　李宝健：它是教会办的大学，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会学校，因为学生有信仰自由，学校教职工也有很多不是教徒。美国人创办学校最初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传播教义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理念，办学的执行人有一部分人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但很多具体的执行人实际上只是抱着慈善的动机。他们认为中国落后、贫穷，中国人需要帮助，开办学校的目的也是为了传播先进的知识。　　记者：您对在岭南大学的生活印象深吗？　　李宝健：非常深刻。我的中学六年都在岭南学堂，大学考入岭南大学，院系合并后转入中山大学。我一直很感谢岭南，给了我很好的教育和成长环境。　　记者：当年的学生生活是怎么样的？　　李宝健：首先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所有的同学都是非常向上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就立志做一个科学家。一般岭南大学的学生家庭环境都比较好，很多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岭南学堂和岭南大学给了我们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学风很好，大家互相帮助，讨论学习问题，也互相鼓励。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全班六十多个人全部考上大学，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当然也有一些富家子弟游手好闲，不爱读书，但只是一小部分人。那时候我们对自己、对国家都很有信心，认为自己可以成才，国家也大有希望。　　记者：岭南的很多学生都像您这样成才了吗？　　李宝健：我不算名气大的。从岭南大学毕业的院士有十几位，像林浩然、卢永根。还有钟南山，他只在岭南上了小学和中学，但一直以岭南人自居，岭南大学开会经常请他来。　　记者：现在岭南大学的学生还经常回来聚会吗？　　李宝健：是的，岭南大学庆祝100周年校庆的时候，有上千名学生自费从全世界各地赶回来，很多都是80多岁的，就为了来开一个会。开场的时候，各个社的社旗依次进场，有一个旗手居然是位79岁的老校友，当时很多人都很感动。现在岭南大学校友对母校的捐赠已经接近2亿元了。这些校友对母校的热爱和支持，真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达的。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黄长怡　　本版摄影(除资料图片外)：　　本报记者　黄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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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反思来路，我们却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较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态度；往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欲提请人们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及引起极大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尤其是尝试对此误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上的偏识，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与思考的愿望。 一 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073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126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36.6万多人，差会达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人。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难。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14.7%，教育方面占38.2%，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考，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应该予以区分。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当年的直接对待上，还是在后来的学术探讨上，往往是盲目化情绪化的时候多，以同情与了解的态度对待和研究则少矣。 在对待上，最典型的有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中的杀教民、杀传教士、焚毁教堂。据基督教广学会季理斐（Rev. D. M. Gillivray）所著的《庚子教案受难记》的不完全统计，从年12月，义和团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徒30000人；杀死的外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教堂有近3/4被毁。[12]（P513）再有此后一系列大小教案；在20年代，又有知识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一直持续六年多时间。所有这些行为、事件甚至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析起来，不出四种： 其一，是把基督教妖魔化，许多地方绅民，包括许多官吏，相信并传布各种污秽荒诞的诬教言论。如教堂以迷药诱人入教；教士能以术御女，或以媚药奸淫妇女；男女同室听道聚会，被认为男女群聚行淫乱之事；育婴堂被指责为“诓骗婴儿，挖目剖腹，吸食脑髓”；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以为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之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甚至教会所办慈善施舍事业，亦被认为只是为了诱骗愚民入教；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以上之想象，多首出于士绅之口，与基督教实际相去甚远，其于基督教毁损若何，可以不论；但这中间难道没有折射出我们的文化道袍下面，所遮掩着的淫秽与污浊吗？设以健康的文化心态，会这样想象别人吗？义和团时期，“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常说是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把她们订在墙上。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阴毛编织的‘万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这些说法，仅仅用“愚昧”二字来认识，是远远不到位的。 其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看法实在多出误解，起因有四：第一、误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天主教相同，其实它乃一中国特色的四不象。清廷痛恨洪秀全者，一并及于天主教，认为其煸惑人心，图谋不轨。第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有保护外人传教及教民利益条款，从而置教士、教民于一特殊群体中，使传教活动大大超出了纯粹宗教范围。这中间尤以法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给予保护为典型，他们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务，偏袒教民，引起官民极大愤慨。如此，西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宗教动机，已与各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混合为一，难以分别；并且，这中间确实出现过不少十分伤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第三、教会内部出于传教或赈灾目的，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查、数据统计，以及绘制的地图表格，被误认为间谍行为；另外，由于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深入内地，无远弗届，三教九流，无不接触，传教的方式方法又异于国人所能了解、理解和接受的范围，这一切，亦易引起怀疑和猜测。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传教士干过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丑恶事情，也不排除一些统计和图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的情形。第四、不少入教者素质极为低劣，实为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入教以获得庇护。他们逃避政府政令役税，犯案可倚势从轻，其跋扈乡里，为所欲为，外来教士每每不察或难察实情，有意无意袒护之，于是引起公愤和官绅对基督教之鄙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的有教养和有社会地位的教徒的人数从来都微不足道。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有些中国教徒“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徒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到：“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得安其生。” 其三，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异类化，认为其不讲伦常道德，类于禽兽。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旧式士绅与官僚阶层。现录湖南士绅全省公檄如下，很能说明当时士人阶层的总体看法：天主教“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很显然，这里边有些是文化与习俗之差异，有些则是误解甚至是莫须有。另，湖南衡阳绅民呈请禁教的公呈有议论说：“窃维天主教者，肇自岛夷，情同禽兽，前古未之有也。”“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旦化为倮虫人之域，狷狷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如此想法与情绪，让人莫名所以。有人指出，同治年间多次反教案件中，“士绅人物常是主要策划者与煸动者，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则常是打教的群众。”谈到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1900年5月底随英国侵华军舰“奥兰度”号来到天津，并参加了战争的G??吉普斯准尉，在他后来写的《华北作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而是来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但是，他们教唆、煽动乱民对平安相处的基督教‘蛮夷’横加凌辱，甚至迫害。”以上情况，主要当然是由于文化差异及闭目塞听，所导致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大的误解与冲突；然而，这里也不能排除现实利益因素的考虑。梁启超曾指出过，“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原因何在，大可深思。 其四，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完全对立，将其等同于黑暗与愚昧的迷信。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觉醒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中间，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20年代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均持此观点，“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都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洗礼，他们多受科学至上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费尔巴哈、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又于20年代初受罗素、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的影响，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尤其基督教。然而，我们且听听当时个别的不同声音，梁启超对非宗教同盟“讨武檄”式的电报，及“灭此朝食”一类的激烈言辞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做法淹没了“恳切严正的精神”，并暴露出国民“虚骄的弱点”。傅铜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本身便带有宗教色彩，并且是非科学的，“所发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话，都是门外汉的反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问题的著作的总数还要多。”这一现象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比所谓的对立要复杂得多。 总括以上四种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几种思想倾向，而很少顾及事实之全部与学理之深入。这中间的第二条，即政治倾向中，相当原因应归之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及传教方式上的问题外，其余三条，皆属于我们应从自身检讨的范围。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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