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咱们对待抗战老兵的态度和行动一叶知秋？？_机械行业_百科问答
求咱们对待抗战老兵的态度和行动一叶知秋？？
提问者:鲁豪安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动员民众抗日救国，国民政府于日，在当时的督邮街广场建成一座碑形建筑，名为&精神堡垒&。碑高七丈七尺，寓意&七七抗战&。为防日机轰炸，外表涂成黑色。由于它是用木板钉制，经日晒雨淋，水泥脱落，木板慢慢腐坏，逐渐倒塌。于是，当局立上一根旗杆，悬挂国旗。抗战后期来重庆的人，对为什么把一根孤零零的旗杆叫做&堡垒&很不理解，以至于当时有一个开玩笑的歇后语：你是精神堡垒&&&名强(墙)中干(杆)。（日《南方都市报》）传统媒体就找这些犄角旮旯的货色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4周年。还是继续把章东磐那惊心动魄的文字引用完毕吧。jun mu日 12:28Fwd: 父亲的战场定稿父亲的战场正文.rtf父亲的战场章东磐 著三等科员熊文定去寻访熊文定老人的那天，很冷，很冷。老人腿脚已很不利落，陪我们谈话，只能长时间地坐在一把旧藤椅上，背后和腰间都垫着棉被，面前放一个电热炉。虚弱的老人和蔼而慈祥，总觉得像是一位教了几十年书的乡村先生，而不是见过那样大阵仗的英勇军人。1999年的时候，孙敏就访问过老人，老人家那时尚住在县城里，身体也还好过今天。我看过那时孙敏她们给老人拍的照片，是在他狭小的旧屋中，老人凝视着窗外，背后墙上即张挂着古代英雄的警句，那不是临时弄上去摆样子的，那样的信念伴随了老人几十年。就是那位平凡如水的照片中人和他的一句话打动了我。他在讲述了近乎宿命的一生苦难后，平静地告诉孙敏：我只是做了那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情。这句话让我刻骨铭心地心酸。他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很多当时没有做这件事的胆小鬼，在十年和二十年之后的极左风潮中一拥而起，全无风险地用语言，用纸笔，用权力，用拳头，用皮带，用绳索，甚至用日本军人留下的刺刀和军刀，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的灵魂和身体上施暴，如此每一个国人都不应该做的事情，至今都没有被细细地翻捡和追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曾如我们这样大比例地伤害自己的抗敌军人而永不需追悔的吗？什么叫胸怀，认识了这位老人就知道，那原本不是与深不可测的大学问绑在一起的。熊文定老伯是1922年生人，少年时候成了孤儿，跟着祖父讨生活。他没有介绍自己的祖父，但这位祖父一定是一位场面上的文人，与张问德先生有着够深的交情，才能在战乱中把年轻的熊文定托孤于他。二十岁，在今天的时代，正是在大学读书的年纪，熊文定被祖父从逃难的人流中牵了出来，亲手交给了正在筹组抗日政府的老县长张问德。祖父那一刻的选择，决定了熊文定一生的命运，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年迈的祖父让孤儿熊文定离开自己，跟上注定颠沛流离险境重重的张县长去打仗，去抗敌救国。熊老伯在与我们的交谈中，没有一句对于当年选择进而迭遭不幸的追悔与抱怨，一句都没有。他强撑着显然孱弱的身体，娓娓地讲述着老县长，讲述着追随老县长一同打游击的那群抗日乡绅与知识分子，讲述着惨遭牺牲仍无怨无悔支援抗战的老百姓，讲述着在日寇铁蹄下挣扎求生的顺民们是怎样的无奈而不愿今人苛责他们。显然地，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又与孙敏打过交道，知道我们来采访不是赶热闹，所以他鼓起老迈生命的余晖，尽量多地向我们讲述那段虽然局部，但是真实的历史。只是，唯独没有对自己不公的抱怨。真的一句都没有。熊文定就是在界头决定了他人生的轨迹。他告诉我们，日，县长邱天培和腾冲海关周姓官员从城里逃到界头，在街上一位姓杨的家里过夜，他们第二天一早就要继续东行翻高黎贡山。邱天培想必也与熊文定的祖父相熟，提议让熊文定与他们一起走，祖父没有同意。其实邱县长此议真是好心，因为山东面的怒江早已严防死守，如果不随县长同行，到了江边也过不去。可就是这样的险境，祖父偏没有让已经丧父的膝下独苗跟他走。界头是腾冲县境最东边的一个乡，离县城几乎一百公里。那时的界头比今天繁盛，因为从云南内地通往缅北的古道必须经过此地。今天再到界头，仍能依稀看到上百年前奠定的那个古镇的规模，远不是一个偏远山村的样貌，连街道都比今天的一些贫困县城宽。所以那个时候，界头这个以今天眼光看极狭促的小地方，是真藏着几位有远见、敢担当的人物。二百多个日本兵占了县城，从政治意义上，腾冲就&沦陷&了。但腾冲有多大，不用双脚去丈量，去攀爬，谁也体会不了。即便在今天，走汽车的公路能通进每个乡、每个村，但每一条公路都是在离开县城几里路，就一头扎进莽莽无边的群山里，这样的地方，真要占领到藏不下一个抵抗者，全滇西几万日本人都过来也不够。所以，远离县城的地方，自然就成了敌我互相纠缠的游击区。准确地说，在日军真正占领高黎贡山脊之前，这里基本是抗日政府的天下。刘楚湘、张问德筹组临时县政委员会的时候，手里其实除了几个不怕死的老头，什么资源也没有。不要说兵，连印都被最不该跑的在任县长邱天培背跑了。仅有的地方武装叫护路营，其中两个连先是奉命护送龙家大公子的家人与几十驮财物到怒江边，又折了回来，正碰上从县城往东赶路的一股日军。这伙纯粹的地方军人真是勇猛，从没打过仗的他们和一路凯歌如入无人之境而又作战经验丰富的日本人打了一仗，而且还打死了不少日本人。但初尝小胜的他们找不到领导，随后又翻回山，也跑过江去了。熊文定的家乡旋即就真陷落入敌手，也让包括熊文定在内的乡下人见识了什么样的暴行叫禽兽不如。界头那片地方，在农耕时代真可称作人间天堂。虽然群山之间可供耕种的坝子都不算大，但土地肥沃，风和雨顺。山里森林浓密，山坡水草丰美，真是粮油柴肉蛋奶样样不缺。加上商贾往来，手里还不缺现金和日用品，几百年没经过战乱，传统日子祥和而安宁。但是，日本人的到来在一瞬间打碎了这一切。1999年我第一次到腾冲的时候，见到曾被日军占领两年多的和顺乡粉墙黑瓦，包括家里的古董竟然毫发无伤真是惊诧。我从小听到的故事，日本人所到之处不是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的吗？在和顺一家百年老宅的美丽院落里，六十多岁的主人告诉我他幼时亲历的事情，日本兵曾住过他们家，冬日烤火取暖，屋里的木地板灼焦了一小块，第二天小队长过来，给在院子里排好队的几个兵每人一个大嘴巴，还让他们向中国主人鞠躬道歉。和顺第一富户弯楼子的李坤拔大妈也回忆那个时候，她们女孩子也没有躲出去，路上遇见的日本兵没有欺负过她们，还会礼貌地打招呼。但是，最初大摇大摆走进腾冲县城的日本人，在前往高黎贡山的路上遇到抵抗了。云南的历史学者戈叔亚告诉我，日本军队在哪里遭遇抵抗，他们就对那个区域的平民施暴。他们就会无端地杀害平民，他们就会野蛮地抢?财物，他们就会纵火焚烧村庄，他们就会疯狂地强奸未及逃离的女人，无论她已年长，或在哺乳，甚至还未成年。熊文定老人在叙述日本人第一次路过界头对平民施予的暴力时，连嘴唇都在颤抖，虽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他说，日本人是在凌晨二三点钟进的镇上，赶上谁家抢谁家。把鸡和猪抓到街上杀，切下腿拿走，扔下一地的骨血与皮毛。遍街都是粮食谷米，把老百姓家的被褥抱走垫了骑马。他们家对门的两个女人，五十几岁的还被奸污，另一位姑娘被成群的日本人轮奸，肚子都鼓起来，还用擀面棍擀，用火通条捅??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就和几年前听到熊老伯讲述的时候一模一样刀绞般地心里面疼。我们常常用&兽行&这个词汇来形容残忍，其实哪怕再凶悍的野兽，它们的任何血腥行为都不能称之为残忍，因为它们除了生存所需，永远不会无缘故的，甚至刻意的为了施暴而施暴。包括狮子猎杀无力奔逃的幼鹿，包括蒙昧时代的人类击杀而且分食同类，都不是践踏文明底线的残忍。而作战纪律像铁一样坚硬，组织指挥比渔网还严密的军人成建制地集体戕害全无反抗能力的平民，才是全人类都永远不能饶恕、不能忘记的极度残忍的罪行。我不会用野兽来比喻60年前的那支日本军队，因为和他们相比，兽类离善良更近。其实侵略者的目的很简单，他们只是想让我们向残暴屈服。但是，熊文定年迈的祖父恰恰在日本人刚走就决定了，让熊文定跟老县长张问德干，不逃跑，打游击，宁可熊家死绝了，也不向侵略者低头。就这样，熊文定加入了花甲老人张问德领导的抗日政府，被委以县政府民政科三等科员之职，从此铁了心跟着手里一个兵都没有的老县长，干起了他称之为在那个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干的事情，用自己的生命来雪耻报国。熊文定在整个滇西沦陷、筹建抗日县政府、大反攻直至光复腾冲枪毙汉奸的全过程中，都跟随在老县长身边，以至于大多记录者都把他当成了张问德的勤务兵。老人并没有特意更正这个说法，他由衷地敬佩张县长，他愿意鞍前马后地照顾他，他在所有的回忆中讲得最多的就是张县长，那是他灵魂的导师，是暗夜中的腾冲人心里的明灯，是值得后代人永远敬仰的光荣前辈。他希望后代人永远记得张县长，而从未一句夸耀自己。其实，在战争中，那么年轻的他肩负着很多比勤务兵重要得多的任务。抗日政权成立的第一件事是刻县政府的大印，这和今天成立机构立即要刻公章一模一样，透着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的印信传统，战争的非常时期都无例外。那时候乡村界头真有能人，一位姓万的农民就把如此庄严的事情给办了，放在今天就叫伪造公章，因为那位仁兄肯定没有县公安局颁发的许可证。这是熊文定参加工作后干的第一件事，他说那是一颗木头刻的印：云南省腾冲县临时县政府。人心向背比官印有多大更管用，刚刚刻好的这颗木头印立即盖发了腾冲县政府与国军预备二师联合开办抗战干训班的文件，腾冲县境内不甘心做*奴的家乡子弟纷纷奔向界头，加入了有组织地反侵略斗争的行列。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干训班，在我们全中国的抗战版图上，除了腾冲，还有哪一个县在刚刚沦陷的时候，在当任地方官们齐刷刷逃跑了之后，一群退休官员和爱国志士如此迅速有序地行动起来，凝聚起被突起的战乱打得一时失措的青年人，以二千年前流传至今的卧薪尝胆的毅力和勇气，从失败的第一天就开始行动，用自己的牺牲在准备可能很遥远的胜利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通过重重关山，细密地连接着腾冲这座极边之城，这种悠久文明的生命力，就是能激发起我们心里永不熄灭的哪怕再微弱的一丝光亮，抖落肩膀上因为灭顶之灾带来的沮丧与绝望，靠自己的力量让我们的家国浴火重生。熊文定一个人就是重新恢复的《腾越日报》的整个印刷厂。奇怪吧，在战前，腾冲县就有一份县级报纸，给县内的读者介绍遥远天际的时局，那份报纸更多的是靠从广播中收听到的资讯改编，毕竟收音机不是寻常人家能拥有的。由于有了《腾越日报》，使本处边陲的人与内地并未远隔。张县长显然深谙纸媒的重要性，除了可以将日本必败、盟国必胜的信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进展通告全县，更重要的是标志性意义，因为有报纸就证明政府在呢。这个印刷厂的全套设备就是用油墨滚子推的那种手工油印机，今天的人大约要四十岁以上才见识过那东西。这份战场上出版的油印报纸其实更像传单，但是对唤起民众和鼓舞民心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腾冲县在沦陷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几乎没有汉奸，为什么，因为始终有哪怕再微弱的烛光撕开无边的黑暗。《腾越日报》就是张问德、刘楚湘们点燃的那簇昭示明天的烛火，而熊文定则跟当时比他年长而成熟的报纸编辑伍保全们一起，找来各种各样可以充当纸张和油墨的东西，把那星烛光变成了火把，高举起来，使它照得更远。熊文定老人除了在回忆那段历史中的老县长和其他可敬的爱国者时，捎带着介绍自己不起眼的角色外，一点都没有提到自己当年的勇气、坚定和功劳。但是他有多了不起，他作为亲历者的回忆，让我们廓清了许多几经涂抹的历史真实。老人说，在张县长一再派人催促下，邱天培才在两个武装人员械送下回来交印，县政府和县参议会的铜制官印是他的儿子用小皮包背来的。那两颗印在其后的两年里，始终背在熊文定身上，他是县政府的掌玺大臣呢！就在印信交接当日，北上扫荡的腾冲日军抵近，预备二师通知县政府连夜从南斋公房翻山撤退。连着几天走那种山路，没有滑竿也没有马骑的邱天培对张问德说：老县长，我走不了了，走不了了。我相信这是真话，那时的县长多是文人出身，平时也没有锻炼，这样没日没夜地翻几千米高的大山，真不是一般书生能应付的。张问德说：你走得了得走，走不了也得走，难道留下来投降日本人。老县长此话其实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邱天培，使他免除了被俘当汉奸的厄运。那条翻山的路我们走过。但是没有在夜里走，没有在毒虫横行的季节走，没有饿着肚子走，没有被敌人尾随的恐惧追着走。就那样心情轻松地翻过山后，在走到怒江边叫作蛮英的村子时，我们基本上都是一坐下就再也不想起来了。熊老伯告诉我们，他们那次也走过蛮英街，本想烧饭吃的，饭还没有熟，听说日本人已经到离此不远的红木树了，马上用口缸装上半熟的饭继续走，走向几十里外的渡口栗柴坝东渡怒江。我这样叙述时，没有在那个季节走过那条路的人，仍然无法体会当年的他们如此走下来是什么样的辛苦。在他们那次翻山时正值初秋，在界头那边是秋高气爽，但海拔三千米的山脊上在夜里则已是零度以下的低温了，紧接着走过植物繁盛的高黎贡山东坡，美则美矣，但是你没机会哪怕看一眼景色，因为你永远要挥动手中可以挥动的东西来轰赶永远不散的云彩一样的蚊子，当然还有越走近河谷越热的气温，而且你还不能为了透气松开扎住裤脚的细绳，蛰伏在草丛中的旱蚂蟥正等着这个机会。我们第一次翻那座山已是初冬，下到熊老伯他们当年生火做饭的蛮英街上，满街都在卖当季的西瓜，江边比山顶的气温要高大约30度，完全是夏日景象，挥汗如雨之类的词汇完全用不到这里，你一滴汗都不会流，因为你的汗早出完了。这还不算，熊文定曾与老县长在正值盛夏的7月翻高黎贡山，那时还是与部队的游击行动一起，要等打开了口子才能过。山坡密林中那么热，还要找来呛人的植物与柴禾点火，熏烟驱虫。熊老伯讲，他那么年轻，尚在心里觉得极度困苦，但是张县长气定神闲地每每在此时捧读永远伴身的《资治通鉴》，给了他们这些年轻后生多少勇气。想一想吧，什么叫抗战，除了面对死亡的不退缩外，要吃得了多少人想都想不到的苦。我们的祖国是在和我们一样平凡的父辈们自觉自愿的殉难中，振拔于苦海而重生的。今天几乎每一位关注滇缅抗战史的人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在缅甸作战重伤殉国的中国远征军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遗体，曾被张问德县长从国界亲自接回腾冲，花甲之年的老县长为英年早逝的将军披麻戴孝，率领数万民众沿街跪拜，哭送英灵。我最早是从一位腾冲作家的纪实文学书上读到这个感天动地的章节，也是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张问德这个名字。这两年，一位远征军老军人的口述把传奇砸实了，他告诉从北京来的号称抗战作家的采访者，护送戴将军遗体过腾冲的时候，他就在返国的军人队列中。但是，熊文定老人一句话就说明白了：那时候，抗日政府还没成立。从我心里，我相信从每一位听说过这个动人故事的晚辈心里，都多希望这一幕在六十多年前真曾在抗日名城腾冲上演过。可我们谁有权力出于哪怕再善良或者再宏大再高尚的动机，编造一段哪怕再局部的只是一天的历史呢。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并没有经过腾冲城，在将军牺牲前10天，腾冲就陷落了。而张问德县长在戴将军遗体返国的时候也不可能奉命去边界迎接，他当时还没有上任县长，那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将军遗体回国地点也不在腾冲境内，而在今天怒江州的片马。老县长即便真有心为38岁的戴将军戴孝磕头都没有机会，在将军遗体被士兵们抬过国境的同时，他这位退休老干部早被溃败的军队和擅离职守的地方官忘得干干净净，正和黎民百姓同等待遇地逃难呢。历史有时真实得令人心酸，但远离心酸不是轻信的借口。我们还向熊老伯求证了另一件史实，老县长在董官村雷打树下的著名演说，这个故事也刊载在那本关于腾冲抗战的纪实文学书上，并被许多人转述。2003年的时候，我和孙敏为云南电视台做系列节目，来到董官村的雷打树下。那时我没有对书上的许多故事进行求证，所以和大量读者一样地信以为真，兼职主持人的我对着摄像机认真地告诉未来的观众：1944年秋天大反攻的时候，张问德县长就是在这棵大树下对群众发表演说，用这棵被雷电劈掉一半而仍然顽强生存的巨树来形容不屈抗战的祖国，号召大家向这棵树学习，用自己的牺牲赢得中华民族的重生。我一边讲，一边回想当年群情激昂的场景，尽不住热泪盈眶，颇得导演称赞。幸亏那部做了好几十集的片子因为另外的事情而中途夭折，没有播出，要不然我会追悔很久。因为熊文定老人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在董官村举行过支援反攻的群众集会，也没有过张县长的这次演说。因为那时候正值栽插之时，已被日军搜刮了两年之久的乡亲们本就把精力全盯在地里的庄稼上，人要活命呵。另外，那是攻城最紧的日子，家家都还要为部队出人支援后勤，连十来岁的小姑娘和抱着婴儿的妇女都在运粮助战，仅仅半个月时间，腾冲民夫就死了600多人，没有抚恤金，老百姓是为抗战不惜牺牲一切了。老人淡淡地说了一句：如此紧张的时候，怎么可能召集群众停下来听你演讲。熊文定从抗日政府组建直到腾冲光复后枪毙汉奸，始终追随张县长身边，除去军事会议他坐在外屋等候，始终未离左右。加上老人一字一句很是严谨，他对此事的否定，当是准确的。后来我们又去过董官，再就此事询问一位老人，他也告诉我，那时候没有谁会去听大会。的确，今天的我们早已看惯了动不动开大会的场面，不加分析地听风就是雨，早已忘记了那是什么样的季节，那是什么关头，那是什么社会形态。不过退一步讲，书上那篇代张问德县长起草的演说稿还挺感人的，而且道理也讲得挺透彻，可惜并没有在当年真实的存在过。在与熊文定老人的交谈中，还有一个内容让我惊愕：他为沦陷区的顺民们说了许多好话。由于我的双亲都是在抗战烽火中投笔从军，所以从少年时起在我心里就把没有参军抗战的&顺民&们与汉奸几乎等同起来。少年时的我常会鄙夷地从心里责难全体没有参军抗敌的&顺民&，经常会想，所有人一起动手，百把万侵华日军连分着当肉吃都不够，怎么会让八路们艰苦卓绝地打八年呢？自己英勇抗敌的老人反倒理解而宽容，他讲了好几件逢年过节时腾冲敌占区人民给占领者送礼物的故事，他说，如果不是这样，和顺的粉墙黑瓦、美如画境的那片高屋大宅怎么可能完好的保存至今呢？他把政府的本分、军人的职责和百姓们的求生分得很开，他一句也没有责备那些没有参军抗战的男人们，并且叮嘱我一旦落笔要留情，没有几个人愿意做侵略者统治下的顺民，他们那样屈辱的俯首日寇铁蹄之下，真真是不得已的无奈之举。抛开对外敌的仇恨，放眼今天的国人，我反而理解了老人的宽容。今天的我们，有多少人有勇气以血肉之身去阻挡持械行劫的歹徒，又有多少人会永远不屈地与贪渎的当权者死磕呢？在暴行与权力傲慢的腐败面前，我们会选择以一己之力相搏还是顺从呢？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苛责面对全人类最残暴的军事集团而无声地选择了屈服的先人呢？我们那么多的人，还不是全体噤声，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冒着凶险，公开发出对几百万殉国军人们的怀念之声，对更多抗日军人残忍伤害的不平之鸣吗？熊老伯用一生的苦难宽宥着无助而软弱的同胞，那我们是否应该稍稍反思自己因为无知、无胆、甚至无良而对英勇先辈们的淡漠、无视与戕害呢？历史过去久了就容易模糊，尤其当遥远的历史成为荣誉的时候。最近这二年，在当地有人说，那篇曾为全体中国人传诵的《答田岛书》不是张问德县长之作，我在与熊老伯交谈的最后问了这个问题。老人毫不含糊地说：《答田岛书》是张县长自己起草，与时任抗日县政府秘书的费云章等四个人讨论过，费云章先生建议对田岛的称呼为&阁下&，张县长接受了。熊老伯随后轻声跟上一句：费云章这个人还是难得呢。那一刻他没有看我们，他在看60年前。就在这篇文字将要写完的时候，李正老师告知了我熊文定老伯的死讯。那一刻，我记起曾见过他一张身着建国初期解放军军装的照片，一脸英武的他满怀着自己身为革命军人的自豪与对新中国的憧憬。我一直没有询问那时已经投身解放者行列的他，为什么在贫病交加的晚年无依无靠地寄居于也不宽裕的乡下兄弟家中，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军的人在大城市里都是公费医疗全包的老革命，是与普通老年人不同的&离休&干部。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悼念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长者，他毕竟看到了今天的后代同胞对他们这批抗战军人们忘却多年之后重新记起的那份来自民间的温情。无论是对我，对孙敏，还是对别的访问者，老人都从没讲过一句在乎现实加之于自己的待遇是否公平，因为他从心底里确信，自己只是做了所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该做的事情，爱自己的祖国。他是真爱，爱到没有丝毫扭捏的无怨无悔，爱到自己死掉的这一天。少校吴昌铣找到吴昌铣老伯实在不易。先听别人讲，他住在芒市一条街的某机关宿舍里，我们就去找，院子一下就找到了，里面曲里拐弯，问了几家都不知道这个人。正没奈何间，一个中年男人从外面进来，很警觉地问我们：找谁？我们再次报上吴昌铣的大名，他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没有这个人！还用目光押送着我们走出院子，好像我们几个外地人不远千里来这个贫寒的小院做贼一般。再打听一次，没错呀。又去，终于找到了，老人的住所离那男人喝斥我们的地方只有几米，薄薄一扇院门隔住了我们。我也纳闷，在院子里那么大声问了许多遍吴昌铣，老人坐在自家天井里全然未闻吗？见了才知道，他真的听不见，耳朵在六十年前的那场决死之役中震的几乎聋掉了。只要看第一眼，你就不会怀疑，这位老人给你讲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年纪对他不重要，如果不让他挺起胸膛，我知道，他宁可死。因为死对他也不重要，从他成为军人那天起，先是战火，再是逃亡，接着是&文革&中非人的岁月，凭着勇气、智谋和善良，硬是从常人难以振拔的苦难中活出来了。日本人会把极少数对国家民族的精神传承有重要价值的活人称为国宝，在我眼里，吴昌铣老人就是我们中国人中的一位国宝级人物。我们那句老话：人中之龙，讲的就应该是这种人。少年时的吴昌铣按爹妈标准可称为孽种，就是永远逆反的问题少年。老人说：&你信不信，要不是日本人打进来，我没准成了*。&我信，因为他讲到的从少年到青年的几年，正是中华民族外患频仍的多事之秋，有点文化的孩子们年轻的热血沸腾着，罢课、请愿、游行、抵制日货，没有他不参加的*。估计吴家老太爷是有料的人物，他把儿子从老家山东弄到北京去上学，结果在故都赶上了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北平的炮火催生出了一位军人，吴昌铣终于等来了不再撒传单贴标语被追缉的日子，他南下武汉投考了军校，学习重机枪，那一年，他十八岁。当我坐在八十五岁的吴老伯面前时，他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七十年前刻在他心里的两句古诗：投笔只因雪耻辱，横戈原不为封侯。老人告诉我，他父亲当年教给他这个诗句，诗的作者是为国驰骋疆场而终遭冤杀的书生督师袁崇焕。老人字写得很慢，手很用力，一笔一划都像初拿笔的小学生。他说：&文革&以后许多年都没有拿过笔。偏偏是袁崇焕，恰如同袁崇焕，同样以身报国而不图封侯的吴昌铣，除了没被杀掉，冤也真是蒙受够了。老人话特别多，他神采飞扬支离破碎地讲着与战争和人生有关的离奇故事，一分钟都没停。六十年来，恐怕再没有人如我们这样耐心、恭敬、透彻地听他讲过故事。他似乎不敢停嘴，好像生怕一句跟不上，我们把告辞的客套话插进来，我们走掉，他重又回到孤独的沉寂中。他不知道，他的比神话还传奇的人生是我们的至宝呢！一个甲子的岁月，今天看来就像翻一页书那样轻松，其中实在的沉重，岂是我们局外人能体会的。吴老伯还是佩服自己的军长王凌云，他说这位行武出身的将军枪法如神，治军严厉。军长痛恨军人偷老百姓东西到了绝不容忍的地步。坐汽车下部队视察，看见路边田间士兵远远地蹲在田梗上偷红薯，军长一声：停车！甩*就打死了。他叫卫兵过去摘符号通报全军，卫兵回来报告：军长，他没偷红薯，是拉屎。吴老伯毫不隐晦军人偷东西的事，他说士兵最爱偷的是驻地傣族穿的筒裙，偷回去撕成布条打草鞋，软软的穿着上战场。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加重语气：他们是为国家偷，为抗日偷！老人讲到这里眼睛水汪汪的。当连长的吴昌铣也偷过东西，还是活的。他说那时一个兵一天只有四两米，怎么可能吃饱。吴昌铣专门派班长带着兵去山上打狗，回来烧给新兵吃。在那地方没有野狗，老乡的狗跑上山就被当兵的打死，乡长告状告到师长那里。师长把吴昌铣拎去骂。吴连长说：别人接新兵都挑，就我不挑，挑剩的全在我们连，打狗给兵吃都是为国家好。老人带着得意的狡黠嘿嘿地笑着，洋溢着对当年成功脱困的庆幸。真奇怪，我这个爱狗人士对吴老伯的当年劣迹居然并无怨恨。吴连长不仅打老乡的狗，也帮老乡干好事，他亲自上阵帮老乡杀猪抬到市场上卖。他上身穿老百姓衣服，下身穿军裤，*别在后腰上一副横行霸道嘴脸。老人笑说：地方官不敢收我的税。结局皆大欢喜，老百姓高高兴兴点肉钱，猪下水进了士兵们的肚子。机枪连名声大噪，以至于不满微薄待遇的别连士兵逃亡到老吴门下，吴连长一律笑纳，他的一个连能有二百多兵。吴老伯自豪地说：我每个星期连草纸都发。想想当年，吴连长真不容易，把最瘦的新兵们用非法给养喂胖，训练成合格的军人，穿着偷来的布条打草鞋上战场，用生命为国家而战。可能鉴于吴昌铣善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学重机枪的吴连长被委任为团情报主任，这个看上去更荣耀的职务，为他的一生带来无尽苦难。当然战争中意气风发的年轻少校想不到那一天，他在筹划着怎样和各路人贴得更紧，以便得到日军方方面面的情报。他的举动真可谓石破天惊，这位扛着正式军衔的军官居然直接入了帮会，甚至冒充辈份，混成了滇缅两地响当当的真大佬，这样一竿子插到底的深入群众也称得上典范了。八十五岁的吴昌铣那么耐心地比划着所有的关键手势，让我们知道，帮会的弟兄们个个手眼通天，你坐进一家脚店餐馆，随手摘下帽子把帽檐对着自己往桌子上像碗一样一放，右手稍拱起来，用中指轻点三下桌面，周围就早有刀子一样的眼睛盯住你后脊梁了。对上了，吃穿不愁；一句对不上，三刀六洞。吴老伯自言自语，对答如流，那么多的岁月与折磨都抹不去那种刀子尖上滚过命来的记忆。他叨叨着几路香进会可以亮出辈份，讲解着帮会中独特的姓氏含意，述说着关于引进师、本命师、传道师的身份与背景。老人的山东腔云南话加上几十年的傣族口音浸染，又讲着这么生疏的遥远故事，整个让我对着纸笔如坠雾中记无可记。看到我没记几笔的这一段，当年的江湖老大反而放心，他特别告诫我，那些业内人士互相摸底的细节专用语，是不可以详细地写出来的。我明白老人的意思，在他当年声名显赫的一些地方，那些帮会或者进化的新社团还在呢。就如全世界的魔术师都不漏底一样，入了这行，无论离开多久，有些秘密是要跟着生命同去留的。吴老伯至今热衷于谈论重机枪，他在军校学习受训用的是马克沁重机枪。那种机枪是全世界自动火器的祖宗，在第一次大战中曾像割韭菜一样横扫人命，在吴昌铣读军校时却是中国军队最宝贵的重装备之一。那时我们国家的军火工业很落后，加上各地军阀与中央军的装备根本不搭界，各自从千奇百怪的外国供应商那里进货，把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办成了万国军械博览会。这样的军队打内战没问题，规模小、时间短，和国际政治的大格局没关系，军械弹药补给显不出问题。一旦和外敌爆发全面战争，几支部队往一个战场聚集，运子弹的车往哪跑都整不清楚。我还见到美军档案照片里，还有另一种爷爷辈的大家伙，好像是法国早期的哈其开斯重机枪，那位老爷不计子弹就五十多公斤重，在滇西陡峭崎岖的山路弄上山都是难题，更不要想快速展开进入战斗的要紧事。虽然老人对马克沁重机枪的性能和零件数量至今如数家珍，但他还是更喜欢美式的新重机枪。那时吴连长所在的第二军换装了美式武器，包括军长王凌云和所有团级以上军官都空运至印度接受了新火力构成与作战理论的短期培训。吴昌铣等中下级军官也在国内由援华美军教官进行了集中培训。其实中国远征军的这次换装与新军事理论的再建，恰是中国军队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开创了国家武装力量集现代火力配置、作战思想与战场管理于一体的建设，并在实战中验证了这种系统模式的有效性。在美军档案照片中，有一些云南战场以飞机护送伤员的影像，这些为国负伤的普通士兵可能并不知晓，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把士兵的生命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吴老伯喜爱美式新重机枪的理由很单纯、也很军人：可以抱在怀里打。他可能也不知晓，美军选用这款新勃朗宁机枪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恰恰不是比马克沁更大的口径和杀伤力，而是大幅降低的枪械重量。新的机枪使士兵减少了负重，也使&抱在怀里打&成为了可能。说到底，吴昌铣都是属于热爱战斗的军人，因为把原本用于防御的重机枪抱到怀里打就已改变了这种枪的设计用途，摇身变为进攻型武器了。在中国大陆的我们最初看见这种用法还是美国大片中兰博的越南战场，殊不知几十年前的滇西战场上，我们的父辈就以和史泰龙一样酷的姿势耍同样的重机枪了。如果吴昌铣把情报主任一直当下去，这位大英雄就没有了今天的风采。吴主任所在的团在1944年的滇西反攻中得到了一次当时看要提着脑袋干，而后世回顾青史留名的机遇，一举造就了重机枪作战专家吴昌铣和三十三师九十七团团长王延熹。乱世出英雄这句话再一次用勇气和鲜血被证明。2004年，我与孙敏、杨延康在驾车离开龙陵后，特意专门驶上早因高速公路的修建而遭废弃的老滇缅公路。龙陵往芒市不足一百公里，山势也不似怒江边那样高耸。但当年的公路因急于在战中抢通，所以无论山大山小都是随着山边开槽，到了龙陵往芒市的后半段弯多到不得了，差不多没有超过一百米的直路，而且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我的右脚永远在油门和刹车踏板上跳来跳去的，脚脖子弄到酸痛。那一段公路两边山体破碎，像建筑工地的巨型沙石堆场。我们几次停在险要处设想在此路上的阻击都得出同样的结论：打枪的不要，两吨炸药足够了。1942年5月，攻入中国境内的日军机械化先头部队就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肉夹馍一样的山路上狂冲二百公里，两天就打到了惠通桥。边境上的畹町被中国军队弃守，山一样的美国援华军用物资为日军缴获，用来完成他们的永备工事和为自己加油。逃跑的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一支哪怕再小的分队在山上挖一个坑，放一卡车炸药，再鼓起勇气放一百桶汽油助兴，只需一根火柴，就足以让在路上逃难的百姓安抵怒江东岸。每一次只要我想起那么不堪的耻辱溃逃，都为那些将领们的意志毁灭脸红。两年半之后，反攻这段险关红山崖的命令下达给了吴昌铣殊为敬重的王延熹团长。八十六岁的吴昌铣这样介绍自己的团长：黄埔八期，陆大十六期，能打。吴昌铣说的战场地名叫红山崖，现在有人叫红岩山，我反复掂量，那地方似乎不是一座单独的山，而是扼守滇缅公路通往缅甸的最后险段的要冲，它的易守难攻之处即是一面山崖，而且崖体略现微红，就如岁月没抹净尽的人血。虽然吴老伯的部队已是基本美式军械的火力配置，有了大口径火炮，但是在那么个鬼地方根本使不开。懂得打仗的王团长重召吴昌铣上火线，把全团的重机枪全部集中起来组成统一指挥的特大号机枪连由少校连长吴昌铣指挥，压制日军，掩护步兵进攻。看过那里的地形与地貌条件，不由得你不佩服王延熹这个能打而且善打的团长。美军勃朗宁M2HB型重机枪，12.7毫米的口径，成年男人拇指那么粗大的子弹，理论射速每分钟600发，弹链供弹。几十挺这样的机枪一起打，真像泼水一样的弹雨。回忆我当兵时每到实弹射击，总要有一班人钻到二米多深的靶壕中用长杆为射手指示弹着点。由于枪管的指向性，在靶子下面听到射击声要比射手听到的更震撼而撕裂神经。有经验的老兵可以从头顶?过的枪声基本听出弹道方向有否偏差。在那么深的靶壕里安全确保无虞，唯一恐惧的就是子弹打低到靶壕外的堆土上沿，哪怕只有一枪，那沙尘与细石被子弹冲击会掀起很大一片喷溅下来，根本不是如稚嫩的战争电影中在石墙上只冒两个泡那么可爱。这还是7.62毫米口径的单发射击。那么，超过三十挺大口径重机枪，每分钟一万八千发的弹雨狂泄，会打到对手阵地飞沙走石，被重机枪覆盖处没有人能睁着眼睛瞅空开枪。而且机枪弹遇到坚石会碎裂并带起石头一起飞，那种次生杀伤力比步枪和轻机枪要大许多倍。那一刻战壕里日军感受到的恐怖比单颗爆炸的火炮来得要凶狠而持久，因为根本就不让你片刻喘息。天才呵，王团长能想到用这样的火网掩护攻击，而不是死板地求助于炮火与空中支援。六十年之后，有两种同样构思的武器问世，都是为了在战场上向对手投射暴雨一样的弹阵，一种是M134六管速射机枪，而另一种则干脆叫做金属风暴。几十挺美制重机枪成功地压制了素以顽强著称的日本陆军，九十七团打下了通往芒市日军五十六师团总部的最后一道关隘红山崖。吴老伯回忆当年那场苦战，只是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两件事：一，他的耳朵被狂暴扫射的重机枪震到几乎聋掉，从此听不到别人小声讲话；二，在红山崖上树起了整个滇西反攻中唯一的一座团级纪念碑。对于本团军人，这是何等的豪迈与光荣。土法上马的金属风暴之所以成功，除了王团长的知人善任与智勇双全，还有重要的实力对比优势。老军人吴昌铣极为不屑日军的重机枪。我检索了一下当时日军重机枪的资料，全部是30发的供弹板供弹，这种方式要求副射手蹲在旁边端着弹板侍候，像拿奶瓶喂孩子一样。在重机枪诞生的时候，有帆布弹带和弹板供弹两种方式分别出现，那时重机枪完全是防御型武器，找个视野开阔的地方一架，对着远处蜂拥而上的敌人不间断地扫射，整个就是战场上的大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有二挺重机枪坐阵顶住上万敌军狂攻的神奇故事。那时重机枪几乎不被威胁，即便射手不幸中弹，换个操盘手仍然盆满钵满地赚。由于帆布弹带时有扭结卡弹出现，金属弹板的可靠性凸显出来，被大多数严谨的后续制造者采用。狂放的美国人不吃这一套，他们居然用薄钢片冲压成单个的弹板再用铰链方式接起来，完美地创造了全新的供弹方式，加上风冷式的重枪管，1933年定型的勃朗宁M2HB重机枪从二战一直打到今天。我们的一位伟人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真是一语中的。科学技术也是第一战斗力。而科学与技术的创造力是自由与民主的社会型态真正激活的。表面上看，打败日本武器的是美国更为先进的军火工业，其实战胜专制而集权的日本帝国的深层力量是可以发挥所有人无限生命力的科学思想与民主制度。吴昌铣一生的军事巅峰至此结束，按照严格的军队健康标准，半失聪的吴连长应该除役了。随着滇西战局的胜势突临，中国远征军面临大裁撤。本来年轻的吴少校前程似锦，又有刚刚升任师长的前团长罩着，继续混军职当然是驾轻就熟的事。可吴昌铣去走了老团长的后门，要求就地复员去当老百姓。为什么呢，猜都猜得到，铁打的英雄恋爱了。吴老伯说：写我的话把我老伴也带上一笔，她认识三千个汉字呢。那个地老天荒的边蛮之地，那么年轻的傣族少女，能认识三千汉字，通读报纸显然全无障碍，英雄美女，烈火干柴，挡都挡不住。我只是不知道，耳朵不灵便的吴昌铣当年是用什么办法与柔情似水而又娇羞的傣族女孩呢喃倾谈而不让全街人都听见的。老人回忆着那几年的生活，还是安稳而甜蜜。由于本就是出色的军官，加上滇缅一线江湖老大的地位，又娶了傣族姑娘为妻，在当地头人眼里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自己人。他当过地方的自卫大队长，做过镇长，还在警察局干过督察。自从战后，那片地方风平浪静，内地打翻天的内战于滇西全无波澜。吴老伯说起自己做过镇长的遮放满怀自豪，&芒市的谷子遮放的米&，那米又白又长，长到可以用绳子捆起来，真香。平静的日子在吴昌铣并不知情的时候悄悄结束了。1949年末，国民党中将沈醉在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时被扣，很快移交到初建的新政权公安机关手中。沈醉在军统谍报系统中以记忆力惊人著称，他一口气背出了五千个军统情报人员的姓名，早是平民之身的吴昌铣一眨眼变成了疑似潜伏特务。那个时候的他正从前政权的公职下了岗，在缅甸和昆明间跑买卖呢。当年的吴老伯名气大不是他自己吹的。龙陵县一位当年远征军上校军医付心德老人在那时就认得他。付医生是我们访问过年纪最大的老军人，一百多岁的他可以一只手轻松地拎起胳膊粗的铁杠来顶门，鹤发童颜，丝毫不因多年的牢狱生涯而稍呈萎顿。那时跑买卖似乎成了这批早早退役而又有点本事的军人们的共同职业。他们都七拼八凑地用老零件不断翻修着美式军用卡车，从缅甸倒腾货物到昆明。那条为战争而建的公路上，那几年奔波着多少忙于生计的抗敌英雄。给我们介绍吴昌铣的也是一位老人，一位*的老公安。1950年，刚刚从地下党转入公安系统的姜兴治还不到三十岁，他参加了对大特务沈醉的审讯，并受命成为追捕这些&潜伏特务&的专职成员。姜老伯和吴老伯的对话在今天听来就像电影故事，他们互相比划着讲述当年一次又一次的追捕与擦肩而过的脱逃，真难想象这对亲如两小无猜的老小孩那时是生死对决的亡命冤家。姜老伯满头浓发钢针一样立着，更有意思的是一半全黑而另一半全白，真正黑白分明。他一次次否认我们关于他是否同情这些老军人的试探性询问，他说：我们党有政策，1946年内战前脱离国民党军队的不是历史反革命。我看见了一位老*员执守的原则，既然有这个政策，那他们本就不是敌人，严守政策是应该的，怎么会与同情有关系呢。从姜兴治身上，我稀罕地看见了在我们行为与语言中都已久违的叫正直的那种品格。正因为他的守政策，吴昌铣的潜伏特务之名没把人抓到就洗脱了。盛年的吴昌铣得以在新政权的阳光下过了十几年正常人的生活。那十几年对吴昌铣的家庭有多重要，老人说：我和老伴像订了计划似的，两年生一个，一共七个，五朵金花，哼哈二将。吴老伯是所有我们访问的老军人中自己没有收入而毫不胆怯地要请我们午饭的唯一一位。他的孩子们全部继承了他的勇敢与母亲的贤淑，个个事业有成。老人说：我现在靠着儿女，他们给我的钱花不完，我还攒着，我死了还给他们用。老人说：他们跟着我吃了苦，对不起他们。为了这个对不起，吴老伯手里再多的钱也不抽贵的烟，只抽便宜的&春城&。那个全家的苦难来自&文革&。姜老伯反复讲两个词，那是&文革&时&净化&边疆的口号，叫&玻璃板、水晶石&，要把伟大边疆建设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透明天下，一粒&沙子&都没有。&沙子&呢？悉数抓起来关监狱了。这么多年游走于中国现代历史的田野，始终想不透中国政权交替时对旧政权遗留人员的清洗。新政权的建立说到底是多数人的选择，因为毕竟不是帝制了，否则什么样的天才都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驱逐强大的旧政权。那么多旧政权曾经的拥护者和参与者没有走，心怀期待地留下来与祖国共迎未来，这本是多令人欣慰的好事。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狐疑地过筛子一样层层选拣，稍有不顺眼处就取掉公民权甚至性命呢？小时候时常惊心动魄地听大人讲&镇反&故事，那时北京先农坛一带还是荒僻去处，据说枪毙反革命时多有站成长排用机关枪扫。我不知道是否那些人都是潜伏下来破坏他们本能上刻骨仇恨的新政权的，或者即便他们受命破坏而并未动手，再或者他们本是受命卧底颠覆但已为新政权感召准备投身新国家建设了，我们是因为真有凭据还是只因为心存对敌对者的恐惧而萌生杀机呢。幼时的我听到杀坏人时总是庆幸领袖的英明，以为那时万一手软，人家一把翻过来，我们这些革命子女顿成冤魂。可如果今天我们还不能客观地回头反思，吴昌铣他们那一整代人的冤屈真是白受了。托姜兴治坚守政策的福，加上镇反前后吴老伯总像泥鳅一样从红色铁掌边上恰好溜走，直到&文革&时被捕入狱，情报处长吴昌铣其实是阴错阳差地拣了条命。&文革&逃不掉是谁也没逃掉，这次没有鱼漏网，因为连网都端了。姜老伯正色对嬉笑的吴老伯说道：&文革&抓你们不是我们的公安局。就是那样的洗刷仍然没有安全感，几年前还对&镇反&心生感激的红色子女们，这一把全成黑帮家属，极左的黑夜是无边无际的，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永在恐惧中独自喘息，等着心里生出新敌人来。吴昌铣入狱，妻子也被革命者喊去训诫。吴老伯说到故去十多年的亡妻，激越的语调也变得温柔：我老伴最好，人缘最好，肯吃亏，从来不和哪个争。从不与人争的妻子是被人称万主席的造反领袖万小佬喊去的，论亲疏，他还是吴妻的堂弟。万主席说：今天最后叫你一声姐。随后厉声喝问：我问你，你为什么嫁给国民党！一向温婉的妻如此回答：那时候我只晓得国民党，今天你不说还不知道你是*。要知道你是，你那个时候讲给我，我不管表弟不表弟，一定嫁给你。多年之后，&文革&中欲置吴昌铣身家于死地的革命领袖万小佬成了全无收入的孤老，吴昌铣每月给他二十元钱帮补生活。那人死时，他还专门让女儿登门致悼。别人诧异此事，吴老伯说：他一个老民族，懂什么革命，不过是唱戏跑龙套，都是可怜人。一句&都是可怜人&，带过了多少辛酸，勾销了多少苦难。平反出狱后吴老伯忽然变身为宝物，成了州政协委员。从1949年后除了逃跑与坐监之外，吴昌铣第一次以阳光下的公民身份直着腰和政府打交道，总算有一点当家作主的意思了。吴老伯告诉我们，他每年只交一个提案，每年都一样的提案：修复芒市的抗日阵亡将士陵园。1990年，烈士陵园终获重修，当年立在红山崖上的九十七团残碑也重新立了起来。我们去看了那劫后余生的半截团级战斗纪功碑。碑身大概只有洗脸盆那么粗，即便完好时应该也不过一人多高。那座碑是用白色的石头刻成，历经几十年的自然与政治风雨，怎么看都像巨大的傲立不倒的军人枯骨。纪念碑重树之日，吴昌铣给远在美国的旧长官王延熹写信，报告团长，九十七团的战斗阵亡将士碑又立起来了。年迈的王团长为此汇款一百美元，檄令旧部，替我买了纸钱祭奠弟兄们。那个时候，一百美元能买多少烧纸，最后一次执行军令的七旬老翁吴昌铣跪拜在战死的弟兄们荒芜几十年后重光的墓前，一把一把地烧着纸。吴老伯说：你们知道我跪了多久。王延熹将军，后移居美国，五个子女均为博士，享寿九十三岁。姜兴治老伯，离休后用大量时间搜集散佚民间的远征军烈士陵园残碑，他蹒跚着抱来几块当年镶在主碑基座上的铭刻，一块是&??军滇??阵亡将士纪念??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敬??&，另一块是第二军军长王凌云所题&功在党国&。我们向吴老伯告别的时候，他又一次在我笔记本上写了一首当年的短诗：中华儿女志气高，手执步枪上刺刀，冲锋陷阵白刃战，誓灭鬼子决不饶。反复告别之后，我们终于离开了吴昌铣老人的家，我们再三向他保证，一定会再来看他。老人只是笑，并不接我们的话。我们转身离去，院子里传来耳聋的人特有的大嗓门：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知道，是我们的来访打破了老伯早已平静的晚年生活，让他思绪起伏，重又壮怀激烈的回到视死如归的光荣岁月。我再也没有去看望吴老伯，孙敏又去过一次，没有见到。2008年秋天，朋友传来讯息，老人辞世了。上尉刘志声1945年元旦前夕，整个世界都轰响着对法西斯反攻的炮声。这一天，中国远征军第二军二十七团在一个叫黑猛龙的地方作战。那是中缅边界的一个小高地，占领了这里，就可以挥兵入缅了。这将是多独特的一个元旦呵，自1840年以来的105年间，从来都是外国入侵者在我们国土上打我们，而这个元旦，我们终于实现了从自己土地上用武力驱出侵略者，进而追出国门彻底歼灭他们的战略转折。就在这个光荣元旦的前夜，中国远征军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将军来到畹町战场的最前线视察，他是为连续三天都未攻克的会龙山和邦达梁子来的。在他来的当天下午，二十七团二营的一支敢死队摸到了离敌人据点只有五十多米的凹地隐蔽起来，等待美军飞机轰炸后冲锋，拿下这个阵地过新年。结果，轰炸机上的炸弹恰恰落在了他们的藏身之处，全体官兵非死即伤。坐在我对面的老人一面讲一面擦眼泪，已经过去六十年的事情，他还记得那样真切，因为就是那一天开始的事件，贯穿了他漫长的人生。这位写着一手好字的老人叫刘志声，住在保山市郊的板桥镇上，远征军反攻之时担任二十七团的干事。他告诉我们，自己的正式职务是连指导员，在团部是临时帮忙。他的意思很清楚，如果当时他不在团部，今天我们十之八九已无法听到他自己来讲故事。老人家里开着一个为殡葬服务的花圈店，就是每年清明小学生们献上烈士陵园的那种，细竹蔑的骨架，以白色为主，兼有黄、红两色的手扎纸花，中间一个大大的&奠&字。他们家的店花圈扎得很细，很密，中间的字遒劲而庄重，那是老人的亲笔。老人家小小的庭院干净而温馨，迷你型的花圃里多是各色兰草，保山的别称是兰城，城里很有一批靠着倒卖高黎贡山野生兰花发了财的人。老人家的兰草显然并不珍罕，要不然早就不扎纸花圈，家门洞开了。我在城里经过几处高墙阔院的宅第，随着我们平常的脚步，里面马上传来如雷的犬吠。当地朋友说，那院子连顶上都是铁丝网。真是为兰花这位中华文化中本是最清雅脱俗的君子悲哀。反而是在老军人刘志声家里，丛丛兰花在白壁粉墙的映衬下亭亭玉立，娇柔中透出千年来藏在骨子里的孤傲之气。刘老伯描述那天黄杰总司令的视察，包括总司令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没有坐吉普车。我在黄杰将军《滇西作战日记》中多次看到，黄杰将军确是经常骑马巡视前线，有一次在怒江东岸检查反攻准备情况竟连续七天骑行于山中。这样的细节让我们了解了一位将军，因为终日在山路上策马代步一点都不比步行轻松，何况一连七日天天如此，下得马还要办公。我曾在贡嘎山东坡连着骑了四天马，两条大腿内侧的肌肉酸痛多日。我的同伴更惨，尾椎骨处的皮肉全部磨烂，当地人叫&铲&了，因为骑在马上双脚是轻松了，但屁股代替脚在和马鞍子搏斗，也会弄到血肉模糊。总司令的马鞍在战争年代想必也好不到哪去，能官至上将还日日骑马巡行，在吉普车时代的将军里已是凤毛麟爪。当时远征军对边境上的日军是发动钳型攻势，黑猛龙不能夺取，就使左翼部队的大军不能前进。卡住左翼集团的这个坎，就是由刘志声所在的团负责攻击的。黄杰将军没有像电影里那样召集什么级别以上的军官们端坐着开会，他骑马冲上阵地，就站在路边，对攻击营的营长说：明天你就给我把阵地拿下来。营长刘昌顺此时有苦难言，在上将面前，一个少校营长的官实在是太小了。他没有机会辩解，也没有时间诉苦，告诉总司令他已经打得很努力，今天还刚刚被自己飞机冤炸了几十人。那时一个营本就不满员，几天打下来恐怕不足二百人了。此前在芒市二十七团已从开战起补充了第四次兵源，可知伤亡率之高。刘营长对总司令的命令坚决服从，只提了一句：总司令，这几天伤亡太大，能不能补充一点人员，有利于明天作战。总司令也只回了一句：明天必须拿下来，否则你死在上头。在刘老伯的讲述中，对黄杰将军颇有微词。刘志声老人不是粗人，他正经毕业于抗战时设在云南大理的军委会干训团，有文化，讲道理，正是当时军中脊梁的青年才俊。他对总司令的意见集中有二，一是他那天不调查就对刘营长发脾气，完全不为攻击部队解决实际需要；二是他偏心眼，看不起旁系起家的第二军，所有最艰苦的战斗都让晚儿晚女的第二军去打。公正地说，黄杰将军在滇西战场上的表现可用杰出来概括。我阅读他的战场日记，每天记载的战斗与部队情况真是细密如丝又条理清晰，战果、问题、解决的措施，事无大小，俱是雷厉风行。他每在对下属训话时几乎都反复讲三点：爱国、爱兵、爱民，讲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对百姓要如侍奉父母般的恭敬，对士兵要如父兄般的亲爱。在他日记中，反复痛责的倒是功名显赫而且出身嫡系的二○○师，多次提到他们行动迟缓、攻击不力，全不因曾经的声誉而稍有袒护。至于他临走前抛给刘营长的那句狠话，其实他自投身戎马起从来都是如此要求自己的。日，他甫抵江防前线的第一次视察，就对新三十九师一一七团全体官兵训话：军人不怕死，怕死不配做军人。我从军校毕业到现在，经过无数次剧烈的战役，并且多次以极少数的兵力，击败极多数的敌人，完全成功在不怕死。怕字在我的人生字典中是不存在的。你们做我的部下，就是要学我的不怕死的精神和勇气，来完成我交给你们的艰苦任务。刘营长是他的部下，他用打不下来就死来要求，真不是他有意狭偏非嫡系的第二军部队。在他的记述中还专门有物资分配时的考虑，直接告诉负责分配的高级军官，对非嫡系的第二军必须从优考虑，以免令官兵们心生不公之念。刘志声老人回忆那一晚，刘昌顺营长用最独特的方式让全营准备过1945年的元旦。他把全营所有能打仗的人都召在一起，包括传令兵和三名炊事员。那个队伍里还有刘老伯的干训班同学，另一连的指导员王再煊。刘营长告诉这支百多人的队伍，明天黎明，我们将与敌人决一死战，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不成功便成仁，不能给二十七团丢脸！刘老伯说，二十七团有一面军旗，是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十六旅的旅旗，那是第二军最神圣的旗帜，只要拿出来就要奏军乐，全体敬军礼。二十七团不允许自己的军人让这面光荣的军旗蒙羞。刘老伯引了《木兰辞》中那句&磨刀霍霍向猪羊&来形容战前的准备。想一想呵，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起，哪一晚不是我们在担心明天被日本人当猪羊屠宰呢。终于有了这样的一个元旦，明知天一亮的恶战对每一个军人都是凶多吉少，但我死而国生的光荣将用新的鲜血书写在军旗上。他们真的是在磨刀，磨刺刀，因为他们要在黎明时趁着朦胧摸上去，和最擅长肉搏的日本陆军拼刺刀，那些日本军人有许多都曾是北九洲的矿工。刘志声老人沉默了片刻，把目光从
回答者:马明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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