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威海的南海答卷——教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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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班班通”多媒体教学设备，乒羽馆、篮球馆、塑胶跑道等完备的教学设施，还可以到旁边的北交大威海校区看书、旁听大学课程……这些在李子玉看来曾是一种奢望，但在她转入南海高中后全都变成了现实。“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么好的教育，让我们更有激情去学习！”李子玉说，如今已经读高三的她，每天生活学习都很舒畅，对于即将到来的高考也是信心满满。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幸福威海的南海答卷——教育篇
先进的“班班通”多媒体教学设备，乒羽馆、篮球馆、塑胶跑道等完备的教学设施，还可以到旁边的北交大威海校区看书、旁听大学课程……这些在李子玉看来曾是一种奢望，但在她转入南海高中后全都变成了现实。“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么好的教育，让我们更有激情去学习！”李子玉说，如今已经读高三的她，每天生活学习都很舒畅，对于即将到来的高考也是信心满满。
威海晚报记者 宋伟 通讯员 刘昌勇 文/图
李子玉正在认真上课。威海晚报记者 宋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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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把《旧闻荟萃》专题策划版面刊登
《历史档案》
用坚实的史料说话
中国给了越南多少援助
一直以来，每每提及1950年-1978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国人都会愤愤不平，感慨中国的慷慨无私，指责越南的忘恩负义，甚至有人说援助本身就是得不偿失。
那么，1950年-1978年中国到底给了越南多少援助？又慷慨到什么程度？而如此慷慨的援助为何仍无法避免两国走向敌对呢？谈起毛泽东时代经济困难原因，人们下意识的就会想到西方国家封锁制裁，认为这是导致当时中国物资紧缺、阻碍中国对外开放的罪魁祸首。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美国的封锁禁运中国经济发展到底有多大影响呢？
一、毛泽东时代中国到底给了越南多少援助？
1、1950—1978年中国共援越200多亿美元。约合当前人民币五万多亿元
从1950年胡志明向中方求助开始，到1978年两国交恶中方完全撤出援助止，中国对越南的援助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年援越抗法，期间以军事援助为主；年援助越南独立后的建设；年援越抗美，提供全面而巨额的援助；年助其战后重建。在这近30年中，中方对越南的援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A．外交承认和支持：日，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率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为此，中方不惜得罪法国，据刘少奇在北京接见黄文欢时说：“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相信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而在1964年美越进入全面战争前后，中方支持越南的态度更加坚决，比如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明确表态说：“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己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加入到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去。”也正是在这种思路下，中国明确表示“中国人民将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援助的原则是“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Ｂ．物资上的援助。从年援越抗法、援越抗美和帮助其重建，中国共向越南提供的各种援助总额为203．6845亿元(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援助金额为100．6742亿元，约占援助总额的50％，包括粮食500万吨、石油200万吨、汽车3．5万辆、船只600多艘；军事援助金额为49．6679亿元，占援助总额的24％，包括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亿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炸药1、
824万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可以装备200万人，约合人民币42．6亿元。成套项目援助为36．2619亿元，占援助总额的18％，建设项目为450项，己完成339项，包括轻重工业工厂、医院、研究所的成套设备；援助美元现汇6．35亿元，占总额的8％。特别是，中国在外汇紧缺的情况下还援助了几亿美元外汇供越南机动使用。
Ｃ．派兵入越参与后勤保障和作战。日，胡志明与毛泽东在长沙进行会谈，胡志明告诉毛泽东越南政府已经决定从后方抽调更多的兵力到前线，这样一来，后方后勤保障工作就要受到影响。他向毛泽东提出请求：中国方面能不能把越南后方一些地区的后勤保障工作包下来，这样越南就可以调动兵力上前线。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目，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陆续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入越执行军事任务，至1968年3月止，先后人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95个大队另83个小队，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万余人。中国支援部队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其中防空作战部队共对空作战2150余次，击落敌机1707架，击伤敌机1608架。工程保障部队修筑坑道2．56万余米、各种工事300余个；新建、改建公路7条，长1206公里；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2公里，抢建便线便桥98公里；修建机场1个，修建飞机洞库2个，架设陆地通信线路330杆公里；铺设海底通信电缆90余公里。
Ｄ．免费帮越南运输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援助。越南抗美战争丶期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物资达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共63万吨，中方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
据统计核算，中国向越南直接提供的物资和中国部队赴越的军费开支，总额在200亿美元以上，合当前人民币约5万多亿元(编者注：按黄金折算，80年代之前美元兑黄金价格为35美元／盎司黄金，现在的价格是1600美元／盎司黄金。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1美元=6．2人民币元。)。
在上述援助总额中，除无息贷款约14亿元人民币外，其他均为无偿援助。即便是有偿援助和贷款，中方也是能减免的就减免，以减轻越方的负担。比如1965年7月中越签订《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时，中国将1963年借给越南粮食10万吨和年为越南代购粮食19万6500吨、化肥88600吨，除己归还粮食3400吨、化肥18600吨以外的其余部分，全部赠送给越南，金额为人民币1．06亿元。
2、中国还把夜莺岛秘密“移交”给了越南．成了越南的白龙尾岛
中国不仅对越南进行物资和军事援助，还将作为物资中转站和雷达站的中国领土夜莺岛“秘密移交”给了北越，成了后来的白龙尾岛。据当时作为中方代表，前往夜莺岛(浮水洲岛)与越南代表履行了“移交”手续的原海南军分区副司令马白山将军回忆说：“1955年解放军解放了浮水洲岛(即夜莺岛)。解放军驻此岛上，岛上有工事。部队一个连队驻守岛上，也管理老百姓。……1957年3月，上级指派我为代表，把浮水洲岛移交给越南……移交时，部队撤，老百姓不动。有的老百姓不高兴。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变成越南人。……移交给越南，主要是当时两国关系好，我们与胡志明是‘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反正是兄弟嘛，该岛又稍近越南一点，就通过一个仪式移交给它。”
“夜莺岛”成为“白龙尾岛”归入越南后，中国利益损失严重。比如李德潮在《白龙尾正名》中谈到：“越南在北部湾依托白龙尾岛，对北部湾大面积海域和大陆架，提出主权要求，抓扣我渔民，破坏我数十万渔民的生计。”葛剑雄说的更明白：“对北部湾的渔业纠纷，我国的态度似乎不软不硬，越南人还在那里巡逻，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白龙尾岛离海南岛远，离越南近，本来我们跟它划界，可以划在白龙尾岛和越南大陆之间。但现在这个岛是它的，界线要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的渔场就要归越南，数十万渔民都将失业；谈判划界时双方是有默契的，传统的渔场如何划分，应该另外通过淡判来解决，但现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来控制这些渔场了。”
二、毛泽东周恩来为援助越南操碎了心
中国对越南援助的物资之多、种类之广、力度之大，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可谓已经尽心竭力了。而为了保证援越工作的正常进行，中方将工作做到了细致入微。
１．军事上：把中国最先进的武器给越南。甚至抽调现役装备转给越南
在军事援助方面优先保证越南的需要，中方可谓是竭尽全力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军队的装备。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A、很多大型武器，供应给越南的比补充给中国军队自己的还多，比如中国共向越南提供了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万门。而年的11年间，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几种装备仅分别增加了约200门、2000余门和1．7万门。B、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军队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比如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c、对于越南继续的物资，中方哪怕自己停止使用，也要优先供应越南。比如当越南急需铺设输油管道时，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内在建的输油管工程，把油管优先供给越南使用，保证了越南近千公里输油管道系统在1971年安装完毕。以前越南的油料运输主要是用油罐车，“而美国飞机在1970年至1971年旱季的轰炸，使越南运输车损失多达4000辆。由于使用了输油管道，同期运往南方的汽油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度增加了10倍。”
而当越南提出的援助需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比如1968年越方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当时中国已停止生产老型号的这种火箭炮，但为了满足越南的要求，中方将库存的该型火箭炮全部给了越南。1972年底中国军队的战略储备为炮2万余门，车辆3000余台，工程机械260部，而在这一年中国援助越南火炮9166门，车辆8558台，工程机械380部。类似这种情况移交的装备还有：飞机1百架，红旗2号地空导弹3个营的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警戒雷达2部，水陆坦克20辆。
而对于中方没有研制也没有装备的武器，一旦越方提出要求，中国就马上投入研制，成功后便大批供应越南。比如援越防弹衣，当时中国从未研制过，也没有装备过，越方提出这类要求后，中国有关军事部门和科研单位立即组织研制，经过20多个军用和民用工厂试制后，制造了10万件提供给越南。再如磁性水雷，中国过去从未生产和使用过，为了保证越方的需要，中国有关部门迅速调集专家攻关，并指定专人负责，定人定时定厂研制，在很短时间内，研制出了体积小、分量轻、携带安全方便的磁性水雷，提供给越南，为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游击队特工人员生产一种武器，叫燃烧手榴弹、钢珠手榴弹，每生产一枚弹，从取材到制造成功、出厂，要经过300多道工序。
２．生活上，毛泽东亲自指示为越南战士研制专门的压缩干粮、蚊帐、吊床和军鞋
对于越南士兵的生活所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可谓操碎了心。比如1966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道：“南越解放军在森林里头没有帐子，睡不好觉，雨衣缺少，食品不够，药品不够，我看了那个情报很着急。”他要求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同时，毛泽东指示食品部门要给越南战士研制压缩干粮，他强调压缩干粮分量要轻，营养要丰富。食品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很快研制出“压缩干粮”，这种压缩干粮比蛋糕薄，比饼干厚，营养丰富，轻便耐饥。为了保质保量供应，商业部专门把上海一家民用食品厂改为压缩干粮工厂。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越南南方气候炎热潮湿，蛟子、虫蚁多，嘱咐他一定要为越南战士研制携带和使用方便的蚊帐。军需部门根据指示很快研制出了轻便柔软、结实的吊床和蚊帐，吊床和纹帐轻软的都可一把抓口战士在树林宿营，只要在两棵树上把吊床一绑，吊上蚊帐就可睡觉。另外，轻工部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研制出一种高帮胶底轻便军鞋。周恩来在召集援越供应部门的负责人开会时说，要想方设法减轻越南战士的负荷，战士背包的重量不能超过20公斤。周恩来还说，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主要是妇女，她们习惯用头顶或肩扛，为便于妇女搬运，援越物资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20公斤。
在中方竭尽全力的援助下，越南士兵的待遇如何呢?以昆明军分区的援助任务为例。根据日两军总参谋部签署的物资供应问题会谈纪要，中国在1967年内要向越军某部2200名战士提供的装备物资达687项，保证每个战士每年有3套衣服3双鞋，每天800克大米、30克盐、80克肉、30克鱼、30克豆子、30克芝麻花生、30克猪油、10克酱油、30克白糖等。此外还应提供的日用品为：牙刷8000把，留兰香牙膏11100瓶，长条肥皂24700条，香皂10600块，金沙江牌香烟74000包，春城牌香烟．35000包，以及乒乓球、排球、口琴、扑克、大头针、钢笔水、缝衣针、青菜萝卜种籽等。这些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标准。不仅如此，中方提供的物资中甚至还出现了珠子项链、镀银手镯、小孩穿的凉鞋、妇女用的花边等项目。在中国援助的关照下，越南土兵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
中方提供的生活物资之多，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况：“某些设备堆放在北越公路旁，有的盖上油布，有的连油布都没盖，任凭风吹雨淋，生锈变质……中国供给越军大量的压缩饼干和大米，越军根本吃不完，便拿到市场上卖。”
３．生产上。优先保证援越物资。不惜停止牺牲国内的正常生产生活
而为了保证援越物资按时定量运达，中方在一切程序上都开绿灯，首先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1965年中共领导层认为援助越南在战略上具有极大重要性，为此甚至让国内的经济建设为援越任务让路。比如为了给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妇女生产一种她们最喜爱穿的花布，中国江南好几家工厂，奉命停止生产国内需要的纺织品，改为生产各种款式的花布，提供越南。还有上海等食品厂生产的压缩干粮一直源源不断，越方要多少就结多少，平均每年都要供给上千万公斤，最多的一年为2000万公斤，从来是不误一天，不少一两。
文革中，国内生产建设几乎陷入停顿，大量增加的援越任务使国内各种原材料极为紧缺。为了保证对越供应，中央要求各生产企业“主要靠努力降低消耗，开展清仓查库，互相调剂利用来解决”，对于生产能力不足“要采取技术革新、增加班次、提高生产效率等办法加以解决”，同时明确要求援越产品必须优先安排，“援越任务生产用电，要求给地区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的原则下，保证优先用电”。不仅如此，如果国内生产不足，中方还会从国外进口以供应越南，比如1975年中国向越南提供的一百多万吨援助物资中，就有从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买来的小麦、玉米，还有从日本买来的化肥和从西德买来的机器设备。
４．贸易上．故意吃亏以支持越南此外．中国还“寓援助于贸易之中”。
在中越贸易中对越南予以适当照顾。
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致云南省委并告西南局的电文中明确指出，中越贸易应“以解决越方经济困难为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某些贸易行为中自觉地赔一点钱，也是应该作的。”中方在贸易中“能得利若干更好，不能得利的生意亦应作，以便借此援助他们。”1966年云南省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也显示了这种状况，越南供应云南的磷矿石为每吨36元，而国内21．11元，水泥每吨90元，比云南省内价格高出80％左右。
3．为什么如此慷慨的援助仍无法避免中越冲突？
中方下这么大的力气出这么多的物资来支援越南，为什么中越关系会在70年代末走向分裂甚至军事对抗呢?说越南背信弃义没良心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谴责，应该看到，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还在于中方在处理中越两国国家利益的博弈中有不当之处。
１．中国想利用援助对越南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让越南心生反感
中方之所以大力援助越南，固然有意识形态和推动世界革命的因素在其中，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A、地缘政治上越南不安全就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和稳定。1949年11月初周恩来就说“一旦越南全部陷于法国之手，会威胁新中国的安全。有人把越南比喻为中国的下领，现在下领有危险，头部就不完全。”1950年刘少奇也说：“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这一决策逻辑与朝鲜战争时的决策逻辑相同。B、中国援助越南这一时间段，正是中国左倾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通过经济援助外交这个杠杆和工具，中国试图对越南内外政策施加影响。特别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希望得到越南的支持，来制衡苏联。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才会冒着得罪越南的危险与美国和解。
这两个方面因素导致中国大力援助越南的同时又埋下了得罪越南的祸根：
Ａ．中方将对越援助当作制衡越南的工具，要求其赞成自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服从自己对越战进程的安排。比如中国一直希望越方接受“反帝必反修(即苏联)”的路线，甚至有人在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也问越方：“敢不敢反修?要反修，咱就干杯。”弄得气氛极为紧张。越南既需要来自中国，也需要来自苏联更先进技术装备的援助，因此多数时候越方都是左右逢源，态度模糊。而一旦中方发现越南与苏联走近，就会在援助方面对越方有所“惩戒”，比如1968年苏联对越南开始大力援助，苏越关系亲密，这就引起了中方的不满，因此在10月初越南为要求派代表团来华时，周恩来答复说“中国党政负责人在10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1969年中国更是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应当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同期，苏联情报部门报告说：“中共九大以后，越南试图获得中国更为有效的援助，但未获成功。越中签订的1969年援助协议，中国人在半年里仅完成了31.4％。他们还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
Ｂ．中美和解让越南则觉得被“出卖了”，并觉得中方与美国谈越南问题是对越南主权的侵犯。比如1971年，周恩来在会见越南南方外长阮氏萍时说：“基辛格访华刚走，我就立即去河内，把情况告诉亲近的兄弟党，等于我把心都掏出来了。新中国成立22年来，美国仍不承认中国，中美谈判16年也没成果，现在基辛格、尼克松主动到中国来谈判，就等于他们承认了错误。赫鲁晓夫可以去美国谈判，但我周恩来并未去华盛顿，你们可以去巴黎同美国谈判，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北京同美国谈判，我们仅要求美国尽快撤军，我们并未出卖朋友。”但是，当时的越南领导人不相信周恩来的解释，坚决反对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
在《黎笋谈越中关系的报告》中显示，当周恩来告诉越南领导人尼克松将要访华并且也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时，黎笋的回答听来声色俱厉：“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国家；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我们越南的事务。”而正是为了平息越南方面的怨气，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更多的援助，援助协定金额达90亿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但越南此时已不再相信中国，这就促使越南决心亲苏制华。
2.中方援助过多过快超出了自身的技术和经济能力。
援助中问题不断。让越南有些失望
受制于整体经济实力偏弱、技术落后、援助过分追求速度等因素，中国对越援助存在诸多问题。这些超出了自身能力技术和经济水平的援助不但无益于巩固中越关系，反而导致了两国龃龉不断。
首先，中国援助越南的材料和设备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这并不是个别情况。1961年，广西在对越南省份进行对口支援时就提出，援建谅山回朝水电站两台发电机质量甚差，水轮机出力不足(制造工艺也差)，估计发电机寿命最多可使用两年左右；援建的高平伏和糖厂是半手工操作半机械化的工厂，使用劳动力多，体力劳动过重，废气未能利用，木柴消耗大(一吨甘蔗半吨柴)，成本高(据1963年了解，每吨糖亏本250元)；送给越方的拖拉机性能、质量缺陷较多，主要部件高压油泵、轴瓦质量未过关。自送给越方以来，零件经常磨损，经常替换，甚至有的成台拖拉机零件都已拆散，不能使用。中国援建的太原钢铁厂在1962年安装的设备共1806台件，有质量问题的有226台件，“不仅拖延了工期，增加了越南修理费用，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中国援助的设备在设计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太原高炉煤气管理室由于设计错误，在竣工后不得不返工；河内纺织厂印染车间由于设计错误太多，一改再改，影响施工并造成大量浪费。
其次，由于国内运动不断，导致援越物资延迟或无法交付。比如大跃进令国内基础建设摊子过大，以致本国生产和建设都无法正常进行，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对越援助的生产和交付工作，以至“对某些项目的材料、设备和设计的交付不够及时；还有少数设备没有订货，个别设备解决不了，还要求越南向其他国家进口解决”，这个问题“引起越南同志不少的议论。”
再者，由于中国对越援助承诺过多，超除了自身的建设能力，导致中国援建项目的完成情况并不算好。比如1968年李强在同越方商谈援越成套设备问题时曾说到：“回顾一下从1950年以来所承担的项目为273项之多，但一般地说完成的不多，现已移交和即将移交的约100项多点，尚未完成的占多数。”也就是说，中国援越项目还未完成过半，这种工程进度很难满足越方需求。&&
此外，对于技术含量高的设备，中方无法提供，引起了越南的失望。比如1973年黎笋在和周恩来的会谈中提出，“越南非常需要年产量为300万吨的多功能精炼设备，这样就能生产汽油、光纤、塑料等的基础材料，希望中国提供”。但周恩来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中国由于技术原因无法提供此套设备”，让越南甚为失望。
最后，国力不济也让中国的援助后续乏力。比如1975年周恩来在重病中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1976年11月越南总理范文同致信中国，提交了一份对越援助的巨额清单。中方无力满足越方的要求。对此，1977年2月李先念向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阮筝解释说：过去我们已答应向越南提供的援助，至今还有20多亿人民币的金额尚未使用，有100多个成套项目尚待建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还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实在无力向越南提供新的援助。
而正是中国的援助和技术乏力和不足，才导致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一旦苏联提供更多援助和更先进技术设备，则越南自然向苏联靠拢。
3.越方本来对中国就心存芥蒂，中方热衷输出革命让越南更加警惕
尽管在援助越南时中方已经非常注意避免给越南留下干涉其内政操纵其外交的印象，比如毛泽东要求援越军事人员“只当顾问，不当指挥员”“不要有大国的思想，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要以胜利者自居，不要盛气凌人”，但由于历史、地缘等因素，越方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相当敏感。比如1965年中国部队进入越南后发现越南对他们的行动十分敏感，想法设法限制他们和老百姓接触；当中国医疗队要帮助越南老百姓治病时，越方设置障碍；越方阻拦中国部队向村民散发宣传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材料，禁止越南人民接受和佩带毛主席像章。同时，越南的《历史研究》等刊物连续刊登关于历史上中国入侵越南、越南反抗中国的文章。中方对此很十分不满。1966年邓小平质问黎笋：“由于我们如此的热心，越南怀疑中国了吧?中国人是不是想要控制越南?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意图。”
但随后中方在国内发起了文革并试图将这种“革命热情”和“斗争经验”传到其他国家，这与正在全力进行抗美斗争的越南格格不入，因此引起了越方的高度警惕，据中国驻越南大使李家忠回忆：“当时越南需要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又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波及越南，故只能在内部严加防范和抵制。如规定所有访华的越南代表团，一律不得接受关于‘文革’的宣传品。有的越南人一时碍于情面，不便回绝，便暂时收下，乘无人注意时，再悄悄将其丢弃。中国大使馆有时一天能发放上千本《人民画报》，但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越南人，大都拿去垫抽屉，包书皮。在越南海防市举行中国国庆电影周时，有一次放映‘钢琴伴唱红灯记’专场，结果到场的观众只有5个人。……当时中国媒体整天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但越南人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形势是每况愈下，因此越南领导人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支持或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话。”
而文革也让中国元气大伤，以致越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进行选择时，中国在实力上已处下风，丧失了吸引力。随着越南迫害华侨、在南沙寻衅、入侵柬埔寨等，中越开始由合作走向冲突。1978年，越南加入苏联的经互会，同年11月，苏联和越南签署《越苏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建立军事同盟关系。中国随即结束对越援助，而两国也在不久之后便发生了军事冲突。&&
责编：理智& 校对：林桐，美编：海言
六一年，土地到户前后，有些乡村干部落马，有些也挨了批斗，其中也包括前面说的，打那个吃豌豆秧小姑娘的队长，再批斗会上，小姑娘悲忿交加，痛哭流涕，打了队长拾多个嘴巴子。还要把队长的嘴撕烂！请读者想一想：还是队长占了便宜，队长仅打小姑娘两个嘴巴子，小姑娘有情有义还他十多个，队长至少要赚拾个呢！岂不是占了便宜吗！
母亲到了鹤岗以后，十天左右就把她三个人的户口和粮油关系落上了，有了户口和粮油本、副食本就和市民一样供应粮油了。母亲、廷敬和翠华的粮油有我拿钱买。母亲、廷敬和哥哥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草房里，老少三辈睡在一铺炕上，翠华只好到邻居家借宿。
一天母亲偷偷地跟我说：“您嫂子总说俺吃的多，说粮食不够吃，。”我说：“您本来就吃的多嘛！”母亲又说：“您哥天天上班早、下班晚吃饭相隔时间常不方便，”想分开单做着吃。我说：“想分开吃也行，要和俺哥嫂说好，千万别闹出矛盾来！
分开以后，我每月给母亲二十元买粮油等，如果不够用，我再给一些。我怕她们的粮食不够吃，我时不时的从职工食堂带出盒饭送去，隔几天下班，就挑一挑煤回去供她们烧，（因为那时工人下班捎桃煤自家烧，没有人管）
六零年夏，在单位信箱我收到父亲来的一张明信片，我心里非常激动，三年音信皆无，今天终于收到父亲的来信啦，我一边看一边往家里跑，想叫母亲、哥哥全家人分享这一幸福地消息。我进门就问哥哥：咱娘呢？咱爹来信啦，我把信递到哥哥手上说：哥！你看看咱爹来的信。哥哥一边看信，脸色也越来越可怕了，哥哥把信还没看完，就把信往桌子上一摔，气急败坏怒容满面地哭着吼道：“明天我给他回封信，问问他还叫我活不叫我活啦？叫人知道我爹在劳改队，我咋还有脸见人呀？”“咱爹有精神病你又不是不知道，说话行动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了，有啥办法呢！再说，咱爹打过谁、骂过谁、欺压过谁、坑害过谁，要有土改开斗争会时早叫人家打死啦，劳改队咋啦，全国有多少劳改队，人家子女都不活啦，谁爱咋说叫他说去吧，做到问心无愧就行啦！”我说。
十月份的一天，母亲到宿舍哭着说：“你快给我找个房子吧！不管是猪窝、狗窝都行，你要找不着，你就给俺拿点路费俺娘仨回关里家，饿死家里我再也不来了，我享不了这个福！”我说：“娘！别哭，有啥事好说，您不是跟俺哥分开吃了吗！粮、油我给您买，烧煤我给您挑。咋又生气了呢？”“我早起做饭，某某(哥哥家孩子二三岁)拿炉勾子打我、骂我不让我使他家锅做饭。”娘哭着说。“俺哥呢？”我问。“两口子都在屋里睡着哩，”娘说。同宿舍的姜玉星、姜玉欧、赵长山、宫清运等听了都非常气忿！说三道四，议论纷纷。他们一方面安慰我母亲，一方面说：“咱们大伙勤打听着点，尽快帮大娘找个房子。”
在姜玉欧的帮助下。我给母亲在胜利街借了王宪云的一间破草房搬出，房子长约三米五，宽约三米，约十一二平方米，高约两米，房门高约一米六，墙全是用草筏子垒的，西山墙靠土岗子，盖房时把土岗直上直下地刨下，就成了西山墙，前墙上仅有一个一尺见方的窗户，屋里仅有用土坯搭的一铺火炕和一个炉子，屋里的墙仅用黑土掺些麦草抹了一次，墙还是到处透风，母亲、弟弟、妹妹在这里度过了漫长的冬天。
六一年春，母亲到宿舍说：“闫廷显来啦，在咱家呢！”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呢！“娘！谁呀？”我问。“闫廷显”母亲说。“他不是咱生产队的会计吗？他来干啥呀？”我问。“不知道”，”母亲说。“我把五九年腊月二十九分地瓜叶的事跟邻居说，邻居都叫我把他撵走，不叫我招待他。”母亲说。“你咋不把他撵走呢？”我说。“怪不好意思呢？”母亲说。“他到咱家来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来的啊！连他自己也是没想到的呢！我想他在家可能发生了什么事，要不他决不会丢下会计不干跑到这里受罪哩！”撵走他也是应该的。记得我父亲不是经常说：只许他不仁，不许咱不义吗？“还是不撵的好呀，叫他自己寻思去吧！”我说。“住不下咋办呢？”母亲说：“叫翠华到邻居家借宿几天呗。”我说。晚上闫廷显个人一条被子，母亲、廷敬一条被子。
闫廷显第三天早晨吃完饭就急忙走了。他来到的当天我就把他三弟闫廷轩，和他叔伯哥哥闫廷杰在新一矿的地址告诉了他。他走后，母亲总闻到屋里有股臭味，母亲想可能是廷敬在外面玩，鞋上踏上粪便了吧，下炕拿起鞋子看看没有，屋里地上看一遍也没有。晚上铺炕时，在微弱地灯光下母亲发现了奇迹，闫廷显拉被子上了。母亲生气的说，“咱应该高兴才对呀，如果他不拉被子上，肯定他不会走的，现在大餷子黑市交易二元多一斤呢！他一天能吃二斤大餷子，要是住上月把二十天要多少钱呢！”我说。“家里生活还很困难，在路上也没吃好，到这里使劲吃，结果吃多了不消化，有少数人初到这里都有拉肚子这种事。”我继续说。
几天以后，闫廷杰到我家说：“闫存新偷了生产队里的红芋(即地瓜)种子，闫廷显叫民兵把闫存新抓住，在社员大会上批斗毒打，晚上把闫存新关在一个单间里，令人看守，闫存新上吊自杀。闫廷显逼出人命，怕上级追究他刑事责任，因此逃到东北躲避来了。”闫廷轩是新一矿工人、住宿舍，宿舍规定职工来人住宿要登记，最多只能住三天。当时各矿还有招收工人的，闫廷显当惯了会计，那能干这又苦又累又脏的活呢！那么，他只有在这些老乡家轮着吃饭罢了。
闫廷显到我家来过三四次，最后一次走的时候，他偷偷把俺二叔家俺大姐夫高连登给我来的信拿走，到宝泉岭农场找到大姐夫说：“我和立堂住前后院(实话)是最好的兄弟(不敢高攀)，我找他借钱，他很困难，因此立堂把你去的信给我，叫我来找你借六十元钱和一床棉被(骗子)。”大姐夫是个憨厚老实人，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大姐夫说：“既然立堂叫你来找我，那没说的。”酒菜招待之后，第二天走时给闫廷显拿十五元钱和一条毯子。大姐夫说：“回去你告诉立堂，对不起！农场工资低，节省几个钱都寄回家啦，我只有一条被子和一个毯子，因此就给你一条毯子，望谅解。”直到秋末，他家来信说：“逼死闫存新的事已经平息，”闫廷显才敢回家。
六一年末，大姐夫高连登回家路过鹤岗到我家做客，才知道闫廷显到他处诈骗一事。我说：“闫廷显诈骗你的钱和毯子，是因为我对你的来信保管不善引起的，我应该负责，把毯子也折成钱一起给你。”大姐夫坚决不收。我给闫廷显写了一封长信：“把他对我家，我家对他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并问他对我有什么意见和看法，请回信说明，我虚心接受。如果没有，就请把钱和毯子赶快还给高连登吧。”我把这封信交给大姐夫，叫他把信交给闫廷显，直接向他讨要。几个月后，大姐夫来信说：“经过几次上门讨要，闫廷显把钱和毯子都还给他了。”
六零年夏我被调到车务段学扳道工，带原工资五十二元捌角柒分。我被分到兴安车站南头，和吕师傅一个班。六一年春，我和哥哥在胜利街一委给母亲买了一户三十多平方米的一户草房。
好心变成驴肝肺
六一年九月，老乡冯允起到宿舍找我说：“闫哥，我大舅子从广州带来几块进口手表(旧的)，求你帮我卖了吧？”“你自己卖呗！”我说。“我哪有时间呀，你知道装卸队大班多，请不掉假，上夜班活太累，白天不休息不行，我能卖还找你干啥，”冯说。“我没带过手表，一点也不懂，我咋给你卖呀！”我说。“我给你定好价，你到市场给到价就卖呗？”冯说。“不行，不行，听说市场有人抓呀！”我说。“那你就到您单位问一问有要的没有？”冯问。“好！”我说。
我们的扳道房道西下面，是工务段兴安工区所在地。打更的是一位五十多岁叫马庆山的人，和吕师傅很熟，晚上经常到扳道房闲聊，我问：“俺老乡有几块表叫我帮他卖，到哪儿去卖呀？”“你算找到了，找我呀！”马说。“你买呀？”我问。“买！只要价钱合理多少都要。”马说。“你买那么多表干什么？”我问。“说实话我就是捣腾手表的，要不想法挣些钱，我一家子人，光靠我挣几十元工资能够吗！明天你拿来两块我看看。”马说。又过两天，冯允起到宿舍说：“闫哥！你问了吗？”“问啦，只要价钱合理多少都要。”我说。“那太好了。”冯说。“今天晚上你把表拿着咱一起去叫他看看行吗？”我说。“要把表都拿去出了事咋办？今天你先把这块黑盘罗马拿去给他看看，看他能给多少钱！”冯说。“这表你要卖多少钱？”我问。“一百二十元。”冯说。
当天晚上，马庆山看了表说：“这是只半钢罗马手表，表壳大部分已经露铜，时间太长了，并且已经打开修过，这表太旧价太高，不好出手我不要，要好的。”第二天冯允起换个山度士手表，要价一百四拾元。马庆山看了看问：“要多少钱？”“一百四拾元。”我说。“我带一两天可以吗？”马问。我问吕师傅，吕答：“没事，跑不了。”两天以后马庆山说：“这表太老啦，走的不准该擦油泥啦！并说这表不值一百四拾元，最多一百二十元。”我把表带回去把情况跟冯允起如实说了后。冯说：“这表是走的不准，闫哥！我上大班没时间，你拿去到表店擦擦油泥吧！花多少钱我给你拿。”我说：“暂且不用，我先垫上。”
第二天，我把表拿到新街基十里香饭店隔壁的“万能修表店”去擦油泥，擦油泥四元钱，交钱后给我开了一张票据，并告诉我到期拿票据来取表。
当我如期到表店取表时，师傅说：“没修好再等两天。”到期的那天晚上是夜班，我想即使去也不一定修好，不如明天去有把握些。233宿舍房后西头是一个综合食杂店，那天下午三点左右卖玉米面做的(也许有少量面粉)羊角酥点心。不少人排队买，由于当时食堂吃的几乎全是大餷子、高粱米，我很不习惯，因此我也排队买了二斤，回到宿舍我就躺下眯了一会。
睡醒后，我穿好上衣、顺便把手插进上衣下方的两个斜式口袋里。心里猛然一惊，发现装在口袋里的笔记本丢了，因为我刚才买完点心付完钱和粮票以后，就把笔记本装在这上衣的口袋里了。我惊慌失措地找遍了身上所有口袋和我的铺位，希望能发现奇迹，可是希望破灭了，同宿舍的赵长山看我惊慌失措地样子问：“丢什么啦？”“笔记本！”我答。“有多少钱？”赵问。“几元钱。”我答。“还有什么？”赵问。我没有回答，就急忙往新街基跑了，因为表票在笔记本里，怕小偷偷去把手表取走。我就以最快地速度赶到表店，表店的人都下班了，只有一位师傅还没走，这位师傅就是修表的。我问：“师傅我的表票被小偷偷走了，请查一下叫小偷取走没有？”“什么表？”师傅问。“山度士”我答。“装表的柜子锁上了，我没钥匙打不开，你明天八点开业来吧！”师傅说。“师傅三点以后有人来取表吗？”我着急地问。“好像来了一个。”师傅说。
当天晚上是夜班，我想：我家成份不好，随便休班对自己有影响，要是真的小偷把表取走了，休班也无用了。如果没被小偷取走，我已跟表店师傅说了，小偷也取不走了。当天晚上我还是上班去了，第二天上午下班我没回宿舍，直奔万能修表店到柜台一问，那位师傅拿出一张取表票据说：“你看昨天晚上取走了。”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是一张取表票据，票据上写的确实是“山度士。”不过由于当时不懂，没有要求师傅拿票据与存根对一对号码，是否是头一天晚上师傅知道我的取表票据丢了，而表还没被小偷取走，师傅开个假票据来胡弄我也未可知，我见到票据后，当时心里骤然紧张起来，只觉得头晕目眩，天昏地暗，好像掉了魂似的，我踉踉跄跄像行尸走肉一样回到了宿舍。我躺在铺位上，心里又恨又气又急，恨的是自己没事找事多管闲事，气的是为什么这样粗心大意，急的是这可如何是好呀！我咬牙切齿在大腿上又是掐又是拧。又有什么用呢？
在家时父亲经常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家找你办事，要办就得给人家办好。要不办就不要答应人家，现在只有赔偿人家了。当时我每月工资仅七十元左右。我到鹤岗刚好三年，在这三年里，往家寄钱，还来时借的路费，以及家用，接母亲，弟弟，妹妹她们，给母亲买房子。母亲、弟弟、妹妹搬出哥哥家以后，她们三人的一切费用都是我一人负担。五九年春与六零年春，每年都得关节炎，每年都有两三个月不能上班，虽然有私伤劳保，每月仅开二拾多元，关节炎这病，光靠医院吃药打针很难治好，还要到药店买虎骨酒或参茸虎骨酒等等。二拾多元哪能够花，只好东借西凑，如果人家来要，也只好挖东墙补西墙。现在帐刚要还完，又出了这个事，一百四拾元，要我两个月的工资呀！现在我只有二十多元饭票和十多元钱，我只好把二拾元饭票再换成现金，下午又东借西凑凑够六十元钱。
&记得马庆山说：“这表修好也不值一百四十元。”我想我到冯允起家，先不说表票被偷表被小偷取走的事，就说这表有人要买，问这表最低多少钱卖？如果能把价钱降低些，我就可以少赔偿他一些了。
&当天晚上我到冯家时，冯家刚吃完饭。冯说：“我正要到宿舍去找你去呢！表修好了吗？”“修好啦！”我答。我接着说：“俺班上有人想买，问你最低多少钱能卖？”“一百四拾元！”冯答。“这表都说不值一百四十元呀！”我说：“谁说不值谁就不要，这表少一百四十元不卖……”冯说。我看实在讲不下价，就只好实话实说：“表我丢了！”“咋丢的？”冯着急地问。我就把表票被偷，表被小偷取走之事细说一遍，并说：“如果你不信，你到新街基‘万能修表店’一问便知。”冯听了后，把脸一沉严肃地说：“我不去问，丢了你包呗！”“我就是为了包你才来的！”我说。“可以少包点吗？”我问。“不行！表不是我的，我说的不算，把钱拿来吧！”冯说。“今天先给你六十元，等到二十八号开工资再给你。”我说。冯接过钱点了点后说：“你抓紧想想办法借借，我大舅子等着走哩！”“能借着我就都给你啦，实在借不着呀！二十八号不几天了！”我说。“二十八号你可要一次给完呀！”冯说。
二十八号开了工资，借人家的钱有急用的先还上，不急用的下月再还。给母亲二拾元生活费，再还了同宿舍的饭票钱，仅剩三拾元。人不吃饭是不行的！买了拾元钱饭票，仅剩二拾元了。实再没法，又只好厚着脸皮见熟人就借。那时的工人，大都是五八年以后从农村新来的家里都很困难，不少人开了工资留三四拾元买饭票，剩下的全寄回家了，所以借钱决非易事。
当天晚上我到冯家时，冯没让我坐下就问：“钱拿来啦！”“拿来啦！”我把钱交给他说，“不过还不够。”“这是多少？”冯问。“五十六元。”我答。“还欠八拾元，你拿五拾六元，剩下的咋办。”冯严肃地问。“修表时，我不是给你垫付了四元钱的修表费吗？去掉那四元，我还差你二拾元对吗？下月开工资给你。”我说。不行！我大舅子等着走哩！你借也得给我借来，实在不能等了……”冯生气地说。
&以后的几天里，他下班就到宿舍讨要，有时还说些难听话。请读者猜一猜当时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嘿！真所谓，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啊，实再借不着，有什么办法呢？
&又过了两天，冯允起送来了西山派出所开的传票传我，我与冯允起一起到西山派出所，在一间办公室，民警问：“你推牌九把冯允起的手表输啦，为啥不给冯钱呀！”我听了后，差点气背了气，回过神来，我咬牙切齿地问冯云起：“你说我推牌九把你的表输啦，这表我输给谁啦，你给我找出证据来？”“他把表输给谁啦？”民警问。
“都说他推牌九输啦！”冯答。“冯允起，我去过牌九场不错，只不过时不时的下一注，每晚输赢几块钱而已，一共也没去过几次，从来没推过牌九。而且都是在丢表票之前去的，表票丢了以后，我死的心都有哪还有心思去玩呀！我去的两个牌九场一个是你那一栋房的老杨家和你前栋房的老林家，去玩的人大多数都是你的邻居，你都认识，不管你找谁来证明我推过牌九，或者能证明我把你的表输啦，输给谁啦，我就包你双份！”我大声说。“他把表输给谁啦！你知道吗？”民警问。“不知道。”冯答。“你是否欠冯允起的钱欠多少，为什么不给呢？”民警问。我从头到尾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不觉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并请民警到万能修表店去调查。“调查什么呀，你都包他一百二拾元啦，还欠二拾元快点给他吧！”“实在借不着啊！”我说。“快点想法子借，限你三天内把钱拿来！”民警说。
三日后，冯允起又到宿舍说：“民警叫你到派出所去一趟！”我刚走进派出所，“钱拿来了吗？”民警问。“没有！”我答。“不是只限你三天吗！”民警问。“实在借不着呀！”我答。“没有钱有东西也行呀！”民警说。“我只有一床被子和一条褥子，除此就是我身上穿的衣服了。”我说。“被子褥子也行！你扛来顶债吧！”民警说。“行！我现在就扛去！”我说着就走了。我把被子扛到派出所，民警问：“褥子呢？”“光被子顶帐也用不完哪！现在买布票要二元五六一尺，买我这条被子要二拾四尺布票，被套至少也值五六元吧！我这被子虽破，卖个布票钱应该没有问题吧！至少能卖五拾多元呀！”我哭着解释说。“这么说还得找你钱呀！”民警说。“找与不找，你看着办吧！一个不找我也认啦，谁叫我发贱管闲事呢！我是个扳道工，这样纠缠下去，我睡不着觉休息不好，心里一点不得安宁，自觉丢人，上火现眼，万一把道岔扳错，会给国家造成无法估量地损失，我也难逃法律制裁，到那时我就无法收场了。我只想把这个窝囊事早日结束，静下心来好好工作，只要你和冯允起不再找我，我都认了。”说着说着我伤心地哭着走了。民警喊我回来，叫我再等一会儿，民警到里屋去了约半个小时，回来说：“你把被子扛回去吧。”几天以后，冯允起又到宿舍找我要钱。“你既然告到派出所你就到派出所要吧！”我说。“要不等开工资你再给好吧？”冯说。“开工资我也不给你了，除非你找着我推牌九把表输给谁了，我才给你。”以后冯允起又找我数次，均被我用同样的方式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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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朋好友在一起，互相帮助是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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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时不注意，窝火赔钱吃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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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变成讨债鬼，赔钱干吃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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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事不如少一事，好心变成驴肝肺。
六一年夏，一天下午，通勤车在天桥南西站信号外停车，通勤车后还挂一个给峻德站职工家属送水的水罐车，车务段、机务段、电务段职工都可以随便乘坐。我嫌客车人多，就拉着车梯扶手上了水罐车，快上到车上时，过来一个小个子上前摁住我的头，厉声喊道：“下去！给我下去！”“下去干啥？”我平心静气地问。“不准坐！”小个子说。
“那你咋坐了呢？”我反问。“准我坐，就不准你坐！”小个子大声说。我被小个子激怒了：“今天我非要坐一坐试试！”小个子把我的帽子抢去说：“你上来我把帽子给你扔下去。”“你扔个旧的，得给我买个新的。”我冷笑着说。另一位高个子看出了原由，问我：“你在哪个单位上班！”“兴安台”我答。“干啥工作？”高个子问。“扳道”我答。小个子说：“你扳道我咋不认识你！”我争辩说：“车务段几百个扳道工都得你认识，你不认识就不能在车务段扳道啦！”高个子问：
“兴安站谁是站长？谁是值班员？你在哪里扳道？跟谁一个班？……”我都一一回答，高个子确认我是兴安台站工人后，把帽子从小个子手里拿给我，后来得知那小个子是东山站站长——张书义。高个子是大陆站站长——刘本厚。
&六一年秋，张书义调到兴安台当站长。是工作需要还是打击报复呢？第三天就把我打发回车务段了。后被分到集配站二号扳道房和姜树礼一个班。
&二号扳道房管五个单道岔和一组交分岔子，是矿区铁路最繁忙最关键地一道隘口。万一出了重大事故，全市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煤炭，粮食和木材运不出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活用品和农用物资等都不能及时卸货，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六二年秋的一天凌晨一点多钟，车站指班员来电话说：“六槽来进八道。”我和姜树礼把道岔扳过来刚进屋。值班员又下达变更命令：“西站通勤进十四道。”我们又把道岔扳过来，开通西站至十四道的线路。又过一会站值班员又来了变更命令说：“先放六槽进八道。”于是我们又开通六槽进八道线路。又过一会值班员又下达了变更命令，“西站通勤先到。”姜树礼说：“这些人的嘴还不如屁眼子呢，一会东，一会西。暂时不动，等一会哪个先到就先放哪个。”姜树礼刚放下电话不久，指班员又来电话问：“西站通勤开通了没有？”姜树礼生气的说：“开通了！”姜树礼说过就躺在板铺上睡了，我也躺在凳子上闭目养神，忽然听到列车地行动声，当我抬头看时，西站通勤已过天桥，正向我们开来。我大声喊了声“快！”一步跑出门外，这时机车离我约十多米。千钧一发，哪里顾得上个人安危，我两步跑过铁道紧接着扳起了闸把，这时机车已到我面前！姜树礼也把扳道房门口交分道岔扳起！通勤车平安进了站，防止了一次特大事故。事后，我才知道害怕，才意识到事情地严重性，心里咚咚直跳，浑身发抖，久久不能平息。从那以后，夜里根本睡不着觉，有时刚一睡着就梦见当时情景，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我被吓成这个样子，晚上睡不着觉，扳道工作是不能胜任的，万一出了事，个人受处分事小，给国家造成损失事大。所以我向领导提出调换工作，等精神恢复正常后才回来扳道，车务段把我调到通勤车当列车员。
&由于自知家庭成份不好，说话特别注意，不敢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工作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迟到早退歇滑工。工作之余还主动帮单位画宣传画，写板报，从不计报酬，曾得到三位列车长和全体列车员地一致好评呢！
六三年三月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附有雷锋同志半身戎装像。
&当时学习雷锋，成为全国上下压倒一切地政治任务。车务段有一批新发展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定于三月中旬举行入团宣誓，上级要求，在入团宣誓大会上，必须挂有三月五日各大报纸发表的毛主席题词和雷锋同志的半身戎装画像。因为当时知识份子相当匮乏，全运输处各段、队都没人能画，矿务局工会，只有一人能画，但是，半个月以里已经排满了活儿，入团宣誓大会日子又不能改，这可难坏了车务段工会主席和团支部书记。车长高继富知道了，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推荐给工会。高继富说：“闫立堂在兴北站写黑板报，画的不错，叫他来试试。”在入团宣誓仅有三天地时间，工会主席找到了我，拿出三月五日的报纸叫我画。
&我上小学时，对图画不感兴趣，学校对画画也不重视，四年级才有图画这门课，老师经常旷课，上课时通常是拿枝粉笔在黑板上画一个碗，、杯、盆、罐等家用器皿叫学生比着画了事。
&我连枝铅笔也没有，更不用说彩笔腊笔了。唯有地只有写大楷的一只大毛笔和写小楷做算术、作文、周记作业用的一枝小毛笔，只有应付一下算了。
&上初中时，正赶上“第一次蒙冤”经常吃不饱，精神频临崩溃，压得我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哪有心思学习呢？人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走上社会以后，才知道文化知识的重要，什么都想从头学起。
&六二年末，市文化馆常清儒老师在馆里办了一个业余画画班，开始学素描，每天晚上七点至九点两个课时，每周十个课时。当时我每三天一个夜班，上夜班没时间，上大班，下班后抓紧时间洗洗脸吃完饭还要晚半小时左右，因此，我迟迟没有报名。
&年终市文化馆组织了一个书法展，在那里我见到了常清儒老师，我跟他说：“我很想来学习，只是时间不允许，经常迟到，怕影响别的同学学习。”常老师说；“咱这又不是正规学校，实在不赶趟，晚就晚点吧！反正学员也不多，仅十个左右。”&
当时教的主要是素描，画碗、碟、缸、盆等家用器皿地基本知识和画法，如透视、比例、阴阳面、侧斜面、阴影、线条等。从没画过人，连动物也没画过。
&记得有一次，一个单位领导请常老师画伟人像，常老师说：“对不起，我画不了！”“怎么画不了呢？”领导问。“画伟人像，国家有严格地规定，必须有省级以上文教主管部门发的资质证明，才可以画。我还没拿到这个证明，所以不能给你画。”常老师答。“没事！你画吧，有个差不多就行。”领导说。“你以为是画漫画呢，差不多就行啊，画伟人像差一点也不行，如果有人看出毛病，找出瘕疵，说你丑化伟人，说你是现行反革命，你就会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
因此，当工会主席拿出三月五日的报纸叫我画时，我说：“不行，不行！我不会画。”“你在兴北站候车室黑板和墙上都说你画的不错呀！”工会主席说。“我在兴北站画的都是花草，而且都是针叶的，叶子宽点窄点、长点短点都没事，雷锋是英雄，英雄就是伟人，不能随便画。我连个鸡、狗、鹅、鸭也没画过，不行，不行！”我说。“你画画试试看。”工会主席说。“拿伟人做试验是犯法的，不行，不行！”我说。“你知道谁会画给咱找个行吧？”工会主席说。“装卸队有个魏师傅会画山水画，现在在运输处工会呢！我的老师都不敢画，我还能找谁呢？你到矿务局、市里问问吧！”我说。“我能找着还用跟你说小话呀？”工会主席说。后来团支书也来了，工会主席出去一会回来说：“我跟领导说啦，没事你画吧，你尽力画好不就行了吗！入团宣誓时，处领导、处工会、处团总支，还有其他段、队的也来代表参加，人家还准备向咱学习哩，没有这幅画哪行。”工会主席说。“那我就更不敢画了！”我说。……谈了约两个小时，最后工会主席说：“你先回去好好想想，想好了来找我，这可是政治任务呀！”
&一直到第二天，我总是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头晕脑胀，思虑万千，画吧！从没学过人物画像，配色、着色还没学过，只不过有一次闲聊时，常老师随便说说罢了，肯定画不好。万一某一位领导或积极分子，看出画的缺点，瘕疵。回报上去，说我丑化英雄，我的成份又不好，肯定会给我带来无法估量地灾难，不画呢？又恐怕领导生气，认为我是故意拿把，装腔作势给领导出难题，我的下场也不会好的。真所谓：左右为难，心乱如麻，胆战心惊，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天，工会主席又找我说：“我实在找不着人，还得找你画，帮帮忙吧？画好画不好，你先试试，画的好咱就用，画的不好，咱就偷偷撕掉，全当没有这回事，不叫别人知道，你看咋样。”我看实在推不掉了，我只好战战惊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接受了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经过深思熟虑，拙人我采用个拙办法，到文具店买了一个放大尺，先把纸折叠成二十五个方格，用放大尺画轮廓找比例。由于从小受到父亲严肃地家庭教育，无论做什么事，我都会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杜小慎微，经过两天两夜，多次反复，在车务段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宣誓大会前约两小时，我终于光荣地完成了这个艰巨地任务。得到了与会各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其实这幅画的缺点，错误，瘕疵多多，只不过当时没找着更合适地人选。他们也只能用这幅画应付一下算了，明知画的不好，也不愿说三道四罢了。
&&这是我今生今世画的第一幅人物画像，也是我今生今世画的最后一幅人物画像。
&六三年三月下旬车务段通知我被下放，消息传出后熟悉我的工人干部都不相信，对我的下放表示怀疑和难以接受。为此我也找过工会主席，求他给我讲个人情，工会主席说：“这是领导定下的，讲也没用。”我的师傅方恩奎还特地叫他二哥方恩杰找当时车务段段长小鬼子——韩玉林问个明白。“听说闫立堂下放啦？”方问。“嗯！”韩答。“闫立堂工作不是很好吗？”方问。“他啥成份你知道吗？”韩反问。“不是重在表现吗？”方问。“光看表现不行，你知道他心里咋想的呢？一有风吹草动，或打起仗来，他故意把道岔扳错，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你想过吗？”韩答。
&韩玉林曾对我无数次催逼辱骂，威胁恫吓，逼我办理下放手续，后来竟动起手脚来。六月中旬小鬼子——韩玉林给我下达了最后通牒：“三日内不办理下放手续，就把我母亲、妹妹、弟弟户口一起注销。遣送回原籍。”所以我在权威面前屈服了。
&六月二十一日，我的好友李子玉给我送来六十元钱。“这钱我不能收！”我说。“为什么？你有路费吗？”李问。“没有路费也不能收，因为我花了你这钱，今生今世恐怕还不了你啊！”我说。“不要说泄气话，我不叫你还”李说。“你叫我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地死多好啊！为什么死后还叫我背着你六十元的欠债呢？”我说。“不要说那么多废话，死了死了的。要好好的活着，还像在陕西那样，不怕苦，不怕累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李说。“现在与在陕西时不同了，在陕西时还有少数人叫人干活，现在还有人叫你干活吗？在陕西要饭虽然吃不饱还有人给，现在谁给你呀！即使有人想给，谁敢给呀！在陕西时还可以偷偷摸摸卖个菜做点小生意，现在还能做吗？我有你这六十元钱，只能花一个多月，钱花完以后谁还能给呀！因此这钱我不能收，”我说。我虽再三谢绝，李子玉还是把六十元钱留下了。
&下午我即把我一床较新的被子送到李子玉家。我说：“我出去流浪要饭有一条破被子就够了，这条被子请你收下，如果你不收，这六十元钱无论如何我也不要，你收了这床被子咱俩扯平，谁也不欠谁的了。”李子玉知道我的犟脾气只好收下，我走后不几天，又把被子送回我家了。
&李子玉送我时说：“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家里的事你得安排安排呀！”
“我今一走，生死难料，家中母亲、弟弟、妹妹还要哥哥与二姐(李子玉的爱人是我近门二姐)多多关照，我死在九泉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呀！”我说。“帮助是应该的，谁叫咱是好朋友呢！闫廷玉是怎样说的呢？”李问。“自三月通知我被下放，快三个月了，他从来也没到我家看望过母亲，不但没跟我说过一句宽心话，背地里还总说我的坏话。每月拾伍元钱，还是我母亲找单位领导闫队长做主给的呢！每月都是叫孩子送来。”我说。“看来闫廷玉也不能多给了，廷敬还上着学，她娘仨一个月拾伍元钱怎么生活呢！”李接着说：“翠华也十七八岁了，不如给翠华找个对象嫁出去算啦！这样就可以减少一口人吃饭，剩下大娘和廷敬就好办啦！如果能找个好的，说不定还能帮助大娘他们呢！你看咋样？”“那当然好啊，不过现在哪有相当的呢？我明天不走是不行了，运输处一定会强迫我走的，还望哥哥二姐多多操心。”我说。“你看孙亚东这人咋样？”李问。“孙亚东为人忠厚老实能吃苦，性格温顺脾气好，再者，他家也是地主成份，如果他俩同意，翠华也不会因为成份不好受他埋怨！”我说。“不过孙亚东一个人可能没有多少钱啊！”李说。“只要人好有个正式工作就行，有钱没钱无所谓，我走后还望哥哥与二姐成全。”我说。
&&我走后不几天，经李子玉介绍，孙亚东把行李卷搬到俺家，翠华、亚东每人做一身新衣服，就这样结婚了。结婚那天，哥、嫂以没有争得他们同意为由，拒绝参加她们的婚礼，当然也不能给她们送贺礼买嫁妆了。我家就一铺炕，母亲和廷敬睡炕头，亚东、翠华睡炕梢，中间挂一块布，这就是她们的新房了。母亲做几个菜，李子玉、二姐送贺礼，做介绍人，这就是她们的新婚之喜了。
六月二十二日运输处两位干部到我家连推带拉，把我拥上火车。车开了，他们急忙下车走了。当我手扒车窗往外看时，我的亲人正在站外手扒栅栏嚎啕大哭。我脑子轰地一声瘫卧在座席上。
《五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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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锹一挥满身汗，挑起担子如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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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国家装煤炭，白天黑夜加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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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不装满不吃饭，跃进跃进连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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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下雨不停战，曾被几次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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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零调到车务段，铁路规章天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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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认真又肯干，制度纪律从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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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雷一声天地变，阶级斗争上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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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指令不容变，从此变成流浪汉！
哪里去呢？哪里去呢？
回原籍吧？房子用具一无所有，下放几个钱连还债也没够，临走时，我的好友李子玉给我拿了六十元钱，算是有了路费。
投亲吧？我的亲戚多数都在农村，成份不好，大都自身难保。
访友吧？我的朋友都是一般工农群众，对于我的生活出路也都束手无策。他们只能为我同情，为我伤心、为我难过、为我流泪、为我啜泣罢了。
哪里去呢？ 哪里去呢？哪里去呢？我好比大海中之一叶茫茫然，不知所以然了。
流浪……流浪……流浪……自关外流浪到关里，自河北天津又流浪到北京并到煤炭部上访。后来由北京河北又流浪到河南平顶山市。钱花完啦，找不着活干。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为难之时，忽然想起在鹤岗时，听说平顶山五五年建矿时。在鹤岗矿务局调来一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其中运输处的师成兴，侯宪卿，李庆柏等等。师成兴已当上申楼西站，指班站长，侯宪卿已当上运输科行车调度。李庆柏是矿务局铁路运输科科长，因为我是58年才到鹤岗的，和他们都不认识。虽然如此，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厚着脸找到师成兴自报姓名并说明来意。师成兴热情的接待了我，并说：“李庆柏到北京开会还没回来。邸某，杨某（他们在一起工作过）已经来到好多天了。邸某还带着老婆两个女儿和一个姓梁的，现在他家住着正犯愁找不着活呢！”我说：“既然找不着活干。我就走了。”师成兴说：“五六千里路既然来到。哪能说走就走呢！先到我家住下，我们尽力给你们联系，实在联系不着活儿，再走好了。”这时侯宪卿也来了，经师成兴介绍，侯宪卿也非常热情地问这问那。二人商量抓紧时间给我们联系活儿，当天中午到师成兴家吃饭时，我见到了邸某，杨某他们。
那时平顶山矿务局正在修香二矿至观音堂的铁路，工程由市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铁道队承建。铁路已铺轨到宝丰站西约五公里的彭庄工区，铺铁轨需要大量地四——六石子（又叫道砟）石子都是由当地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在一号山，二号山砸的。个人砸的不收。只有几位职工家属例外。经过多次联系，铁道队陈队长同意我们四个人到彭庄工区和工人吃住在一起，以铁道队家属的名义砸石子。
第二天，师成兴。侯宪卿坐上工程车把我们送到彭庄工区，工区负责人郭主任叫会计每人借三十斤粮票和二三十元饭票，约定半月以后，我们砸的石子验收付款以后，还了借的粮票钱票以后，自己买粮票，钱票就餐，如嫌在工区吃饭花钱多，还可以买些高价粮自己做着吃。郭主任叫保管员每人借一把手锤，并告诉保管如果我们用其它工具直接找保管员借取。李庆柏开会回来的第二天，就到工地看望我们。并请求郭主任，要尽量给我们方便。
《赠师成兴、侯宪卿、李庆柏》
流浪来到平顶山，心中好似滚油煎！
吃饭住店都没钱，要想活命实在难！
无奈找到师成兴，在坐还有侯宪卿。
二位对我很同情，带到他家吃住行。
多方联系又打听，给我找活来营生。
最后确定在宝丰，靠砸石子来谋生。
他们三人，生在东北。从来没干过力气活，山上没有树木全是石头，最高气温四十度左右，地表温度中午五六十度。不要说砸石子了，到现场一蹲下来就汗流如雨头晕脑胀了，晚上也睡不好觉。每天早晚只能干五六个小时。
砸石子这活儿看起来容易，其实有一定地技术性，一般需要二三十天甚至一两个月地实践才能掌握住技术要领。因此农村社员每天能砸一立方米，而我们头半个月每人连三分也砸不到，生活也无法保障。
石灰窑工地附近铁路铺轨已经完成任务。工地有一栋砖瓦房和几间简易仓房。当时只有施工员史子平，保管辛玉亭，工人段玉亭一家居住，冬天技术员李树忠。郭迈亮也来这住了。为了节省开支，我们找郭主任借两袋面粉在一号山东头石灰窑工地做着吃。十天以后，面吃完了，借工区的粮票，钱票，面粉一点也没还。再借恐怕也借不来了。即使铁道队把石子验收，卖的钱也不够还工区的帐啊！真可谓求借无门。就在这时，李子玉、妹夫孙亚东二人邮来二百元钱。如果是我个人我会把钱邮回去的，因为把钱花了，今生今世是否能还上还是个未知数。同是天涯沦落人，总不能看着大家一起挨饿吧！在明知花了无人偿还的情况下，我还是把钱留做我们买米面柴油生活必需品了。
一个月以后，这二百元就花完了，我们就分开单吃了。我和杨某一天也能砸一立方米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杨某提出各砸各的石子。铁道队验收石子以后，砸石子的活儿就停了，要等到石子运完以后，才能继续砸。开了石子钱以后，我清楚地知道借工区的粮票，钱票，面粉看在师成兴、侯宪卿、李庆柏的份上，即使不还，郭主任也决不会找我们要的。为了不给他们三人丢脸和我的信誉，我还是主动找郭主任把我所欠的帐，一次还完结清，而且还剩几十元呢！
十一月前后，李庆柏给邸某梁某在市里找一份，跟着一个叫王老六的卸原木地活儿，六四年他们三人都走了。
七六年夏李庆柏和高某来鹤岗公务，当时我住在王少仓大哥家又矮又小的煤屋里。我还是以最高的标准请他们到我妹妹家作客。据李庆柏科长说：六四年冬，杨某在新彊偷越国境时，被边防军击毙。
六五年李子玉调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总库工作。我每年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我都要定时各去信一封。我在信中总是这样说：“子玉兄、二姐全家好！我欠您的一百六十元钱。请您不要担心，只要我能活下去。就一定有机会还你们的！俗话说：人不死债不烂啊！我从来也没有坑你骗你的心啊！如果在我没还您之前就死了。请您也要想开些，您就当上一辈子您欠我的。这样您的心就平衡了。”
直到十一年后的七六年三月二日，在我完全绝望准备孤注一掷，以死相拼地情况下，卖掉我仅有的两间草房和草绳机的第二天，我先把欠李子玉的一百六十元邮去。又还了我妹妹的二百四十多元才了却了我的心愿。，
为了感谢李子玉、二姐，一九九二年后我曾两次专程到宁夏大武口看望他们。如今子玉兄已驾鹤西天，二姐还健在。至今还保留着电话联系。
在石灰窑砸石子时，我又结识了铁道队许多工人干部，他们对我的遭遇都很同情，各方面给以照顾和帮助。特别是施工员史子平老人家，为人正直，性格开朗乐善好施，同情贫苦落难之人。在他老人家的多次帮助和周济下，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沿门乞讨，露宿街头。
在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李铁旦，兰考县人，年近五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未婚。由于家中生活困难，背着一条破被子，沿门乞讨来到石灰窑。李铁旦看到很多人砸石子，也想砸石子挣些钱，当时砸石子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包下的，个人砸的铁道队不收。后经李几天的联系，石灰窑村民朱三江看他可怜收留他，住在他家的下屋里。以朱三江的名义砸石子，由朱的生产队代为验收，生产队扣除一些手续费，然后由朱三江把钱支出给李铁旦。
朱三江给李铁旦找个锤子，非常拙笨，砸起石子非常费力，工效非常低。李每天天一亮就来到山上砸石子，早饭时就到附近农村要饭充饥。李为了多砸些石子，每顿饭只要一个村子，不管吃饱与否，就赶快回来砸石子。午饭时又到农村要饭，有时还可以剩一些晚上吃，有时中午还吃不饱，晚上只有饿肚子了。由于农村晚饭都是天黑以后才吃，但是黑天是不能要饭的。李顶着三四十度以上地高温，连个草帽也没有，从没穿过上衣，全身晒得黝黑发亮，由于工具拙笨并且没砸过石子，掌握不了砸石子的技巧，虽然起早贪晚中午从不休息，两个多月仅砸了十多立方。验收石子时，铁道队捡尺员小程以李铁旦砸的石子运距较远为由，不给验收，不管李怎样哀求也无济于事。有人提议叫李铁旦把石子往前搬运一下，李没有工具，即使借着工具，搬十多立方石子运十多米远，至少也得六七天，搬好以后，铁道队至少要两三个月以后才能验收，因此李铁旦只好含着两眼泪水，依依不舍而又无奈地走了。
几天后的一天晚上，我和史工长一起从彭庄工区回石灰窑，路上我把李铁旦的情况跟史工长详细说了，史工长说：“你带我去看看。”到现场史工长看了看说：“离铁路是远了些，不过石子砸的还算合格，收了对铁道队也没啥坏处，运距远个十米八米，工人多走几步就行了，买谁的都得给钱。要是不收，一个要饭的可就惨了，天气一天一天的冷了，没有钱拿啥买衣服呢？来！你帮我拉下皮尺，给他收了吧。”史工长跟我说。
史工长还把李的石子记在铁道队家属的帐上，这样就不用交给生产队手续费了。十多天后发石子钱了，听朱三江说李铁旦在梁洼拉坡呢。为此我又往返八十多里到梁洼把李铁旦找回来，当李铁旦把钱拿到手时，两手发抖，涕泗横流，泣不成声，要拿出一些钱来感谢史工长，大家都说：“史工长不会收的！”李铁旦买了两盒最好的香烟送给史工长。史工长认真严肃生气地说：“我是看你可怜才收你的石子哩！不是为了要你的好处，两盒烟够你吃几天的，你不拿走，我可要跟你急啦！快拿回去退给人家吧！”李铁旦看史工长实在不收，只好含着两眼泪水嘴里还不住地念叨着：“史工长啊！我即使死了，不喝迷魂汤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呀！”
六三年冬，史工长家在铁道队石灰窑工地住着时，差不多每天晚上我和魏景福都要到他家听他讲《清宫秘史》。老人记忆能力和思维能力特别强，在当时我国对《清宫秘史》还没有公开解禁发布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清宫秘史》。他讲的“乾隆下江南和慈禧太后从进宫到选妃，直到当上皇太后，临朝听政……”讲得有声有色有条有理活灵活现，我和景福听得如醉如痴。他屋里晚上经常生着一个取暖火炉，史工长有一个吃宵夜地习惯，而且最爱吃羊肉炖粉条，每讲到夜里十一点左右，他就会叫大娘做羊肉炖粉条，粉条炖好后，酒也温好，自己先倒一杯喝光，然后给我和景福每人一杯，接着我和景福每人再喝一碗羊肉炖粉条后，就回到我们屋里睡觉去了。
他家搬到平顶山五矿西果店后，史工长介绍我到平顶山香二矿砸石子，住在五站。每次到他家或者帮他干活时，史工长就会叫大娘擀绿豆面面条吃，因为二位老人都喜欢吃绿豆面条，大娘又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手擀面活儿。大娘面和得软硬适中，然后放在湿布下醒一会儿再擀，擀出的面条儿薄如纸，匀如塑料薄膜，切得细而匀，即使放一天也不并条沾连，下汤面，做卤面吃起来香郁适口，即使不饿也想吃，即使吃饱了还想再吃一碗。只要史工长说做饭，你就不能走了，你走会惹他老人家生气的，吃饭时一定要吃饱，不吃饱他和大娘是不愿意的，因为他知道我的饭量大。那时铁道队三四个月才收一次石子，史工长经常到工地去看我，见面第一句话就问：“还有吃的吗？还有钱花吗？没有到我家去拿，千万不要饿着。”
《赠史子平、魏冰白伯父伯母》
伯父伯母二老人，心地善良助穷人。
嘘寒问暖找活干，没粮没钱送上门。
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西汉，三齐王韩信落难时，曾乞讨与漂母。韩信得志以后，以千金报之。九一年，我经济稍有好转。为了报答二位老人的大恩大德，春节时，我邮去一百元钱，我在信中说：“如果我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从今往后，每年春节我还要多邮点钱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啊……”
&一个月后，伯父把钱又退回来。伯父来信说：“你的心意我领啦，钱不能收，过去你吃的苦遭的罪我们都亲眼所见，有钱你就多为你自己想想吧！你也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我家比过去好多了，大女儿素琴，大学毕业，在吉林化工厂工作。二女儿雅琴上高中，学习刻苦，自知用功不用我操心，在班级成绩总是排前几名，还是班里干部呢。儿子连城，在小学读书，学习一般。我和你大娘身体都好，望勿惦念。今后经常来信，以免我和你大娘对你的挂念。”
&九二年后，我曾多次到平顶山市看望二位老人家，和过去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九七年十二月四日，我还专程到平顶山参加了史连城与二萍的婚礼呢。现在伯父、伯母虽仙逝多年，至今我还和弟弟、妹妹们保持着电话联系。
&六三年秋，在一号山砸石子时，不小心把左手拇指砸破，鲜血淋漓，不一会整个左手变成红色。铁道队周大夫的爱人周大嫂看见问:“老闫，手咋啦？”“咂的！”我答。“快回去叫老周给你包扎包扎吧！”周大嫂说。“这点伤算什么，不妨事。”我说。我还是继续砸石子，周大嫂回家了，二十分钟后给我拿来了绷带、棉球、湿药布给我消毒包扎后叫我休息一两天再干。
&当时由于生死难料，我不愿欠下过多的债，万一死了落个骗子地坏名，给祖宗丢脸。在马道、关音堂期间，我一边要饭，一边砸石子，没有活干的时候，就到梁洼拉坡。所谓拉坡；当时多是人力车拉煤，上坡时拉不动，我们这些流窜犯帮他们拉三四里长坡拉上去仅挣一二角钱，由于人多有时抢不着活干，只好沿街乞讨。
&在平顶山、石灰窑、梁洼、没梁庙砸石子、装煤、打石头时，我多次去李庆柏科长家，李庆柏相貌高大豪帅，为人心地善良，善于交往，工作能力强。对我极为同情关注。为我多次联系活儿。大嫂王芬，心慈面善言语随和，与街坊邻居、叔嫂、妯娌、夫妻相处得非常融洽，勤劳大方，待我就像亲弟弟一样。记得六五年腊月下旬病重期间，我回市里看望她时，她说：“你来就来呗还花什么钱呀？你挣点钱不容易。我的病不要紧，三年两年死不了！”过一会又说：“回来过年吧！人多热闹，一个人在外头过多没意思啊！”六六年正月初六我去香二矿车站，准备打电话询问她的病情时，值班站长说：“大嫂撇下五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最大的十四岁）于年前腊月二十八日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站长说：“这能瞎说吗！我还参加了她的葬礼呢！”我听了后心里一阵酸痛，眼睛不觉湿润了。我恨上天之不公、怨大地之不平。为什么好人不能长寿呢……
下午我即到她家看望，肇英说：“大哥，天天咳声叹气，白天黑夜睡不着觉，精神快崩溃了。庆满请不掉假。我一个兄弟媳妇。想说说劝劝也不方便。闫哥！你别走了，在家陪大哥说说话，唠唠嗑，散散心，劝劝大哥吧！”再说：“俺家霞还小(约一周岁)，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有时间帮我料理一下家务好吧？”李庆柏也不让我走，在她家住了一个月左右。
第二次蒙冤
六六年三月上旬，李庆柏在宝丰县‘没梁庙石料厂’给我联系到砸二——四石子的活儿。石灰窑书记范改朝给我联系吃住在朱庄李小听家，约定卖了石子付伙食费。
四月十一日夜，平顶山市公安局驱车一百多里把我收捕。
&那时宝丰县到没梁庙石料厂没有大路，只有绕道商酒务才有一条刚修的土路，卡车可以免强通行。那天去的是一辆红旗轿车和一辆吉普。吉普车免强可以通行，我坐的红旗轿车就经常打误了。每到打误时，刑警们就下车修路推车，车上还留一位刑警看着我。有时半个小时也走不了，刑警们个个累的满头大汗。我看他们这样辛苦，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我跟看我的人说：“看他们累的，怪可怜的，咱俩也下去帮他们推推车吧？”那位刑警厉声说：“你给我老实点！你敢动一动，我就一枪毙了你！，十多公里走了近三个小时，才上了洛平公路。黎明四点多钟才到平顶山市，关押在黄楝树审查站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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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孙推车我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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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石厂没有路，必须绕道商酒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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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况不好光打误，儿孙推车我享受
经过两个多月的内查外调，六月中旬审查站张所长把我叫出，告诉我说：“你的事已经完啦，你可以走啦。”接着他又说：“我们已经给你联系好啦，你到石料厂找李处长把石子卖了，赶快回家吧！”
卖了石子以后，回到平顶山李庆柏科长家。我问：“公安局随便抓人，押了两个多月，放我的时候连个为什么也没说，我是否可以找他们问一问为什么抓我呢？”“可以呀！咋不可以呢？”李庆柏答。
于是我又到黄楝树审查站找张所长，张不在，我只好找宋站长问个究竟，宋站长听了我的陈述后，把眼一瞪满脸怒气地大声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在你黑龙江来我们河南干什么？我们请你去啦！”然后眼珠一转大骂着说：“你他妈的放你走你不走，又回来找我们公安局的便宜来啦！好吧，我叫你找。来人呀，把他给我再关起来！”不容分说，牛班长和刘班长一人拉一只胳膊又把我关在铁门铁窗的监室里，并搜去了我卖石子的四十多元钱。
过了两天，送来一个叫杜化成的偷羊犯。第二天中午放风时，杜化成在厕所趁解手之机跳墙逃跑被抓回，遭到班长和收审人员的毒打，唯有我没动手。
就在这时，宋站长来啦，宋问杜：“你为什么逃跑呢？”“想家，怕判刑。”杜答。“是谁教你跑的呀？”宋问。“是我自己想跑的。”杜答。“是闫立堂教你跑的吧？”宋问。“我不知道谁姓闫，谁也没教我跑。”杜答。宋站长把我拉到杜化成跟前说：“他就叫闫立堂，是他教你逃跑的吧？”宋问。“自昨天我来到这里，他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过。”杜答。“他没教你跑，你咋跑了呢？”宋不耐烦地大声问。“想家，怕判刑。”杜答。“揭发检举可以立功，立功可以赎罪。闫立堂教你跑，你不揭发他还包庇他，会罪上加罪的！”宋大声说。“从来他没跟我说过话。”杜说。宋站长恼羞成怒地吼道：“你小子不老实包庇坏人，给我狠勒狠打。”用绳子勒的勒打的打，打了勒了近一个小时。宋又问杜化成：“闫立堂怎样教你跑的？”“我不能没良心，打死我，他没教我跑就没教我跑。”杜说。宋咬牙切齿地厉声说：“有良心？有良心你还偷人家。我叫你嘴硬，给我狠勒狠打。”接着又捆绑毒打约二小时，打人者个个累得精疲力竭，杜化成还是说他逃跑没有人教。
宋站长到院里去了一趟，回来叫我和做饭的小刘拉一趟土。后来得知我出去后，宋站长即发动在押人员检举揭发我的所谓犯罪言行。立功赎罪，又把杜化成叫到他的办公室。
拉完土，我刚被送回监室。宋站长就高声喊：“杜化成你老实说：是谁教你逃跑的？”“是闫立堂。”杜答。宋又装腔作势假装没听清的问：“是哪个？”“就是刚进来的那个大个子闫立堂。”杜答。“你把他给我拉出来！”宋大声喊叫说。杜化成立即把我拽到宋站长面前。宋指着我得意洋洋地面对在押人员说：“噢！这小子我们放他走他不走，原来是想促使犯人逃跑，想暴狱呀。”然后吼道：“把他给我捆起来，狠狠地勒狠狠地打。”于是监号二十多人捆的捆、打的打，捆勒毒打一阵后，宋站长又发动在押人员检举揭发我的所谓反动言行。在宋站长的诱导下，一个在押人员说：“他(指我)说在这里吃不饱。”宋对在押人员说：“这小子对党不满，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反动透顶。”又咬牙切齿地说：“给我狠勒狠打。”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知道，不招认，只会招来更加残忍地毒打和迫害。就是把我打死，谁能给我伸冤呢？再说，即使放我走，石子肯定砸不成了，今后怎样生活呢？在社会上流浪，沿门乞讨，露宿街头，挨饿遭罪不说，很快还会被抓的，劳改队虽然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吃不饱，甚至于挨打挨骂，生活工作总算有了保障，也算有了安身之所。所以我说：“别打啦！我都招认！我都招认！”宋装着没听见，皮笑肉不笑地说：“给我狠打，我要看这小子嘴有多硬！”又捆绑毒打一个多小时，打手们都累得精疲力竭了！宋说：“别打了！先问问这小子招不招？”我只好按照宋站长的需要招认：“促使杜化成逃跑，并说在审查站吃不饱，是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宋看了我的供词后，叫我按了手印。宋站长手拿供词咬牙切齿地说：“哼！放你走你不走，想找我们公安局的便宜，我叫你找！”
十天以后，宋站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到河南不是来找工作吗？我给你找到了。”“谢谢你！”我说。宋吼道：“要报复你就报复吧！我们不怕，我们有枪。”我说：“宋站长你误会了吧？我知道你给我找的工作，不是劳改队就是教养院。我认为在那里，有活干有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总比在社会上到处流浪、四海为家、露宿街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好呀！所以我真心实意地感谢你。”
宋又说：“对于你们这些家伙有的是办法。”宋继续说：“在西华农场我当管教时，有一个姓丁的劳改犯不老实，下地干活他不是拉就是尿，再不就装肚子痛，(你有什么根据说他肚子疼是装的呢？)经常耍熊在后头不走。一天他又耍熊装病说肚子疼赖着不走。我告诉别的管教带队先走，把这小子交给我！他们走后，我问姓丁的到底走还是不走？小丁说：‘肚子疼走不动。’我就用枪头狠打他的脑袋，打疼很了，小丁抓住枪往外一推，我抽枪一枪把他打死啦！他再也不调皮啦。我向领导回报说他抗拒改造、抢夺枪支图谋不轨。结果他死就白死了，我还得了奖呢！”宋站长说到得意处：眉飞色舞，喜气洋洋，兴高采烈！
直到上个世纪末，我买了近百元的礼品专程到宝丰县朱庄李小听家拜访，下午走的时候我又给他留二百元钱，算是我给他的伙食费。
在陉山石料厂
六月下旬，张所长把我叫出监室和王大文、费广生一起，由牛、刘二位班长押解到新郑县陉山石料厂，强制劳动去了。
到陉山石料厂的当天，我被分到二中队三分队。中队长姓廉，分队正队长姓戚，付队长姓王。我的任务是砸铁路上用的四—六厘米石子。进厂时队长说：“砸四—六石子一立方米一元二角钱，多劳多得。除去伙食、工具费外，剩余归个人所有。”我想：我在石灰窑砸四--六石子时，起早贪晚一天能砸两立方米。这里规格、检尺虽然要求严些，时间也短些。一天砸一立米应该不成问题吧？这样去掉伙食费和工具费，一个月能剩二十多元呢。所以我下定决心好好干，争取一年能剩三百元。
由于工具拙笨，干起活来又慢又费力，第一天我砸了约零点七立方米。我准备向队长提个意见，改进一下干活工具，就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一天砸一立方米就没问题了。
第二天刚上班不久，一个姓冯的小子借解手之机走到我跟前，虎视眈眈地对我说：“大个子！一天能砸多少呀？”“抓紧干能砸一立方米吧！”我回答。姓冯的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想挨揍啦！你砸那么多，我们咋办啊？”我的心碎了，我的理想破灭了。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人”字写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为什么这样难呢！
自八九月以后，经常听一些新送来的人员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外边可热闹呢，先是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海瑞罢官》、《燕山夜话》。揪出了彭德怀和文化界的邓拓、吴晗、瘳抹莎……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主持会议。毛主席令刘少奇宣读他事先准备好的：打倒，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彭真，总参谋长、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四人“反党集团”的，被称作文革宣言的《五一六通知》。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校园里设起了斗鬼台。几十个老师、干部被抓到人群里乱打、乱斗，脸上塗上墨汁，戴高帽子、罚跪，揪头发，连踢带打，暴行在全国蔓延，自杀成风。
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长陶铸、贺龙元帅以及他们安插在中央、地方、各省市的代理人，很多很多都被打倒啦！今天这个省长被打倒啦，明天那个省长省委书记也被打倒啦！今天这个市委书记被打倒啦，明天那个市长又被打倒啦！他们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人民的死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他们是怎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呢？”有人问。“刘少奇、邓小平、搞分产到户、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崇洋媚外，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开放市场，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必须把他们打倒，再踏上一只脚。他们这些人，有的是叛徒，有的是内奸，还有的是苏修特务和美、蒋特务。他们的罪行就叫罄竹难书啊！一开始有不少人贴大字报，发传单，打抱不平，替他们喊冤，为他们辩理，后来这些人有不少也被打倒，有的怕引火烧身，再不敢替他们说话了。有不少反戈一击，也站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了。继而，揭发他们的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了！
八月五日同一天，在高干子弟成群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们第一次打死了自己的女副校长卞仲耘。
八月十八日，在天安们城楼上，毛主席第一次接见检阅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宋彬彬获准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殊荣，毛主席问：“你叫什么名字？”宋说：“叫宋彬彬！”毛主席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在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中，现场广播员说：“敬爱的毛主席！您的话，我们记住了！”当时，宋彬彬改叫：“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改为：“红色要武中学”。
八月二十三日，一群戴袖标的红卫兵，来到北京文联院里，作家们被集中到院里。“在某某站岀来！”的喝声下一个个岀列。脖子上挂上他们预先准备好的大木牌子，上面写着各自的名字，冠以“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罪名。红卫兵命令他们低头，拳打脚踢，并用皮带披头盖脑抽打他们！接着作家们被卡车送到曾是孔庙的首都圖书舘。这里有他们集中起来的大量戏装、道具，红卫兵把它们点着，一堆堆熊熊大火。把中国几十位最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按倒跪在火堆旁，对他们棍棒相加。第二天，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杀。
在《长江伩息报》岁月周刊“档案揭秘”版块刊登：《老舍之死和太平湖之谜》有一段是是这样写的：1966年初夏，满恒先发现“太平湖里突然岀现许多大红、墨黑的金鱼”，后来知道当时人们为了隔离开和“四旧”沾边儿的任何生活喜好，就在太平湖放生养的金鱼。
再后来，“经常还能从湖里捞起字画、瓷器，甚至三枪牌自行车，再后来就会漂上一些死人，我们小孩连林子也不敢进了，怕里面有吊死鬼。八月的一天，满恒先听弟弟说，“又有人投湖了……”后来，满恒先才知道那个人就是写过《茶馆》、《龙须沟》的老舍。
八月二十一日，八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分别给公安人员和军队下令：“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严禁警察出动镇压革命学生！”
在破‘四旧’立‘四新’方面。毛主席说：“我们不但善于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不‘破’不‘立’，‘破，‘立，在其中矣。”
在破四旧方面：红卫兵拿着剪刀、小铁锤在大街巡视，姑娘媳妇有扎辫子、留长发的，不容分说一律强制剪掉。有穿裙子、旗袍的或穿资本主义国家样式的衣服、帽子，一律强行用剪刀剪坏。有穿高跟鞋的，强行把高跟给你砸掉。男人穿长衫或花布衫，也都强行剪毁，男人有留长发、染发、烫发的，一律给剪掉或剃一布分，留一布分，当时叫做‘阴阳头’。
八月二十四日，红卫兵开始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的家。到处破门而入，他们烧书、撕画、毁乐器、砸唱片，凡沾点‘文化’边儿的，全在扫荡之列。当然，有些贵重物品被没收，主人遭毒打。在《人民日报》“好得很”的欢呼声中，不少人在自家家中被打死。电影院、剧院、体育场这里成为批斗“黑五类”和刑讯逼供的地方。
大街小巷都能听到红卫兵抄家的脚步声，审讯逼供者的怒喝声，被逼供者痛苦的呻吟喊叫声。
在这次抄家狂潮中，凡是家里有旧书、有艺术品的人，都日夜耽心红卫兵闯进来看见，全家遭殃。吓坏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