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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遗嘱:斯大林太粗暴 建议想个办法调开
　　日，列宁最后一次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指总书记)上调开&。日，联共中央于列宁逝世后召开十三大，会上宣读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并由各代表团分别进行了讨论。
　　 原标题为：未执行的列宁遗嘱：得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调开
　　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注］。3月7日，人民日报一版整版加黑框，刊登斯大林巨幅照片和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告苏共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公告；在二版发表社论《痛悼我们的导师&&伟大的斯大林同志》，社论说：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的逝世，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工人阶级和全体进步人类的无可补偿的沉重损失。3月9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毛泽东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称斯大林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他&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时代&。文章指出，斯大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创造性地贡献了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贡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文章说，斯大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文献，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的伟大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文章表示，我们完全相信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继承斯大林同志的遗志，而把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扬光大的。
关于这篇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毛泽东在1956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去世后写的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所以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但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册，第65页)［笔者按：当然，我们也不能从毛泽东讲了这番话就认为《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并不代表他对斯大林生平所作的非常高的评价。］\[注\]斯大林逝世公告称他的党内职务为&中央委员会书记&，而不称总书记，这是有来由的。日，列宁生病期间，联共中央全会选举中央机构时，决定设总书记一职。斯大林当选为组织局委员兼政治局委员，全会又任命他为总书记。日，列宁最后一次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斯大林太粗暴&，&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指总书记)上调开&。日，联共中央于列宁逝世后召开十三大，会上宣读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并由各代表团分别进行了讨论。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种说法是，从列宁口授那封信到十三大召开这段期间，党内和中央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两个中心，一些人团结在托洛茨基周围，一些人团结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周围，十三大开会期间，多数同志考虑当时来自托洛茨基的危险比来自列宁对斯大林警告的那种危险更严重)，大会再次选举斯大林为联共中央总书记。从1925年12月召开十四大到1927年12月召开十五大，斯大林在同托&季联盟的斗争中取胜，继续当选为总书记。30年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基本形成，他开始随意破坏党内生活准则。1934年1月至2月召开十七大期间，有一些代表曾醖酿要求执行列宁遗嘱，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但他们并未向大会正式提出讨论。另有一种说法，可能由于斯大林得知代表们的这种情绪，2月10日的中央全会作出一个特别的决定，不再选举总书记。此后，经十八大、十九大直到斯大林逝世，他始终不是以总书记的名义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二次大战后，斯大林一直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而很少提到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看来，为此缘故，这次斯大林逝世公告对他的党内职务用了一个&中央书记&的称谓。
　　(本文摘自《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崔奇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4)
文章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赵凌艺
10月28日上午，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举办的“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主题宣传活动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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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苏共“二十大”，毛泽东为何捍卫斯大林?
　　斯大林画像(资料图)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与刚刚从莫斯科参加完苏共“二十大”回到北京的苏联大使尤金有了一番颇能反映其对赫鲁晓夫报告真实看法的谈话。31日，在与尤金的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已经看过了邓小平、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报告的副本。他说：在批评斯大林的问题上，中国人不好先说话，因此，问题由苏联党自己揭露出来，是件好事。随后，他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讲述了他对斯大林由来已久的不满。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斯大林从1926年起，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就犯了不少错误，包括1926年过高估计国民党;30年代不考虑中共的意见，对王明偏听偏信，通过共产国际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1945年抗战结束时坚持要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直到中国革命胜利，仍旧怀疑中共要走南斯拉夫道路，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如此等等。
　　毛泽东最后将斯大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七条，即：一、目无法纪的肃反;二、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三、对农民的政策给工农联盟带来重大危害;四、非法迁移某些民族;五、否定集体领导原则，过分听信谄媚;六、独断专行;七、对南斯拉夫等国的外交政策有严重问题。
　　他特别提到了“逼供信”的问题，并显然记起了他在江西时期的“富田事变”和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运动”。“富田事变”和“抢救运动”与斯大林的目无法纪的肃反几乎如出一辙，也是用“逼供信”的办法取得了大量的假口供，前者造成了红二十军从班长、排长直至军一级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杀的惨剧;后者同样使大批党的干部被诬为特务内奸，好在因各方面反应强烈，毛泽东及时觉悟干预，半途刹车，幸未酿成严重惨祸.
　　从这时起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下都直截了当地批评斯大林，有时还批评得相当尖锐。许多历史旧账和恩恩怨怨都被提了出来，并且归因于斯大林。但是，即使在毛泽东与苏联大使最初的这次谈话当中，他也没有忘记强调：“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因此，当苏联大使随后通知中共中央说，苏联已决定不再挂斯大林的像，游行时只拿列宁和其他活着的苏联党领导人的像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挂斯大林像不行”，因为“我们人民不满意”。他坚决反对跟“风”转。他在内部明确批评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到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不能跟着转。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时，活着的领导人的像一概不挂不举，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兄弟党领袖的像统统取消，而斯大林的像则不能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天安门前的那“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他叫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责编：林洪熙、施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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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苏共精英的退化与苏共败亡--甘肃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网
苏共精英的退化与苏共败亡
发布时间：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摘要：苏共执政后，仍然沿用革命时期的“职业革命家集团”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盛行；监督机制弱化，权力失去制约；干部队伍近亲繁殖，德才不佳。导致苏共精英集团思想僵化，不愿改革创新，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丧失信仰，精神懈怠，能力弱化；生活奢侈，腐败盛行，脱离群众，失去先进性。正是苏共精英，即“职业革命家集团”向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关键词：苏共精英；退化；苏共败亡
在20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苏共的衰败及其垮台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一个重大课题。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苏共陷于如此悲惨的境地呢?总的说来是几十年来不断积累、潜伏着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恶性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精英的退化，导致党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阶层，从内部瓦解和摧毁了党。退化原意是指动植物的种类或某一器官逐渐变小，机能减退，甚至完全消失的现象。广义上讲泛指事物的衰败倒退，由优变劣，由强变弱，由好变坏。笔者认为正是苏共精英的退化，使苏共由强变弱，最后走向了灭亡。
一、苏共精英由职业革命家向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
在俄国革命中，为组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列宁提出了培养“职业革命家”的方针。他认为，为了实现革命的目标，俄国党必须是一个形成严密结构的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组织，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充分有效地把自己的战斗力发挥出来。要为革命运动服务，“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1］（P406）。
列宁认为，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成员应当非常明确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任务，决心同现行政治制度作百折不挠的斗争。他说：“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1］（P386）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职业革命家组织是整个党的基础，对党起着一种核心作用。“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P406）
俄国革命的实践检验了列宁关于职业革命家的思想。无论是在年的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1917年的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还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职业革命家们叱咤风云，都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列宁把这些职业革命家看作革命斗争中的“权威”。他在回顾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过程时认为，正是由于众多的职业革命家奋斗不息，布尔什维克党才由一个受迫害的小政党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大党，进而成为执掌政权的党。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仍称那些党务、政务活动家为“职业革命家”。他认为与革命时期所不同的是，这时更需要的是能担负领导、管理工作的职业革命家，他们从担负最简单的任务进而担负最困难的任务，从管理某一个企业、事业单位到管理一个政府部门以至管理国家，他们“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2］（P495）。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职业革命家大多是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的党的骨干。因而，这种体制的优点远大于缺陷。一是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党经济拮据，充当职业革命家，自己要在物质上资助党，没有个人利益可得；政治上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手中没有公共权力，没有靠公共权力谋生的大批社会成员涌入的问题。因此，不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二是不需要考虑组织内的体制性监督问题，不用担心这些职业革命家因久握权力而滥用职权。因为，当时既有反动统治者的打压，又有其他政治派别的批评和攻击，稍有失误就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和遭到损失，甚至可能陷入灭顶之灾。三是没有因掌握了权力而脱离群众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极端艰难危险的形势下，要充当职业革命家，显然是以愿意发扬奉献精神为前提的，这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同时，党要生存发展，必须时时处处注意密切同群众的联系。
革命胜利后，党由非法转为执政，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列宁当初强调建立职业革命家所依据的那些条件，大多已经不存在了；当年可以暂缓考虑的一些问题突出了，成了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危险。在此情况下本应尽快告别建立在革命斗争需要基础上的那些做法，但苏共领导层却仍然停留在专制环境下秘密工作的思维和做法上，不仅自己固守，成为构成斯大林模式中干部体制方面的主要内容，而且还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其他政党,从而使得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照搬了这一体制。
职业化的官员队伍为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准备了条件。苏联长期实行职业革命家体制的结果使选举制流于形式，在干部问题上形成了严重背离民主选举原则的“罗名制”（任命的职位名称和备选人名册、职级待遇表）、自上而下的职务任命制和干部身份的相对凝固、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等。在执政条件下、在和平的社会环境里，由于官员的身份长期稳定不变，把做官当成谋生的手段，他们的个体利益意识迅速增长，领导干部在待遇上特殊化在所难免，“在高级党员干部与仅在业余时间从事党的工作的一般党员之间形成了差别。一个相对稳定的、明显与众不同的干部集团开始控制了党的生活”［3］（P260）。 官员队伍职业化无法避免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逐步脱离群众，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这不仅给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准备好了主体来源，同时也导致一些官员的政治道德的逆转，为既得利益集团准备了必要的主观条件。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指出：苏共“被赶下了政治舞台，而它的一千好几百万党员中，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捍卫它”，“苏共之所以能走到酿成悲剧的一步，是因为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机体丧失了自己最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4］（P8-9）。正是苏共精英，即“职业革命家集团”向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二、苏共精英退化的主要表现
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集团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萌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 年中,完成了从“人民公仆"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退化,他们占据党和国家权力金字塔的上层,享有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特权。他们反对任何有损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使苏联的多次改革尝试流产,在改革潮流势不可挡时,便假言改革,真行复辟,把改革变为改制,以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不合法、不正当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随着苏联的演变,既得利益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和隐性占有变为公开所有,在经济上进入了大所有者(新资产阶级) 的行列,在政治上保持了高层政治地位,顺理成章地成了俄罗斯的新主人［5］。苏共精英的退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思想僵化，不愿改革创新，缺乏引领社会发展的创新理论。苏共精英的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导致苏共理论创新能力的衰竭，丧失了敏锐和正确地认识、分析社会形势，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进而使其丧失了生命力和战斗力，也丧失了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精英对社会发展已提不出任何新的思路，使苏联社会陷入停滞。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领导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曾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6］”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精英虽然认识到传统模式的种种弊端，但长期僵化的思想已经使他们无法提出适合苏联实际、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广大干部的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守旧”和“惰性”倾向。因而在苏共党内，改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当改革势不可挡时，由于没有理论准备，不得不被迫向右翼激进派缴械投降。
2、丧失信仰，精神懈怠，能力弱化。斯大林去世后，由于赫鲁晓夫等人对党的历史上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不恰当处理方式，导致许多干部，包括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逐渐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据戈尔巴乔夫的助理阿纳托列·切尔尼亚耶夫讲：“戈尔巴乔夫早在来莫斯科任职前,内心深处作好了摧毁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准备。" [7 ] (P209) 而雅可夫列夫等人的回忆录则明确承认,早在20 年前他们就不相信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了。他们之所以要留在党内,并且拼命往中央领导层钻,夺取苏共中央的领导权,是为了从苏共中央内部搞破坏,凭借中央的权力来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8 ] 由于信仰缺失，许多人安于现状、脱离现实、空谈盛行、自安自慰、自娱自乐、盲目乐观。各级党政机构和人员编制大大增加。机构一多，制造的文件就多，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之风日盛；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日益蔓延，遇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据俄罗斯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当时苏联党政领导机构作的决议能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十分之一。党的精英集团意志衰退、精神懈怠、养尊处优、能力弱化，已丧失了协调社会矛盾，团结各阶层群众，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能力。
3、生活奢侈，腐败盛行，脱离群众，失去先进性。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在几十年中苏联党没有重视与腐败和特权现象的斗争,使党内逐渐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权力,如特供权、特教权、特卫权、特继权、特支权、宅第权、用车权等[5 ]。拿宅第权和用车权来讲,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高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一辆至几辆轿车。在乌兹别克的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各类‘领导人’人均拥有2 处至5 处住宅。他们个人可使用的轿车平均5 辆" [7] (P14) 。而作为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的“人数不算太多的家庭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拥有8 座别墅" [9 ] (P318) 。他拥有的轿车可以办一个“小型高级轿车的博览会" [10 ] (P310) 。在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结婚时,他不仅送给她了“一幢装修豪华的公寓和一幢宽敞的郊区别墅" ,还从自己收藏的小轿车中送给她了两辆。尽管如此,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并不以享有广泛的特权为满足,他们还以种种方式大肆侵吞国家财产。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贪污大案中,从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到基层党的数名书记、政府官员,贪污总金额达20 多亿卢布。[11 ] (P281)相当一部分精英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至上，已变成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不仅已失去先进性，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而且已退化为与民争利的官僚，处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三、苏共精英退化的原因分析
苏共精英的退化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民族政治文化心理的原因，也有苏共政治体制的原因。在分析苏共精英退化的原因时，我们理应注意到俄罗斯政治文化心理的重要影响，但我们认为根本问题还源于苏联的政治体制，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1、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盛行。苏联由职业革命家体制转化而来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高度集权，在这种体制下，苏联各级干部身上，个人专断、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政治特权现象比比皆是。列宁晚年在病中曾十分担心党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1922年他曾忧心忡忡地说过：斯大林“太粗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12 ] (P745-746)。列宁的担心应验了。斯大林时期产生了严重的个人专断、滥用权力的现象。赫鲁晓夫上台后虽然频繁地大规模地更换干部和大反个人崇拜，但是他本人却仍搞集权制、终身制和新的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尚比较注意维护集体领导原则，防止个人集权过多。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某些成就，领袖地位已经稳固，勃列日涅夫也开始大搞个人集权和树立个人威望。
戈尔巴乔夫尽管喊“公开性”和“民主化”比谁都响，但他本人在党内却很专断。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自恃一贯正确。瓦·博尔金在《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中对戈尔巴乔夫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有许多描述。他指出：“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大谈民主，指责同事搞斯大林主义；另一方面却一人独揽党政大权。他个人主宰别人的命运：决定党中央和政治局的人选，根据个人的好恶指定加盟共和国、州、边疆区第一书记”。[13]（P298）他“把无限权力集中在作为拥有千百万党员的大党的总书记手中。作为苏联总统和国家元首，他主持部长会议，不把部长会议主席放在眼里。他兼任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独自直接控制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工委员会、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 [13]（P299）。随着权势越来越大，他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实行“独裁”，“一碰到同事有不同意见，一听到对他工作乃至生活的批评，便搞孤家寡人政策” [13]（P163）。在苏共第28次代表大会期间，有一次博尔金走进戈尔巴乔夫单独办公的房间，发现 “戈尔巴乔夫坐在小屋里，只身孤影，草拟一份党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这个机构几十年以来在苏联的权威是独一无二的。我翻翻放在桌子上的草稿，意识到自己正在目击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悲剧。” [13] (P245)。高度集权、个人专断的结果，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团结统一，弱化了领导集体和党组织的力量，必然导致人亡政息。
2、监督机制弱化，权力失去制约。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苏联党政机关内的严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泛滥，与党内监督监察不力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苏共的监察部门无法有效地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最高领导层实行监督监察，使权力失去了制约。列宁时期，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斯大林上台后把苏共监察机关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由于党的监察委员会职权和地位被削弱，无法对党的最高领导层实行监督，致使党内的民主气息越来越少，而封建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及官本位现象却日益盛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日益严重。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决不能高估了权力行使者的才能和道德的成熟程度。苏共精英正是在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和金钱的迷宫面前，逐渐丧失了警惕性和免疫力，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逐步退化，越来越腐败，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抗议的逻辑发展中变质而走向自我毁灭。
3、干部队伍近亲繁殖，德才不佳。虽然苏共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从总体看，干部任用的主要方式仍是委任制。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也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等组织的领导干部时，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勃列日涅夫后期，干部问题上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不良倾向趋于普遍化，许多干部养成了阿谀奉承的坏习惯。许多地方和部门挑选干部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准；挑选领导身边的人，挑选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从而，使大批无德无才的平庸之辈和怀有不良动机的人混入党的领导层内，而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种缺乏竞争的干部选拔的逆向淘汰机制，必然使干部队伍能力退化并出现恶性循环。同时党内钻营、奉承、以权谋私之风盛行，不仅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和工作的开展，还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和凝聚力、战斗力。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流就是由于‘领袖’的赏识才走上最高领导地位的，也正是他们最后把苏共送进坟墓的。
苏共败亡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悲剧。今天，我们研究苏共败亡的教训，要特别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防止领导干部由人民公仆退化为既得利益阶层和背叛人民利益的官僚政客，只有保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健康顺利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永远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1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列宁选集，第3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M] .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4]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5] 宙翔.苏联演变是党内既得利益阶层推动的自觉过程[J ] .河南大学学报，2002，（1）.
[6] 纪彭.特权阶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J ] .决策与信息, 2010（10）.
[7] 阿?切尔尼亚耶夫. 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
[8] 喻权域. 俄罗斯的忧郁还漫长——访俄见闻与思考之二[J ]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8 , (5) .
[9] 罗伊·麦德维杰夫. 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M]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0] 吴伟. 勃列日涅夫传[M]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1] 刘战. 实践“三个代表"巩固执政地位[M] .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
[12] 列宁选集，第4卷[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瓦列里?博尔金. 震撼世界的十年——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M] .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
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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