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责任意识看新闻自由的边界——解读《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
正如杰斐逊所言:“民意是我国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首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这种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是我必须说明:每个人都应该得到这些报纸,并有能力阅读它们。”这可谓是新闻自由主义的体现。然而正如自由不可能无边界,新闻自由也应当有边界,新闻自由的边界不仅仅是书中提到的新闻界的可问责性,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包括新闻界的责任意识。一、新闻自由的存在价值在《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提到言论与新闻自由接近于一切自由权的中心意义。哪里的人们不能自由地传递彼此的思想,哪里就没有自由可言;哪里存在着表达自由,自由社会就在哪里发端,进而使得每一种自由权的扩展都具有现实性。书中提到的新闻自由,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是西方国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普遍理解。但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之间的明显区别在于,新闻界是发达社会的一种公共机构,也就是说因为它的公共性和广泛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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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自由的追逐助推西方媒体逐渐摆脱了政府的“有形枷锁”,结果却被戴上了资本的“无形镣铐”,媒体垄断权力正从多方面侵蚀着新闻自由,为其带来危机。一、媒体垄断权力拒绝“新”声音,带来新闻自由危机媒体垄断权力通常利用“影响新闻立法”、“大规模广告”、“并购”等途径妨碍“新声音”的加入或生存。“媒体权力就是政治权力”,竞选候选人的资助来源、形象塑造等都深深依赖媒体大亨,这导致媒体巨头能通过资金资助、“奉上”媒体资源等方式“威逼利诱”政府官员,影响到有利于该媒体公司利益的政府决策,获取税收优惠等。媒体垄断巨头的经济能量和媒体权力给予他们很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筹码,“它们有能力雇佣大的法律公司或院外活动机构推动,有时是撰写对他们的生意和税务有利的国家、州或地区性法律,这些法律很少眷顾这些公司的小竞争者”。[1]1996年《电信法》的颁布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媒体松了“绑”,允许媒体跨行业、跨机构兼并,中小竞争者的生死危机被合法化,剥夺了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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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主要是指民主和人权范围,依据法律理论来说,主要是由新闻机构、公民和政府等构成。其还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由此可见新闻自由是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将其融入到宪法保护工作中,是一种完善的行为。新闻媒体、公民以及政府机构都需要新闻自由,但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影响,从而影响新闻自由的发展,只有依据法律的规范和维护,才能有效的确保新闻自由权利得到发展和应用。本文主要是对宪法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和限制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制定有效的发展方向,为新闻机构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依据。一、新闻自由权利的宪法保护新闻学者表明在国外大部分国家的新闻都是依据相关的法律进行的,也就是新闻法治国家,因此中国要想促使新闻行业得到有效的发展,就需要确保其新闻自由的权利,从而促使新闻信息得到有效的发展和拓展。首先需要确保新闻是自由的,不受到相应部门的影响,之后在依据判例法和相关的宪法规定进行限制,以此确保其新闻信息资源是真实的、完善的、有效的。我国本身就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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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闻自由虽然一直被神话为“充分的新闻自由”,但从其新闻自由的历史演变及现实问题来看,西方新闻自由也是相对的。西方新闻自由虽然被作为普适性真理而备受推崇,但其现实表达仍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以及市场逻辑的纠缠。一、新闻自由的历史新闻作为社会现状的反应,新闻自由自然需要紧紧贴合社会实际、政治形态、文化因素等多方面的现实因素。新闻自由在经历较短时间的充分自由的时期后,逐步走向了制度性的新闻自由。1.充分自由到规范性自由的衍生与发展新闻自由是建立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发展。“自由”一词历来被广大政治学家所推崇,很多政治学家甚至为了自由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弥尔顿在他的著作《论出版自由》中明确指出,人是有理性的,不能阻止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真理总是在观点的自由碰撞中产生的。他的这些观点,成为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涌现出来的一些政治学家,进一步强化了新闻自由的理念,不少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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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自身能够把握好“约鱼”、“设套”等与正常采访之间的平衡,政府也把握好推进监管与捍卫新闻自由的平衡,这样的平衡局面星英国社会所乐见的。两年前的3月18日,英国议K M J^/J口,八 会曾就“如何监管媒体”召开听证会,一度引起媒体惊呼“国家300余年的新闻自由终结”。两年后,两家英国媒体对多名国会议员的联合“钓鱼调査”,曝出分属两大党的两名泰斗级议员企图利用影响力“变现”的丑闻,其中一人还曾担任下议院领袖。两名议员由此自断“前程”。很难说这是英国媒体在存心报复,毕竟它们素有“钓鱼”式监督的传统。当然,媒体为了轰动》‘G晤士外:....勺每.,式_性“吸睛”并谋求发行量,也会逾越边界去打窃听等擦边球;干得 过火了,便会触发社会震怒和政府反弹,招来机制性约束。最终,媒体知道,其“恶作剧”和打擦边球之举,必须基于对公共利益的 维护,舍此别无挡箭牌。
媒体“约鱼”议员频频上钩 在伦敦,大报云集的“舰队街”是英国新闻界的代称。这是个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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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为实现新闻自由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目前,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外交方面,与媒体的联系都越来越密切。新媒体所表现出来的影响不可估量,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这种自由权利更是触手可及。同时,新媒体也改变了新闻自由的很多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发现许多进步的地方,但是像众多新事物一样,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亦是利弊相掺,它为新闻事业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过度自由也产生了相应的负面效果。由于新媒体在技术、环境方面的特殊性,以及受众与新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等因素,在这种新形势下,以往被人们所熟知的新闻自由理论有了新的含义。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大量的“草根新闻”,新闻自由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一、新闻自由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也叫出版自由,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从一般意义上讲,新闻自由是指参与新闻活动的人,有其自主性并且不受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参与新闻活动。新闻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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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鹏在泰国机场拳打脚踢香港记者，我这个不怎么看八卦的人昨天才看到这则消息，不仅拍案而起，大呼：李亚鹏，好样的！
狗仔队的那些人实在欠揍！人们对于狗仔的痛恶，对于媒体的八卦无极限的痛恶，实在是年深日久了，和狗仔队如此这般的冲突，李亚鹏不是第一人，却是第一个父亲！他不是因为自己的形象，而是为了女儿愤而挥臂。李亚鹏是克制的，他首先口头制止，对方却扬言“我就要拍怎么样？”对于这样不知死活的家伙真是应该人人得而诛之。试想，这个记者，如果李焉是他的女儿，他会怎么做呢？他会像李亚鹏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吗？如果会，他就不应对着那个弱小尚在成人怀抱里的生命做如此无情之举，那啪啪的闪光灯，手术后的面容被这些无聊的记者拍下来以高价去交换的不就是金钱吗？所以我想，那记者面对此种情形的时候是不会像李亚鹏一样冲出来用自己的身躯保护自己的女儿的，那个记者，那个该死的家伙一定会自己拍出无数照片自己拿去换钱，甚至，如果他有一个女儿，他会为了钱，不惜让他的女儿去做任何事，这种人，是没有道德感和羞耻感的。
有些所谓的在网络有点名气和号召力的人，指责李亚鹏行为冲动，说什么要克制和谅解。居然还拿出杰斐逊的那句“如果由我来决定选择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来作为自己的论据，拜托！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杰斐逊说的是“报纸”，李亚鹏打的只是几个记者！那个撰写博文的王XX把李亚鹏比作《第一滴血》中的兰博，哈哈，太可笑了，李亚鹏，你当时真应该再打得狠一点！然后，彻底地学习兰博，不仅打这个记者，还要打到记者服务的那家报纸去，炸了那家报纸的楼，砍死它的主编，你才配得上王XX做出的对比。李亚鹏，按照王XX的说法，你实在就是太仁慈了。王XX说记者的行为是“平衡社会所必需要的恶”。呸！说这种话真不怕烂了舌头！报纸是什么？社会存在太多的恶，报纸就是为了宣扬公理和正义而存在，为了督促政府除恶而存在，这才是杰斐逊为什么说宁可不要政府也要报纸的根本原因。如果报纸自己去做恶，就应该有人来除掉它。如果有人为报纸作恶，这个人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我最欣赏的就是李亚鹏说“这样的人，我见一次打一次。”因为李焉只有一个父亲，当女儿面对问题的时候，谁来保护这个孩子？中国太缺乏这样的父亲了！
全社会有多少人期待着去看明星的痛苦和伤疤？这些恶劣的心态不断地被狗仔们刺激和满足的时候，这些罪恶的八卦就成了那些心理阴暗的鼠人们的精神鸦片。不看李焉的照片你会死啊？不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你会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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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最早的信息革命
有时候，历史会发生长时间的停滞。从谷登堡发明印刷机起，在之后200多年中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直到17世纪结束，一台机器每小时仍只能印刷180至200张纸；而此时欧洲的造纸技术，也还只能达到中国宋代的水平。但印刷提升了欧洲对纸张的需求，随着纸的产量增长，纸更加廉价。再加上印刷书的普及，会读写的人越来越多。工业革命时期，法国人罗伯特发明机器造纸，从而结束了手工造纸的历史。从蔡伦时代就领先世界的中国纸，逐渐被大量生产的机器纸取代。与此同时，铅字压铸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谷登堡印刷机从木制手扳改为铁制滚筒，并由蒸汽动力驱动。这实际上实现了真正的机械化印刷，每小时可印400张，印刷效率突然提高了1倍。
“印刷术的成品曾见之于中国，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单只设想成为印刷品、而且也只有通过印刷才有可能存活的文书，亦即‘刊物’，尤其是‘报纸’。”作为一种典型的印刷品，报纸完全是印刷的产物。
在18世纪的英国棉纺工业中，印花布率先使用了滚筒。1814年，科尼格尝试用滚筒印刷书报。1846年，费城建造了第一台轮转印刷机，随后掀起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印刷革命，大大促进了报纸时代的来临。当印刷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报纸就产生了类似爆炸的规模效应，从而区别于其他弱时间性的印刷品。
最早的报纸，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事》，它每天张贴在罗马公共广场的公告板上，内容包括政治辩论的简要总结、新法律的提案、出生和死亡通告、公共节日的日期，以及其他的官方新闻。此外，它还有难以数计的副本，以莎草纸传抄的形式，在人群中流传甚广。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诞生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报纸无疑是城市的标准产物。
因为报纸这种新媒介，“新闻”诞生了。在报纸出现之前，“消息”只能靠人们只能口口相传。语言与文字的差异造成了“三人成虎”的困局，而真实性一旦失去，新闻也就不存在了。新闻的出现不仅是文字的创新，也是历史的创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其实也是昨天的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新闻和历史是同构的，真实是他们共同的生命。
与承载知识的书籍相比，贩运信息的报纸更具有媒介性和传播性；如果说书籍的出现是一场知识革命，那么报纸的出现就是一场信息革命。报纸弱化了文字的文学性，以简洁精练和浅阅读实现了信息的最高效传输，改变了自古以来的信息匮乏。大众化的新闻纸为人类社会铺就了一条通向现代文明的阳光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其巨大的革命性只有后来的互联网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大众文化出现的时代，由于有了电报、蒸汽船和大洋海底电缆，信息流通极其迅速，消除文盲成为社会需要，所谓的流行廉价报刊赢得压倒多数的读者的拥护，文化工业实现了巨大进步，于是大众文化便涌入了全球大部分国家。
报纸的革命
1702年，伦敦发行了第一份报纸，此后80年间，英格兰有37座城镇都有了地方性的报纸。但当时一台印刷机一天仍只能印2000份报纸，这使其影响很有限。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报纸深不以为然。在伏尔泰看来，报纸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的记叙”。但英国的情形完全不同，随着专业记者的出现，报纸已经对政治生态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对新闻和表达具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英国政府出台了严苛的制度和法律来控制报纸，甚至推出针对报纸的“知识税”。从1712年到1815年，知识税增长了7倍，一份报纸卖7便士，税收占4便士。因此在英国，报纸完全是精英化的，因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当时的《快讯报》有1万个订户，《泰晤士报》只有5000个订户。由于知识税按页数计税，这使得报纸在页数不变的前提下，逐渐走向大开本，从而与其他印刷品发生了差异。
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和出版控制更加严厉。独立战争期间，37家本土报纸为美国的诞生提供了不遗余力的道义支持。事实上，针对殖民地的《印花税法》提高了纸张成本，这直接伤害了整个印刷业，而大多数报纸都是印刷商投资主办的。比如印刷厂主富兰克林就办了《宾夕法尼亚报》，甚至他本人还担任着主编。因纸张供应紧缺，当时造纸厂和印刷商都在四处抢购破布。
直到19世纪中期，破布始终是制约造纸和印刷的主要瓶颈。1860年，新的造纸工艺出现，来源广泛的木材、麦秆、稻草取代了有限的破布，而且这种新型纸更加挺括厚重，非常适用于印刷机，特别是双面印刷。与此同时，更高效快速的轮转印刷机问世，印刷机本身也实现了工业化大量生产，印刷术至此得到最彻底的解放。日的《泰晤士报》上写道：“今天，本报将印刷术发明以来最伟大的进步展现给世界，1100多张报纸，在一个小时内全部印完。”到1848年，《泰晤士报》每小时能印8000张，而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刷2万张。因为有自动送纸与裁纸装置，宽幅印刷机甚至可以将24版的报纸一次印成。同一时期问世的铅字铸造机每分钟就可以生产1000个字，使用机械排字机每小时可以排列6000个字符。随着照相排字机的出现，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在400年后终于完成使命，传统的凸版印刷不可逆转地被平板印刷取代。
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特设了一个报纸展览馆。作为世界最大的“读者之国”，仅仅100年时间，美国的报刊总数就从37种发展到8129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在世博会现场展示的一台新式轮转印刷机，高20英尺、长40英尺，每小时能印刷5万份厚达16页的报纸，并叠放整齐。这比50年前的印刷速度提升了将近300倍。
美国革命与报纸的介入密不可分。杰斐逊当年曾说：“如果让我来决定，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报纸作为第一种现代化的大众媒介，实现了社会整合，使现代文化的阳光普照大地，帮助美国从移民集合变成统一国家。
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中国也有报纸，但遗憾的是编辑们不讲真话。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讲真话的全部、非真话不讲。中国的编辑对真话极其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真话。因此他们发行量也不如你们。因不讲真话，我们的报纸也就无法承担一份伟大出版物为文明保驾护航的使命。”
工业进步不仅实现了纸和印刷的大众化，也实现了信息的大众化。在英国，纸的产量从1800年的1万吨增加到1900年的65万吨，价格从每磅1先令6便士下降到1便士。到19世纪末，随着城市文盲率的下降，以及广告业和电报业的发展，报纸已经不再只是精英的奶酪，而成为普罗大众饭桌上的茶点。报纸的发行量从过去的几千份猛增到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份，读者群体包括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到丫鬟主妇、贩夫走卒。当广告成为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时，读者变成了被动的信息消费者和受众。读者与写作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大。资本兼并催生了报业巨头，资本主义用“廉价报纸”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印刷越来越发达，不断把各种各样新的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专业的以及地方的报刊推到读者眼前，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作者——起先只是偶尔写写的作者。”
报纸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言论喉舌扮演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第四种力量”，“报纸应该成为善良和美德的同义词。”报纸塑造了一个舆论化的社会，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发挥到极致。托克维尔认为“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爱默生赞叹道，在英国，没有一种力量比《泰晤士报》更令人感到它的存在，更令人畏惧和服从。巴尔扎克宣称：“报纸的影响和势力现在才不过刚刚开始，新闻还没有脱离童年时代，慢慢会长大的，十年之内样样要受广告统治。”
报纸虽然使精英文化走向大众，但并不能完全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歧。正如印刷纸书的出现让手抄羊皮卷的拥有者愤怒，报纸的泛滥也让“读书人”愤怒。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写道：“所有的报纸都是无知者的精神食粮，是那些想不通过阅读和判断的人的对策，是劳动者的祸害和他们所厌恶的东西。这些报纸从来没有刊登一句杰出人物所说的话，也不阻止一部劣等作者的拙作。”斯宾格勒认为，书籍是个人的，而报纸是大众的，报纸将读者变成为被蛊惑被利用的士兵和奴隶，报纸将书籍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排挤出去，“书的世界及其使人不能不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真正占有了”。
（本文节选自《现代的历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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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历史会发生长时间的停滞。从谷登堡发明印刷机起，在之后200多年中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直到17世纪结束，一台机器每小时仍只能印刷180至200张纸；而此时欧洲的造纸技术，也还只能达到中国宋代的水平。但印刷提升了欧洲对纸张的需求，随着纸的产量增长，纸更加廉价。再加上印刷书的普及，会读写的人越来越多。工业革命时期，法国人罗伯特发明机器造纸，从而结束了手工造纸的历史。从蔡伦时代就领先世界的中国纸，逐渐被大量生产的机器纸取代。与此同时，铅字压铸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谷登堡印刷机从木制手扳改为铁制滚筒，并由蒸汽动力驱动。这实际上实现了真正的机械化印刷，每小时可印400张，印刷效率突然提高了1倍。
“印刷术的成品曾见之于中国，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单只设想成为印刷品、而且也只有通过印刷才有可能存活的文书，亦即‘刊物’，尤其是‘报纸’。”作为一种典型的印刷品，报纸完全是印刷的产物。
在18世纪的英国棉纺工业中，印花布率先使用了滚筒。1814年，科尼格尝试用滚筒印刷书报。1846年，费城建造了第一台轮转印刷机，随后掀起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印刷革命，大大促进了报纸时代的来临。当印刷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报纸就产生了类似爆炸的规模效应，从而区别于其他弱时间性的印刷品。
最早的报纸，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事》，它每天张贴在罗马公共广场的公告板上，内容包括政治辩论的简要总结、新法律的提案、出生和死亡通告、公共节日的日期，以及其他的官方新闻。此外，它还有难以数计的副本，以莎草纸传抄的形式，在人群中流传甚广。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诞生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报纸无疑是城市的标准产物。
因为报纸这种新媒介，“新闻”诞生了。在报纸出现之前，“消息”只能靠人们只能口口相传。语言与文字的差异造成了“三人成虎”的困局，而真实性一旦失去，新闻也就不存在了。新闻的出现不仅是文字的创新，也是历史的创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其实也是昨天的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新闻和历史是同构的，真实是他们共同的生命。
与承载知识的书籍相比，贩运信息的报纸更具有媒介性和传播性；如果说书籍的出现是一场知识革命，那么报纸的出现就是一场信息革命。报纸弱化了文字的文学性，以简洁精练和浅阅读实现了信息的最高效传输，改变了自古以来的信息匮乏。大众化的新闻纸为人类社会铺就了一条通向现代文明的阳光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其巨大的革命性只有后来的互联网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大众文化出现的时代，由于有了电报、蒸汽船和大洋海底电缆，信息流通极其迅速，消除文盲成为社会需要，所谓的流行廉价报刊赢得压倒多数的读者的拥护，文化工业实现了巨大进步，于是大众文化便涌入了全球大部分国家。
报纸的革命
1702年，伦敦发行了第一份报纸，此后80年间，英格兰有37座城镇都有了地方性的报纸。但当时一台印刷机一天仍只能印2000份报纸，这使其影响很有限。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报纸深不以为然。在伏尔泰看来，报纸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的记叙”。但英国的情形完全不同，随着专业记者的出现，报纸已经对政治生态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对新闻和表达具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英国政府出台了严苛的制度和法律来控制报纸，甚至推出针对报纸的“知识税”。从1712年到1815年，知识税增长了7倍，一份报纸卖7便士，税收占4便士。因此在英国，报纸完全是精英化的，因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当时的《快讯报》有1万个订户，《泰晤士报》只有5000个订户。由于知识税按页数计税，这使得报纸在页数不变的前提下，逐渐走向大开本，从而与其他印刷品发生了差异。
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和出版控制更加严厉。独立战争期间，37家本土报纸为美国的诞生提供了不遗余力的道义支持。事实上，针对殖民地的《印花税法》提高了纸张成本，这直接伤害了整个印刷业，而大多数报纸都是印刷商投资主办的。比如印刷厂主富兰克林就办了《宾夕法尼亚报》，甚至他本人还担任着主编。因纸张供应紧缺，当时造纸厂和印刷商都在四处抢购破布。
直到19世纪中期，破布始终是制约造纸和印刷的主要瓶颈。1860年，新的造纸工艺出现，来源广泛的木材、麦秆、稻草取代了有限的破布，而且这种新型纸更加挺括厚重，非常适用于印刷机，特别是双面印刷。与此同时，更高效快速的轮转印刷机问世，印刷机本身也实现了工业化大量生产，印刷术至此得到最彻底的解放。日的《泰晤士报》上写道：“今天，本报将印刷术发明以来最伟大的进步展现给世界，1100多张报纸，在一个小时内全部印完。”到1848年，《泰晤士报》每小时能印8000张，而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刷2万张。因为有自动送纸与裁纸装置，宽幅印刷机甚至可以将24版的报纸一次印成。同一时期问世的铅字铸造机每分钟就可以生产1000个字，使用机械排字机每小时可以排列6000个字符。随着照相排字机的出现，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在400年后终于完成使命，传统的凸版印刷不可逆转地被平板印刷取代。
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特设了一个报纸展览馆。作为世界最大的“读者之国”，仅仅100年时间，美国的报刊总数就从37种发展到8129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在世博会现场展示的一台新式轮转印刷机，高20英尺、长40英尺，每小时能印刷5万份厚达16页的报纸，并叠放整齐。这比50年前的印刷速度提升了将近300倍。
美国革命与报纸的介入密不可分。杰斐逊当年曾说：“如果让我来决定，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报纸作为第一种现代化的大众媒介，实现了社会整合，使现代文化的阳光普照大地，帮助美国从移民集合变成统一国家。
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中国也有报纸，但遗憾的是编辑们不讲真话。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讲真话的全部、非真话不讲。中国的编辑对真话极其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真话。因此他们发行量也不如你们。因不讲真话，我们的报纸也就无法承担一份伟大出版物为文明保驾护航的使命。”
工业进步不仅实现了纸和印刷的大众化，也实现了信息的大众化。在英国，纸的产量从1800年的1万吨增加到1900年的65万吨，价格从每磅1先令6便士下降到1便士。到19世纪末，随着城市文盲率的下降，以及广告业和电报业的发展，报纸已经不再只是精英的奶酪，而成为普罗大众饭桌上的茶点。报纸的发行量从过去的几千份猛增到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份，读者群体包括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到丫鬟主妇、贩夫走卒。当广告成为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时，读者变成了被动的信息消费者和受众。读者与写作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大。资本兼并催生了报业巨头，资本主义用“廉价报纸”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印刷越来越发达，不断把各种各样新的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专业的以及地方的报刊推到读者眼前，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作者——起先只是偶尔写写的作者。”
报纸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言论喉舌扮演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第四种力量”，“报纸应该成为善良和美德的同义词。”报纸塑造了一个舆论化的社会，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发挥到极致。托克维尔认为“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爱默生赞叹道，在英国，没有一种力量比《泰晤士报》更令人感到它的存在，更令人畏惧和服从。巴尔扎克宣称：“报纸的影响和势力现在才不过刚刚开始，新闻还没有脱离童年时代，慢慢会长大的，十年之内样样要受广告统治。”
报纸虽然使精英文化走向大众，但并不能完全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歧。正如印刷纸书的出现让手抄羊皮卷的拥有者愤怒，报纸的泛滥也让“读书人”愤怒。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写道：“所有的报纸都是无知者的精神食粮，是那些想不通过阅读和判断的人的对策，是劳动者的祸害和他们所厌恶的东西。这些报纸从来没有刊登一句杰出人物所说的话，也不阻止一部劣等作者的拙作。”斯宾格勒认为，书籍是个人的，而报纸是大众的，报纸将读者变成为被蛊惑被利用的士兵和奴隶，报纸将书籍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排挤出去，“书的世界及其使人不能不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真正占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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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伦布之前，大海几乎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屏障；在哥伦布之后，大海成...有时候，历史会发生长时间的停滞。从谷登堡发明印刷机起，在之后20...洋务运动期间，传教士丁韪良、艾约瑟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期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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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历史会发生长时间的停滞。从谷登堡发明印刷机起，在之后200多年中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直到17世纪结束，一台机器每小时仍只能印刷180至200张纸；而此时欧洲的造纸技术，也还只能达到中国宋代的水平。但印刷提升了欧洲对纸张的需求，随着纸的产量增长，纸更加廉价。再加上印刷书的普及，会读写的人越来越多。工业革命时期，法国人罗伯特发明机器造纸，从而结束了手工造纸的历史。从蔡伦时代就领先世界的中国纸，逐渐被大量生产的机器纸取代。与此同时，铅字压铸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谷登堡印刷机从木制手扳改为铁制滚筒，并由蒸汽动力驱动。这实际上实现了真正的机械化印刷，每小时可印400张，印刷效率突然提高了1倍。
“印刷术的成品曾见之于中国，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单只设想成为印刷品、而且也只有通过印刷才有可能存活的文书，亦即‘刊物’，尤其是‘报纸’。”作为一种典型的印刷品，报纸完全是印刷的产物。
在18世纪的英国棉纺工业中，印花布率先使用了滚筒。1814年，科尼格尝试用滚筒印刷书报。1846年，费城建造了第一台轮转印刷机，随后掀起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印刷革命，大大促进了报纸时代的来临。当印刷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报纸就产生了类似爆炸的规模效应，从而区别于其他弱时间性的印刷品。
最早的报纸，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事》，它每天张贴在罗马公共广场的公告板上，内容包括政治辩论的简要总结、新法律的提案、出生和死亡通告、公共节日的日期，以及其他的官方新闻。此外，它还有难以数计的副本，以莎草纸传抄的形式，在人群中流传甚广。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诞生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报纸无疑是城市的标准产物。
因为报纸这种新媒介，“新闻”诞生了。在报纸出现之前，“消息”只能靠人们只能口口相传。语言与文字的差异造成了“三人成虎”的困局，而真实性一旦失去，新闻也就不存在了。新闻的出现不仅是文字的创新，也是历史的创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其实也是昨天的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新闻和历史是同构的，真实是他们共同的生命。
与承载知识的书籍相比，贩运信息的报纸更具有媒介性和传播性；如果说书籍的出现是一场知识革命，那么报纸的出现就是一场信息革命。报纸弱化了文字的文学性，以简洁精练和浅阅读实现了信息的最高效传输，改变了自古以来的信息匮乏。大众化的新闻纸为人类社会铺就了一条通向现代文明的阳光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其巨大的革命性只有后来的互联网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大众文化出现的时代，由于有了电报、蒸汽船和大洋海底电缆，信息流通极其迅速，消除文盲成为社会需要，所谓的流行廉价报刊赢得压倒多数的读者的拥护，文化工业实现了巨大进步，于是大众文化便涌入了全球大部分国家。
报纸的革命
1702年，伦敦发行了第一份报纸，此后80年间，英格兰有37座城镇都有了地方性的报纸。但当时一台印刷机一天仍只能印2000份报纸，这使其影响很有限。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报纸深不以为然。在伏尔泰看来，报纸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的记叙”。但英国的情形完全不同，随着专业记者的出现，报纸已经对政治生态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对新闻和表达具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英国政府出台了严苛的制度和法律来控制报纸，甚至推出针对报纸的“知识税”。从1712年到1815年，知识税增长了7倍，一份报纸卖7便士，税收占4便士。因此在英国，报纸完全是精英化的，因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当时的《快讯报》有1万个订户，《泰晤士报》只有5000个订户。由于知识税按页数计税，这使得报纸在页数不变的前提下，逐渐走向大开本，从而与其他印刷品发生了差异。
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和出版控制更加严厉。独立战争期间，37家本土报纸为美国的诞生提供了不遗余力的道义支持。事实上，针对殖民地的《印花税法》提高了纸张成本，这直接伤害了整个印刷业，而大多数报纸都是印刷商投资主办的。比如印刷厂主富兰克林就办了《宾夕法尼亚报》，甚至他本人还担任着主编。因纸张供应紧缺，当时造纸厂和印刷商都在四处抢购破布。
直到19世纪中期，破布始终是制约造纸和印刷的主要瓶颈。1860年，新的造纸工艺出现，来源广泛的木材、麦秆、稻草取代了有限的破布，而且这种新型纸更加挺括厚重，非常适用于印刷机，特别是双面印刷。与此同时，更高效快速的轮转印刷机问世，印刷机本身也实现了工业化大量生产，印刷术至此得到最彻底的解放。日的《泰晤士报》上写道：“今天，本报将印刷术发明以来最伟大的进步展现给世界，1100多张报纸，在一个小时内全部印完。”到1848年，《泰晤士报》每小时能印8000张，而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刷2万张。因为有自动送纸与裁纸装置，宽幅印刷机甚至可以将24版的报纸一次印成。同一时期问世的铅字铸造机每分钟就可以生产1000个字，使用机械排字机每小时可以排列6000个字符。随着照相排字机的出现，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在400年后终于完成使命，传统的凸版印刷不可逆转地被平板印刷取代。
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特设了一个报纸展览馆。作为世界最大的“读者之国”，仅仅100年时间，美国的报刊总数就从37种发展到8129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在世博会现场展示的一台新式轮转印刷机，高20英尺、长40英尺，每小时能印刷5万份厚达16页的报纸，并叠放整齐。这比50年前的印刷速度提升了将近300倍。
美国革命与报纸的介入密不可分。杰斐逊当年曾说：“如果让我来决定，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报纸作为第一种现代化的大众媒介，实现了社会整合，使现代文化的阳光普照大地，帮助美国从移民集合变成统一国家。
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中国也有报纸，但遗憾的是编辑们不讲真话。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讲真话的全部、非真话不讲。中国的编辑对真话极其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真话。因此他们发行量也不如你们。因不讲真话，我们的报纸也就无法承担一份伟大出版物为文明保驾护航的使命。”
工业进步不仅实现了纸和印刷的大众化，也实现了信息的大众化。在英国，纸的产量从1800年的1万吨增加到1900年的65万吨，价格从每磅1先令6便士下降到1便士。到19世纪末，随着城市文盲率的下降，以及广告业和电报业的发展，报纸已经不再只是精英的奶酪，而成为普罗大众饭桌上的茶点。报纸的发行量从过去的几千份猛增到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份，读者群体包括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到丫鬟主妇、贩夫走卒。当广告成为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时，读者变成了被动的信息消费者和受众。读者与写作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大。资本兼并催生了报业巨头，资本主义用“廉价报纸”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印刷越来越发达，不断把各种各样新的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专业的以及地方的报刊推到读者眼前，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作者——起先只是偶尔写写的作者。”
报纸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言论喉舌扮演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第四种力量”，“报纸应该成为善良和美德的同义词。”报纸塑造了一个舆论化的社会，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发挥到极致。托克维尔认为“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爱默生赞叹道，在英国，没有一种力量比《泰晤士报》更令人感到它的存在，更令人畏惧和服从。巴尔扎克宣称：“报纸的影响和势力现在才不过刚刚开始，新闻还没有脱离童年时代，慢慢会长大的，十年之内样样要受广告统治。”
报纸虽然使精英文化走向大众，但并不能完全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歧。正如印刷纸书的出现让手抄羊皮卷的拥有者愤怒，报纸的泛滥也让“读书人”愤怒。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写道：“所有的报纸都是无知者的精神食粮，是那些想不通过阅读和判断的人的对策，是劳动者的祸害和他们所厌恶的东西。这些报纸从来没有刊登一句杰出人物所说的话，也不阻止一部劣等作者的拙作。”斯宾格勒认为，书籍是个人的，而报纸是大众的，报纸将读者变成为被蛊惑被利用的士兵和奴隶，报纸将书籍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排挤出去，“书的世界及其使人不能不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真正占有了”。
（本文节选自《现代的历程》一书）
有时候，历史会发生长时间的停滞。从谷登堡发明印刷机起，在之后200多年中始终没有多大变化，直到17世纪结束，一台机器每小时仍只能印刷180至200张纸；而此时欧洲的造纸技术，也还只能达到中国宋代的水平。但印刷提升了欧洲对纸张的需求，随着纸的产量增长，纸更加廉价。再加上印刷书的普及，会读写的人越来越多。工业革命时期，法国人罗伯特发明机器造纸，从而结束了手工造纸的历史。从蔡伦时代就领先世界的中国纸，逐渐被大量生产的机器纸取代。与此同时，铅字压铸实现了工业化生产；谷登堡印刷机从木制手扳改为铁制滚筒，并由蒸汽动力驱动。这实际上实现了真正的机械化印刷，每小时可印400张，印刷效率突然提高了1倍。
“印刷术的成品曾见之于中国，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单只设想成为印刷品、而且也只有通过印刷才有可能存活的文书，亦即‘刊物’，尤其是‘报纸’。”作为一种典型的印刷品，报纸完全是印刷的产物。
在18世纪的英国棉纺工业中，印花布率先使用了滚筒。1814年，科尼格尝试用滚筒印刷书报。1846年，费城建造了第一台轮转印刷机，随后掀起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印刷革命，大大促进了报纸时代的来临。当印刷效率达到一定程度时，报纸就产生了类似爆炸的规模效应，从而区别于其他弱时间性的印刷品。
最早的报纸，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每日纪事》，它每天张贴在罗马公共广场的公告板上，内容包括政治辩论的简要总结、新法律的提案、出生和死亡通告、公共节日的日期，以及其他的官方新闻。此外，它还有难以数计的副本，以莎草纸传抄的形式，在人群中流传甚广。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诞生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报纸无疑是城市的标准产物。
因为报纸这种新媒介，“新闻”诞生了。在报纸出现之前，“消息”只能靠人们只能口口相传。语言与文字的差异造成了“三人成虎”的困局，而真实性一旦失去，新闻也就不存在了。新闻的出现不仅是文字的创新，也是历史的创新；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其实也是昨天的新闻。从某种程度上，新闻和历史是同构的，真实是他们共同的生命。
与承载知识的书籍相比，贩运信息的报纸更具有媒介性和传播性；如果说书籍的出现是一场知识革命，那么报纸的出现就是一场信息革命。报纸弱化了文字的文学性，以简洁精练和浅阅读实现了信息的最高效传输，改变了自古以来的信息匮乏。大众化的新闻纸为人类社会铺就了一条通向现代文明的阳光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其巨大的革命性只有后来的互联网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大众文化出现的时代，由于有了电报、蒸汽船和大洋海底电缆，信息流通极其迅速，消除文盲成为社会需要，所谓的流行廉价报刊赢得压倒多数的读者的拥护，文化工业实现了巨大进步，于是大众文化便涌入了全球大部分国家。
报纸的革命
1702年，伦敦发行了第一份报纸，此后80年间，英格兰有37座城镇都有了地方性的报纸。但当时一台印刷机一天仍只能印2000份报纸，这使其影响很有限。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报纸深不以为然。在伏尔泰看来，报纸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的记叙”。但英国的情形完全不同，随着专业记者的出现，报纸已经对政治生态产生明显的影响，这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对新闻和表达具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英国政府出台了严苛的制度和法律来控制报纸，甚至推出针对报纸的“知识税”。从1712年到1815年，知识税增长了7倍，一份报纸卖7便士，税收占4便士。因此在英国，报纸完全是精英化的，因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当时的《快讯报》有1万个订户，《泰晤士报》只有5000个订户。由于知识税按页数计税，这使得报纸在页数不变的前提下，逐渐走向大开本，从而与其他印刷品发生了差异。
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印刷和出版控制更加严厉。独立战争期间，37家本土报纸为美国的诞生提供了不遗余力的道义支持。事实上，针对殖民地的《印花税法》提高了纸张成本，这直接伤害了整个印刷业，而大多数报纸都是印刷商投资主办的。比如印刷厂主富兰克林就办了《宾夕法尼亚报》，甚至他本人还担任着主编。因纸张供应紧缺，当时造纸厂和印刷商都在四处抢购破布。
直到19世纪中期，破布始终是制约造纸和印刷的主要瓶颈。1860年，新的造纸工艺出现，来源广泛的木材、麦秆、稻草取代了有限的破布，而且这种新型纸更加挺括厚重，非常适用于印刷机，特别是双面印刷。与此同时，更高效快速的轮转印刷机问世，印刷机本身也实现了工业化大量生产，印刷术至此得到最彻底的解放。日的《泰晤士报》上写道：“今天，本报将印刷术发明以来最伟大的进步展现给世界，1100多张报纸，在一个小时内全部印完。”到1848年，《泰晤士报》每小时能印8000张，而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印刷机每小时可印刷2万张。因为有自动送纸与裁纸装置，宽幅印刷机甚至可以将24版的报纸一次印成。同一时期问世的铅字铸造机每分钟就可以生产1000个字，使用机械排字机每小时可以排列6000个字符。随着照相排字机的出现，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在400年后终于完成使命，传统的凸版印刷不可逆转地被平板印刷取代。
1876年的费城世博会特设了一个报纸展览馆。作为世界最大的“读者之国”，仅仅100年时间，美国的报刊总数就从37种发展到8129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在世博会现场展示的一台新式轮转印刷机，高20英尺、长40英尺，每小时能印刷5万份厚达16页的报纸，并叠放整齐。这比50年前的印刷速度提升了将近300倍。
美国革命与报纸的介入密不可分。杰斐逊当年曾说：“如果让我来决定，是要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报纸作为第一种现代化的大众媒介，实现了社会整合，使现代文化的阳光普照大地，帮助美国从移民集合变成统一国家。
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中国也有报纸，但遗憾的是编辑们不讲真话。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讲真话的全部、非真话不讲。中国的编辑对真话极其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真话。因此他们发行量也不如你们。因不讲真话，我们的报纸也就无法承担一份伟大出版物为文明保驾护航的使命。”
工业进步不仅实现了纸和印刷的大众化，也实现了信息的大众化。在英国，纸的产量从1800年的1万吨增加到1900年的65万吨，价格从每磅1先令6便士下降到1便士。到19世纪末，随着城市文盲率的下降，以及广告业和电报业的发展，报纸已经不再只是精英的奶酪，而成为普罗大众饭桌上的茶点。报纸的发行量从过去的几千份猛增到十几万、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份，读者群体包括各个阶层，从达官贵人、士绅商贾到丫鬟主妇、贩夫走卒。当广告成为报纸的主要收入来源时，读者变成了被动的信息消费者和受众。读者与写作者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大。资本兼并催生了报业巨头，资本主义用“廉价报纸”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众传播时代。“由于印刷越来越发达，不断把各种各样新的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专业的以及地方的报刊推到读者眼前，越来越多的读者变成作者——起先只是偶尔写写的作者。”
报纸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言论喉舌扮演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第四种力量”，“报纸应该成为善良和美德的同义词。”报纸塑造了一个舆论化的社会，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发挥到极致。托克维尔认为“报刊是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这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则向全人类呼吁。他们用来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就是报刊。”爱默生赞叹道，在英国，没有一种力量比《泰晤士报》更令人感到它的存在，更令人畏惧和服从。巴尔扎克宣称：“报纸的影响和势力现在才不过刚刚开始，新闻还没有脱离童年时代，慢慢会长大的，十年之内样样要受广告统治。”
报纸虽然使精英文化走向大众，但并不能完全弥合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分歧。正如印刷纸书的出现让手抄羊皮卷的拥有者愤怒，报纸的泛滥也让“读书人”愤怒。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写道：“所有的报纸都是无知者的精神食粮，是那些想不通过阅读和判断的人的对策，是劳动者的祸害和他们所厌恶的东西。这些报纸从来没有刊登一句杰出人物所说的话，也不阻止一部劣等作者的拙作。”斯宾格勒认为，书籍是个人的，而报纸是大众的，报纸将读者变成为被蛊惑被利用的士兵和奴隶，报纸将书籍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排挤出去，“书的世界及其使人不能不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真正占有了”。
（本文节选自《现代的历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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