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遒:文化帝国主义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吗

中国:21世纪宣言(之一)巴 黎 公 社 万 岁!
中国:21世纪宣言(之一)巴 黎 公 社 万 岁!——巴黎公社140年祭巴黎在炮火中!巴黎浸在鲜血中。这是绝望的巴黎,这更是不屈的巴黎。日,巴黎面对外敌入侵,挺直了法国工人阶级凛然的腰杆;然而5月,那血的5月,向外敌屈膝投降的法国资产阶级,却像疯狗一样,啃嚼着同胞,将自己的首都置于血泊中。人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强盗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不能忘记纳粹党徒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能忘记日本法西斯在亚洲对中国人的大屠杀……种族的,民族的……还有阶级的——巴黎大屠杀!那是对工人阶级的大屠杀,那是资产阶级对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人类美好希望的大屠杀。豺狼一般的嗜血,丧失人性的残忍!资产阶级将自身的丑陋永久地涂抹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把这些受难者推进区政府、兵营和公共建筑物的院子里,成群地枪毙,步枪不够用,就用速射霰弹炮扫射。被害者并没有立时全死去,夜间人们听到从流血的尸山发出绝望的垂死呻吟。”“在综合技术学校附近,那些尸体遮满了一百米长一片平地,堆起来有三米高。……在特罗卡德罗广场附近就有一千一百具尸体。……《时代报》写道:‘只要看那些尸体几分钟的人,谁不会想起屠宰场呢?从这个潮湿的、新近翻掘过的土地上,处处可以看到人头、胳膊、脚和手。’……要埋葬这样多的尸体,即使动员一切力量也是办不到的,因此人们就把这些尸体送到要塞的掩蔽部去焚化。”这是工人阶级的鲜血:“在塞纳河上可以看到很长一条血线,随河水流走,而且出现在第二个桥洞下土伊勒里宫的岸边,这条线一直没有间断。”这是资产阶级的“温情”:“女人和孩子跟着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并且对士兵们叫喊:‘也把我们枪毙吧!’而那班人居然真把他们打死了。”死亡,从来吓不倒英雄的工人阶级。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荣誉,巴黎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这是一位工人阶级老战士为着献身巴黎的乞求:“我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国民自卫军,大儿子在第197营,二儿子在第126营,三儿子在第97营,我自己在第177营。可是我还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最小的儿子,他将满16岁。他一心一意要参加某个营,因为他已经向我和他的三个哥哥发过誓,要拿起武器拥护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反对凡尔赛的刽子手。……请接受我最小的儿子……”这是一位巴黎妇女,她走到一个资产阶级军官面前,扬起巴掌抽了军官一个嘴巴,然后靠墙站立,等待致命的子弹。这是“找死” ;然而这精神,却是基于对剥削者的满腔愤恨。这一巴掌,分明是生命的爆炸。每一个弹片都孕育着新的反抗。千百万颗弹片的反抗之火,终将完成爆炸的生命之期待——消灭剥削!德勒克吕兹,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数十年艰苦斗争,尤其为巴黎公社的呕心沥血,已经耗尽了他全部的精力,他甚至举不起向敌人开火的枪。……他一个人蹒跚地向前走去,走上一个高坡,将自己暴露在资产阶级的枪口下;他转过身,回眸他的公社,他的阵地,他的战友……他让自己的头颅与敌人血腥枪声的碰撞,宣言着对公社、对工人阶级的忠诚与信念。成千上万的公社战士面对敌人的屠杀,高呼“公社万岁”而牺牲。一个孩子为了公社的荣誉,这样履行他赴死的诺言:“街垒失陷后守兵都被枪杀,轮到这个儿童的时候,他要求缓三分钟,因为他母亲住在对面,他想把自己的银表给她送去,‘免得她失去一切’。军官不由得被感动了,便准许他离开,并且认为他不会回来。三分钟后儿童喊着‘我来了’,跳到人行道上,在自己战友的尸体旁轻轻靠在墙上。巴黎,你有这样的儿子,是永垂不朽的。” (以上见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真的是“永垂不朽”。面对资产阶级丑陋的道德观横行天下的今天,面对为了金钱和虚荣而充满欺诈与谎言的今天,巴黎工人阶级以其少年用生命书写的诚实与自尊,成为悬垂于今日社会之天空的太阳。巴黎公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倒在自己的血泊里。它在资产阶级咬牙切齿的咒骂声和歇斯底里的嚎叫声里,默默地“血沃中原肥劲草”(鲁迅),“蓄芳待来年”(毛泽东)。文明从来是分为阶级的。文明从来是有色彩的。文明从来不是温情脉脉的。就在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贵妇人贪婪而无耻地在巴黎工人的人肉宴上大吃大嚼之时,马克思拍案而起:“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击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正像兵痞们的残暴兽行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护者和报复者的文明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太出色啦!” (《法兰西内战》)这就是脱去一切外衣之后的资产阶级文明!巴黎人,曾自豪地挺起工人阶级的伟岸躯体,俯视资产阶级阴暗与卑鄙的文明。巴黎人本来并没有想到夺取政权。他们在巴黎被侵略者围困的“最危险的时刻”,只想在资产阶级政府的领导下,浴血抗战,保卫家园。然而,巴黎人这个普天之下最真诚、最合理的要求,竟被他们自己的政府否定了!在巴黎被围困期间,资产阶级的政府官员们用10倍的辛劳和百倍的努力,做着这个阶级应该做的一切。无论是有限反抗,还是全面投降,都为着一个目的:维护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宁愿让普鲁士占领而不愿让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取得胜利。”(马克思:《致爱•斯•比利斯》)这与中国的蒋介石灵犀相通: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并不是度蜜月,而是殚精竭智,夙夜勤劳,把握对日寇反抗与妥协的度,争取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对他寄予厚望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同民族的剥削者在内心深处的龌龊惊人地相似:在中国,除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往前推还有慈禧、李鸿章的“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堪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媲美。资产阶级“政府首先担心的是起义,它不再专想使巴黎摆脱‘被围困的蠢事’,而首先要避开革命……政府看出,在普鲁士的冰雹般的榴弹下面仍然高呼万岁的人民,并不像一群羊那样听人出卖。”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这并没有错,因为无论是内乱不止,还是纵容家奴,任何不安内的攘外,最终被人民夺取政权,这个“外”就白攘了。而将“安内”置于首位,甚至“与友邦”,则总可以维持统治或当儿皇帝,保住剥削人民的权力。这是剥削阶级内心的小九九。巴黎公社的失败恰恰证明了剥削阶级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必然;法国工人血淹巴黎,正是法国资产阶级会同外国侵略者对工人同仇敌忾的结果;而法国资产阶级得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则是外国侵略者对法国资产阶级不遗余力镇压工人革命的奖赏。法国资产阶级深明此理,他们宁肯向外国侵略者摇尾乞怜,也要将屠刀杀向自己的同胞。“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巴黎投降了。法国40万大军向20万侵略者投降了。法国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巴黎蒙羞。资产阶级不以为羞,因为他们现实地得到了侵略者的许诺:他们将继续掌权。人民被出卖了。人民蒙羞!被蒙羞激怒的人民反抗了。真的羞辱感,从来只存在于下层人民中。什么是民族利益?在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的眼里,民族利益不过是一个可以任意摆弄的少女,可以用鲜花与王冠来装扮她,也可以交由上等人恣意地蹂躏她,抛弃她。什么是民族利益?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眼里,民族利益是一位神圣而庄严的母亲,保卫祖国!保卫母亲!深深地牵动着下等人的心。只有工人,才真正地为祖国而战;资产阶级把祖国挂在旗帜上,但当阶级利益冲突时,会毫不犹豫地出卖祖国。当资产阶级政府借口兵员不足时,巴黎工人反驳:“巴黎每一个机械匠都有当炮兵的才能。甚至到处都有用不了的人才。大批工程师、工长、工厂主和工头集聚在巴黎,他们可以被培养成各种各样的干部。打胜仗所必要的全部材料都摆在大街上,需要的只是把人才收集起来的人手。”(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为祖国拿起武器,是人民的精神。而武装人民,却是剥削阶级的恐惧。毛泽东可以发枪发炮,可以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中,将中国的政权交给千千万万人民群众。而一切剥削阶级政府,哪怕是祖国陆沉民族覆亡,也决不会有这样的魄力。不但没有,甚至他们的“上层精英”们总忘不了咬牙切齿地咒骂这种让泥腿子扬眉吐气、野蛮地在“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 的“恶毒”的鼓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不惜向侵略者投降。因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是跨越国界跨越民族的。资产阶级的阶级阵线归根结底是没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别的。同样,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的阶级利益,只能反抗。因为民族的沦亡,必然加深人民的苦难。没有祖国这个阵地,没有民族这个支柱,工人阶级面对异族侵略,只能沦为奴隶。反映在民族斗争上的阶级斗争,便是夺取保卫祖国的领导权。而这就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工人的祖国。日,巴黎公社成立。工人的祖国立刻展露出一幅工人的气象——巴黎公社以自己的特色,浓缩了人类对公正、平等、善良的千古追求,催生一个新时代的崛起。请看“人民如何重新当家作主的伟大场面吧”:整个巴黎旌旗飘扬,“公社万岁”的吼声响彻全城,“千万人从窗口和房顶上挥动着白手帕。连珠的礼炮、乐队的乐声、铜号声和擂鼓声汇成一片巨大的胜利声。所有的人心里都在欢呼,眼睛里闪着泪花。”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巴黎公社成立了!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自己的政权成立了!人民站立起来了。被工人们信任并推举的国家领导人不再是道貌岸然的金融大亨、官员、教授、律师,而是炼铁工人、制鞋工人、缝纫工人、家具工人、厨师、雕版工人和机械师等等。法国各个城市响应起义,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工人阶级,声援巴黎!工人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全力破坏。一切城市管理机构,甚至通信联络、民政机关、商店、市场、医院,还有马路的照明,濒于瘫痪。资产阶级的官员们把钱柜搬走了,而握有生杀大权的工人领袖居然不肯剥夺充斥大捆钞票的法兰西银行!工人领袖的目的只有一个:由全体人民选举自己城市、自己共和国的领导者;由全体人民决定“大捆钞票”——财富的分配与使用。这些工人领袖却被资产阶级咒骂为“强盗集团”。而剥削阶级数百年数千年对社会对人民的抢夺,反倒自诩为正人君子。这就是上等人的逻辑。工人们完全没有想到,包围巴黎的外国侵略军没有屠城;而自己的同胞、自己国家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吃了败仗的军队,却集中了上千门大炮,向工人、向巴黎开火了。巴黎淹没在火海中。火海中的巴黎一次次倒在废墟中,一次次挺起残破的躯体,坚持了40天。这是一个医生对公社委员说的话:“我跟你们的理想不同,我不能希望你们的事业成功,但是我在动手术时,从来没有见过比这些更坚强、更冷静的伤员。我认为他们这种勇敢精神是由于有坚定信念。”(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这个信念就是公社的战士把自己融于人民的整体之中。男人们为公社献身,女性鼓励丈夫上前线,甚至自己拿起武器,为革命流血牺牲。而信奉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资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逃避内部勾心斗角的困扰。工人的巴黎本来是不可战胜的。但跪倒在外国侵略者面前的法国资产阶级,献出整个法国,换来侵略者恩赐的大批援兵。德国侵略者在巴黎的东北两面构筑阵地,配合法国资产阶级从西南两面进攻,合围、屠杀公社战士。巴黎,这个从赤手空拳到刚刚武装起来、缺乏军事素质的城市,要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数以十万计的正规军。巴黎工人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巴黎工人是宽容的,他们只要求得到自己与资产阶级平等的一份,所以没有痛打落水狗。然而在资产者眼中,一切工人、土地、财富都是他的私有物,别人动不得的。你要平分,那可是锥心刺骨的痛。如果不是需要工人继续供他剥削,那它是要铲草除根的。天真的工人不懂得资产阶级对工人造反所持有的刻骨仇恨的心理,于是,宽容换来的是资产阶级对巴黎工人的大屠杀。马克思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夺取资产阶级的银行的,因为,一切真正的起义都是从掌握敌人的命脉——金库开始的;本来是应该趁敌人立足未稳立刻向资产阶级大本营进攻的,本来是应该极为珍惜地维护革命的权威的;可是没有,于是为失败埋下了隐患。直到失败的前夕,工人阶级才意识到革命专制的绝对必要。已经晚了。拉雪兹神父公墓最后一批公社战士直面资产者在狂叫中喷射的子弹,他们心中一定冲击出一个强烈的愿望:“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巴黎公社以每一间房屋宁可化为灰烬也不投降的豪迈,给予资产阶级以致命的打击,将一个永久的恐惧留在了资产阶级的心头。为了这个恐惧,资产阶级的理智告诉他们:为了维持政权,就必须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就必须向人民群众作出让步。为了这个恐惧,资产阶级挥霍着巴黎工人的血肉之躯,疯狂地宣泄:“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的愈来愈残酷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还嫌不够快,于是便用多管炮去成百成千地屠杀战败者。”(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这血的教训,警醒着后来的革命者。“与其你专制,不如我专制!” 马克思、恩格斯如是说,列宁、斯大林如是说,毛泽东如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天经地义。“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工人阶级在千年史册上的冲天壮举,表现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巴黎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理论是革命的结果。巴黎工人的壮举使马克思第一次作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曾提出:“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由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哲学的贫困》)“原来意义的政权”什么样?它“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而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对工人实行社会奴役。(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新的“联合体”什么样?巴黎公社“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财富的社会公有才有真正的个人所有权。怎样才能创造“新的联合体”呢?“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打碎国家机器!“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致库格曼》)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巴黎人以染红整个巴黎的鲜血,证明着一个伟大的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巴黎人昂起高傲的头颅,让后人解读: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为什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为什么是一个促使千百万人民群众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的政权?因为,“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一举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因为,“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因为,它是一个让人民群众信服的、真正不谋私利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在工人阶级的巴黎,“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放荡行为猖獗?公社战士只要肯下手,可以弄到上十亿财富,但是他们靠着(微薄的)薪饷来生活。”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这个政权“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工人阶级的后代子孙,还能感受到巴黎公社中央委员会委员朗维耶的激情吗?“我赞颂巴黎的人民,因为他们给全世界作出了伟大的榜样。” (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这是永恒的激动,是人类历史挥之不去的激动。巴黎人树立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坐标。它的意义在于:“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而 “帝国制度是那个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与资本帝国针锋相对!在本质上彻底民主的巴黎公社,在形式上必须是“工人帝国”。这是本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真正的人民政权!巴黎公社,列宁主义诞生的启明星。它宣告了资本主义的终结;而且,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初始阶段,已经同时宣告了帝国主义的终结!北京市写作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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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于几个“百年”的长度上来计量,那么,在帝国主义生命的“上升”之始,就将资本阵营捅个大窟窿,“天柱折,地维绝。”人民革命从此洪流滚滚,俄罗斯人民赢得了历史前驱者所应享有的尊敬。耶稣,20世纪的列宁;列宁,公元伊始的耶稣。为着新纪元的奠基!——从耶稣到列宁。耶稣说:“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新约•路加福音》)列宁说:“我自己就希望活着见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普•凯尔任采夫:《列宁传》)列宁的愿望实现了。他不但活着见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活着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革命万岁!”1917年4月,列宁从国外归来,一踏上俄国的土地,就在对人民的演讲中,以向未来的激情呼唤,燃放他的生命之焰。霎时间,俄罗斯夜空竞相爆裂出五彩缤纷的斑斓。遍布全国的反抗之火,从此放射出社会主义的光辉。二月革命,向着十月革命挺进。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是人民大众向封建专制进行阶级斗争的民主革命,也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结晶。资本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人民的热血付出也为自己保留了苏维埃。两种政权并存。苏维埃赢得了尊重:工人掌管工厂、交通、电讯、邮政,农民组成村镇委员会,全国事实上听命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临时政府赢得了尊重:“当时,大多数群众支持孟什维克的观点,认为政权保留在临时政府中,并以苏维埃对其进行监督,要比苏维埃单独掌权好些。”(曾琳莹:《列宁传》)“尊重”意味着双方的势均力敌;“合作”公示着阶级斗争的对峙。打破并存,在实力的碰撞中削弱对方,壮大自己,是两个相反的力的必然趋势。从来的“阶级合作”,都是以一个阶级为主导,对别一阶级的压迫。然而,谁愿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资产阶级要求苏维埃听命于临时政府,列宁则号召推翻资本主义:“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列宁:《四月提纲》)“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列宁赞同恩格斯:“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的。”(《国家与革命》)二月革命后两种政权并存,俄罗斯人民享受着混乱中的自由。可以利用自由,公开活动,建立“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四月提纲》)更重要的是,暴力不在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没有镇压人民的能力;相反,暴力已经转归人民,形成对资产阶级的威慑。“武器掌握在工人群众手里。……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列宁:《论口号》)血祭革命,固然有着感天动地的壮烈;但是,革命决不是嗜血。整个1917年,列宁一直冀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求胜。即使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0月9日,列宁仍然没有放弃努力,希望“尽一切可能保证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革命的任务》)科尔尼洛夫叛乱和对人民的血腥屠杀,资产阶级专制和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结束,将一切和平过渡的机会荡涤净尽。苏维埃被残酷镇压,工人、农民、士兵大批被捕,列宁的党被无情清洗,“策列铁里在回忆录中断言,政府靠铁的手腕使布尔什维克停止了活动……布尔什维主义完全被击溃了。”(格•阿•格拉西缅科:《1917年俄国政权的更迭》)布尔什维主义没有被击溃。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人民迅速“倒向‘更纯朴’、更‘敢做敢为’,由于讲民主而易为没有教养的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布尔什维克。”(马尔托夫语,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十月革命爆发了。然而,十月革命竟是温和的、近乎不流血的“和平过渡”。因为“人民暴力”崛起,因为被派来镇压人民的军队反戈一击,投入人民阵营。人民力量空前强大,资产阶级不堪一击。邮局、电话局、火车站、桥梁等战略要点的夺取,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只是在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冬宫,才发生短兵相接,然而一阵枪声过后,临时政府便崩溃了。“和平过渡”, 赢得了首都彼得格勒,也赢得了整个俄罗斯——资产阶级军事统帅部的麾下,拥有1000多万士兵的庞大军团。统帅们反抗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革命在危急中。列宁说:“我们到无线电台去吧,无线电台会帮助我们,我们下一道特别命令把杜鹤宁将军撤职,委任克雷连柯做总司令,越过指挥人员去号召士兵包围将军……”(斯大林:《论列宁》)结果,士兵们听从列宁的命令,起来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站在了苏维埃阵营一边。这就是革命。1000万士兵的暴力转化,完成了俄国革命的“和平过渡”。然而,“十月革命——一次温和的、不流血的事变——之后,继之以一场残酷的国内战争和外国干涉,它持续近3年之久。”(孙本亮:《斯大林传》)3年兵燹,烽火连天,烧杀抢掠,暴力横行。被帝国主义战争洗劫的俄罗斯,雪上加霜,几乎成了白茫茫大地。在这种情况下,指责苏维埃政权没有“用魔法唤出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对他们提出超人的要求。”(卢森堡:《论俄国革命》)是谁,纵容了“暴力”的恶魔?是谁,释放了“暴力”的丑陋?资本世界因为十月革命敲响了他们的丧钟而疯狂。高尔察克、邓尼金以及英、法、美、日、德、奥等14 国资本大军纠集沙俄旧势力,风驰电掣,狼烟滚滚,从四面八方杀来,将苏维埃政权挤压在一小块地盘中,危若累卵。威尔逊,这个在美国推行资本——社会主义的光荣总统,对于否定资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则必欲除之而后快。资本诛杀劳动,并不手软。一切卑鄙、无耻、恶毒与残忍,被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集团发挥到极致,冷冰冰的刀锋恶狠狠地斩断十月革命的和平进程,一场铺天盖地的屠戮强加给为了“面包、土地与和平”的俄罗斯人民。苏维埃政权,在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下,濒临崩溃。十月革命,被迫祭起“暴力”之剑;它不得不从几乎的“和平过渡”转化成纯粹的“暴力革命”。普列汉诺夫说得好:社会民主党“不能放弃行动的暴力的手段。它应该铭记着那些金科玉律:要想和平,就得准备战争。”(《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但是,十月革命的第三天,普列汉诺夫却怀着知识分子的悲悯,指责革命不仅把俄国工人阶级,而且把整个俄国“推上了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没有革命,当然没有血腥报复。但是,因为惧怕报复,就躲避革命吗?事实上,“革命是不能‘造成’的,革命是从客观上(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历史危机和历史变革中发展起来的。”(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如果说一战前期,整个欧洲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相互厮杀而“人气”高昂;那么一战后期,俄国反抗剥削的革命热情则汹涌澎湃。推动革命的力量,不是“上层”或党派的政治冲突,而是“下层”群众为生存的铤而走险。布尔什维克的“主要成就既不是‘煽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也不是向群众灌输了政治意识,而是表示党对群众决心要实行的政策的认同。”(爱•阿克顿:《重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怎样的“认同”呵!人民革命在资本世界的铁壁合围中艰难地冲开血路,弱小的新生力量向着已经腐朽但依然强大的旧势力顽强地挺起了胸。只许特权放火,不许平民点灯。这个“天经地义”,被十月革命踩在脚下。十月革命从此成了“暴力”和“红色恐怖”的象征。被压迫者为生存的挣扎和为自由的抗争,以千千万万生命的昂然奋起与千千万万热血的慷慨抛洒,演绎了一场暴力对暴力、残酷对残酷的阶级大决战。没有这个决战,资本帝国的“暴力”实质和资本家们为“和平”的伪善,便不能大白于天下;没有这个决战,“和平过渡”便不能彰显“暴力转化”的深刻内涵。这个决战诉诸历史:消灭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遭到大资本家阶级以极端暴力的的殊死反抗;如果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转化”,革命不会成功。这个决战诉诸人民:“和平过渡”是人民的意志取向。它是可能的,但前提一定是暴力转归人民!只有“人民暴力”兵临城下,才能迫使资本特权接受和平整编。因为这个决战,十月革命成为人类史上伟大的里程碑。十月革命,宣告了列宁主义时代的开始。这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冲击帝国主义并最终埋葬帝国主义的时代。十月革命能够走民主过渡之路吗?考茨基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是某种大胆进攻的结果,而只可能是为了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从事长期的艰巨工作的结果。”(《夺取社会权力和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文件)加米涅夫回避革命:“立宪会议加苏维埃——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混合型国家政权。”(转引自柳•谢缅尼科娃:《1917年10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知识分子的“理性”幻觉,寻觅向民主过渡的“中庸”。但是,饥饿而激动的人民不愿走这条路。“武装的农民像一股狂潮涌回家园,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这是一个毁灭的时刻,社会腐烂的时刻。社会在瓦解。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起义。在烧毁地主庄园的同时,常常对地主进行残酷惩罚。”(见弗•巴库林:《列宁与俄国自发的社会主义》)沙皇旧势力不肯走这条路。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的军事专制觊觎政治专制。他以叛乱的血腥昭彰反动势力的钢铁意志:卷土重来,复辟帝制。资产阶级不能走这条路。“临时政府未建立任何政权,未制定任何国家措施和纲领。”(阿•伊•福明:《对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反思》)除了继续战争,充当帝国主义和大资本家的傀儡,盗窃国库,临时政府毫无作为,更不用说解决人民的面包和土地了。“民主”,只是“知识精英”吹出的肥皂泡!俄罗斯大地拒绝民主。“列宁所谓如果克伦斯基政府在最近的将来不被推翻革命就会失败的结论绝对正确,因为当时实际存在的只有反革命的选择,至于与之截然相反的民主主义选择,却并不存在。”(科•古谢夫:《关于十月革命的民主主义选择问题》)只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谁也不肯调和。“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缺乏民主传统和政治文化,这使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十分残酷和毫不妥协。”(帕•瓦•沃洛布耶夫:《革命与人民》)人民选择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民做出的苏维埃民主选择。”(柳•谢缅尼科娃:《1917年10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孟什维克领袖切尔诺夫竟如此清醒:革命之火已经喷发,“群众正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必须回答历史提出的迫切问题:舍我其谁?现在不做,更待何时?”但是,让切尔诺夫深陷悲凉的是:天下大乱,小资产阶级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敢承担责任;大家合力建立临时政府,不过“是所有结成联盟的政党隐蔽地离开权力,……实际上是逃避占据重要岗位,这是渴望不负责任,这是权力恐惧症占了上风。”(《政治日记拾零》 转引自科•古谢夫:《关于十月革命的民主主义选择问题》)在大动乱年代,作为俄国社会主体的小资产阶级恐惧权力,而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执掌权力。米留可夫在《俄国第二次革命史》中一针见血:“科尔尼洛夫或者列宁。”(转引自刘淑春等编:《“十月”的选择》)专制,是20世纪初俄罗斯的唯一选择。白色专制,或是红色专制,二者择一。沙皇旧势力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复辟旧体制不得人心。人民无情地粉碎了科尔尼洛夫为专制的叛乱。人民选择了列宁。列宁主义,不能不立身于专制的基石。专制嫁接社会主义,是20世纪俄国社会的历史大观。人民把沙皇专制的崩溃看作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转折点,社会主义成为他们的旗帜。对临时政府的强烈不满,对革命成果被资产阶级和旧势力篡夺的愤怒,使俄国一夜之间人人都成了“社会主义者”。( 维•斯塔尔采夫:《幻想与现实的抉择》)民主属于社会主义。民主与专制,对立的同一体,写意着十月革命的深刻内涵,也写意着列宁主义的深刻内涵。压在列宁专制肩头的,是沉甸甸的无产阶级民主的重任。第二国际领袖阿德勒欢呼:“俄国革命将开创20世纪。一个革命的新世纪来到了,但是,这一革命的中流砥柱将不再是资产阶级,而将是无产阶级。”(《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第二国际领袖鲍威尔期待:“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向民主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多半只是俄国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在较好的情况下,要延续到俄国人民群众能成熟到建立民主国家的时候。”(《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转引自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列宁何其兴奋:“我们把整个君主制的垃圾比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干净地扫除了。我们没有让等级制这个古老的建筑留下一砖一瓦。”(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世界为之震撼:“革命把俄国从底层翻腾起来,现在是底层人升跃到最上层来了。”(约•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消灭等级制,让民主照临天下!人民主权,从此规定世界的前程。——然而,这却是一个更大的肥皂泡。十月革命胜利了。但胜利始终没有挣脱失败的阴影。列宁准备着革命的失败,准备着“重上井冈山”。十月革命最终失败了。20世纪末,俄罗斯沉重地向世界宣布:苏联专制,没有完成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过渡。列宁主义,将在民主的洗礼中重放光辉。胜利与失败,对立的同一体!其生也壮烈,其死也辉煌。十月革命,死得其所。列宁早就说过:“即使明天帝国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推翻,我们一点也不会为我们夺取了政权而后悔。……革命把严重打击剥削制度的先进阶级推向前进,革命就是在胜利。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即使遭受严重失败,它也是胜利的。……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人,把每个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普天之下,什么样的胜利,不是一个个失败的堆积?孔子、耶稣的百世辉煌奠立在现实失败的基础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千秋伟业也不能不以现实失败来奠基。人类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不经过一系列壮烈的失败为自己开辟道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揭示着历史的规律:列宁主义时代,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因为是帝国主义时代,所以不具备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任何胜利都难免甚至必然地向资本主义回归。因为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社会主义能够利用资本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冲决资本世界,为人类共产主义进军创造一个又一个伟大实验,积聚对资本世界的全面颠覆。十月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它从红旗插上冬宫的那一刻起,便是一个随时可能被击碎的胜利 ——列宁心有余悸:“俄国革命只是利用了国际帝国主义遭到的暂时的阻碍,因为向我们冲来的火车暂时抛了锚,它原来准备象火车碾碎独轮车那样地把我们轧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十月革命是一个“侥幸”。“当时特殊的国际形势暂时给我们挡开了帝国主义……我国的革命恰好碰上一个幸运的时机。”(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十月革命是一次冒险。“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进行这种冒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十月革命甚至是一场赌博。列宁的战友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不惜冒“叛变”之名阻止列宁:“在历史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在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面前,我们无权把整个的未来押在武装起义这一张牌上。”(转引自孙本亮:《斯大林传》)然而列宁不容分说地坚持武装起义。。列宁横空出世,挟云裹风,卷动起一股反潮流的惊涛骇浪。他警醒甚至驱赶着布尔什维克:“到11月1-2日夺取政权就不可能了。” 镇压革命的反动军队就要调到了,甚至“到10月20-29日,就不容许你夺取了。”(列宁:《危机成熟了》)毛泽东说:“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反潮流” !——黑格尔辩证法最强烈的革命精神。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号召“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所有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时,他们擎起了革命的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普遍精神”、“整体意志”在历史发展中演示并实现自身;在马克思看来:恰恰相反,“普遍精神”、“整体意志”是人类文明史的指向或自我抽象。“整体意志”常常悖逆于现实的“人民利益”。坚持人民的整体利益常常与人民的现实利益抵触。可是不坚持人民的整体利益,却是从根本上背叛人民。为着“人类精神”的召唤,列宁脱颖而独立于人类解放的风云之上。反潮流!当第二国际和整个欧洲沉浸在相互厮杀的帝国主义战争时,列宁号召掉转枪口,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他说:“‘群众’现在正好屈从于‘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在这种时候,一个国际主义者能够抵抗‘群众’的狂热,不是比‘希望’同群众‘在一起’,即屈从于共同的狂热,要更体面些吗?……难道不应该在一定时期内站在少数地位来反对‘群众的’狂热吗?”(列宁:《论策略书》)《四月提纲》——列宁不顾小资产阶级汹涌浪潮和整个社会包括几乎全部布尔什维克的激烈抵制,以反潮流的精神,坚定地指引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十月革命——列宁战胜自己队伍内部的畏葸不前和动摇彷徨,以反潮流的精神,攻占了资本世界的第一个堡垒。普列汉诺夫说:“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因此,“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夺取政权,是荒谬的。”(《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列宁则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十月革命,一个豪迈的选择,一个被革命主动精神所激发的伟大实验。“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里,一只千疮百孔的舢板,从资本的天地和资本的百舸争流中杀出,宣告社会主义的诞生。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难道不应享有永恒的尊敬吗?“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社会主义条件不成熟,但革命条件成熟了。“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是,战争危机使俄国陷入绝境,从而,“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论我国革命》)大爱无形。如果说耶稣的“千年王国”诉诸于“福音”的传播,那么列宁的“十月革命”则是将“福音”的传播诉诸实践。消灭私有制,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在耶稣时代是空灵的人类憧憬;在列宁时代,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变革,已经使这个“憧憬”成为科学前景。施奈捷尔在《全球革命》中宣布:“21世纪始于俄国的1917年,而20世纪则始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转引自阿•伊•福明:《对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反思》)21世纪,依然是列宁主义时代。这是帝国主义时代,更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列宁是一只山鹰。”(斯大林)今天,谁堪比翼列宁,翱翔天宇,将一声长唳,划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浓浓暮霭,“狂飙为我从天落”,让反潮流精神再一次惊破人间?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下一篇
中国21世纪宣言之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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