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赵秉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在任上的内阁总理，死得不明不白，成了千古之谜。不过，赵秉钧本色其实是个警察头子，对于警察来说，不明不白的死，也是应有之义，不算太奇怪。
赵秉钧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宋国涛，原题：赵秉钧：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死在任上内阁总理
传奇人生多际遇
在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临西村小寨南坡下，至今仍然完整地保存着一座古老建筑&保安楼&。&保安楼&下有一座标准化豫西风格民宅小院。这便是当年民国总理赵秉钧的出生地。赵秉钧的辈份位居他这一门赵氏家族第六代，官居民国一品，想当年真是权倾朝野，显赫一时。
赵秉钧的人生际遇很有意思，赵秉钧是个孤儿，早年丧父，不久母亲又病故，家境极其贫穷，小时连名字也没有，说起他的姓，赵是百家姓之第一姓为姓，名乃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生日是他自定的正月初一，其真实性究竟如何已无从可考。赵秉钧膝下无子女，他先是收养了一个义子，后来另择堂兄的次子立嗣，以续后统。
迫于家境贫穷的压力，赵秉钧幼年寄居于舅父家。曾在家乡一个仕宦人家做书童，他生性慧黠，强悍而有胆识，颇得主人欢心，因此获得自修学习机会，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加上自幼聪明能干，学啥通啥，在家乡店铺当伙计时，帮助路过此地的官员修好了一台座钟，从那时起，赵秉钧得到这个官员的赏识和器重，于是就把赵秉钧也带了出去。从此，赵秉钧离开家乡，开始闯荡人生。
1878年，赵秉钧考秀才未中，遂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赴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隶张曜所部随军出嘉峪关，进驻新疆，东征西讨，作战勇敢，以马术建长，屡建奇功，因早年作战在戈壁滩曾被风雪掩埋三天，幸得不死，但身体受重伤，落下残疾，据说后果还很严重。收复伊犁时，赵秉钧又参加了中俄边界的勘察谈判。鉴于在新疆平乱的出色表现，赵秉钧被任命为新乐县典史。此间，他以&长于缉捕&而闻名官场。
赵秉钧介入军政门槛，也与袁世凯有一定的渊源。赵秉钧专攻侦探警察两门，机智殊众。袁世凯小站练兵，慧眼识英雄，将赵拔于草莽，颇受重用，从此赵一直是袁世凯身边的智囊式人物，深受袁的信任。
1900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赵秉钧因缉捕义和团有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奏保以知州留直隶补用。
袁世凯继任李鸿章直隶总督位后，奏保赵秉钧为保定巡警局总督，以知府后补，加盐运使衔。赵秉钧任职期间购阅上海书局翻译的外国警察制度书籍，见识渐增。赵秉钧与袁世凯的日籍警察顾问三浦喜传一起，参照东西方国家现成的法律典范，拟定了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选募巡警500人，分布保定城内外，维持治安，成绩昭著。
八国联军撤退以后，袁世凯任命赵赵秉钧为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人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赵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现代警务系统，创办天津侦探队及天津警察学堂。不久将天津、保定两所巡警学校合并，改称北洋巡警学堂，并在各县设立巡警传习所。赵应该是我国警察学校的创始人，为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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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的历史　　一提到校长，大家心目中立刻会涌起许多美好的词汇——学识渊博、德才兼备、文质彬彬、老成持重、饱含智慧、满腔爱心……尽是些美丽高尚之称，让人肃然起敬。　　但说来你可能不信，“校长”的“校”字最初竟来自于古代的一种囚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校”的解释是“校者，木囚也”，“校”是木头做成的一种囚具，后来演变为用木头或竹子围成的养马之所，再后来又演变为习武和比武的场所，古代的贵族子弟就在这里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教育。这是古代学校的最早萌芽。古代所谓的校长，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校长，《史记?彭越传》中有一句话：“诛最后者一人，令校长斩之”，“校长”其实是汉代的下级军官。《后汉书?百官志》中也说：“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丞及校长各一人。”“校长”又成了守卫皇帝陵墓的官员。　　那么，校长从什么时候成了学校的领导者呢？校长职业又是怎样产生的？你知道古今中外有哪些彪炳史册的著名校长吗？让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去追寻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吧。　　一、校长职业的历史　　校长这一词汇虽然是在近代才出现的，但校长这一职业的萌芽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校长这一职业是伴随着学校的产生而出现的。　　据古籍文献记载，我国夏商时代就出现了独立的教育机构——学校，不过那时还没有“学校”这一名称。《孟子?滕文公》中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名人伦也”。意思是说，夏代学校一般称“校”，殷商时一般称为“序”，西周时称作“庠”，至于“学”，则是夏商周三代共有的名称，都是为了阐明并教导学生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掌握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　　先秦时期的学校分为两大类：“国学”和“乡学”，它们都属于“官学”，由官府提供经费开办。“国学”为天子或诸侯所设，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主要教授“国子”，即贵族子弟，按学生的年龄与程度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我国古代没有中学。 “乡学”是与“国学”相对而言，泛指地方所设的学校，如孟子提到的校、序、庠，应都是地方设置的学校，因此古人也常以“庠序”泛称地方学校。“乡学”供一般贵族子弟学习。广大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　　不同时代的学校教授的内容有所不同。“校”偏重于角力打斗等军事方面的训练； “序者，射也”， “序”主要教授射箭；“庠”的原意是“养”，即把有道德有经验有知识的老人养在那里，专门从事教育年轻一代的工作。到了西周时期，开始形成以礼乐为中心的比较完备的“六艺教育”。所谓六艺，包括六门功课即礼、乐、射、御、书、算。“礼”是指伦理、道德、礼仪，“乐”是指诗歌、音乐、舞蹈，“射”是指射箭的技术训练，“御”是指驾驭战车的技术训练，“书”即识字、书写，“算”即培养计算能力。　　先秦的教育制度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师者必为官或退仕”。西周的教师主要由师氏、保氏和乐师担任，据《周礼?地官》中记载，师氏负责教导“国子”的“德行”；保氏负责教授最基本的技艺知识；乐师则主要传授礼乐歌诗。西周的教育以乐教为重，因此乐师的职责尤为重要。当时主持“国学”行政的是“大乐正”。 “大乐正”亦称“大司乐”，乃“乐官之长，兼掌学政”，其副手为“小乐正”。“大乐正”是中国古代典籍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校长”称谓。当然，它与现代意义上的“校长”概念还有较大的差别。　　随后历经春秋战国五百年动荡，官学衰微，私学兴起，出现了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收徒授课。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之风，在鲁国曲阜设学舍，招收门徒，主张“有教无类”，学生的范围扩展到平民阶层。少正卯和孔子同时在鲁国开办私学，传说少正卯的私学名声也很大，曾一度把孔子的学生吸引过去，出现过私学竞争的局面。到了春秋末期，私学日益兴盛，儒墨两家的私学，成为当时的“显学”，即人们争相选择的“名校”。那时的“私学”由于规模小，管理工作不多，所以学舍的先生像孔子、墨子、孟子等人同时兼做管理工作，他们是自己学舍中既教书又管理的兼职校长。　　儒学大师荀子不仅总结了孔子以来诸子百家私学管理的经验，而且曾三次主持齐国的稷下学宫。所谓“稷下”是指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城西南首门）附近地区。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齐桓公创立的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距今已2370余年，历经齐国六代国君，存在时间150年左右。先后聘请孟子、荀子、淳于髡等76位著名学者任教，师生一度多达万人。稷下学宫由官府举办而由私人主持，集教育教学、学术研讨、政治咨询于一体，是战国时期最富盛名的学校教育机构，学校首领称为“祭酒”，并非由官方任命，而是由师生公推。荀子因德高望重，曾三次被师生公推为“祭酒”，即齐国国立大学校长。稷下学宫还有一部完备的学生守则——《弟子职》，从饮食起居到衣着仪表，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师长到敬德修业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从而建立起学校正常有序的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弟子职》不仅是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学生守则，而且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第一个寄宿学校的学生守则。　　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却带来了焚书坑儒的浩劫。秦代“禁私学”，在郡县普遍设立地方官学——“学室”，“学室”中的学生称为“弟子”，学习内容主要是“明习法令”。秦代推行 “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为核心的“吏师制度”， 以法律代替教育，以官吏代替教师，对学校教育持否定态度，实际上是否定了教育对国家对社会的维护作用，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这也是加速秦王朝崩溃的原因之一。　　汉代确立了“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兴学施教，尊师重道，学校教育成为国家和社会高度重视的事业，官学和私学都很发达。汉代京城设有“太学”（京城的最高学府），郡（地方最高行政区划）设立的学校称“学”；县和诸侯国设立的学校称“校”，只有“学”与“校”毕业的学生才有资格升入“太学”深造。“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博士的首席，西汉时称博士仆射，东汉时称博士祭酒，职务都相当于校长。首席博士由博士中德高望重者担任，既教书又管理教务。我们现在有时也将校长称为“教师的首席、教师的教师”，应该是本源于此。汉代学校的学生以民间子弟为主，其中不少是贫困生，有的还要靠打工或勤工俭学来维持生计。贵族子弟因有依仗父辈做官的资格，故入学积极性不高。当时还没有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教育事业划归到朝廷掌“礼”的部门兼管，于是就有了“礼教”之称，汉代掌礼的长官是“太常”。 　　晋代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专门招收“国子”，即公卿大臣子弟。“国子学”设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国子祭酒”就是“国子学”的校长。此后，各朝中央官学大都是“国子学”与“太学”并立，以体现“贵族士庶皆需教”的原则。“国子学”的创办，是中国封建社会贵族与平民教育“双轨制”学制实施的开始。北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时又改为“国子监”，它们都既是国家的最高学府，又兼有教育行政管理的职能。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监）”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它们都以“祭酒”为教官，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又兼管全国的教育行政。并设“司业”一职为其助手，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大学副校长。　　唐宋以来，除“官学”外，“私学”也有较大发展。“私学”主要有两种形式：私塾和书院。私塾是民间举办的蒙学，一般只有一名教师兼管一切。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萌芽于唐末。形成于五代，大盛于宋元，延续至清末。很多书院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将图书的收藏、校对与教学、研究合为一体，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其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方式，为历代教育家所取鉴。书院的最高首脑称“掌教”、“主讲”、“洞主”或“院长”，但最常见的称呼是“山长”，谓其尊同山岳，负责书院教师聘请、经费、教学等事宜。较大的书院设副山长以协助山长工作。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日趋完备。山长既是主要的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书院的产生，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式，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成为推动教育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南宋时期的大思想家朱熹是书院发展史上影响最深远的一位教育家和书院“山长”。　　鸦片战争后，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破，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这时，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种新式学校。一种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其课程内容包括三类：宗教课、传统的中国经学课和近代的科学文化课；一种是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校，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是京师同文馆，创建于1862年，校长称作“总教习”，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　　十九世纪末，清廷颁布“废除科举，广设学堂”，“改书院、办学堂”的改革措施，全国各地书院逐渐改办“学堂”讲授新学，书院自此全部消亡。因此直到现在，人们还在唱《读书郎》：“小么小儿郎，背起书包上学堂”。1902年清廷制定《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把“总教习”的名称改为“总理”、“堂长”。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把“总理”的称谓改为“监督”。1905年，清政府仿效日本文部之成规，成立“学部”，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　　辛亥革命后，取消了清末“学部”的建置， 而代之以教育部，总管全国教育事务。教育部设总长和次长各1人，作为正副长官。1912年1月教育部令“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或“堂长”改称“校长”。从此，校长这一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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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校长称谓的变迁　　我们已经知道，在历史上，校长的称谓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不同的称谓代表了一段教育的历史，体现了校长这一职务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职责、定位和内涵。 　　说来你可能不信，“校长”的“校”字最初竟是古代的一种囚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对“校”的解释是“校者，木囚也。”“校”是木头做的一种囚具，后来演变为用木头或竹子围成的栅栏，作为养马之所，再后来又逐渐演变成为习武和比武的场所。古代的贵族子弟就在这里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教育。这是古人把学校称为“校“的最早渊源。到西汉武帝时，“校”成为军队编制单位，每校700—1200人左右，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团。另外，“校”还是古代军衔的一级，在“将”之下，“尉”之上，并且当今仍保留有“上校”、“大校“等军衔的名称。　　其实，中国古代一般称学校为“学”，较少称“校”，比如“国学”、“乡学”、“太学”、“国子学”等。《诗经?尔雅》中说“郡国称学，侯国（县、乡、道）以下曰校”，“校”多是指地方学校，所以才有“子产不毁乡校”的美谈。清末兴办近代学校，光绪年间（1902年）定名为“学堂”。1912年民国颁布《壬子学制》，才正式把“学”和“校”合在一起，定名为“学校”，其负责人开始称为“校长”。　　“校长”一词在《说文解字》等古代辞书中无从查考，在《辞海》中也没有“校长”的注释条目。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的《辞源》中对“校长”的解释是：①古代下级军官职务，《史记?彭越传》：“……诛最后者一人，令校长斩之。”②守卫皇帝陵园的官，《后汉书?百官志》：“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丞及校长各一人。”这些解释与现代意义上的“校长”关系不大。在西文中，校长（Principal）的概念源于“大王”（Prince）,其涵义是在身份、地位、重要性和权力等方面名列第一的。《教育大辞典》的解释是：“校长是学校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全面校务。”对“校长”最直接、最简洁、最经典的定义应算《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它对校长的定位为：一所学校里行政业务方面的最高领导人。　　在我国古代，校长的称谓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大乐正”，这是典籍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校长称谓。但先秦时代官师不分、政教合一，“国学”既是施教的场所，又是国家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地方，如祭祀、献俘、养老尊贤等活动都在“国学”举行。政事活动本身也就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学生在参与政事的过程中接受各种教育。“大乐正”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校长”职务，在周代他首先是“乐官之长”，是当时国家的最高礼乐官，主要负责宗教祭祀和国家典礼，管理“国学”事务只是它的兼职。这也反映出当时的“校长”工作内容是相当有限的，还没有必要设立专门职务。 “大乐正”上面还有“地官司徒”或“大司徒”，“总揽邦国之政教”，有些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　　“祭酒”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校长称谓。战国时期的荀子曾三次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即齐国国立大学校长，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也曾担任国子监“祭酒”。其实，“祭酒”原非官名，古代人宴会或祭祀时，必先推一人举起酒杯、向天祝祷、洒酒于地，称祭酒。执行这一礼仪的人都是年高德重位尊之人，所以后人将学校的最高首领也就是校长称作“祭酒”。汉代“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博士的首席称博士祭酒，职务相当于校长。可见那时的校长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物，他既教书又管理教务，不过是博士中的德高望重者而已。西晋改设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不过这时的“祭酒”既是国家最高学府的主持者，又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的主管官。“祭酒“这一称谓一直保持到清末。　　“山长”是宋元以来兴起的书院的实际主持者。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管理体制比较完备。宋代书院的最高首脑称为山长、院长、主讲、掌教、洞主或洞长等，但最通行的称呼还是“山长”，谓其尊同山岳。山长既是书院的主要教学者，又是最高的管理者，并且往往都由著名的学者来担任。例如有名的宋朝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山长是大教育家、大思想家朱熹，明朝影响最大的书院——东林书院的山长是大学者顾宪成、李攀龙。　　“总教习”是对清末洋务派所办的新式学校中校长的称谓。“教习”就是“教师”，明代选“进士”入翰林院学习，称庶吉士，“训课庶吉士者曰教习”。清末兴办学堂，其教师也沿称为“教习”。《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总”的意思是“概括全部的、 为首的、 领导的”。那么显而易见，“总教习”就是指“教习”中的为首者，是众教员中的年长者，或德高望重者。“总教习”往往是兼职的，边教书边管理学校。这一称谓和前代的“祭酒”、“山长”一样，一方面说明，当时学校规模小，师生人数少，教员和管理者还不能截然分开，管理的职能还不能独立地分离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校长来自于教师。当今我国乃至许多国家把校长的选拔条件，都规定为从中小学中有一定资格和任教年限的优秀教师中产生，这个产生过程，或委任、或聘任、或选举，是有历史渊源的。由此也见，从古到今，校长的定位，他首先应该是一个精通教学的人，是一个教育行家。　　“总理”和“堂长”：戊戌变法后，“总教习”名称改为“总理”或“堂长，“主持全学教育，统辖一切事宜”，这实际上把校长对学校的管理范围从教学扩大到了财务和设施，就是说不仅要管理人和事，还要管理财和物。管理的范围扩大了，管理的对象开始复杂了。　　“监督”：1903年，在清王朝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把“总理”的称谓改为“监督”，此时的基本职责不变，但开始增设副职，并开始有掌管文书、掌握财务和杂务的专职人员。此时的校长称“监督”，已经很明显地强化了管理中的监督职能。国外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校长称作“学监”，有的国家甚至沿用至今。　　“校长”：民国时期,政府颁发《中学规程》，明确指定，学校设“校长”一职，并且明确了校长的计划组织、行政管理、监督指导、对外联络的职责。学校开始出现教务处、庶务（总务）处等职能机构，协助校长管理学校。　　随着校长职责的扩大和复杂化，到目前为止，校长对上，要执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督导部门所下达的指令性、指导性文件和参加各种会议；校长对外，要同家庭、村庄、社区、各职能部门、企事业单位方方面面打交道；校长对内，要面向各个处室、各个年级和几百、几千名师生。所以，目前规模稍大的中小学校，都设立了“校长办公室”。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校长称谓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千百年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百年来，学校教育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达，越来越正规，学校制度日趋完备。近代中国校长称谓的变化，也体现了对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的选择，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融合。
　　三、校长职业产生的原因　　校长职业的产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社会分工使校长职业的产生成为必然。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类早期的教育活动还只是融合在生产劳动中进行，它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生活、劳动的管理混杂在一起，没有成为专门独立的社会活动。我国先秦时代的学校——“庠”， 按《礼记?明堂位》的解释：“庠，有虞氏之米廪也”，并不是专门的教育机构，而是储存谷物和养老的处所。氏族将富有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知识的老人集中起来，由集体供养。养老于米仓自然便利，不过老人们也不会是白吃闲饭的，他们会将自己丰富的阅历、经验和技能，对下一代进行传授。“庠”后来成为学校的名称之一，可见学校最初也许就是从养老场所的传授生产、生活经验和知识演进而来。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经历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并且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正式分离出来，这就为真正的学校和校长职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校长职业主要是以脑力劳动的形态出现的，因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校长职业产生的前提。有了这种分工，才有可能出现以专门从事教育管理为职业的校长。　　第二、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大使校长职业的产生成为必需。　　学校是有组织的教育集体，最初规模小、管理工作不多时，往往由某位教师教学之外，兼管学校的日常事务。但学校规模一扩大，教育活动的管理工作随之增多，就需要设立以管理职责为主的校长职务。如果学校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则需要设立不兼教师业务的专职校长。学校的规模越大，其教育机构与组织就越复杂，就越需要相互之间的协作。加强沟通和协调就成了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这就势必需要一定数量的管理者、指挥者。　　第三、学校教育职能和社会需求的复杂化使校长职业越来越专业、越独立。　　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校与社会系统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逐步成为向社会开放的子系统，国家、社区、学生家长对学校及其校长的要求和期望也越来越高。现代学校的管理者，在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还必须研究和掌握教育科学、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艺术，走专业化和科学化之路。否则，就不能在现代学校实施有效的管理，就不能维护自己在学校管理中的地位和声望，就不能出色的完成时代所赋予学校的神圣使命。　　校长是怎样产生的？校长的岗位职能构成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单纯到复杂、由传统到科学的演变过程。由于我国近现代的新式学校管理体制多是鸦片战争后从欧美的教育体制借鉴、演进而来，因此我们可以以美国中小学校长的角色演变为例来予以观察。美国中小学校长角色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⑴独立战争以前的殖民地初期，美国的中小学规模通常很小，往往只有一名教师负责全部教学工作，同时还兼任区公所书记、圣歌队指挥、教会的鸣钟者等职务，学校通常不设校长，其少量的监督和管理工作由“外行”的教育董事会负责。　　⑵学校需要两个以上教师时期。由于学生数的增多，学校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师，这时就任命其中的一个为“主席教师”（principal teacher），即校长。“主席教师”除上课外，还要负责学生的训育。“主席教师”通常由高年级教师担任，但是还不具备作为一个学校管理者应有的专门训练、经验和权利。　　⑶学校广泛采用学年制时期。由于城市的迅速发展，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主席教师”的职能越来越多，不仅要任课教学，而且要负责学校记录、学生纪律以及解决教学上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主席教师”便从原来事务性的兼职转变为以组织和管理为主的专门性“校长”职务。　　⑷十九世纪末学区统一时期。这时校长已是地方教育委员会在学校中的全权代表。由于学校管理需要专人负责，所以校长也就逐渐摆脱课堂教学的负担，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监督、训育、组织、人事及与社区有关的重要问题上，负责统管全校工作。从这时开始，美国的中小学校长通常不再或很少从事教学工作。　　⑸学校规模迅速扩大时期。学校开始设副校长、学科主任和学生辅导主任等职，协助校长搞好学校管理工作。由于学校实际工作对校长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校长必须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培养。　　校长的产生、发展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是社会实践对人的改造结果，表明整个社会实践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需要有从事培养、教育下一代的专门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校长的产生顺应了社会历史对人的发展的要求。但是，校长的产生与发展又绝不是一个消极的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过程。在历史上，校长作为一个学校管理群体，以其特有的智慧和勇气，既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实践，又积极地塑造自我，无论是古希腊和谐教育的倡导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古代开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的孔圣人；无论是世界上撰写第一部教育学专著的夸美纽斯，还是幼儿教育的首倡者裴斯泰洛齐；无论是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马卡连柯，还是积极探索个性全面发展理论和实践的苏霍姆林斯基；无论是献身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还是“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他们是学校教育的实践者、管理者，同时又都是苦苦探索、成就卓著的教育家，他们一方面极大地丰富和推动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促进着社会面貌的改变，新的历史的创造；另一方面，又充分展现了校长的本质力量和人生价值，发展和深化了校长这一特定的概念的本质内涵。
　　四、那些著名的校长们　　在中外教育发展史上，出现过灿若群星的许多著名校长，他们既创造了辉煌的办学业绩，又拥有深湛的管理理念和教育思想。他们是彪炳史册的不朽的教育楷模。借鉴和研究他们的实践和理论，是当代中小学校长成长、成功的重要途径。　　（一）中国十大教育家校长　　1、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主张“有教无类“的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年鲁国人。大约30岁时，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改变了过去“学在官府”的局面，成为百家争鸣的先驱。他主张“有教无类”，即教育对象不分贵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使文化教育下移到平民。在40多年的执教生涯中，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高足弟子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季路、子游、子夏都是“冠绝一时”的杰出人才。孔子还亲自为学生编写教材，《诗经》（相当于文学课）、《书经》（政治课）、《礼经》（道德伦理课）、《乐经》（音乐艺术美育课）、《易经》（哲学课）、《春秋经》（历史课）等儒家经典就是他收集、整理、编著的重要成果。孔子是中国校长第一人，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大师，是世界公认的古代大教育家。　　孔子的主要教育思想：⑴注意个性差异，“因材施教”。⑵善于启发诱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⑶学习与思考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⑷学习与行动相结合，“学以致用”，“听其言而观其行”。⑸在学习态度上，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⑹在学习方法上，要“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⑷在教师职业道德上，主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⑻在教育管理上，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2、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的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是与孟子齐名的儒学大师。年轻时代就崇拜孔子，曾经长期游学在齐国，在“稷下学宫”勤奋学习研究并开始讲学。后因齐国被燕国的乐毅打败，聚集在稷下的学士各自流散，荀子也离开齐国前往楚国。齐襄王执政时，稷下学宫再度复兴，荀子携带弟子重新回到齐国，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一段时期。由于他学问博大、德高望崇，是当时资格最老的稷下先生，获得了“最为老师”的美誉，因此前后三次被师生公推为“祭酒”，即“稷下学宫”这所齐国国立大学的校长。他在稷下呆了十四年左右，长期从事教学研究和吸收诸子百家之长，成为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大学者和享誉后世的大教育家。后到楚国，任兰陵县令，不久即定居兰陵继续从事著述和讲学直至逝世。他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学生，其中韩非与李斯都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而浮邱伯、毛亨、张苍则是当世了不起的名儒。　　荀子的传世教育名言：①君子曰：学不可以已也。②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③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④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⑤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⑥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　　3、从四门博士、国子博士成长起来的国子监祭酒韩愈　　你是否知道，“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还是一位名满天下的教育家。韩愈字退之，谥号文公，三十四岁时任职“四门博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为了改变人们“耻学于师”的不良社会风气，韩愈大声疾呼，写出了系统阐述为师之道的千古名文《师说》，并明确概括教师的职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三十九岁担任“国子博士”，作《进学解》，强调德业兼修，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我们熟知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也是他的治学名联。后来一度从政从军，均有不凡表现，在袁州刺史任上，治绩斐然，并培养出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在潮州为刺史时，他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学校。五十三岁的时候，出任“国子祭酒”，即中央官学“国子监”校长。他针对过去国学教师只凭资历的弊病，大胆改革以才学为标准。他自己的教学方法，也非常生动活泼，“讲评孜孜“，时而诙谐幽默，使人发笑，时而吟诗唱歌，听者忘倦。他选任新教师，每日组织会讲，学生竟来听讲，欣喜的奔走相告：“韩公来做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很快，国子监出现了焕然一新的气象。韩愈的执教经历，有力说明了校长是从优秀教师成长起来的这一成长规律，选拔内行当领导，是促进教育事业兴旺发达的前提之一。韩愈任职期间，敢为人师，奖掖后进，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被称为“韩门弟子”，张籍、李贺、李翱、皇甫提、孙樵等人都是经他的指导提携，才成名成家留名史册。　　4、投身教育事业达五十年之久的南宋书院山长朱熹　　朱熹字元晦，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朱熹自幼聪颖过人，好读书，19岁中进士，24岁被任命为福建泉州同安县主簿，并兼管县学。为办好县学，他尽力选秀民为弟子，求名士做教师，以圣贤修己治人之道为教育内容，并建“经史阁”，搜集整理图书，供诸生观览。同安任满后，朱熹对仕途淡漠，从32岁到47岁15年间，退居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著书立说，集中精力从事教育活动和学术研究，其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此确立。他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陆九渊观点针锋相对，曾一起到铅山鹅湖寺聚会，各论为学旨趣，虽互相指责，言辞尖刻，但并不影响相互间的友情。以后又邀陆九渊到自己主持的书院讲学，对陆倍加赞扬，在教育史上留为佳话。　　以后虽有短暂从政，但兴趣仍在教育。他重修和复兴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同属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亲自参加书院的教学、管理工作。他拟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即学规)，成为各类学校的基本教育纲领，编著的《四书集注》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各级各类学校的必读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晚年定居于福建省的考亭，在“沧州精舍”继续著述讲学。朱熹一生热爱教育事业，在书院主持、讲学达五十年之久，用理论和实践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5、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武兼备的全能大儒“院长”王阳明　　王阳明本名王守仁，字伯安，谥号文成，浙江余姚人。因曾在绍兴城外的阳明洞读书讲学，故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他30岁开始讲学授徒，前后达25年之久。他为官一生，每到一处都修建书院，创办书社，进行讲学。即使在被贬谪贵州时，还创办了龙冈书院。38岁时在贵阳主持贵阳书院，从此开始讲授“知行合一”之学。在巡抚南赣汀漳过程中，修濂溪书院，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讲学，并立社学。督两广军务事，办思田书院、南宁学校和敷文书院。退职回乡后，又到稽山书院，后办阳明书院，并讲学于余姚龙泉山寺。这些办学、讲学活动，对明代书院、社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王阳明是明代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文学家，文武兼备，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6、毕生执教，从未踏足仕途的平民教育家颜元　　颜元，字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他出身贫寒，青年时期，曾"耕田灌园"，闲暇则通读史籍，兼修兵法医卜。19岁中秀才后，却绝意科举，24岁设私塾，收弟子，开始了漫长的教育生涯。35岁时，痛感理学空虚无用，开始崇尚"习行"，把私塾命名“习斋“，订"习斋教条"二十则，其中提出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经世治国的政务。62岁时，主持肥乡漳南书院。他亲自规划书院规模，制定了“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并实行分斋教学，设置"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六门课程。颜元以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了传统教育，并在批判中创立了以“实学”为特征的教育理论体系。他主张学校为“人才之本”，必须培养“实才实德之士”，提出应该传授包括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内的“真学”、，“实学”，强调接触实际、从躬行中获得知识的“习行”教学法，重视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等。颜元的这些见解在当时独放异彩，别具一格，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颜元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培养了众多的学生，其中有史可查者达100多人。高足李恭继承和发展了颜元的学说，形成了当时一个比较著名的学派——“颜李学派”。　　7、奠定我国近代新教育体系的校长专业户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浙江绍兴人。1885年蔡元培18岁时，开始设馆教书。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32岁弃官归里，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34岁就任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并代理上海澄衷学堂校长，35岁出任上海南洋公学特别班总教习。36岁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同年10月，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大学令》和《中学令》，强调要把大学和中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日，蔡元培49岁时，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但都没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但他毅然赴任，对北大予以全面改革。1、改变观念，抱定宗旨,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 而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2．整顿教师队伍，聘请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徐悲鸿等著名“新派”人物到北大任教。3、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4、实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民主管理。5、开展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在此期间，蔡元培还被推为北京孔德学校校长、中法大学校长，私立华北大学校长，筹办杭州大学董事等。1927年61岁，任大学院院长。1928年8月，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40年溘然长逝，终年74岁。蔡元培一生以其丰富的教育实践和独特的教育见解，为改造封建主义旧教育，建立现代化的新教育，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遗产。　　8、献身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古代的孔子开私学提倡“有教无类”，首开平民教育之先河。近代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努力践行平民教育的人物，并根据“生活教育”的理论创办了各类新型学校。这位被人们尊称的“当今圣人”，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陶行知出身贫寒，1914年，他23岁留学美国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了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他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三大主张，形成自己独特而完整的“生活教育”思想体系。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并创办第一个乡村幼儿园燕子矶幼稚园。1931年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1946年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同年7月25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突发脑溢血，病逝于上海，享年55岁。　　陶行知教育名言录：(1)人生为一件大事来，做一件大事去。(2)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3) 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4)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5)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教人人都能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6)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7)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8)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9)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10) 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惟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11) 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12) 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静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13)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14) 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15) 教育中要防止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将教与学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师主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另一种是只管教，不问学生兴趣，不注重学生所提出问题的错误倾向。前一种倾向必然是无计划，随着生活打滚；后一种倾向必然把学生灌输成烧鸭。(16)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9、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张伯苓　　“南开先生”张伯苓,日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为祖国培养出众多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1936年迫于抗战形势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重庆南开中学。日在天津病逝。张伯苓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10、革命教育家徐特立　　徐特立()原名懋恂，又名立华，湖南善化人。毛泽东、蔡和森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徐特立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私塾。1895年18岁时在五美乡小塘湾教蒙馆，边教书、边自学。1905年入长沙城宁乡师范学校速成班学习，毕业后创办梨江高等小学和长沙平民夜校。1906年起任教于周南女校，后兼任该校小学部校长，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周南教育》周刊。1910年赴日本考察教育。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1913年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修业学校、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兼湖南孤儿园园长。1919年五四运动后年已42岁的徐特立作为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到法国勤工俭学，并考察了比利时和德国的教育。1924年回到湖南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并担任校长，同时兼任长沙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精心治理三所学校，继续实践他教育救国的宏愿，被公认为湖南的教育界名流。1927年5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副部长、苏维埃大学副校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学校等。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1940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徐特立教过的学生中，不仅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而且还有何叔衡、李维汉、蔡和森、蔡畅、许光达、刘英、田汉等在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批名人。“可以说，徐特立培养了在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时候肩负起历史使命的一批杰出人才。”
　　十大教育家校长，实在令人钦佩。
　　我最佩服的是蔡元培
　　楼主这篇这么严谨的，可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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