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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独居老人欲卖房住养老院遭女儿反对
“卖房养老”本是美好的愿望，却在办理中老人平添了不少烦恼晚报记者 钱朱建 报道“我想卖掉房子去住养老院，但房产证上也有女儿的名字，她不同意怎么办？”、“房子的产权证上是我哥哥和我女儿的名字，哥哥过世了房子自然归我女儿，为什么我的其他兄弟姐妹也有份？ ”安康通的助老服务员曹军经常接到不少独居老人打来的求助电话，咨询“卖房养老”等有关棘手问题。房市前景不明朗，一些养老金不高、日常生活比较拮据的独居老人开始考虑“以房养老”、“卖房养老”。杨浦公证处的公证员忻凌娜提醒，在此过程中，因很多老人对相关政策不完全了解，易造成误解甚至麻烦，建议老人向相关法律机构咨询。七旬老人遇养老难题家住虹口区的罗阿婆今年70岁出头，目前独自居住在一套一室户老公房内。罗阿婆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但女儿平时不仅要上班，还要照顾自己的三口之家，偶尔来看看老人也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我的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身边没人照顾是肯定不行的。 ”自从老伴几年前去世后，罗阿婆一个人独处时便常常为自己的未来发愁。上周末，记者走进罗阿婆家，进门是狭小的厨房间和卫生间，里面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床和几张桌椅，老人平时吃饭、看电视、睡觉都在房间里。在罗阿婆家，记者注意到，由于长期患病导致腹痛，她会经常用手捂住肚子。一个人无聊的时候，除了看电视，她就在家里折锡箔。既然需要人照顾，为何不请一个保姆呢？ “现在的保姆我可请不起，这点地方人家住也没法住。 ”罗阿婆说，以前老伴生病时，她曾请过一段时间保姆，但保姆进门后第一句话就是抱怨她家地方太小，自己居然要睡沙发连床都没有。罗阿婆说，住家保姆不仅工资高，很多生活习惯也和老年人不一样，比如烧菜喜欢放辣椒，和保姆相处下来让她觉得很累。“卖房养老”遇到阻碍前几天，在和老同学和老同事闲聊的过程中，罗阿婆萌发了“卖房养老”的念头，想住进养老院得到更好的照顾。据悉，2011年上海公立养老院的收费 800元／月至2500元／月。私营养老院1000元／月至1万元／月。罗阿婆现在每月的退休工资有2000多元，可以应付目前的生活开销，但想住进好一点的养老院这笔钱肯定不够，而且自己平时去医院治疗还要花钱。罗阿婆说，自己只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家的条件不错，并不缺自己这套老房子，如果能把房子卖掉，自己手头就能宽裕很多。但老人的想法并没有得到女儿的同意，女儿表示老人住养老院的钱她可以补贴，没必要把房子卖掉，搞得山穷水尽一样，传出去很难听。“我脾气也很倔的，伸手向女儿女婿要钱，我心里总归有负担的，而卖房子的钱是我自己的钱，用起来更舒服一点。”罗阿婆得不到女儿的支持，便想悄悄做主自己把房子卖了，然而，由于这套房的房产证上既有罗阿婆的名字也有其女儿的名字，老人咨询后发现如果女儿不签字同意，这套房子就卖不掉。共有产权老人很难处理“罗阿婆的女儿是共有产权人，如果她坚决不同意，这套房子便无法交易。 ”上海市杨浦公证处的公证员忻凌娜告诉记者，在她受理的日常咨询中，类似罗阿婆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忻凌娜分析，罗阿婆只有一个女儿，而且两人之间并无大的矛盾，只是观念上有冲突，通过居委会或者人民调解员从中做工作，应该能够化解矛盾。忻凌娜建议，罗阿婆可以和女儿签订协议，约定女儿每月的补贴数额，并通过立遗嘱的形式，明确在自己百年之后将遗产都留给女儿。忻凌娜说，“通过这种形式，老人不用感觉是自己是在向女儿讨钱花。 ”忻凌娜说，在她接触的案例中，还有一些是因为老人和子女之间有很深的矛盾。如果房产证上既有老人名字又有子女名字，老人得不到子女同意，根本无法出售房屋。此外，还存在一个客观因素，目前，我国没有开征遗产税，这也在间接上鼓励子女继承遗产，反对老人 “卖房养老”。因为一旦老人过世，子女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往往只能通过向子女索要赡养费的形式来施压，或者干脆选择将房屋出租来补贴养老资金。父母也能继承子女财产安康通的助老服务员曹军告诉记者，安康通面对的主要是独居老人，这些老人身边缺乏子女照顾，在处理房子的问题上，经常碰到五花八门的苦恼。家住闵行区的陈阿姨今年60出头，女儿常年在外地工作，陈阿姨平时一个人生活，同时负责照顾因患病常年卧床的哥哥。最近，陈阿姨照顾了近10年的哥哥去世了，陈阿姨父母接到哥哥去世噩耗也相继去世，而哥哥名下的一套房产上只有哥哥和陈阿姨女儿的名字。陈阿姨认为，哥哥没有子女，现在哥哥过世了，这套房子自然就是她女儿的。独居的陈阿姨想趁着房价还较高，卖掉房子补贴家用，然而，在咨询卖房过程中，陈阿姨却发现，事情远不是她想象中那么简单。“这是遗产继承中很容易被人忽视的转继承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很典型。”上海市杨浦公证处的公证员忻凌娜分析，由于陈阿姨的哥哥没有配偶和子嗣，作为房屋一半产权的遗产应由其父母继承，现在其父母均已过世，这份遗产便应该由其父母的所有子女平均分配。其他兄弟姐妹未尽到一点照顾哥哥的义务，哥哥走后反而有权来分他的遗产，这让陈阿姨很不能理解。公证员忻凌娜说，这也是很多老百姓的误区，认为子女继承父母的遗产很正常，从没有考虑父母也可以继承子女的遗产。卖房风险大“倒按揭”门槛高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过去，卖房养老后户口无处可迁曾是困扰很多老年人的问题。而随着相关户籍政策的调整，这一障碍现在已经扫清，老人卖房后户口可挂公共户。过去，有的老年人准备把房子卖掉，卖房得来的钱存在银行里，然后用利息，或者部分本金来支付自己住养老院的费用。上海市杨浦公证处的公证员忻凌娜提醒，尽管老人卖房养老的户口障碍扫清，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很多老人对相关政策不完全了解，容易造成误解甚至麻烦，她建议老人能向相关法律机构进行咨询。“就算老人卖房成功，手持一笔巨款怎么办？”安康通的助老服务员曹军告诉记者，他每天都会接到有关独居老人上当受骗的投诉，老人手握卖房巨款，一旦这笔钱发生意外，老人便无所依靠了。针对“卖房养老”中碰到的种种情况，不少老人曾寄希望于10年前开始试点的“以房养老”的按揭贷款形式。所谓“以房养老”在英美等国已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房地产金融产品，其学名叫“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也就是房产所有者以房屋产权为抵押，按月从金融机构领取现金直至身亡，相当于金融机构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收购房产所有者的房屋产权，所以又称“倒按揭”。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操作层面的问题，这项业务探索10年目前仍处于“试点”阶段，银行对此类业务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以中信银行为例，申请贷款人名下至少要有两套住房，养老按揭贷款最长期限为10年，而且贷款也必须用于养老。“卖房养老”风险大、“以房养老”门槛高，业内人士建议老人考虑“租房养老”的方法，即将自己名下的房子租出去，靠房屋租金补贴住养老院的费用。但如果老人有多名子女，一定要提前对房屋分配做好打算，以免引起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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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岁老人卖房养老:握200多万找不到合适养老院
　　柏玉良已将房屋卖掉，餐室里堆满了新房主搬进来的家具。她急切地想找到一家能接纳自己的养老院，但一直因身边无监护人而受挫。摄影 商华鸽
　　【内容简要】：81岁老人柏玉良卖掉了房子，拿着200多万元，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养老院。
　　距离过户手续完成还有两个星期，但这处70多平米的三居室里，房子的新主人留给柏玉良“暂住”的空间已经很局促了：客厅墙边搬进了一张巨大席梦思床垫，两间卧室已经被堆叠的家具和杂货占据，连柏大妈的餐桌都没地方放了。
　　而这位八旬老人打算带走的物件，却屈指可数：几沓身份资料和财产证明、一本记录她戎装年代的老相册，以及一张常年摆放在床头柜上的毛主席画像。
　　眼看就要到交房的期限，柏大妈还没能找到合适的养老院入住，她手握卖房子得来的巨款，却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境遇。
　　老革命哭了
　　“哪怕是一万块钱(每月)也愿意。”谈起近况，柏大妈激动起来，声音发颤，“可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接收我。到时候哪怕是住旅馆、睡大街，我也得搬出去给人家腾地方啊！”
　　这位拥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说着说着便哽咽了。
　　柏玉良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北平，11岁那年，因家境穷困，她们姐弟五人随母亲来到父亲东北的老家谋生。1947年年底，刚刚15岁的她加入了解放军，成为随军卫生员，参与了辽沈战役。
　　解放后，她先后在辽宁省新民县、沈阳市和辽宁省担任法庭助理审判员。“文革”结束后，她在辽宁省海城市房产管理处工作直到离休。1988年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因为思念家乡，柏大妈开始在东北和北京之间两头跑。2003年，在老战友们的撮合下，她和一位北京局级退休老干部、比她大16岁的老赵组成了新的家庭，定居在西二环边的汽南小区。
　　“我这辈子有三大荣誉。当过女八路，做过女法官，伺候好了老赵的晚年生活。”她眉毛一挑，言语间透着自豪，“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干部，条件好，刚见面的时候老赵给我打80分，婚后他就给我打100分，把财政大权都交给我了。”
　　2008年，老赵因病长期住院，柏玉良悉心照料他4年。今年1月初，老赵逝世后，她自己的养老问题也摆上了台面。尽管与老赵各有儿女，孩子们却都不在北京居住生活。自小离开故乡，步入耄耋之年的柏大妈只想在北京养老，为此她特地将户口迁回北京。
　　“我只想落叶归根。”她说。
　　在一般人看来，柏大妈有着令人羡慕的条件：老赵去世前将汽南小区的房产留给了她；她与老伴儿同为国家老干部，两人每个月一共能拿到近万元的退休金，多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积蓄。
　　“我这个孤老太太住在三居室里，消受不起，太浪费了。”她解释道，“我都这把年纪了，也没人照应着。一个人住出个事咋办？”
　　忙活了一辈子，也该享受晚年生活了――抱着这种想法，她在5月初以200多万元的价格找到了房子的买家，打算去找家养老院“舒舒服服度过余生”。
　　此外，柏大妈觉得与那些被动养老的同龄人相比，自己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身体硬朗，走起路来步步生风，爬楼梯从来不带喘气的；精神头儿足，手机里的号码记上几遍就不带忘的，张嘴就能说出来。她打听过，目前很多养老院都不愿意接收“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老人。而按照柏大妈乐观的判断，自己的各项条件都应该符合“优先录取”的标准。
　　“但谁曾想，住个养老院有那么复杂呢。”说到这儿，她一拍大腿，连连摇头皱眉，眼泪又掉了下来。
　　有钱没“人”的困境
　　“条件称心的进不去，愿意接收的我又不满意。”柏大妈总结当时的心态。
　　首先被考虑的目标，是楼下不远处的社区养老院――离老房子近，搬进去不用太折腾，环境很熟悉，还能常常和老邻居们唠唠家常。
　　前去询问，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她来晚了，这家养老院早就满员了。但在柏大妈的印象里，这里曾长期空着十多张床位。
　　“2006年由我们一直呼吁才办成的，起初也是由我们管理的。”汽南小区建社协会负责人何贵芳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道。
　　出于为社区老人服务的考虑，养老院当时设置了28个床位。但一年下来，入住的老人太少，收支严重不平衡。最惨淡的时候，7个工作人员围着一位老人转。而当年的租金是一年3万元，对协会来说已经很吃紧了。为了缓解收入压力，建社协会只得将经营权承包给一位私人老板。
　　随后，床位数量增加到了40张，并开始面向社会招收老人。
　　“到了现在，院里只有两个老人是社区居民。”说到这儿，何贵芳无奈地叹了口气，“小区里的老人想进却进不去――满拧了。”
　　很快，建社协会又帮柏大妈联系了一家附近的民营养老院，那还有不少空着的床位，而院方很乐意接收柏大妈。
　　但亲自考察一番后，柏大妈却有些不太满意。
　　这家养老院的门脸藏在一条小胡同的深处。院子里可供活动的场地面积很局促，四周种着大树，阴凉阴凉的。供老人居住的楼房低矮老旧，斑驳墙壁上裂着几条口子。里面的房间只剩下双人间，收费是6000元。一些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居住区与自理居住区只有一个楼道之隔，时不时传来几声喊叫和呻吟。
　　“看着心里憋得慌。”绕了一圈之后，柏大妈连食堂都没参观，扭头就走了。
　　她认为自己的“挑三拣四”是有道理的：“我的要求也不高，能住宽敞点的单人间，环境安逸舒适，能聊天的伴儿多一点，精神能放松愉悦。我住养老院是去享受晚年生活的，不是圈在里面受遭罪。价钱高点也没关系。”
　　并不愿意将就的柏大妈，决定打持久战，下工夫好好挑选一番――无论是民营还是公立养老院她都不介意，只要能满足自己这点需要就行。
　　“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帮着老姐姐上网搜养老院。” 年近七旬的李阿姨向《中国周刊》记者说道。她与柏大妈相识二十多年，既是同乡又是好友。得知柏大妈把房子卖了，李阿姨一直在张罗着帮她寻找养老院。在百度上输入“北京养老院”五个字，会瞬间弹出1380000个窗口。两人从海量的信息中，挑选出符合要求的养老院，并一个个打电话过去咨询。
　　满怀希望的她们，很快得知一个残酷的信息：按照柏玉良的情况，连入住养老院的资格都没有。
　　经朋友推荐，柏大妈探访了西城区一家公立养老院银铃老年公寓，并且对各项条件都非常满意――“能住在这儿我就知足了”。尽管床位已满，并且光是登记排号的就有150多人，但她还是想先报个名。
　　工作人员询问了“能否自理”、“有无传染病、精神病”、“是否适应集体生活”等常规问题后，要求柏大妈的监护人写意向书――监护人须为子女亲属，北京户口，50岁以下，并长期居住在北京。
　　柏大妈一下傻眼了，子女长期不在身边，而北京已经没有沾亲带故的亲属。她蒙了，说话一下子结巴起来。
　　“必须有监护人签字，否则排上号也不可能入住。”工作人员见状告知，“万一出现什么情况，我们找谁去？养老院承担不起这个风险。”
　　这个回答击碎了柏大妈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丢了魂一般地离开了。
　　一个月下来，她们已经咨询或探访了26家养老院，每家的详细信息，都被记在一张巴掌大的卡片纸上，密麻麻的字迹间，标注着收费标准、空余床位数量、特色服务以及考察过后的评价。
　　柏大妈还在李阿姨的陪护下，跑到昌平、大兴等地的养老院探访了一番。
　　在北京四百多家养老院里，监护人制度是一个硬性标准。这让柏大妈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咨询其他养老院的时候，她再没主动提过监护人的话题，生怕直接遭到拒绝。
　　“挑来挑去，最后都白忙活了。”
　　谁能监护我
　　“监护人问题”成了一条迈不过去的坎儿。
　　除了去养老院，柏大妈的确有其他的选择：租一间房子，雇位保姆照料生活；或跟随在儿子身边一起住。但她并不愿接受这样的权宜之计。
　　“雇保姆？她伺候我还是我伺候她？”柏大妈说。多年下来，腿脚利落的老人一直操持着家务。
　　她曾雇过一次钟点工，一小时收费15元，但心里总觉得在“麻烦人家”，又给人家买水果又给人家拿饮料。“人家愿意一直跟我老生活吗？遇上脾气不好的怎么办？”她不放心地叹了口气，“我不想看人家脸色度过余生。”
　　今年3月份，柏大妈的儿子曾把母亲接到山东威海的家里，但老人很快就唠叨着要回北京。“海边空气太潮了，晚上很冷。”柏玉良说，“我还是喜欢北京的天气。”
　　而儿子常年出差在外，不能陪在老人身边。即便是自己的儿子，也并不符合“长期居住在北京”的条件，做不了她的监护人。
　　为此，她先是给老家的亲戚们打了电话，问询“是否有子女孩子在北京生活”。几番排查下来，还真找到一位符合标准的。按辈分算，那位年轻人应该算得上是柏大妈的远房外甥。但因为常年没有联系过，几乎记不起他的模样了。而且，人家正在为找工作的事情发愁，居无定所，为生活忙得不可开交，并没有多余的精力。
　　连柏大妈自己都觉得“不太靠谱”。
　　忧心忡忡的她决定找组织帮忙。
　　她给自己原单位海城房产管理局打了电话，说明自己的情况。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也挠头不已：若把户口迁回东北，能在海城帮您安排养老，但在北京养老的问题，我们插不上手。
　　走头无路的老人，不得已向老伴儿单位的老干部局求助。
　　老赵去世时，单位曾派人到家慰问，此后便没了往来。柏玉良握着电话犹豫了许久，鼓足勇气才开口，委婉地和对方商量――能否由单位出示一个情况说明，为自己入住养老院提供一些间接性的担保。
　　不出所料，要求被客气地拒绝了，理由是柏大妈并非本单位职工――这事儿不归老干部局的管辖范畴。
　　一番交涉后，问题还是推回到她自己面前。
　　心急如焚的柏大妈甚至想用用一些“非常规手段”，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如果找不到标准稍稍宽松些的养老院，我只能找人装成我的子女或亲戚去试试。”她说。
　　她到处找人扮做子女，甚至向帮她卖房的房地产中介问过同样的问题，弄得那位小伙子哭笑不得，答应也不是，拒绝也不是。
　　北京几位老战友的子女以及面相较为年轻的李阿姨是首选，他们了解她的情况，同情她的遭遇，并且愿意在北京提供一些照应和帮助。
　　老战友的子女们大部分也已经年近60旬，也面临着和她境遇相同的养老问题。而李阿姨的儿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希望她能过去照看小孙子⋯⋯
　　“我都60多岁了，倒是很愿意给老姐姐当监护人。可是过不了几年，就得找人监护我了！”李阿姨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距离交房搬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过几个月我就该去美国了，住不进养老院，谁来照应她？”
　　出乎意料的答案
　　柏大妈并不知情的是，在一些“行业知情人士”眼中，“监护人”根本就算不上是问题。
　　6月中旬的一个周六，《中国周刊》记者来到一家拒绝过柏大妈的公办养老院，以老人亲属的身份咨询情况。因为是周末，相关工作人员没有上班，坐在大堂里值班的门卫接待了记者。
　　“这可说不准――什么时候有人死了退房，什么时候就有床位了。您别怪我说话直。”被问及何时才能有房间的时候，这位干瘦的中年男子回答道。
　　见记者表情焦急，他神秘地压低了声音：“不过您运气不错，昨天刚刚腾出一间‘总统套房’，是由两个双人间改成的大单间，宽敞豁亮。5700元一个月，机会难得。”他所说的“总统套房”是这里最高档的一间屋子，养老院的宣传单上并没有记载，属于对外不公开的“特供房”。
　　当记者说明了老人“没有监护人”的特殊情况后，却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回答。
　　“这个好解决。”门卫笑了笑，“没少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院前面就有一家中保公司，花点钱找他们做‘间接监护人’就行了。”他随后告知，具体的操作手段，最好去找院长“咨询咨询”。
　　“您也是明白人，给院长送点礼，他手里有不少中保公司的线索和门路。”门卫热情地提着醒，“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
　　对于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讲，这些难以理解的“窍门”太过于复杂。她继续寻找，碰着运气。
　　6月下旬，愁眉不展的柏大妈在“考察”一家民营养老院的时候，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交谈结束后，临行前她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您这儿要不要求必须有监护人？”对方的回答令她喜出望外――只要您愿意入住，监护人的年龄在70岁以下就可以，亲属的身份问题，可以“灵活操作”。
　　虽然这家养老院在五环外，相对偏远，交通不太方便，而且入住环境也比柏大妈预想中的稍稍差一些，但这是唯一一家明确表示可以接收她的养老院。这段日子，心力憔悴的老人已经等不起了，她决定过些日子就搬过去。
　　“还挑什么呢，有个落脚的地方就不错了。”
　　这位老战士，最近总是喜欢盯着自己参军时候的老照片发呆――照片上，年轻的柏玉良一身戎装，一脸自豪。
　　当年她是队伍里为数不多的女战士，每到一处村庄，都会引来一阵羡慕和惊讶的目光。作为卫生员，她在前线和后方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好几次，炮弹就在身后炸开，也没能把她吓住。对于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来说，面对那些从火线上退下来的、痛苦呻吟、满身伤口的伤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那时候，她常常暗暗念叨：“这点苦不算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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