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戏称“无赖”
得识孙文 政坛崛起
建立独裁 攘外安内
国共合作 八年抗战
蒋介石日记
发动内战 统治崩溃
败逃台湾 度过晚年地下党潜伏蒋介石总统府策反国军将领|段伯宇|潜伏_凤凰历史
地下党潜伏蒋介石总统府策反国军将领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段伯宇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1946年，他打入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先后担任侍从参谋和少将高参，从事秘密策反工作。
核心提示：段伯宇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1946年，他打入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先后担任侍从参谋和少将高参，从事秘密策反工作。&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段伯宇，原题：《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共地下战线》 ○段伯宇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1946年，他打入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先后担任侍从参谋和少将高参，从事秘密策反工作。 ○这些部队，西起芜湖，经、常州、上海，东至嘉兴、，沿江千余里，形成了我党所能掌握的一条地下战线。 ○我引用了引用楚汉相争、谋士蒯通说韩信的故事，傅作义问此事出自何处，我答曰《史记&淮阳侯列传》。他很认真地记在本上。 ○贾亦斌率部起义对蒋军部队影响很大，纷纷传说：&太子派投降共产党了&，引起军心涣散。 鲁迅在中国人民倍受苦难的时期曾写下这样的浩歌：&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想借用鲁迅的诗句，来表达解放战争时期我利用在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即侍从室）任职的公开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斗争史。 打进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 抗战开始后，我离开保定的书报杂志社，带领几个人上太行山寻找八路军。当时未能找到八路军部队，迫于形势，撤到豫北，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在爱国将领周思诚（1940年去延安参加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1938年春，三十二军移驻豫中许昌、叶县一带休整，我借机请假探亲，去北上到了延安。在延安，经任白戈介绍到抗大学习。7月，学校通知我回原部队。8月初，我赶到了湖南长沙三十二军集训地。不久，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员王兴刚约我谈话，我汇报了去延安学习的经过，并提出入党要求。8月中旬的一天，王兴刚通知我，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由他作介绍人，指定时间地点，由湖南省委的聂洪钧带领我宣誓入党。聂向我讲了党的纪律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注意事项。当时我非常兴奋，下定决心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党工作。 1938年秋，三十二军开赴江西，在参加了赣北战役打退日军的进攻后，三十二军被整编。1939年初，我由十八集团军南昌办事处介绍转到重庆办事处，由周怡领导。我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察员（主任为李济深）。不久，我见到周恩来副主席，他让我做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思想准备，并利用我在国民党任职的有利条件，在工作中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反动派。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到的困难多，在困难的情况下，要争取有利的一面，并努力使之转变为现实。共产党员主要的一条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分配。最后，周副主席再三嘱咐我要安心工作，努力学习，为党的事业把工作做好。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期间始终牢记着周副主席的教诲。 1941年我所在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结束。这时国民党陆军大学特七期招生。国民党军队中凡师以上的参谋长和军事机关主要人员，大部分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我为了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展工作，决定报考陆大特七期。经过认真准备和考试，我于1943年10月考入陆大。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我便在同学中广交朋友，联系爱国的进步的同学，为今后开展工作准备条件。 1946年3月，我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当时我的弟弟段仲宇问我毕业后的去向，我提出想到华北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人地两熟，便于开展工作。仲宇建议我到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几个优越的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开展工作。仲宇当时是蒋介石侍从室参谋，他可以推荐。我考虑如果能争取到这个有利的岗位，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便同意了。 1946年初，仲宇利用他调动工作（到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的机会，向军务局长俞济时推荐，由我替补他走后的遗缺。当时俞济时在陆大将官班学习，于是同意了。同年3月10日，陆大特七期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带领三军统帅亲临学校主持典礼。讲话之后，他一一检阅了特七期每个学员，到我面前时，我施注目礼，当时他上下打量我，我感到很突然。待典礼完毕后整队休息时，忽然听到叫我的名字，说校长要召见我。我当时很紧张，想仲宇和我讲的事可能生效了。这时我猛然想起周副主席曾嘱咐我的：&遇事要冷静，沉着&，于是我从容地去见蒋介石。敬礼之后，蒋问到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学习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我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我的简历表，蒋又有意地问了一声&令尊的姓名&，我回答之后他又接着问了我父亲早期的学历，当我答道：&可能是保定姚村速成武备&时，蒋站了起来，以指扣额，连声说&好！好！好！&事后我回到家中，仲宇告我蒋接见就说明可能同意了。当我讲到蒋一再询问父亲的情况时，父亲告我那时蒋也在速成武备，名叫蒋志清，与我父亲不同班，他是炮科学生，以后留日了。我这才知道蒋为何一再询问我父亲的学历。
[责任编辑：高飏]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凤凰历史官方微信
播放数：497040
播放数：1443912
播放数：1867771
播放数：5808920
48小时点击排行蒋介石的好友尼克松在担任总统之后为何放弃台湾|冷战|联合国|国民党_新浪军事_新浪网
蒋介石的好友尼克松在担任总统之后为何放弃台湾
资料图：尼克松
　　2007年，国内外首个研究蒋介石的学术机构——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经审批通过成立。作为创立者，浙大历史系教授陈红民说，他意识到“人民公敌蒋介石”离客观的研究对象又近了一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代表一个被革命推翻的政权，政治‘敏感’使学术研究的开展也顾虑重重。”
　　2010年，“蒋介石”第一次出现在大陆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的标题中。浙江大学主办“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同步出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丛书。面对国内外同行的诧异与好奇，陈红民不得不一次次解释：“我真没走什么‘高层路线’。会议能召开，说明我们国家的开放，已经有足够的雅量与自信去评价一个争议人物。”
　　同时，浙江民间社会也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浙籍人士”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表现出很大兴趣。中心成立之初，浙江恒励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捐资100万人民币与浙大共建，并设奖学金资助以蒋介石相关研究作为硕、博学位毕业论文的研究生，目前已有24人获得资助。
　　与出生地相比，在蒋介石统治了20多年的台湾地区，他的境遇则大不如前。今年2月以来，台湾多地掀起拆除蒋介石铜像运动，威权时代留下的蒋氏铜像遭喷漆、被用垃圾袋套头，甚至被“断头”。
　　对于蒋介石的评价，为何在不同的时间、空间里大相径庭？从1949年退兵台湾，到1975年去世结束统治，蒋介石究竟给台湾社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为什么说他的后半生每隔10年就会遇到一次大危机？陈红民教授在澎湃新闻（）的专访中回答了这些问题。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蒋介石与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
　　澎湃新闻：蒋介石在台湾26年，几乎占其政治生涯的一半，相关研究却较大陆时期少得多，原因何在？
　　陈红民：中国人说“盖棺定论”，对蒋介石来说，台湾时代可能比前一段更重要，这一阶段呈现出与许多大陆时代不同的方面。对此我们的研究空白太多。
　　对台湾学者而言，蒋介石在世时，基本是在个人崇拜的专制文化之下，很难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后来台湾社会迅速变化，威权主义不在了，研究蒋介石仿佛变成了一个“过气”的题目。
　　首先是政治氛围有变化。民进党上台之后要“去中国化”。“去中国化”本身是抽象的，具体的比如不说中文、不写汉字、不吃中餐，他们又做不到，于是就要“去蒋化”。他们声称国民党是外来政权，蒋介石是当时的领袖，通过“去蒋化”来打倒国民党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拆毁台湾各地的蒋介石铜像是其中一个表现，最严重的是2007年，把台北的“中正纪念堂”改成“台湾民主纪念馆”，“大中至正”四个字改成“自由广场”，甚至要把蒋介石的遗体从大溪迁到公墓去。
　　而现在的国民党为了选举成功，也有意和蒋介石划清界限。
　　2007年，“大中至正”牌匾被拆除，改成“自由广场”。更名前曾出现民众赶拍纪念照的风潮，也有反对者在现场抗议。不远处的“中正纪念堂”被改为“台湾民主纪念馆”，2009年又恢复原名。
　　当下台湾民众对蒋介石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很多人在民进党的煽动下用一种不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蒋，包括渲染“白色恐怖”、“二二八”事变，拿现在的制度作参照，指责蒋独裁。但如果当时蒋介石不能维持台湾社会的稳定，也不会有后来的经济发展、社会开放。比如陈水扁自己也说，他家属于台湾社会最穷的三甲贫户，能考上台大、读法律系、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只有通过土改、教育平等的措施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只说蒋介石坏，不看他的贡献，其实是另外一种不理性。
　　对大陆学者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1949年之后的整个台湾社会都不太了解。1985年我的导师茅家琦教授最早开始研究当代台湾史，当时是一个敏感题目。我们跟着他一起写《台湾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湾》这几本书，开始逐渐了解台湾到底经历了哪些阶段，每个阶段大致什么情况，包括台湾的流行音乐、电影、乡土文学，以及经济如何起飞、思想文化怎么变化。了解这个社会之后，你才能（研究）政治结构如何变化，然后执政党、党的领袖是什么样的。如果你都不了解这个社会，就谈不上评价执政党或党的领袖。这是一方面原因。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海峡两岸有更多交流，但这时台湾社会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蒋介石也过世已久，关注的人也就不多。
　　澎湃新闻：退兵台湾初期，局面一度非常混乱，蒋介石如何处理国民党内的矛盾，以及与台湾本地人之间的问题？
　　陈红民：蒋介石刚去台湾的时候遇到了第一个大危机。
　　他退守台湾的设想是，台湾海峡作为抵挡解放军的天然屏障，没想到后来解放军把海南岛也打下来了，说明渡海作战没问题。而美国在内战结束之前就不再支持他，袖手旁观等尘埃落定，任其自生自灭。
　　但这时朝鲜战争爆发，台湾的地位突然变得很重要。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解放军要渡海作战势必会和美国发生战争。所以美国的介入化解了外在环境的危机。
　　蒋介石初到台湾时是“下野”的状态，指挥军队也不方便。这时“代总统”李宗仁又称病跑去美国不肯回来。蒋介石到台湾后面临三件事：首先统一党政上层，然后稳定社会秩序，最后谈备战打仗。
　　1950年3月蒋介石“总统”复职，之后他开始整合国民党内部力量。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是一个很松散的党，到台湾以后通过“改造运动”把党员干部重新规划组织起来，严格整顿。比如，将所有党员重新登记，虽然少了很多人，但留下来的都是中坚分子，投机的中间派都剔除出去了。他整顿派系，不光是反对他的桂系等被清洗，连曾经倚重的陈立夫、宋子文、孔祥熙都不再重用。国民党内部更新换代，起用陈诚、周至柔、蒋经国等年轻一辈。这样国民党基本实现了党政团结。
　　然后蒋介石开始整顿军队，淘汰老兵。过去国民党军队很松散，他通过建立政治部制度，就是一种监视部队军官的制度，使得军队很快稳定下来。
　　党政大权的统一，是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没有做到的。
　　另外，蒋介石还去了解共产党的经验，他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共七大的文件等等。
　　他向共产党学习了全民动员的经验。蒋介石过去主要依靠军队，党和民众也没什么联系；到台湾以后，他首先建立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把高中以上的青年都集合起来，团长是蒋经国；同时把妇女也集合起来，组成“中国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主任是宋美龄。这样就把他在大陆时期忽视的事情做起来，整个台湾社会被他控制住，系统也更加严密了。
　　另外他给民众一些好处，比如“土地改革”。台湾当时是个农业社会，开始先减租（“三七五减租”），有步骤地实行公地放领，最后“耕者有其田”。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也就稳定了。
　　还有“白色恐怖”。蒋介石推行非常严厉的镇压政策，彻查“匪谍”，对共产党人，“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当时甚至有这样的情况：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人就装进麻袋直接扔到海里，没有任何审查。有些跟共产党没有关系的左派人士也遇害了。
　　用这样恩威并施的办法，蒋介石把台湾控制了起来。美国插足两岸事务为他赢得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后，他能够比较从容地进行内部整肃，安稳度过了第一个危机时期。
　　澎湃新闻：雷震、胡适、殷海光等知识分子的批评，对于蒋介石的影响有多大？
　　陈红民：现在很多人强调或渲染了胡适、雷震、殷海光他们宣传的“民主”、“自由”对蒋介石的影响，我认为这其中有夸张。
　　首先是“秀才造反”，只是舆论上的宣传。其次，这几个人的蜕变过程也有意思：胡适本来跟蒋介石是好朋友，胡适从来没敢说跟蒋介石决裂过，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是帮蒋介石的。雷震本人也是老国民党，长期以来他负责跟青年党、民社党这些社团联系。他办《自由中国》的时候，台湾也正需要这样的宣传，所以最初的《自由中国》杂志是官方资助的，是“教育部”给钱的。1950年代末期它才慢慢独立出来，因为它老跟“政府”唱反调，慢慢走到反对的路上。而且，雷震从来没说过反对蒋介石，他要反对蒋介石下边的那些人，或者一些具体的政策，或者蒋介石参选“总统”不对，但他从来没有要推翻国民党。
　　而且，蒋介石也抓这些人，他很从容地考虑怎么处理。我们都知道雷震的案子是从《自由中国》批评当局开始，后来发展到雷震组建政党，叫“中国民主党”，党章都出来了。但蒋介石抓人的时候不用这个罪名，他说雷是“匪谍”。胡适跟蒋介石说，雷震影响那么大，你竟抓起来，而且他是普通百姓，怎能用军法审判？蒋介石说哎呀，别的问题我都放，但他现在是“匪谍”。这样胡适也无法跟他争辩了。蒋这种方式虽然很拙劣，但他对外宣称追随三民主义，不会用民主方式来作为一个罪名，他的逻辑在表面上能自圆其说。
　　所以，这没有危及到蒋介石的统治，只是让他很难受。他警告过雷震好几次，没有效果，就抓起来了。
　　孙立人案件也是这样。蒋介石当时完全能够掌控台湾全部的军队，他把孙立人抓起来之后，没想好怎么定罪，日记里写了两三个月，讨论来讨论去，怎么处分他，甚至怎么告诉他、告诉美国人……也就是说，蒋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对他来说这不算一个危机。
　　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危机是“心腹之患”，心脏出了问题是要死人的；但是现在这些人不过是“肘腋之患”，就是胳膊肘，虽然也难受，但不至于死人。
　　而真正的心腹之患，是能置他的政权于死地的事情，往往和国际格局有关。
　　澎湃新闻：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给蒋介石的冲击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红民：这是蒋介石在台湾的第二个危机时刻。虽然有美国的舰队挡在台湾海峡，但如果大陆方面执意要开战，又会打破蒋介石苦心营造的平衡。
　　此前毛泽东没有决定要打，但1956年台湾和美国签订了所谓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等于是把美国帮助防卫台湾“法律化”了，这导致了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当然中共的战略考虑是多方面的，我们现在看来，毛泽东就是试探一下美国的态度，但蒋介石不知道。他感觉到的是，解放军又准备好了，通过情报也了解到大陆在厦门也做了很多军事建设，同时赫鲁晓夫又访问中国，蒋介石就觉得这是真的要合作攻打台湾了，非常紧张。当时世界其他国家也很关注，毕竟台海局势是一种平衡。
　　而且，炮战第一天，台湾就损失了金门的三个防卫副司令——赵家骧、吉星文、章杰。蒋介石措手不及。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第一美国人帮他守台湾，第二，如果混得好，说不定美国人愿意帮他“反攻大陆”，金门开火正是一个机会。但美国人不会干这种傻事，所以这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蒋介石极力地加强台湾跟金门的联系。其实美国人一直希望他从马祖、金门撤兵，因为这两个岛离大陆近、离台湾岛太远，维持成本很高，不如撤兵固守本岛。但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两个原因：一是军事考虑，那里是前沿，进攻可作跳板，防守形成锁链；第二，他认为那两个岛属于“福建省”，台湾岛是“台湾省”，也就是说，他蒋介石不是只有一个岛，还是一个全中国，只是暂时还没反攻大陆——这个心理上的观念很重要。所以他坚决不肯退兵。
　　蒋当时非常紧张，白天打仗，晚上派蛙人把军需用品送到金门岛上。自己不能上前线，就派蒋经国去，蒋经国代表他上了好几次前线慰问官兵。
　　毛泽东当时主要是试探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打一段时间后突然停战几天，说你们可以补充物资，然后我们再打。于是停战一周，台湾真的开始大量运送物资。然后毛泽东又说，你运送物资可以，美国军舰不能护送，护送就要打，因为这是中国内战，和美国没有关系。
　　一开始真的有美国军舰护卫台湾军舰，解放军就往运输船和护卫船之间发射炮弹，美国军舰便跑开不再护送。毛泽东就说，你看美国人真的不是你朋友，我们说让你送，你好好送就行，非得让美国人来，我们一打炮，美国人就往回跑，他也不是你的朋友。
　　毛泽东当时没有要通过打金门来解放台湾的计划，但是金门炮战对蒋介石冲击非常大。
　　澎湃新闻：1971年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台湾的“外交”大溃败时期。此后蒋介石在内外政策上有何变化？
　　陈红民：台湾时期蒋介石基本上每10年就遇到一次大危机。继1950年代初、1950年代末以后，到1970年世界形势发生变化，他又遇到了第三个危机。
　　蒋介石面临的是联合国席位的挑战。联合国席位的重要性在于，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代表权，谁占有位置谁就有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性。对蒋介石来说，已经失掉大陆，联合国是他和各个国家尤其是美国保持联系的纽带，也是证明他在台湾统治“合法性”的象征。
　　所以，每年10月联合国开会之际，台湾所有的“外交”都围绕保住联合国的席位展开。台湾的席位之所以能维持住，就是因为冷战格局，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支持。最初美国人帮忙，讨论议程的时候，中国代表权问题不进入表决议题，就是不讨论。到了1960年代，国际社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许多非洲的殖民地国家独立，第三世界国家进入联合国。联合国是一国一票，所以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给了我们很大支持。这样再不讨论这个问题就不行了。1961年联合国把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定为“重要问题”，要求三分之二国家同意才能通过。台湾方面非常生气，因为此前中国席位问题根本不讨论，相当于有“防火墙”，现在三分之二通过就承认，是退了一大步。
　　蒋介石派“副总统”陈诚到美国访问，跟美国发了很多火，但是台美关系中美国是主导，蒋介石没什么筹码来讨价还价。
　　1965年，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西方国家阵营里随之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多国家有意愿与我们建交。
　　蒋介石日记里有大量相关记录，就是每年联合国各国的投票，慢慢朝着对他越来越不利的方向倾斜。1971年联合国26届联大召开时，蒋介石就考虑，“退出”联合国。
　　蒋介石这个人总是能自圆其说，台湾有联合国席位的时候，他说联合国是“正义”的化身，“共匪”进不去，但到联合国快要驱逐他的时候，他就说联合国已经失去正义，没有公义可言了，我们不要也罢，主动退出。他此前好几次都提出，我们“退出”联合国算了，被赶出来是很屈辱的事情。
　　1971年10月开会，3月他就在考虑，台湾今年要不要派代表团去联合国，要不要先退出，退出就不存在“被驱逐”的问题。有点过了今年又担心明年的感觉，联合国席位问题成了他一个很大的心结。但最后他还是决定要去。
　　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是共和党，坚定的反共分子，本来是蒋介石的好朋友，他于1950年代2次访问台湾，但后来他担任总统，面对世界格局的变化，首先还是考虑美国利益，部分放弃台湾。
　　1971年基辛格访华时，蒋介石就预感到联合国席位不保，但他仍想做最后的抗争。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之前，台湾评估无法通过，才指示代表团宣布“退出”，因为联合国已经没了“正义”、“被‘共匪’影响”。联合国接着就通过了驱逐台湾的决议。
　　紧接着日本、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都和中国建交，台湾面临“外交大溃败”，对台湾社会冲击很大。
　　但另一方面，台湾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蒋介石个人权威已非常巩固，社会稳定。1965年美国取消对台“经济援助”，但这时台湾经济已经开始“起飞”，可以独立发展。而联合国席位问题由来已久，此时台湾社会大众的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强，特别是1960年代的“重要问题案”以后，感觉这一天早晚要到来。
　　蒋介石发了文告，号召台湾民众“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以后只有靠自己了，内部要团结。1972年台湾“总统”选举，已经两次连任的蒋介石表示本来准备退下来了，但因为世界局势变动，抵抗“共产逆流”的责任不敢放弃，又继续当“总统”。但这是他恋栈不愿放权的一个托词。
　　澎湃新闻：总体上蒋介石迁台后的心态有何变化？
　　陈红民：1950年代以后台湾社会相对稳定了，他的心态反而超脱一些。早期行政的事情就交给陈诚，后来是严家淦，再后来是蒋经国。
　　如果说蒋介石的后半生有特别要批评的部分，就是他晚年恋栈，迷恋权力，不肯放权，而且自私。大陆时代他也迷恋权力，但那时他毕竟有任务，打日本、打军阀，要统一权力。但到了台湾，局势稳定，1960年“法律上”也规定他不能连任，陈诚亦表现出治理的能力，他还不愿意放权，找很多理由。大陆时期他主动“下野”过三次，他还有点自信。台湾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应该交给陈诚，他坚决不肯让，完完全全是出于私心了。
　　这件事的动机、结果都不好。如果说再远一点，在大陆的失败使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陈诚那么忠诚的人都不相信，最后他觉得只能传给自己的儿子。
　　位于台湾慈湖的蒋介石雕塑纪念公园，近年来台湾各地拆除的蒋介石铜像被集中在这里
　　澎湃新闻：从对今日台湾的影响来看，您如何评价年的蒋介石？
　　陈红民：如果站在今天台湾社会来看，蒋介石早期的作为有合理的部分。最初那种恩威并施的方式也是因为兵荒马乱的特殊环境，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对他来说太惨痛了。
　　他学习共产党的经验，稳固下层社会，把国民党建成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中统一的党，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等等。陈永发主持过一个1950年代的两岸发展比较研究的项目，认为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发展的某些过程很相近，比如土地改革、发展经济的五年、十年计划等等，另外双方也都为巩固社会基层的统治、肃清敌对势力做了很多努力。
　　蒋介石为什么在大陆会失败，到台湾以后能够维系政权？外在的因素前面谈过了，还有他个人性格的原因。我认为蒋介石个人能力不够强，政治眼光不够远大，气魄也不够大——有人批评他“民主无量，独裁无胆”。他拘泥于小事，事无巨细地管。事必躬亲是他的优点，但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还欠缺点，作为一个军队的统帅他也欠缺一点，但他如果做一个军长，一个省主席，他的个性、他的能力可能更匹配。过去我们一直批评他，我个人认为一个人的个性没有好坏之分，重要的是匹配。
　　还有，蒋介石在台湾时期外部环境很有利，从来没有遇到大陆时期遭遇的各种挑战。一方面美国给了强有力的支持，一方面台湾内部从来没有出现一个有组织、有武装的反对力量。至于为什么他有时反应过度，那是在大陆时期失败的教训，过去反对他的人太多，且多是有武装有组织的。但到了台湾之后就基本上没有这样的麻烦事。除了前面谈的三次危机之外，他的统治环境相对稳定，不像大陆时期那样，“按下葫芦又起瓢”。蒋介石与宋子文：裙带内外的较量
来源:_bookdoc_
　　1926年9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便致电广州革命政府，提议迁都武汉，电文言辞恳切，希望广州政府主席谭延闿最好先到武汉主持一切、应付大局。10月，广州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暂不迁都。蒋介石得到消息后，再次致电谭延闿和张静江等：“武汉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会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这时，迁都的建议得到了一批高级将领及党政要员的支持，就连时任总顾问的鲍罗廷也认为迁都武汉是明智之举。鉴于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中旬做出了迁都武汉的原则决定。11月16日，派宋庆龄、孙科、徐谦、宋子文、陈友仁及鲍罗廷等一大批人经江西赴汉，为迁都作进一步调查、布置。此时的宋子文已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宋子文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头角崭露，与他在广州追随孙中山，参加广东革命政权的活动有直接关系。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急需各方面人才。这时，宋庆龄将弟弟宋子文引荐给孙中山，被任命为大本营秘书，由于宋子文积极为孙中山出谋划策，解决了一些财政困难而得到孙中山赏识，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广州中央银行行长。在1924年10月发生的广州商团叛乱中，宋子文临危不乱，帮助孙中山制定粉碎商团叛乱的计划，使宋的地位急剧上升。而使宋子文在国民党中站稳脚跟，能够与重要人物平起平坐是在孙中山病逝后。
　　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汪精卫四人共商著名的《总理遗嘱》，并在《遗嘱》上签字，以见证人的身份参加了治丧事宜，这一切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
　　1925年9月，时任广东商务厅长的宋子文在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后，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长的兼职。
　　迁都武汉，宋子文是赞同的，所以他抱着极大的热情与二姐宋庆龄及孙科等于1926年12月初到达南昌，并与蒋介石在7、8两日于庐山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有关财政、军事等要案。12月10日，宋子文等抵达武昌，受到盛大欢迎。
　　宋子文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武汉分会成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跻身于武汉政府的决策核心。
　　恰在此时，蒋介石挑起了迁都南昌之争。
　　提议迁都武汉是蒋介石，挑起迁都南昌也是蒋介石，究其原因：首先，由于北伐军的深入，武汉和两湖地区便处于唐生智部的控制下，蒋十分害怕；武汉迁都若成，蒋就不可能任意发号施令。其次，北伐的胜利激发了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两湖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更是声势浩大，这些斗争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蒋害怕工农运动，更害怕武汉政府受工农运动影响而“赤化”。再次，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设于南昌，他的亲信部队控制着江西和福建一带，改都南昌更有利于他控制政府，实现独裁。所以，当第二批和第三批广东政府中央委员路过南昌时，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代主席、他的把兄弟张静江串通一起，于日，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把在南昌的委员找来开会。会上，蒋介石说，广州会议“通过迁都决议时，奉系还没有盘踞北京，而现在张作霖已称自己是国家首领，并准备与北伐军打仗，湖北的军队靠不住，所以武汉处于危险之中，在已经得到巩固的南昌领导北伐是较好的。”
　　蒋介石的一番言辞虽然迷惑了一些人，但遭到邓演达、陈公博、宋子文等人的强烈反对。宋子文公开发表讲话，表示迁都是中央会议通过的，提议也是你蒋介石首先提出并赞成的，如果更改，必将失信于民，有碍政府的威信……
　　但蒋介石不顾一切，擅自向各省党部发出通电，经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蒋还请在武汉办公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返回南昌办公，俨然凌驾于中央之上。
　　消息传来，在武汉的宋庆龄、宋子文等十分震惊，迅速商议对策。宋庆龄对蒋的做法洞若观火，明确指出蒋是在搞分裂活动，意图不轨。宋子文建议召开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形成决议，阻止分裂活动，说服蒋改正错误。会议最后形成决议，敦促蒋来武汉。
　　蒋迫于武汉方面的压力，不得不于1月12日由九江抵达武汉，并在公开场合赞扬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斗争是近代史上最光荣的历史。在做了一些表面文章之后，蒋仍旧坚持迁都南昌。
　　当晚，在宴会上，蒋介石刚刚讲完自己的想法，总顾问鲍罗廷便开口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的。”蒋介石被鲍罗廷的一番话说得很尴尬，左右不是，便把目光投向了在座的宋子文等人，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说：“迁都南昌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革命嘛，两湖地区不稳定也是实情，等到东南安定后，再迁往南京，有何不可？”
　　“不可！”在座的宋子文首先反对，“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是不足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本来这个政治会议就是非法的，所以这次决议不能否定广州中央会议的决定。迁都是蒋总司令提出的，已向国内外正式公布，无论从内政、外交、军事、人心等哪方面考虑都不能再改变，否则，后果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意味着什么。”说到这里，宋子文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委员，委员们都点头表示赞同。蒋介石在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委员中没有找到支持者。
　　1月17日，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上，蒋介石再次提议迁都南昌，同样又遭到反对。于是蒋不得不悻悻地回到了南昌。回南昌后，蒋并没有改弦易辙，而是继续想方设法对付武汉政府。他一方面征得谭延闿、戴季陶等人的同意，提出驱逐鲍罗廷的号召“我希望党和政府一致使鲍罗廷离开，像鲍罗廷那样跋扈的人，如果不能很快地叫他走，怎么还能完成革命任务？”另一方面，他串通代主席张静江致电武汉，要求取消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并要求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到南昌商议迁都问题。他还声明，中央已在南昌办公，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为达到此目的，在江西的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被蒋继续扣留。最后，蒋采用釜底抽薪之计，派他的得力干将戴季陶到武汉游说，力图分化委员们，拉拢他们到南昌办公。
　　由于武汉方面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并且不断制造舆论、施加压力，这时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有的已不顾蒋介石的阻挠，先后设法离开南昌到达武汉。到2月中旬，大部分委员相继到达武汉。武汉方面考虑到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已汇齐，决定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宣布联席会议结束，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武汉开始办公。此时，蒋介石羽翼未丰，见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无奈，只得表示拥护，欢迎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都，并假惺惺地发表讲话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亦是政治变迁之策源地，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更快。
　　至此，蒋的迁都之争告一段落。　　蒋介石迁都南昌计划告败后，便开始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掩盖其真实意图。暗中却不断扩充军事实力，决定经营东南，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面对两湖地区高涨的革命形势，蒋把其嫡系部队和收编的依附部队放在江浙一带，蒋用军、师长的头衔收买旧军阀，牢牢地控制着各部队，一切调动须经他同意方可。另一方面，蒋介石此时已迫不及待地开始着手反共反苏。1927年2月，他在南昌总部孙中山纪念周上发表演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以压迫，并有排挤国民党党员的趋向，使国民党党员难堪，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制裁的权力……”
　　其后在3月7日，蒋介石攻击武汉政府，并将苏联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等同，胡说什么“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个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反对他们……”
　　这两次演说是其背叛革命的前奏。恰在此时，江浙一带的资产阶级派出了他们的代表虞洽卿来到南昌，与蒋密谈，答应蒋只要“反共”，到上海、南京后，赠以巨额款项，蒋正急迫需要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金钱上的援助，以对付武汉革命政府和应付巨大军费开支，目的相同，一拍即合。不久，蒋介石到上海会见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时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显，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
　　就在蒋介石极力筹划东南，准备背叛革命与武汉分庭抗礼时，宋子文也到了上海。
　　由于戴季陶的一系列活动，使武汉的一些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在同蒋的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动摇性，这些人公开发表谈话表示蒋是国民党的领袖，支持蒋的一系列背叛革命的行径．这使得武汉政府威信受到影响。另外，这些言论也使原来工商界中支持过武汉政府的一些人改变了态度，使武汉政府的财经状况受到严重影响。于是武汉便派宋子文来到上海，目的是一方面劝蒋不要搞分裂活动；另一方面是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使武汉政府有可靠的经济来源。
　　宋子文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去拜会蒋介石，二人似乎谁也没有想起以前的不快，见面很亲热，寒暄之后，宋子文先阐明了来意：
　　“想必蒋先生也接到通令了，弟这次来上海主持江浙两省财政，望蒋先生支持；另外，武汉方面希望蒋先生能抽空去一次，对一些革命之具体问题相商。”
　　蒋介石对武汉政府的做法心知肚明，但他并未急于表态，而是很婉转地试探宋子文：
　　“子文兄此次来沪经政府委派，中正当然鼎力相助，江浙一带对子文兄是很相信和佩服的，想必你已胸有成竹了吧？”
　　“这一切还要仰仗蒋先生帮助才能实现。”宋子文见蒋脸色没有什么变化，便知他为何而愁，接着说：“至于北伐军的军费，那是应予优先考虑的。”
　　“我知道你是很有才干的，可惜--”蒋说到这里便打住了。话锋一转，“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颁发布告，支持你对江浙进行接收处理。”
　　此后，宋子文成立了三个顾问委员会，邀请上海金融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参加，希望恢复同这些人的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由于宋子文的地位和影响，上海金融界与宋子文迅速建立了良好关系，宋宅经常是宾客盈门，来往者多是上海金融界名人。这一切自然离不开蒋的视线，蒋见宋并无真意支持自己，便多次登门“劝驾”，而且派他的心腹孔祥熙和宋霭龄来给宋子文“洗脑子”。然而，宋子文只想蒋介石与武汉谈判，这使蒋意识到宋的行为可疑，认为他起着武汉代理人的作用。于是在一次与孔祥熙的谈话中蒋有些忧心忡忡地对孔说：“庸之，子文的态度让人担忧，跟着武汉会有什么结果呢？他本来是很有作为的嘛，现在共产党和左派势力越来越大，如不想办法扼制，局势是不堪设想的，你应多劝劝他，认清形势，认清形势嘛！”孔祥熙当然是心领神会。于是，一次又一次的轮番“轰炸”使宋子文不得不避开宋霭龄和孔祥熙，躲在莫里哀路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但他又很快发现青帮的恶棍正在密切监视着这栋房子，这使宋感到恐惧和不安。
　　蒋介石一面争取宋子文，一面暗中调集部队，召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在广州的黄绍竑、李济深迅速到上海共商反共策略。在桂系的支持下，蒋反共的胆子壮了起来，步子也加快了。
　　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策划反共清党时，远在法国的汪精卫由巴黎秘密回到上海，准备到武汉复职。蒋闻讯后，当即与吴稚晖去拜访汪精卫，并于4月3日发表了“拥汪通电”表示愿统帅各军，一致服从“汪之指挥”。后来，蒋与吴约汪至总司令部会谈，要求汪“很坚决的马上做两件事：一是赶走鲍罗廷，二是立即分共”。汪精卫因过去曾与蒋在权力分配上矛盾重重，这次又是应武汉政府“反蒋”之邀回国复职，立足未稳，如答应蒋，势必被蒋控制，所以，汪表示自己“站在工农方面”，以图要挟蒋介石。同时，汪精卫与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进行了接触和谈判，并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称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希望两党不听信任何谣言，继续实行”开诚合作“。《宣言》发表时正值蒋汪会谈，虽然《宣言》帮蒋介石掩盖了反动阴谋，麻痹了革命群众，但蒋的追随者皆对汪精卫的行动不以为然。吴稚晖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挖苦汪精卫。蒋却当场制止了吴，说汪的行为是可以理解云。
　　当汪精卫秘密乘船离开上海后，蒋介石对吴稚晖等人说：“我早料到留他不住的，不过，《宣言》可以帮我们的忙……”
　　随后，蒋介石开始公开撕下面纱，发动了南京“四·一○事件”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变后，蒋介石发出“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命令各地、各军对共产党“严加侦察”，凡被“举发者”即“以非常紧急处置”，“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实行“看管监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准备在南京另立中央的又一严重步骤，他的阴谋得逞了，他控制了以沪、宁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完成了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准备工作。
　　就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时，上海的金融界找上门来。原来蒋为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向上海的金融界和企业家“贷款”。但这些银行家和企业家们似乎对蒋介石同武汉政府的关系没有完全明了，他们不甘心将钱“白白给”蒋介石，而自己却得不到靠山。于是这些人便将目光集中到了武汉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身上，纷纷登门上访，要求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签字，讨一张偿还“贷款”的书面担保。他们这样做一来是宋系武汉政府财政部长，二来宋家是名门，宋子文享有声望。但这些人却在宋子文面前碰了钉子，宋以“政府未曾有此动意，弟不敢贸然决定”为托辞，当然是拒绝签字。
　　蒋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恼怒，除了背后免不了骂几句“娘希匹”之外，蒋置宋的权力于不顾，未征得宋子文同意便私自派出财政官员与上海金融界交涉。
　　蒋介石凭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军事实力，控制了东南，为其另立国民政府铺平了道路。　　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接受胡汉民的提议，称南京方面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决定南京国民政府之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并宣布“即日办公”。
　　4月18日上午，南京国民政府于丁家桥旧江苏省议会举行成立庆典，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古应芬等被选为委员；胡汉民为政府主席；伍朝枢任外交部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会后，南京政府宣称已将武汉政府的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一律免职，并令其他部长表明态度，未表明态度前，南京暂不任部长。
　　4月20日，蒋介石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
　　蒋介石的做法使宋子文反感，在很多蒋氏幕僚登门劝其脱离武汉，断绝来往，就任南京财政部长时，宋子文都是无动于衷，迟迟不肯低头。但精明的蒋介石岂能看不出其中奥妙，宋并没有在公开场合揭露蒋的行为，而且最重要的是武汉方面不断派人来到上海，劝宋离沪赴汉，宋始终没有表示回汉，这说明宋开始动摇了。于是，蒋打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封闭了宋子文在广州苦心经营的银行，使宋子文感到绝望了，他开始灰心，无事可做，整天待在宋庆龄空着的房子里。
　　6月，宋子文迎来了他在美国的朋友--记者希恩。当希恩了解到宋子文的处境后，对宋说：“T．V(宋英文名)，同我一起离开这里吧，我们乘英轮离开上海，我保证你的绝对安全。”
　　宋子文想了想，说：“好吧，那就请你以广州王先生的名义给我买张船票，最好与你同舱。”
　　“那是当然的！”希恩说。
　　“你到过武汉，那边情形怎么样？”宋很关心武汉的事态发展。
　　当希恩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宋子文后，宋开始沉默了，好长时间才对希恩说：“离开上海的事还没有征得家里人同意，等我回去与他们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当晚，宋子文回到家中，把要与希恩离沪赴汉的想法告诉了宋老夫人及孔氏夫妇，立刻遭到这些人的强烈反对。
　　“T．V，武汉现在到处是赤色分子，罢工、游行、集会到处都是，你去能干什么呢？你在那里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不会有人支持你的做法的，你的特长在那里不会得到实现的……”大姐宋霭龄首先站出来劝阻。
　　“蔼龄说得对，蒋先生一向很看重你，他的前途是无量的，只有他才是中国的希望，现在的形势是许多元老们都在向他靠拢，他掌握着中国现在近半数的军队。而武汉就快要变成赤色的天下了，你的根基在这里，没有蒋你很可能一事无成……”孔祥熙自然不会错过奉劝之机。
　　宋老夫人也在孔氏夫妇的影响下向宋子文施加压力，要宋不要离开上海，至于为谁效力，那自然不是她所关心的。
　　这样，宋子文终于改变了回武汉的想法，第二天，他心事重重地对希恩说：
　　“我没有理由去(武汉)，你看，事实是，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的商人和工厂老板吓得不敢开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使货币流通呢？我无法使中央执委会理解……看看他们把我的钞票弄成什么样子了，我的多好看的钞票啊！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
　　“唉，我姐姐……我姐姐不理解。谁也不理解有多么困难。我怎么知道回汉口后不会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得粉碎呢？武汉方面在军事、外交等方面都在亟须解决困难，我怎么知道我能制止货币贬值？如果他们不断鼓励罢工和群众集会，那么我干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现在他们让人民处于想入非非的激动状态，他们肯定要失望的，他们将得不到结果，而我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请想想，我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从来没有讨人喜欢过。那些暴民更是不喜欢我，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罢工和群众集会，我的想法与做法与他们格格不入，去年冬天要不是士兵及时赶来，我很可能被他们拖出去杀了，这种情况下，我能怎样？……”
　　随着希恩无奈地离开，宋子文在来自蒋介石方面的压力和动摇中留在了上海。
　　这时，蒋再次出面劝宋任职于南京政府，同武汉彻底脱离关系，宋眼看国内的局势变化，在其家族的影响下，终于倒向了蒋介石，表示愿意参加蒋介石集团的活动。
　　宋子文一倒向蒋介石，就开始为他而四处活动。日，宋子文到了武汉，他这次回来带着蒋的要求：武汉政府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南京联合，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晚，姐弟相见，宋子文向来是敬重宋庆龄的，但他又身负“劝驾”使命，于是宋子文硬着头皮将宋霭龄、孔祥熙等人劝他的话都说给宋庆龄听，尽管他很清楚二姐很讨厌蒋介石。
　　宋庆龄很坚决地表示不愿与蒋合作，并且将继续与其斗争。
　　宋子文虽然在其姐面前碰了钉子，但他此行的目的基本是达到了，那就是劝汪分共。　　这时，在国民党内部，实际存在宁、汉、沪三派势力。所谓“沪派”即“西山会议派”，这一派以邹鲁、林森、谢持等人为骨干，在该派形成时，蒋曾叫喊“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南京政府成立后，蒋开始拉拢西山会议派为其摇旗呐喊。到7月时，宁沪实际已经合到一起，但蒋很清楚，他的真正对手是武汉方面。
　　所幸的是宋子文从武汉给孔祥熙发来密电，密电称汪已同意分共，善后要以蒋承认武汉为正统，拥戴汪为主席，蒋下野等为条件。当孔祥熙将武汉方面的消息转达给蒋时，蒋只是微微一笑，向孔祥熙说：“你发电给子文，就说我基本同意该意见，等事情有了结果再细商。”
　　蒋介石给了汪精卫一颗“定心丸”，但在武汉的汪精卫在“分共”的同时也在加紧反蒋。汪调唐生智和张发奎部回师武汉，部署沿江东下“东征”，目标当然是南京。
　　蒋汪在反共的本质上是一致的。7月15日，汪精卫召开武汉国民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决定公开提出制裁共产党，正式宣布立即“分共”，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反革命的大屠杀，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就在“七·一五”事变刚刚结束，汪精卫立即将宋子文请来，再次提出了要蒋介石承认武汉为正统，要求蒋下野，宁汉合作。宋子文立即给蒋发去密电，转达武汉的意思。
　　南京很快传来消息，电文是公开性的，蒋在电文中指责汪精卫勾结共产党，拒绝与汪进行和谈。于是，宁汉间开始了电报文攻，转而进入了准备武装争斗的行动。汪精卫任命支持武汉的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向江西增兵，一时间战云笼罩宁汉之间。
　　就在此时，久已窥视中国的日军乘宁汉对峙时由青岛开入济南，支持北方军阀，公开加入中国内战。直鲁联军会同孙传芳部反攻南京军，重占徐州，南京北伐军损失惨重，退回到苏北一线，南京政府大为震惊。
　　蒋介石当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亲自任指挥，反攻徐州。同时，蒋介石针对武汉方面的虎视眈眈，派心腹孔祥熙到北方的冯玉祥部做联络代表，表示决不会与奉系军阀联盟反冯，而且给冯的军队以经济支持，这样，冯玉祥倒向宁方，派部下孙连仲驻兵武胜关窥测武汉，牵制其东征讨蒋。
　　但没有后顾之忧的蒋介石却出师不利，被直鲁联军和孙传芳的部队在徐州打了伏击，蒋亲率的第三路军几乎全军覆灭。而白崇禧的第二路军几乎是纹丝没动地控制了南京周围。
　　恰在此时，一心热衷于调停宁汉矛盾的冯玉祥再次致电宁汉双方，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消除分歧，结束党争。8月6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称“既然宁汉一致反共，志同道合，应迅速合作。”南京虽表示可以合作，但武汉汪精卫却复电冯玉祥，表示同意冯的意见，但不但要和共产党，而且要和一切假革命派(当然是指蒋)决一死战。“其意很明显。--坚决要蒋下台；但蒋、胡却坚持反汪、唐为先决条件，双方争持不下。
　　然而，没过十天，蒋便主动下野了，原因除武汉方面外，主要是来自南京内部--一直与蒋貌合神离的桂系。
　　就在蒋汪闹得不可开交时，一直很”支持“蒋介石的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发表谈话，表示”不管长衫佬(蒋介石)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这多少令蒋感到有些四面楚歌的味道--东征军唐生智部临江直达芜湖，直鲁联军和孙传芳虎视南京，李宗仁和白崇禧背后又暗中踢脚，就连很支持蒋的胡汉民也多少表露出支持桂系，这使蒋很清醒地认识到--除下野外别无他途，不过，就是下野，蒋也要给足自己面子。
　　蒋惨败徐州后，在逃回南京的途中就让文胆陈布雷给他起草了下野宣言预备。回宁后，蒋召集李宗仁、白崇禧、胡汉民、李烈钧、吴稚晖等召开党部会议。会上，蒋介石仍然以总司令的身份要求白崇禧向武汉东征军进攻，解除来自武汉方面的威胁。
　　“总司令，”白崇禧不紧不慢，“事实上，武汉方面希望和平，我们也当然希望和平，更何况，打起来，我们的力量不行。最重要的，现在是合作的良好时机，错过很遗憾，我是支持和谈的。”
　　蒋听到这里很生气，但他没有拍桌子，而是站起来言不由衷地说：“既然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和好了。”
　　白崇禧毫不客气，“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
　　“健生，总司令为本党之梁柱，此时又值党争纷乱、北伐之关键，你怎么能劝总司令离开呢？”吴稚晖很生气地站出来反驳白崇禧。
　　蒋介石有了支持者，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何应钦，而一向与蒋密切合作的何却默不作声，其意很明显表示支持白。蒋又问李烈钧，李称同意蒋“先休息一段时间”，最后，李宗仁表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
　　这种情况下，蒋只能下野。
　　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了下野宣言，带着随蒋多年的秘书长邵力子、陈果夫、张群等人回到老家奉化溪口，住在了雪窦寺。
　　蒋虽是下野之身，但在奉化却没有休息过一天，随着蒋的辞职，16日，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发布了所谓“五委员联名宣布引退”之寒电，南京被桂系所控制。随局势的变化，奉化每天都接待从远方的来者，蒋介石也是每日数信给其亲信们，当然是要其亲信控制住势力，准备东山再起。
　　在蒋下野不久，宋子文来到了奉化。
　　二人相见后，宋子文将南京和武汉方面的情形详细说给蒋听，然后询问蒋的打算。
　　“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的。”蒋向宋当然会道出真实意图，“现在时局纷扰，党内很复杂，乱得很，让他们去闹好了，我现在是静慎谨守，不能跟他们这样搅，那样会成为众矢之的的。现在的退当然是为以后的进，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会来找我，残局还得有人出来收拾嘛。”
　　“蒋先生有什么打算？”
　　蒋介石略一沉吟，“子文兄，我打算东渡日本，并做一年环球之游，去日本是想看看此时日本人对我国的意见以及隐伏于表面之下的政治潮流，另外，老夫人现在日本，我与美龄之事还须她老人家同意，希望子文兄帮蒋某完成此夙愿，代为安排。”
　　“那好，我这就回去安排，一切妥当后先去日本，详情电文商量，那么，什么时候动身？”
　　“我打算9月中下旬动身去日，这段时间将国内的事情安排一下，另外，我还要和静江先生电商一下。”
　　9月下旬，蒋介石和张群等离开奉化到达上海，住在拉都路，做出国前准备。
　　蒋到上海，胡汉民、吴稚晖、何应钦立即前往拜访。蒋很清楚他们的目的是要求其留下，收拾残局，但蒋认为时机未到，所以当三人先后表达促蒋复职后，蒋表示很感谢，“蒋某在野之身，诸同志的爱戴，中正很感激，无奈行程已定，而且此去日本，是为最后征得宋老夫人之同意，完成夙愿，更何况，中正决意考查日本及欧美各国，不想再问政事。”
　　三人不得要领，只得告辞而回。
　　27日，何应钦在上海为蒋饯行，席间，何很诚恳地说：“希望蒋先生此次日本之行圆满，另外，时局纷扰，诸同志都急盼蒋先生早归，我等更是如此。”
　　何应钦虽未像桂系那样与蒋分心，但在“逼宫”中却扮演了小丑角色，蒋虽不以为然，但毕竟何与蒋共事多年，而且是蒋得力的军事助手，所以蒋仍以抚语安慰何，“敬之(何应钦字)兄肺腑之言，中正自当铭记，我等均应以总理之语自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最后，蒋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来日方长嘛。”当然，这话并非只是说给何应钦听的。
　　此时，宋子文已经将一切都安排妥当。
　　28日，蒋介石与张群等乘日轮“长海丸”号奔赴日本，蒋要完成一件对于他一生很重要，又是转折点的事情。　　蒋介石此去日本，最大的目的是征得一直不同意婚事的宋老夫人点头，完成他藏在心中的构想，这桩婚事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此中奥妙还须多费些笔墨，慢慢道来。
　　时间要推回到1922年12月初的一天，上海莫里哀路的孙中山家中正举行基督教晚会，身着笔挺军装、新婚燕尔的蒋介石也应孙中山之邀来到这里。晚会的主持人是宋子文，当他以机智而不乏幽默的语言将晚会推向高潮时，仪态迷人的宋家小姐美龄出现在人们面前，引得人群中一阵惊呼，本来躲在角落中，对基督教晚会不感兴趣的蒋介石也被宋美龄所吸引了，暗中赞叹宋美龄的美貌与仪态大方，当宋子文将小妹介绍给蒋介石时，蒋极力表现出大方、潇洒，并不吝啬赞美词语，称赞宋美龄的美貌，但此时蒋的心里却不止是赞美一下便完事，他已开始盘算如何将这位宋家小姐娶到手，尽管蒋才新婚一年有余。
　　与蒋介石新婚的是上海名妓陈洁如，两人感情甚笃，但蒋在见到宋美龄后，便决意追求，表面上虽然与陈恩恩爱爱，但实际已是心猿意马。显然，陈洁如虽貌美如花而且很有见地，但同丰彩照人的宋美龄比起来却要黯然失色，更重要的，野心勃勃，不甘心拜将封侯的蒋介石追求宋美龄除因宋小姐美貌外，最重要的恐怕是蒋想借此争得孙中山和宋子文的支持，因为蒋介石已经开始认识到，要想问鼎一国之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孙中山的遗产；而在经济上，蒋已经很看重了宋子文这位理财专家，靠上海青洪帮的支持他蒋介石难以有充足的后劲，必须要得到西方的支持才行，而在美国有着广泛接触的宋子文是再合适木过的联络人选，有了长年在美国生活的宋美龄，蒋更是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何况，宋美龄似乎对蒋也表现出了好感与好奇，这更加坚定了蒋的信念，就像打仗一样，蒋在一见倾心后，立刻拟定了一个长期进程的求婚战略。
　　当年12月底，应孙中山的要求，蒋介石前往广州，临行前，蒋向孙辞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先生，我想向美龄小姐求婚，请先生与夫人帮助。”
　　“可你不是已经有夫人了吗？”孙中山很迷惑。
　　“先生知道，毛氏(毛福梅)是父母之命，中正与之毫无感情可言，现在已离异，至于在日本的房侍，现无恋情，已中断往来，目下一人独居，尚无配偶，请先生相信。中正对宋小姐一见倾心，爱慕非常，望先生成全。”
　　孙中山对蒋的私生活虽不太了解，但也有耳闻，听了他的话以后，想了想，坦白地说：“不，这恐怕不行。”
　　“先生，”蒋有些着急地说：“中正的生活已翻到了新的一页，准备一心一意致力于革命，别无它求，只希望达到这桩夙愿，先生还是帮帮我吧。”
　　蒋介石一再恳求，孙中山只得答应，“好吧，我先和庆龄商量一下，不过，这件事主要是看美龄的心思，她可是心高气傲，你先耐心等一等吧。”
　　当晚，孙中山便把此事告诉了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听后悻悻地说：“我宁愿看到美龄死，也不愿看到她嫁那个自称没有妻室的人！”
　　“可他对我说他确已无妻室。”
　　“没有妻室？”宋庆龄不屑一顾地说：“据我所知，光在广州他就至少有一两个相好的，外间传言他与上海名妓陈洁如早已同居，这恐怕不是捕风捉影，小妹怎么能嫁这种人呢，叫他死了这条心吧。”
　　宋庆龄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所以，以后每当蒋介石对孙中山提及此事，孙中山总是说：“等等吧，再等等吧。
　　在对待美龄的婚事上，宋子文是支持二姐宋庆龄的，他曾不止一次对宋氏家族的成员表示，不同意美龄嫁给蒋--这很重要，因为宋子文是宋家长子，说话很有分量，尤其在宋母面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并不了解蒋介石的宋母的想法。所以，当宋美龄开始有意于蒋介石，并开始做母亲的工作时，宋母断然拒绝这门亲事。
　　“你哥哥跟我说过他，听说他在上海待过很长时间，跟什么帮会搅到一起，一身的流氓习气，听说他在上海还经常到下三流的地方去，到那种地方能有什么好事？我们宋家书香门第，你又受过那么好的教育，你哥哥他们很不理解你怎么会喜欢他，我看这事儿也不妥，你还是死心吧。”
　　尽管宋家多数人反对，但蒋介石并没有死心，他将突破口瞄准了宋霭龄和孔祥熙，作为计划的实施者，这次他选准了对象。
　　随着北伐战争的打响，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不仅掌握了革命部队的军权，而且，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授予了他政、民、财等权力，使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中最具实力的人物。与此同时，宋霭龄和孔祥熙早已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不厌其烦地对宋家反对这门亲事的人进行轮番“轰炸”，每当宋子文和宋庆龄从广东回到上海，宋霭龄和孔祥熙都在他们面前对蒋介石大肆吹捧，二人的论调是：蒋介石是国民党未来的领袖，其“卓越”的才能是无人能及的，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而且蒋对美龄孜求不殆，必能给美龄带来幸福，也必能光耀宋家门庭等等。
　　而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蒋介石通过书信的往来，多次的接触，已经捕获了宋美龄的芳心。值得一提的是，在蒋介石攻取南京前，曾给宋美龄发去一封电报：上海美龄小姐芳鉴：请做好准备，三月底接你到南京观光，中正启，二月二十五日。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的辉煌战绩虽然已使倾心权势的宋美龄芳心萌动，但她却不太相信这个傲气十足的家伙能在一个月的时间以七万北伐军攻占孙传芳三十万大军把守的大本营。
　　而现实是蒋不仅很快攻占了南京，而且于3月底前攻占了上海。蒋以休假的名义乘专列来到了上海，接宋美龄到镇江游金山、焦山十余日，叱咤风云的蒋介石以殷勤潇洒、彬彬有礼而彻底征服了宋美龄。
　　于是蒋加紧活动，请他的把兄弟张静江为其出面说媒于宋庆龄，但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政治，不是爱情，断然不会同意。
　　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开始向宋美龄正式求婚，一时弄得满城风雨，这件事被新闻媒介爆炒，宋家内部也因此而争吵不休。于是，一个专门为讨论宋美龄婚事的家庭会议召开。首先开口的宋老夫人并不忙于表白意见，而是让这些人先发议论。
　　“我看这是件好事，众所周知，他(指蒋介石)现在是北伐军的总司令，年轻而有为，已经跻身于党内的决策之层，又手握军权，这是很难得的，此人的前途当然是不可限量的，我们宋家曾因总理在世时光耀过，那么在总理之后，将宋家发扬光大的只有他，而我们宋家也只有倚靠此人才能继续荣耀。最重要的是，他对小妹倾慕，一直追求了五年，也可见其诚意，小妹嫁给他必能幸福……”
　　“蔼龄的话不假，现在时局纷乱。中国之统一重任必落蒋之肩上，纵观党内外，领袖群雄非他莫属，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孔祥熙自然是站在宋霭龄这边。
　　“哼！”宋庆龄显然很不满意两人对蒋的吹捧，慢慢地说：“他的官职不假，军事才能也是真，可别忘了，这是政治，不是婚姻。他蒋介石口口声声以总理学生自居，可他都干了些什么？表面上叫喊实行三民主义，背地里破坏总理的三大政策，屠杀革命同志，制造恐怖，其野心已昭露无遗，他蒋介石将来会有什么结局谁能料到，恐怕说其领袖群雄过早。”
　　“对，成败还是未知数。”宋子文站了起来，他同意宋庆龄的看法，“当然，众所周知，他确实是位军事家，很有才能，可我要说的是人品，想想，家有妻室儿郎，还嫖妓绯闻不断，妻妾成群却誓言旦旦叫嚷自己是‘清白之身’；另外，他蒋介石在上海滩长年混迹，与青红帮称兄道弟，满身的流氓习气，头脑中更是装满了帝王将相腐败的安邦定国的思想，美龄从小在美国长大，接受的是西方教育，这怎么会有共同点呢？除去政治上的目的，还能有什么？这里根本不存在爱情。”
　　“不，我们是相爱的，你怎么知道他不爱我？”宋美龄显然有些着急，因为宋老夫人除去最疼爱宋庆龄外，对宋子文的话是很听得进去的。
　　“你还小，不懂，这是政治。”宋子文不想多讲道理。
　　“你懂政治，我不懂，我就知道他是爱我的，我不管那么多。”宋美龄显然耍起了小姐脾气。
　　“不要胡闹！”宋子文也是肝火上撞，“我难道不是为了你好吗？好！既然这样，今后我再不管你们的事，不过我要讲明，我是坚决不同意！”
　　“不要吵！”宋老夫人终于开口，“美龄啊，你阿姐庆龄和你哥了解他，我相信他们的话，我们宋家是最容不得嫖妓一类的事的，他是个军人，我们是书香门第，这不匹配，另外，听说他不是基督徒，不信仰上帝，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所以我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
　　宋老夫人的话结束了这次家庭会议，虽然不同意这桩婚事的意见占了上风，但没过多久，宋子文的态度便发生了变化。
　　前文我们说过，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宁汉开始对峙，宋子文被派往上海，在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多次开导下，在蒋介石使用各种手段的压制下，其并不坚定的革命性发生动摇，躲在上海静观局势变化，虽然宋还在嘴上没有表示松动，但异常精明的宋霭龄岂能看不出其中奥妙，在一面劝蒋多加拉拢的同时，一面请来了孙中山的生前好友，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做宋子文的工作，给他找个台阶下。于是，在宋子文进退维谷的时候，谭延闿来到了宋家。
　　谭延闿是先拜会完宋母之后，将宋子文叫到了密室，在详细问明事情的经过后，谭开口相劝：
　　“子文，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对你的秉性很了解，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现在是新社会，就是子女的事情父母都不应该多管，更何况是兄妹呢，你受过那么高的教育，又长期在美国生活，这些道理相信是明白的，这样僵下去只能徒伤兄妹感情，而且让别人笑话，何苦？今天我就是为这事专程来的，我作为你父亲和孙先生的朋友，不愿意看到你们家为这事而伤和气，何况美龄已决定以身相许……”
　　谭延闿作为宋的长辈很受宋子文的尊敬，何况宋已经动摇，所以在谭说完后，宋子文默然点头，表示同意。
　　但由于宋老夫人还是坚决反对这门亲事，所以事情还僵持着，可这难不倒宋霭龄，她很快便想出一条妙计，对宋老夫人说：“国内局势紧张，不利于健康，妈妈何不到日本去度假？到了日本，既可到长崎拜访久违的朋友，也可到风光优美的镰仓进行温泉理疗，您年纪大了，怎样舒心就该怎样过。”
　　“这个主意不错！”宋老夫人很乐意东行，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她提出了要求，“我不能自己去，得让美龄陪着我。”
　　姐妹俩虽然商量好了调虎离山之计，无奈老夫人坚持要美龄同行，她只好答应。
　　这时正值蒋介石被迫下野，宋美龄将即将旅日的计划告知蒋，蒋立即寄回一封热烈的求爱信：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增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便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宋家小姐的反应当然一如既往，宋美龄深信他所崇拜的中国拿破仑总有一天会回到权力的顶峰。于是在出国前，便在上海爱盛西路宋霭龄家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宋霭龄向记者介绍了蒋介石和宋美龄，并宣布“蒋将军将同我小妹喜结伉俪。”于是镁光灯频闪，第二天许多报纸都登出了蒋宋携手并肩的照片，全世界的人要知道了宋家小姐将要与蒋总司令结婚，但只有宋老夫人被蒙在鼓里，安心地带着宋美龄开始旅日，看望朋友。　　于是接下来便出现了前文的那一幕，蒋介石带着张群等人乘船离沪，于第二天到达日本长崎，发表了简单的讲话，称：“余此次来日，乃欲观察及研究十三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以定未来之计划。且余良友居日甚多，欲借此机会重温旧好，并愿意借此与日本名流晋接。”当日，蒋介石即前往云仙。
　　宋老夫人此时也在长崎，当她从新闻听得知蒋也来到日本后，立刻带着小女儿离开长崎横穿日本本土，来到了神户，住进了有马大旅社。没成想，刚刚落脚，儿子宋子文便来了，宋老夫人既惊喜又疑惑，“你怎么也来日本呢？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他来干什么？”
　　“他”当然是指蒋介石，宋子文倒是很实在，开门见山地说：“妈妈，我这次来看你，也是帮蒋先生做媒的。”
　　“做媒？”宋老夫人很疑惑地看着宋子文，“你是一直反对这件事的，现在怎么？怎么变了？”
　　“对，变了，我改变了想法，我通过与蒋先生的接触，逐渐改变了看法，目前虽然蒋先生是下野之人，但据我观察，国内那个破烂摊子非蒋出来收拾不可，国民党还要靠他，而我的特长也只能在他组成政府后，在这种环境下才能得以施展，两家联姻，对大姐，对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尤其对小妹，她很快就会成为第一夫人。另外，小妹也是二十八岁的老姑娘了，您也不希望她永远这样下去吧……”
　　前面的话宋老夫人虽不爱听，但最后几句却令老人怦然心动，对呀，宋美龄已经二十八岁了，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宋老夫人沉吟良久，她现在也只有面对现实，“好吧，你通知他，过两天我单独见见他，让他尽快赶来。”
　　在宋子文的安排下，10月3日，蒋介石乘火车到达神户，也住进了有马大旅社，而且是与宋老夫人一墙之隔。
　　当晚，蒋介石终于见到了未来的丈母娘，相见是在宋母住的屋子，蒋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来到屋中，宋老夫人正在屋中看新约圣经，暂短的寒暄之后，蒋介石拿出了与元配夫人毛福梅的离婚证明给宋老夫人看，并正式向宋美龄求婚，老夫人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问蒋，“我们宋家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不希望美龄嫁于不信仰上帝的人，希望你能自勉。”
　　“当然．中正近来闲散家中。对基督之道也略有涉猎，感到教义精深、博大，老夫人勉励之语中正铭刻于心，自当尽力去研读《圣经》，做上帝忠实之信徒……”说完，蒋介石很能抓住时机地递上了订婚戒指。
　　蒋介石的话令宋老夫人感到满意，“好了，听子文说，你们已经开过什么招待会，公诸于世，我不能横加干涉，你能信仰基督，让我感到很满意，既然你和美龄之间没有其他让我挂念的问题，我就同意这门亲事，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说着，宋老夫人拿出一本《圣经》送给蒋，算是认可此事。
　　蒋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很有礼貌地告辞出来，迎面正碰上旅舍的老板娘千代子，蒋一把抓住其肩头，一手挥着拳头，“老板娘，成功了，我成功了！哦，对了！写字，我给你写字吧！来，来，你马上替我磨墨！”
　　蒋达到此行的重大目的后，对日本各地进行了急行军式的访问，10月底，蒋来到东京，首先会见了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在反共上取得一致意见，11月5日，蒋会见了此次访日最重要的人物--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在田中私邸进行，蒋访问田中目的很明确，要田中支持他“北伐”，统一中国，建立全国统治，而田中却让蒋以统一长江为宗旨，形成隔江而治，虽然蒋为争取支持曾表示“满蒙问题容易解决，排日行为当可绝迹。”但在抱着侵略中国野心的田中那里，蒋没有得到希望，正如蒋在离开后对张群所说：“综合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决无合作之可能，余此行之结果，可于此决其为失败。”
　　东方不亮西方亮，从国内传来的消息足以让蒋介石精神振奋，早在10月20日，当宋子文拿着张静江、李石曾等催蒋回国电文给蒋时，蒋就感到时机开始成熟了。表示“当前时局，已不容袖手旁观。”当晚，蒋、宋、张三人密商，张群和宋子文分析时局，认为蒋应该取消游欧美的计划，“汪先生也拍来电报”宋子文指着文稿说，“他催促先生早些回去呢，不到已经不可收拾，他汪精卫是不会想到先生的。”
　　“子文说得对。”张群附和。“不过，现在国内的局势是否已到了他们所说得那么严重？马上回国是否有些仓猝之感？当然，欧美看来是去不得了。”
　　“岳军(张群字)说得有理，我想好了，我先写封信给汪，子文兄明日就启程回国，先到广州与汪谈一下，我和岳军过两天去东京，会见完田中首相后即回国，另外，”蒋说到这，站起身来走到宋子文身边，“请子文回国后抽空帮助中正先偏劳一下，准备一下婚事，即使时局允许我复职，我也准备将婚事办在复职之前。”
　　10月21日，宋子文提前回国，到上海后，宋子文便开始为蒋的复职四处奔走。　　谈起蒋复职，我们不能不交代一下背景：
　　桂系上演“逼官”戏，蒋以退为进下野，南京政权被桂系掌握，宁、汉、沪(西山会议派)开始酝酿妥协，但西山会议派提出要汪引咎辞职(理由是汪依靠的广州张发奎部被“八一”南昌起义的中共部队打垮)，在挤压下，汪精卫被迫宣布引退。9月16日，代行中央职权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这是控制南京的李宗仁拉着谭延闿、孙科、李烈钧等组成的，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机关，而由特委会重新组成的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实际被桂系操纵。被一脚踢开的汪精卫跑到武汉，再次依靠唐生智反对南京，于是桂系出兵讨伐唐，唐败逃日本，汪精卫又由武汉跑到广州，继续打着反对特委会的旗号，桂系虽然控制了两湖，但这不能不引起各派的不满，就是在桂系控制的特委会，谭延闿和孙科等与桂系也是貌合神离，在这种矛盾复杂的情形下，宋子文回到了国内。
　　10月30日，宋子文在沪匆匆办理了一些婚姻筹备工作后，便迫不及待地带着蒋的亲笔信离沪赴粤，11月2日，宋子文到达广州，下榻于蔡园汪公馆，当晚，二人密谈，宋子文托出蒋的意图，蒋汪联合密谋驱逐李济深及桂系出粤，在广东建立联合反特委会基地。汪精卫苦于大权旁落，如今蒋介石伸出召唤之手，汪宋似乎一拍即合。
　　4日，汪精卫联合李济深、陈公博及宋子文等在粤的中执委宣称：“此间同人之意……特别委员会应即取消，最低限度，亦宜明白停止其职权，并宜于正式会议以前，在广州或上海先开预备会议。”
　　宋子文完成赴粤任务，于7日离开广州，途中，宋公开对新闻界表示，宁粤提携已经成立，拟更为之斡旋，以谋切实办法。此次赴沪意拟探询宁方国民党之意见；广东希望和平甚殷，该省经济状况，因战事不已，殊形不佳。目下人民负担沉重，商界尤甚，故急需安宁至少二三年，以事休养。回到上海后，宋子文再次表示对召开国民党各派合流的二届四中全会颇具信心：“尚在上海开会而足法定人数者，则四次执监大会能举于沪宾，当能见诸事实。”
　　宋子文此次赴粤，为蒋汪牵线搭桥成功。就在宋子文回到上海的当日，蒋介石也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下榻于吴忠信公寓。蒋在回国的当天即向广州的汪精卫、顾孟余等发电，邀汪等“赴沪共商召集四中全会预备会议事宜。”声称：“若欲使本党复归完整，非互相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表明了与汪合作驱逐特委会的态度。
　　此时，广州的汪精卫正在举行留粤中委葵园会议，讨论召开四中全会问题。汪接电后，立即停止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和李济深赴沪。18日，汪、李到达沪，宋子文亲赴码头迎接。汪稍事休息后，旋即赴宋公馆，与已等候在那里的蒋介石会谈，二位明争暗斗已久的敌手因共同的利益坐在了一起。两人一致同意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争论问题，汪表示支持蒋复职。
　　就在汪精卫离开广州的第二天，即11月17日，汪的支持者，广东军阀张发奎在汪的秘密授意下，伙同黄淇翔、薛岳等，以“护党救国”为口号，声言打倒“新桂系”，围搜李济深、陈济棠住宅，谋捕桂系黄绍竑，发动了广州事变。这是宋与汪早已密谋好的，结果黄绍竑逃往梧州，桂系被驱逐出了广东。
　　22日，南京各民众团体和省市党部集会。提议取消特委会，会后游行中，特委会命军警开枪扫射，打死三人，打伤数十人，酿成“一一·二二”惨案，蒋介石闻讯，立即发表谈话，表示对此“愤慨实极于极度。”表示不能“坐视”，要“惩戒”负责者，乘机对特委会施加压力。
　　就在蒋即将复出重掌大权时，随着新婚日期的临近，宋子文也是日日操劳。蒋与宋的婚礼不同于寻常百姓，不仅场面要宏大，来宾很多且都是显要，而且由于要经过两次仪式，所以程序很复杂，蒋又忙于复职，所以宋子文一手操办此事，经过短期而紧张的筹备，12月1日，蒋宋婚礼如期举行。
　　婚礼当天，蒋介石在《申报》上登了两则启事：一是蒋宋联姻；二是离婚申明，在离婚申明上蒋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明眼人谁都清楚这是谎言，因为最起码蒋陈是有手续的。
　　下午3时5分，在西摩路宋公馆举行了教会式的婚礼。本来，一向虔诚的宋老夫人请与宋家关系极好的江长川牧师来主持宗教婚礼。但江长川却断然拒绝了宋家的请求。因为在江长川看来，蒋介石的离婚是片面的，没有法律依据，手续尚未办清，按基督教规定，他不能为重婚者主持婚礼。虽然宋老夫人再三恳请，但江长川不为所动。所以，无奈宋家只好改请基督教青年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主持。
　　蒋宋二人结婚公开宣布的证婚人是蔡元培、余日章；介绍人是谭延闿、王正廷。婚礼分两次进行。下午3时，先在西摩路宋家由余日章主持举行基督教仪式婚礼，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带一队美国海军参加观礼。接着，下午4时，在上海豪华的大华饭店舞厅举行了“中国传统味道”的婚礼。
　　蒋宋二人的婚礼在当时的中国是最隆重和最显赫的。富丽堂皇的大华饭店外布满了大批的侦探和青帮打手；礼堂内摆满了鲜花，在临时搭起的礼台上方是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两旁是国民党党旗和国旗，左右是醒明的“福、寿”巨字，各厅内各界赠送的礼物丰厚、琳琅满目，参加婚礼的国民党政军要员，英、美、法、日、挪威等国的驻中总领事及高级将领一千三百余人，使婚礼既有浓厚的外交色彩，又有强烈的政治气氛。已过不惑之年而且秃发脱齿的蒋介石与美貌绝伦、刚至而立之年的宋美龄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议论，有的说，此中奥秘比教义还多；有的干脆画幅漫画，以一堆枪械伴着一堆金钱为题；还有的戏称其为“中美合作”“政治结婚”等等。
　　无论人们怎么议论，蒋介石的目的经五年的苦心经营，终成正果。不过笔者以为，结婚只不过是寻找其中价值的手段，这在结婚当日蒋发表的《我们的今日》一文中似可寻出余音：
　　他说：“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的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蒋的“革命事业”当然是指其独裁的道路，通过联姻，蒋与已故孙中山成为连襟，政治影响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蒋一向赏识和看重的金融专家宋子文成为其郎舅，这怎么能不利于蒋的“革命事业”的“进步”呢？他蒋介石当然可以“安心担当革命大任”，因为他的最大后顾之忧——财政将有其郎舅操办，争得西方的支持又有其妻为他出头露面。蒋向问鼎独裁迈出了很坚实的一步。　　结婚当日，蒋宋在二百人的护卫下，乘专列前往莫干山青帮寺庙，声称要在那里度蜜月，怡情于山湖之间。其实，为了复职，蒋只在莫干山小住一日，3日返回上海。
　　3日至10日，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在上海拉都路311号蒋介石新居举行，宁粤与中执监委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戴季陶、李济深、于右任、丁淮汾、李宗仁、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宋子文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由地方法院、军法处处长等七人组成特别法庭，审理“一一·二二”案件；决定取消特委会，先后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改组案”、“改组国民政府案”、“对苏绝交案”、“蒋总司令复职案”、“改组军事委员会案”等。并决定于日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
　　这次会议上，汪精卫为报答蒋将其从广东请出，亲自在会上提出《蒋总司令复职案》，并且很肉麻地说：“中国今日可当中心人物的只有蒋同志一人”。
　　会后，国民党各派军政人物都怀着共同目的纷纷电请蒋复职，而蒋也借此机会提出更高的价码。他到处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反共“扰乱”“我个人完全负责，”“必能于最短时期消灭共产党；”“继续北伐，军队必能听我指挥，我自信有指挥军队扑灭敌人的能力。”蒋的意图很明显：要其同伙们绝对服从他，以反共和继续北伐，统一全国。
　　由于四中全会预备会的召开，桂系把持的特委会实际已经倒台，蒋复出已成定局，于是李宗仁只得发表谈话，表示一贯拥蒋，在谈话的最后，李宗仁狠狠地对汪精卫大骂了一通，说：“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仪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定，心志不定。……”
　　虽然李宗仁背后踢了汪精卫一脚，说汪对蒋是时拥时反，反复无常之辈，但定局既成，李宗仁只好暂时收起问鼎之心，与蒋又开始了貌合神离的合作。
　　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打击了桂系，只是他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当然是驱汪以达到独裁。无独有偶，天助蒋介石。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尽管汪精卫对广州起义极力残酷镇压，但蒋怎么能放弃这一倒汪良机，蒋立密授宋子文联络反汪的监委提出弹劾案，并联合反汪派捏造说汪精卫指使张发奎“纵容”共产党“暴动”。
　　在一次会议上，被授意的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查办汪精卫集团案”，吴稚晖立即出面表示支持，并上纲上线地说汪精卫是“准共产党。”桂系更是表现出“义愤填膺”，声称要不惜以绑票办法，“与法租界协同拿办汪精卫”。墙倒众人推，一时间大多数人主张惩办汪精卫。但宋子文却出人意料地表示汪是本党同志，曾经为党贡献殊大，出现这种问题应该采取温和方法，由人出面劝其引退，出走为好。蒋立即表示赞同，并称愿意出面“劝汪”出走。
　　这又是蒋深谋的举动，蒋故意袒护汪派，实际目的在于刺激与汪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元老派胡汉民与再造派孙科等人。因为胡汉民的资格比蒋要老，对蒋独裁是威胁，而孙科以“太子”身份居于财政部长，也是蒋独裁的绊脚石。
　　果然，当7日，蒋“好意”劝汪出走法国后，孙科立即辞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职，与胡汉民表示不愿参加四中全会，准备“考察”欧美。
　　蒋介石回国后，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采取了纵横捭阖的策略，逐个击败了他的许多竞争对手，扫除了他重新上台的障碍。
　　其后，蒋密约在沪各委员讨论政府人选，召开四中全会具体事宜。在谈到财政部长人选时，蒋说：“继续北伐，完成革命事业仍是本党头等大事，政府正面临筹饷和财政统一问题，要推举资才俱佳之人选，诸同志久在党中，想必有所推荐。”蒋故意不先提议，以免落人口实。
　　谭延闿接着蒋的话开口：“以现在政府之状况说，北伐军事已在发展时期，首都新治，应从训政开始。惟军事政务皆赖于财政者，最为重要，国府方面应以宋子文出面担任，他前在广东办理财政，很有成绩，辅助军事进行极大，现在训政开始，要实行民生主义，更要一方面发展军事，一方面统一财政，子文之经验学识最深，党内同志，希望其在此最短时期，于财政上有重大之发展，以完成北伐统一中国。”
　　“的确，谭主席说得对，子文向来光明磊落很以国家人民为重的。”李烈钧也很赏识宋。
　　经过推举，1月3日，国民政府任命孙科为新设立的建设部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部长。国民政府公布这一重大变动时，只做了如下说明：“总理实业计划，应早实现，查财政部长孙科，素具建设长材，克承先志，着调建设部长。”至于为什么让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国民政府未做任何解释。
　　1月7日，宋子文通电就职。在通电中，宋子文称：“子文自国民政府成立、奉命承令财政，期竭所学，服务党国。去岁四月宁汉分立暂卸任肩，于党国纠纷，民生疾苦，徒懔匹夫之责，愧乏涓埃之助。今承政府之命，续长财政，重以北伐正值进行，又际旧历年关，筹饷安民，两不容缓，财政自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各方及各同志复再三敦促，万不获已，只得暂时担任，勉力维持，以期毋负党国。”宋子文从此进入了政治生涯的另一个时期，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结下不解之缘。
　　日至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会议完全被蒋介石所操纵，通过了二十余项议案。
　　四中全会完全背叛了国民党一大和二届三中全会的革命精神，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蒋在会上大肆叫嚷，会后的任务仍是“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不仅反他的主义，而且要反他的理论和方法”，以“坚定的决心”，从“根本来铲除消灭”共产党。
　　四中全会恢复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可“合法”地“指挥、节制”陆海空各军；党务方面，蒋介石当上了常委，兼任组织部长；政治方面，蒋是国府委员，被任命为政治会议主席；军事上，他除是总司令外，还是军委常委军委主席。
　　蒋凭借实力，利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政治伎俩，在四中全会上控制了国民党各个方面，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取得了国民党内部争夺党魁斗争的胜利，暂时统一了国民党。
　　蒋介石权力空前膨胀，宋子文也是如愿以偿，由于裙带关系，二人开始走入一个战壕，从此，蒋介石开始走上独裁的道路，而宋子文则是如影随形，为虎作伥。　　蒋介石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后，南京政府即决定北伐，驱逐控制着北京政权的奉系张作霖，蒋介石对宋子文的要求是紧急筹措军费，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因此，在宋子文正式赴任视事的第二天便通电各地财政征收机关，要求“竭力扶助”。当然，宋子文很清楚，能够立即向南京当局提供大笔款项的主要是江苏、浙江和安徽这三省，所以宋又于1月8日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面对到会的苏、浙、皖三省财政长官，宋子文称自己是在“党国多事之秋、财政困难之际”出任财政部长的，“且目下阴历年关瞬届，军政各费，亟待发放”。宋子文最终目的是要求三省尽快将款解到财政部。此后，宋又采取硬件摊派的办法，勉强在上任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从江浙筹到一千二百万元，勉强维持局面。
　　但显然这些款项难以满足前线战事的需要，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每五天为其筹集一百六十万元军费，以供给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北伐军队，宋子文没有办法，只得采取高压政策，强迫江浙财团筹款和认购公债。
　　为推行公债，宋子文亲赴上海、杭州等地，他通函上海各路商界联合委员会及各分会领袖，称：“值兹军事进展，内政改造，百废待举，需款仍殷，而接济前方饷项，尤为刻不容缓之图，仍不能不借助于商民，以期众擎易举。”宋子文要求他们对“各商店铺户，广为劝募……克期缴款，以济要需，勿任藉延。”
　　宋子文依靠一些应急性的措施，总算应付了紧急筹款的任务。到了6月，北伐军占领了平津，宋子文才轻轻松了一口气。
　　北伐既已成功，奉张势力退至关外，这标志着华北地区形式上已统一于南京政权之下，统一财政在宋子文看来已提上议程。于是，宋开始着手行动，首先，宋子文于6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邀请了近七十名全国主要的银行家、商人、工业资本家和四十五名省市政府代表出席。
　　会上，宋子文首先对与会者承认过去采取高压政策筹款是欠妥的，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然后，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提出了限制军费，采用预算制度的方案。他要求年度军费不得突破一亿九千二百万，军队限额为五十万人。在宋的鼓动下，会议中的非政府人员在虞洽卿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国民裁兵促进会，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
　　紧接经济会议，宋子文又于7月初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通过了经济会议的裁军和限制军费及建立预算制的提案。
　　会议期间，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提议表示支持。因为自北伐军进占平津时，蒋介石就已开始考虑如何“削藩”了。北伐成功，蒋介石借祭中山在天之灵，告慰总理的名义邀众位夙敌联袂进京，在西山碧云寺祭灵完毕时，蒋就开始迈出“削藩”第一步，称“北伐已告完成，军事应谋结束，裁兵之举，斯其时矣……中正筹思所及，爱拟设裁兵委员会……协同各部及建设委员会办理裁兵事宜。”
　　蒋说到“做”到，带头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并促其亲信如海军司令杨树庄等辞职，以显其辞职“诚意”。
　　一时不摸底的冯玉祥忙从新乡发电挽留，“此时言去。不啻置党国于危难……若(蒋)不打消辞意，本人不敢独留。”
　　而重兵在握的阎老西和李宗仁不能坐视，他们怎肯丢掉手中的兵权，纷纷通电挽留。
　　蒋此举意在麻痹冯、阎、李诸人，为其“削藩”铺平道路，并非真的想辞职，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怎肯轻易拱手让权呢？所以在众人通电挽留的情况下，蒋携宋美龄畅游金山，转道奉化省亲后，马上回到了原来的职位，理由当然充分得很--诸同志一再挽留，盛情难却。
　　所以当宋子文提出裁军减费后，蒋介石第一个站出来表示支持。蒋通电冯、阎、李等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之统一无以裁兵。”随后，蒋公开表示：“裁兵能否实行，军政能否切实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之关键。”
　　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前，蒋宋二人晤谈，谈及裁兵时，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的提案我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