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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ＯＣＲ连载：蒋介石之命运（沃龙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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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01 发布在
蒋介石之命运，沃龙佐夫，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目录代序第一章　通向孙中山营垒之路　　面朝北　　在革命浪潮中　　陈炯明叛变　　伪装谦恭　　分道扬镳　　“三二○”事件第二章　贪天之功为己有　　领导北伐　　1927年上海政变　　爱情、家庭和政治　　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攘外必先安内”第三章　加强独裁说明制度脆弱　　抗日救国还是苟且偷安　　“新生活运动”：理想主义与独裁国家的现实　　西安，1936年12月第四章　外寇入侵　　芦沟桥事变　　寻找外部支柱　　30年代的痛苦经验第五章　从珍珠港到开罗　　珍珠港与盟国纠纷　　蒋介石与史迪威　　政权的腐败和人民的悲剧　　蒋介石伉俪：在荣誉与阴谋之中第六章　独木难支大厦倾　　对史迪威宣判　　《中国之命运》　　罗斯福说：“我们不得不依靠蒋介石”　　胜利是否来早了？第七章　崩溃　　马歇尔将军赴华使命　　官富民穷　　远水救不了近火　　最后挣扎第八章　父与子　　蒋经国　　躲在美国背后的安全　　继位尾声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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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礼炮齐鸣，庆祝新中国诞生。参加庆典的人们，对于被推翻的反人民政权的头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仿佛就在不久前，将介石还在自己的官邸声称：“我们要在两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然而，历史却做出另一种安排。“南京10年”（）和尔后的年代都证明：国民党的发展、蒋介石独栽政权的形成及其危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　　尽管这种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人民的历史传统及心理气质，但是在蒋介石的活动中不可能不显示出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的政治独裁者所具有的某些特征。　　在一些革命历史转折关头，滑入反动立场的人物不止一次地篡夺了政权。例如，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恺撒君主政体以不十分引人注目的方式得以复辟并赶走了民主派。正是在这个时侯，拿破仑登上了权力的项峰。此人一向以残暴、虚伪、奸作和搞政治倾轧而著称。“拿破仑主义”这一术语已被收入鼓治词典。列宁曾经写道：“拿破仑主义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所采取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尽笑脸以便统治，实行收买以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和骗子讲交情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下去。”①　　在中国维持了20年之久的那个制度是与蒋介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蒋介石执政后，采用拿破仑的手法建立了自己的独裁统治：为了防止跌倒，他就在各军阀集团、政治集团和工业金融集团之间搞平衡；为了讨好，就卖尽笑脸和实行收买，甚至搞结拜把戏。他与上海黑社会势力和犯罪团伙的句结，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拿破仑最得力的顾问别尔辛伊（此人在拿破仑政变后任内务部长），曾经厚颜无耻地概括了拿破仑独裁统治的招术：“贿赂和恐怖难道不是一些强有力的政府最强大的武器？我们有这种式器，但尚未充分利用，它们已有点儿锈蚀了。使用这种武器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前人只是搞了一点小贿路，我们却要会开大胆地行动：我们要一手拿钞票，一手拿式器，这样，就能够带领我们的国家大踏步地前进。”蒋介石的亲信们也在遵循着这一贿赂恐怖招术。秘密社团纠集一批支持拿破仑的分子，一百年之后，重庆独裁者也采用同样手段网罗同伙。拿破仑和蒋介石都用收买、结义、许诺、蛊惑之类的手段为自己招幕御林军。特务们为独裁者清除了不受欢迎的政敌，在国内外为他们大唱颂歌。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似可证明拿破仑主义的国际性质，只不过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带有中国现实所赋予的某些特征而已。①《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15卷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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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9:48 &&
第一章　通向孙中山营垒之路面朝北　　日，蒋介石（蒋中正）出生在浙江省的溪口镇。这个小镇坐落在层峦叠翠的群山之间，四周的山坡上布满层层稻田。来自南山支脉的溪河流经这里，水流湍急，灌溉着两岸的土地。浙江是中国比较富饶的省份。居民大都从事农业，种植粮食、茶叶和棉花。　　蒋介石的祖父蒋玉表，是蒋氏家族中第一位弃农经商的人。新的职业――这是时代的奉献。溪口虽远离繁华中心，距离宁波港有40公里之遥，但也不能不受到国内动乱的影响。太平天国起义（年）被镇压下去之后，这里是满目疮庚、一片凄凉景象，就连蒋介石的双亲也不得不另寻生计。　　蒋介石9岁时，父亲谢世。抚养孩子的一切负担全落在母亲身上。蒋介石的母亲是他父亲的第三房，虽然她比丈夫小22岁，但在家里已起到“少奶奶”的作用。这与传统习俗并不矛盾。她的孩子和第一房的孩子是平等的。蒋介石于1901年14岁时结婚。按照习俗，他的婚事是由他母亲安排的。1909年蒋经国出世。　　1903年蒋介石16岁，第一次离开家。皇帝面朝南，大臣面朝北，老师面朝南，学生面朝北。这是世代相袭的传统。现在到了蒋介石该面朝北――踏上求学之路的时候了。一开始，他在奉化县城一所学堂学习，从1905年起转到浙东学堂就读。在这里，他了解了有助于维护清朝统治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主要教条。　　中国一向以繁多的祭祀活动而著称于世。这种祭祀活动旨在培养社会成员具有忠君、忠父这样一些绝对服从的品格。几千年来，帝王体制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对万能的超自然力的相信，也影响到平民百姓关于自己与人间统治者关系概念的形成。　　孔夫子的“君子”政治伦理学说论证了国家政权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蒋介石在童年时代就看到了到处都在为孀居的慈禧太后（统治年代年）歌功颂德。儒家学说要求君臣生活都要简朴，看来，所有人都应该遵奉这一道德规范。但是慈禧的太监就有3000，平日一餐要上菜150道，而当时在中国的38800万人口中竟有30700万务农，他们在地主和出卖灵魂的官僚的压迫下倍受熬煎。儒家经典中说，君为天子的化身，在人间执行天意，调节人际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调节”的结果是3260万人，即统治阶级及其爪牙骑在农民（中国社会的主要生产者）脖子上作威作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儒家思想束缚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成为国家官府统治人民的有效手段，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中国的思想家们给后代人留下的遗产，在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理解上大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不是好就是坏，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残暴就是善良，等等。年轻的蒋介石及其同龄人所受到的教育，不是鼓励他们去独立思考，而是让他们在世代相袭的传统轨道内按照“君子”说教去约束官己的行为举止。“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仁义。”［1］蒋介石在每一座家庙里都可以看到写有这样字句的牌子：“要敬奉天、地、君、亲、师！”　　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同宗教密切相关。蒋介石的列祖列宗世世代代崇拜不可征服的自然力。世代相传的这样一种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根：人生中的所有不幸都与那些以凶猛的灾难来袭击凡人的鬼蜮有关。蒋家知道许多防灾避邪的方法：念咏驱魔咒语，供奉佛祖和道长。蒋介石的母亲希望自己儿子的灵魂将会“踏上光明之路”（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成正果”），愿他的一生将为佛祖的圣光所普照。　　命运为蒋介石安排了军人职业。中国社会对军人的蔑视态度一向十分明显（“军人都是一些傻头傻脑的人”）。饱经破坏性战争和掠夺性侵略之苦的老一代人，试图提高军人的威信，教员向学员传授军事知识，热情地宣讲学习军事科学的必要性，首先要求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家孙子的兵法。军人逐渐进入上层社会，从而动摇了拥有大量土地的行政官员（绅士们）的地位。蒋介石第一次阅读《孙子兵法》还是在浙东学堂。1905年即将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在远东打败了沙皇俄国军队，取得了巨大胜利，独吞了战争的实际成果。俄国军队在小国领土上遭到失败后，日本占领了旅顺口、大连以及南满铁路，并在朝鲜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当时在中国军界，人们怀着敬佩的心情，开始谈论日军的职业化和高超的组织水平。如果说19世纪90年代在天津和广东（广州）开设的第一批军校基本上按照德国模式进行教学，那么，在20世纪初，日本的影响已跃居主导地位，在19世纪末，俄国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实现其梦想，而如今他们的梦想己经成为现实。　　日军的威力鼓舞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促使他们去借鉴日本的经验。加之，在日本的学习费用要比在欧洲少得多，去日本的旅费更无法同去欧洲的旅费相比。中国人学习日语，又比学习任何一种欧洲语言要容易。蒋介石和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一心想去日本留学。当时，不少受过启蒙教育的同胞，面对着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成就，都肃然起敬，并把这些成就看作是可以仿效的榜样。母亲为他筹集一笔钱，并为他收拾好行装，于是蒋介石就带着母亲的嘱咐上路了。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年轻的蒋介石，怀着急不可待的兴奋心情，登上了日本的海岸。1905年他所看到的日本是个什么样子呢？！　　日本人完全沉浸在沙文主义情绪中，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新建的纪念堂和庙宇去朝拜，在那里为日本士兵歌功颂德。东乡平八朗海军元帅成了真正武士道精神的化身。和这位元帅的名字相联系的，是日本舰队在1904年2月对旅顺口和仁川的进攻。东乡平八朗还是大尉的时候，就在1894年背信弃义地袭击过中国的舰队。　　蒋介石来到日本，感到很失望：日本军事学院只接收中国政府陆军部推荐的学生。要得到这种推荐只能是一种梦想。可供选择的只有一条路――进入日本中学学习日语。蒋介石常常提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结识陈其美。陈其美是个政治投机者，在上海金融巨头和帮会头目中颇有名气。陈其美比蒋介石大10岁，并且在秘密帮会和经商活动方面富有经验，实际上他对蒋介石影响很大。与陈其美的相识，在这位年轻的浙江人心目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他希望能在生活中顺利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已经不再指望继续学习军事。　　1906年是蒋介石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年，陆军部宣布为保定军校短训班招考学员。年轻的蒋介石很想进入这所军校，看来，有两个情况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汉族，这在满清统治时代会大大限制他职务的晋升，在去日本之前，他剪掉了辫子，这一点会不会得到原谅？！须知，自清朝建立之日起，男人都要剪掉自己的一部分头发，而留下的一部分要编成一条辫子垂在背后。这意味着臣民对当朝的忠顺。满族的口号反映了他们的残暴，其中的一个口号是：“或者要你的头发，或者要你的脑袋！”这种暴政的支持者常常听到这样的回答：“把我们的脑袋拿去吧，但不要动我们的头发。”汉人坚持反对这种习俗很久，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凡是剪掉辫子的人，按照当时的社会规范，就是做出了不忠顺的表示。经过考试，60人被录取，蒋介石也榜上有名。来自浙江省的竞争者就有近千人。在该校指导训练学员的大多数教官都是日本人。1907年冬天开始从学员中选拔去日本留学的预备人员。蒋介石毛遂自荐，他说，他去过这个国家，学过日语。有40人被选中，其中还有张群，此人后来成为蒋介石的朋友。并一直为蒋介石所信赖。　　抵达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进入专门为中国学员建立的一所军校。教学大纲规定学制为三年。1910年12月，该校的毕业生作为军事学院的预备生，奉命到驻扎在北海道的日军中服役。蒋介石同该校16名毕业生一样，被编入第13野战炮兵师第19团。　　年轻的蒋介石兴奋地观察着日本军人如何像无声的机械一样，毫无怨言地执行长官的命令。随时准备为天皇捐躯的狂热的日本士兵，是可以效仿的榜样。蒋介石怀着羡慕的心情，默默地望着那些在节日（特别是陆海军节）里高傲地坐在显赫位置上的将校军官。怀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的日本同龄人，组成阅兵式队形从他们面前通过。日军的威力何在？蒋介石的同龄人当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作了回答：日军的威力就在于有绝对服从的纪律，在于高昂的士气和高超的技术水平。　　执行陈腐的日常勤务条例给士兵们留下的思考时间已经不多了。当时的服役环境是相当艰苦的。天气没有给他们带来喜悦；冰雪连天，寒风刺骨。很早就要起床，用冰冷的水洗脸。炮兵分队的一项日常勤务，就是精心饲养作为拖拉重炮牵引力的马匹。下田中士曾回忆说：“对蒋介石说来，有一件事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当他接到清理马厩的命令时，他的脸上就现出了一种令人难忘的厌恶表情。”　　日军士兵的伙食是很差的。每顿饭只有一张不大的稻面饼，上面放上几片炒葱和一小块咸鱼。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一小块肉。一开始，他感到很饥饿，因此，晚上就到俱乐部去买些质量很差的饼干，弄点中国食品。但是不久他对这种伙食就习惯了。　　当时不允许留学日本的中国军人从事什么社会活动，不准出版什么政治性的材料。违反这种禁令，就会被驱逐出日本。可是年轻人能不受到反映中国人民民族气节日益高涨的政治潮流的影响吗？孙中山创建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相当活跃。根据秘密活动的需要，该组织简称中国同盟会。其机关刊物是《民报》。那个时候孙中山在国内外已经颇有名气。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演说家、出色的组织者，他有资格领导国内的革命运动。　　年轻的蒋介石对于同盟会的活动不可能袖手旁观。他在自己的密友和师长陈其美的帮助下，找到了加入该组织的途径。在同盟会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和其他预备会员宣誓忠于革命义务。他庄严地宣读了誓词：“我宣誓要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而斗争！”虽然同盟会没有公开提出反帝口号，但是在它的会议上还是谈到了开展反对外国列强斗争的必要性。年轻的蒋介石逐渐积累了从事秘密政治斗争的经验。　　聚集在同盟会中的反清战士，其成分十分庞杂，他们大都来自华南和华中，代表着怀有各种不同目的的形形色色的集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原则又加上一条有时被解释为社会主义的“民生主义”原则。　　曾经和孙中山合作过的章炳麟，不赞同这位中国革命领导人所推崇的民主主义原则，他欣赏“民族主义”原则和建立个人独裁思想。章炳麟为这一原则注入了反清的内容，而把同汉族封建主作斗争的问题及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思想丢在一边。实际上，章炳麟是在鼓吹大汉族沙文主义思想。　　1911年春天，蒋介石回国休假，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一直风波迭起，动荡不安，而居住在该城豪华住宅区里的欧洲人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19-20世纪欧洲人出版的世界手册，都提到曾用火炮来镇压“中国贱民”的“志愿军”。　　尽管上海有工学院、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夏天里还有管乐队演奏，但是典型的殖民主义思维还在左右着这些外国主人的行为。　　在上海，不论是商业性的还是政治性的地下活动都非常盛行。1908年，陈其美在这里建立一个援助江苏和浙江革命的秘密团体。　　＿当时的局势极为动荡不安。在反对清朝的队伍中，叛徒和内奸的活动十分猖獗，蒋介石的师长陈其美几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他侥幸得以脱身，但是他的朋友们却遭逮捕。蒋介石不愧为陈其美的学生，他平安返回日本，但是他们离别的时间并不长。不久，陈其美就获悉中国的中心城市武汉爆发起义，于是他立即给自己这位留日学生发去电报。蒋介石那时候已经25岁。后来，蒋介石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总是掩饰不住自己走向仕途第一步的喜悦心情：“我感到，我们军人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所以我立即返回中国参加革命。这的确是我的革命生涯的开始。当时我尽力去完成在少年时代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为了接受军事教育，我在青年时代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障碍。在回忆往事时，我相信，这给了我极大的欢乐。”［2］　　摆脱第13师是相当困难的。他不得不耍点花招――请假48小时，这要比获准离开该国容易些。蒋介石和他的同学们（其中包括他的亲密战友张群和陈星枢）抵达东京后，在当地同盟会支部换上便服，于10月30日回到了上海。　　长冈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相当平淡地描写了蒋介石及其战友们离开日本的情况。据他说，1911年10月的一个晚上，在离日本西北海岸不远的高田镇，当地驻军的军官为中国同行们饯行。鉴于中国爆发了反清革命，这些人改变了自己的学习计划，决定回国。蒋介石感谢日本军官为他们饯行。这位日本将军还回忆说：“因为蒋喝了酒，他的面孔显得绯红。当时又有谁会想到，这位学员日后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主席呢？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成为一个历史人物。”［3］　　陈其美当时正埋头准备上海和杭州的起义。在这个混乱的年代，蒋介石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杭州组织武装起义。杭州城驻军补充了新的部队，军火库也加强了警戒。蒋介石带领一批新兵来到杭州。有近百名先锋敢死队员同意编入突击队。起义者使用的基本上都是传统武器，其中包括竹制标枪。这一次他们胜利了。浙江省巡抚被俘。　　上海的革命几乎没有流血。蒋介石的保护人和师长――革命同盟会主席陈其美被任命为沪军都督。正是在上海，蒋声石当上了团长。上海商人为军队训练提供了捐款。蒋介石干了几个月之后，就把团长的职务交给了自己的朋友张群，而自己又前往日本。这一次他决定准备去德国学习军事。蒋介石开始学习德语，从事出版活动。他在《军声》杂志上著文论述国际政治、中国军事和边界等问题。这位刚刚开始从事写作的新作者在谈论着未来的“世界共和国”。他认为，在这种共和国里，一切种族都会过着和谐而富裕的生活；战争当然会成为历史，只有警察维持秩序，军队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然而现在他却在思考中国军队问题。他要求把军队的人数增加到600万人，把军费开支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陆军上。蒋介石强调指出，军权应该集中在政府手里。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最终同中国革命同盟分道扬镳的章炳麟的观点遥相呼应的，章炳麟代表了那些参加革命的右翼企业主和商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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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浪潮中　　按照中国旧历，1911年称为“辛亥年”。这一年也是辛亥革命年。革命浪潮席卷全国。在10-11月间，江西、山西、云南、安徽、广州、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先后脱离清政府。起义烈火蔓延到整个华南和华中大地，蔓延到陕西、山西、山东等北方三省。　　蒋介石不想对时局发展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利用亲戚关系，当然也依靠陈其美，拼凑了一个旅，收罗了各种社会阶层的人，其中包括上海的地痞恶棍，地下组织青帮的成员。由于有了自己的武装，蒋介石就赢得了梦寐以求的权利：现在他在军事显贵中间已占有合法位置。这位新将军的保护人――陈其美也毫不示弱地采取了坚决的行动。　　革命前景还十分渺茫，但沪军都督陈其美却试图抑制城市贫民的革命热情，因为他知道，上海江南制造局的200多名职工已经成立机械工人工会，并在为摆脱“资本主义剥削”而斗争。工会代表提醒人们说：机械工人为革命输送武器，但功劳却被制造局官员窃为己有。他们说，这正如士兵为取得胜利而英勇作战，胜利的荣誉却为军官所享用一样。陈其美决定制止提出过高要求的罢工。他在都督的一项命令中说：“因为制造局是个很重要的基地，所以那里应禁止自由结社和自由言论……所有在制造局工作的职员和机械工人，应该被视同军人一样，他们的地位根本不同于普通工人……　　因此，我责成制造局局长，规劝工人们立即解散工会。”陈其美还参与组织讨伐队，以镇压胆敢造反的农民。　　为宣布这所城市（在那里中国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拥有强大的势力）为革命首都，这位沪军都督花费了不少气力。局势对于这样一种意图是有利的：清朝政府军向武汉发起攻势，致使起义的各省无法在那里召开代表会议。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解决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问题。最后，武昌政府被确认为中央政府，而与革命毫无关系的黎元洪旅长，竟成了政府首脑。　　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他是以推翻中国现存制度为目标的第一批革命组织的缔造者，是位天才的革命思想宣传家，他的威望在矛盾重重的革命营垒中起着稳定的作用。　　12月29日，宣布起义的诸省代表会议任命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议会的春天没有持续多久。数千名新人加入了革命的同盟会，其中不乏与孙中山所宣布的目标和他所要实现的民主措施格格不入的人物。在北方，军阀袁世凯的亲密助手唐绍仪（此人受过美国教育）也加入了同盟会。在那些充满自由主义情绪的社会精英的逼迫下，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不顾孙中山及其支持者的反对，将北京定为首都。华北成了封建反动势力的堡垒。袁世凯到处安插自己的代理人，任命唐绍仪为政府总理。　　蒋介石放弃了去德国的念头，他响应陈其美的号召，重新回到上海。革命军队与袁世凯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迫在眉睫。　　1912年8月，革命的同盟会与四个小团体合并，成立了国民党。在筹备和成立新党过程中陈其美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他担任了总务部首脑职务。受他庇护的人――新党最年轻的党员――蒋介石，当时才26岁。　　新党的建立不可能不加强孙中山支持者的地位。孙中山本人却热衷于国家的现代化计划，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制订铁路建设规划上。而在这个时候，聚集在袁世凯周围的反动派，正在策划反革命阴谋。又出现一批新的英雄和新的牺牲品。日，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一个受雇用的刺客杀害。在刺客的背后就有独裁者袁世凯的阴险身影。　　孙中山号召同独裁者进行武装斗争。党的许多领导人，其中包括陈其美和黄兴，试图公开或在暗中贬低这一号召。1913年7月，讨袁革命波及到许多省份之后，陈其美及其战友（其中包括蒋介石）才支持反对袁世凯的斗争。蒋介石决定显示一下自己作为军事专家的才能：他提出一个攻占上海江南制造局的计划。他的这一思想受到了重视。江南制造局是个巨大的军事技术联合企业，位于黄浦江岸，包括军舰制造厂、枪炮制造厂和炮弹铸造厂，还有火药厂和子弹制造厂，也属该局。　　7月22日，陈其美下令开始进攻，但是攻势受挫。7月28日企图再次发动新的攻击，但制造局的保卫者防守坚固，位于长江之中的舰艇又以火炮支援，进攻再次受挫。战斗一直继续到29日晚上，对制造局的围攻仍未奏效。围攻队伍只好向上.海以北撤退20公里。蒋介石的计划宣告失败。　　陈其美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对这次行动作了这样的评价：“在1911年，革命者的自我牺牲精神居主导地位，这种精神激励手无寸铁的革命者（总共才不过几百人）在武汉打起革命的旗帜，并且引起了全国对这些事件的关注。到1913年，虽然革命者控制了几个省和10多万军队，但是他们还是失败了。究其原因，就在于革命者已经不具备1911年的那种精神。”［4］　　1913年夏天起义的失败当然具有更深刻的根源。当少数革命者在武汉勇敢地向清王朝挑战的时候，群众都受到了鼓舞。现在的问题显然不在于革命者丢掉了“那种精神”。这一次人们不再跟着头头们走了，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那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了。那些拜倒在军阀和独裁者袁世凯脚下并以玩弄革命辞藻而著称的政客已背叛了革命，中国人民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都感到非常失望。　　孙中山在探索发动新的反袁起义的可能性，试图寻找组织武装斗争的最佳途径。陈其美和蒋介石一起前往满洲。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大连，这两位孙中山的使者同当地国民党人士讨论了在东北组织反袁起义的可能性问题。可是在中国的这个地区不存在为开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根据地。袁世凯己经和日本串通一气，日本资本家打算在东北建设两条铁路。日，陈其美和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秘密通知：政治形势已发生变化，因此，应该停止起义的准备工作。于是他们二人空手而归。　　不久，蒋介石被派往上海，组织新的反袁起义。在上海取得的成绩是与孙中山的同志们在军队中相对巩固的地位相联系的。但是这一次蒋介石却没有成功。当局偶然发现了国民党战斗队员的行踪。蒋介石手下的几个人被捕并遭枪杀。可是这次行动的组织者本人却奇迹般地逃脱了。　　1915年秋天，陈其美在上海准备一次新的起义。早在日，他就宣布该城“独立”。　　1915年10月，准备重新攻占上海江南制造局。蒋介石的脑子里又酝酿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不仅要从陆上，而且要从江上发动进攻。准备夺取军舰。看来，事态是严格按照计划发展的。进攻者夺取了“肇和舰”，并且用该舰的火炮向江南制造局发射了30-40发炮弹。可是其他几艘军舰并没有支援革命者。蒋介石也在陈其美所指挥的进攻者行列里。兵力对比当然是悬殊的。蒋介石的计划又一次失败了。20名突击队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00人受重伤。陈其美的战友们还是不想就此罢休：他们在自己的指挥部里又开始策划新的突袭行动。他们天真地认为，人民群众会像武昌起义时那样，跟着他们走。但是法国租界的警察包围了他们的秘密联络点。抵抗是无益的。许多战斗队员落人陷阱。陈其美、蒋介石及其他几个人幸免于难。　　在上海，陈其美具有可靠的支柱，即青帮的暴徒。各种秘密社团，在中国大概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最著名的有“黄巾”、“赤眉”、“铜马”、“红枪会”、“白莲会”、“小刀会”、“普济会”、“三合会”、“哥老会”等。这种社团的首领大都披着宗教外衣和民族主义外衣进行秘密活动。如手持红缨枪，同封建主和各霸一方的军阀进行斗争的农民，均属“红枪会”。在中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组织在活动。还有什么人它们不能联合呢？参加这些团体的不仅有小私有者，而且还有破了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浪者、强盗、妓女。　　这种团体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对首领的盲目忠诚，暴力观念和宗教偏见同对一切外国人的仇恨在这里结合在一起了。秘密团体给自己规定了各种不同的目标：一些团体堕落成为暴徒团伙，倒卖鸦片，从事走私和抢劫活动，经营赌窟和妓院，另一些团体则用解放思想和在“普天之下”建设普遍福利社会的愿望来武装自己。　　在一些地区，妇女建立了反对强迫婚姻的秘密组织。20年代这种组织曾经活动在广东一带。其成员给自己提出的高尚目标是帮助姑娘摆脱强迫婚姻。贫穷常常是缔结这种婚姻的主要原因，所以该组织就帮助姑娘找工作，使她们获取固定工资。该组织的战斗队常常袭击举行婚礼的村镇，把新娘从强迫婚姻中解救出来。　　陈其美的支柱――青帮原是从红帮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团体。而红帮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血战中得以巩固的，它提出的目标是推翻清政权，恢复明朝。青帮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中心，并且控制了长江以南的地区。　　陈其美的战友轻而易举地说服了他：只要杀死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上海城就会转到革命者手中。郑是袁世凯在上海的代理人，此人特别残暴，对革命者犯下了不少罪行。　　迄今蒋介石已不止一次参加过谋杀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恐怖活动。1912年初，陈其美策划了刺杀陶成章的行动，陶成章是光复会（与其他团体一起组成了同盟会）的领袖之一。年轻的蒋介石当时被称为陈其美意志的执行者。　　而现在（即在1915年10月），当革命者决定铲除袁世凯的走狗郑汝成的时候，陈其美又要求蒋介石予以协助。　　这次行动从制定暗余计划开始：11月10日日本总领事馆要举行招待会，庆祝天皇加冕。郑汝成必定出席。看来，郑汝成预先得知有人要行刺，他未像往常那样乘坐汽车，而是到江边乘船，然后再改乘汽车前往外国租界，其实，郑汝成只是把自己的死亡时间稍稍推迟了一点。在桥上等待他的汽车的是王小凡（吉林市人）和王明山（山东人）。当汽车离开码头上桥时，司机不得不减速，这时候炸弹向汽车飞来，第一颗没有击中！第二颗炸死了司机。一个恐怖分子扔炸弹，一个向镇守使射击。两个袭击者甚至都不想逃跑，而是主动向警察投诚。审讯时，他们泰然自若地声明说，是他们杀死了郑汝成，因为他是企图扼杀革命和想当皇帝的袁世凯的代理人。蒋介石在日本学习军事期间获得的经验在组织这种行动时派上了用场。蒋介石也想在自己的部属身上看到日军敢死队员那种准备自我牺牲和相信最高命令的品格。　　陈其美没有忘记自己所庇护的人。日云南爆发起义。起义领导者宣布云南独立。1916年1月，在国民党的倡议下，广东开展了讨伐袁世凯的运动。反政府的部队改名为革命军。国民党人准备在南方发动进攻战役。　　日，陈其美命令蒋介石攻占位于长江南岸上的江阴炮台（在南京和上海之间）。该炮台对于上海来说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在蒋介石指挥下，部队连续五天强行攻夺，均未奏效。由于进攻失败国民党人纷纷逃散，蒋介石也躲进上海迷宫。　　从1912年至1921年，蒋介石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渡过的。　　在这里，蒋介石同后来成为国民掌著名思想家的戴季陶交往甚密。蒋介石和自己的朋友陈其美及戴季陶一起，同上海最有影响的企业家张人杰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位大财主当年曾从财政上支援过孙中山。张人杰靠经营丝绸和古玩发了大财。他的经营活动扩展到巴黎。张人杰向孙中山的战友提供经济方面的援助，多半是着眼于自己工商业家族的利益。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的蒋介石引起了张人杰的兴趣，而蒋介石也为上海交易所的活动所吸引。　　在日本受过军事训练的蒋介石，又得以经历上海交易所这种经纪人学校并把自己的命运同当地的恐怖组织联系起来。这位年轻军官高度评价了自己同在上海的一些同乡人的交往，因为这些人在这里发了财并在当时的秘密团体、工商界、地下交易所中占据显赫位置。中国的秘密团体在这里与外国商人和警察串通一气。蒋介石因而得到了一个了解上海地下世界活动的极好机会，并且开始信仰地下交易的大亨们。他的新朋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们都是绑架人质、暗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和纠缠不休的新闻记者的行家里手，而警察对他们的活动却不闻不问。　　1916年在蒋介石的生涯中发生一起重大而又十分不幸的事件：蒋介石的师长陈其美被杀。陈是国民党领导人之一，他善于把自己的革命家职责同上海地下恐怖组织保护者的角色灵活地结合起来，善于利用恐怖活动去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独裁者袁世凯决心除掉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袁世凯的特务们利用叛徒告密，设下圈套，把陈其美引诱到从前革命者可以秘密接头的法租界。日，陈其美遇害，时年40岁。　　蒋介石在为他送葬的仪式上发誓说：“你那两位白发苍苍的父母还健在，你的孩子还年幼……我一定照顾你的老人，抚养你的孩子并在自己的心里，永远记住你。”接下去他说的话，使当时站在那里默哀的战友们感到十分震惊：“规在我到哪里去寻找像你那样十分了解我和非常疼爱我的人哪？！”　　至于谈到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立夫和陈果夫，蒋介石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多年来他一直把他们视为自己最亲密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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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叛变　　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开始在孙中山身边工作，1916年蒋介石奉命前往山东参加反袁起义。孙中山决定在日本招募敢死队并将其派往山东。旅日华侨响应同胞的号召，志愿参加敢死队。派蒋介石去山东未必是偶然的。看来，是考虑到他在日本长期的军事实践。正是在这里，即在青岛，日本人对子反袁运动不加干涉，甚至有时还加以鼓励。武器可以从日本运到这里。这支由居正［5］领导的忠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军，在这里展开了积极活动。日，仅有一千人的这支队伍，攻占了维县――青岛――济南铁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并且开始准备进攻济南。　　反对袁世凯独裁的起义，在离北京极其遥远的一个南方省份――云南爆发了，并且已经向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广东、广西、贵州、四川、湖南、福建）发展。地方军阀都竭力要把反袁运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残暴的独裁者袁世凯面对社会各阶层的抗议运动，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表现得畏首畏尾。　　日他死于心脏病。独裁者的死亡，未能使中国社会摆脱残酷的战乱，未能制止军阀混战和长期流血。各地军阀都想凭借自己的军队，去北京掌权。在中国，实际上就连蒋介石于1928年宣布的那种形式上的统一也不存在。袁世凯死后，在国内要求执政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业已控制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孙中山的政治集团。各派系军阀当中比较突出的有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或称安福系军阀，后者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其政治俱乐部设在北京的安福胡同。成为北京政府首脑的段祺瑞，联合了安福系的将领们。北洋军阀官僚集团，早在清朝晚期，就已占据显要职位。这位新独裁者候选人在日本找到了靠山。日本认为已故的袁世凯过于亲美。东北各省都在张作霖（奉系）的控制之下。陆荣廷的桂系军阀集团和唐继尧的滇系军阀集团，从南方威胁着自己的这位邻居――段祺瑞。　　1917年7月，孙中山前往广州。蒋介石留在上海，制订进军福州和浙江的作战计划。9月这一计划己放在孙中山的写字台上。蒋介石受聘担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职务。当时该军正在福建南部作战。这支军队被认为是唯一一支忠于孙中山的军队。蒋介石担任新职的时间相当短暂：日，粤军司令委托蒋介石去指挥该军的一个支队。不久，他就直接参与了作战。可能，他与北方人在永泰一战的失败是对他的自尊心的一次沉重的打击。蒋介石的才能和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起什么作用。粤军与当时的正规军有很大差距。迫切需要改组军队。　　中国南方仍然是革命斗争的主要舞台：长江以南的地区要比北方发达。共和思想在这里找到了更有利于自己发展的社会经济土壤。但是南方军阀在政治生活中仍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当时在广州居住的大都是穷苦人，他们在技术落后的工厂里做工。到处可以看到简陋的店铺和从事小手工劳动的作坊。这里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来是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垄断着农产品的交易。把持着钱庄的高利贷者在奴役着当地的居民，倒卖外汇，通过兑换各种银行券大发不义之财。于1920年占据广州的军阀陈炯明，曾许诺要把广东变成全中国的一个模范省。　　在社会政治形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广州军政府于1917年7月成立。孙中山就任政府首脑，并提出恢复约法的崇高目标。聚集在孙中山身边的不仅有忠于他和他的思想的人们，而且还有一大批军阀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官僚。　　迫于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孙中山不得不与南方军阀合作，共同创建直接隶属于军政府的军队。而粤军就成了政府的基础。　　每一个省的督军都拥有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全靠从农民身上榨取血汗来供养，全靠那些为了寻找一点食物和栖身之地而在全国四处游荡的流氓来补充。破产农民、贫民结成、盗匪团伙。城市笼罩在抢劫的恐怖之中，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成为司空见惯的常事。　　粤军也是靠那些用以补充督军军队的“后备人员”来补充的，因此它根本不能成为真正革命军队的骨干力量。粤军司令就是军阀陈炯明。蒋介石对陈炯明的评价，不仅表明他个人对此人的厌恶，而且表明他把陈炯明看作是自己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军阀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同乡观念，是决定蒋介石和粤军司令陈炯明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粤军官兵的绝大部分是广东人。陈炯明部队进入广州时，就提出了“广东是广东人的”口号。一个人工作如何，对于升迁毫无意义。即使蒋介石很有才干，不分昼夜地为陈炯明卖命，诚如他的同乡们所说的那样，“为将军效犬马之劳”，那也没有用。蒋介石抱怨说，为提高军队战斗力而要进行某种改革实在是太难了，他的任何建议都不被采纳。蒋介石在粤军任职时间并不长。　　桂系军阀战胜了国民党的支持者。1918年春，孙中山被迫放弃政权，出走上海。这个时候中国人已经听到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感受到了它的气息。来自北方的新移民――俄国白匪带来了各种信息。这些被俄国革命风暴驱逐的逃亡者，穿越西伯利亚，来到海参崴和哈尔滨，而后又进入上海。　　上海与中国古老城市不同，它和广州、天津一样，在20世纪初已经显露出一些新的特征。工业增长速度虽然缓慢，但这里的工人阶级队伍还是扩大了，社会分化在加剧，民族资本得到加强。工人阶级融汇在苦力、失业者、乞丐等流氓群众之中。勉强可以糊口度日的小私有者（家庭手工业者、行会手工业者、副工长、小商贩、简陋作坊老板、小官吏）代表了各种市民阶层。正是这些群体成为孕育未来反对洋人运动的社会土壤。俄国革命的爆发，促进了这种运动的兴起。共同的外部敌人的存在，促使了大部分社会精英与“下层人”的暂时联合，这种趋势有助于实现后来的统一战线思想。　　西方一些著作家认为，中国新一代革命者，是在日本的残酷政策（担括日本人占领山东）和巴黎和约中的侮辱性条款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　　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有关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最初外交步骤的消息，不能不对中国社会中民主力量的形成产生影响。一种新的相当强大的、推动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及中国文学经典作家鲁迅，都在为捍卫民主思想和民族独立而大声疾呼。　　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及其聚集在中华革命党内的战友，都试图诉诸实力同军阀作斗争，于是他们就在南方军阀中寻找强大的同盟者。　　蒋介石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并不特别感兴趣，在这一方面，他与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就是他的消极性，而孙中山却密切注视着革命事件，并在努力思考国际政治事件的意义。如果在那些善于投机钻营的商人和那些造反的知识分子中间作出选择的话，蒋介石则更愿意在前者中间寻找朋友。蒋介石与被称之为“浙江财团”的最大金融资产阶级集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蒋介石既参与交易所事务，又兼任军事学院教官。他的收入不算太高，但也足够他个人娱乐和家庭的开销。上海向这位挥金如土的年轻人提供了许多娱乐机会。他的儿子蒋纬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后来人们议论说，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养子，是他的一个朋友和日本茶馆一个姑娘爱情关系的结晶。他的这个朋友就是戴季陶。蒋介石及其朋友的这种放荡生活，对于上海人来说，是不足为怪的。　　当时粤军司令陈炯明要蒋介石到他那里去工作。蒋介石和陈炯明的关系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蒋介石有点怕这位司令，并试图使他大发慈悲，更何况孙中山要求自己的“兄弟”（孙中山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这样称呼）同这位广东将军和睦相处。蒋介石在写给陈炯明的信中作了自我批评。他写道：“我脾气不好。而且我平常缺乏修养……我知道我是个很可笑的人……我的不幸就在于我喜欢走极端。”蒋介石请求陈炯明原谅：如果他有什么出格的地方，那只能归咎于他那令人讨厌的脾气。蒋介石向自己的上海庇护人张人杰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为患病他不能到粤军中去工作。当这位病人受到母亲照顾的时候，粤军正在作战。　　1919年4月底，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在鼓励日本侵占德国在山东的租界。这种做法使中国人感到十分震惊和气愤，而在被激怒了的中国人中间发挥着显著作用的，却是那些参与爱国运动和自由宪章运动的绅士们。　　大约有5千名大中学校的学生，于5月4日前往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示威游行。“收回山东主权！”“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反映中国青年民族意识的增强。为了向西方外交官表示抗议，群情激愤的游行队伍向使馆区挺进。接着而来的是军警驱赶和逮捕游行者。一场被称之为“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行动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罢工浪潮席卷了工业城市。工人、商人、小业主开始罢工、罢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高涨的群众性反帝斗争同国家的解放结合起来，既要摆脱外国压迫，又要推翻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军阀统治和军阀混战使中国人民蒙受很大损失。孙中山愤怒地揭露过封建军阀上层统治集团，发表过洋溢着现代解放思想的讲话。1919年10月s日，他在对上海青年联盟成员讲话时说：“……官僚和军阀统治国家已经8年，革命就是要反对他们，此外，革命还要向那些成为军阀手中工具的政客们复仇。”　　孙中山揭露了中国官僚军阀上层集团所沾染的看来无法治愈的贪污腐化弊病。中国革命的这位思想家指着新建成的欧洲式的豪华独院住宅说：“这些住宅是我们的军阀们建造的。他们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他们横行霸道，抢劫民财，靠吸鸦片和打牌来消磨时光，他们无恶不作，吮吸民脂民膏，并且在这里建造欧洲式的别墅，养姘妇，打麻将，喝洋酒，吃美食，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却在忍饥挨俄，缺衣少穿。这就是中国将要灭亡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只要不消灭军阀就达不到任何目的的原因所在。”［6］　　蒋介石在密切关注着孙中山的行动。如孙中山在日的讲话中提出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建议，还决定在这里召开1913年选出的旧国会议员会议（旧国会后来被袁世凯解散），并吸收他们参加中华民国政府工作。　　蒋介石提醒孙中山要慎重行事。他在日写给孙中山的信中指出：选举孙中山担任总统的时机还不成熟，广西的敌人还占有优势，西南地区尚未解放，国会还没有合适的落脚之地，而且也不足法定人数。蒋介石在信的结尾写道，“在征服广西叛匪之后，我们才能从东北面向前推进，去进攻我们敌人的首府……统一中国也就不再是那么困难的任务了。”蒋介石再次提醒说：不可信任陈炯明（孙中山曾任命他为广东省督军）。　　日，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的指示，要他立即前往广州参加西征，可是他需要赶回家乡看望母亲：5月14日他的母亲在溪口病逝，享年58岁。　　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由陈炯明担任。广东省成为第一个苹命根据地。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阵地才得到巩固。　　1921年7月几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合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在1920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国民党就迈出了同工人阶级接近的第一步，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和达林。孙中山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г?B?齐契林建立了通信联系。1921年初，在广州出现了俄罗斯通信社代表。日孙中山在写给齐契林的信中说：“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想把中华民国的基础深深地印在年轻一代――明天劳动者的心里，就像莫斯科所做的那样。”［7］　　加强同中国革命运动联系的思想，很早以前就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的1916年，列宁在伯尔尼一位俄侨的家里召开的一次布尔什维克小型会议上就阐述了在当时看来绝对不现实的一个思想：俄国无产阶级将和中国千百万民众一起战斗！在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被干涉者压得喘不过气，而通向中国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洛伐克人、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察克切断的时候，列宁就询问过，是否可以在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旅俄中国工人中间找到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士。［8］如果说莫斯科把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广州）看作是已经觉醒、奋起反对外国奴役的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团结的象征，那么，西方却表现出另一种态度。孙中山想得到美国支持及其实业界贷款的愿望终于成了泡影。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似乎完全置身于新的潮流之中。　　日孙中山又致电蒋介石，要求他立即去广州。但是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前往，只是在西征战役结束后，他才于9月应召来到广州。1921年8月广西行政中心桂林被攻克。　　孙中山企图在民族主义旗帜下统一全国，汉族高贵的思想在他的理想中显得特别突出。他写道：“现在应该发扬汉人的荣誉和尊严，就让和我们一起建设国家的那些民族熔汇在同一个熔炉里，汇流到汉族之中吧！他们将在亚洲的东方建立起中华民族的统一国家……以便让它的强大震撼着全世界。”［9］　　军阀陈炯明在很大程度上坚持联邦制观点。对他来说，广东就是他的堡垒，类似于其他军阀的世袭领地。一心关注国家统一的孙中山，准备进行北伐并要求陈炯明全面协助地实现这一计划。陈炯明表面上表示同意，可是他背地里却在施展阴谋诡计，寻找同盟者，加强自己在广州的地位。　　报纸上刊登了陈炯明讨好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报道。吴佩孚公开表明他对陈炯明的好感和对孙中山及其追随者的敌意。为了弄清情况，孙中山派特使邓铿去见陈炯明。日，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蒋介石和邓铿十分友好，邓铿的突然被害，诱发了蒋介石以前在陈炯明司令部里所感受到的委屈和耻辱。蒋介石力主从桂林秘密增调部队到广东。这一计划已付诸实施。　　当这些部队于4月抵达广州时，陈炯明致电孙中山，要求免去他在政府中所担任的职务。孙中山命令他留任陆军部长。但是陈炯明宁肯躲到惠州去，也不愿意同自己过去的同盟者谈判。蒋介石表示，孙中山所属部队已做好进攻惠州的准备。日蒋介石写信给陈炯明，建议他重新和孙中山联合，参加北伐，但没有得到答复。　　驻扎在广东北部的孙中山部队，开始转入进攻。但是北伐尚未开始，就遇到了挫折。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与孙中山的同盟者奉系军阀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在忠于孙中山的部队留驻江西的时候，为吴佩孚的胜利所鼓舞的陈炯明就采取了坚决行动。他声明：孙中山应该辞职。广东商人在暗中支持陈炯明。孙中山的口号还没有实现之前，商人还是支持孙中山的。可是后来孙中山采取果断措施，即向富人征收越来越多的捐税，并常常以国家名义征用他们的财产时，商人们就转而支持陈炯明了。　　6月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住在总统府（观音山）。他只有一支200-300人的卫队是可靠的。孙中山和以前一样，仍寄希望于美国的援助，并与驻在广州的美国人保持接触。　　但是这种打算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美国更喜欢吴佩孚。　　日，陈炯明命令第2师进攻总统府。陈炯明向其部下悬赏20万元取孙中山的头，并允许他们自由抢劫三日。孙中山在事件发生前几小时得到情报，只好听从朋友劝告逃走。他穿过危险的街道，前往海军司令部。这时候在总统府（那里存放他的书籍和手稿）上空已经喷出明亮的火舌。他的副官马湘忠实地完成了孙中山的委托：救出了孙夫人――宋庆龄。舰队司令请一批流亡者登上了沿黄浦江航行的永丰号巡洋舰。　　同叛逆的武装斗争持续了50天。蒋介石于8月初加入这批流亡者行列。他和孙中山一起，在永丰号舰上渡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总是向自己身边人灌输忠诚、负责任思想的孙中山，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所提拔的陈炯明怎么会这样卑鄙无耻？！要知道，即使是他的敌人一般也不敢这样做。孙中山对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说：“我的最好的朋友陈炯明原来是个叛徒，他被吴佩孚收买了，被香港的英国人收买了。”［10］　　8月6日已经清楚：忠于孙中山的部队遭到了失败。叛军占领了南雄（位于广东和江西交界处）。8月9日孙中山及其身边人员（其中包括蒋介石）乘坐英国护航舰经上海前往香港。蒋介石没有别的出路。从表面上看来，蒋介石与孙中山共患难是出于对革命领袖的忠诚。然而，事实上，一切都很简单。既没有军队又早与陈炯明不合的蒋介石，现在很疲惫和胆怯，面对危险局面已显得无能为力，因而决定逃走。蒋介石所采取的这种不得已的步骤，倒成为他与孙中山亲近的一个原因。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写道：“吾兄，你还记得我们在军舰上的那些日子吧？在那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只能睡觉和进食，期待着好消息……不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论你经受什么样的考验，只要我还在进行斗争，你就会留在军中。”［11］　　孙中山现在准备依靠蒋介石向广州发动新的进攻，暂时躲在法租界，蒋介石奉他之命前往福建，同安福派的将领们洽谈，他寄希望他们能回到广州来。他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进行投机（孙中山的名字对于稍微懂得一点政治的人来说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蒋介石在福建逗留期间感到十分沮丧。他担心把时间白白消磨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蒋介石在绝望中承认：“如果经过10天，我还一无所获，那我就要放弃斗争。”当时孙中山认为自己必须给予这位年轻的革命者以保护和鼓励，如果需要，还要责备他几句。孙中山写道：“我刚刚看过你的信。你在信中断定，如果在10天内没有进展，那一般就不会有任何效果……”　　“……这叫什么话！即使我们不能取得进展，敌人每天也都在失去自己的根基。例如，敌军官兵已开始觉醒；广东人民越来越僧恨敌人……”［12］　　孙中山知道蒋介石寄希望于广西，所以他在信中提到，他自己以前也曾抱有这种幻想，并说，在人民中间不断增长的情绪有利于同中共合作。孙中山教导蒋介石说：“需要坚忍耐烦，劳怨不避，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好的结果。但是绝不能这样做：如果经过10天还没有成效，就不想再继续工作了。这样，我们所希望的目标就不能达到。”［13］　　革命发展进程中的某些失败并没有动摇孙中山的威信。孙中山与集结在两个方向上的一支北伐军保持着联系。这支部队已经医治好8月失败的创伤。领导过北伐的许崇智和李福林，于10月12日攻占了福建的中心城市――福州。　　陈炯明的叛变极大地削弱了孙中山政府的军事力量。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在陈炯明叛变期间，弹药厂被炸毁，所以，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炸药。英国人依靠自己在中国南部的堡垒，阻止向孙中山运送军用物资。孙中山在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活动中，仍然像以前一样，首先依靠军事行动。因此，他很器重身边那些受过某种专门军事训练的人物。蒋介石就属此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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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装谦恭　　福州被攻占后，孙中山任命国民党左翼领导人之一的许崇智为总司令，任命蒋介石为参谋长。　　1923年1月陈炯明将军被迫离开广州：面对孙中山军队和滇桂军队的统一战线，他支持不住了。2月21日孙中山又回到广州。　　正当孙中山的支持者为捍卫国民党在南方的阵地而同军阀进行严酷斗争的时候，北京政府代表参加了主要资本主义列强举行的华盛顿会议（），尽管他们无法指望在这种大合唱中享有平等的地位。　　日发表了关于对华原则和政策的《九国公约》。在公约上签字的有美国、比利时、英国、中国、意大利、日本、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看来，《九国公约》的制定者善于按照传统殖民主义的逻辑去思考间题，在玩弄语言平衡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他们的这个精心炮制的《公约》上还有什么许诺没有写上呢！他们签署的这个《公约》，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尊重中国的领土和行政权不受侵犯”。然而在静静的帷幕背后起作用的却是不平等条款。根据新约第三款规定，中国无权限制外国人及其私人机构、商业机构、工业机构和金融机构的活动，无权阻止他们在中国领土上攫取财富。　　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动（旨在国际条约掩饰下，推行殖民主义者提出的“分而治之”原则）在中国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继“五四”运动之后，抵制洋货和罢工的风潮持续了10年之久，这场运动的矛头是指向英日等国租界的。　　实际生活本身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必须发展孙中山政府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合作。某些纯客观因素促进了这种合作。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要在流血搏斗中战胜军阀是不可能的。孙中山要求苏维埃国家提供帮助。1923年3月俄共（布）领导和苏维埃政府决定向孙中山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　　日，年轻的蒋介石将军，率领代表团动身前往莫斯科。　　摆在蒋介石面前的是一项很具体的任务：讨论军事政治问题，达成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的协议。　　孙中山的这位使者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他在苏联逗留近三个月。尽管孙中山在临别赠言中曾经要求蒋介石了解俄共（布）在群众中做政治工作的经验和征求该党对国民党在华南组织政治工作的意见，但是在访问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期间，蒋介石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争取军事援助的问题上了。接见中国代表团的有加里宁、齐契林、俄共（布）中央书记鲁祖塔克、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总司令C.C.加米涅夫、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　　这位代表团团长对鲁祖塔克说：“我们几个人是被派到莫斯科来的国民党代表，到这里来主要是想通过俄共（布）中央了解俄国共产党，并征求她对我们在华南工作的意见，相互通报情况。”［14］　　当时，苏维埃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激烈辩论。一些著名的党务活动家（特别是托洛茨基）认为，俄国革命应该成为点燃世界革命烈火的星星之火，自然，中国也会被卷入世界革命烈火之中。他们预言，这场革命烈火必然会促进苏维埃俄国社会经济任务的解决。　　鲁祖塔克用了两个小时，向蒋介石讲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创建时的条件，回顾了俄国发生的主要革命事件，介绍了新经济政策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同蒋介石的交谈中他还谈到，俄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性质方面是接近的。蒋介石也补充说，国民党“一向认为俄国共产党是自己的亲姊妹”。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孙中山的这位使者，首先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经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考察了红军的组织序列和政治委员制度以及军事干部的培养情况，参观了喀琅施塔得要塞和海军学院。　　这位看上去比较年轻、比较瘦弱、长着一对机灵黑眼睛的中国官员，并没有引起周围人的特别好奇。在莫斯科，他曾会见过各种民族的人士，其中有不少中国人。在那些年代，中国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和知识分子代表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渴望学习和领悟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原理。旅居莫斯科的中国人都在关注着孙中山的这位使者。　　他们很感兴趣的问题是：蒋介石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一个普通军阀，还是国民党的一般工作人员？10月初，他们聚集在一起，听取了蒋介石所作的关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报告。孙中山这位代表的讲演在听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难道马克思没有讲过？……难道俄国的经验没有证实？……”没有多久，听众就感觉到，报告人在理论方面是贫乏的。他在回答问题时，对革命者的国际主义政治经验表现出一种冷摸态度。蒋介石挑衅似地说：“我不是在讲俄国！……我是在讲中国。你们在侈谈外国理论之前，还是应该多研究一点你们自己国家的情况”。听众中有人立即作出了反应：“民族主义！”“臭名昭著的民族主义！”　　这位报告人在向自己同胞所作的讲演中大谈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国留学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不应该鼓励个人崇拜。这是相当中肯的意见。推崇领袖至上当时就已成为蒋介石个人性格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当时，莫斯科报刊就已经流露出对欧洲未来事态发展的担心。《共产党同路人》杂志第4期（月）刊载了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古戈?埃别雷因的文章，介绍了德国的法西斯联盟。正如该文所指出的，这种联盟联合了政治上不够觉悟的众子，而这些人又是向其提供资金的金融界人士手中的玩物。他们没有头脑，很容易受到自己领袖们的影响。　　作者警告说：“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及时投入战斗，如果资产阶级在斗争中取得胜利，那么，德国的法西斯战斗组织就会得到更多的新生力量……”这一警告是很有预见性的。但是当时法西斯主义还没有统一的核心，从这一点来看，纳粹主义者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政党的领袖都想成为独裁者，并同自己的竞争对手进行残酷的斗争。国民党的将领们都具有类似的野心，蒋介石也梦想成为中国的领袖。而当时他的主要目的是获取俄国的军事经验。　　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他在与苏联领导人的谈判中拥有相当明确而广泛的受权，甚至可以讨论有关在中国实施战役计划的问题。他用两个小时向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讲述了从中国南方（在那里西方帝国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并没有减弱）向中国西北部推进的作战计划。孙中山当时只控制了广东一个省。但是，正如蒋介石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的影响已扩展到邻近的一些省份，如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四川等。这些省份中的孙中山支持者已承认广州政权。孙中山的军队已达8万人。吴佩孚的军队正在与广州对抗，他的司令部当时设在洛阳。吴佩孚的同盟者曹馄已控制直隶和山东，他们的军队也有8万人。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张作霖，也拥有这样多的士兵。蒋介石指出，在靠近库伦以南地区和中蒙边界的地域，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创建了一支新的军队。［15］　　11月25日中国军事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会议。蒋介石在同共产国际代表的交谈中说：“国民党是在三民主义旗帜下活动的，并且在反帝斗争中同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站在一起。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我们希望，经过两三年时间，我们能在革命中取得一些成绩。在苏联访问期间，我们澄清了许多问题。我觉得，苏联的某些人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还不十分了解后我希望：我们的国际友人能光临中国，以便了解中国的革命情况和研究东方革命的共性问题。”［16］　　以前，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自己的政敌对他的指责，说他过于亲日本。现在，当他被派往莫斯科的时候，一些人又开始指责他亲俄国。这种指责主要来自上海的富翁和银行界。但是，这种指责并不符合实际。这位中国客人的外表举止和他的内在气质简直有天壤之别。蒋介石在指出苏联某些人不十分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时，他多半指的是具体问题。他和许多中国军阀一样，把注意力（即便不是所有注意力，也是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武力和使用武力的最佳方法及途径上面。从这位国民党来访者的反应看，苏联同志所介绍的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经验以及俄共（布）为顺利实施战役所做的扎实的内部准备工作，对蒋介石个人来说并不具有什么重大意义。这位代表团团长借口政治工作难作，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透过世界革命多棱镜观察中国事态发展的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袖，在俄共（布）和国民党之间关系发展的这一阶段上已经表现出一定的情绪。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就说过：“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时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我们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对革命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17］　　在共产国际内部，关子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进程一部分的概念，常常被那些反对列宁统一战线思想的人们（首先是季诺维也夫）所利用。“左派”过高地估计了群众的成熟程度。甚至在共产国际后来的几次代表大会上，他们仍然坚持向外国共产党呼吁：“跟着我们学吧，就象俄国那样干吧！”［18］根据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中存在的这种情绪，蒋介石给孙中山写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大肆咒骂俄共（布）。他在报告中指出，俄共（布）想把中国变成实现“世界革命”战略的工具，而这种世界革命正在威胁着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蒋介石以此为论据，又对同苏维埃俄国进行合作是否适宜的问题，提出了怀疑。　　代表团成员、共产党人张太雷的报告与蒋介石的结论完全不同。贯穿该报告的一条红线是这样一个思想，即依靠与苏联的友谊，中国就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军阀。那些对苏联人民怀有友好情谊的国民党员也赞同这一思想。　　正当蒋介石在莫斯科进行会谈的时候，老布尔什维克鲍罗廷于1923年10月出任国民党的总政治顾问，这就证明孙中山愿意同北方的邻邦发展关系，愿意同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进行合作。　　孙中山在1923年11月宣布改组国民党的时候，就民主间题有过不少论述，表达了依靠人民群众的愿望，并且号召学习俄国的革命经验，尊重鲍罗廷的建议。同时孙中山还意识到，必须改造中国南方这支军队，必须建立一支能捍卫革命成果的军队。在实现这类计划过程中，蒋介石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他的苏联之行对于他的升迁也具有重要意义。　　孙中山对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按照苏联式样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我们希望，你们把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19］　　还谈到关于建立培养指挥干部的专门军校问题。蒋介石在莫斯科的时候，会见了布柳赫尔并同他讨论了培训学员的可能性问题。1924年初，布柳赫尔就此向题提出了一个方案。6月军校开学。布柳赫尔（化名加伦）主持军事顾问机关工作。蒋介石被任命为军校校长。这所革命军校位于长江的主要支流――黄埔江中的一个岛上。因此该校又称黄埔军校。任命真正的革命者廖仲恺为军校政治委员――这说明孙中山并不完全信任蒋介石。在蒋介石和廖仲恺之间就党和国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存在分歧。蒋介石并不掩饰自己的悲观情绪：“救国――这也就是爬到树上去钓鱼。”廖仲恺是一位积极为国家进步而斗争的人，而蒋介石却表现出过分的自负和自私。他借口广东政权无法克服严重的财政困难和民事军事方面的混乱局面，就对孙中山的思想和计划提出了怀疑。廖仲恺却做好了自我牺牲的准备，并号召战友们严格要求自己，同粗暴和野蛮现象作斗争。蒋介石则伪装谦恭，躲在一边，推卸责任，廖仲恺却大胆地承担了军校的组织工作。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1月）建立了统一战线。　　该党成为联合不同阶层代表的联盟。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现在就意味着：不仅要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且要同军阀作斗争，意味着争取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平等。根据第二个主义――民权主义，一个主权的民主共和国要能捍卫自己的独立，铲除“肥猫”（统治阶级）的垄断统治。最后，这第三个主义――民生主义，规定要限制城里的大资本，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实现赎买地主土地的计划，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蒋介石不能接受这种纲领，但是考虑到当时的革命士气，他又不得不屈服。　　中共代表和鲍罗廷顾问为筹备和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许多中共中央委员（其中包括毛泽东）都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当时毛泽东也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局委员职务，同时还兼顾中共执行局工作。汪精卫和胡汉民同毛泽东一起，负责协调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活动。　　在1月份的那些日子里，代表大会的工作突然中断了。从俄国传来了列宁逝世的噩耗。孙中山对大会代表说：“列宁已经谢世了。在怀念他的时候，他的形象使我们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自己又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我觉得，中华革命党可以吸取不少的教训。这种教训的意义是什么呢？其意义就是我们应该加强我们党的基础，使她成为像俄国革命党那样一个有组织的强大的政党……列宁去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垂不朽。这是对我们最富有教益的！”［20］　　广州沉浸在悲痛之中。“列宁的精神啊！”对于一个宣布自己为革命政党的组织来说，的确是有多方面意义的。可是中国的革命者是否准备接受和实践民主主义和真正的国际主义原则？这个问题，不能不使那些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界的代表们感到焦虑不安。　　统一战线的形成，也关系到蒋介石身边的人事配备。一位新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出现在黄埔军校的校园里。　　1924年周恩来已满26岁。年轻的周恩来当时已经具有相当丰富的革命活动经验。他自己曾经受到过孙中山和第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当时他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运动（从年他在日本留学）。　　周恩来把自己与反帝力量紧紧联系在一起。在20年代初，当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和娱乐场馆消磨时光的时候，周恩来正在法国留学，他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偶而也出去打工挣点钱。周恩来在法国度过四年之后，于1924年a月来到黄埔军校。从这时起，蒋介石就开始接触周恩来，并通过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交往。　　这位校长曾好久不露面，这使军事顾问们感到很惊奇。　　原来蒋介石在给教员们发放退职金时宣布说，军校不再办下去了。他在上海躲了一段时间。当时他身边许多人都感到，这位校长十分恐俱。广州一些军阀对创办军校很不满，为防备出事，蒋介石就决定逃之夭夭。当时苏联顾问把蒋介石看作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并不了解他在上海的那些庇护人。然而，这位校长的长相和言谈举止不能不使他们有所警惕。A?□?切列潘诺夫回忆说：“蒋介石当时40岁上下，他脑袋不大，头发稀疏，推着平头。他那一双凶狠的眼睛不安地转来转去。他的举止矫揉造作，竭力保持一付军人仪表。在听鲍罗廷讲话时，他不时地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仿佛是乌鸦在叫，以此表示他的赞许。他的笑声是虚假的，笑的时候眼睛仍然是凶狠的。”［21］　　蒋介石领导的这所军校，教职人员特别复杂。一些人坚信孙中山的路线是正确的，怀着献身于革命事业的真诚希望来到这里，另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纯粹出于升官的考虑，他们把黄埔军校看作是攫取未来理想官位的跳板。这些追求官位之徒并不吝啬革命词句，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迫随者，喜欢玩弄革命辞藻，人们通常称他们为“口蜜腹剑”之徒。　　从表面上看，蒋介石工作非常勤奋。每天早晨5点起床，接着开始巡视，这使不少还躺在床上睡懒觉的人感到吃惊。　　但是他给苏联顾问留下的却是另一种印象：蒋介石根本不肯认真深入地抓军校的组织和教学工作。可是每当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他就放纵自己的感情，声嘶力竭地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地主！”等等，以此来表示自己对革命事业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诚。有一次他宣称：“倘若我蒋介石违背我党之主义，你们作为军校的学员，可以对我这个军校校长起而攻之……假若我这个一校之长对于纪律有秋毫违反或者对我党之主义有背弃之行为，则理当将我就地处决！”［22］对于那些投机革命的军阀来说，这种政治上的虚伪性是很典型的。　　蒋介石和他的上海朋友把黄埔军校看作是培养忠于自己（而不是忠于革命）的干部的熔炉。况且北伐（对此蒋介石是梦寐以求的）本来就会提高他作为一个志在统一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的威望。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建立一支符合现代要求的军队和培养一大批军事干部。　　1924年6月初，凭借西方列强支持的云南和广西军阀在广州发动了叛乱。这次叛乱的核心力量是商团，或者说是“纸老虎”〔人民这样称呼他们）。这支由商人出钱供养的队伍，是在年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叛乱开始时在城里有“纸老虎”12000名。他们得到港英当局的庇护。他们对英国人的偏爱是完全有世俗根基的，因为买办的利益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香港买办中的重要人物陈廉伯代表“上海汇丰银行”的利益，他在香港的德国洋行定购了大批武器，并将这批武器装上挪威商船运往广州。　　黄埔军校校长处在事变的中心。8月9日孙中山获悉挪威商船为“纸老虎”运武器后，命令蒋介石扣留这批武器。8月10日早晨，这艘船被扣留。这批武器的主人持有运送这批武器的官方许可证。根据许可证注明的日期，这批武器本应在40天以后运到。违反规定日期就成为没收这批武器的理由。　　陈廉伯以宣布总罢市相威胁。孙中山指控“纸老虎”进行武器走私，下令逮捕陈廉伯。但陈廉伯逃到距广州15公里的一个地方，那里聚集着忠于他的一些队伍。叛匪们在那里与军阀陈炯明建立了联系。广州的局势非常紧张。商人（主要是大商人）宣布罢市。孙中山经过与身边的人长时间磋商后，决定把一部分武器归还给商团。这些武器包括2000多支步枪，2000支毛瑟手枪，大约125000发子弹。这批武器归还给商团后，立即被利用起来。　　受到外国特务机关鼓励的这些“纸老虎”，决定把全城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孙中山政府设法摆脱困境。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选举革命委员会。蒋介石被任命为军队的司令，隶属于革命委员会。　　孙中山亲自指挥镇压叛乱的军事行动。许多人为战胜“纸老虎”献出了生命。这次胜利巩固了广州政府的地位，叛乱分子四处逃窜，商人不得不屈服。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通信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并不准备“承担非常紧急的任务”。他没有执行孙中山的命令，没有把武器运到指定地点，并且破坏了事先拟定的计划，从孙中山的部队中运走了武器装备等等。　　让?罗德在《当代中国》一书中对于那个时期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些参加者作了概括性的评述，他说：“在先进思想取得胜利的时期，一个满怀激情的改良主义者，为了讨好朝廷变化无常的情绪和顽固要求，竟如此轻易地变为一个疯狂的反动派。他作出幼稚的许诺，匆忙放弃了昨天的信仰，而这种许诺大概只能被看作是在当权者阶层的政治情绪发生重大变化时刻他的一种伪装谦恭。在这种危机的关头，一个胆小如鼠的大官虚伪地请求处罚他、解除他的职务，其目的就在于以这种下流而虚假的行径来令他避免十分恐惧的垮台。”［23］　　蒋介石就属于这一类人，在他的政治性蛊惑煽动的背后，常常可以看到一个怯懦的官僚的令人作呕的内心世界。对蒋介石来说，在危难关头躲避起来是再好不过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授权顾问代表他做出一切必要的决定，而他自己却躲在僻静之处。其实，这位校长如何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的上海庇护者的意志，不能不看到，他是在继续履行自己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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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道扬镳　　日，身患重病的孙中山来到北京。直系军阀垮台了。在张作霖和吴佩孚争斗期间，冯玉祥调转枪口对准了吴佩孚。冯玉祥通过实践已经坚信解放运动的力量，决定与革命阵营建立联盟。他声明忠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把自己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他请求苏联给予军事和其他方面的援助，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他开始接触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日，冯玉祥的军队占领北京。这位胜利者宣布：为组织中央政权机关，必须召开有孙中山参加的国民会议，然而，孙中山为这一胜利而感到欣慰的时间并不长。日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天。孙中山博士在他的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离开了人世。中国陷于四分五裂状态，各派系军阀相互厮杀，那些以某种方式反对军阀暴力的人们，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人们按照基督教仪式，为这位中国革命领袖举行了葬礼。这位已故者在世的最后几年没有再去教堂；他强调自己不属于“基督教”，而属于“耶稣教”，他把耶稣列入革命者之列。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数千名孙中山的追随者及其学说的拥护者，在沉痛的哀悼声中为自己的这位崇敬者送行。参加葬礼的有扬子大学的学生合唱队。队员们都手持点燃的蜡烛，唱着已故导师最喜爱的一支歌：《美好的世界是上帝爱的奉献》。由于悲痛而病体不支的孙先生遗孀，由小妹宋美龄和养子孙科搀扶，参加了葬礼。参加葬礼的还有这位遗孀的姐夫银行家孔祥熙以及其他亲朋好友。教堂唱诗班的男孩子作为送葬队伍的先导，接着是由24人抬着的灵枢，缓缓从小教堂走出来。　　……祈祷结束了。　　孙中山的接班人问题一时成为国内外政治思想界冲突的中心。在苏联，人们把孙中山看作是具有高尚气节和乐观主义精神的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而在孙中山的许多战友看来，这位中国革命党的首领似乎只不过是一个有影响的秘密社团的头目。蒋介石在阴谋家和狡猾的政客中间也占一席之地。　　在中国革命党的这位组织者身边工作的，自然是一时得宠的政治冒险家和地下组织的代表。这种情况是由中国革命运动发展所处的特殊社会条件造成的。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落后的人民所进行的这种反帝反封建革命，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关系不够发达、社会分化薄弱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社会纲领。他常常赞扬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先例的那种平均主义的原始共产主义。　　在中国刚刚形成可以使孙中山播下的种子开始发芽的土壤。1925年春天，一场反对外国殖民主义者的自发运动，席卷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大学生、小业主和商人。　　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发生了流血事件。南京路是上海的第二条主要大街。这里是外国租界的中心，这里有富丽豪华的商店、餐厅，这里的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外国资本的影响。日，南京路上的正常商业生活节奏被打乱。上海大专院校学生，在中共号召鼓舞下，从该城中国人住宅区向南京路进发。看来，人们的愤怒情绪已达到极点，因为他们听说发生很多有关自己的同胞兄弟被捕被杀的事件。在用红布做成的横幅上写有“打倒帝国主义！”“把上海归还给中国人！”“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为了抗议对青岛、上海纺织工人罢工的残酷镇压，为了抗议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工头对工人顾正红的杀害，“黄奴们”　　（英国人常常这样称呼中国人）起来造反了。在手无寸铁的游行者中间，也有妇女和儿童。在游行队伍行进的路上，一队外国巡捕出现了。队长埃威逊（英国人）下令开枪射击。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上海街道。游行示威者被机枪的射击所驱散。当场有4人被打死，24人受伤，其中7人也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大约有600人被捕。　　上海的枪声激起了全国各地群众的愤怒抗议。同胞的牺牲点燃了复仇的怒火。-2日，上海开始了罢工罢市；在香港和广州爆发了长达16个月之久的省港大罢工，工人、学生和商人的行动带有明显的反帝性质。罢工使银行停业，在外国银行工作的中国职员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上海的商埠陷入瘫痪。参加罢工的还有商店店员，面包房工人，邮政公司职员等等。截止6月11日，参加罢工的总人数多达50万。　　日，工人们前往广州沙面外国租界，想就上海惨案向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为纪念上海惨案而聚会的数千名学生和工人都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其中还有黄埔军校的学员，他们和其他游行者一样，高呼反帝口号，沿着大街行进。当他们走到沿江路时遭到了机枪的扫射。被子弹击中的游行者，纷纷倒在桥上或落入江中。受伤者的鲜血染红了沿江的沙界。死52人，伤178人。这就是这场血腥屠杀所造成的结果。大中学校学生，试图救护伤员的医护人员、22名黄埔军校学员，成为这场悲剧的牺牲品。英国人使用了最新式的爆炸性达姆子弹，他们的这种野蛮行径，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　　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反对外国干与冲突：限制同英国的经济联系，开始举行旨在使英国殖民地――香港的生活陷入瘫痪的大罢工。成千上万的工人离开了香港，前往大陆，香港居民减少了40%。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部的激烈斗争和中国社会内部革命情绪的迅猛增长，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25年5月初，蒋介石和汪精卫达成协议：蒋介石出任武装力量总司令。蒋介石到处散布说，汪精卫对他的爱护使他深为感动。6月30日政治局把国民政府组织法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该法案提出了两位政府主席候选人――注精卫和胡汉民。参加无记名投票的11个人，都投了第一个候选人的票。汪精卫也投了自己一票。［24］　　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宣告成立。汪精卫担任政府首脑，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是由正式担任宣传部副部长职务的中共代表毛泽东主持。　　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机关一直工作到1926年秋天。　　根据统一战线思想，共产党人通过加入国民党从左的方面对政府的路线施加影响，在组建革命军队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是这个时候，在统一战线内部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势力也在积极活跃起来。　　在蒋介石的鼓励和控制下，黄埔军校成立了一个宣传孙文主义的协会或称“孙文主义学会”。它与周恩来组织并受中共保护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互不往来。该学会的头目是戴季陶。他是国民党右派主要思想家，从1919年到1925年走过了一条从极左派崇拜者到右派的道路。戴季陶因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臭名远扬。“孙文主义学会”从其诞生那一天起，就在制造同中共及苏联顾问的紧张关系。许多苏联顾向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蒋介石最初在国民党内搞政变大都是戴季陶挑唆的。　　真诚的爱国者都把继承中国革命领袖事业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的杰出战友、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的身上。右派称廖仲恺为“隐蔽的共产党人”，并企图尽快把他搞掉。他们又怎能饶恕他同苏联发展关系呢？须知，廖仲恺在这方面不止一次完成过孙中山的重托。　　8月20日早晨，廖仲恺在夫人何香凝的陪同下，前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去参加会议。半路上，国民党驻香港报纸的编辑陈秋林也上了他们的汽车。很快，他们来到中央执委会大楼。廖仲恺第一个打开车门，随后陈秋林、何香凝也下了汽车。刹时间响起了枪声。据廖仲恺遗孀回忆，参与这次罪恶暗杀行动的不下20人。4个恐怖分子向廖仲恺射击，其余人掩护他们。廖仲恺的警卫员无法反击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这次行动是经过周密策划的。中央执委会会议的即将开幕，以及党部大楼内外出现的热闹场面，为阴谋分子提供了掩护自己行动的条件。从行刺后被逮捕的受伤刺客身上搜出了武器携带证。武器是国民党右派交给刺客的。廖仲恺当场就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过来。　　廖仲恺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决定了党的领导问题。　　在希望得到党内最高职位的人选中，有汪精卫、胡汉民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蒋介石在权衡自己的条件后意识到，他在演讲和文才以及在表演艺术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对手（汪精卫以党内杰出政治家而闻名）。汪精卫在廖仲恺的灵枢前进行了充分表演：他悲愤交集，跺着脚，挥舞着拳头，口口声声要向杀人犯讨还血债。他犹如一个地道的演员，演出了一幕闹戏。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同乡（来自广东省），比其他候选人更占有优势。　　人们已经把孙中山继承人中最年轻的汪精卫看作是新型革命运动的领袖。据了解这位政府主席的人们回忆说，他更像一个漂亮的演员，总是喜欢欣赏自己那副比其年龄显得有点儿年轻的外貌。他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总是西装革履，头发打着发蜡，梳得溜光锃亮。汪精卫的支持者提醒自己的党内战友说：他们的这位领导者早在1905年同盟会诞生之初，就和孙中山站在一起了。汪精卫的声誉的确很高。须知，在1909年，他因试图刺杀清朝摄政王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从形形色色的政治家那里可以听到有关汪精卫功绩的种种传说：这位恐怖分子扔出的炸弹没有爆炸，就被抓获，并于次日早晨就要被处死。后来的事态发展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汪精卫在被收买的卫士帮助下逃了出来，但在皇宫的曲径中迷了路，误入皇后寝宫……因此，早晨他便获得了自由。另一种说法则既强调皇后宽宏大度，又强调她的无私精神。当她从楼台上看见，刽子手把这位美男子拉出去斩首的时候，就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她立即下令给这个囚徒解开枷锁。汪精卫就这样被放了出来，并且得到了皇后的临别圣谕：“走吧，去繁衍像你这样的后代！”自然，汪精卫是否认爱嚼舌头的人所散布的这种传闻的，他说：“革命为我打开了牢房之门”。他是孙中山的亲信，因而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本，他周围的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命运的宠儿。　　汪精卫在公开场合主张联合苏联，因而被视为是左派，但他身边的人却很清楚：他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主张。　　另一个觊觎党的领袖位置的人是胡汉民。他在理论和革命实践方面以追随孙中山而著称。胡汉民在革命前通过他编辑的一家香港报纸援助过孙中山，因而赢得了学者声誉，他曾经长期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年间，胡汉民在日本留学，学习法律、政治、经济，了解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最新思潮，参与同盟会的活动。他与蒋介石不同，他更注意研究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这位年轻的理论家宣传过国民党的思想和民族主义（这样做是出于对满清统治斗争的需要）。他和希望发挥革命理论家作用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对党的建设表现出一种唯心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天真幼稚的态度。胡汉民认定，国民党是建立在“博爱”和“诚实”基础上的。他极力反对“开明专制政体”派，他把国人的一切弊端都归咎于中央的专制独裁。蒋介石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弱肉强食的法则确信不疑，而胡汉民则相信中国社会开明人士说教的神奇威力。蒋介石仇视知识分子，而胡汉民却谈论他们的祟高使命，同时也谈到他们的动摇性（“只要让他们抬起头来，统治阶级就会立即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25］　　蒋介石把赌注押在汪精卫的身上。胡汉民陷入孤立的原因很多。鲍罗廷在谈到胡汉民时说：“他有一个缺点：他一旦知道了什么事情，那么他的朋友们就会知道，然后英国人也会知道，结果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廖仲恺，对胡汉民的印象也不好，认为胡汉民是个“傻瓜和村妇”。［26］　　蒋介石在众多政治人物眼里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人们大都把他看作是一匹“冷门马”。［27］然而，事态的发展却有利于这匹“冷门马”。对刺杀廖仲恺一案的调查结果表明，胡汉民的兄弟参与了暗杀行动。胡汉民在蒋介石家里找到了避难所。蒋介石和胡汉民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常常争吵，但是这一次蒋介石却向自己的这位党内对手和战友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久，胡汉民就被“光荣”流放。　　蒋介石充分显示了善于逢场作戏的才能。在这方面，他大概已达到汪精卫的水平。他在听众面前先是怒发冲冠，继而揭下复仇者的面具，重新表现出另一副面孔。蒋介石说到做到。他下令逮捕17名被他看作是自己潜在竞争对手的将领。在被捕人中还有胡汉民的一些战友，他们企图夺取广州的军权。　　处理廖仲恺被刺杀一案，使蒋介石不仅可以利用“反革命阴谋”案，作为消灭自己直接竞争对手的借口，而且还可以利用它作为镇压竞争对手为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所要依靠的那些人的借口。　　妨碍蒋介石通向梦寐以求的权力之巅的，还有国民党政府的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粤军总司令官职并不能保证许在这支成分复杂的粤军（激烈的内江已弄得该军四分五裂）中能有巩固的地位。重要问题都由军委决定，而不是由陆军部长决定。许崇智并不掩饰自己对蒋的厌恶，他把蒋看作一个追名逐利之徒，一个依靠钻营而获得飞黄腾达的人。在他看来，对这个浙江人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而对蒋介石来说，迫使许崇智成为“客籍人”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也就是说，“该把他赶走了”。　　9月20日，忠于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学员突然包围了许祟智的部队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许祟智被撤消一切职务并被赶出广州，他只好前往上海。　　现在只剩下汪精卫了。早在“纸老虎”叛乱期间，蒋介石就得到了一张重要的反汪王牌。日，孙中山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说：“革命委员会当要马上成立，以对付种种非常事件……汪精卫不加入未尝不可，，其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若至局势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在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出此手段，非精卫之所宜也。”［28］　　汪精卫把一切政治职权都抓在自己手里，而蒋介石则把军事职权抓在自己手中。汪精卫是蒋介石走上专制主义道路的一个障碍。　　这位希望得到独裁者宝座的人并没有去进行殊死的政治搏斗，他更喜欢像一个真正阴谋家那样行动：仔细地盯着猎物，像猫一样悄悄地沿着晋升的阶梯往上爬去。蒋介石不赞成共产党人的观点，他更喜欢国民党思想家戴季陶的大国主义傲慢派头。要知道，正是戴季陶在热心地宣传中华民族的特殊性，号召恢复中国民族昔日的伟大尊严。　　蒋介石明白，这种思想完全符合他的权力欲，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