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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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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Title:'范金标司令要走了周恩来总理的什么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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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边境勘界、签约期间，周恩来总理到云南省德宏州视察边防工作、会见缅方客人及处理外交事务等，途径保山县（现保山市）住宿在保山军分区内，时任保山军分区司令的是周恩来总理过去的警卫员范金标。\r
工作之余，总理问范司令道：小范啊，有什么需求和要求？可以提出来。范司令问是不是真的。总理回答道：只要是我身上穿戴的，你尽管开口，我都给你。范司令知道总理原则性非常强，总理在暗示自己只能要“私货”。他知道一名军人对党对国家只能奉献，不能提要求。看看总理穿着的衬衣领口和袖口都陈旧磨损过度了，就盯上了总理手腕上亮晶晶的手表。他问总理：我真的要开口啦！总理说：真的。范司令说：我要你的手表。总理马上摘下手表递给了范司令。在场的同志们兴奋地围上去看总理戴的是什么高级名表，没想到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戴的是一块国产上海表，这就是我们的总理。\r
顺便说一句：就是这个军分区的一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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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的背影&
&题记：每年的7月21是父亲离开我们兄弟姐妹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大姐照例是要打电话嘱我要给父亲烧钱纸，在我的印像里，父亲是很少花钱的，每个月他领了工资都是交给母亲安排生活，只是要买书和笔墨纸砚时才从母亲那里支取，我每年烧的这点钱纸，大约也仅够父亲在另外一个世界买书……。这篇文章是我以前为父亲《镇雄史话》所写的代后记，后来镇雄文联主办的《赤水魂》曾编发。
&五年前，父亲撒手扔下我们兄弟姐妹4人，独自远行。这一去，同往常不一样，父亲就再也没回来。算起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近二千个日夜，每一夜都是那样的漫长。在我的眼里，白天眼前尽是世人匆匆的背影，晚上却只留下父亲一个人独自远行的背影，是那么的孤独，一个人在寂寞的黑暗里艰辛地行走，只有偶尔的月光和星星相伴。时至今日，父亲背影总还是在我眼前渐近渐远。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很小的时候祖父去世，靠祖母一个人拉扯父亲和两个比他还年幼的弟妹。祖父在世时，家境尚好，请了私塾。后由于祖父去世，家道中落，只读了一年的私塾的父亲，就结束了短暂学历，7岁起就开始给人帮工，从小便放牛、犁地、背担。幼小的父亲、单薄的身体，从早到晚劳作于山林田间。没饭吃，经常是有一顿无一顿；没衣穿，总是衣不遮体。虽然艰苦，但童年的快乐，还是留在父亲清晰的记忆里。父亲总是用深情来回忆童年，其中有一年的大年三十，父亲还到有钱人家帮工，吃了顿香喷喷的油炒饭，回家时捎回了油炒饭，大年夜一家人终于吃了顿饱饭。那时父亲觉得很自豪，可以用稚嫩的肩膀，帮祖母担起家庭重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积极投身革命，参加土地改革。从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贫苦之家，分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从此，父亲义无反顾地走出家庭，他曾对我们子女说过：“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那有我们穷苦人的今天。”父亲参加工作正好是二十一岁，长期的营养不良，父亲只有一米六的身高，身材瘦削，面容严肃、刚毅，父亲刚工作就先后担任乡农会主席和大湾区（乡）长。父亲很少讲过去，他只说过：“除了土改按政策参加分田地，他保护了一些过去善良的有钱有地的人。因为大家都是乡亲，在困难时还接济过自己。”父亲是个旗帜鲜明、光明磊落、正直无私的人，他非常的痛恨土匪和恶霸，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父亲带领翻身农民，投入缴匪和反霸的斗争中。后来父亲曾写有回忆文章《青山战斗纪实》，父亲在枪林弹雨中，肩扛步枪参加战斗的背影，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父亲说：“有一次，他到区里开会，回来时，他用步枪挑起用布包好的乡里所有工作人员的工资，在田野里走了大半天。”那时的父亲该是多么豪放。从此，父亲用他赤子之心，满腔热情投身革命工作，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国家干部。在我年幼时，父亲为了工作，长年在乡下，即便是在城里，家里也是早出晚归，很少照顾家庭和儿女，整个家庭的担子几乎全部落在母亲的身上。由于父亲工作出色，在县里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我记忆中历任镇雄县云岭乡长、支部书记、第八区区长、昭通地委检查组组员、镇雄县委监委干事、昆明调查组组长、大湾区委副书记、县委监委秘书、副书记、县革委政工组副组长兼整党建党办公室主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共青团镇雄县委书记、镇雄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县物资局副局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室主任。父亲从政，两袖清风，最恨贪污腐败分子，在他任职时期处分过许多贪污贿赂的干部，由此也结下不少冤仇。但是也得到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称赞和好评。父亲一生蒙受许多不白之冤，但他对党，对毛主席的的忠诚和深厚感情始终不变。
我小的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父亲虽然那时虽然已经到城里工作，但还是经常下乡。只是每月初回来几天，领了工资又走了。父亲回来时，很多是在深夜，有时于天不亮又匆匆离去。因为，那时下乡工作，没有交通工具，再远的路，也全凭双腿走去。那时父亲给我的印象总是模糊的、匆忙的背影。长期一套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服，缝补过了几次，上面有许多新和旧的补丁；一双布鞋，一个军用帆布挎包。经常是要很久才回来，又很快的走了。那时，我只在想，父亲如果不是这样劳累工作，我们一家的生活就没有来源，看到父亲如此艰苦工作，每次父亲回来，我们兄妹在他面前总是很听话，不忍心让父亲为我们担忧。后来，才知道其实父亲虽然在乡下工作，他的心除了工作外，都在牵挂着我们兄弟姐妹。父亲每次回来，总要把家里的水缸挑满水。我儿时的乐趣之一，就是跟在父亲的身后，看着父亲挑水时铿锵有力的背影，到了家门，父亲掏出一小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葵花籽给我，望着我贪婪的样子，想必那一刻一定是他人生中最幸福开心的时候罢了！
父亲从参加工作后，一直是领导干部，同时又是“运动员”。几乎每次运动他都要受牵连，受批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了父亲极大的身心迫害。除了自身被革命群众批斗外，县里如有其他的领导被斗，还要被造反派拉去陪斗，但父亲始终不肯屈服。有一天晚上，父亲被通知去接受批斗，正值初秋，那晚雨下得很大，母亲和我们姊妹四人，那时我的小弟还没出世。我们一直倦曲在床上，静静的等待父亲归来，小妹已经熟睡，雨却越来越大，直到深夜，父亲才回来，全身淋得湿透。原来父亲在批斗完回来的路上，看见树上的梨子被风雨吹落，便用斗笠拣了装回来给我们吃，自己却被雨水淋湿。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乐观主义者，只有在家里和母亲谈及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时，父亲才显出了忧虑和伤心。父亲被造反派打倒后，有一段时间赋闲在家，除了读书，开始学做木匠，父亲说：“如果没有工作，只有当木匠算了。”其实做木匠不是父亲的本能愿望，何况他的木匠活也实在不怎样。大约过了不多久，便通知父亲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父亲又背起他从前的那个挎包，不同的是，这次带上了我，那时我才7岁，是父亲用他坚实的肩膀把我背到干校。
在干校的日子里，父亲和一起到干校接受改造的那些叔叔、阿姨白天一起劳动，晚上还要组织学习。干校的伙食是规定的，父亲总是让我先吃饱，剩下的他才吃。到了晚上，我们家因为只有父亲工作，母亲只是偶尔做临时工，家庭困难买不起蚊帐，父亲守在我身旁，不停地为我驱赶蚊子，而第二天他还得去劳动！
母亲为了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经常埋怨父亲，抱怨父亲当了领导也不给母亲解决一个正式工作，并且还列举谁家谁家的男人当了官，妻子便有工作，而且还是很不错的工作。父亲听了，很是冒火，他大声对母亲说：“我一个放牛穷人，是共产党给了我今天，我怎么能用党给的权利为自己谋私利，你能做临时工就已经很好”。其实父亲知道，母亲做临时工很苦，大多是在建筑工地上挖土方、抬砖头，还有就是在冬天到烟叶复烤厂做很苦的体力活。即使是这样，母亲还要到处去求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又一次站在被批斗台上。文革后期，父亲被当时的县革委会从干校召回，重新安排工作，担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莫名其妙又成了“四人帮”这条线上的人。父亲总是那么不走运，为右派平反，自己差点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刘、邓路线上的人，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反到成了“四人帮”的人。父亲对批斗他的人说：“我那是谁的人，那些高级领导又何尝会认识我，我不过是在执行当时的政策和上级文件精神。”随意揭、批、查运动的深入，有人来同父亲说：“只要你写出当时的县委书记郭金榜是‘四人帮’的嫡系爪牙材料，就放你过关，还可以官复原职。”父亲怒斥道：“县委书记郭金榜也不过是执行当时中央的政策，他也不认识什么‘四人帮’我怎么能违心说假话。”从此，父亲就离开了从事多年的政治生活。后半生，父亲从事《镇雄县志》的编纂工作，直到退休。
父亲是那种不轻易流泪的人，我只见过父亲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七六年毛主席逝世，父亲临危受命主持全县的悼念活动。那几天，除了回来吃饭，父亲整天都在县里设置的毛泽东主席灵堂工作。每次回来，父亲都会流泪，他认为，没有毛主席，就不会有他一个放牛娃的今天。另一次是我的母亲过世，父亲哭了，哭得很伤心。父亲之所以如此悲伤，全是因为我母亲的苦。母亲自从踏进这个家门，所有一切家务，全是母亲操持，除了养育儿女，母亲还要去做临工，补贴生活。而母亲刚好把94岁的高龄的祖母服侍离世，在祖母去世仅一百多天后，母亲积劳成疾因病辞世，母亲过世时仅六十岁。
我十六岁那年考上了云南省楚雄卫校，要到离家800公里以外的卫校求学。父亲送我到学校，那一夜，我和父亲睡在学校宿舍床上，父亲睡不着，坐在床上替我驱赶蚊虫。我半夜醒来，望着父亲光着身子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怕惊醒了我，此刻我看见父亲很瘦，肋骨和血管清晰可见。第二天，父亲陪我到城里买了蚊帐，坐车送我回到山上的学校，父亲舍不得花三角钱坐车回城，望着父亲一个人在山路上独自行走的背影，我没有哭，只是流下了许多泪。一辆公交车开过，卷起一阵尘土，湮没了父亲的背影，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心中第一次有了落寞。父亲用了一个多小时才走回到楚雄城。父亲后来说，那一路他心里很难过，让我那么小就离开父母。那时，我却认为自己已经是成人了！
八十年代初，父亲参与编写《镇雄县志》，任县志副主编。《镇雄县志》1987年正式出版，是云南省建国后出版最早的县志之一，其时父亲已近退休之年，仍拖病弱的身体，四处采访，收集资料，到没日没夜的写作，倾注了父亲多年的心血。《镇雄县志》的编撰大概可分三个阶段。1980年12月至1983年12月父亲同刘平山先生、蔡永枢先生用了三年时间收集300万字的资料，写出了80万字的初稿，作为云南省的第一部县志初稿，参加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南方片区县志稿评议会。1984年1月至1985年11月，在初稿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补充，形成100多万字的第二稿。1986年1月至9月和王荣义等同志在第二稿的基础上，撰写第三稿。1986年12月当时中共昭通地委批复同意定稿，参考省、地志办的意见，作了最后一次修订，将审定稿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出版。父亲的挚友陇兆麟先生曾在《云南史志》2003年第1期上撰文《缅怀项国香先生》，在文中写道：“《镇雄县志》纂修，项公从初创到完稿，名为副主编，实亲主笔全程，竭尽所能，功不可没。”这是对父亲参与编撰《镇雄县志》所做工作的肯定。《镇雄县志》出版迄今正好二十年，已经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历史和文化资料库，为研究地方历史和文化提供宝贵而真实的历史资料，诸如丁抒所著《风雨如磐的日子：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所引：“譬如云南镇雄县官方记载说，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这里所指的镇雄县官方记载，所注出处就是来源于《镇雄县志》。还有罗建平在《罗氏与罗甸国之关系史考》写道：“五、熊本讨泸州夷的事，《镇雄县志》记载：‘神宗熙宁七年，朝廷令熊本率兵征讨泸州夷。芒部、乌蒙首领，遂归附宋朝。芒部被置为西南番部大巡检使司。’”其后，更多关于研究陇氏彝族祖先中一个非常重要人物济火，见《三国志》记载：“建兴三年（225年）丞相亮南征。济火积粮通道，佐丞相擒孟获，命世为罗甸君长。”此文中的济火，文献中通常又称火济。有资料显示，在研究火的姓氏中的这段：“济火以鹿里分与其兄莫布，即芒部，为德施氏而创业贵州，今《镇雄州志》有七里营，为武候收济火处，见《镇雄县志》。又云莫布为济火之子，火济深目长身，面黧色而白齿，习战斗，尚信义，善抚其众，诸蛮戴之。武侯使李恢由平彝通道进盘江，火济献粮通道，助兵有功，世长其上。火济牂牁帅，实为罗甸中兴之祖。后世混作始祖慕齐齐及其活，今正之。”主要用《镇雄县志》为佐证。从这些研究文章或资料中可见，《镇雄县志》已经成为研究地方历史和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
&父亲在县志出版发行后继续主持编纂《镇雄年鉴》1986至1992年卷近60万字，与邓培基先生合著《镇雄风物志》、《镇雄人物志》、《镇雄大事记》备受各界好评。随后，父亲陆续写下许多有关镇雄自然风貌，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名人传记等文章，在《乌蒙文化》、《彝族文化》、《云南史志》、《昭通师专学报》、《云南名胜辞典》、《镇雄文史资料》等刊物上发表，计89篇，达20余万字；发表在《云南南学》、《中华诗魂》，《云南诗词》等诗刊上的诗词作品200余首；另和镇雄九位诗友共著《闲庭漫呤》诗作一部，被国家图书馆收藏。晚年，父亲退休闲赋在家，在方格宣纸上用毛笔亲手书写《镇雄志乘》。全书计36卷，100余万言。《镇雄志乘》内容详实，资料丰富，客观真实，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亦可补《镇雄县志》之余缺。是父亲留给桑梓和后人的一笔珍贵历史文化财富。
父亲在从事《县志写作》期间，父亲采访了结识了许多镇雄在外的著名人物，有常绍群先生、陇至中先生等。走访了在镇雄工作的许多老领导，他们中有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范金标、原镇雄县委书记张白林、副书记邓军等。通过书信和在台湾的镇雄籍文化名人申庆璧先生相识。他们和许多熟知镇雄人文历史、社会发展变迁的老人都为《镇雄县志》最终的成稿和出版提供宝贵的资料和详实的回忆。
&父亲一生致力地方历史文化收集、整理和研究等工作，他在《昭通师专学报》1996年第二辑上发表的《镇雄陇氏源流考》和在《彝族文化》（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1996年年刊上发表的《镇雄陇氏本末》等文章均用详实的史实和文献资料，对镇雄陇氏的渊源、传承、后裔支系及人物进行详细的考证，对镇雄的地方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发扬有很大的意义。父亲在《镇雄陇氏本末》中写道：“细考陇氏先民，以一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栖居边陲一隅，繁衍生息，越千年而延续，固非上帝安排，而是时空给予之生存条件，以及该民族适应环境之能力。”后来，父亲为修项氏家谱，对家谱的修撰进行研究，并在《云南史志》1998年第四期上发表《家谱学浅见》，对于修撰家谱的意义，父亲在文章中认为：“我们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三部史书系列，一是国史，一是地方志，一是家谱。这三部书系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家谱可补地方之不足。国史里没有的，地方志里有；地方志里没有的，家谱里有。家谱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怎么说它反动呢？”盛世修史，家谱这种特有的家庭史，正是对国史和地方史有力的补充。不难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父亲对于民间兴修家谱的重要性认识。并进一步提出：“写谱书，文理要讲究，文字要精练，要有可读性，要有存史价值。写谱书应包含着人文地理，迁徙变化，时代背景等。”虽然家谱没有固定的格式，但从父亲文章中还是可以读到修撰家谱的规范性，特别是在编写谱牒时应遵守的客观真实性，不得随意夸大和缩减。父亲在地方历史和文化研究等方面著述很多，不能在此一一陈述，以后通过对父亲遗著的学习和研究，用专门的篇幅来传扬。
父亲的这些成就，源自于他勤奋好学。旧社会父亲只读了一年私塾，解放后，父亲受组织委派到昭通读了一年的干部文化速成班，所以父亲一生只上过两年的学。而父亲凭着对家乡、对历史、对文学的执着和不懈的追求，终于成就自己在地方文化、地方历史研究和地方民族文化研究等事业。
父亲是在秋天的时候病的，父亲的生日也是在秋天。以前，那怕再艰难，母亲在世时总要给父亲过生日。母亲直到过世也没有给自己过上一次象样的生日，那时母亲常说：“你爸爸很苦，一个家全靠他去工作，没有你爸爸，我们娘母几个都要讨口去。”所以每年父亲的生日，母亲总是要给父亲过生日。2002年父亲生病的这个生日，也是父亲在人世的最后一个生日，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给父亲买了新衣服。只可惜，父亲在半年之后就过世了，好些新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父亲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后，只是一阵轻轻的叹息，他总觉得自己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完成。父亲自己安排后事，为自己写了挽联：“生无所谓幸，死无所谓哀，恳恳勤勤数十年，阳世心愿已了，是当去矣；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地，清清白白一辈子，阴司令吾回归，何必来焉。”这首挽联是父亲在病床上写的，只有一个胸襟坦荡，心底无私的人，才能写得出这样气慨不凡的词联。其时，父亲癌症晚期，要忍受很大的痛苦。为了不影响我们休息，他用双手紧紧抓住床杆，不哼出声来，只有到痛得难以忍受时，才会呻吟几声。后来，父亲完全没了味口，为了最后的生存，他平时最不爱喝的牛奶和稀饭，父亲象吃药一样，痛苦地坚持吃。他说那样可以少输点营养药，虽然是公费，也不能浪费国家的钱！更不能给子女增加负担。到了后来，父亲完全的在床上起不来，可父亲还是和往常一样并不为自己着想！
父亲在病重期间，他的诗友、文友常来看望他。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看见父亲忍着病痛，和朋友们说古论今，谈文读诗。父亲曾对我说，当和朋友们谈诗论文时，仿佛病痛会减轻许多，时间已就好过得多了。父亲过世后，昭通市地志办、原在镇雄工作过，离、退休后回昭通居住的郑永恒、谭正良等三十一位老同志、老朋友发来唁电悼念。陇至中先生在昆明家中发来唁电，在电文中这样写道：“惊悉国香先生不幸逝世，吾门几代不甚悲痛，先生为家乡历史文化作出卓越贡献，英名不朽！”随同唁电，陇至中先生以近九十高龄亲笔为父亲写下了：“毕生心血镇雄志，传世文章赤水源。”的挽联。父亲在病榻上，只有一次对我说，他这一生没有留给子女任何财产。听到这些我泪流满面，父亲为了养育我们兄弟姐妹，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过着极为清贫的日子。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任何物质财富不能比拟的。
&父亲去世后，埋在了县城郊外很远的山上，永远留在他毕生热爱的家乡。父亲生前走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如今那片山林里很寂静，唯有溪流相拥，高山相伴，松柏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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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界会议摘要
俄界会议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俄界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等21人。会议讨论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
俄界会议遗址 俄界会议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等21人。会议讨论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和部队整编问题。
俄界会议 - 简介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一决定仅传达至中央委员，未向全党公布。电示张国焘率部北上，但他却率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共中央。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成立由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五人团，领导红军工作。
俄界会议 - 会议内容
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 前往俄界会议会址的山路 右路军之1、4方面军在巴西分离后，党中央率1、3军团于日北进到达甘肃境内俄界。为克服由于张国焘的阴谋分裂所造成的危局，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俄界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彭德怀、、、张纯清等。会议开始，毛泽东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毛泽东首先报告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着重谈了三个问题： 1.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1、3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1、4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1方面军主力之1、3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2.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1、3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
3.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右路军中1方面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4方面军北上。 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谴责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指出：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是给胡宗南吓怕了，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会议决定 俄界会议会址 1.将原有1、3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2.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 3.组成编制，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 俄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 一、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二、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三、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决定》最后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历史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 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俄界会议 - 会议意义
俄界会议公开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军阀主义倾向，改变了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确定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方针，这对于克服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与军阀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的贯彻实施，有着重大的意义。
俄界会议 - 会议地点
俄界会议遗址 俄界会议，位于迭部县城东南68公里处的达拉乡高吉村。此地属岷山峡谷地带，山峦重叠，阻断南北通道，达拉河穿行岷山南北，沟通甘川，使达拉沟成为甘川天然通道之一。古来用兵征战，屡经此道，三国魏蜀相争，唐、蕃、吐谷浑交战，以及1253年忽必烈远征云南，均取此道。 1935年，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途经此地，并在高吉村召开十分重要的“俄界会议”，使其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地名。会址于1981年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俄界会议遗址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妥善保护，1993年，迭部县政府又拨款进行了维修。遗址房屋是典型的藏族山寨土围墙木楼建筑，总面积238平方米，建筑面积102平方米，高6米。其中红军司令部面积69平方来，居室面积15平方米。现设展览室15平方米。
俄界会议 - 俄界新貌
俄界会议 俄界仅46户人家。寨中转悠，空空荡荡难见人影。村人不锁门，至多用一根树枝把门扣别上。原来，当年红军从四川带来的翻译先误将“高吉”读为“俄界”，政治局作会议记录的同志便将“俄界”记下了，会议也成了“俄界会议”。
“高”在藏语里意为山，“吉”为八。“俄界”历史可追溯到八九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村民祖先是早年吐蕃的守边军士。这一带流传着一种，被专家认为很可能起源于当时的军事训练。
到村头桥上，一群年轻的汉子们，手里都抱着孩子。问村长或支书呢？回答说到学习去了。问怎么不见村上有女人？汉子们大笑，说女人们都到上山干活了！30岁的村民扎西丹珠说，俄界看似有山有水，其实得靠天吃饭。他家6个人、8亩地、7头牛。由于亩产不高，每年都得花1500元买粮食，家里现在还没电视机。27岁的村民叫巴卖了一头牛，买了一辆重庆产。他说全村有10多辆摩托，“只要勤快，上山办些山货，日子还是很好过。你看，村里不是很多人盖了新瓦房吗？”30岁的村民年九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他家7个人，地有10多亩，“但不够吃，每年都得到迭部县去买一千多斤粮。”“你已经3个小孩了，准生这么多吗？”年九说按政策是准许的。“生活紧张与孩子多有没有关系呢？”年九羞涩地笑了，“我说不来。”
村头古老的大杨树在风中沙啦啦摇曳。它曾目睹当年八千勇士从这里向北挺进，但它何时能目睹老乡们过上幸福生活？
俄界会议 - 参考资料
[1]&长征纪念馆
[2] 千龙网
扩展阅读：
1长征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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