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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出生时生产队分有土地我的现在土地在我不在村里的那几年父母给买了,现在我是个末婚妈妈想要自己
1978年出生时生产队分有土地我的现在土地在我不在村里的那几年父母给买了,现在我是个末婚妈妈想要自己的买地钱养育孩子可父母不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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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建议咨询村委会,希望我的回答能够为你提供帮助。
不知道下面这条知识能否帮助到您
现在楼市回暖,房屋交易又开始火爆了起来,其中很多是父母带着成年子女来办理房屋买卖手续的,这是父母在给子女购买婚房。父母给子女购置婚房有法律风险吗?
父母给子女购置婚房有风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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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信息举报邮箱：北京一名村支书用8亩地骗到580万拆迁款
“我是村支书，不能承包土地，但拆迁我想落点好处不是?”在51岁的昌平区南邵镇北邵洼村党支部书记李华生的“运作”下，该村共8亩的拆迁土地让他顺利从国家骗取了580余万元的拆迁款，后为防止事情败露，他打点四方花钱消灾，但终未逃过被举报而东窗事发。2月23日，在北京市一中院的法庭上，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探员听到李华生说，他之所以能办成此事，只是因为“作为村支书，有点权力”。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探员了解到，李华生这样的村干部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中并不是一级公务员，他们只是村一级基层群众组织中享有一定话语权的成员，但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他们却成为小官贪腐的“主要构成”。昌平区南邵镇北邵洼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华生（左）出庭受审。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51岁的李华生曾任昌平区南邵镇北邵洼村党支部书记。据指控，李华生于2013年至2014年间，与在北邵洼村做生意的外地来京女子王显红，采用伪造土地租赁合同、虚构经营事实等手段、与北京铭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非住宅拆迁补偿协议书》，骗取拆迁补偿款5185457元。事后，王显红从中获利10万元，剩下的500余万被李华生占有。李华生将这笔钱用于给子女买房，给情人花销，供个人挥霍以及“花钱消灾”。2月23日，李华生与王显红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在一中院接受审理。对于公诉机关的这些指控，李华生说“属实”。李华生受审承认指控。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探员了还解了一下，北邵洼村所在的昌平区南邵镇，是北京城区最近的乡镇之一。有网站显示，截止李华生受审当天，南邵镇二手房的均价就已达—&#元/平米。在房价高昂的北京近郊，李华生是如何弄到这8亩地来骗拆迁款的，探员给大家细细道来:第一步 收回待拆迁土地 变更承租权整个事情从2007年村南的8亩土地被征用拆迁开始说起：该片土地被确定拆迁后，2008年被村民张某承租这8亩地，张某与村委会以五年为合同周期。“但是张某一直没有向村委会交钱!”李华生表示，作为村支书自己有权利将土地的承租权变更。第二步 找人假承租 村书记自邀租金将土地变更给谁呢?李华生说，他想到了外地来京，曾在村里做过酒生意的王显红。一来是王显红曾经表示想承租村里的土地，二来，作为外地在京打工的年轻女孩，王显红应该不会忤逆自己的意思。李华生找来的土地”承租人“王显红。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李华生找到王显红，并且对王显红表示，该地以后要拆迁，他是书记，不能租地，建议王显红承租，此后用王显红来顶自己的名字，将来拆迁他会给王显红一些“好处”。随即王显红以每亩地2000元的价格转租该块土地，王显红共交给村里4万元。实际上，王显红的万元租金，全部是李华生自己缴纳的。据了解，王显红承租该块土地的合同签订于2013年，但合同下面的落款时间是2007年。李华生说，他想体现王显红租地时交的租金比较多，这样将地租给王显红，可以将张某的租地合同“挤掉”，也比较有说服力。该份合同经过镇政府审核，并加盖了公章。第三步 “收买”被拆迁人转让房屋根据检方的证据，该片土地真正能够获得拆迁补偿的部分，是土地上的建筑物以及拆迁土地上有生产经营活动，因为拆迁停产停业的，可以获得补偿。李华生对此早有筹谋。早在将土地承租权变更给王显红之前，李华生就找到村民陈某(化名)在该片土地上盖了100多平米的建筑物和房屋等，该片建筑物的被拆迁人原本属于陈某，此后经过评估，该处房屋的价值大概在190余万左右，在领取补偿款前，陈某按照李华生的意思将上述房屋转租给王显红，作为没有领取拆迁款资格的李华生拿到了580余万拆迁款后，为了息事宁人，分给陈某240万元拆迁款。同时，李华生还通过他人为该块地找了一份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来证明这8亩土地上存在生产经营活动。第四步 村书记盖章提供租地证明“作为村支书，有点权力，有些利益，我想赚大头”——李华生在法庭上说，自己对获得拆迁款志在必得，因为对于村里土地承包这样的事情，都是村书记主任一句话的事。根据拆迁流程，在领取拆迁补偿款之前，村委会先是要向铭嘉房地产公司提供提供与村民承租土地的合同证明。“书记主任一碰头，不开两委会，也不开村委会，谁交钱多，谁有信誉，就把地租给谁!”李华生说，当年张某租地时，自己担任村主任，村章就在他手里管着，后来李华生升任村支书，只要他和村委会打个招呼，租地的村章就能盖上。在将土地成功转租给王显红后，李华生持续关注着这块地的拆迁进程：李华生说，铭嘉公司进行实地考察，找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当天，王显红有事无法到达现场，于是他本人到达现场，证明该地属于王显红承租。第五步 用补偿款安抚当地拆迁上访户签字后，王显红获得518万余元拆迁款。2014年开春，王显红将上述钱款悉数打到李华生的账户，李华生给王显红10万元作为“辛苦费”。随后，李华生拿出100万元给孩子结婚买房使用，他表示“干了十多年也没有什么钱，家里不富裕”;剩下借给朋友50万，给陈某240万封口费。此外，李华生说，他曾经答应镇领导，要将给村里4个经常因为拆迁上访的村民“摆平”，拿到拆迁款后，李华生给了4个上访村民一人五万元共计20万元。检方还指控说，李华生还将一部分拆迁款交给了自己的情人，对此李华生予以否认。尽管四处息事宁人，但事情最终还是败露！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探员探知，2015年，昌平区纪检部门找到李华生，表示有人举报他。李华生承认了运作骗取拆迁款的事情。李华生说，拆迁公司要求提供什么文件，他就提供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拆迁的程序到底是应该怎样的。而这种村干部碰头就下决定的拆迁方式，在当地普遍存在。再来看看受审的“承租人“王显红，在法庭上又是怎么说的“他是支书，我不想得罪他”32岁的王显红在法庭上显得有些无措，当看到自己的家人做在旁听席时，她皱起眉，几乎要哭出来，在她看来，自己是身不由己被卷进到这场诈骗案中。王显红说，她与李华生在2009年认识，李华生是原来自己销售酒时候的客户，2013年，4、5月份时，李华生说村里有块地，问她是否要租。由于之前王显红就有过租地的想法，于是欣然答应。在签租地合同时，王显红说她还不知道该地被拆迁征用了。租了地之后，她就在家准备生孩子，所以既没有在该块土地盖房子，也没有用来经营。2013年10月份时，李华生找到王显红说该块地要拆迁，让王显红配合签字。“几百万元的拆迁合同，说让你签字你就签了?”公诉人问。王显红回答：“他是书记，在村里说话比较有权威，我一个外地人，不想得罪他，也不好拒绝。”“地我也没用，钱也不是我的。”王显红在收到拆迁款后，将钱交给了李华生，李华生随后给了她10万元好处费。“在整个过程中，王显红就是签字的作用!”，李华生在法庭上表示。对于李华生这样的诈骗拆迁款的村官，专家分析认为
贪腐村官征地补偿诈骗多 根据《检察日报》报道，近年来，伴随城乡一体化进程，因造城运动而衍生的村官贪腐现象日益严峻，因征地补偿衍生出的诈骗犯罪呈上升趋势。这其中，绝大多数的村官贪腐现象根植于“土地”征收补偿之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接受媒体采访表示，政府在征地、拆迁过程中通常会制定相应的补偿标准，村官并没有审批、决定的权力，只是负责递交申领材料。然而，很多情况下乡、镇政府都没有专门的部门、人员去实地审核，村干部报什么材料就是什么材料，他们只是依材料计算具体的数额。这一权力看起来没什么油水，但许多村官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伪造、虚报信息进而“发家致富”。此外，村官手中还有一项权力“大”得惊人，那就是征地补偿款、国家惠农补贴等各项资金的发放权。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村官的功能与“二传手”有些类似，但我国目前在此领域的监管缺位已然使得资金发放过程成为村官贪腐的“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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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村支书
解决家庭纠纷、化解邻里矛盾，修道路、建工厂、整村容，发展集体经济、带领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到一个村的整体发展，农村党支部书记作为党和政府的“神经末梢”，是村民，更是联系着千家万户利益的基层最普通的干部。
他们中有“经济能人”，却选择把“根”扎在村里；他们中有大学生村官，远道而来，理想满怀；他们苦干实干，他们把群众利益揣在心里；他们也有苦恼，有困惑，他们常常“一身疲惫，两脚泥泞，三餐不定，四季忙碌”。
这样的“他们”，在我国约有60万名。他们既是党和国家农村政策、法规的执行者，又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事业的组织者、服务者；他们“亦官亦民”，是基层党建的“主心骨”、农民致富的“领头雁”、农村稳定的“顶梁柱”；他们角色重要、责任重大，直接影响着党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形象。
为全面了解这支队伍的整体状况，《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分赴东中西部20多个省的200多个村(屯)，采访了数百位有代表性的村党支部书记，与他们谋发展、话党建，记录他们执政的经验与困惑，了解他们履职的压力与期盼，力求从不同侧面反映农村支部书记群体状态。□
6名村支书履职路
作为党和政府的“神经末梢”，无论是“八十后”还是“80后”，无论是离土进城还是“留守”乡村，无论坐劳斯莱斯还是穿胶鞋，村支书们愿望都很简单，就是“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87岁的张国忠被称为“共和国任期最长的村支书”。
1949年以来，张国忠一直担任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小杨屯村党支部书记。他每天都要围着村庄走几圈，老人眼不花、耳不背、步伐沉稳、思路清晰。60多年来，他带领小杨屯村村民，从以前的“地多不打粮，年年闹灾荒，辛苦干一年，一顿吃个光”的逃荒要饭村，变为“户户住洋楼，生活超小康”的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
与张国忠一样身份的村支部书记，在我国有近60万，他们的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存在差异，所处地域和经济条件也各不相同。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他们是怎样履职的？如何带领村民致富、做好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
《瞭望》新闻周刊在走访了全国数百位村支书之后，选取了6名风格各异、特色鲜明的村支书，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从而探寻这一群体的精神风貌。
“八十后”与“80后”的发展方式观
被称为“八十后”的张国忠说：“新农村要靠出力流汗苦干出来。”
而2010年大学毕业后选聘到陕西省延川县高家屯乡源流湾村的“80后”姑娘李梅说：“除了苦干、更要巧干，国家支持的、群众欢迎的，就是我们要做的。”
张国忠任职的小杨屯曾是一片洼地，为改变村里面貌，张国忠带领村民挖沟、打井、改土，苦干20多年，将“只收蛤蟆不收粮”的薄地改造成旱涝保收田。小杨屯村办养鸭场，为了不让村民受损失，张国忠带头试养，总结出一套“养鸭经”传给村民，全村很快就掀起了养鸭热，村民人均年收入1万多元，小杨屯创造了“平原农业开发新模式”。
村民们说，小杨屯的今天，是老书记带领小杨屯人不等、不靠、不要，立足本村资源，靠苦干拼出来的。张国忠说，致富向国家伸手是要不来的，要靠苦干实干。
对于如何带领村民致富，青春靓丽的“80后”大学生村官李梅则有自己的想法。
2010年9月，24岁的李梅到陕西省延川县高家屯乡源流湾村任支书助理。上任伊始，她仔细研究村里的土壤、地形，立志改变只种玉米难致富的现状。
在考察了各种水质和土壤后，李梅提出种植药材柴胡。可村民谁也没种过，托人一打听，一斤种子就要120元，投入不小。李梅算了一下，种示范田要20亩土地，租地、种子、人工、施肥要6万多元，按目前柴胡的市场价格为每斤30元计算，只要正常年景，20亩柴胡纯收入超过11万元。
再好的蓝图，不从纸上“走”下来也只能是空想。项目找到了，但前期投入却难住了李梅。她对本刊记者说：“我没钱，但也不能干等，浪费时间就是浪费机会。”李梅想到了国家支持大学生村官创业的政策，便给延川县委组织部写了一份策划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并申请国家无息贷款8万元。目前，这份策划书已经得到了延川县有关部门的批准，李梅与她的理想越来越近。
时代不同，条件不同，经历不同，村支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不同。但采访中，本刊记者所遇到的村支书的共同之处是，都透露出强烈的为村民服务、带领村民致富的责任感。作为党和政府的“神经末梢”，“八十后”与“80后”所追求的勤劳致富、实干脱贫是治村的基础。
社区村书记
与“留守”村书记的工作方法
2008年，内蒙古通辽市滨海街道兴隆村整体搬迁进城，作为城市社区里的村书记刘翠华说：“从农村到社区，工作方法要革新，要规范化、有序化。”
虽然距离哈尔滨不远，但长期“留守”农村的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利街道办事处新农村党支部书记张万录说：“别管新和旧、土和洋，管用的就是好办法。”
早春的内蒙古通辽市仍然春寒料峭。刘翠华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天的行程写在一楼公示板上。那张小黑板上记录着所有村干部当日去向和手机号码，方便村民随时联系。兴隆村是通辽市城中村改造工程中第一个整体搬迁的村。2008年，全村576户村民整体搬迁到通辽市近郊，住进13栋漂亮的住宅楼。
刘翠华说：“兴隆村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带给我们的是工作方法的一次革新。”一夜之间从农村变为社区，刘翠华和其他村干部一样，迅速转变工作方式。村干部把自己定位为“兼职代理员”，对以往需要群众去镇、街道办理的准生证、户口、低保金领取等各种证照和事宜全程代理，限期办结，让群众少跑冤枉路，少花冤枉钱。
曾经习惯了在农村走街串户的刘翠华说，现在村里建立了村干部坐班制、今日去向告知制、月度考勤制等一系列制度，最大的心愿就是方便群众。65岁的村民孟庆国说：“村干部也跟机关干部一样全天坐班，村民办事真方便。”
与社区书记刘翠华的工作规范化相比，“留守”书记张万录工作方法就显得有些“土”，而且他还公然接受村民“吃请”。
张万录所在的新农村有8个自然屯，多年来一直种玉米，可解决温饱但不能致富。张万录经过考察后，提出发挥离哈尔滨市较近的优势，集中连片发展温室大棚，种植花卉蔬菜。张万录说，当时有的村民想干、有的怕赔钱不敢干。连片发展最大的难题就是“串地”，即把规划地块中不扣棚村民的土地置换给扣棚村民。新农村两委承诺，土地置换后，不变更原承包人土地证、国家惠农补贴也给原有承包人，赢得了多数村民的认可。
最后只剩一位年轻村民说啥也不“串地”，全村人致富的希望眼看要泡汤。张万录急了，拿出了家长制的“土”办法，他冲那位村民大喊：“地一定要串，按年龄我是你长辈，长辈说话你小子敢不听？有事你冲我说。”在“来硬的”同时，张万录还“偷偷”找到了这位村民的父亲、朋友，一同做工作，软硬兼施，问题最终被解决。
当年扣棚、当年收回成本，每栋大棚纯收入至少5000元，是种玉米的10倍。富起来的100多位村民合计，不能忘了引路人，一家拿100元，一定要请老书记喝酒。
张万录没有拒绝，他说：“这饭得吃，不吃伤感情。”他也交了100元钱搞“AA制”。餐宴上，张万录拿起酒杯感慨地说：“咱村几十年都没有几个屯的人主动聚在一起吃饭了。我谢谢大伙儿，我的心愿就是为大伙儿服务好，发展更多大棚，让更多人富起来。”
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不少村庄已经转型为社区。工作环境改变，村支书的工作方法也在随之改变、革新。受访专家表示，在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方面，要允许村支书们因人而异、因地制宜，使用他们得心应手、符合当地风俗的工作方法，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与胶鞋走路书记的共同情结
拥有总资产40多亿元的花园集团，去年带领全村上交税收近2亿元的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书记邵钦祥坐的是劳斯莱斯轿车，他说：“住哪也没有住村里好，因为村支书的‘根’就在村里。”
地处海拔1350米深山的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华山村书记杨帮武半个月走坏了两双胶鞋，他说：“我哪也不去，就在村里一直走下去。”
上午8点来到花园村，马路上远远驶来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记者绝不相信豪车的主人就是花园村书记邵钦祥。
花园村在书记邵钦祥的带领下，由一个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78元的小村庄，去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17亿元，全村上交税收1.85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6.8万元。而邵钦祥自己的花园集团，30年来累计出资8亿多元，用于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项福利事业。
本刊记者问：“邵书记坐劳斯莱斯办的都是大事吧？”邵钦祥笑着说：“两口子吵架、小孩不听话、邻里纠纷，这些事‘大’吧？还有位村民半夜找我，让我帮忙看装修图纸。但只要是关系到群众利益的，都是大事，只要村民找我，我一定到现场，并在3天之内解决。”
虽然“身家”几十亿元，但邵钦祥一直住在花园村。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他都坐着车在村里转转。邵钦祥告诉记者，村书记离开农村就没有“根”，只有住在村里，才能随时了解民情民意，帮村民解决困难。近年来，发展壮大的花园村吸引了2.4万多外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6倍，但全村却做到了矛盾纠纷不出村，外来人和本地人在花园村都能安居乐业。
当邵钦祥坐着劳斯莱斯问家长里短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华山村书记杨帮武正拖着病体，穿着胶鞋行走在山区小路上。他这次帮村民办的事更“琐碎”，从山下捎件工具。
杨帮武原本是长乐村书记，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村民苦干，长乐村很早就是全县小康村，而毗邻的华山村由于地处华蓥山区，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700元，在2004年之前是全县唯一不通电的村庄。2004年的公推直选中，两个村的党员一致推选杨帮武为长乐、华山两村联合党支部书记。上任华山村书记后的短短半个月，杨帮武磨破了两双胶鞋，走遍了华山村的山山水水，为华山村寻找到致富之路。
电通了、水泥路修了、房子建好了，华山村村民多年的心愿一件件变为现实，杨帮武仍然每天步行“丈量”村庄。他说：“抓计划生育、杜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解决家庭纠纷，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在农村都是大事。不挨家挨户走就不能了解情况，更没法解决问题。”长期实践中，杨帮武总结出对农民齐心、孝心、爱心、良心“四心教育法”，提出了维稳“三急”、调解“三式”、安全“四重点”、信访“五部曲”等社会管理方法。
由于常年劳累，杨帮武左肾坏死被摘除，被村民称为“舍肾忘死”的铁人。亲人劝杨帮武到城里疗养，杨帮武说：“我哪也不去，就在村里一直走下去，哪怕拼了命，也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信心中也有困惑
村支书也是村民，从“管理者”、“执行人”向“服务者”、“领头人”转变，他们履职的信心更强，但心中也有困惑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3月，春耕大忙。一连数天，河南省新乡市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史世领为村民选购良种四处奔走，“种子、化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这时候农民最需要我们村干部帮助拿主意，为了大家这份信任，我必须好好干。”
与史支书一样，虽然“一身疲惫，两脚泥泞，三餐不定，四季忙碌”，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到的绝大多数村支部书记都觉得肩上责任重大，工作干起来有劲头。
本刊记者走访全国多地了解到，尽管队伍能力、水平还存在不小差异和提升空间，但在各地党政领导、基层干群看来，这些年村党支部书记群体整体素质提高得很快，工作主动性不高、队伍不稳、后继乏人等老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逐步解决，不少地方的村支书已由“不想干”变成“争着干”。
“这些年是工作报酬提高速度、增加幅度最快的几年”，接受采访的多位村支书告诉记者，许多地方村党支部书记的报酬甚至成倍增长，很多地方已为村支书按月或一次性发放离任补助，并办理了养老保险或新农保、医疗保险等。
在政治待遇和出路上，各地落实中央政策，积极探索新机制，解决村支书后顾之忧。目前全国已累计从村党支部书记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3846人，已有4215名村书记通过考试被录用为乡镇公务员，3399人招聘为事业编制人员。
村支书岗位正由过去“政治上没奔头、经济上没干头、工作上没劲头，离任后没靠头”变为“干好有发展”“退后有保障”，岗位的吸引力明显提高。但一些受访的村支部书记表示，随着中央对“三农”工作支持力度加大，他们履职的信心更强了，但新时期新要求也让他们感觉工作压力增大，内心仍有困惑。
从“执行人”到“服务者”
随着农村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环境、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村支部书记群体也正在出现一些新变化。
队伍年轻化、知识化趋势明显。选拔优秀青年党员、致富能手任职和增派大学生村官等方式降低了村支书平均年龄，目前全国村支书队伍中，35岁以下者已增加到4万名，占6.8%。随着大学生村官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年轻化趋势将更加明显。部分地区还通过在岗培训、鼓励在职学历教育等措施，提高村书记文化水平和发展能力。目前，全国的村支书大专以上学历者有6万名，占10.3%，部分地区已有硕士、博士生走上村支书岗位。有8.2万名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其中3221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角色由“管理者”“执行人”向“服务者”“领头人”转变。农村税费改革后，特别是城乡统筹、“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等政策的实施，村支书的日常工作已由过去主要是执行上级指令“催粮、催款、搞计生”，转变为当好科学发展宣传员、新农村建设带队员、致富示范员、社会事业组织员和维护稳定协调员，大多数村支部书记正努力使自己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换。
“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成为村支部书记普遍的目标追求。“公推直选”、“两推一选”等措施的普遍实施，增加了农村党员在支部书记选举上的话语权。“四议两公开”、提高村两委“一肩挑”比例等政策也让村支书越来越意识到，要想当选、留任，不仅需要上级的认可度，也离不了党员、村民的信任，谋求“两全齐美”成为村书记的普遍行动选择。
缺人缺钱致富难
2012年3月的一天，本刊记者来到河南省长垣县魏庄镇大西村。还不到早上8点，就看到72岁的女支书赵玉兰正指挥人往汽车后备箱里装豆子、小米等土特产，准备去县城为修路筹款。为了村里修路，一周内，赵大娘已经往省城和县城跑了三趟，她把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媳妇、侄子等亲朋好友的社会关系都发动起来到有关部门去“公关”，争取政府补助款。
湖北省英山县草盘镇一位名叫万绍贵的村支书同样满腔热血为村里办实事，为解决抗旱难题，他个人贷款8万元挖堰塘，结果无力偿还，只好辞职外出打工。
像赵玉兰、万绍贵这样的例子，在中西部农村并不鲜见。
据调查，在中西部地区，90%以上的村庄没有集体经济积累。自取消乡统筹村提留以来，国家和省级财政每年转移支付给中西部地区各村庄的集体经费在3万元左右。除去村两委干部生活补贴，订阅党报党刊，缴纳村委会的水电费和购买笔墨纸张的费用，大多所剩无几。村集体没财力，是不少在2011年村两委换届后新当选班子为群众办事遇到的“第一难”。
部分受访村支书反映，村级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基础，是解决农村党组织有钱办事问题的基本前提。但目前看，村级经济发展出路难找、可利用资源不多、增收渠道窄、发展不平衡、村集体负债严重等诸多深层次问题，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有的村级组织为村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较弱，村支部书记也就难以树立威信、凝聚民心。
受访村支书们告诉记者，带领群众致富，比缺钱还难办的是缺人。
四川省大竹县庙坝镇华山村，是个海拔1350米的山村，原有891口人，如今年富力强的村民纷纷下山外出打工，留守村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共只有300来口人。村支部书记杨帮武为村庄努力争取到了国家扶贫项目，政府投资开发“秦王桃果园”，项目要实施了，却发现安排村民去学技术都找不到人。这样的农村“空壳”现象在广大中西部地区非常普遍。
“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
除了缺钱缺人，无论是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还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老百姓的工作不好做”，也是村支书们说得最多的。
河南省长垣县蒲西街道太子屯村修村路，个别户不愿自家门前的空地被占，就阻止施工。村支书王树久说：“想图方便，却又一点儿也不肯付出，对待这号村民，除了狠狠骂他，我实在没啥高招儿。”
村支书们反映，过去向农民征收税费的过程，其实也是组织管理村民的过程，现在不向农民收税费了，对农民组织管理的手段几乎没有了。有的村民光想依靠集体，又不想给集体出力。
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支部书记魏华伟是位大学生村官，在村里干了5年，他说：“村支书也是村民，在法律上没有管理其他人的权力，只能通过教育、服务和个人的人格魅力感染人，带动人。”
在东部发达地区，这样的难题同样存在。浙江省临海市涌泉镇梅岘村是个富裕村，村集体年收入达四五十万元。为村里一块被征用土地补偿标准问题，村支书孔先顺犯了不少难。“20年前国家征用村集体土地，画个圈，敲个桩，补偿办法一公布就可以了。现在农民民主意识提高了，征地补偿办法99户都同意，1户不同意，就办不成。”
孔先顺说：“这边上项目，急着征地，那边群众要讨价还价。村干部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随着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地拆迁、土地承包、利益分配等引发的矛盾较多，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较重。但一些村党支部书记常感“老办法不管用，软办法不顶用，硬办法不敢用，新办法不会用”，尚缺少社会管理的方法，在矛盾纠纷处理上易“束手无策”。
据中组部统计，全国农村党支部书记大多55岁以上，一些人工作上存在思维定势和惯性，在文化程度、思想观念、能力素质等方面存在差距，能力水平需要快速提高；而新当选的村党支部书记缺乏处理农村社会事务、开展农村工作的实践经验，有些工作方式方法只靠教育培训很难掌握，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而一届村党支部书记任期只有3年，任期短，刚刚“上路”又要面临换届的问题。□
让经济能人强村富民
一人富了，只能成就家业；让乡亲们都富了，才叫干一番事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党总支书记张德华，原先经营着当地一家大型餐饮连锁店，在镇村党组织多次上门做工作后，他想通了：“一人富了，只能成就家业；让乡亲们都富了，才叫干一番事业。”回村成为支书后，张德华牵头成立了湖北青龙湖农业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农民发展优质稻、优质肉鸭、优质蔬菜、优质林果四大特色产业。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过去的2500元增加到1.1万元。
近两年，像张德华这样的村支书在各地农村已非常普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村级组织选干部、配班子成了一道难题。为此，基层组织部门把目光投向了在外打拼的经济能人，希望他们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据统计，黑龙江省选举后的村党支部书记中，致富带头人占35.5%。河南省从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离退休机关干部中选拔村支部书记42382名，占总数的89%。湖北省近几年累计引回经济能人担任村支书800多人。浙江省的新一届村支书中经济能人达61803名，占61.8%。
受访专家认为，这既是基层组织选人用人机制的一个创新，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探索。应建立预防监督机制，引导村支书处理好带头致富与带领村民致富的关系，用心抓党建，踏实谋发展，成长为农村基层组织的中坚力量。
经济能人走上农村“政治舞台”
是什么吸引了经济能人能够放下“赚钱”而回乡当村支书？湖北省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雷明安说，近10年来，许多先富起来的人，并不觉得充实满足。他们需要通过带领身边人致富来实现自我价值的二次提升，需要更多的政治荣誉、社会认可来从精神上“致富”。
的确，好多受访经济能人支书表示，“自己先富了，但不能忘本，乡亲没富，自己也富不安稳”，而且村支书有政治地位，有光荣感。湖北省钟祥市湖山村党支部书记郑雄，曾是市卫生局副局长，后离岗下海创办企业，年经营收入6000多万元。在村民的呼吁下，他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回乡参加选举。他说：“赚更多钱对于我没有意义，能为村民做点实事，得到他们的尊敬，才是我应该追求的财富。”
对于农村支书群体有“道德权威型”向“经济实力型”的转变，多位农村问题专家表示了肯定。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福营认为，新兴经济精英治理村庄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家赋予他们的重要责任。他说，“能人治村给现阶段农村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具有强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经济能人治村成效渐现
在一些地方，经济能人担任村支部书记后，利用其自身的资源条件和先进理念，改善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探索出一条适合本村的产业路径。
经济能人村支书在开展工作之初，多是个人出钱出资为村庄发展铺路，为村民谋取福利。彭墩村地处丘陵，长期以来单一种植水稻，资源闲置多、科技含量低、生产效益差。张德华上任后，个人捐资100多万元修通了村里的公路，公司又垫资5200万元建成2000万只种鸭、10万只蛋鸡、2200亩渔业和1000亩瓜蔬基地，让现代农业在彭墩生根。
由于眼界开阔，人脉关系丰富，经济能人村支书不仅可以给村民创造就业机会，还会带头招商引资，带领村民致富增收。在北京做皮草生意、固定资产超亿元的王文忠，于2007年毅然回到家乡河北省枣强县芍药村担任村支书。他首先拿出100万元资金筹建服装加工合作社。随后又通过招商引资，形成规模化经营，并发展大棚种植和林地养鸡等农业产业。
相对于捐资办企、招商引资，经济能人村支书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为本村争取到上级项目资金支持。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春风村支部书记王家元，曾是一家采石场和一家服装厂的老板。为了打通春风人几十年梦想的通村公路，他经过反复努力争取到一笔250万元的专项经费，目前春风村已纳入四川新农村综合示范体建设规划。他还分别争取到项目资金，建成党员群众活动场所，改造农民住房，并计划再建卫生院、小学、幼儿园、敬老院和农贸市场。
因为经济收入高、社会交往广，经济能人村支书在村民中易形成威信，将村集体的决策执行下去。湖北省保康县黄龙观村党总支书记章祖良上任伊始，欲将村里已承包给个人的4个磷矿回购给村集体。遭到了承租人反对后，老章就利用自己的威信，三番五次找他们做工作，从讲解法律到政策引导，从算个人小账到算集体大账，承包户最终同意了他的想法。
经济能人治村需完善三种机制
经济能人村支书不仅改变了村庄面貌，发展了集体经济，还改变了村民的生活观念，培育了村民的经济理念。多位专家表示，企业家走进基层组织“从政”是一种趋势，如果完善选人引人、培养教育、预防监督等机制，加以科学的引导和严格的监督，他们将会成为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
首先，制定科学的选人引人机制。甘肃、山东等省在经济能人的选用上采取三种模式。一是先给舞台，再给位子。动员致富能人带领群众办产业，取得村民信任后，再选为村支书。二是先当配角，再唱主角。对暂不能担任正职干部的，先担任副职或配职。三是先挑担子，再给身份。对选不出人的老大难村，通过回请致富能人暂时牵头负责，再公开选举理顺身份。
其次，落实培养教育机制，注重对经济能人村支书的党性教育，培养其政治能力，提高“从政”经验。目前，不少经济能人村支书党性观念薄弱，对党组织工作和村民自治不熟悉，不知怎样处理村民的矛盾纠纷。山东省肥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60个村中，有62%的经济能人村支书很少主动学习党的政策法规；58%的人认为现阶段讲理论比较“虚”，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
最后，强化考核机制量化目标管理，形成优奖劣汰的用人机制。有人担心，经济能人村支书履职的动机虽然大多是从公益考虑，但如何防止“公益冲动”变成违规利己的“私益冲动”？有乡镇干部认为，个别经济能人村支书存在利用职位进入更高平台、发展更好人脉、进一步谋求自己利益的想法，甚至在村集体经济中做手脚、捞好处。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要避免经济能人治村带来的一些不良问题，最关键的是完善监督机制，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来解决问题。□
车门川村为何选不出村支书
如何打造一支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专业化村支书队伍，选出“好书记”，退出“庸书记”，监管“坏书记”，是目前基层碰到的普遍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已是早春三月，春耕将近，看着隔壁村党支部书记领着村民铺地膜，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黄土丘陵沟壑深处的青岚山乡车门川的村民们，又想起了本村选不出村支书的烦心事。
2003年以来，车门川村就再没有从村里选出过书记。最接近成功的选举是在3年前，党员会一直开到晚上11点，33岁的包世明被选为村支书，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跟全村党员打招呼辞职不干了。目前，青岚山乡副乡长牛俊山成了车门川村的第四任代理书记。
车门川村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城北，离城区只有十多公里，但黄土沟壑使这个村庄几乎与世隔绝，干旱缺水使这里十分贫穷。这个拥有近千人的村庄，去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2500元。
村支书为啥选不出来？
首先，村庄“空心化”加剧，党员少，选一个优秀的村支书存在困难。车门川村共有党员23人，但目前只有6个在村里，其他党员都外出打工了。“年轻的、有能力的都出去打工了，年纪大的又干不了”，车门川村委会主任冉守东说。
安定区组织部长宋军兵表示，党员老龄化、断档现象严重，也是村支书“难产”的重要原因。青岚山乡现有党员691人，51岁以上的有432人，35岁以下的有118人。“车门川等几个村之所以选不出村支书，就是因为老党员太多，年轻党员太少，能干的不想干，想干的不能干。”青岚山乡党委书记姚崇德说。
其次，目前村干部的报酬水平太低，吸引力不强，报酬与其全职、脱产的工作贡献不对等，与其外出务工收入不可比。冉守东说，“给的钱太少，也划不来干，2010年以前每年只给村支书3000多块钱，去年才涨到6000块。”车门川村村民包斌也认为，现在当村干部基本是全职、脱产的，有时候家里的活都顾不上，“一年发6000块钱太少了，人家出去随便找个活，一年也能弄个2万块钱，留在村里当干部‘划不过账’”。
离车门川村不远的青义、郭川和庙坪村，也同样面临选不出村支书的问题。而同处青岚山乡的原坪村，因本村好几年都选不出村支书，原坪村民便呼吁让邻近的赵家岔村支书董生刚兼任原坪村支书，乡里同意后，董生刚便成了两村“共用”的村支书。“前任村支书辞职去定西市区打工了，报酬太少了，人都跑了”。原坪村委会主任李树彬坦言，要不是家里有两个7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他也早就辞职出去打工了。
青岚山乡的村支书“难产”问题也是西部地区农村共同的难题。而在东中部一些地方，在村党组织换届选举中则存在拉票、贿选等违规违纪现象。
党建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一定三有”等政策措施广受欢迎、成效明显，村支书干事创业积极性、责任心普遍增强，队伍结构得到改善，工作规范化程度提高。与此同时，也还有一些难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如“好书记”难选拔、“庸书记”难退出、“坏书记”难监督等。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各地近年来围绕选拔任用、教育培训、激励保障、监督约束等环节加强村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基层呼吁要进一步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破除“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旧框框，以更广阔的视野、更灵活的方式不拘一格选人才。目前各地一般仍按传统做法，从本村党员范围内选拔村支书、确定后备培养对象，这些年虽也开展下派、选派、异地任职等，但人数比例相当小。应以更大力度打破地域界限、村际界限、行业界限、所有制界限，拓宽选人的渠道和范围，实行大范围、宽领域选拔。
建立村党组织书记“退岗”机制，合理设定同村同岗任职届期、年限，破除“终身制”，吐故纳新，畅通“出”的渠道。健全不合格村党支部书记调整制度，加大严格执行力度，对岗位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差、作风不好、群众反映强烈的要及时调整，对以权谋私、违法违纪的要严肃查处，使发现、调整不合格村党支部书记常态化、动态化。
在更高水平、更广范围实现“三有”目标。应进一步加大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尽快解决一些地方“退后有保障”问题；尽量扩大从村支书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招录公务员的数量。
以更灵活的方式、更实用的内容强化教育培训，提高培训针对性、有效性。
加大监督制约制度建设、执行力度。应改变监督渠道、监督形式和监督手段“单一”的状况，实行全方位、多渠道、多形式监督，实现组织监督制度化、常态化，增强民主监督全面性、真实性。□
“咫尺之隔”的“天壤之别”
一个好的村支书要有威信、会选人用人、干事业不等不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从黑龙江省尚志市沿301国道向东行驶约30公里，便可到达元宝村。60多年前，作为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光腚屯”的原型，元宝村一夜成名。如今，当年穿不上裤子的“光腚屯”，村集体资产已经超过1亿元，农民户均存款18万元。全村年人均收入1.8万元，高出全省标准1万多元。
而马路对面的钢铁村，资源禀赋与元宝村几乎一致，又只有一路之隔，却被省里定为贫困村，村集体举债租房维持运转，全村60%村民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
近在咫尺为何天壤之别？《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分别到两个村庄蹲点采访，探寻强弱悬殊的原因。
一路之隔的巨大差距
沿着一条水泥路向元宝村走，远远就能望见一片片别墅，写有“元宝村”的高大牌坊在阳光映衬下熠熠生辉。进村经过一条黄泥河，但冰封的河水却晶莹剔透不见泥沙，同行的元宝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金告诉记者，黄泥河以前名副其实，近年来村里修整河堤，植树造林5000多亩，黄泥河正转为清水河，变成村民夏天纳凉、冬天滑冰的休闲场所。
张宝金一边开门坐上“丰田V8”吉普车一边说：“我领你们到村里转转。”意识到记者对车的惊诧，张宝金的司机笑了：“这车不算啥。俺们村610户，有120多台车，光路虎、宝马就有好几辆。”
富起来的元宝村，盖起了气派的村两委办公大楼、独具特色的暴风骤雨纪念馆，秀美的休闲公园。在一片新建的别墅前，张宝金告诉记者，一栋180平方米的别墅造价25万元，卖给村民只要20万元，剩下5万元村里补贴。记者问：“那还不抢疯了？”张宝金说：“在村里买别墅的只能算一般户，一等户都到尚志市买楼，光尚志市委书记住的楼里就有7户元宝村人。”
而作为邻居的钢铁村，虽然名字“硬朗”，但集体经济却“偏软”。从元宝村出来后，记者提议到一路之隔的钢铁村看看。同行的元宝镇政府工作人员说：“钢铁村委会搬家后我也找不着。”电话联系后，本刊记者见到了钢铁村党支部书记刘焕亮。他把我们领进了一个住宅小区，村委会就在小区的居民楼里办公。
刘焕亮说，元宝村河堤都修水泥的，我们村道路还没有全部硬化；元宝村有办公楼，我们这个办公点还是租的；元宝村民别墅都不稀罕，我们村有60%的人年收入才2000多元；元宝村招商“选资”，我们村一家像样企业也没有。钢铁村收入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每天晚上看着道北灯火辉煌，道南黑灯瞎火，我心里特别不好受。
村子好坏村书记是关键
一路之隔为何天壤之别？张宝金、刘焕亮对这个问题答案一致：村子好坏主要看带头人行不行。
元宝村村民刘福义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元宝村还不如钢铁村。两个村人口都差不多，按地理位置，钢铁村比元宝村离镇政府、301国道更近。钢铁村还比元宝村早一年办企业，从1985年开始陆续开办了砖厂等，而当时元宝村还欠外债。
刘焕亮说，但是当时的钢铁村老书记文化水平不高，更不懂管理、财务、营销。在村集体企业管理和用人上，老书记信不着外人，都用自己家人，结果造成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亏损，最后一次性对外承包。企业到了个人手里，都成了盈利企业。钢铁村老书记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干到1997年才退休，这期间元宝村的集体企业突飞猛进，而钢铁村却失去了发展的良机。
由于没钱为群众办事，钢铁村两委威信也不如以前。刘焕亮说，你让村民把自家柴火垛整利索点，有人都不愿意去；修路时不但不出钱，还要求路基要比自家的房子低。为做群众工作挨不少骂，只能忍气吞声，有时对群众说话都不如企业老板好使。
刘焕亮说，由于村里没钱，干部工资只有上级每年拨的6000多元，还不如外出打工几个月的收入，有些干部嫌工资低不愿意干。干部凝聚力不强，钢铁村这种没钱没资源的村要脱困，更是难上加难。而在元宝村，除了上级拨付工资，村里按误工天数给补贴，干部们起早贪黑上班，村里有事人人往前冲。
一个好村支书的“三板斧”
一个村需要什么样的村支书？张宝金道出了他的“三板斧”，一个好的村支书要有威信、会选人用人、干事业不等不靠。
张宝金告诉记者，我说句话为啥和群众、普通干部在老百姓心里的分量不一样，就是我靠诚心、善心、爱心对群众，不瞎承诺、不骗群众、公私分明。在苦活累活上，村支书必须冲在前面，以前春耕时水田压坝，水里还带着冰碴，每当这时我都是第一个下水干活，随后你不用说啥，党员和群众自然就跟着下水，这就是威信。
张宝金说，当好村支书还要会选人用人，一个人再优秀，能力精力也是有限的。当个好村支书要勤于学习，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致富本领。村支书不仅要个人学，也要让班子学，让村民学。全村平均十多户就能有一个党员，每个党员帮助家人、亲戚学一项技能，整个村就学起来、富起来了。
对于很多村支书没钱办企业、不会带领村民致富等问题，张宝金认为，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致富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要慢慢积累，元宝村也是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摸索办企业时不等不靠，尽力做到不浪费机会、不浪费钱的“两个不浪费”。抉择的时候能看出一个村书记的水平，这水平就来源于学习、源于调查研究。农村千差万别，应该因地制宜，现在机遇很多，对国家有利、对群众有利的项目就是值得发展的好项目。□
“还是没能抵御住金钱的诱惑”
由于权力集中、缺乏监督，曾经的“致富带头人”渐渐蜕变成了贪污腐败分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身穿灰蓝色囚服的黄梅生，上衣胸前带着编号，他身材微胖，头发有些花白。
在安徽省潜川监狱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安徽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花园社区原居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黄梅生。和记者握手时，他有些迟疑，轻轻一握便立即抽回，忙不迭地说“俺手脏，手脏。”
黄梅生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本刊记者讲述他如何从一个“致富带头人”沦为“贪腐分子”的历程：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权力大，别人不敢监督；花园社区征地拆迁、工程建设多，权力寻租机会多；再加上自己抵御不了金钱诱惑，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案发后获刑7年。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有的地方，“小村官、大腐败”现象屡有出现，村干部贪腐案发案数、涉案金额呈递增态势。
村里的事，全他说了算
“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权力太大了。”黄梅生说，从1977年开始，他做了20年电工。1999年5月，陆祠村进行村委会主任换届选举，他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下半年，他又兼任了陆祠村党支部书记，书记、主任“一肩挑”。2002年，陆祠村与花园村等合并，改成花园社区，黄梅生再次高票当选为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同时兼任花园社区支部书记。
村里的事，全是他说了算，该他管、不该他管的，他全管。比如，村里党支部印章、财务章等，全在他手里。按照财务规定，财务章应由村会计保管，但黄梅生在村里说一不二，他说自己要连财务章也保管了，没人会反对，也没人敢反对。
黄梅生说，受贿时也意识到是违法的，但认为是单线交易，只要自己和行贿者不说出去，其他人不会知道。另外，行贿者大都通过亲戚、朋友等关系找到他，不好意思拒绝对方。“抱着侥幸心理，守法意识淡薄，不知不觉收钱的次数就多了，最后收取了110多万元。”
黄梅生也感到了风险，希望能通过辞职，来摆脱这种欲罢不能的危险局面。“从2005年开始，我每年都多次向镇里写辞职报告，不想再干下去了，风险太大了。但因我工作效率高，辞职请求一直没通过。而且，在村里干了多年，声誉高，村民们信任我，2006年花园社区换届选举时，我特意去了外地，希望选上他人，但仍再次高票当选村主任。”
土地资源滋生腐败温床
近年来花园社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量大，工程量多，权力寻租机会增加，是黄梅生频繁受贿的外在原因。
2005年以来，合肥到六安的高速公路修建，以及合肥市三环路修建，都需要征用花园社区大片土地。不少人知道，要想承接到工程，必须要和黄梅生搞好关系。
“我把工程交给别人做，他们大都给一些辛苦费或中介费，3万、5万，多的十多万。也不是每一个开发商都送礼，10个开发商里有三四个会送礼答谢。也不是任何人送钱我都收，只有通过非常熟悉的亲戚朋友找我，我才会收。”他说。
长丰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黄梅生在双墩镇花园居委会任书记兼主任时期，利用职权，在协助政府从事军港新村项目、外环花园项目建设、花园居委会新办公楼等工程建设及拆迁过程中，收受贿赂118万多元。
类似黄梅生这样的城郊村干部贪腐案例并非个案。合肥市纪委近年来整治村集体资产清理行动中，多名村干部落马。比如，庐阳区藕塘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刘怀寅，收受贿赂920多万元人民币和3万多美元，侵占村集体资产105万元；庐阳区原五里社居委书记邵修贵、主任郑文斌等人，分别涉嫌贪污受贿83.1万元、33.7万元，挪用公款86万元、75万元；包河区平塘王村原党支部书记刘家贵涉嫌受贿80多万元，等等。这些违法违纪案件基本上都发生在城郊结合部，大都与工程项目、征地拆迁有关。
从“致富带头人”沦为“贪腐分子”
不管是黄梅生，还是被人称为“小官巨贪”的刘怀寅，他们在案发前，大都是当地知名度很高的“致富带头人”，为村集体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长期担任村主任或村支部书记，权力集中、缺乏监督，渐渐沦为贪腐分子。
黄梅生说，他当选村主任时，村里经济条件还很差，想修路却没钱，他就和村民们一起去铁路两旁拉铁路部门筑路完工后丢弃的废料；没有机械，就靠双手搬，没有大型运输车辆，就用手扶拖拉机。最终村民们齐心协力把路修好了，办成了村里多年来一直想办没办成的大事；当地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他张罗成立了劳务公司，四处奔走，为村民们外出找工作牵线搭桥。
“村干部虽不算是政府官员，但从早忙到晚，尤其村里有重大工程项目时，经常忙了一天，累得吃不下饭。”他告诉记者，每星期只能休息一天，这一天还必须关机，否则电话不断。“在长丰县，花园社区算得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龙头之一，常有外地村干部来参观学习。”
黄梅生说，他家里开有饭店，即使不受贿，经济条件在村里也算较好的，但最终还是没能抵御住金钱的诱惑。
“奋斗了一辈子，最后却进了监狱，愧对家人，愧对社会，没法抬头做人。如果有后悔药的话，我愿意用生命来换。”黄梅生说着，眼泪又再次流了下来。□
策 划：刘茁卉 崔峰
采 写：郭久辉 周立民 王春雨 王建 徐海波 孔博 潘林青 勿日汗 程士华
编 辑：袁元 陈泽伟
负责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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