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体具有分权意识具有的表现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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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届山东省潍坊市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历史试题(解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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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届山东省潍坊市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历史1.许倬云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指出:“春秋的诸侯国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国家就象一个放大了的家庭,国君君临天下但并不治民。”这表明当时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是A.家国一体固化B.体制尚未健全C.地方相对独立D.君主专制出现【答案】C【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夏商周的政治制度分封制。春秋时期是分封制的崩溃时期,“家国一体固化”不符合史实,排除A;春秋时期已经是奴隶社会的末期,“体制尚未健全”不符合史实,排除B;结合材料“春秋的诸侯国不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国君君临天下但并不治民”可知诸侯在地方治民,故C正确;君主专制出现在秦朝,排除D。?2.《晋书》“秦变周官,汉遵赢旧,或随时适用,或因务迁革,霸王之典,义在于斯,既获厥安,所谓得其时制者也。”材料意在强调A.秦朝确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成就霸业B.汉代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未取得重大突破C.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奠基时期D.政治制度建设应该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答案】D【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秦汉政治制度的演变。“秦朝确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成就霸业”符合史实,但不是材料强调的内容,排除A;汉代出现内外朝制,“汉代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未取得重大突破”不符合史实,排除B;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奠基时期应该是先秦时期,排除C;材料强调“或随时适用,或因务迁革,霸王之典,义在于斯,既获厥安,所谓得其时制者也”,可见材料强调的是“政治制度建设应该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完善”,故D正确。?3.傅乐成在《中国通史》中提出:大体说来,汉初的几位皇帝,因受无为政治原则的影响,对政治都不十分积极,因此丞相权重。至武帝时,因为他本人想大有作为,亲自过问的事较前倍增,相权也就随之低落。上述历史现象出现的根源是A.治国理念影响B.君主专制制度C.皇权相权制衡D.国家实力强弱【答案】B【解析】本题主要考查汉代君主专制制度。治国理念有影响,但不是根源,排除A;结合材料“他本人想大有作为”“相权也就随之低落”可知君主专制是其根源,故B正确;“皇权相权制衡”不符合题意,排除C;“国家实力强弱”不是根源,排除D。?4.从宋朝开始,科举制度取士不问家世,科举考试成为淡化仕途与个人家族关系的一种制度。这表明宋代科举旨在A.扩大统治基础B.推动文化发展C.排除世家子弟D.提高选官标准【答案】A【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制。由“不问家世”可知身份低微的人通过科举制也可以参与政权,这样会扩大统治基础,故A正确;“推动文化发展”不是宋代科举制改革的主旨,排除B;“排除世家子弟”不符合史实,排除C;从材料可知选官标准在降低,排除D。?5.据载,长翅帽的发明者是宋太祖。有一次,在听取大臣奏章时,他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窃窃私语,心里非常不痛快。之后,他传旨在官帽后两侧分别加上长翅(以后越来越长)。从此大臣上朝,只能面对面交谈了。这一改变有助于A.增加决策透明度B.提高议事效率C.缓和大臣间矛盾D.加强专制皇权【答案】D【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长翅帽”并不会增加决策的透明度,排除A;大臣只能面对面交谈不会提高议事效率,排除B;材料没有提到大臣之间的矛盾问题,排除C;结合材料“在听取大臣奏章时,他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窃窃私语,心里非常不痛快”“传旨在官帽后两侧分别加上长翅(以后越来越长)”“只能面对面交谈”可知这是皇权加强的表现,故D正确。?6.《白银资本》载“1600年,(中欧)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引发了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这表明东南沿海A.农业经济转型B.传统手工业受冲击C.经济地位上升D.小农经济开始解体【答案】A【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从材料“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引发了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可知土地由种植粮食作物变为种植经济作物桑树,农业经济发生转型,故A正确;1600年时“传统手工业受冲击”不符合史实,排除B;材料没有提到东南沿海与其他地方的比较,看不出“上升”,排除C;小农经济在鸦片战争后开始解体,排除D。?7.利玛窦(1583年进入中国,1610年在北京逝世)札记中写到:“(中国)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国家都有丰富的出产。”其主要依据是当时中国A.国家统一社会稳定B.资本主义萌芽发展C.农耕经济高度发达D.官营手工业占主导【答案】C【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中国古代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利玛窦在明朝后期来到中国,此时正是明末农民战争时,排除A;“维持生存”需要的是农产品,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手工业领域,排除B;明朝时期,我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农耕经济高度发达,符合题意,故C正确;明朝中期开始,民营手工业开始居主要地位,排除D。?8.清代官员尹会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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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宋朝的“分权与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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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先生的《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吗》(原载《同舟共进》杂志)一文,专为宋朝的“专制”辩“诬”。在吴钩先生笔下,宋朝有“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的政体,包括相权对皇权的制衡与台谏对宰辅的制衡,因为有相权对皇权的制衡,皇帝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因为宋朝的台谏权力更大独立性更强,又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了强有力的制衡”。在吴钩先生的笔下,宋朝还有“史上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在诉讼案的审判过程中,宋朝也已建立“独立审判”制度,而且,宋朝善待士人,“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
原标题:说说宋朝的“分权与制衡”吴钩先生的《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吗》(原载《同舟共进》杂志)一文,专为宋朝的“专制”辩“诬”。在吴钩先生笔下,宋朝有“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的政体,包括相权对皇权的制衡与台谏对宰辅的制衡,因为有相权对皇权的制衡,皇帝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因为宋朝的台谏权力更大独立性更强,又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了强有力的制衡”。在吴钩先生的笔下,宋朝还有“史上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在诉讼案的审判过程中,宋朝也已建立“独立审判”制度,而且,宋朝善待士人,“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他因此断定,宋朝不是“专制王朝”。对此,我有不少疑义,想提出来与吴钩先生商榷。宋朝的权奸特别多。宋徽宗时有蔡京,宋高宗时有秦桧,南宋中后期又有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都是权倾中外,都是独霸朝纲,都是顺昌逆亡,都是祸国殃民。难道这不叫专制?吴钩先生在“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吗”的标题下,有一个“皇权专制王朝”的概念,是否想悄悄地撇开这种“权臣专制”,或者认为“权臣专制”不叫专制,而是“相权”对于“皇权”的制约?专制制度的准确定义,当是“最高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的统治制度”,只要实际掌控最高权力的人独霸朝纲,那么,实行的就是专制统治。汉的吕后、唐的武后以及清的慈禧太后大权独揽,皇帝形同虚设,难道这不叫专制而叫“男女共治”?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胡亥成了他手中的傀儡,连自己的小命都朝不保夕,难道这不叫专制而叫“君臣共治”?明武宗时太监刘谨怂恿皇帝吃喝嫖赌,厌倦朝事,使其得以成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刘皇帝”,难道这不叫专制而叫“虚君共和”?宋朝的权臣擅权,大致都在考虑自己皇位安危的帝王支持下借以得逞的,有的权臣擅权,还僭用、窃用诸如御批、内批、诏书、圣旨等帝王的名义。他们要排斥异己,也都要给异己构陷一个反对当代帝王的罪名。可见,这种“权臣擅权”,就像太后垂帘、宦官干政一样,正是皇权专制的“衍生现象”,往往比君主专权之本身更为恶劣。而且,从赵匡胤陈桥兵变“得天下于小儿”,到陆秀夫背负幼主跳海“失天下于小儿”,在此三百余年中,都是赵氏的家天下,都搞赵姓的世袭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权臣擅权”,又只是皇权专制的大框架中断断续续出现的怪相。宋朝的冤案特别多。宋仁宗时有范仲淹的“越职言事”案;宋神宗时有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宋哲宗与宋徽宗时有司马光等120多人的“元祐党人”案;宋高宗时有岳飞的“莫须有”罪案;宋宁宗时有赵汝愚、朱熹等59人的“伪学逆党”案;宋理宗时,还有拖延五十年未得平反的“济王赵竑案”。这些冤案,牵连甚广,在中国历史上都赫赫有名。说宋朝如何如何善待士人或“士大夫集团”,不知道是否考虑过这些冤案?吴钩先生说,在宋朝,“皇帝一旦露出滥权、专断的苗头,立即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范仲淹“越职言事”,上了“百官图”,弹劾的是宰相吕夷简,却因此获罪被贬出京城。余靖、尹洙、欧阳修为之鸣不平,也照样因为“越职言事”而落职。不仅如此,这些知识精英也都一起被当朝君主与宰辅当作“朋党”,这才有欧阳修的《朋党论》。吴钩先生说,“宋朝台谏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了强有力的制衡”。但据我所知,在上述冤案中,凡是为含冤受屈者鸣不平的,不论是台官,还是谏官,几乎都没有好果子吃。倒是在构陷这些冤案过程中冲锋陷阵、大打出手的,有不少正是台谏,他们投靠那些大权独揽的宰辅还来不及呢,还有心思去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强有力的制衡”?我想着重说说岳飞的“莫须有”罪。构成这一冤案的,固然有“权臣弄权”的因素,却也不能排斥宋高宗赵构对自己皇位稳固与否的考量,假如岳少保真的收复汴京,迎回徽钦二帝,赵构何以自处?吴钩先生说,宋朝有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在具体一起诉讼案的审判过程中,宋朝也已经建立了‘独立审判’的制度。这套制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外力(包括皇帝的意志)可以监督,可以弹劾,但不能干预审判”。我不想说岳飞的冤案是否就在这种“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中酿成,对岳飞的审判是否没有受任何外力的干预,但那个与秦桧、王氏、张俊一起跪在西湖岳坟前的万俟卨,就是被宋高宗赵构与宰辅秦桧用来顶替因天良发现而不想制造千古奇冤的大理寺卿周三畏与御史中丞何铸的,这能说明“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组成特別法庭审理案件,不受宰相与君主的干预”吗?这位万俟卨,不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为宋高宗立了功,日后又凭什么继任秦桧的相位?说什么“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说是哪一位赵宋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体塑造出来、经过漫长时间形成的非成文宪章”,成文的尚且可以束之高阁废弃不用,何况是“非成文”的;说什么“当现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为时,士大夫集团往往就会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在宋绍兴十一年的那个除夕夜,高宗下令赐岳飞死于临安大理寺内,而岳飞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之时,那个子虚乌有的“士大夫集团”可曾“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让步”?这样的冤案都可以制造得出来,却又遑论其他?权力需要制约是对的,不能让有权者为所欲为。古为今用也没有错,包括权力的制衡,也可由“古”获取镜鉴。但是,把千年之前的宋朝之“分权与制衡”说得如何如何美好,以至于享有最高权力的帝王“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毕竟有些走火入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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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宋朝是一个专制王朝吗?
不能说宋代已经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若说宋朝已经出现了“法治的意识”,则是没有问题的。
&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的宋神宗
  皇帝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
  目前的主流史学界与历史教科书,似乎仍将宋朝描述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期&,如周宝珠、陈振编著的《简明宋史》认为,宋朝的制度&都是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而设,皇权大大地膨胀起来了&;历史学者程念祺提出,&从宋朝开始,的确可以说,历史已为专制和大一统铺平了道路&;高中历史教材则这样概括宋代的政制:&君主专制政体的演进与强化&,并将这一课程的&教学目的&确定为&了解古代君主专制与帝王权力逐步强化&。宋朝是一个皇权专制王朝,好像已经盖棺定论了。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宋代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便会发现所谓的&皇权专制&只是后人的成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展开论证前,我想先讲几个小故事,看看宋朝君主能否专制得起来&&
  故事一: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诏书。
  故事二:神宗朝,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转运使斩了。次日,宰相蔡确奏事,神宗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蔡确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说:&此人何疑?&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门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故事三:宋孝宗是个围棋爱好者,&万机余暇,留神棋局&。内廷中供养着一名叫做赵鄂的国手。赵鄂自恃得宠,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绝老棋友的请托,又给赵鄂出了个主意:&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说:&葛中书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说说看。&便前往拜见葛中书,但葛中书不客气地说:&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鄂又跑去向孝宗诉苦:&臣去见了葛中书,他坚执不从。&孝宗也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
  故事四: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请求&恩泽&(即请皇帝恩赐个大一点的官做),光宗总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谢给事是时任给事中的谢深甫,曾多次抵制光宗提拔请托的私旨。楼钥当中书舍人时,也直接告诉光宗:对不合法度的私旨,&缴奏无所回避&。光宗很是顾忌,遇到禁中私请,只能推掉:&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个具有优良君主品质的皇帝,却不能不尊重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皇帝私旨的权力。
  上面列举的几名赵宋君主,既有明君也有昏君,可见在宋朝,无论君主贤明还是昏庸,恐怕都无法由着性子&做快意事&。皇帝一旦露出滥权、专断的苗头,立即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强势如宋神宗,也只能感叹一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我们评判一个政体是否为&皇权专制&,可以看看皇帝在这个政体中掌握着怎样的权力,是否受到制度性的约束与制衡。下面我们就来考察宋代君主在行政、立法、司法三组权力结构中的权力及其运行情况。
  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
  毫无疑问,跟其他王朝一样,宋朝君主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权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权威&应当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表现为实体性的执政权。这一点,跟后来标榜&乾纲独断&的明清政体很不一样。
  北宋大理学家程颐解《周易》,提出:&进居其位者,舜、禹也;进行其道者,伊(伊尹)、傅(傅说)也。&意为:天子(舜禹)只是天下的主权者(进居其位),宰相(伊傅)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进行其道)。余英时先生认为:&程颐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个以德居位而任贤的象征性元首;通过&无为而治&的观念,他所向往的其实是重建一种虚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贤士大夫之手。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而代表了理学家的一种共识。&
  确实如此。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诫宋神宗,现在政务&多出亲批,若事事皆中,亦非为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积日累月,所失亦多。&显然,富弼反对君主&亲批&政务,即便是皇帝天纵英明。南宋大理学家陆九渊也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表达的也是&虚君&的意思。
  君主既然&垂拱而治&,那国家应该由谁来治理呢?宋人认为,是宰相。用程颐的话来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首脑,《宋史&职官志》这样概括宋代宰相的职权:&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宋会要&职官》也说宰相&掌邦国之政令,弼庶务,和万邦,佐天子,执大政&。
  许多治史的学者(包括钱穆先生)都认为,与汉唐相比,宋代君权更为集中,而相权被削弱了。其中的理由是,宰相的权力被多个机构分割,比如宋代军权由枢密院执掌,中书省管不着;又设三司,将财政大权从宰相身上分走。但这种推断不是很准确,因为宋代宰相所统率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力跟汉唐宰相机构并无不同,只不过宰相个人的权力没那么集中了。而且宋代宰相机构的权力,比之前之后的任何王朝的相权都要稳固,基本上不受帝王及其非正式代理人(如宦官)的侵夺。
  当然,宋朝所有的诏书都以君主的名义发出。那么宰相的执政大权如何体现呢?首先,诏书的起草,原则上都需经宰相所辖的中书舍人之手,诏书表达的通常就是政府的意见,皇帝只是照例批准而已。更重要的是,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为朝廷的正式政令。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北宋初,因为找不到宰相副署,太祖皇帝差点连任命状都签发不了。
  根据&天下治乱系宰相&的原则,宰相之责任不可谓不重,宰相之权力不可谓不大。那么问题来了&&如何防范宰相擅权、滥权?答案是:台谏。
  宋代是历代最重台谏的一个王朝,甚至&以立国之纪纲&寄于台谏,君主与宰相颁行的诏书、法令,台谏有权追缴回来。与其他王朝的监察系统相比,宋代台谏的权力更大,可以&风闻言事&,即使弹劾出错,也不用负责任;宋代台谏的独立性也更强,汉唐时,台谏只是宰相的属官,宋代的台谏系统与政府系统则是平行结构,不归宰相统率。
  因此,宋代台谏对宰相领导的政府构成了强有力的制衡。苏轼说,台谏&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按照宋朝的惯例,宰相一旦受到台谏弹劾,即应暂停职权,&待罪&家中,等候裁决。而裁决的结果,很可能是宰相辞职。北宋侍御史刘挚对此也有描述:&伏见祖宗以来,执政臣僚苟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其所弹击,又不过一二小事,或发其阴私隐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盖去留大臣,一切付之公议,虽人主不得以私意加也。&此论虽略有夸张,但在台谏系统运转正常的时期,如宋仁宗朝,宰相因为被台谏弹劾而去职的情况十分常见。据学者统计,从明道初至嘉祐末二十余年间,因台谏论列而罢免的宰执,即有二十三人之多。
  说到这里,我们便明白了,宋朝的政体实际上包含了双重的&二权分立&:首先是君权与相权的分立。政权归于君主,治理权归于宰相,用宋人的话来说是:&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权责是任命宰相(论一相),宰相的权责是组阁(论百官),治理天下。君主与宰相&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夺宰相之职权,则属违制,将受到群臣抗议。
  其次是政府与台谏的分立。宋人经常将&执政&与&台谏&对举,可以看出他们有着非常明确的分权意识:&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君主则居于超然地位,&常使两者(执政与台谏)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如是,&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无所事&。 君主不要专制,是作为宋朝的一项宪则惯例传承下来的。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精妙的政体结构,体现了中国式的分权与制衡之美&&谁说传统政治中没有优良制度呢?
责任编辑: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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