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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中国今天面临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原标题：金一南：中国今天面临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一位地方领导干部在听完我的课后提出来的，他对我说：“金教授，刚才听你讲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问题，中国今天最大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最大的危险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威胁，既不是美国的围堵，也不是日本的挑衅，更不是诸如达赖、热比娅等跳梁小丑导演的闹剧，而在于我们自己。
　　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中华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中华民族手里。按邓小平的说法关键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本事”。今天，我们总强调要掌握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还拥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除了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外，我们共产党人还有没有其他理想？还能不能像革命年代一样登高一呼、云集者众？
　　第一个问题：关于话语权
　　先讲个例子。去年，由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军队正军级领导干部组成的国防大学国防研究班，与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外军军官组成的“拉美班”举行座谈会。其间，一名哥伦比亚上校发言说：“你们中国人过去支持的哥伦比亚游击队，现在都在贩毒，使我们深受其害。中国现在发展很快，也有钱了，不应该对哥伦比亚多给予一些补偿吗？”
　　他的问题提出后，我方学员一时哑然。的确，如果顺着他提问的思路去寻找答案，将很难给予恰当的回答。他讲完后，我说：“首先，我们中国的确支持过很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放眼世界，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20世纪的历史‘洪流’。
　　20世纪初，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只有40多个，21世纪初，联合国成员国已经增加到190多个，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获得了独立、解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进步。
　　今天在座的很多外军军官，你们的国家与我们中国一样，都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获得独立和解放的，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洪流’。我请问刚才提问的那位上校，你说中国曾支持过哥伦比亚游击队，可你知道中国还支持过南非的曼德拉吗？
　　今天，曼德拉成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声名享誉全世界。但当年，这个南非非国大党的青年领袖、军事组织负责人，有谁支持他、帮助他？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恰恰是中国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帮助。美国人、英国人当时在干什么呢？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终身厌恶曼德拉；美国则给当时的南非政权提供情报，导致曼德拉被抓、在监狱关了27年。
　　除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美国当年还支持过西班牙的佛朗哥、韩国的李承晚、伊朗的巴列维、智利的皮诺切特、南越的阮文绍、阮高其，这些人都是历史上已有定论的、声名狼藉的独裁者。美国当年也实行过种族隔离政策，被美国追捕的黑人领袖威廉·罗伯特还跑到中国来避难，他的儿子小罗伯特就曾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上学。
　　应当说，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愧对时代，没有愧对世界，我们主持了国际正义。至于我们曾支持过的一些人后来干了其他什么事，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也应由自己负责，与我们当时支持他们的初衷毫不相干。今天的中国，仍然支持世界上所有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作出艰苦斗争的人们，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中国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中国为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正能量。”
　　我讲这些的时候，提问的哥伦比亚上校手扶着下巴，听得很专注，还频频点头，没有继续再提问。座谈会结束后的晚宴上，他过来跟我握手，说很感谢我，他从来没有从我讲的角度思考过那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人一贯追求和坚持的社会正义，应是今天我们捍卫话语权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思想武器”。我们是正义的吗？我们主持过正义吗？我们还将为追求正义而奋斗吗？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人从思想上对此发生了动摇，甚至开始琢磨“忏悔”，还要出“忏悔”的书。有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妄图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散布所谓“两头真”的“阴阳怪调”——参加革命前是真的，今天退休了是真的，中间跟着共产党干的这一段全是假的。
　　有的刊物还与这些错误思潮和不良言论遥相呼应，热衷于以小搏大以偏概全，用小考证颠覆大历史，用局部之真颠覆历史之真，把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大时代描绘为大灾难、大悲剧，这种扭曲的心态，哪里还能让人感觉到一丝一毫的社会正义？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从带领亿万劳苦大众“打土豪、分田地”，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今天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都体现了共产党对社会正义的不懈追求。这是建党之本，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凝聚民心、夺取胜利的精神“圣地”和力量“源泉”。
　　今天，我们总是在讲话语权的问题，掌握话语权当然需要具备语言技巧和传播技巧，但是，最根本的影响力来自对社会正义的主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我们需要挺身而出，需要大义凛然，还需要在面对原则问题时决不让步、毫不退缩、岿然不动的坚定性和政治立场。今天，有些人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为好像只要经济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其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这些错误观念，无形之中侵蚀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必然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最近，我正在写一部电视纪录片《血性军人》的脚本，其中有一个典型人物，是原军事学院战略教室主任王三欣。这样一位我军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最后倒在了讲台上。翻看王三欣的一些档案材料，不禁让我思索，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答案就在他年轻时多次重复讲过的那些话里，“向往当一个梁山好汉”“有时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这是典型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对正义的追求：想当个打抱不平的英雄。
　　反观今日，“路见不平、掉头就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拔刀相助的事却越来越少见！换句话说，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正义感在全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淡薄。今天，我们富起来了，物质条件好了，但是内心却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虚弱。老一辈共产党人那种惩恶扬善的历史担当、对平等正义的追求与向往，曾是中国共产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我们共产党人一旦失去了这种英雄气概，必然会失去担当精神，也就会逐步丧失正义感，继而失去对社会正义的向往、追求和坚持。
　　2008年6月底，“瓮安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贵州省给省委中心组讲课。石宗源书记那天没来听课，因为“瓮安事件”发生后，石书记第一时间赶到前方处理突发事件去了。瓮安县县委书记王勤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上任7年让瓮安的GDP翻了一番，抓经济建设可谓成绩显著。据说当石宗源书记追究责任找他谈话时，他觉得冤得不行，说党的要求我都做到了，GDP也翻了一番。石书记说，你现在不要讲这个，你就说说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怎么都让群众给烧了？
　　我觉得，瓮安出了那么大的事，王勤被追究责任时之所以还感到“冤”，反映出其错误的政绩观和社会正义感的缺失。近年来，这种现象为数不少，一些人以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片面理解党的工作重心，用利益取代正义，好像发展倒成了目标本身。这让我想起恩格斯批评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话，“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个别人为了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最后导致原则模糊不清甚至丧失。
　　“一切问题都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提法和观念近年来大行其道，包括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解决，增大投入、促进发展这固然重要，但“用钱来摆平一切”的思路到底行不行得通？有些事究竟能不能依此来摆平？我觉得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共产党人在原则面前丧失了坚定性。导致在内部，一些群众对我们产生了疑问、失去了信任；在外部，我们也失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拥护和支持。
　　段时间里，我们致力于搞大国关系，想加入“富国俱乐部”。去年底，在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一个著名大学的著名学者公开讲，中国人要有富人心态，要加入富人行列、跟富人在一起，不要老跟穷人混在一起。这种心态和论调，今天居然可以登堂入室成为我们的一种理论，真是岂有此理！
　　这让我想起1997年参观美国西点军校时的一件事。参观期间，时任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他是西点军校1978年的毕业生。当时，西点军校的纪念馆内陈列着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上甘岭战役中的537.7高地和597.9高地两个模型。胡伯中校指着模型对我说：“我在西点上学时学过这个战例。这两个高地你们当时只有两个连守卫，我们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我们当年只靠两个连守卫这两个高地，但美军七个营轮番进攻，就是攻不上去。而在今天，思想战线的斗争也如同争夺“高地”，我们还有没有如此坚强的队伍？还能不能在“炮火硝烟”中仍然高高擎起阵地上的旗帜？
　　然而，大家看到的是，今天一些人在思想解放、社会多元的大背景下，主动放弃了应该坚守的“高地”。“告别革命”，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就是我们放弃坚守思想道德“高地”所滋生的恶果。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也是对这种放弃所作的世俗注解——潜移默化中，执政成为我们的最高目标，经济成为全盘稳定的依托，权力成为最终的追求。
　　被列为2009年最牛网络语言、一位干部说的那句话，“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潜台词是：我是统治者，你们是被统治者，搞清楚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在替谁说话！如果，共产党人今天真走到了这一步，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已解答过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命题就再次出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怎样继续存在？这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历史性拷问。
　　一位军职干部跟我讲，前几年“两会”上，军队一位领导参加他们小组讨论，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忠诚与背叛》，就是《红岩》的内部版本，讲的是革命年代地下党一些领导干部腐化叛变，最后出卖了基层组织。他推荐大家一定认真看看这本书。这位军职领导跟我说：“他讲这些话的时候，眼中泪花闪烁，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我回去马上要求机关给每人买了一本。可是，如今他也出问题了，而且就是腐化问题，这让我如何给干部、战士们解释？”他问得很直率、很尖锐。
　　一个人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在监督机制、权力制约机制都尚不健全的时候，如果再失去内心的信仰和人格的约束力，就可能一步步陷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苏军战将朱可夫，二战胜利后当上了驻德苏军总司令，把从纳粹德国搜到的许多油画、貂皮大衣、水晶器皿据为己有。克格勃因此向斯大林举报朱可夫贪污。斯大林便派朱可夫出差，克格勃乘机去其家里搜查，把财物全部拉走上报。朱可夫回来一看事已至此，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检讨过失、沉痛不已，最后落款都不敢署上苏联元帅、陆军总司令的军衔和职务，只写了“布尔什维克朱可夫”，要求保留他的党籍。你不能说朱可夫不能打仗，可是当他身处的环境中缺乏权力监督机制、制约机制，一旦权力过于集中、欲望膨胀之时，就出现了贪污腐化问题。
　　就如同今天的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
　　这些年来，我们向全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能不能也提供同样丰富的精神产品？我们今天到处寻找“思想武器”，但究竟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才能够为我所用、用之管用？就如同中科院的一位领导同志所说，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什么？信息技术与能源结合难道就能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了？这不科学，也不严谨。然而，对这样一本并不十分严谨的书，我们的重视程度甚至让里夫金本人都感到吃惊。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想，不结合中国实际而一味“山寨”别人的思想，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问题的。
[责任编辑：不能忘却之三：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在显露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伪政权内部矛盾丛生。而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将王克敏管辖的华北地区实权悉数收回，用另一个大汉奸王揖唐去取代，弄得王克敏在周佛海面前大倒苦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抗战期间中国出汉奸很多，为什么？一是弥漫于统治阶层的失败主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的当时大有人在。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别人面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别人一切都好的心态，当时十分普遍。七·七事变后胡适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这个后来出任汪伪政权“外交部长”高宗武所谓“见识”，就是毫不隐晦地认为：只要中日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垮。胡适本人就深为此观点所动。三是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只知个人，不知民族。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周作人不签。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过汪伪政权北大图书馆长聘书，后来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衬和帮凶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气节么？四是长期封建社会影响，只知小家，不知国家。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这段话极其深刻。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从来是“家天下”，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bangbangshu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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