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群众的围观心理分析
嗑着瓜子，看着热闹，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了。即使是道德上最完美无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不那么光彩照人的渠道来找点乐子，寻求一些安慰。没有几个人会讨厌听见成功人士突然破产、美女明星承认整容、或者抛弃自己的前任被现任劈腿的消息。尽管这听上去卑鄙又阴险，但普罗大众爱看这些个“热闹”，因为人类对有些事情，比如性、八卦，国际争端等等兴趣更大。这和人的原始欲望有关系，它们会让人产生兴奋感、产生多巴胺，肾上腺素，让人愉悦。所以这种“热闹”不仅带来心理满足，也会带来生理满足。
但是，“吃瓜群众“”不是什么值得追捧的词汇。它代表着的无非是“无责任、无判断、无担当”的三无心态。看热闹和他个人没有利益冲突，这正好可以满足吃瓜群众的诉求，比如填补空虚的内心、消磨时间，给自己找点事情干。
“看热闹”也属于人类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体现，具有一定的适应意义。当人们在遭受困难与挫折后，做一个吃瓜群众看看热闹能够减轻或免除精神压力，让人恢复心理平衡。用简单的话讲就是，当我们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活的不如别人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这种方式方来保护自己。
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就包括酸葡萄心理。人们通常会说，你看那些名人和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活的没那么好，只是看上去好而已，谁还没有烦心事了等等这样的语言聊以自慰。因为人是需要自尊平衡的，我们需要把自己想得很好、受人尊重，而实现这一心理需求就需要借助社会比较、社会关系来满足我们的自我认识。我们之所以关注别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自己。通过别人的样子，能更好的了解和安慰自己。&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镜像自我效应”。人们会把他人当做镜子，如果别人过得很好，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显得自己过得不好，这就让我们不开心，人们会倾向于忽略这件事情，这就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叫否认；而如果别人过得不好，我们就愈发想去关注他，甚至关心他，因为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我们过得很好，至少没有遇上太大的灾难或羞辱，这对我们这对我们的自尊心也是一种补偿。
王宝强事件之所以闹得如此沸沸扬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王宝强戳到了人们的痛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个大明星会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被劈腿、被敛财，情节跌宕起伏犹如最狗血的连续剧，这让人在为他心痛之余，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我疗愈感，人们会想“虽然我没那么多钱，也没人认识我，但毕竟我老婆还睡在枕边，我的钱还乖乖地待在卡里”，这让很多普通人头一次对自己本来并不如意的人生产生了认同和满足感。
道德执照效应
二战期间，德国人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清洗活动中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截止到1945年，波兰原有350万犹太人只剩下7万余人，荷兰的14万犹太人只剩下3.5万人，罗马尼亚的65万犹太人仅剩下25万人，而德国和奥地利的33万犹太人仅有4万人生还。&欧洲反犹传统由来已久，犹太人长期被冠以“出卖耶稣的人、投机商人、不洁的人”，犹太人被视为劣等种族，不仅在生理上是可鄙的，在灵魂上更为肮脏。&吃瓜群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来自于围观者对被围观的人所产生的“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当人们过度相信自己的道德比他人高尚时，便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并且会自动认为这么做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残杀就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犹太人被迫害，正是因为德国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比犹太人高尚许多，所以灭掉这些人是应该的；侵华战争时，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很肮脏、很懒，他们同样会产生道德优越感；文革时，自诩为工农子弟的孩子对出身不好的人实施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行为，打他们、杀他们，灭他们，都是源于对自己的阶级所产生的天然的道德优越感。&这就是“道德执照效应(moral
licensing)”，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做了好事之后再让他做一点不道德的事情，他就会心安理得了。就像一个想要减肥的人，在认真锻炼了一整天之后，他就不会为晚上吃了一个冰激凌而感到无比懊悔，因为他毕竟已经锻炼了一天了。有些党政干部觉得自己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的事，贪污点钱不算什么，这都是道德优越感的负面作用。
中国人更爱看热闹吗？
中国人似乎是全世界最爱看热闹的民族之一，不论从心理距离还是物理距离，我们希望和别人离得越近越好，和各种事情掺和的越多越好，在这种无边无际的纷纷扰扰之中，中国人不可思议的获得了自我认知，尽管这种自我认识几乎完全来自于和他人的比较，以及他人对我们的评价，但最终还是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文化心理学确实发现，中国人是集体主义的文化，没有太多的个人和社会、和他人的距离感。喜欢和别人的生活连在一起，喜欢关心别人的事情，这和中国的农耕文化有关，也和我们的教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哪怕出趟国我们都只认为是代表中国，而不是代表个人。
除此以外，中国人也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愿意对很多事情做道德判断，包括对人性的基本规律以及社会的自然规律，都想要赋予道德判断、道德意识。从而形成对他人进行道德评价和监督的习惯。&而这些特质叠加起来，就使得国人显得更爱管闲事、更爱八卦，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工业化比较早的国家，人们更早的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隐私。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个人权利来讲，我们真的不应该过度讨论、关注、分析别人的隐私。
&社会到底需不需要围观者？
不可否认，吃瓜群众的存在仍然具有合理性。对于每一个看热闹的人而言，潜意识里仍然对社会事件持关注态度，并且认为社会是需要公平和正义的，这对于个人自尊的实现、以及心理平衡有很大裨益，所以在满足个人心理健康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吃瓜群众显然要比冷漠麻木、对世事毫不关心好得多，它至少是一种心理正常的体现。&当然，只做一个吃瓜群众显然还不够积极。我们更希望人们能够主动积极的介入社会，对周遭有一种责任感，并做出应有的贡献，而不是当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从社会效果来看，围观产生更多的是负面作用。围观有时会破坏距离感、规则感和法律感，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对社会正义的伤害，对隐私的侵犯，甚至出现大规模的集体迫害行为。
当然不排除有些围观，诸如微博、朋友圈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大量转发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关注度，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推动了社会进步。尤其是我们能够迅速对事件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时，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的确会产生较大的作用，但反过来这也是个悲剧——那么多社会事件为什么需要老百姓的围观、靠草根群众的振臂一呼才能获得关注？
&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群众运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从长远角度上讲，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事情，也算不上什么进步。这反而说明我们其他的诉求渠道不畅通。我们竟然需要靠自媒体上的群众起哄来解决问题，这是个悲剧，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这样的事情越少越好。
中国需要建立全面真正的媒体监督、广泛活跃的人民代表制度、行之有效的民主沟通制度。围观绝不是长久之计，当务之急是设计优秀的民意表达制度。
根据宋爽《新周刊杂志》原文改编，本月15日出版
文字供稿 | 宋 & &爽
责任编辑 | 吴卫国
执行编辑 | 张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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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作者：虽然没有权威性的数据支撑，但我想，如果我说「支持特朗普的人在中国远超希拉里」应该不算太过夸张。至少下面还有几个微博投票结果能够忝为佐证：当特朗普在昨天以出人意料之姿成为了美国新一任的总统时，有很多美国人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但大部分中国人很开心，因为这代表了又一次我们社交生活狂欢节的到来。也许你的朋友圈里会有「清醒的人」在发文讽刺「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全民参政议政」，但没关系，他也是这场热闹大戏中的一员，尽管他可能不想承认。事实上，在很多美国媒体看来，特朗普的胜利代表了以 Facebook 为首的网络社交媒体的胜利。不管特朗普自己多么特立独行、桀骜不驯，没有社交媒体的发酵和帮忙，光靠传统媒体，他绝对没办法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可能连共和党初选都过不了。而对于这样一个政治素人来说，没有舆论影响力，想要当上总统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社交媒体平台让特朗普成为了美国总统。再换句话说，放在中国的语境下，虽然二者不尽相同，但我们也许可以说：特朗普的胜利也就是微信朋友圈的胜利。信息「过于丰富」真的是一件好事吗？为什么说是社交媒体让特朗普赢得了选举？我们大概可以将它归结为两个原因：信息「过于丰富」和参与感。首先来说说信息「过于丰富」的问题。在选举前，《纽约时报》的记者 Jim Rutenberg 曾经对真真假假的选举新闻表示：「去掉假新闻的最好方式就是生产出具有压倒性数量的真实新闻。」然而，事实证明，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优秀的新媒体，他们已经产出了足够多的好的真实的新闻，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从中发现那些最真实的信息。而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的分辨能力更低。美国预测专家纳特 · 西尔弗在《信号与噪声》一书的序言中曾提到：当信息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处理信息和分辨信息的速度时，共享信息的不断增长反而会加速民族和宗教的孤立进程，其速度之快不禁让人瞠目结舌。而且面对过量的信息时，我们会本能地进行筛选，选出喜欢的，忽略其他的，与同道中人为友，与意见相左之人为敌。这种共享信息流通的最重要的渠道就是社交网络。首当其冲的一个例子就是 Facebook。Facebook 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存在这种问题的平台，但因为他们的体量和内容机制，他们的影响力和破坏性也最大。Facebook 的算法会根据你查看和分享的内容推送给你更多相关的内容，而广告则是其最重要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今年早些时候解雇了自己 Trending 板块的所有人工编辑。因此，在一个纯粹算法驱动的平台下，内容商们就会通过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党」诱使你点开并分享他们的内容，用户很难在纷繁复杂的内容中进行辨别，而特朗普这种「网红」自然不会被内容创作者们放过。再加上用户之间通过社交关系的相互传播，很多花边内容就被更加广泛而迅速地传播了出去。当然，希拉里也不会在社交媒体的视野之外，但相比特朗普，她在上面的劣势就大了不少。点开 Google Trends 的分析页面，除了正常的总统选举信息之外（比如「辩论」、「民调」等相关搜索词），与特朗普有关的搜索热词就是她的老婆和女儿最多了；但希拉里就不同了，除了那些常规搜索词之外，「邮件门」事件和屡被怀疑的健康状况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内容。而这些 Google 热词显而易见也肯定会是 Facebook 上人们最关心的内容，因为段子手和广告商们的典型特征就是「哪儿有流量就往哪儿钻」。（除了正常的内容之外，特朗普的相关搜寻大都是花边新闻，希拉里则很多是邮件门及健康等负面新闻）同时，因为二者不同的背景，他们因为这种「信息过量」所受到的影响也大有不同。特朗普的疯狂言论以及他漂亮的老婆和女儿成为了帮助他走上社交平台中心的利器，人们对这个之前远离政治和媒体旋涡的男人本就充满了兴趣，各式夸张而又半真半假的信息正好迎合了你我，这当然帮助了特朗普的疯狂式传播。（二者之间的差异甚至在中国也体现了出来。在百度指数中，除去正常的政治词汇，人民群众对特朗普他女儿非常感兴趣，而希拉里则多了诸如灭亡、性丑闻和健康这种负面关联）而希拉里自然不同，人们早在 20 年前她成为第一夫人时就已经对她了如指掌，她的丈夫、家庭、之前的人生经历早已不是秘密，执政风格与措施？这才不是大众最关心的事。于是，那些「被曝出」、「被揭秘」的八卦和黑暗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最流行的内容。（特朗普的超模女儿为自己老爸加了不少分）参与感让你「迷失自我」而毫无疑问，参与感也是社交媒体吸引用户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相比于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此，当你 20 年前只能坐在电视前或报纸背后看着新闻，自己在家中吐槽的时候，你现在可以上网在社交网络上和众人分享自己的意见，这点太吸引人了。当成百上千万的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因为那两位或愤怒、或激动、或欣喜、或伤心时，你似乎真的也成为了这整个政治体系中的一份子，你的意见似乎非比寻常。这时，你真的能理智地思考你要选谁吗？而特朗普因为其更加夸张、激进、甚至于不顾形象的发言和表现，他理所当然地更能唤起自己的支持者的情绪，也就是说他的煽动性更强。面对这样一个对手，希拉里作为一个强势的女性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性别优势，同时也让自己的支持者在参与感上相形见绌。在中，我们曾经提到过：「这种大脑的选择机制其实也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可以概括——选择性知觉（selective perception），它是指人们常会带入自身的兴趣和经验去理解别的人或事物，某种程度上说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一种感知偏见，而社交网络的产生无疑加剧了这一机制的运行。所以当你在社交网络上搜索一个热点事件时，由于信息过于碎片，繁杂，你自会产生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搜索筛选体系，但其实你的每一次搜索行为都潜移默化的加强了你的既有观点。」数据显示，只在北美，每天使用 Facebook 的人数就超过了 1.7 亿，这个数字是选举投票那天人数的 1.5 倍。同时，美国 62% 的成年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这个数字在中国不知道是多少，但一定也不会少太多。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此多的人集中在一个公共场合各自发表意见，能保持独立思想不被侵蚀的人能有几个？扪心自问，你能保持独立吗？当然，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我们还能总结出一些社交媒体对于特朗普的胜利的贡献。比如说这种集群式的新闻展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反弹情绪，尤其当那些主流媒体都倾向于支持希拉里时，特朗普的「徘徊于主流政治世界之外的反叛者」形象就越发吸引人。但回到我们的身边，当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使用的微信朋友圈时，你也许也遇到了很多相似的问题，虽然我们不用面对总统大选这样的重要抉择，但当类似的事情发生时，你觉得自己还能完全依靠你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吗？（编辑：谁是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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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频道16小时前为什么社会和行为科学家都没有预测到川普胜选？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 | 学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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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社会和行为科学家都没有预测到川普胜选？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
本文作者:彭凯平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比较混沌、分化明显、戏剧性最强的大选之一。最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主要媒体、电视频道、美国报纸、专家学者都预测现任国务卿·克林顿会高票当选，但大选的实际结果却是以失败告终。不光自己没有夺得美国总统的宝座，她所在的民主党也丢掉了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的席位，可以说是一次惨败，不像是个政坛元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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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多的专家、学者、专业人士都看走了眼？为什么社会和行为科学的预测模型全都失效？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首先应该指出，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可能包含有很多致命的缺陷。现有的调查依赖的是分层取样的方式，甚至依赖于走家串户、电话调查和邮件联系的方法，抽取部分代表性样本调查，来推测整个人群的反应。其中，调查人员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待人接物的方式等很多因素都会对样本的结果产生误导的作用。试想一下，一位年轻的社会调查人员，来到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家庭或楼道中，询问对方对各种问题的态度、看法和意见时，会不会受到调查者本身的特性的影响？

 
这样的调查也容易受到社会赞许度的影响。尤其是大众媒体、主流杂志和专家们都偏向某一位候选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让很多选民不愿意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试想一下，虽然一位年轻妇女心中非常认同川普的各种观点，但当媒体反复播放川普调侃女性、侮辱女性的言论和画面时，她怎么会愿意在调查者面前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这样的社会赞许效应，往往会让很多一边倒的预测产生巨大的翻盘效应。无论使用的统计方法是多么的完美，调查的工具是多么的先进，但如果最初调查出来的数据本身是不真实、不准确的，这些先进和完美的方法也不可能让我们做出真实准确的判断。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和我们社会心理学家所关注的真诚度有很大的关系。川普作为一个老练的商人和媒体人士（别忘了他演过电影，主持过无数电视），他绝对知道应该如何表现出自己真诚的一面，而这恰恰是最大的软肋。

 

 
川普并不是一个比更真诚的人，比如说——他的报税记录一直没有公开，他的健康信息也没有完全公开，而只是有选择地披露了自己认为有正面意义的信息。这是他使用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技巧，就是说一些特别反潮流、反主流、反中规中矩的话，让人觉得他说这样极端的话，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而希拉里由于多年的律师历练，使得她说话留有余地，而不是坦率地、全部地说出应该说的话。但是，普通选民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表述是一种不真诚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在真诚度方面，这两人都是政客，并没有多大的本质差别，只不过技巧使用不同而已。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技巧的使用，让普通选民认为川普是赢在真诚度上。

 
第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发现的一种现象，那就是“极化现象”。1997年，我和我的导师尼斯本特（Richard Nisbett）做了一系列有关人类对矛盾信息的反应研究（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发现当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与我们以前的观念不一致的信息时，我们往往会贬低那些不利于我们自己观念的信息，而把自己以前确认的信息变得更加确信。就像一个支持死刑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些反对死刑的证据之后，反而变得更加支持死刑；而当一个反对死刑的人看到一些支持死刑的证据之后，反而变得更加反对死刑，这就是一种极化现象。两个观念差距越大，人们讨论的时间越长，这种极化现象越明显。

 
因此，当两个政党的竞选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冲突、越来越戏剧化的时候，很多的人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极化效应。特别是这次美国大选，很多专家、学者、主流媒体的评论员，在确信自己不喜欢或者厌恶川普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有意识地忽略、看轻、不重视那些支持川普的信息。而这样的信息偏偏可能是川普获胜的原因。

 

 
这一次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对美国大选预测的失败，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其实科学也往往是在经历各种失败之后才得到进步和发展，我相信这样的案例以后也还会发生。但是，通过这次失败的预测，我们起码可以适当改变我们通常所信赖和使用的社会调查方法，同时在学术问题上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和独立。

 
当前，人类己进入互联网和移动大数据时代，也许只有通过对大数据和自媒体信息的分析，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接近和了解民意。我和郑先隽、喻丰教授就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大数据的心理学文章，其中提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也就是大数据样本才可能更接近总体。也只有根据大数据、社交媒体、自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所做的预测，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容易抓住民众心态的变化，从而做出相对更加准确的预测。

 
当然，我要强调的是，川普的当选，不代表美国民主的失败，也不代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科学的失败。科学的预测总是会比各种个人看法、迷信手段更准确，是因为它承认失败，接受教训，改善模型，从而变得越来越准确。

 
川普当选，确实令学界惊诧，也发人深省。真实的民心需要更客观的方式来了解，这正是社会和行为科学重要的原因。（编辑：游识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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