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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资不抵债陷于困境的北京市工艺美术厂被西城区人民法院裁定破产，将于12月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以决定各债权人的破产债权清偿问题。北京工美厂曾是全国最大的工艺美术综合性企业，也是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的一面旗帜，如何走上了绝路？面对部分国有工美企业的衰落，现在的北京工美集团董事长郭泰来认为，工美产品自身的性质决定了这一行业必须走民营、个体的发展之路。但随着今年9月北京市政府出台的《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开始正式施行，随着一批工美企业的改制成功，北京的工美行业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春天。1.曾经辉煌四十年北京工美厂的兴衰浓缩了北京工美行业的一个轮回。9月27日，记者在原工美厂已经卖掉的厂区看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去年9月发布的该厂破产公告依然贴在墙上。已经买下该楼的某石油公司也在墙上写了通知：该办公楼已经转让……工美厂职工未经允许不得入内。从北京工美厂的退休工人那里，记者了解到了北京工美厂从辉煌走向黯淡的简单经过。1956年，随着公私合营，北京大大小小的传统手工作坊被并入国有企业，几乎所有的手工艺人也成为了大企业的职工。1958年，北京工艺美术厂应运而生，并成为全国最大的工艺美术企业。上个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遭到经济封锁。许多国家不承认新中国，不进口中国产品，但中国传统工艺品却是一个例外，在国际市场上相当畅销。工艺美术品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创汇的支柱，得到国家领导人的特别关注。为了保护工美行业，当时政府采取保护老艺人、减免税收等措施，使北京的工艺美术业得到迅速发展。北京工艺美术厂主要生产景泰蓝、玉石雕刻、象牙雕刻、雕漆、花丝镶嵌等手工艺品，很快发展成为一家拥有40多位著名工艺美术家、手工艺人的老字号，并一度成为全国工美行业的一面旗帜。一位老职工回忆说，当时厂里汇聚了大批的手工艺人，最红火的时候工人有2000多人。到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工美厂和北京的工美行业均达到了顶峰———当时北京的工艺美术行业里的生产厂家有40多家。但到了90年代初，北京工美厂开始走下坡路了。到1999年，根据抓大放小的政策，北京市资产在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全部下放到区县。北京工美厂因此成为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集体企业。由于经营和市场原因，北京工美厂陷入困境。日，北京工艺美术厂向西城区法院提交破产申请。该厂在破产申请中表明：2000年全厂亏损699万元，平均每月亏损近60万元。日，法院对北京工美厂的申请做出裁定：北京工美厂总资产为5526万元，总债务为8356万元，属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破产条件。2.廉价劣质品冲击市场工美厂为什么走到了破产的地步？北京工美厂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对记者的这一问题很不感兴趣，“破产一年多了，没什么好说的”。但记者从工美厂老职工的回忆中大致了解了该厂近年来的状况。“我退休那时候，工美厂还红火着呢１9月27日下午，一位已经退休13年的工美厂老职工告诉记者。这位从事了30多年玉器加工的大妈不愿说出她的姓名，但她对这个有着40多年辉煌历史的老厂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它的破产深表惋惜。老职工对工美厂的末路有自己的看法：劣质产品充斥市场，冲击了正规的市场；一些胆大的员工私自在厂外加工、生产产品，借助工美厂的销售渠道抢夺工美厂的生意。据记者了解，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下海热、经商热的兴起，工艺美术品的生产也开始走出了国营、集体的限制，受利益的驱使，大量粗制滥造的产品以低廉的价格充斥市常在这种情况下，工美厂那种为了一件精品好多人协作共同“精雕细刻”的生产方式似乎跟不上了形势。与此同时，工美厂内部的一些人，由于懂得工艺美术品的生产和销售，开始悄悄在厂外搞自己的作坊。一位工美厂的退休老职工告诉记者，这帮人一边在厂里上班，一边在厂外生产，并利用工美厂的销售渠道，常常把厂里的客户拉走。3.个体民营是发展之路“其实北京工美厂的破产并非特例。”北京市工美集团有限公司营销策划部的张宏伟告诉记者：“北京工美行业衰落的国有企业大概有六七家，但同时又有更多的个体和民营的工美企业产生了。”北京工美集团董事长郭泰来在工美行业工作了30年，他对工美国有企业的破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工艺美术品作为艺术品的性质，决定了这一行业必须走民营、个体的发展之路。〉发展。有业内人士认为，艺术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它的生产规模有一定的限度，而这个限度不一定是由市场消费决定的，因此区别于其他工业品的生产。艺术产业中的很大一部分产品必须保持它的品格和稀有度，而不能将其商品化。如果产业化的发展打破了这一规律，那么市场的规律和艺术的规律就会颠覆和破坏艺术产业。工美行业面临的一个更大的危机，是一些传统技艺的濒临失传。据北京市工艺美术协会有关人士介绍，60个工美门类中有一半以上的门类已经或濒临失传。4.行业仍期待春天虽然北京工美厂已破产倒闭，但郭泰来仍乐观地认为，北京工美行业的春天即将到来。北京工美行业的困境已经引起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年9月10日，《北京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正式施行。《保护办法》规定，北京对传统工美品种、珍品、技艺和工美大师、民间工艺大师实行认定制度；北京市经济主管部门认定的工美品种和技艺的产品可以使用北京传统工美标志；鼓励工美大师、民间工艺大师创办企业或建立个人工作室。除了《保护办法》的出台外，让郭泰来对工美行业的乐观还有更多的理由：一个是在传统国有工美企业萎缩的同时，一批个体工美企业已经迅速占领了市场；一个是盛世收藏热刺激了传统工美产品市场空间；再就是北京奥运会将给北京工美产品走向世界提供绝佳机遇。正是看到了工美行业的春光无限，北京工美集团正在筹划北京工美行业的大手笔———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内建设北京工美博物馆和扩建北京工美技术中心，前者将建成工艺美术产品的汇展中心，而后者将成为工美技术的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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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怀宁中学校本培训教材
主编：怀宁中学语文组
风流桑梓地…………………………………………3
古皖热土……………………………………………3
灿烂文化……………………………………………4
历史烽烟……………………………………………7
文武两状元…………………………………………11
文魁若宰……………………………………………11
武魁来聘……………………………………………13
德学振家邦…………………………………………15
布衣学士……………………………………………15
美学巨擘……………………………………………19
两弹元勋……………………………………………20
洒泪祭雄杰…………………………………………22
创世教主……………………………………………22
横刀英雄……………………………………………28
枫桥忠魂……………………………………………29
不死的海子…………………………………………31
漂泊诗人……………………………………………31
迷惘诗人……………………………………………33
麦地诗人……………………………………………34
走向神坛……………………………………………36
孔雀东南飞…………………………………………38
千古绝唱……………………………………………38
悲剧真实……………………………………………39
焦刘轶事……………………………………………42
无石不成班…………………………………………46
曲艺大师……………………………………………46
四大徽班……………………………………………47
徽班故里……………………………………………50
名伶辈出……………………………………………51
黄梅乡里行…………………………………………58
黄梅源流……………………………………………58
黄梅名宿……………………………………………61
群星璀璨……………………………………………63
风流桑梓地
古皖热土&&
春秋时期,皖伯大夫封于皖。在古皖国境内,有山名叫天柱山，因属皖国，故名“皖山”；此山深踞群山之中，峰顶拔尖，故别称“潜（尖）山”。相传皖伯执政时，体察民情，施以德政，后人为纪念他，又改此山为“皖公山”。皖，原有美好、明媚的意思，安徽省简称为皖，来源于皖国、皖公、皖山、皖水、皖城。《史记》和《汉书》都有记载，汉元封五年（前106）冬，汉武帝刘彻南巡，亲临皖山设台祭岳，百姓高呼万岁，故此山又有“万岁山”之称。汉宣帝时此山又被敕封为“南岳”，于是名声远扬。从此以后，封建朝廷每年都派大臣前来祭山。当年的祭岳台至今仍保存完好。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为拓宽南方疆土,将南岳南移至衡山。至此天柱山已享受了700余年的南岳香火。安徽省的代名词除“皖”外，还有“八皖”。此代称常见于诗词、楹联作品之中。安徽省为什么又可称为“八皖”？据《清史稿》记载：清初以前，安徽、江苏是一个省——江南省；到康熙六年（1667），清政府为了减轻“吏事繁冗”，把江南省一分为二，设安徽、江苏两省；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正式把安徽省会确定在安庆府治怀宁；雍正十三年（1735）以后，安徽省由原管辖的七个府、三个直隶州，增至八个府、五个直隶州。这样，人们便把拥有八个府的安徽称为“八皖”。宿松县文昌殿有一副联：“凿山外，耸出文峰，星入文昌，八皖文光射牛斗；大江中，凭临天堑，势参天半，一枝天柱拱龙湖。”作者贺欣是前清进士，那时候他就用了“八皖”一词，可见“皖”或“八皖”作为安徽省的简称，由来已久。
需要强调的是，春秋时代的古皖国就是今怀宁县的前身之一。而今怀宁县的另一前身是春秋时代的古桐国。当时，今怀宁县西部一带属于古皖国，其面积约占今怀宁县面积的十分之四；东北一带属于古桐国，其面积约占今怀宁县面积的十分之六。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因衡山王造反，朝廷废衡山国为庐江郡，江北设有庐江郡和衡山郡。庐江郡境括今江北安庆地区，郡治在舒县（今安徽庐江县西南陈埠乡城池埂），领舒、皖等12县隶属于扬州。今怀宁县东北原属古桐国部分归舒县（今庐江县前身），西部原属古皖国部分归皖县（今怀宁前身）。其后，今怀宁地的行政归属屡经流变。直至东晋义熙年间怀宁县才正式建县，晋安帝从当时的庐江郡中分出一个晋熙郡（安庆市前身），改故皖县为怀宁县，使其隶属于晋熙郡。改故皖县为怀宁县，用意是“以永嘉荒乱之后立县，以怀宁兹地也”。不久东晋朝廷又分故皖县地置新冶县（今望江县）。南朝宋元嘉二十五年（448
），朝廷再分故皖县地置太湖左县（今太湖县）。北宋政和五年（1115
），朝廷设置德庆军，赐德庆军军额管理舒州事务，兼任德庆军节度使，把今怀宁县东北一带原属古桐城部分划入怀宁。元朝至治三年（1323
），朝廷划出怀宁县清朝、玉照2
乡，设置潜山县。至此，今怀宁县境大体已定。怀宁县县治在南宋嘉定年间以前一直在今潜山县梅城镇，嘉定年间迁至皖口（今怀宁山口镇村），景定年间随府治迁入宜城（安庆），为附廓县。因怀宁县在历史上多与省、道、郡、州、府同城而治，所以它被公认为安徽省“首府首县”。
&&怀宁县历史悠久，早在七十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这悠久的历史铸造了灿烂的地域文化。目前，全县境内共发现旧石器文化遗存12处，各类各时代文化遗址130处，其中省级保护单位4处、县级保护单位23处。文物精品共有100余件，分为青铜、陶瓷、书画、古玩、新旧石器等5大类，大多数文物一直“藏在深闺人未识”。北宋的青白釉人形瓷注子在全国仅出现两件，这件文物曾参加过1990年亚运会时期的《中国文物精品特展》，其影像印制在国家赠送给外国贵宾的纪念卡片的封面上。春秋时期的蝉纹鼎、牺鼎、铜匜、铜盉等国家一级文物，公开亮相后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见下图）
图1：蝉纹鼎&&&&&&&&&&&&&&&&&&&&&&&&
怀宁新近发现的孙家城遗址，其年代被确认为新石器时期。据保守估计此遗址距今已有6000余年历史。孙家城遗址内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层叠压，丰富多彩。安徽省考古学家和长江流域城址专家们认为，孙家城遗址是继杭州良渚城址之后，长江下游第二座被发现的新石器时期古城遗址。此遗址面积较大（推算原有面积当接近30万平方米），因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孙家城遗址经过持续发掘,不仅发现了200余件鼎、豆、斛、杯、釜等陶器以及钺、锛等石器，而且还出土了许多以前见所未见的器物。这些神秘的器物到底有什么功用，目前还是个谜。这些神秘的器物涉及到陶猪、陶坠、陶鼠、陶人等多个类型，它们的共同的特点是形象逼真，体积不大，其中陶猪的数量最多。陶猪的制作工艺非常精美，不仅形象栩栩如生，而且身上塑有彩绘，它们最长的不超过8厘米，高在4厘米左右，有的背上还留有鬃毛，和现在人们饲养的家猪十分相像。陶猪的发现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猪就已经成为怀宁先民喂养的主要牲畜之一。陶坠也是专家在考古过程中的意外发现，它们大的有如蘑菇，小的状似螺蛳，带有明显的手工打磨痕迹。专家不敢肯定这些陶坠就是古人挂在胸前用于装饰的物品，因为这种坠饰在凌家滩遗址和薛家岗遗址发掘过程中也少有出土。令人拍手称奇的是陶鼠和陶人。前者既形似老鼠，又神似恐龙，但是与老鼠和恐龙又有明显的区别，长约5厘米，高3厘米许，嘴尖无须，尾短而粗，未留四肢，两耳肥大，耳朵上面有明显的断裂，疑似有触角掉落，尤其是肛门处留有一洞，可以直观其腹部构造。至于留洞的原因，现在根本无法解释。后者高约5厘米，粗若食指，尽管制作稍欠精细，仍然可以隐约地看到眼、鼻、嘴等五官，整个身体呈流线型，尤其是头部脑勺处还盘有发髻。据了解，这两种器物目前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到底有什么功用也还是个谜。
图3：孙家城遗址出土的陶猪
悠久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丰富的人文资源。今怀宁的小市镇是东汉古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此地现仍有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的合葬墓以及纪念性建筑孔雀台和兰芝桥。怀宁曾经诞生过才华出众的文状元刘若宰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武状元王来聘。他们二人被誉为怀宁历史上的“文武双雄”。怀宁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的故乡，是清代书法大师邓石如和他的六世孙“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家乡。邓石如故居“铁砚山房”和墓地现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县城石牌素有“戏曲之乡”的美誉，是徽剧和黄梅戏的发祥地。明末清初以来，此地名伶辈出，艺界素有"梨园佳弟子，无石不成班"之说。郝天秀、程长庚、郝兰田、杨月楼、王鸿寿等就是今石牌一带人氏。桑梓怀宁，由于长期经受古皖文化的浸渍，特别是清中叶以来，又直接接受了桐城派文化的熏陶，故而教育名流辈出，文化贤达层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在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影响下创办的车形小学、彻行农职和世则小学，在安徽教育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出生于高河查湾的海子，被誉称为“东方普希金”，他原名查海生，被公认为是朦胧诗人以后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此外如王星拱、程演生、杨石先、徐中舒等学界名流，他们功在当代，泽被后世。
怀宁县的皖口（今山口镇村）曾是一座历史文化重镇，历代文人墨客纷纷来此巡游，吟诗作赋。唐代的李涉曾作七绝诗《井栏沙宿遇夜客》：“暮雨萧萧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相逢不用相回避，世上于今半是君。”宋代的王安石曾作《别皖口》、《过皖口》、《渡长安岭至皖口》等，黄庭坚曾作《发舒州向皖口道中作寄李德叟》。另如明曹学全诗作《皖口阻风二首》，刘基诗作《江行，为余庭心》，清汪宗周诗作《舟过皖城》，施润章诗作《李阳驿至皖口》、《候风皖口》等等。皖口还有一座城隍庙，建庙距今约有700年。皖口城隍庙，当地百姓称之为“府城隍”，而安庆市东门的城隍庙一直被称为“县城隍”，皖口的城隍庙比安庆的高一个级别，也许与皖口的特殊历史地位有关。皖口遗存着大量文物胜迹，距岸十多米的河床上有古城墙遗址，枯水期可见古城墙基脚。当地百姓早年挖起的古城墙砖上刻有“怀宁县”“太湖县”“桐城县”“潜山县”等县捐制字样，有的城墙砖上，还刻着人名。镇西的塔岭上可见古时战壕，还有宋代房屋遗址、古钱制造厂、清代古井。镇西的柏子山上有清康熙进士杨汝谷夫妇合葬墓，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柏子山区委旧址，有县重点保护文物“杀尽汉奸”石刻。皖口，背临柏子山，面对石门湖，依山傍水，景色迷人。“百子晴岚”“石门秋泛”为旧时怀宁十二景中的著名二景。可如今，这里繁荣不在，喧嚣难再，老街上古色古香的房屋破坏殆尽，整体规划杂乱无章，临江的河岸上满是瓦砾和碎片，残碑、断碣、字砖、柱础、瓷片等随处可见，甚至发现部分居民的房屋竟是用明代的城墙砖堆砌而成的（图4）。古镇遗迹根本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裸露在村中的清代同治古井（图5），既没有亭榭遮风挡雨，也没有专人进行护理，风化现象比较严重。此外，岭上塔已经名存实亡，迎江寺也被改建成学校，倒是高耸于民房杂树间的城隍庙香火比较旺盛。据当地的村民介绍，此庙历史可比上海、合肥城隍庙历史，每年到此朝拜的香客逾万人。
图4：明代砖墙
图5：同治古井
历史烽烟&&
怀宁大地，地处江淮要冲，战略位置十分显要，自古以来就是军事上战攻驻守的必争之地，这片热土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负荷，多金戈铁马的故事。尤其是古皖县县治皖城以及今怀宁的历史文化重镇皖口，更是烽烟常燃，战事不断。“皖国”、“皖城”、“皖口”究竟在何处？这涉及到安徽省建省的历史文化渊源。有幸的是，省、市、县的文物工作者已经进行过考察，得出了不争的结论。专家们经过多年的考证，终于发现古皖国就在今安庆城西15华里处。此地因镇处柏子山麓而称山口，又是皖河入江之首，故称皖口。历史上它一直属于怀宁县管辖，曾两度成为怀宁县县治所在地。而皖城就是今天的潜山县梅城镇，它不但是古皖县、古怀宁的县治所在，而且也常是历史上郡、州、府的治地所在。
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至建安四年（199），孙策为开创和巩固江东（今长江芜湖下游以南地区）根据地，开始了兼并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建安四年，孙策为扩展势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先用“调虎离山”之计，怂恿庐江太守刘勋远离皖城征讨上缭（今江西永修），随即派从兄孙贲先据彭泽，截击刘勋回师，自引军2万人兼程奔袭，趁虚攻占皖城，任命部将李术为庐江太守，又亲率主力击破刘勋余部割据江夏（湖北新州西）的黄祖子黄射所率援军。攻占皖城，既是孙策鼎定江东的战略举措，也是孙策的人生得意之作。因为攻下皖城后的孙策、周瑜遇到了“二乔”。从此美女配英雄的故事就在古皖大地上流传。皖城之战孙权是亲随其兄的。而此后振兴东吴事业的重任就落到他的肩上。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孙权再次亲临皖城指挥作战。当时的背景是，曹操为充实军粮，派庐江太守朱光在皖城地区屯兵耕地，种植稻谷；东吴大将吕蒙建议孙权，趁稻谷将熟之机进攻皖城。于是这年五月（闰月），孙权趁大雨江河水涨，亲率大军沿江而上，进攻皖城。朱光收聚部众据城坚守。孙权采纳吕蒙建议，不给守城军喘息和待援之机，抓紧战机一鼓作气，四面齐攻。吕蒙举荐将军甘宁担任升城督，甘宁率领精锐士卒，在拂晓时分发起猛攻。吕蒙擂鼓助威，甘宁身先士卒。吕蒙继以精锐紧随登城，皖城终于被攻破，朱光和部属被俘。曹操闻皖城告急，派大将张辽率兵驰援，至夹石(今安徽桐城县北的夹山)，闻皖城已失，便撤回。关于这次战役，《三国志.孙权传》的记载是：“十九年五月，权征皖城。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
公元228年五月，东吴孙权决定进击曹魏。他命令鄱阳太守周鲂向曹魏扬州牧曹休诈降，引诱曹军深入，然后进行歼灭战。曹休相信，马上出动步骑兵十万，向皖口推进，接应周鲂。魏明帝曹睿又命司马懿和贾逵分别从江陵、东关出击，与曹休形成三把尖刀，同时向南推进。228年秋季八月，孙权秘密前往皖口，调集大军。镇守荆州的陆逊也同时抵达皖口前线，孙权手执马鞭，召见陆逊，任命他为大都督以统率三军；同时，孙权又任命朱桓和全琮为左右都督，各领三万人迎击曹休。当时东吴将士共六万人，曹休部队为十万人。孙权用人不疑，陆逊备受礼遇和器重。随着事态发展，曹休虽发觉周鲂归降是一个骗局，但是他依仗自己兵力强大，决定和东吴会战。此时的曹魏中央也得知周鲂归降是一个骗局。前将军满宠指出曹休从未指挥大兵团作战，背后有巢湖阻隔，旁边又有江河妨碍，孤军深入，前进容易，撤退困难。他建议曹休在进入无强口（今桐城县北夹山的一个关口）后严加戒备。经过一番讨论，曹魏御前军事会议决定制止曹休继续进军。然而，诏书尚未到达，陆逊和曹休已经在皖口东北的石亭附近展开了决战。陆逊发动全面进攻，自己领中路兵，令朱桓、全琮为左右两翼，三路出击，冲破曹休的防线，又击溃曹休的伏兵，一路追杀，直至夹石通道（今桐城县北的夹山）。这场战役东吴杀敌一万余人，缴获牛马、骡驴及车辆等数以万计，曹军军械物资尽归东吴所有。曹休逃到夹石道时，东吴将士追来，遇到贾逵兵团，于是撤退。曹休经此一败，羞愧难当，一病而死。东吴大军凯旋而回，阵容威武地通过武昌城（东吴当时的首府），孙权再次做出尊敬和器重陆逊的姿态，恩赐他可以“御盖”出入宫廷殿堂。皖口之战后，陆逊就回到西陵镇守。
550年，梁朝叛臣侯景派其手下将领任约、卢景晖杀鄱阳王世子萧嗣，梁将王僧辩、徐文盛出兵讨伐，侯景亲自率领大军至皖口，在皖口一带与梁兵对峙达三个月。南朝陈永定三年（559）四月，武帝陈霸先遣将军徐度守御皖口，阻击后梁王琳叛军。六月，临川王陈倩开始在皖口筑城设防。公元903年，宣州节度使田覠与吴王杨行密有怨，勾结朱全忠对杨行密。进攻，杨行密调李神福应战于皖口。
北宋开宝七年（975）宋太祖赵匡胤遣将五路，讨伐南唐。江宁（南京）被围数月，形势危急，李煜调神卫军都虞侯朱令赟率湖口兵10万赴援。朱令赟畏惧宋将王明大军从背后切断粮道，迟迟不敢东进。经李煜再三催促，朱令赟方于开宝八年10月率兵15万，搭乘百米长的木筏和可容千人的大舰出湖口顺流东进，欲冲断采石浮桥。时逢长江水浅，航道狭窄，大船不能并行；加上屯驻独树口（今安庆附近）的王明大军在江边竖立船桅形木桩，致使朱军不敢贸然轻进。21日，朱令赟孤军乘大舰行至皖口，遭宋行营都指挥使刘遇部阻截，朱军用火油攻击宋军，恰逢大风转向，火势反烧，朱军不战自溃。混战中朱令赟被烧死，战棹都虞侯王晖等被俘，数万件兵器为宋军缴获。11月12日，曹彬大军从三面攻击江宁城，李煜率5000兵夜袭宋军北寨，未获成功。27日，宋军攻破江宁城，守将呙彦、马诚信、马承俊等在巷战中战死。李煜捧表投降，南唐灭亡。皖口之战是继晋灭吴之战和隋灭陈之战后，中国战争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江河作战。宋军败南唐军15万，创造了战争史上又一个辉煌战例。
太平天国时期，安庆是军事重镇，是天京（今南京）的西大门。它关系着太平天国生死存亡。在太平军取得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后，安徽战场的形势却急转直下。湘军乘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常之机，大举向东进犯，进围安庆。从1860年9月到1861年9月，太平军和湘军在安庆周围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夺战，最后安庆失守。安庆失守，标志着天京西线屏障丧失。安庆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定着安庆保卫战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惨烈、最悲壮的一次战役。而桑梓怀宁因与安庆有“府县同治”的传统，且因地处安庆要隘，故首当其冲，接受战火洗礼。从地理位置角度看，当年安庆保卫战的主战场就在怀宁大地。在安庆保卫战中，怀宁石牌的外围战和集贤关外的赤岗岭战斗，尤为惨烈。关于这两次战斗，《怀宁县志》有明确记载。石牌战斗发生在安庆保卫战的前一年，应属于安庆保卫战前奏战。
太平军石牌城遗址位于今怀宁石牌镇的猫山（皖河北岸），与上下石牌隔河相望。城址为相连的四个丘岗，中间一条狭长的洼地纵贯南北，面积约0.8平方公里。现存的遗迹为两条环城宽约2米、深1.5米的壕沟。群众传说西部有“金銮殿”（指挥部），北部有炮台，中部有水井、兵工厂。近年发现的房屋、兵器、炮弹等遗迹遗物，基本上可资印证。石牌是安庆西部要隘。太平军三河大捷以后，西南战场失利，九江失守，危及安庆。于是保卫安庆、保卫天京西大门的战斗，就猛烈展开了。当围攻安庆的清兵多隆阿部被击退至宿松后，英王陈玉成布兵镇守石牌以及太湖、潜山，以遏制清兵。据史料记载，石牌城异常坚固，“上下均开炮眼，周围深壕3道，外护木城6道，桩签密布，驻军数千”。当英王在此布置守兵、统军攻往六安时，多隆阿部于咸丰九年（1859）9月24日夜由茶棚岭潜至城下，乘机袭击石牌，他的部属“乘守军陷于疲惫，越濠爬沟，施放喷筒火箭”。守军奋起炮击，英勇抵抗至次日晨。因城内起火，守军数千人牺牲，守将霍天燕荣、石廷玉被俘，石牌城陷落清军之手。1985年12月怀宁县人民政府公布石牌城遗址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太平军赤岗岭营垒遗址位于今安庆集贤关外总铺乡永林村合安公路线西侧。赤岗岭是石门湖畔的平岗，现为一片杉木林地。太平军在九江失守后，又在石牌、潜山、太湖的外围战中连连失利，清军趁机进逼安庆城下。随着枞阳的陷落，清军对安庆形成合围之势，安庆形势十分危急。清咸丰十一年（1861）5月，陈玉成第3次营救安庆，于集贤关外赤岗岭筑营垒4座，在菱湖北岸筑营垒13座，给围城清兵形成夹攻之势。陈玉成率军至桐城后，又至天京搬兵，他请东主将刘仓琳统精兵4000把守赤岗岭营垒。5月20日，曾国荃部将杨载福绕石门湖登岸围攻赤岗岭，刘仓琳奋起抗击。经7个昼夜战斗，太平军杀伤大批清兵，打死清军副将苏文彪、都司僚宋耀、守备刘万荣等20余名将领。血战20多天，太平军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其中3个营垒被清兵攻破，守将李四福等3000余人壮烈牺牲。而刘仓琳仍坚守第一垒，抵抗如故，面对清军集中力量围攻，刘仓琳率部于夜间突围至马踏石（今凉亭乡马踏石村）。因河水上涨，不能渡河，刘仓琳和700多名战士被俘牺牲。赤岗岭营垒被攻破，加快了安庆的陷落。
时期，第二、和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曾强渡，对军、两集团发起过战略进攻。这就是著名的渡江战役。当时二野五兵团司令部设在怀宁县的洪家铺（今洪镇乡），兵团司令杨勇就住在洪镇街刘姓宅内。此宅是一座民国初年建造的旧式砖木结构楼房，前为店面，后为内宅。杨勇住后面楼近厨房的内宅时，把室外设为会客厅，并做用膳地点。此宅现仍是刘姓居住，面貌尚存。渡江战役，贵池至江西马当一段由第二野战军负责。二野所属第三兵团驻贵池至安庆以东；四兵团驻望江至马当；五兵团驻怀宁县境的安庆以西至望江一段。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统领十六、十七、十八3个军。十六军于1949年4月6日先行进驻安庆西南、漳湖东北地区，即怀宁的海口洲至三益圩沿江一带；十七、十八军相继进驻洪镇周围三十里地区待命。4月13日兵团司令部进驻洪镇后，就组织部队学习、练兵，发动群众，筑路开河，准备渡江。司令员杨勇轻装便服，步行15公里深入沿江湖滨地带，察看地形，部署战役。根据上级部署，4月21日17时50分，杨勇指挥突击队提前渡江，约1小时就胜利登岸。23日兵团司令部离开洪镇渡江。
图6：君山岭烈士纪念碑
安庆市宜秀区新新村（原属怀宁县大龙山镇）境内的君山岭有一处烈士墓群，168名在渡江战役期间壮烈牺牲的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就长眠在此。1949年3月初至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先头部队自桐城南下，在集贤关、海口洲、广济圩一带集结，围歼据守安庆的国民党守敌，并着手准备横渡长江。为了做到后勤保障有力，部队当时在距离安庆约10公里的总铺（原属怀宁县大龙山镇）胡家老屋设立了一家战地医院，随时救治渡江战役期间运送过来的解放军伤病员。渡江战役中有一些伤病员因为没有抢救成功而光荣牺牲了，故而只好就地安葬。在这里长眠的烈士总共是168名。怀宁县人民政府早已将君山岭烈士墓群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武两状元
&&刘若宰（1595—1640）字胤平，号退斋，怀宁平山大塅人，明末文科状元、书画家。刘若宰是山东布政使刘尚志第四子，天性聪明，写作数千字文章他能一挥而就。据山东民间传说，明天启五年（1625）刘若宰又一次参加科举殿试。笔试中刘若宰发挥出色，被主考官选拔出来参加熹宗皇帝亲自主持的面试。刘若宰对答如流，而且声音浑厚清晰。熹宗皇帝听了非常高兴，于是就随口问了一句：“祖籍哪里?”刘若宰如实回答：“回陛下，小民祖籍水泊梁山。”&熹宗皇帝一听，脸上的笑容立刻就消失了，严肃地问：“你从小就住在水泊梁山吗?”刘若宰知道熹宗皇帝讨厌水泊梁山，却依然照实回答：“小民的祖父和曾祖父住在梁山，到了我父亲时就搬到江苏去了，我是在江苏（今安庆属当时江苏，那时无安徽省）出生长大的，从来没有去过梁山。”面试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皇榜揭晓，第一名是一个远远比不上他的叫余煌的人，刘若宰名落孙山。这件事对刘若宰打击很大，可是他仍决定参加三年后举行的下一次殿试。刘若宰客居京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本叫《金莲传》的书稿，他花了两年时间重新整理加工这本书，并且把书名改为《金瓶梅》。据说这就是后来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的小说《金瓶梅》的雏形。有一个古老的谚语说：一个人讲了一个谎言，就不得不讲更多的谎言。就像一个变质的苹果一样，总是先有一个小小的斑点，然后慢慢扩大，最后整个苹果都烂掉。刘若宰无疑是诚实的，他当时如果说了个谎，很可能那次的状元就是他了；但问题在于如果他那次说了谎，以后就不得不说更多的谎；正因为如此，在诚实与状元这二者之间，他选择了诚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崇祯元年（1628）刘若宰参加殿试考中一甲状元。刘若宰卷子是崇祯帝朱由检亲自校阅卷点的。据说，崇祯帝先批阅了13份卷，认为若宰的答卷最好，一直批阅了63份，发现还是若宰卷最好。次日他上朝高兴地告诉群臣说：“刘若宰是真状元！”据传刘若宰相貌丑陋，当初崇祯帝朱由检不想点他为状元，故意将呈上的36份试卷的名签装入金瓶中，用金箸夹之，可一连三次都夹中了刘若宰，于是以为是天意不可违，定他为状元。正因有此一节，人们便说刘若宰点状元是“天幸乃尔”。又传说，此科殿试中，刘若宰的答卷令人绝倒。但崇祯帝朱由检见其貌不扬，且驼背，心里踌躇，御笔蘸朱砂却始终点不下去，还说：“安庆地小风水差，不能点状元。”刘若宰闻言，立刻奏道：“陛下，臣的家乡上有七里凉亭（城外七里处），下有五里大庙（城外五里处），日有千人作揖（指船夫划船），夜有万盏明灯（指江上星斗）。风景甲天下，人杰地灵，理应点状元。”崇祯闻言，以为是七里长的凉亭，五里宽的大庙，日夜灯火通明，人流如海。正迟疑间，崇祯手中的御笔滴下了一滴朱砂，于无意中恰巧落在刘若宰的名字上。崇祯以为是天意不可违，就把御笔趁势划了一圈，于是刘若宰就成了状元。关于刘若宰点元之事，安庆民间也有着版本不同的传说。崇祯元年（1628），刘若宰参加了殿试面试。崇祯帝口拈上联：“黑炭红火灰似雪。”刘若宰应声作答：“黄稻白米粉如霜。”对仗如此工整，才思如此敏捷，崇祯皇帝惊叹不已。但因相貌丑陋，崇祯帝不想点他状元，于是说道：“刘若宰口才虽好，但不能点元。”刘若宰猜到了皇上的心思，上前据理力争：“启禀万岁，自古明君选贤任能，只有以才选官，没有以貌取人。”崇祯皇帝不悦：“你头生癞痢。”刘若宰答道：“我头顶光明。”崇祯又说：“你是驼子。”刘若宰答道：“驼子驮天子。”崇祯说：“你是跛子。”刘若宰答道：“独脚跳龙门。”刘若宰虽说得崇祯皇帝心花怒放，但点元之事崇祯皇帝还得从长计议。崇祯回宫以后，又把这三名状元候选人的姓名抄下，作成阄，放入瓶内，用金筷子去夹，夹出的第一个是刘若宰，他不放心重夹，如是者三，所得的都是刘若宰。难道这是天意！正当崇祯皇帝举棋不定时，恰逢娘娘觐见。原来，按照旧制，新科状元登科穿的状元袍一定要由皇后娘娘亲自裁剪缝制，现在皇后娘娘特地将完工的状元袍送给皇帝看。她说：“听说前朝做的状元袍，无论长短肥痩都合状元身，就像量身订做的一样，我今天做个特制的，前襟短，后襟长，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看合不合状元身？”崇祯皇帝看了看娘娘做的状元袍，还有什么话说？“前襟短，后襟长”，正好适合驼子，“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正好适合跛子，这难道不是为刘若宰订做的吗？天意如此，我怎敢违也！于是崇祯帝就点了刘若宰状元。这就是安庆民间传说的“天赐刘若宰”。
刘若宰点元后，即授谕德职务，担任日讲官，做皇帝教师。有一次，他主讲《修己以敬》章，朱由检听讲过久，有些疲劳，架起二郎腿，他马上援引《五子之歌》规谏说：“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崇祯帝听了有所触动，不得不重新端坐，恭敬地听他讲课。崇祯二年，刘若宰荐举安池道监军史可法“智勇忠介，具经济才”，可任皖巡抚，皇帝“嘉纳”，予以升擢；次年，他又荐江宁主簿阮之钿忠贞笃实，于是崇祯帝就让他担任湖广谷城知县。两人后来均忠于明室，以全节终。可见刘若宰从忠君观念出发，荐举人才，独具慧眼。刘若宰工书法、山水画。他楷书行草无不精绝，戏作墨花也颇有别趣。现在安徽省博物馆仍藏有他的行书轴、山水轴。十一年秋，他因母病，一连５次上疏请求归养，得到批准。崇祯帝作诏评价他说：“讲筵启沃，积岁著劳”，恩赐他钱币车马荣归故里。十三年正月母亲病死，四月十三日，他也因劳疾去世，时年45岁。死后朝廷追赠他“詹事”。今安庆市的状元府宾馆，就是以附近的刘若宰府第（已毁）命名的。刘若宰的孙子刘辉祖、刘捷均是康熙年间解元。
刘若宰是封建科举制度诞生的宠儿，其人生富有戏剧性。无论是历史真实还是民间传说，都指证着一个事实：外丑内秀的他中状元具有偶然性。这偶然性恰恰暴露了明朝科举制度的严重弊端。晚明王朝，风雨飘摇，崇祯帝用金瓶点状元实属无奈之举，反映了他人才观的迷惘。自随唐以来，科举取士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网罗人才的重要手段，客观上起着维系封建统治的作用。但发展到明清之际，这科举制度已经腐朽没落，丧失了创制的初衷。明清“八股”取士，侧重于考查封建伦理学的内容，因而并不具备选拔真正人才的功能。万千士子，穷经皓首，只为博取功名，他们心灵被扭曲了，思想被禁铟了，故而在获取功名后人生多无成就。刘若宰是明朝众多状元中的一个，其人生遭际自然也概莫例外。但刘若宰身上那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还是值当今学子学习的。
武魁来聘&&
王来聘（不详—1633），安徽怀宁人，青年时家境贫寒，常受人奚落，因此愤慨出走，漂泊他乡，寄居燕京（今北京），潜心习武。明崇祯四年（1631），王来聘参加武科殿试荣获第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武状元，被朝廷授予副总兵官职。此事《安庆市志》有印证：“思宗崇祯元年戊辰（1628），双莲寺复产双莲。刘若宰殿试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崇祯四年辛未（1631），王来聘武试一甲一名进士及第。”而王来聘中武状元却关涉着当时的一个科举重案。关于此案《明史》有明确记载，1631年（辛未）参加武举殿试的人只有王来聘和徐彦琦二人能舞动百斤重的大刀，可这武艺超群的二人竟然都意外落选；当时朝野舆论一片哗然，锐意重武的崇祯帝在得知情况后勃然大怒，把主考官和监试御史统统关押起来，把兵部郎官二十二人全部谪贬，并派倪元璐等人重新录取100人，参照文科殿试做法，分三甲赐宴庆贺；在前三十名考生中，崇祯帝钦定王来聘为一甲状元。王来聘在接受这来之不易的称号时感动得潸然泪下：“上重武若此，欲吾侪效命疆场尔，不捐躯杀贼，何以报上恩！”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君恩似海，国难当头，王来聘实践着以死报国的诺言。
崇祯五年（1632），王来聘参加了著名的登州战役，并于次年不幸阵亡。他的英年早逝，令多事之秋、急需用人的崇祯帝十分伤感。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胜朝殉节录》赐他谥号“忠愍”。关于王来聘参加登州战役的情况，《明史》和《中国历史记事》言之甚详：崇祯五年，孔有德占据登州城反叛明朝，明军久攻不下；次年2月26日，明朝参将王之富、祖宽等再次进攻登州城，当时叛将孔有德等被围城中，粮道断绝，但他们仍可依恃水城逃跑，所以坚守不降；于是明将王之富等继续攻占水城门外的护墙，在坚守无望的情况下孔有德与耿仲明逃跑了；但此时登州水城守敌仍在负隅顽抗，明军只好采用游击刘良佐的策略，用火药轰炸水城；水城崩塌后，明军将士蜂涌而入，副将王来聘身先士卒，登城杀敌，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壮烈牺牲。登州战役以明军胜利而告终，王来聘的牺牲换来了明末山东之境的暂时平静。因而登州战役对于王来聘来说，既是他人生的终点，也是他人生辉煌的顶点。“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王来聘忠君爱国、殒身不恤的精神，自然令后世人感佩不已。“一腔热血情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是牺牲给他的人生画了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德学振家邦
图7：邓石如
布衣学士&&
清代（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尽管在这个王朝的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可是那短暂的光景简直就是封建社会历两千余岁后的回光返照。遥想起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清代的政治、经济自是无法相提并论。可是在文艺上，清代自有其绚目迷人处。这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中兴期，上与大唐时代遥相呼应。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属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说到清朝书法家，就不能不提怀宁的邓石如（1743—1805）。他原名琰，清仁宗也名琰，因避字讳，更名石如，字顽伯，自号完白山人、龙山樵人、籍游道人等，他是怀宁白麟畈（今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邓石如出身于清寒书香门第。祖父邓士沅，是个穷秀才，独对《明史》和书画酷爱。父邓一枝，善诗文，工书画，更爱刻石，终年在外教书，难以维持家口温饱，遂致“枯老穷庐，尝自悲之”。石如9岁随父读书，10岁便辍学，14岁“以贫故，不能从学，逐村童采樵、贩饼饵，负之转鬻”。然在其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下，他对书法、金石、诗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长期研习中获得长足进步。17岁时，他为“潇洒老人”作《雪浪斋铭并序》篆书，即博时人好评。自此他便踏上书刻艺术之路。
20岁他在家乡设馆，任童子师，因不耐学生“憨跳”而舍去，随父去寿州（今寿县）教蒙馆；21岁因丧妻辞馆，外游书刻，以缓悲痛。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32岁时，复至寿州教书，并常为寿春循理书院诸生刻印和以小篆书写扇面，深得书院主讲梁献（亳县人，以善摹李北海书名于世）赏识。梁献遂推荐他到金陵（今南京）举人梅谬家学习。梅家既是宋以来的望族，又是清康熙御赐翰墨珍品最多的家族。梅家家藏“秘府异珍”和秦汉以后的历代许多金石善本。石如纵观博览，悉心研习，苦下功夫。在梅家8年，他前五年专攻篆书，后3年学汉分。
他40岁时离开梅家，遍游各处名胜，临摹了大量的古人碑碣，锤炼了自己的书刻艺术，终于形成了“篆隶真行草”各体皆备、自成一家的艺术风格。乾隆四十七年，他游黄山至歙县，结识了徽派著名金石学家方君任、溪南经学家程瑶田以及翰林院修撰、精于篆籀之学的金榜。后经梅谬和金榜举荐，他又结识了户部尚书曹文埴。乾隆五十五年秋，弘历八十寿辰，曹文埴入都祝寿，邀邓石如同去。石如不肯和曹文埴的舆从大队同行，便戴着草帽，穿着芒鞋，骑着毛驴独往。到北京后，书法家刘文清、鉴赏家陆锡熊看见他的书法作品，大为惊异，评论说：“千数百年无此作矣。”后遭内阁学士翁方纲为代表的书法家的排挤，石如被迫“顿踬出都”，经曹文埴介绍到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沅官署（署武昌）作幕宾，并为毕沅子教读《说文字原》。在署三年，他不合旨趣，遂去幕宾。
& 图8：铁砚山房
乾隆五十九年他52岁时，由武昌回故里，买田40亩；翌年建屋一栋，并亲书匾额“铁砚山房”置于门首。铁砚山房坐落在今怀宁县五横乡白麟畈上邓家大屋西端，距离安庆城约25公里。清乾隆六十年(1795)两湖总督毕沅赠邓石如铁砚一块，山房因而得名。山房主体建筑为穿斗式，砖木结构，共四进。第一进为门厅，三开间，有“铁砚山房”隶书门额，木刻门联“绿蒲水暖鱼儿戏，红杏花明燕子归”。二、三进均为两层楼阁，面阔五开间，进深两间。第二进正厅名“守艺堂”，三开间，两侧梢间为板隔住房。第三进名“燕誉居”，明间作通道，两侧次间、梢间均系板隔住房。第四进为“仓房”。主体建筑西侧为斋馆庭院，旧有“求声馆”、“挹翠楼”，斋馆外围为花园。整个建筑占地近1000平方米。1924年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邓石如六世孙)就诞生在“守艺堂”西侧的住房里。1986年7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宣布铁砚山房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邓石如家居时常将书刻售资救济乡人。贫不能葬者，他也尽力资助。村居10年，他书刻艺术越臻化境。晚年他不顾年迈，常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临终前一年，他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60岁时，他游京口，结识包世臣，授书三年，并以书法要诀教导他：“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包世臣用他的方法检验六朝书法，结果全都符合。他63岁临终这一年，才收录门生程蘅衫，创作了篆书《张子西铭》。这一年，他得知泾县有八块碑需以大篆、小篆、分书、行楷各体书写，慨然应邀，仅书一碑就因病而归，阴历10月卒于家。他的晚年好友望江知县师荔扉写诗哀悼：“山人随鹤化，齐向白云乡。金石垂千古，图书剩一囊。丁令威终返，林和靖已亡。集贤关外路，落叶拥残阳。”凤台知县、舆地学家、武进人李兆洛，为邓石如撰写墓志铭，铭文引用了他生前的《教侄书》：“读书须极熟，然后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久之自不能舍。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不识字人相待，暂能读书，获益如此，汝辈何不及时自勉哉！父母不足恃，家业不足恃，自己力气不足恃，可恃者：读书明理、存心忠厚而己。”1982年秋，安徽省书法协会开展“邓石如研究”。
图9：邓石如篆书真迹
邓石如为清代碑学书家巨擘，擅长四体书。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他以隶法作篆，突破了千年来玉筯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的篆书纵横捭阖，字体微方，接近秦汉瓦当和汉碑额。他的隶书从汉碑中出来，结体紧密，貌丰骨劲，大气磅礴，也使清代隶书面目为之一新。楷书取法六朝碑版，兼取欧阳询父子体势，笔法斩钉截铁，结字紧密，得踔厉风发之势。行草书主要吸收晋、唐草法，用笔迟涩而飘逸。大字草书气象开阔，意境苍茫。总观其四体书法，以篆书成就最大，楷、行、草次之。
图10：邓石如篆刻真迹
邓石如又是篆刻家，开创皖派中的邓派。他以小篆入印，强调笔意，风格雄浑古朴，刚健婀娜，书法篆刻相辅相成。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他的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他的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而追求用笔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石如出生于寒士之门，祖辈的“潜德不耀”的人品和“学行笃实”的作风以及骜岸不驯的性格对他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之功。他20岁左右即开始了一生的游历生涯，浪迹江湖，到处寻师访友。他的一生伴随着刻苦自励，全部生活内容几乎可用“交游”二字概括。他不求闻达，不慕荣华，不为外物所动，不入仕途，始终保持布衣本色。他完全是一位纯粹的我行我素、自由自在的艺术家。
&&邓石如的五世孙、教育家邓艺孙的第三子邓以蛰（1892—1973），
字叔存，白麟畈（今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是著名书法家、现代美学家、美术史家、教育家。邓以蛰先生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清朝末期西学兴起、维新之风颇盛的时候。大批青年为了振兴中华，留学日本。1907年，邓以蛰也到了日本，入东京宏文书院学习日语，1911年回国。在此期间，他与陈独秀、苏曼殊等相识。邓以蛰回国后，当过日文教员和安庆图书馆馆长，1912年担任安徽教育司长。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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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邓以蛰
年赴美，他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特重学习美学，是我国留学生到欧美系统学习的先行者之一。1923年回国，他被补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开始在《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他常与鲁迅、滕固、司徒乔、宗白华交往。1927年他到厦门大学任教，1928年转至清华大学，出版文集《艺术家的难关》。这是一本提倡新文艺的著作，其学术立足点是黑格尔美学。他认为艺术是超出自然的绝对境界、理想境界的表现，不同意把艺术视为对自然的模仿，强调艺术要鼓励鞭策人类的感情，而不要流落为仅使人感官愉快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倡导艺术对社会人生的作用，倡导民众的艺术。在这本著作中，他还论述了艺术与情感的关系以及诗、音乐、造型艺术、戏剧的区别等。1933—1934年他出游西欧意、比、西、英、德、法等国，访问很多艺术博物馆，归国后写成《西班牙游记》一书。自欧洲回国后，他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潜心从事中国书画及其美学理论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写成《画理探微》、《六法通铨》、《病余录》（未写完）、《书法欣赏》。解放后，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北大哲学系任教。1962年他把家中珍藏的邓石如大量书法篆刻作品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嘉奖。
邓以蛰先生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邓先生对中国艺术传统有深入研究，青年时期又曾到美国研习，还游历了欧洲不少国家。他写文章，把西洋的科学精神和中国的艺术传统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很细致。因为他精于中国书画的鉴赏，所以他的那些论到中国书法、绘画的文章，深得中国艺术的真谛，曾使我受到不少教益。邓先生在美学上的贡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邓以蛰关于书法美学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书法之欣赏》一文中。他提出了书体、书法、书意、书风的重要观点。他指出：“文字原为语言之符号，初不过代结绳以便于用也。其进化而成书法，成为美术，世界美术恐无先例。”其后他又把中国书法与古埃及、阿拉伯文字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吾国书法不独为美术之一种，而且为纯美术，为艺术之最高境。何者，美术不外两种，一为工艺美术，所为装饰是也；一为纯粹美术，纯粹美术者完全出诸性灵之自由表现之美术也，若书画属之矣。画之意境犹得助于自然景物，若书法正杨雄所谓书乃心画，盖毫无凭借而纯为灵性之独创。故古人视书法高于画，不为无因。”这段话，简练精辟地概述了书法为我国独有的艺术及特殊性。邓以蛰先生的书法，秉承先祖邓石如的遗风，在循规蹈矩中出新意，功底深厚。
两弹元勋&&
邓以蛰的长子邓稼先（1924—1986）也是怀宁白麟畈（今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研制、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被称为“两弹”元勋。他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6月20日邓稼先出生在邓家大屋“铁砚山房”。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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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邓稼先
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一届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第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国庆节，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还是这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庭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次试爆的最后签字人就是邓稼先。这颗原子弹爆炸后邓稼先马上率领研究人员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接着，邓稼先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中国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中国的两弹研制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核弹、氢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中国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国庆节时他提出了去天安门看看的要求。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邓稼先是中国一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他在抗日救亡的呼喊声中长大，在“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西南联大校歌声中走上了科学之路。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抱定了科技强国的志向，并将个人事业与民族兴亡紧密相连。这样的人生，何其伟大而壮烈！邓稼先以其领导的科学奋斗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而他当之无愧地是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子。
图13：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图14：中国第一颗氢弹
洒泪祭雄杰
创世教主&&&
桑梓怀宁，山河灵秀，回溯历史，它地处春秋时代古皖国境内，是古皖文明的发祥地。一代代勤劳善良的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古皖地域文化。这文化滋养着古皖大地一代代优秀儿女。其中陈独秀就是最杰出的代表。陈独秀（1879－1942），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十里铺（今安庆）人。1879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徽安庆。他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小时候的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1896年陈独秀考中晚清秀才。1897年他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他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他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到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1903年7月他在上海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
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1904年他创办了《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他说这话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而是当时的事实。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此语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所论更能切中时弊。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后来所缔造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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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住在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由沪迁京，驻地也在箭杆胡同9号，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陈独秀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当年从箭杆胡同9号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不仅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
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当场被捕。陈独秀的举动是空前绝后的，是爱惜羽毛的其他教授们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
图15：陈独秀北京箭杆胡同9号故居
岸然的人物。而陈独秀的作为却全然出格。但他却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陈独秀受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在社会各界的营救、声援下于9月16日获释。在迎接陈独秀出狱时，蔡元培当众宣布：“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李大钊则献上诗作《欢迎独秀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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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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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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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战不胜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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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监狱什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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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屈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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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拥护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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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理拥护你。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说：“‘‘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行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1920年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头戴毡帽，打扮成讨账的财主，乘着由一身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赶着的带篷骡车，出了北京朝阳门直奔天津。二人一路上商量着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组织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茫茫的旅途中，在瑟瑟的寒风里娓娓地进行着。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他还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简史》写道：“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在沉沉黑夜中点燃新的革命火种的人便是陈独秀，他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普罗米修斯。
在1925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陈独秀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却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无产阶级政党另立独立路线，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不得不沦为国民党苦力的政治局面。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生。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栽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栽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的做法，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他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
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这真是相映成趣，不能不引人深思。&&&&&&&&&&&&&&&&&&&&&&&&&&&&&&&&&&&&&&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独秀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
&图16：陈独秀江津西南鹤山坪石墙院故居
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独秀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福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地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晚年蛰居在四川江津乡下，只有一个老保姆陪伴，但陈独秀仍然卓尔不群，傲骨凛然。1941年秋，陈独秀作了一首题为《对月忆金陵旧游》的七言绝句。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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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边忆旧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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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渔歌警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1939年，等人劝陈独秀去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想把他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独秀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国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因而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今天有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可谁能指望他们能写出像陈氏那样的好文字?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讲究手腕和策略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独秀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独秀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独秀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的。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陈独秀有四个儿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均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革命失败后相继在上海就义；四子鹤年上中学时便投身革命，后避居香港；惟三子松年从小随生母住在安庆。1953年2月，毛泽东路过安庆，忆起故旧，遂召地委书记傅大章垂询。毛泽东问：“陈独秀家还有谁？”傅大章答道：“有个儿子陈松年，在窑厂做工，生活比较困难。”毛泽东正色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毛泽东没有忘记陈独秀，箭杆胡同的街坊们也没有忘记陈独秀。
太空暗无际，昼见非其形。众星点缀之，相远难为明。光形无所丽，虚白不自生。半日见光彩，我居近日星。西海生智者，厚生多发明。摄彼阴阳气，建此不夜城。局此小宇内，人力终难轻。吾身诚渺小，傲然长百灵。食以保躯命，色以逢种姓。逐此以自足，何以异群生。相役复相斫，事惯无人惊。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黄金握在手，利剑腰间鸣。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为恶恐不尽，惑众美其名。举世附和者，人头而畜鸣。忍此以终古，人生昼且冥。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强弱判荣辱，自古相吞并。天道顺自然，人治求均衡。旷观伊古来，善恶常相倾。人中有鸾凤，众愚顽不灵。哲人间世出，吐辞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坷坎终其生。千金市骏骨，遗言觉斯民。善非恶之敌，事倍功半成。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靠少年，努力与天争。
陈延年，1898年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他是陈独秀的长子。他幼年在家读书，1915年前后离家来到上海，初学法语，后就读于震旦大学，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1919年12月，陈延年由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介绍，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并主编《工余》杂志。1921年，陈延年参加了留法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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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陈延年
工俭学学生发动过3次重大斗争。在这几次斗争中，他看透了吴稚晖欺世盗名的真面目，毅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在共产主义者赵世炎等人的帮助下，陈延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出席了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被选为执委，并与赵世炎一起编印《少年》杂志。同年10月，他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3月，中共党组织送陈延年、赵世炎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4月28日，陈延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9月，陈延年怀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回到上海。此后他历任团中央特派员，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浙江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五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7年6月16日，陈延年在上海区委所在地参加江苏省委成立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当选江苏省委书记。会议期间，由于一名交通员叛变，会场遭敌人包围。当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冲进屋子时，陈延年见已躲避不及，即拿起桌椅板凳，奋不顾身与军警搏斗，并示意一起开会的其他同志火速撤离。组织部长郭伯和见状也不顾危险，协助陈延年抗击敌人；其他同志迅速从屋顶撤离。陈延年、郭伯和等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陈延年被捕后，自知危在旦夕，但仍沉着机智地与敌人作斗争。他素来衣着俭朴，且重视体力劳动锻炼，故体格健壮，皮肤粗黑。被捕当天，他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在初审时，他化名陈友生，自称是某家雇佣的伙夫。审问官目睹他的形象装束，再据他与军警搏击的情况，以为颇合其交待的身份，想草草发落早日结案。审问官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一身伙夫打扮的人，竟然是中共的省委书记。中共党组织得悉陈延年等被捕，立即组织营救。经多方打听，知道陈延年等在敌人面前并没有暴露身份，便指示济难会中的党员，通过关系疏通敌办案人员，商定以800元将陈延年赎出。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使整个营救计划落空。陈延年的早年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得悉陈延年被捕的消息，心急如焚，找胡适帮忙。胡适又托他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想利用吴出面疏通各方关系。可是，此时的吴稚晖已成为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民党右派核心人物，早在陈延年抛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后，他就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他接到胡适的信后又惊又喜，连忙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发出贺信，诬蔑攻击陈延年“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催促杨虎立即杀除。一直跟踪搜捕陈延年的杨虎接到吴稚晖的信后欢喜若狂，立即驱车前往龙华看守所提审陈延年。
陈延年在狱中不知道囚牢以外的情况，更不知道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已叛变投敌，所以审问时仍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几近黔驴技穷的杨虎使出了最后一招，他指令韩步先出来作证。这个可耻的叛徒当场指证了陈延年。陈延年的身份暴露后，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虽然被打得体无完肤，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7月4日深夜，反动派借着夜幕，把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任凭刽子手丧心病狂地嚎叫，陈延年仍岿然不动。刽子手们一拥而上，把陈延年按倒在地，随即挥刀砍去。在这一瞬间，陈延年一跃而起，傲然挺立，双目如怒火喷向刽子手。砍下去的屠刀扑了个空，刽子手们恼羞成怒，蜂拥而上，以乱刀将陈延年砍死。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陈延年被杀害了，国民党反动派弹冠相庆，上海各大报刊大肆渲染：“铲除了共党巨憨”，“清党”获得“巨大成绩”。陈延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对陈延年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1928年6月初的一天夜里，在上海枫林桥衅，随着一阵密集的枪声，一批革命志土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一人便是陈乔年。陈乔年，安徽怀宁县人，1902年出生在扬子江畔的古城安庆。他是陈独秀的次子，陈延年的胞弟。陈乔年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安庆度过的，五六岁时即入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后才考进新式学校。他自幼好学，又有叔祖父陈昔凡的指点和哥哥陈延年的帮助，故学业进步很快。&&&&&&&&&&&&&&&&&&&&&&&&&&&&&&&&&&&&&&
图18：陈乔年
&1908年，陈乔年和陈延年因父亲陈独秀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受牵连，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因无法在安庆继续求学而不得不逃到怀宁乡下避难。1915年，延年、乔年兄弟俩辞别了自己的祖母和母亲，到上海读书，从此再也没能回过怀宁老家。乔年随延年到上海后，起初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延年入法租界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时，乔年因年岁尚小跟随父亲和着哥哥学习。1917年，父亲应聘赴北京大学任教，乔年和延年继续留在上海求学。在父亲朋友们的帮助下，兄弟俩开始了独立生活。1919年下半年，乔年和延年怀着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毅然决定赴法勤工俭学。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以及兄长延年的帮助下，乔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2年间，他参加了旅欧学生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成为“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同年秋，乔年又同延年一起，参加法国共产党，不久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春天，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陈乔年和陈延年等12人，由法国转赴苏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1925年春，陈乔年奉命回国，此后他历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
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这是继1927年6月以后江苏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当天陈乔年等人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乔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的懊丧。从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顽强而巧妙地同敌人进行斗争。起初，乔年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与乔年同时被捕关在狱中的郑覆他、许白昊等，也在狱中积极活动，商议准备利用敌人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情况使乔年脱险。当时被捕的同志中，只有乔年和周之楚两人是叛徒难以指认的。郑覆他等便计划由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周之楚也十分英勇，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但是，由于周之楚的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便赶来营救。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坚贞不屈，还不断地鼓励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气节。不久，敌人决定杀害陈乔年、郑覆他、许白昊等三名重要的共产党人，将他们三人与其他人分开。当同志们难过地同乔年告别时，他却乐观地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同志们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被捕不到四个月，陈乔年英勇就义。同时遇难的还有郑覆他、许白昊两位烈士。
不死的海子
漂泊诗人&&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出生于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毕业后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从1982年到1989年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才华，创作
&&&&&&&&&&&&&&&&&&&&&&&&&&&&&&&&&&&&&&图19：诗人海子
了近200万字的作品，体裁包括抒情诗、长诗、文学评论、随笔等。其作品已结集出版的有长诗《土地》（199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海子、骆一禾作品集》（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海子的诗》（199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海子诗全编》（1997年，上海三联书店）。
在海子的创作中，投入精力最大的是他的长诗。海子想用长诗对人类精神和生命本质作一诗意化的总结和挖掘。然而，最受关注流传最广的却是他的一百多篇抒情短诗，也许是因为他的短诗较之长诗理性成份较少，感性成份较多，抒情意识强烈而明确，有一种直慑人心的力量。从1984年创作的《亚洲铜》到1989年临终前创作的《春天，十个海子》，海子始终坚持着抒情情怀，他像一个漂泊的精灵在祖国大地上漂流着。这不倦的漂流使他的诗变得有血有肉，使他的抒情开始变得生动鲜活。1986年是海子创作的成熟期和第一个高峰期。像早期的朦胧诗人一样，海子借鉴了象征派的技巧，用象征意象在诗中直接说话，并且运用自如。《黎明，—首小诗》是这样富有感召力：“我的双手，向着沙漠飞翔/我挣脱—只刻划麦穗的陶罐，太阳／我看见自己的面容
，火焰/在黎明的风中飘忽不定。”1986年，海子的足迹踏遍青海湖、西藏高原、内蒙草原和故乡的田野。丰实而直接的经历使他的抒情个性渐渐鲜明起来。海子的诗作，多有以青海和西藏为题材的。也许是因为高原纯净的天空和壮丽的雪山才能展现他内心澎湃的诗情。“我看见你从太阳中飞来/蓝色的公主，青海湖”。在青海湖边，海子觉得自己成了一朵无名的野花，湖水澄净得没有一点杂质，就像他孤独美好而无望的爱情。在西藏，海子震惊于喜玛拉雅山的宏伟壮丽，“高原悬在天空/天空向我滚来/我丢失了一切/面前只有大海……”在这儿，海子痛感命运的无常和个人的渺小。西藏对于海子，是精神上的第二故乡，他诗歌中的宏大、壮丽、纯粹、严酷，来源于这里人民的生存真实。然而作为需要爱，需要理解的海子，在这儿却没能得到他自己的生活。“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方啊，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海子的故里是怀宁高河的查湾。在稻谷飘香的季节，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上浮动着一座座宁静的村庄。几千年来，这里的人民辛勤地劳作着。纯朴的乡土文化滋养了一代年青诗人海子。海子曾经说过：“我在农村生活了十五年，为农村我应该再写十五年。”他的许多杰出的广为流传的诗作都是写给故乡的，如《两座村庄》《麦地与诗人》等。海子最尊敬俄罗斯诗人叶赛宁。叶赛宁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被称为“最后一个田园诗人”。海子和叶赛宁一样都出生于农家，他们热情的气质，对农村的挚爱也极为相似。在组诗《诗人叶赛宁》中，海子借叶赛宁的口，倾诉了自己对故乡毫无保留的爱：“故乡的夜晚醉倒在地／在蓝色的月光下／飞翔的是我……我醉了／我称山为兄弟，水为姐妹，树林为情人/我有夜难眠，有花难戴／满腹话儿无处诉说／只有碰破头颅/霞光落在四邻屋顶／我的双脚踏在故乡的路上变成亲人的双脚……故乡，一个姓名／一句／美丽的诗行／故乡的夜晚醉倒在地。”海子对故乡的热爱，不仅是思乡之情，更是对大自然质朴美和血肉亲情的讴歌。这与中国古典田园诗人以士大夫悠然的态度欣赏农家乐的情趣截然不同。在海子，他是用整个身心来紧紧拥抱故乡土地和亲人的。
生活中海子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15岁的他从怀宁县高河中学考入北大，一时间被师友们誉称为天才少年。他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先在校刊部工作，后调到哲学教研室教书。学生知道他是个诗人，在课堂上要求他朗诵自己的诗歌，他因此经常在下课前十分钟朗诵自己的诗作。就这样，他的诗作不胫而走，被人传抄，流传开来。海子的家境非常贫寒，他微薄的工资要补贴家用开支，这使得他的生活经常捉襟见肘。在北京昌平，有一次他走进一家小饭馆对老板说：“我给你们朗诵一首诗，你能给我酒喝吗?”酒馆老板善意地回答：“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读诗。”沉浸在创作激情中的海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忘记了物质生活的困乏和种种不幸，达到了许多美学家羡慕的“至福”状态。和所有平常的人一样，海子渴望爱情。从西藏回到内地，海子希望重新开始一种平静的生活：“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而平常人的幸福生活，对于海子却是遥不可及的。密茨凯维支在评价拜伦时曾说：“他是第一个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海子真是这样的人。在昌平的房间里，海子除了一张床和—张桌子，只有满满的几书架的书。海子是生活在诗中的，他不看电视，不听收音机，不会骑自行车。他的爱情生活屡屡受挫，使他的内心世界经常处于忧郁和痛苦之中。这样情绪曾流露在诗中：“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海子先后爱过四个女孩，她们最后都离他而去，以致使他认为这是命运女神对他的惩罚。诗人西川在纪念文章中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海子没能够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死于太阳并进入太阳。”
作为一个凡人，海子是不幸的。然而作为一个诗人，海子是幸福的。海子的绝命诗《春天，十个海子》是一首充满预言性的动人诗篇。它感动了中国，流传于后世。海子的诗歌成就已经得到广泛承认，许多诗歌爱好者不远千里到海子的故乡——高河——来祭奠海子。北京的学生在广场上集体朗诵海子的诗，这是一个诗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誉。在各种现代诗选集中，海子都占有重要位置。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不计成本地推出过三位当代诗人的全集。这三个诗人就是海子、顾城、骆一禾。洋洋千页的《海子诗全编》收入了海子全部作品，对于一位当代诗人，这是绝无仅有的。海子被公认为朦胧诗人以后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海子是怀宁人民的优秀儿子，无愧于怀宁人民。
&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诗人，海子有着真挚和朴实。但是他却生活在聚集了全国各地精英的北大校园里，因而他的诗又闪烁着光芒和灵气。读海子的诗歌，我们常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与撞击。当今诗坛已少有这样坚硬的诗句：“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黑夜的献诗》）当今诗坛也少有这样美丽温柔的诗句：“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永远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芬芳，站在山岗上。”（《黎明》）&&&&&&&
图20：大学时代海子
在理想的牵引下，海子用诗歌表达着一种对纯洁精神的向往。正是因为有大批像海子一样的人群的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成为诗人、思想家和爱国青年的时代，成为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成为人们最尊重和向往的年代之一。
但现实和理想一直都是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的。现实中有太多的残酷的真实，这让人很难全部容忍。这种真实往往能够穿透人很虚伪很脆弱的内心世界，把人的丑陋在阳光下暴露无遗。残酷的现实和完美的理想在海子的内心无休止地纠缠着，令他痛苦不堪：“我站在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