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三线建设的人 是当年的精英 - 潇湘晨报网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特殊的年代，“毛主席家乡”成为三线建设者向往的地方。
<span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日，辰溪县某三线企业，75岁的肖恭庭。老人1970年从部队转业到该厂，他的大儿子在1984年也进厂工作，如今已外出打工。
<span style="font-family: 楷体_GB日，辰溪县某军工企业，庄贞利（左）正和老同事一起过着闲适的退休生活。组图/潇湘晨报记者 朱辉峰 卢七星（特约）
　　特殊的年代，&毛主席家乡&成为三线建设者向往的地方。
　　&你是湖南来的，唱《浏阳河》吧&，从辰溪某军工厂领导位置退下来后，庄贞利带着女儿回到广东潮州老家，几个外甥在家庭聚会时为他点了这首歌。50年前，19岁的庄贞利是潮州市潮安县江东镇上庄村的农会民兵。当地以庄姓为主，庄氏族人中有一位叫庄国英的人，他早年参军，后于解放湖南怀化地区时接管一处兵工厂。庄国英回乡探亲时，乡亲大为羡慕。庄贞利和庄平和等4个年轻人缠着他，希望一起到&毛主席的家乡&去。
　　2015年6月初，在辰溪山区的一个小院里，庄贞利打理着几株花草，平常与女儿相伴，偶尔会想起前些年回老家时看到的那座庄氏祠堂，&好老，好破了&。而在他儿时的记忆里，庄家的祠堂是&周边最气派的&。
　　这些异乡的人们，在那个由国家推动的人口迁徙大潮中，似乎已经模糊了家乡和异乡的界限。
　　几十万人连根拔起，到&毛主席家乡去&
　　单位里有一个锅炉工，大家都觉得他不用去，湖南过冬不需要烧锅炉，最后还是一同南下
　　&你是不是跟徐桂花结婚了&，日下午，还没有走近那一栋低矮的房子，易梦春隔老远就问郜振壮。易梦春是岳阳郊外麻布大山鹰嘴山下的一位村民，现年77岁，正在家门口用二胡拉着一曲《茉莉花》。1973年至1975年，他曾经担任当地一家军工厂子弟学校的老师。徐桂花是他的一个女学生。
　　郜振壮和老伴徐桂花都来自外省。12岁那一年，也就是1970年，郜振壮随父母一起来到这片山区。他们的老家在河北唐山。郜振壮印象深刻的是得知要前往湖南，一家人都很兴奋，因为是&到毛主席的家乡去&。当时，有关部门决定在此修建一个重要战略基地，特意从北京、山西、广西等地调集人马和物资。这些人中，以工人为主。这也是当年支援湖南三线建设的主体人员。
　　除工人外，以科研人员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大量来到湖南。与郜振壮同龄的王立丽是北京人，她的父母所在单位是&国家一轻部&制盐设计室。这个单位接到前往湖南建设湘澧盐矿的命令后，所有人都发动起来了。&单位里有一个锅炉工，大家都觉得他不用去，湖南过冬不需要烧锅炉&，不过，这名锅炉工最后还是一同南下。大约在1969年夏，王立丽随同父母从北京西西演乐胡同出发时，很多人敲锣打鼓欢送，大家都觉得&建设毛主席的故乡很光荣&。
　　如果说工人和知识分子是当年三线建设的主力军，那么另一类人则堪称&政治委员&。85岁的李馨馥原是东北人，属&四野的部队&。一说到&打海南&、&抗美援朝&气魄十足，他的身板高大而壮实，无论站着还是坐着，腰总是挺直的。来到辰溪某军工厂前，李馨馥已经立志&扎根海南岛，死了埋到五指山&。但是1965年初，他只能&把根拔起来&，受广州军区国防工办之令赶赴湖南。当时，李馨馥所在的部队一共有6人作为政治干部被派往三线地区，其中有4人来到湖南，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另外3人的名字，&宋文才、韩勉光、吴宝泉&。
　　政治干部的出现，一是因为很多三线工厂肩负国防工业的重任，在备战的大环境下，既要确保工厂的正常运转，还得保证军事机密不能外泄；其次是由于&文革&开始后，很多工厂遭受造反派的冲击，政治放在了第一位；第三，也是极为重要的，很多三线项目建设任务重，这些项目多以军人为建设主力，如湘黔铁路是由整建制的铁道兵建设完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军人既承担着&政治委员&的使命，同时也是三线建设的主力军。以涟源钢铁厂为例，据该厂宣传部副部长蒋正乔介绍，工厂之所以在&文革&时期从未停产，一直保持较为正常的生产，一个主要因素是工人素质高，&很多都是退伍军人，基本上没有参加造反派那些事&。
　　在由工人和知识分子充当主力、军人担纲&政治委员&的正规军之外，湖南三线建设中还有一些人可称为后补梯队。民兵、知青、学生是三线建设中的一支庞大队伍，他们主要承担辅助性工程建设。投身到三线建设中的民兵、知青、学生大都来自湖南本土，通常是由地方政府组织起来的支援力量，虽然只是后补梯队，但他们的作用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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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建设”在重庆
日15:19 　
近代以来重庆100件大事要览　
“三线建设”时期新建的重庆长风化工厂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地处西南的重庆作为“三线建设”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以重庆为中心，用三年或者稍长一些时间建立起一个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有相应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机械制造工业的工业基地”；“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历时10余年(;1980年)的“三线建设”，对重庆的工业经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加快了重庆的现代化进程。　　1964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10月，规划小组编制出《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该《规划》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有200多个，仅重庆地区的投资即达42亿元。1965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任主任，下设朱光、鲁大东等组成的重庆地区常规兵器配套建设指挥部，负责指挥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的第一步，是沿海大批企事业单位内迁。具体实施方案为：1964年下半年迁建少数工厂作试点，大部分工厂作好搬迁准备，1965年开始大规模迁建。迁建主要采取整体搬迁和部分搬迁的形式，即有的厂全部内迁，有的厂部分车间、工段内迁并与重庆原有厂合并，或在重庆建设新厂。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6年，涉及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北京、上海、辽宁、广东等12个省市内迁到重庆地区，内迁职工达43 488人。此外，1964年下半年至1967年，在重庆地区进行的“三线建设”项目中，国家还安排了59个大的骨干项目和配套项目的新建和改扩建。　　首先是兵器工业的改扩建。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建设，主要包括原有7个老厂(长安机器厂、望江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空气压缩机厂、长江电工厂和嘉陵机器厂)的扩建和一批机械厂、研究所的新建。新建的机械厂有：红山、庆岩等14个和62，54两个研究所。　　其次是船舶、电子、航天工业项目的建设。在船舶工业的建设项目上，以重庆为中心的永川、江津、涪陵、万县沿江一带，从1965年开始，相继建成了较为完整配套的船舶工业基地。到20世纪80年代，重庆地区建成的造船工业有前卫仪表厂、重庆造船厂等近10家。在电子和航天工业建设项目上，国家在重庆地区先后扩建了重庆无线电厂、重庆微电机厂和巴山仪器厂，新建了3个微电子研究所。与之配套，重庆还先后新建扩建了测试仪器厂、无线电二、三、四厂等，从而形成了有30多个电子工业项目为依托的又一电子工业基地，能够生产国防和民用的电子产品14大类320余个品种。　　第三是对冶金、化工、机械工业项目的配套建设。在冶金工业方面，如重钢、特钢及三江钢厂的改扩建，西南铝加工厂、重庆铜管厂的新建和重庆铝厂的恢复建设。化学工业方面，国家投资建设了四川维尼纶厂、重庆氮肥厂、重庆磷肥厂等一批骨干化工企业，改造扩建了天原化工厂、长寿化工厂、重庆化工厂等一批老企业。机械工业方面，先后改扩建了矿山机器厂、起重机厂等一批老企业，新建了四川仪表总厂、实验设备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到20世纪70年代“三线建设”末期，重庆已经形成了冶金、化工、机械、纺织、食品五大支柱产业。　　第四是对交通项目的建设，主要有川黔、襄渝铁路的修建，嘉陵江大桥、涪江大桥、朝阳桥的建设，以及各港口、码头、机场的新建和改扩建。　　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至1980年，“三线”新建企业加上原有兵工厂，重庆地区拥有38个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固定资产原值达18亿元，占全市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的20％。改革开放后，这些在“三线建设”时期建立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经过调整改造，在向军民结合型转轨中发挥了巨大潜能，形成了诸如摩托车、微型车、小轿车等在全国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对振兴重庆经济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川黔、襄渝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建成的成渝三条铁路干线与长江黄金水道，共同构成重庆对外交通的4条大动脉，再加上航空运输和公路运输，大大改善了重庆的交通状况，使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枢纽。便利的交通还带动了沿线经济和小城镇的发展，使重庆初步形成了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镇体系，对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三线建设”在国家急于备战的情况下匆促上马，并且受到“文革”动乱的冲击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因此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规划投资综合平衡不够，配套建设跟不上，布局过于分散，盲目追求高速度，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等。这些问题，对重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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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时代的记忆：“三线建设”为何结束时才公开？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田姝
云南三线建设。
　　记忆是一首歌，记忆是一杯茶，记忆是一壶珍藏的老酒&&随着岁月流逝，时代变迁，“三线”这个词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已渐渐离我们而去，甚至几近消失。但历史的车轮总会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碾压的印迹，历史总会有人去记忆，去怀念！当人们慢慢品味的时候，方知久远的芳香，那些记忆中的词句以它特有的方式向我们讲述着那个年代的故事&&
　　“备战备荒为人民”
　　――三线建设：一场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布局
　　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入多事之秋，尚未完全摆脱国内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周边局势又激烈动荡起来：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蒋介石当局趁大陆出现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反攻大陆；印度军队不断由中印边界东、西两侧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无端挑衅；苏联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战略导弹直指中国；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战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界。面对严峻的形势，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建设、民众生活将遭受怎样的新考验？
　　1964年4月，总参谋部提交的一份报告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在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他从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估计出发，提出“三五”计划应该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现在沿海地区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不仅工业交通部门的企业要搬，大学、科学院、设计院都要搬。总之，一线要搬家，三线、二线要加强，以改善我国的工业布局。
　　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此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把毛泽东的三个因素概括成“备战备荒为人民”。
　　这一口号迅速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一时间出现了举国备战、全民皆兵的景象。一场规模空前的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也在中国大陆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所谓一、二、三线，是按地理区域划分的，是由中国大陆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三线地区主要包括西南和西北地区。从行政区划上看，基本包括四川（含今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河南、湖北、湖南、山西的西部，广东的北部，广西的西北部。一线地区主要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二线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此外，三线还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据相关统计，整个三线建设在横贯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国家累积投资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先后建成了10条总长8046公里的铁路干线，建设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配置了数十万台（套）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技术装备，一批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和新兴工业城市在崇山峻岭中拔地而起。以铁路、公路、长江为网络的交通运输业，以煤炭和水、火电为主体的能源工业，以钢铁、有色金属为重点的原材料工业，以发电设备、机床和汽车为代表的机械制造工业，以元器件、通讯和引导设备为骨干的电子工业，以战略武器和轻重型军事装备为特点的国防科技工业，都形成了相当的生产能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包括：攀枝花、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成昆、襄渝、川黔等铁路干线，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建设”又曾经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字眼，直到1980年代建设结束才公开见诸报端，让更多人知晓。
　　“好人好马上三线”
　　――三线人：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职工积极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在那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充分显示，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和精心组织下，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闻风而动，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不讲条件，不计得失，打起背包，立即出发，从四面八方汇集三线。于是，一个被称作“三线人”的特殊群体应运而生。
　　当时，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有关部门在挑选三线建设者时，都着重德、才两个方面，即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通，因此，那时能够参与三线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应该算是一种荣誉。他们当中，有从国家机关抽调的上千名领导干部，有从科研单位选调的上万名优秀科技人员，有从沿海内迁的数万名职工，有从老工业基地和老企业调来包建的十几万工程、管理和生产骨干，有成建制调来的数十万建筑安装队伍，有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和工程兵指战员，还有上百万民兵和民工。据统计，不包括员工家属和就地参加建设的，单是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的，就多达400多万人。
　　由于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备战，因此在布局上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许多企业的选址都在条件艰苦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三线建设者们风餐露宿、肩挑背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将自己的热血青春献给了祖国的三线建设。为了建设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在成昆铁路尚未修通的情况下，几万名建设者在人烟稀少和山岭陡峭的金沙江两岸展开会战。当时，交通部队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市，抽调了1500多辆汽车、几千名驾驶员，同四川、云南的运输队伍一起，组成“钢铁运输线”，将数十万吨建设物资及时运到工地，保证了攀钢一号高炉按时出铁。这些昔日在华北大平原纵横驰骋的驾驶员，面对崇山峻岭和滔滔江河，毫无惧色，为了抢建三线，他们冒风雨、顶酷暑、斗严寒，战胜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少人甚至献出了生命，长眠于三线大地。在贵州六盘水，建设者们不顾生活条件的艰苦，以高昂的斗志，展开10多万人参加的煤炭大会战，按期拿下了年产近1000万吨的矿井建设任务。在四川、湖北、河南等省，40多万建设者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荒山野岭，架起一个又一个钻探井，打出一口又一口产气井，找到了江汉、南阳两大油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哪里难度最大、条件最艰苦，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的成昆铁路线上的许多“硬骨头”工程都是铁道兵啃下来的。成昆铁路穿越地质大断裂带，设计难度之大和工程之艰巨，均属前所未有。其沿线山势陡峭，奇峰耸立，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全线最艰巨的工程是在地质复杂的崇山峻岭中开凿隧道和架设桥梁。为了爬坡，有的区段线路进入隧道后，在大山腹中绕圈，再从隧道进口上方几十米处钻出，形成“楼上楼”铁路。担任黑井隧道施工的铁八师三十六团初到工地时，公路没有修通，大型机械一时运不进来，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他们不等待，不依赖，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依靠人力和简单的工具，打通了这座近千米长的隧道。核工业重庆816厂的建设需要进洞，一个工程兵加强团整整打了5年。由于没有先进的设备，他们完全靠炸药炸开厚实的山壁，再用人力挖、抬、掘；掘进中需要前往查看，有时炸药出了问题，意外爆炸，不少战士受伤，甚至牺牲；山洞挖掘到一定深度，照明设施不能到位，只有摸黑施工，有时发生垮塌，巨石瞬间夺走战士的生命；有的战士因为医疗卫生条件不完善，染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工程兵以年轻的生命为镐，一寸一寸掘进山洞，在挖洞和军工建设过程中，先后有几十名官兵牺牲并埋葬在武陵山脉的大青山上。
　　就是这样，在那个被激情点燃的岁月，“三线人”怀着建设祖国的革命理想，披荆斩棘、开山劈水、筑路架桥，用血汗和生命，建成了三线地区强大的国防生产力。虽然艰苦创业的日子已经过去，但几百万建设者为了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将长存于天地。“三线人”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都将作为宝贵财富传承于世。
　　“调整改造、发挥作用”
　　――三线调整：一种充满艰辛探索的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尽管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世界正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为了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在不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的同时，积极改善和稳定了同美国的关系，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加强了同西欧各国的友好合作。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原来为准备战争突然爆发而建立起来的一些以军品生产为主的三线企业，面临着军品任务锐减、生产线闲置、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亏损严重、职工队伍不稳等诸多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三线建设在国家急于备战的情况下匆促上马，并且受到“文革”动乱的冲击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致使一大批企业先天不足，留下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比如，由于当初选址过于匆忙，没有很好地进行工程地质勘察，只是片面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使一些企业特别是军事工业企业，建在地质气候有灾害隐患、不宜居住的地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又如，由于工厂大多建在远离城镇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影响生产、信息交流和科研技术的发展，职工生活和子女升学、就业困难等等。到80年代初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大批三线企业已经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
　　为了解决三线建设的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三线建设成果，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对三线建设进行“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重大决策。1983年12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在成都成立，由国家计委代管。原四川省省长鲁大东任主任，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的任务是提出三线现有企业的调整和技术改造规划，并对其实施进行检查监督。规划的范围是：先对云南、贵州、四川（包括重庆市）、陕西和豫西、鄂西地区内的工业交通企业，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在上述地区的直属企业进行规划，重点放在四川（包括重庆市）、贵州、陕西、豫西地区和国防军工企业方面。1984年6月，经国家计委同意，又把甘肃省和湘西地区纳入规划范围。国务院三线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三线企业调整改造的主要任务：一是企业布局调整。通过关、停、并、转、迁、换等六种方式，重点解决选址不当、自然灾害严重，无明确产品方向、生产难以维持，远离城镇、没有社会依托等问题。二是产品结构调整。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围绕国家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开发形成一批有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三是技术改造。结合布局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制定技术改造规划，发展优势产品，推动技术进步。
　　在调整改造的道路上，大多企业举债搬迁，提出了“挣钱吃饭，攒钱搬迁”，进行“第二次创业”的口号。为解决“吃饭”问题，刚开始许多军工企业急于“找米下锅”，纷纷把目光盯在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自行车、缝纫机等当时紧俏的民用商品上。由于没有充分发挥军工企业的技术优势，选择了成本高、技术含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民品，不少产品上得快也下得快。此后，在军转民艰辛探索的征途上，更多企业注意防止简单的厂址位移和低水平重复，结合产品结构调整和军转民技术改造，实现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调整搬迁为三线企业改革脱困和改组改制创造了有利条件。多数企业调迁后实行了军品民品分离，进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大大增强了企业发展活力。三线调整搬迁通过对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上的优化组合，使一批具有技术、人才优势的三线单位，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关系在新的优势区位重新聚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对外合作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多数三线调迁项目被规划在地方各级经济开发区或高新技术产业区，随着这些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一批新的工业小区和企业群体应运而生，如成都的龙泉航天城、西安的航天城和电子城、重庆巴南区大江车辆工业园、贵阳小河航天航空工业区等。通过共用当地的基础设施，共享技术、经济、信息资源和彼此间要素流动，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为中西部地区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辐射源，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整个三线调整改造工作经历了“七五”期间的综合治理改造，“八五”“九五”期间以脱险搬迁为主要内容的布局调整，“十五”“十一五”期间的调整收尾三个阶段。其中，从“七五”至“九五”期间，国家共规划安排了三线调整项目274个。另外，“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间还规划安排了只给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改造项目169个。调整改造使有发展前途的企业改善了环境、增强了后劲，发挥了更好的作用；使濒临倒闭、陷入困境的企业，有的推倒重组，有的绝处逢生。
　　实践证明，国务院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决策是非常及时，也十分必要的。三线调整改造总体上花钱不多，但“调整了一小块”却“稳定了一大片”，不仅解决了三线建设遗留的主要问题和矛盾，促进了企业技术进步、产品结构调整和对内对外开放，而且为三线军工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三线调整改造经过一代人的奋力拼搏和艰苦创业，使一度陷入困境的三线企事业单位焕发了青春与活力，为国家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奠定了新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了三线工业基地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同时也为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鸣响了前奏。
(责任编辑：张宇)
原标题：三线――一个时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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