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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业产品质量检验
　　中央苏区的工业基础甚为薄弱，大都是些作坊式的手工业。根据地建立以后，出现了少量的半机械化工业。如此弱小的工业生产，在苏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狠抓质量管理，使各种工业由小到大，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生产出了许多紧缺急需的产品。中央苏区的工业可分为公营工业、手工业和私营工业三种类型。
第一节　公营工业的发展与产品质量检验
　　所谓公营企业，是指中央苏区工农民主政府直接经营的工矿企业，这些企业在所有制形式上属于苏维埃政权所有。中央苏区的公营工业是工农武装割据下的特殊产物，就中央苏区而言，它的主体是军需工业，这样便于保证军队各种物资的供给。
　　红色政权建立之后，国民党频频发动反革命“围剿”，战争不断升级，为了保护红色政权，红军不断增加，最后达到20万左右，而各种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也不断扩大，数量惊人。战争环境中，仅仅依靠人数多是无法取得战争胜利的，军队只有保证武器装备、食物的供给，才能进行有效的战事物资缺乏，如枪支弹药无法进入苏区和布匹的禁运，造成了装备和军衣军被供应的严重不足。
　　鉴于军队装备的缺乏，制造和修理武器、缝制衣服是中央苏区在革命战争中亟需解决的一个经济问题。但是，按照中央苏区区域内原有的工业，根本无法保证大规模革命战争所需的物资供应，因为中央苏区地处贫瘠的山区，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工业生产以城市和乡村的消费型个体手工业为主。如遂川县草林镇的行当是“铁木篾业、铜匠店、缝衣等等”（《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上），第624页）；寻乌城内的手工业作坊13种，80余家，类型是裁缝、制伞、木器、理发、打铁、爆竹、打首饰、修钟表等等（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52～169页）；闽西所谓工业，则是包括建筑、理发、缝衣、五金等等（《闽西工人运动决议案》，日）。这种手工业，一方面无法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形态，有计划地、批量地提供产品满足军事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技术以手工为主，比较落后，无法适应武器装备机械制造的要求。因此．要想保证军队的物资供应，必须兴办各种可能的军需工业，中央苏区的公营企业就在这种目的和要求的驱使下逐步发展起来。
　　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来到井冈山地区，此时工农红军自秋收起义以来，连续征战，无暇改善装备，已是衣衫褴褛，武器损坏也极其严重，而当时井冈山地区的农民武装重新建立叉急需武器，因此毛泽东就在井冈山地区开创了一批公营工业来保证军需。与时同时，闽西各地斗，才能成为战争中的有生力量。但是，由于国民党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封锁，致使重要军暴动之后，为了改善部队装备，也在筹建了一批兵工厂。这些军需工厂的出现，就是中央苏区公营工业的启始，中央苏区公营工业在以后发展过程中，具体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军需工业部分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织布厂；二是煤矿和钨矿等
民用工业。
兵工厂系统由于与战争的需求联系最为密切，各级政府也比较重视，因此它就成为所有公营工业的龙头，它的具体发展情况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央苏区的兵工厂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零碎到集中发展的，越是发展到最后，兵工厂的规模就越大，工人越多，技术水平越高，一些大兵工厂如福建军区兵工厂、闽赣军区兵工厂、官田中央军委兵工厂等，有的已经能自己制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等等。在兵工厂系统，发展最具有特色、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中央军委兵工厂。中央军委兵工厂成立于1931年10月，又名“官田兵工厂“，由中央军委修械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修械所、三军团修械所、官田修械所等合并而成的，后来迁往瑞金。刚刚创办时，条件相当简陋，只有工人200个，锉刀200多把，老虎钳100多把，4座打铁炉。1932年4月，红军攻克漳州，缴获敌军卢兴邦、张贞的修械厂的修械设备，其中包括两台车床，一个30匹马力的发电机，一个鼓风机、一批汽油和原材料，这些设备运回官田，为中央军委兵工厂的发展打下极好的基础。随着生产工艺的专门化，兵工厂开始设分厂和各种生产车间，具体设置，如图所示：
　　1933年，中央军委兵工厂为了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开始分散机构，月间，弹药厂迁往胜利县银坑成立中央红军兵工厂银坑弹药厂。同年，杂械厂的刺刀股等一部分迁到寨上，成立中央红军寨上杂械厂。8月，又调出一部分工人和设备到赣县自鹭成立军器修械分厂。10月，中央军委兵工厂从官田迁往瑞金冈面。1934年1月，工农红军打下福建沙县，缴获的大批机件设备被搬到冈面兵工厂，使兵工厂的设备更加完整。5月，分散于各处的兵工厂陆续搬到瑞金冈面，一个集中的大规模的中央苏区红色兵工企业形成。（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81年3月版，第130～150页）中央军委兵工厂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共修配了40000多支步枪、2000多挺机枪、100多门迫击炮、2门山炮，制造了40多万发子弹、60000多枚手榴弹、5000多个地雷。（吴汉杰：《官田兵工厂》，郑煜德：《在官田兵工厂》，见《星火燎原》第2卷，人民出版，第171～173页）兵工厂生产的顺利开展，对革命战争是有重要意义的，月，中央军委兵工厂两天内生产的80担子弹和十天内修理的900支枪、10余机枪、7门追击炮对建宁、广昌一带发生的战争起了很大的支援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81年3月，第130～150页）
　　 在中央苏区的军需企业中，被服厂、织布厂、弹棉厂的规模仅次于兵工厂，只有它们的建立，才使中央苏区的纺织业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不仅能开展生产，而且要大批量的生产，以解决红军的被服供应问题。被服厂等企业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在这些工厂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央军委被服厂，它由总厂、第一分厂、第二分厂、第三分厂组成，分设于长汀、瑞金、博生等县。设于长汀的第一分厂，原先是长汀红军被服厂，是在红四军攻下汀州后，在没收军阀郭风鸣的被服厂基础上成立的，该厂生产能力较强，分工精细，有裁剪、手工、车工等车间和产品检查组，能大批量地生产军衣、军帽、子弹袋等军用品。建厂不久，很快就为红四军制造了7000多套军装和其它军用品，其中包括两套缀有红领章的灰色军装、一顶缀有红五角星的军帽、一双绑腿，这里就可见第一分厂生产能力之～斑。设在瑞金的第二分厂，全厂有700多工人，缝纫机100多架，1934年一个月的生产能力是：单衣18000套、帽子17000顶、毯子4000条，生产能力是相当可观的。(《七堡被服厂的青年工人怎样为着红军不受冻而努山》，《青年实话》第3卷17号．日)民用工业在公营工业中不占主导地位，但它在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出口物资上和金融货币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民用工业主要有这么一些。
　　除了这些之外，中央苏区还兴办了中华樟脑厂、交通材料厂等民用工业。
　　公营工业产品质量检测工作建立了专门的测试验收制度，特别是军用工业更为严格。“军械处主要帮助红军修理坏枪，还造单响枪、梭标。修理好了就放在仓库里。四天造一条单响枪，用手工造。用土法自己烧炭，自己铸铁。为了打仗需要，日夜要修理枪枝，修好后在后面一棵大杉树试枪。”（访问罗冬祥记录，1968年。《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上，682页）“兵工厂有三十多人，设备较好，除了修理枪枝，还能造五响枪，后来还造马尾炸弹，这种炸弹和鹅蛋一般大，靠落地时候震动雷管引起爆炸。因为炸弹安有一根绳子，丢的时候提着绳子往上抛，后面拖着一根尾巴，所以叫‘马尾炸弹”，这些枪弹的制造使用，都经过反复测试。（江西省委党校提的调查材料。《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上，682～683页）“当时生产条件虽差，但生产质量还是好的，要求也很严格。我记得运到前方去的炸弹，有一个在爆炸时只破成两半，这个部队的负责人拿着弹壳子一直跑到兵工厂里来追究责任，我们便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检查，经过化验，发现弹壳里有一个熟铜线影响了炸弹的质量。从此以后，兵工厂对质量要求更加严格，每次出厂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确认无问题后，方能出厂。”（王只谷《难忘的鄂东南兵工厂》，《革命史资料》（10）第208页）
　　据原在闽北兵工厂工作的老同志黄英回忆，当时兵工厂不仅有很明确的分工，而且有产品质量检查的负责制，“分别地组织成为修械科，专门负责修理枪支、造手提机枪。子弹科负责制造长短枪(驳壳枪)子弹。炸弹科，专造炸弹和地雷(包括翻砂在内)。”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炸弹由马尾弹改造为木柄的手榴弹，而且爆炸力增强了，平均每月能造炸弹和地雷一万个左右。当时闽赣边区的红军除在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之外，主要是依靠自己兵工厂制造子弹和炸弹供给红军作战和消灭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凡是同红军作战过的白匪军；据当时被我们捉来的俘虏说：红军的枪弹真是利害啊!只要挨到了一枪就不得了(子弹头开始用锡做)打的敌人都害怕这种子弹。”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兵工厂一是提高技术，“从各苏区来参加红军的青年农民中选调一批进工厂自己培养技术人才”；二是提高产品原料的质量．“号召群众献出钢、铁、铜、锡等物资供给红军使用”；三是加强工具设备的改造革新，“工人自己用双手根据需要来制造各项工具”。因我们不是机械化而是手工业生产，需用的大小老虎钳子和手钳子、锉刀等工具买不到，只有工具自己制造。特别是子弹和炸弹用的全套工具都是各科自己用双手劳动制造起来的。不仅这些．就是连木炭、柴火(打铁和翻砂用的)，都是工厂自己派人到山上去烧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上)第684～685页）
　　建立责任追究制。对于生产中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人员给予处分。赣东北兵工厂“在生产机构方面有这样几个部门：制造炸弹、翻砂、锡器、硝磺等五个部门。制造部负责制造各种枪炮、刺刀、马刀等；炸弹部负责制造手榴弹、追击炮弹、大型和小型的换丝地雷：翻砂部专门负责翻砂灰板，各种各样的炮弹、炸弹及一切必要的工具；锡器部专门制造弹头和打帽花等；硝磺部专门制造火药、红硝、马硝、炮弹硝、炸药等。这些部门受兵工厂管理委员会和工会的直接领导。”在产品组装和质量验收时，哪个环节出问题，就由哪个部负责。（汪财旺回忆，日。《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上）第687页）对于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的人员，“第一、二次是批评教育，到第三次就开大会讨论如何处理……经过六、七个月教育依然如故，最后开群众大会，一致通过处以死刑。”（兴国纪念馆提供的调查资料，《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上）第689页）
　　 建立产品检查制度，边生产边测试，自行把好技术质量关。
　　“尤其困难的是没有技术。我们的工人不久前还大都是农民，也有木匠、铁匠，还有的原来在国民党部队当军需，多数人没有修过枪，甚至不少人还没有摸过枪哩，现在要他们修理各种枪支，简直困难极了。”
　　 尽管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这么多，但谁也没有说干不了。当时，我天天跟工人弟兄在一起，谈起技术的困难，他们总是笔眯眯地说：‘好好学呗!’有的还打趣说：‘厂长呀，依我看哪除了生孩子，咱们啥都能学会。’
　　由于大家都有掌握技术的要求，一个学技术的热潮在全厂掀起来了。我跟大家一起商量，把力量配搭开来，让懂技术的人教不懂技术的人。大家都抱定决心，好好教，好好学，并提出口号：‘虚心学、快快学，我们多流汗，阶级弟兄少流血!’这时正是寒冬腊月，寒风呼呼地吹，但大家好像忘掉了寒冷，白天，丢下饭碗．就跑去干活；夜里没有灯，就摸黑研究技术；躺上床了，还讨论着怎样找窍门。
　　不久，大家终于掌握了初步的技术。修好的步枪，一批又一批地送上了前线，我们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麻烦的事也跟着上门来了。修理过的枪，有好多不能用，不是抓子钩坏了，就是撞针断了。大家看着退回来的废品，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抢修不好，影响了红军的战斗，这是我们工人的耻辱。这天，饭菜端上好久，很多工人没有吃。我跑到工作室一看，都是叮叮当当地修理退回来的破枪哩!他们见了我都吵吵嚷嚷：‘厂长，不把坏抢修好，吃饭都不香!’我好容易才劝他们吃饭去了。
　　饭后，我跟大家仔细检查了遇回来的武器，终于把毛病找出来了：原来是火候没有掌握好。以后，我就叫有经验的工人，做样子给大家看，还把制成的零件烧红后，在药水里浸一下，然后使用。这样制成的机头零件就管用了。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我们还制定了产品检查制度。从此，大家不但摸到了窍门，而且还从初步的成绩中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工作的劲头更大，克服困难的信心更强了。修好的枪。又送到了前线，经过实用证明，全部能用了。”（吴汉杰回忆．《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上)第691～692页）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红军消灭了寻乌和会昌两县几个土豪劣绅盘据的白点，征集了三十多名修枪工人。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攻克了福建的漳州…动员了二十多名工人来厂……接着，党又从沈阳兵工厂调来了地下党员韩日升、郝希英等三个同志，他们都是熟练的技工。这时，工厂的技术大大进步了，组织机构也调整了，成立了机器组、修配组、打铁组、木工组、皮革组。从此，我们不但能修理步枪．就是修理驳壳枪、机枪、迫击炮也不成问题，甚至可以自己造步枪了。”（吴汉杰回忆，《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上)第69l
就地取材，大胆创新，保证产品质量。“敌人对苏区的封锁越来越紧，我们买不到油，机器不能发动。但这两部机器是我们修枪炮大量零件所必需的，又是造弹厂制造手工工具的母机，决不能让它停着。我们就造了个大木轮。利用水力来发动。造子弹的重要原料――硝酸买不到，我们就设法用腐朽的木头，磨成粉末，和白药配成火药。经试验，子弹的效力没有减低，反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底火的铜皮用光了，我们就用弹壳打成薄铜片来代替。就这样，我们翻造的子弹，仍旧一批一批及时地供应了前线。”（吴汉杰回忆，《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上）第693页）
除了军工企业有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外，其它公营企业也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和标准，建立了相应的质量检验制度。如中央被服厂做的军服标准是：“四个口袋，五个布结扣子，裤子前面没有扣子，战士都叫‘桶子裤’，除了衣服，被服厂还做八角帽、米袋、绑带、干粮袋和子弹袋等军需品”。（吴汉杰回忆，《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上）第698页）被服厂设有“业务科、总务科、裁工车间、车工车间、手工车间、青工车间。车间以下分队或组。”每个科组都建立有质量检查制度。（吴汉杰回忆，《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篇》（上）第701页）中央钨砂公司对钨砂的采集、精洗有严格的质量要求，“盘古山采选的砂子，由中央钨砂公司派人设立收购站统收，并由劳改犯肩运至渔翁埠，然后下水至白鹅洗砂场精洗后，经于都到赣县的江口的贸易局，再由江口贸易局分别出售给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矿商。”（谢里仁、李克均等回忆，日）另外，造纸厂、纺织厂、卫生材料厂等都开展了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如中央卫生材料厂，“利用当地生产的原料，加工制造脱脂棉、纱布、漂白粉、酒精等，丸散膏丹都能制造，生产的药品以片丸为主，便于携带，如治伤风感冒的中药丸、痢疾丸、血代粉等，水剂也生产一些，如龙胆酊、碘酒等。厂内还有检验室，能进行药品质量检验。在器材方面，能制造钢镊子。这在当时苏区来说，规模是很可观的。卫生材料厂的产品，对克服药材困难，起了很大作用。”（高恩显，《中国工红军卫生工作历史简编》，第62页）
第二节　手工业与质检工作
　　受传统经济的长期影响，中央苏区范围内的手工业有其自身的特点，手工业工人往往与农民在身份上是密不可分的，农民半工半农，手工业工人半农半工，手工业又广泛存在，作为农业的辅助产业，成为农民生活补济的主要来源，在中央苏区的所谓“工业生产”中占有极大的比重，比如寻乌这样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的城镇，它“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70页）。但是，由于这些手工业大多是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因此在革命后，“受封建军阀的经济封锁，商人的投机强买，以致物价高贵，金融停滞”，经受不起这种危机的冲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萧条状态。
　　手工业的衰落不仅因失业而引起民众生活的困苦，而且纸、烟、木等手工业品是中央苏区与外来生活用品进行交换的重要物资，“以前闽西群众即借此与外来生活用品如布、糖、洋油等交换”（《闽西第一次工兵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第42页），而它的衰落无疑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影响是极大的，它使得中央苏区与白区进行商品交换的能力大减，商品流通受阻，无法实现外来工业品的有效输入，物资供应发生不平衡现象，剪刀差情况日趋严重。因此，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采取各种政策来扶植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1933年8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召开了江西省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会议号召各级政府要努力去发展手工业生产，使烟、纸、夏布等特产恢复过去的产量，同年9月10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又颁布了《生产合作社标准章程》。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出台，把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对中央苏区的手工业经济是有重要意义的，至1934年，“制铁、织布、烧石灰、造纸、开煤矿与钨砂、熬硝盐、制药、制油等不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1934年1月，《红色中华》第150期，日）。毛泽东曾指出：“两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步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工业现在是走向恢复。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来，并且收到了成效”（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2页）。中央苏区手工业生产呈现出的特点是：规模多样，小的只有几个人，大的有几十乃至百多人，“开始从小规模的工厂办起，以后再扩充”（《组织苏区中央具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日）。生产合作社有二十至三十种之多：造纸、刨烟、农具、石灰、石膏、铁矿石、煤炭、炼铁、土法炼钢、铸锅、烧炭、造船、木器、篾器、雨伞、编席、编斗笠、砖瓦、烧陶、织布、织袜、缝纫、染布、樟油、樟脑、硝盐、榨油，等等。
　　中央农具生产合作社，以制造各种农具供销员使用为目的，在它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可兼营肥料(石灰)的生产，并可在各县设分社及工厂（《组织苏区中央具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日）；合作社不仅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而且对产品质量加强了管理。胜利县古龙冈建立了中央农具生产合作社的第一个工厂，“有三十多个工人”，“只有一个多月”，就“生产了禾刀五千把，镰刀八百把并其它农具，到七月初最少能生产七千把禾刀。这些禾刀镰刀已经有一部分运到兴国、长汀、赣县、于都、会昌、瑞金、胜利等处。但是还不够分配，农民都很欢喜的说：今年‘是有禾刀割禾了’，都竞争着购买。生产品的质量，都比一般私人生产的要好，而售价则特别便宜，禾刀只卖大洋一角至一角三分，镰刀只卖小洋四角至四角半，最近农民及各地到工厂定货的非常多，工厂预备扩大，准备开办冶铁炉，生产大大增加，许多技术工人都来合作社声明，愿意帮助工人人厂做工”。（《中央农具生产合作社的第一个工厂设在胜利县古龙冈》，《苏区工人》第二期》，日）
　　为了加强手工业质量的管理，农业工会中央委员会要求“各级农业工会，应花很大的力量帮助中央农具合作社进行工作”。强调要“调查各地的贫农群众，需要农具的式样，重数及数量，应有所标准，使生产的农具求其改善，达到能适合会员所需要何种式样农具的要求，与有计划的计算生产，充分供应会员的应用”。同时要求各级农业工会“帮助中央农具合作社在各地建立分社的一切工作”，“组织工人的积极性，发动其热烈的研究‘改良农具生产的问题’，并提高其生产热情，定出互相竞赛的条约，或组织生产突击队，改良增进生产的质量与数量”。（《提高苏区土地生产，农业工会发展县合作社运行，《红色中华》第109期）
　　毛泽东十分关注手工业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据原长汀斗笠生产合作社的老工人回忆：“1929年春，毛主席率领红军解放了长汀城。需要斗笠，收购了我们斗笠工人的全部斗笠。”“此后，我们生产的斗笠就全部供应红军，做斗笠还是一家一户的。但产品统一由红军收购。那时在康屋设有一个军需采办处(收购站)，他向我们斗笠工人订货，提出质量要求和规格，双方协商统一定价。一个光洋三顶斗笠，生产多少红军收购多少，我们不能自行卖给别人。”“红军在不断扩大．斗笠的需要量越来越多。1932年秋天，在红四军军需采办处斗笠收购站的基础上，红军后勤部派周信影同志，组织了一个工会领导下的斗笠支部，把个体斗笠工人组织了起来，集体生产红军所需要的斗笠。”“建立斗笠支部后，生产发展是很快的。1932年斗笠支部刚建立不久，毛主席曾亲临斗笠支部视察，了解了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情况。指示我们斗笠工人改革斗笠。工人们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日夜研究，多次改革斗笠，终于将‘夹边尖顶’的斗笠改制成面小底大的‘平顶缠边’斗笠。这种斗笠式样新颖，一律十六寸，用三十根皮篾编成。而上印有‘工农红军’配红五星、斧头镰刀和‘百战百胜’两种。同时，加刷桐油，闪闪发亮，经久耐用。改革后的斗笠，毛主席看了很满意，他赞扬说：这种斗笠‘平顶平沿，一律平等’，好处很多，可避雨、遮太阳，当坐垫、当枕头，背起来轻便，又不会擦破衣服。”（长汀斗笠支部老工人座谈记录，日）
第三节　熬硝盐运动与质量要求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井冈山地区的群众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解决食盐困难，就开始了熬硝盐的活动。到了土地革命中期和后期，敌人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密，食盐越来越困难，价格越来越昂贵，以致很多群众买不起盐，即使有钱也不容易买到盐，因而只好吃淡的，为了解决食盐困难，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展开了熬硝盐运动。
　　盐是人们生活中每天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自从反动派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后，本地(指赣南的安远地区――编者注)的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人民生活日益困难。当时最突出的就是食盐问题。由于缺乏，盐的价格不但上涨，其昂贵的程度实在难以想像，那时大米是三、四角钱一斗，猪肉是一元八斤，鸡蛋是一角十二个，而盐是一元光洋八两，如以米来换，则要四斗才换得上一斤盐。群众反映说：‘米用箩挑，盐用纸包’。这实在一点不差，所以那时群众买不起盐，大多数人都吃淡”。（吴旭清等回忆，日）“敌人实行对苏区严厉经济封锁，首先就是防止白区群众及商人运盐进苏区，屠杀运盐群众，苏区奸商乘机垄断食盐，高抬时价，使红军与广大群众感觉食盐供应的缺乏，影响到苏区经济与群众的生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湘赣省军区《密令合字第二号》，日）“现在食盐的价格突然高涨，这是由于：
　　1.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历次遭到惨败，苏维埃和红军胜利的向前发展撼动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他们――帝国主义国民党――不仅从军事上加紧准备向苏维埃和红军进行绝望的拚命的五次‘围剿’，而且想尽一切办法加紧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使我们需要的日常用品――特别是食盐发生困难。
　　2．奸商富农从中操纵，贱买贵卖，暗将食盐藏着，食盐来源稍有困难，即故意抬高价格，在博生城市最近就检查出不少的奸商富农藏着不少的盐不卖，甚至籍此以破坏国币信用。
　　3.反革命派别的阴谋活动，破坏食盐进口，造作谣言欺骗群众，使食盐价格更加飞涨，他们这样来配合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破坏苏维埃，妨碍工农生活的改善。因此，影响一般外来物品价格的提高．使工农生活感受困难，故应以战斗的精神发动广大劳苦群众，以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实际的解决目前的食盐问题，是党在目前最紧急的工作之一。
　　(2)党要更实际的抓住食盐问题，发动广大群众加入各种合作社，特别是在目前应发动消费合作社从各方面去多办食盐进口。
　　(5)在各区各乡普遍建立硝厂，用旧的墙土熬硝，及时找寻以前盐仓的土熬盐，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一部分食盐，而且硝厂熬的硝，可以供赤少队的火药。
　　(6)党必须联系着食盐问题的实际解决，更明显的告诉群众，要彻底解决食盐问题必须积极加入红军……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才能彻底解决。
　　这是工农群众切身的利益问题，各级党必须严重的注意，依靠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迅速的切实的解决，这样更能团聚千百工农劳苦群众在党的周围，完成党的战斗任务，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为消灭食盐困难而斗争》，日）
　　为了解决食盐严重缺乏的困难，党和政府大力发动群众，开展了熬硝盐的群众运动，并及时地总结群众熬硝盐的经验，编印如何熬硝盐的小册子，指导群众熬硝盐。1934年7月，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发出《为紧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熬硝盐运动》的指示，强调指出：“第一，工农群众都可以组织熬盐厂来熬盐，苏维埃非但不应该(下缺十余字――编者注)极提倡与领导熬盐工作，凡放过了盐的泥土，以及年久的房屋内的泥土(下缺十余字――编者注)法可参考本所(部)印的小册子。大家都要明白熬盐的重要，破除不能动土的迷信口口口。第二，每个合作社无论是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或是其他生产合作社，都应成立(原缺，应为‘熬硝盐’――编者注)合作社至少建立一个熬盐厂，我们的苏维埃机关与各群众革命团体，都应当提倡熬盐做模范!第三，有毒的泥土，如坟墓里的泥土，不能熬盐，因为熬出的盐，吃了会生病，如有人拿这口口盐，应将盐没收。如果地主富农奸商故意捣乱，煮熬毒盐来卖，除没收毒盐外，必须给以法口口。第四，大家应该学熬好盐，我们一定要使所熬的盐没有杂物，没有硝质，洁白可口．所以大力研究，到熬盐厂去实地学习，不但要学会熬盐，而且要更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熬盐的方法，务使出的盐和外来的盐一样好”。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积极领导，根据地熬硝盐的群众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自从油盐不能内运后，驻在安远的红军和机关干部以及本地群众就开始大搞硝盐。搞的方法是这样：……红军一般是有组织地进行生产，他们的技术也高，因而产盐量很多。群众三、五人合伙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自己动手搞盐，确也解决了很多困难，虽然它的味苦有腥气…??但比淡吃是好多了。且价格便宜，…--?所以当时市场上有卖的都是硝盐”。（吴旭清等回忆，日）
　　闽浙赣省制硝盐厂有“一三三五个，一九三三年七月至十二月产硝厂的统计为七万多斤，制硝可以作炮火。时解决了食盐问题”。（闽浙赣省的经济建设》，《红色中华》第145期，日）“现在大家都能制硝盐”。（《闽浙赣苏区近况》，《红色中华》第139期，日）
　　吉水县人民“为了解决食盐缺乏的困难，西团、里坑等村还普遍建立了土硝厂，不但可以熬出很多食盐来供应苏区人民，而且可以制造很多杀敌的炸药”。（张长茂、邱华星回忆，）“我们里坑在1929年开始在新茶坑设立了一个硝盐厂，解决了当时缺乏食盐和火药的困难”。（张厚云回忆，日）
　　汀东县那时“盐要一元钱才买到一钱……工作人员都熬硝盐吃”。（曹发火、曹发家回忆，日）
　　宁化县人民“大搞硝盐和樟油，以克服油、盐的困难。当时熬盐的生产，在安远、曹坊、梁山和各地都有进行，不仅群众，而且也有红军部队与机关。部队和机关一般都有组织地进行，群众则多三、五人合伙，没有固定形式。1933年，在食盐异常缺乏的情况下，自制硝盐的生产，还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群众性运行”。（梁鸣岐《宁化人民的反经济封锁斗争》，日）
　　据《红色中华》第232期的报导，“岭背是苏区熬盐最先进的区域，岭背素来产硝，自产的盐历来可供自给，在敌人经济封锁下面．熬盐运动更加蓬勃发展及专门化起来，所以岭背熬盐不但两三年前已经开始，而且是产盐最多，技术良好，大部能供给胜利、会昌、瑞金，是全苏区各地熬盐以熟练的技术工人的来源地之一。
　　岭背一带盐质丰富。岭背泥土很多的，在去年以前即有可容二十担屯盐泥土的盐屋，烧炭一百余斤，产盐量由二十余斤达到三十余斤之多，即最近墙壁泥土，平均每屋仍可得纯盐七八斤以上，熬盐泥土是丝毫不感到缺乏的。
　　熬盐技术的精良。岭背的熬盐技术很好，盐质特别提得干净(盐质在一定火候以后，即完全凝固浮面，硝液下沉冷后才能凝结)，盐颗粗大净白，全无其他口口口汁，比外面运进来的还好。本来污泥肥土中亦发现有大量口口，不过在岭背现在的技术方面，还不能把盐与硝分解得开(据说：在熬盐锅内只是起泡，盐不凝)，这叉说明我们还须在技术上来一个新的进步和改良的。
　　岭背熬盐造成了群众运动，岭背盐屋，在圩镇乡下、山地旁，触目都是，即水头一乡已有盐屋一百个之多，全区统计数以千计，这都证明熬盐运动早已成为群众运动，一方面因由于政府的提倡，一方面是由于群众得到利益实际经验的结果，例如现在红军第八分社在国际青年节前于水头新成立之盐屋二个，又得到了初步的成绩。……我们要把岭背熬盐的经验开展到全苏区去，保障红军给养，改善工农群众生活来彻底打破敌人经济封锁!”（梁鸣歧：《宁化人民的反经挤封锁斗争》，日）
第四节　私营工业保护政策
　　中央苏区地处偏僻的闽西赣南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私有小生产经济的生命力相当顽强，因此，中央苏区工业体系中，除了建立公营工业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之外，还有许多私有产业，这些可称为私营工业，它包括私人手工业作坊和私营工厂两部分。
中央苏区各级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鼓励和保护、扶植私营工业的发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国民经济服务，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管理方法，用政策引导他们有计划、合理地生产。1931年，全国工农代表大会通过《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1932年1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1932年8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矿产开采权出租办法》等等。这些法令比较全面地规范了如何保护私人工业、如何鼓励私人投资以及如何管理私人工业等问题。
　　保护私人工业方面。分清官僚、大资本家的企业和中小资本的不同性质而采取不同的政策，不搞一刀切，“苏维埃对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尚保留在旧业主手中的尚不实行国有”（《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上)，第752页）。对一些地方出现盲目没收中小资本的现象进行纠正，认为“现在过早消灭资本家是不适当的，对那一部分愿意与苏维埃政府妥协的资本家，必须善于利用他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闽粤赣党在经济战线上的任务决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590页。（上），第154页）。
　　鼓励私人工业方面。中央苏区为了鼓励私人投资，颁布了《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和《矿产开采权出租办法》等条例，对投资规定：“凡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劳动法》，并依照苏维埃政府颁布之税则，完纳国税的条件下，得允许私人资本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自由投资经营工商业。”（《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上)，第753页）允许投资的范围也相当之广，不仅包括一般的产业，而且还可以参与到属于国家所有的企业、矿场、山林中去（《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上），第753页），“苏维埃容许并鼓励私人资本家在这些生产上的投资与扩大生产”。（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上），第166～167页）这样私人投资的方式就更多样了，一是自己出资设立自己拥有使用权和所有权的产业；二是参与国家企业，成为股东，如当时博生设立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兴国设立樟脑有限公司时，这些公营工业都吸收私人投资（《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经济建设决议案》，《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上），第671页）；三是购买国有的一些产业，如“二苏大”就规定，“苏维埃可将没收来的企业出卖给私人资本家”（《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经济建设决议案》，《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上），第671页）；四是承租、承办国家所有的企业、矿产和山林，1932年《矿产开采权出租办法》详细规定，“为增加矿产生产及发展社会经济起见，国家准将各种矿产开采之权，出租与私人资本投资开采”，“凡属地下埋藏之矿产如金、银，铜、铁、锡、煤炭、钨砂、石灰等都准许私人资本承租开采”，“由其与当地政府订立租借合同，明确承租年限、租金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23页）。
　　奖励私人工业方面。国家通过财政税收等宏观手段来实行奖励，如《暂行税则》规定，“在目前为发展苏维埃区域经济起见，……工业的出厂税暂时免收”，“工业所得税，投资多少，规定税率，征收其利润，其税率另行规定，但须较商业税为轻”。（《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土地革命）》（上），第752页）
　　 管理私人工业方面。中央苏区各级政府对私人工业并不放任自流，根本目标还是要把它规范在有利于中央苏区经济发展之内，因此，政府对其进行合理的指导、规划和管理。首先要求私人工业不能“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如有违反苏维埃政府的法令或阴谋反动破坏苏维埃经济者，要受苏维埃政府的法律的制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工商业投资暂时条例的决议》，《苏维埃中国》，第96页）。其次，详细规定企业登记手续，掌握企业发展、变化的情况，要求投资者“将投资的数目、公司章程、经营事项、经理的姓名等详细具报，向当地苏维埃政府登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工商业投资暂时条例的决议》，《苏维埃中国》，第96页），登记表如下（《工商业登记规则》．1932年。江西省税务局、福建省税务局、江西省档案局、福建省档案馆：《中央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抖选编(1929年1月至1934年2月)》，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l69页）：
　　 登记完毕后，向县政府领取营业证，无证者不准营业，如果停业或者转让他人，也应及时把所领营业证扩还要领政府注销，如果业主在经济过程中转营他业，也应向政府报告和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