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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权投资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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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有的公司股权投资行为看，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出于布局的需要;二是出于缔结战略关系的需要;三是出于粉饰业绩的需要。从第一种看，一些行业龙头公司通过股权投资，逐步控制其他的非龙头公司，从而在行业内提高自己的垄断地位，获得更大的垄断收益，同时通过整合资源，改进资源配置效率。从第二种股权投资看，在股改以后也显得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一些战略股东作为稳定力量，那么频繁的并购行动会导致管理层以及公司战略极不稳定，不仅容易导致人力资本的贬值，而且还会给公司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波动，影响公司的成长。即便第一种和第二种股权投资看起来有百般好处，但还是隐藏着一些风险，这些风险一旦被释放，就可能成为破坏市场的巨大力量。
总体经济讲的是GDP、消费量、物价、投资、利率、货币政策、政府财政收支、以海关税则分类为准的进出口值、...
“酒是一种文化。”郭双威见笔者第一句话就这样定义。他说：“山西杏花村汾酒，孕育于6000年前的杏花村遗址...
企业新闻发布汇许昆林：建立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
　　和讯网消息 “大国大时代”年度经济报告会在举行。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同志们，朋友们：
　　讲的时候先做一个小说明，我今天讲的内容是两块，一个是投资项目审批方面一些简政放权的改革，还有一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价格改革。我5月中旬任投资司司长，之前担任价格司司长。所以我这个题目主要是说，推动投资、价格的简政放权，发改委的审批权限主要集中在项目的审批权限和定价权限。那么我是很高兴来参加央广的活动，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推进简政放权是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投资和价格都是关系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点领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这两个领域的改革特别明确，全会上关于投资改革明确提出来要深化投资体系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还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的部署，战略性资源开发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项目，要企业依法依归决策。
　　关于价格方面的三中全会也很明确提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的决定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的干预，政府定价的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益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性自然垄断的环节。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国家发改委在加快投资和简政放权的步伐是非常快的，并狠抓改革的落地，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为经济的提质增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投资领域简政放权力度空前
　　一是大幅取消、下放核准事项。2013年和2014年，连续两年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大幅取消、下放核准事项，报中央层面核准的项目数量减少76%，幅度非常大。
　　二是全面改革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制度。由原来的一律实行核准制，改为原则上实行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有中方控股要求的总投资小于10亿美元的鼓励类项目，全部下放地方政府核准；总投资小于1亿美元的限制类项目和全部项目，下放省级政府核准，实行备案管理的超过95%。境外投资领域，除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项目外，其他项目一律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并实现网上办理。
　　三是建立新型项目核准制度。彻底取消了银行贷款承诺、电网接入意见、铁路专用线接轨意见、供水协议等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范围的18项前置手续，并明确规定项目核准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和任何理由，将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事项及内容作为项目申请报告的前置条件。同时，正在对前置审批事项及其中介服务进行清理，拟将项目核准的前置条件由原来的30多项减少为“两项半”，也就是只保留“选址意见书、用地预审意见以及极少数重特大项目的环评审批文件”作为核准的前置条件，其他审批事项一律改为并联办理，大大提高核准工作效率。
　　这个是什么概念，过去核准一个项目的话，这个企业如果涉及到这么多部门的话，要求跑18道前置，这18道都跑下来之后，才能到发改委核准这个项目，时间下来可能快也得两年左右，慢的话，更久了。借机我澄清一下，过去大家把这个记到发改委头上，说发改委批的很慢，少说半年，多说5年，其实发改委就是其中一道。所以原来各部门批的都算在发改委头上，所以你们就听到流传比较广的，就是到发改委跑的时间很长，但是现在改革以后，大家就能看出来，效率也大大提高。
　　四是做好企业投资项目后续监管服务。围绕既放权到位、接住管好，又服务到位、监管有效，促进市场秩序更加规范，市场活力充分释放的目标，建立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核心是把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目前，正在组织有关部门和地方，“先横后纵”，建设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第一步，加快建设中央层面在线平台，有关部门也建立健全本部门自身在线平台，实现中央层面“横向联通”。第二步，协调有关部门分别建立本系统的在线平台，实现全国范围“纵向贯通”。第三步，依托在线平台，设置电子监察功能，全程跟踪、及时预警、严肃问责，实现纵横协同监管。企业凭项目代码可实时查询办理情况，实现外部监督。行政许可法规定每一项审批原则上不超过20天，这也就意味着多个审批事项时限原来是每一项原则上不超过20天。平台建成后，由于是并联办理，原则上一共不超过20天，当然这需要依法扣除听证、专家评审等时间。
　　今年5月12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深刻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化简政放权等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既利当前又惠长远，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
　　在投资方面，我们下一步的考虑：
　　第一，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把已出台的取消、下放事项落到实处，同时进一步取消、下放核准事项。推动有关部门协同放权，充分发挥简政放权效应。投资项目核准事项取消、下放后，推动有关部门及时调整规划选址、用地预审、环评审批、节能审查、取水许可、施工许可等与投资项目相关的审批权限，做到同步下放。
　　第二，建立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全面依法行政。
　　第三，做好监管服务，优化流程、明确规则，使得企业“可预期”。
　　第四，加大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充分发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多重作用。要着眼1%，放眼100%，把占全社会不到1%的预算内投资管好用好、优化结构，同时放眼促进全社会投资工作，从投资向投融资转变。按照今年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抓紧下达新增中央投资计划(超过年度总规模的10%)，加快农村电网升级改造、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农房抗震改造等重点领域建设。实行“一月一调度”，通报未及时开工的地方，抓好新项目开工建设。抓紧推进、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4个新的重大工程包，尽快推出现代物流、城市轨道交通2个国务院已经批准的工程包。进一步降低企业发债门槛，并允许企业使用不超过40%的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运营资金。会同全国工商联召开PPP项目推介会，推动民营资本与PPP项目有效对接，推进PPP项目尽快落地实施。
　　二、价格改革步伐全面加快
　　近年来，我们平稳有序而又快速地推出一系列重大价格改革措施。特别是去年11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后，价格改革步伐大大提速。经过7个月努力，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近期加快推进价格改革工作方案》已全部落实到位，为激发市场活力、提高社会投资积极性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是2014年以来先后放开、下放约80项商品和服务价格。其中仅去年11月以来放开、下放的达56项。主要包括放开绝大多数药品，全部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全部电信业务，全部(,)(14.18, -1.57, -9.97%)，全部建设项目服务，部分交通运输服务，以及会计师、师等大多数专业服务价格，下放短途管道运输、中小学教材、公证、司法鉴定服务管理权限。
　　二是开展棉花、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放开了烟叶和桑蚕茧收购价格，我国农产品价格已全部由市场形成。2014年起，开展棉花、东北和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试点启动以来，国内外棉花、大豆价格由市场供求形成的机制基本建立，国内外市场价差缩小，理顺了上下游关系，企业信心恢复，市场活力增强。
　　三是加快电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电力方面，重点是三项。推进输配电价改革。在深圳、蒙西电网开展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按“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原则单独核定电网企业输配电价，今年又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该项改革对加强电网企业成本约束，促进电力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降低上网和销售电价。今年4月，将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工商业电价平均每千瓦时降低约2分钱和1.8分钱，是2004年煤电联动机制建立以来第一次降低销售电价，减轻企业负担约600亿元。放开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价格。由送电、受电市场主体自主协商或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确定送受电量和价格，有力地促进了电价市场化。
　　天然气方面，重点是理顺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试点放开直供用户用气价格。2013年起，区分存量气和增量气，全面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增量气价格一步调整到位，存量气价格分三步走。今年4月，增量气与存量气价格实现并轨，同时试点放开除化肥企业外的直供用户用气价格，市场调节价格的天然气量达到国内消费总量的40%。
　　四是完善铁路货运价格形成机制。按照铁路与公路货运保持合理比价关系的原则，年连续三年累计将国铁货物统一运价每吨公里提高4分钱(2013年、2014年、2015年分别为1.5分、1.5分、1分)，实现了理顺价格预期目标。同时，将铁路货运价格由政府定价改为实行政府指导价，并建立了上下浮动机制，允许铁路运输企业上浮不超过10%、下浮不限。
　　在减少定价项目的同时，我们同步加强监管、积极优化服务。
　　加强监管方面。对于放开的价格，在放开之前都反复论证、评估风险，放开之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事中监管重点做好价格运行和监测工作、及时掌握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一旦发现价格异常波动，第一时间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事后监管重点是制定完善价格行为规则和监管办法，建立健全全国四级联网的12358价格投诉举报系统，加强市场价格监管。比如，药价放开后，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地方通过价格行为告诫、价格监测、成本调查等多种方式，积极引导价格合理形成。对于保留的极少数政府定价项目，细化具体行业成本监审办法，规范定价程序，促进公开透明。
　　　下一步，价格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的任务依然很艰巨。一方面，要继续加快推进价格改革。全面修订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力争尽快完成。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在保证公立医院良性运行、医保基金可承受、群众负担不增加的前提下，调放结合，积极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另一方面，要着眼3%、放眼100%，把不到3%的政府定价项目管细管好管到位，规范好所有价格行为。要细化成本监审办法，推动定价成本公开，建立科学的成本补偿和约束机制，提高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简政放权是一场深刻革命，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投资、价格运行规律都在发生变化。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一定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努力做到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大道至简、居敬行简，把该放的权放掉、把不该管的事交出，集中力量把该管的事管好、该服务的服务到位，为促投资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倾尽全力！
（责任编辑：宋长玲 HN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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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接受中国政府网与新华网联合采访，畅谈30多年来创业环境的变迁，比较海内外民间投资环境的差异，建言政府为企业提供清晰的“负面清单”，本文根据柳传志专访内容整理。
图为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接受中国政府网与新华网联合采访。
投资环境： 今天比过去要好得多的多
　　您在1984年开始创业的时候是40岁，那时候投资环境和现在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那时候比现在要困难。没有教科书，没有案例可循。而现在针对创业者的学习型组织很多，这些东西非常有用，最起码告诉你应该怎么走，和纯粹的摸索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时候国家的方向是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是提得也不明确，而法制法规完全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所以难免走着走着就要碰上困难。多年以后，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逐渐和世界定义中的市场经济并轨了，这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今天创业者更多的问题是竞争中遇到的问题，是前进中遇到的问题，跟那个时候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和过去相比，现在改善最大的是融资便利很多。从资金来讲，在当时我们唯一的方法其实就相当于间接融资，跟银行贷款。但是当时我的股东单位不是一个能够起担保作用的单位，所以融资是非常困难的。那个时候，联想只能先从代理做起，这种做法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其实在当时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你不先通过给人家做代理挣到第一桶金，你拿什么去发展？而今天创业，初创期有天使投资，后边有VC、PE，其实起了非常大的直接投资作用，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上市。不管融资多么困难，今天总比过去要好得多的多，资金我觉得是一个重大问题。
　　另一个是政策问题。比如以前人民币跟外汇是两轨的，有国家批文的体制内企业拿外汇，比如说2.5块人民币换１美元，1984年是这样的，而体制外的企业要拿6块多人民币去换１美元，而且还是违规的。到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了，这才好多了。还有就是对于走私的打击，八九十年代，走私现象非常严重。解决了走私问题，好企业才能发展起来。自从1997年、1998年彻底打击走私后，企业才走向正规，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出现，这些都对想好好做的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保护，所以环境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30年的经验加在一起，如果说您现在给咱们联想之星CEO特训班授一堂课的话，您最想讲什么？
　　主要还是想说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应该怎么工作。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他要去融资，要去判断市场，招聘人才……他有很多事要做，但是他到底应该围绕着什么中心去做事？这些事要没有人点拨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乱转。特别是科技型的企业家，像科学院研究所里的一些科学家，他有科研成果，他想自己出来办企业，他们更是一头雾水。所以第一课首先讲什么叫企业家或者一个企业管理者应该做什么，这是我负责讲的一堂课。
企业需要“负面清单”，公务员需要调动积极性
　　您认为当下关于民间投资方面，企业最希望政府做些什么？或者希望政府不做什么？
　　现在民营企业应该更往内需拉动和消费服务方面转移，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包括医疗服务、教育、体育赛事活动、全民体育健身，包括文艺演出、电视、旅游等等，其实消费的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而且中国又是互联网比较先进的一个国家，所以形式也会比较先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样去开出一个清晰的负面清单，明确告诉民营企业，什么是你能做的，什么是你不能做的，什么是作为试点的，这个我觉得挺重要。要不然，经常会为了少数害群之马做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一下就把准入的大门卡死了，这个就不太合适。所以负面清单应该能够有利于整个行业和经济的发展，不要削足适履。
　　第二，还是要努力调动广大公务员的积极性，因为他们责任重大，所处的位置也很重要。政府的很多政策是想积极发展经济的，但也要通过具体的工作人员来实现，政府怎么样注意调动和保护这些人的积极性，其实和企业的发展很有关系。如果政府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的话，实际上也会降低企业效率。
吃的生意未必比房地产小
　　您去年在新华网思客讲堂上曾经直接说过，“吃的生意未必就比房地产小”。但是中小企业去投资吃一些菜的时候，要么是有隐形门，我们看不见、吃不着，要么是因为太大了，吃不下，太小又不够塞。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中小企业适应的领域，让我们吃着刚刚好？
　　现代农业和食品领域有一些是适合中小企业做的。食品政策上我也希望政府再研究，因为我国土地是紧缺的，甚至有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的。如果国际上有这些资源的人愿意跟你合作进口，拿这个资源解决国内的资源需求，也是一个思路。中国的土地有机质差国外几十倍以上。就是咱们土地的有机质不到1%，大概在0.4%左右。而我们在智利买了7个农场，有机质含量最低的也占到14%，很多都是20%多。东北那种黑土地，中国现在几乎已经很少见了。希望我们能够有计划地选用国外的某些土地资源，政府有计划地让某个地方的土地休息一下，考虑怎么补贴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对于百年大计来说，中国的土地确实是需要休息和调整，这些年常年地使用化肥，土地确实太贫瘠了。
　　再比如旅游、医疗等，这些都是当前老百姓特别需要迫切解决或者提高生活质量的领域，而且很多的投入还是轻资产，我觉得中小企业还是做得了的。
中国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帮助
　　根据您的经验，海外投资市场和国内的投资环境相比有哪些差异？中国有哪些可取之处？外国有哪些可取之处？
　　联想投资海外非常明确的一点，是要把海外的业务跟中国的业务互补起来，这个互补性非常之大。海外业务做到后面，就会发现，有了中国这个保底市场，就会得到更大的市场。比如做电脑那块的联想集团，我们在并购IBM PC以前是30亿美元的一个公司，并购了以后，是470亿美元的一个公司，而且70%的利润跟业务全在海外。
　　海外的企业也比较规范，不像中国有不少不诚信、甚至不顾人民死活、用最恶劣的手段去谋取利润的人。对好的企业应该积极鼓励，并且要形成这种文化。国外形成这种文化以后，政府露面的情况就少了。这是海外相对来说好点的地方。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对中国来说好的地方，是在很多企业不知所措的时候，政府能够帮你一把，因为中国政府的力量比国外政府的力量会大一些。
现在的中国，市场经济确实还没有到很成熟的阶段，离开了政府的帮助，没有政府为你营造环境，企业的发展还是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企业要主动跟政府搞好政商关系。比如说你做某种互联网新项目，也许可能对原有行业的运作是一种颠覆，你不跟政府沟通一下子就做下去，那到后来必然会发生矛盾，比如这里牵扯到原有行业人员的就业等等问题。所以我觉得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要主动，我们做企业的要主动地给政府汇报我们的业务是怎么回事，希望他们能够去了解，政府在制定某些政策规范的时候，也可以更多地了解行业的状况和企业的情况。
　　对中小企业来讲，融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银行有银行的道理，有它的安全性考虑。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靠数据采集和数据处理的方式搜集企业的信用。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或者融资困难，也是一个瓶颈。因此，政府怎么为企业服务上还是有改进空间的。
　　作为企业本身来讲，如果我们以中国为大本营，作为一个保底市场，然后再面向世界的话，我觉得有的是好项目。没有保底市场，没有根据地，你向海外发展做大就有困难。
工匠精神要成为骨子里的文化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工匠精神，在这方面您有什么看法？
　　现在制造业出口下降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成本过高，比如说汇率的变化，还有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等。但实际上怎么能够让我们所生产的东西提高价值，并占领海外市场，我觉得还是有文章可做的。这跟供给侧改革实际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提高我们出口产品的性能、质量，甚至对原有产品创新性的突破。过去我们曾投资了一个制药企业，我们在投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亏损的，我们用8个亿人民币把这个企业整个买下来了。它以前是做维生素、抗生素药类的，这个很容易造成污染，因为它要靠资源，并且跟印度争世界市场，份额相差不多，那大家比的就是成本了。那个时候人民币不停上升，我们的成本就很高，后来我们就把整个业务方向改了，不做这种原料药，就做自己开发的药。时间固然比较长，但是利润从根本上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个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达到三四百亿，利润非常高。我们作为投资者，那当然回报也很高了。像这个其实就是坚决走一条创新的路。
　　中国需要什么呢？一个是创新精神，更重要的，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是认真学习工匠精神，这个对中国特别适用。曾经有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们的工人绕线圈要两分多钟，日本人绕大概是30几秒，咱们怎么绕怎么加劲都没法再提高了。后来人家说，我挑你们几个工人到日本那儿培训，回来你们再看看。回来之后，18秒一个。这就说明严格地按照规范去做，这种精神头不一样。我们去德国的朋友说，德国人就是对自己的每件事情，都作为一个毕生的事业那样热爱，严格地去做。要特别重视工匠精神，形成一种习惯，否则很难形成真正的产业化。如果要变成一种动力或者一种巨大力量，实际上要形成骨子里的一种文化，我觉得创新精神是需要从学校培养起的，但是做事的严格性，说一句是一句，做一件事是一件事，这种精神我们还是很需要的。
＂互联网＋＂的启发：解决数据处理问题
　　您对＂互联网＋＂怎么看？
　　＂互联网＋＂一定对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企业是一个重大创新启发。比如阿里的金融服务，他把几件事做得比较好，主要是数据的采集和处理。把这个做好了以后就能够很好地解决往外贷款时候的风险问题。另外，通过数据处理本身解决了征信问题，就是被贷企业的信用问题。这个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就是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要没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和数据处理能力，这些东西就做不到。因此，它绝不仅仅是对金融有用。我们的电话手机，语音输入非常好用。但是它为什么连地方话都能听得明白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具有学习能力的后台。如果各行各业能够把自己的后台建设做好的话，那在业务发展上会有很大的空间，而这些东西，欧洲最起码做得远不如中国。今天，＂互联网＋＂给我的重大启发，最根本的是通过互联网解决数据管理的问题，然后再把互联网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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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投资系列谈】柳传志：企业需要明确的“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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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接受中国政府网与新华网联合采访，深度解析了关于国内外投资环境的差别、企业负面清单、政商关系等时下关注的企业发展的热点话题。本文根据柳传志专访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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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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