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化工厂都是怎么搬的？_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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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发展
工业企业外迁
工业布局调整
饮用水保护
“十二五”
重金属污染治理
大气污染防护
城市环境综合治理
产能严重过剩
搬走了化工厂，我们的困扰解决了吗？
2015年天津港“8?12”大爆炸发生后，“化工围城”下的安全问题被广泛关注。
工信部部长苗圩曾透露，事故后各省上报需要搬迁改造的化工企业一千多个，但由于名单不对外公开，我们无法得知化工厂搬迁的进展与完成情况。
为了探究“中国化工厂搬迁”这一恢宏议题的样貌，新闻百科（微信号：newspedia）根据互联网公开信息，对全国50个城市（省会城市及重要化工城市，名单见附录）的化工厂搬迁情况进行查找和梳理，整理了一份700多家化工厂搬迁的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不乏地方政府屡次督促，但直到天津港爆炸发生后才完成搬迁的企业。比如，去年被迅速关停的深圳清水河油气库，实际上早在22年前就被要求搬迁。
每年列入搬迁计划的化工厂数量，2000年之后明显增长，到2010年达到第一个峰值。但从搬迁完成情况来看，近些年列入计划但却未完成搬迁的化工厂占了很大一部分。
“退二进三”，开启化工搬迁时代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施行“退二进三”政策。顾名思义，“退二进三”指的是城市退出重污染、能耗大的第二产业，进入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这是一个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
上世纪末，作为全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的沈阳铁西区开始逐渐衰退，2002年政府实施“东搬西建”计划，将分布于市区区内的重工业生产厂向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转移。工厂搬迁后的大块地皮多数被投入到商业开发中，铁西的财政收入也从“东搬西建”实施前的3.36亿元，到2006年的12.98亿元，再到2008年的92亿元，摆脱掉沈阳五个市区财政收入的末位名号。
类似的老工业区改造在2000年之后逐渐增多，但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开始迈出步伐。不少沿江、沿海的新兴工业城市那时候还在崛起，城市中化工厂和居民的关系也变得愈发密切。
从各城市化工厂搬迁数量的地图分布看，搬迁数量较多的城市一般集中于沿江、沿河地带，这与建国之后我国化工企业依水而建的布局相吻合。
2005年，因化工厂爆炸，约100吨污染物质流入松花江，导致松花江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生活受到影响。事件触动了国家层面对化工污染和风险的关注。2006年环保局启动第一次全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行动。被排查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布设在江、河、湖、海、水库沿岸的项目1354个，占17.9％，其中布设于饮用水源保护区上游的项目就有280个，占3.7％。这些地区的水域、土地一旦受到污染，极难修复，对社会危害也极大。
于是，对环境的重视又使得政府从治污的层面推进工厂搬迁。当年排查的处置结论是，中央到地方四级环保部门责令3745家企业进行整改，49家搬迁。
根据2006年数据，布设于城市附近或人口稠密区的化工厂有2489个，占总数1/3。此后10年间，居民区与化工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相互包围，“化工围城”俨然是民间给予这种现象的最直观的描述。
近年来，官方统计的化工安全事故数量的增长，进一步促使政府从安全角度去长远规划化工厂搬迁政策。2014年，工信部和安监总局曾推动在城市人口稠密地区对化工企业进行搬迁改造，每年都向各地下发《危化品企业搬迁项目统计表》。但事实上，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极为有限。因为费用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有部分工厂虽然上报了，但一直没搬迁。
为“谁”而去？因“谁”而留？
政府主导下的化工厂搬迁，政策方向是搬迁最直接的动因。
新闻百科（微信号：newspedia）梳理50个城市化工厂搬迁政策文件发现，“老工业区改造”、“退二进三”、“环境污染防治”、“安全隐患”等这些是搬迁动因的高频关键词。
化工厂为“谁”而去？因“谁”而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新闻百科（微信号：newspedia）将化工厂集中搬迁计划启动时间分为“2005年之前”、“年”、“年”三个时段，分别统计每个城市在不同时段内确定搬迁的化工厂数量，以比例结构分为“主动搬迁类”、“配合搬迁类”和“消极搬迁类”。
2005年，北京市化工二厂发生火灾并引发爆炸。事故发生后，北京政府决定，将包括化工厂、焦化厂在内的污染企业全部搬迁到五环以外，北京化工二厂原地停产。同样比较早动身搬迁的还包括厦门、重庆、无锡、广州等这些如今已拥有发达的服务业的城市。
2006年，武汉市政府出于安全及环保等方面的考虑，宣布三环线内一律不再批准化工生产项目，现有化工原料生产企业全部搬走。之后武汉市政府决定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青山区规划70多平方公里的化工新区，以承接市内企业的搬迁。
相比之下，株洲清水塘地区作为全国二十一个城区老工业区之一，直到2011年国家颁布《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计划》，该地区聚集的化工企业才正式启动搬迁。
不得不说，城市向新方向转型，摆脱过往对工业的依赖，多少会受些阻力。
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虽然有上千家化工企业提交搬迁申请，但搬迁用地、化工厂产值和搬迁后的税收分配问题，往往影响着搬迁进度。
在700家化工厂搬迁数据中，很多化工企业在确认搬迁之后，没有立即行动，而是一再拖延。根据搬迁耗时平均长度排序，可以在下图中看到不同城市的搬迁效率。
南京曾是媒体报道中，典型搬迁起步晚、进程慢的例子。究其原因，南京是著名的重化工城市，石化产业是南京的第一支柱产业，占南京工业总量的三分之一。
2014年，南京终于决定用十年时间，对化工企业实施大规模的搬迁工作。但计划实施以来，虽然已经完成部分中小企业的搬迁，但大型企业如金陵石化、南化集团、扬子石化等，由于搬迁成本、员工安置等问题，搬迁工作陷入困境。
南京市相关官员表示，“且不论‘国字头’的大化工企业不受南京市的管控和约束，就说庞大的搬迁费用哪里来？”这句话道出了政府夹在政策和企业之间的为难。
同样是重化工城市，株洲的化工厂搬迁进程可谓“快准狠”：自2011年湖南政府发文后，清水塘地区立即全力推动化工企业搬迁，同年即关停、淘汰、搬迁了39家企业。被关停的株洲清水冶化有限公司原本是该地区的骨干企业、红旗单位，但政策一出台立马就被关了。尽管无奈，公司董事长也表示可以理解，“这是根据环保要求，也没办法”。
在化工企业的搬迁过程中，企业、政府和居民构成了博弈体系的三方。企业代表资本与技术，是项目的投资方；政府拥有行政力量，是监管者；而居民则是环境问题的承担者，也是利益最相关群体。
曾经，作为利益最相关的居民，在博弈中却处于最弱势的地位。从最初的企业主导搬迁进程到后来政府强势责令企业搬迁，居民的意见都难以起到决定性作用。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民自身的环境意识在前所未有地提升，民意变得具有影响力，环评标准也一步步提高，居民开始学会拒绝接受“与毒为邻”。
2005年，深圳精细化工园区拟在坝光选址，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2009年该项目下马；2013年，深圳滨海电厂项目选址坝光，坝光居民再次进行抗议，项目被紧急叫停，居民们终于保住了“深圳最美村落”。
化工厂搬迁的背后，是企业、政府和居民之间利益的相互拉扯。新址的选择、职工的安顿、旧厂区的土地修复、对新址的污染，当然还有“天文数字”的搬迁费用以及成本分担等问题，三方就其中任何一项达不成统一意见，搬迁就仍遥遥无期。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所说：“搬迁对于企业来说是个巨大的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化工企业性质特殊，搬迁更为复杂。”
城里VS乡下，何处适合“安家”？
在国家推行“退二进三”政策后不久，“退城入园”政策也开始在各化工城市执行。
如今，搬出城市人口密集区，迁入化工园区几乎已是政府和民间的共识。在700家化工厂数据中，503家化工厂有明确搬迁新址信息，其中有88%以上的化工厂都选择了搬进工业园。
工业园区的兴起，与九十年代大量跨国企业进入中国有关，在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江浙一带首先出现。2000年后，随着国家“退二进三”和“退城入园”政策进一步推进，工业园区的建设速度也明显加快。截至2015年底，全国重点化工园区或以石油和化工为主导产业的工业园区共有502家，而在远离城区的乡镇地区，各式各样的工业园更是不计其数。
从新闻百科（微信号：newspedia）统计的各城市数据来看，青岛、武汉等老牌工业城市的工业园区数量都比较多，有规划于城区周围的，也有在下辖县市、乡镇的。据此对化工厂搬迁去向统计可发现，搬迁到下辖乡镇工业园区的化工厂数量占到总数的90%。
相对来讲，城区工业园与乡镇工业园在安全设施与监管门槛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同样影响着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化工企业对搬迁方向的选择。
我们根据“天眼查”信息，将443个搬到工业园的化工厂按照企业性质分类，从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搬到城区周围还是下辖乡镇的工业园，民企的比例都是最大的。但搬迁至城区周围工业园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比例均高于搬至乡镇工业园的比例。
近十年来，全国不少地方相继提出并实施“工业立市，园区兴市”战略，试图通过构建承接国内外产业资本梯度转移的平台，抢抓发展机遇。有些地方为了实现所谓的“筑巢引凤”，要求每一个乡镇都要规划兴建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并将此列入乡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政绩考核的范畴。这样的“大干快上”难免使得政府对搬迁来的化工厂放松审查和监管，无疑又将产生新的隐患。
众所周知，化工产业高产值、高税收，是不少地区GDP及财政收入的支柱，然而在“镇镇都建化工园”的繁荣表象下，规划时的“短视效应”也逐步显现。
一些城市在工业园兴建之初，根本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划，也没有拟定相关规范，工业园建设的门槛很低。很多项目都是匆忙上马，缺少前期规划及环保、法律等各方面的评估，导致很多地方出现围个围墙、挂个牌就号称是工业园的情况。有些地级市，一个市就有十多家化工园区，更有一个县的化工园区就超过了10家。
然而这样潦草建立的工业园只能给企业提供水电等基本设施，很难达到“1+1>2”的协同效应；更糟糕的是有些工业园不具备排污、消防、应急处置能力，环保要求也往往不达标，甚至有可能发生连环安全事故，这种工业园的存在无疑给整个周边地区带来无尽的隐患。
2015年天津港“8?12”大爆炸暴露出我国化工行业管理的乱象，给各地的工业园敲响了警钟。去年年底，工信部要求各地从城乡、生态和环保等方面重新科学制定园区的发展规划，不少省份开始“忍痛”治理化工产业和园区。
今年5月初，山东省发布数据称，全省共有9069家化工生产企业，规模以下占63%；有199个化工园区，化工企业入园率32.8%。工业园中目前已关闭化工生产企业651家，责令整改企业2157家。
尽管化工厂退城入园早已是大势所趋，但在搬迁过程中，新闻百科（微信号：newspedia）发现，仍有一部分“漏网之鱼”没有搬到工业园区。这就得从国家政策对工业园环保要求的逐渐规范说起。
上世纪末“退城入园”政策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各地方纷纷积极投建工业园，但实际上很多工业园在环保方面的管理十分松散，根本达不了标。随着环境治理的脚步逐渐加快，国家对工业园的环保要求越抓越狠，使得园区对入园企业环保水平的把控也越来越严格。例如2011年被扬州化学工业园挡在门外的33个项目中，就有23个项目是由于环保不过关被拒。
工业园环保门槛的提高，对其自身的优化无疑是有利的，但换个角度来看，工业园吸纳高污染企业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这些连化学工业园都不敢要的重污染企业搬到园外，是否会对新址附近居民的生存环境产生威胁？
广州重点化工企业昊天化工就是一例。2006年，昊天化工因为污染严重，隐患颇大，连选两个化工园对方都不敢接收，始终无法入园。最终，阳江政府在居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强行促成昊天落户阳江。
如果说工业园门槛的提高让化工厂日子不好过，那么设在一线城市的一些化工厂更是难以为继，甚至不得不考虑向外市搬迁。
在化工厂迁往外市比例的前十名中，一线城市“北广深”占据三席。其实北京的化工厂搬迁很早就开始了。2004年，北京第一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概念，次年决定将城区内的化工厂搬迁到五环外。如今，昔日著名的北京东南郊化工区已经成了CBD中心地带，周围满是高档商场和住宅。
一方面，大都市的城市定位早已不是“工业城市”，“高精尖”才是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一线城市寸土寸金，房价越炒越高，商住用地都难以满足，根本没有空间留给占地面积大、污染严重、效益又不算高的化工行业。
事实证明，把化工厂搬到城市外围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北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太快，不到几年化工厂新址周边已经楼房林立，刚落脚的企业只好再一次外迁，在石家庄、邯郸等地落户。
然而从现实角度看，不论是“化工围城”还是“城围化工”，化工厂安全问题的产生和“安全防护距离”的不足都有脱不开的干系。化工行业作为高危行业，也理应有严格清晰的安全防护距离规范。
据业内人士透露，“安全防护距离”的评估是由安全评价师完成并出具安全评价报告的，然而在现实中，环保评价报告才是决定化工厂选址的关键因素，“安全防护距离”的规定显得有些尴尬。
如果说解决“化工围城”的一大前提是保障安全距离，那么当化工厂的选址和居民区之间存在矛盾时，东莞的立沙岛给其他政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2014年，东莞将立沙岛确定为石化基地，为更好地发展石化产业，政府决定将该岛居民全部搬迁至安置区。这种“不搬厂，搬人”的方法尽管实施起来可能有些难度，但不失为一种双赢之策。
那些空出的土地，都用做了啥？
对各地来说，“退二”只是城市转型的第一步，“进三”进展得如何又是一场新的硬仗。搬迁的化工厂往往位于市区的黄金地带，而且占地面积大，成为各大开发商争抢的“香馍馍”。这些化工厂原先在运行的过程中如果有不规范的行为，很容易导致土壤、水源的污染，在后续进行商业开发中，如果做不到完善的环评、修复工作，对附近的居民来说无疑是潜伏的炸弹。
在700多家搬迁的化工厂名单中，232个企业有明确原址用途。根据改造目的的不同，新闻百科（微信号：newspedia）将化工厂搬迁后遗留下的土地开发方式分为五类：商业性、住宅性、工业性、公众性和闲置未开发。
经统计，被用于商业性和住宅性开发的有184个，比例高达79%，用作公共性用地的占18%。
由于商业性用地和住宅性用地属于人口都相对密集、开发后收益较高的类别，故将两者统一考虑。最终，选取了25个土地利用率较高的城市进行了排名。
在这个排名中，北上广均跻身前十。而这三个寸土寸金的超一线城市，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显得格外“精明”：化工厂搬迁后空出的地块多数被用于收益较高的商业或住宅开发。
在化工厂原址再开发的高歌猛进中，有些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例如2009年《法制晚报》曾针对北京化工厂原址的开发出过一整版的调查报道：《广渠路地王，遗撒重金属污染物被查》。报道中提到，该地块在前期施工中，未按规定给拉渣土的车加装铁质顶盖，造成含重金属的“危险废物”渣土遗撒污染路面，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尽管城市在利用化工厂原址时往往首选商住开发，但其中也不乏一些例外情况。
2002年，上海市申博成功，世博园区选址在上海的老工业基地。为了保障土壤环境安全达到国外标准，上海市决定搬迁世博园区内所有企业，并对园区内的土地进行修复，建成上海世博公园。如今，该公园已是上海市内唯一的湿地公园。
在新闻百科（微信号：newspedia）收集到的化工厂中，既有明确搬迁时长又有原址用途的共有134个，根据不同的原址利用类型，我们计算得到平均搬迁时长。
从时长上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工业园，其他三种土地利用方式的搬迁时长几乎没有差别。事实上，化工厂搬迁完成到拍卖出售之间的时长才是更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衡量土地开发过程中污染地块修复的情况。
一般来说，化工厂这样的高污染企业搬迁后，需要对原址进行长时间的土地修复才能进行新一轮的开发，但南京金陵塑胶化工厂却似乎没有遵循这一原则。
2012年金陵塑胶化工厂搬离城区，同年就有开发商取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2013年便得到了环保部门对该地块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称本项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角度论证，在该地建设是可行的。但事实是，该环评文件发出时，塑胶化工厂还处于拆迁状态。
有些城市污染地块说卖就卖，而有些城市的黄金地皮却根本不敢出手。
苏州古城区边缘的南环主要是苏州化工厂的原址，总面积达三四十公顷。在寸土寸金的苏州，这么一大块黄金地皮却从2008年搁置至今。虽然有很多房产商对这一地块虎视眈眈，但当地政府认为，此地块土壤毒性太大，不经过治理除毒的话，谁也不敢将它推向市场。
和中国土地利用的情况有所不同，美国在处理这些棘手的“毒地”时，没有在化工厂原址上大兴土木，而是选择变“棕色地块”为“阳光地块”，在被污染的工业土地上建设发电站之类的。根据美国环保署的数据，目前棕地上有超过20个在建或已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今年上半年发生的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下称“常外事件”），一经曝光便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在后续媒体的报道中，常州市政府已对污染地块的用途做出更改，将对其进行绿化和生态修复，在未来作为生态公园的公共服务用地。
然而，“常外事件”并非个例，被化工厂污染过的土地在修复过程中的不规范问题时有发生。
2007年，南京化纤厂被定为南京十大污染企业而搬离城区，之后其原址被用于兴建住宅。但令人胆寒的是，开发商在进行开发之前对这块土地没有采取任何治理污染的措施，瞬间该地块完成了从重污染厂房到人文住宅的转变。
另外，武汉的长江明珠小区也是建在化工厂原址上。该小区2008年开工，但环评却是2009年才提交，等武汉市环保局做出“项目选址满足不了环保要求”的批复时，小区已基本建成。为通过环评，该公司对小区土壤进行了修复：把原场地的土壤平整后，铺上了一层工程用的塑料膜。但专家表示，采用这种修复方式，一旦塑料膜被侵蚀、破坏，土壤中的有毒物质有可能迁移到地面，对该小区居民的健康仍有威胁。
2011年，北京市正式实施《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它规定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污染物的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所涵盖的污染物指标就高达89项。
但像北京这样细化土壤污染物的城市，目前仍是凤毛麟角。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局副局长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化工企业产生的特征污染物太多，很多的确都不在国家标准检测范围之内。”
种种乱象的背后，其实是多个部门责任的共同失守。从某个角度来看，对我国目前受污染土地的治理现状的求证，其意义已不再局限于常外事件本身，它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正如新华社在《六问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中提到的，常外“毒地”并非个案，但能引起媒体关注的事件始终是少数，全国还有多少个“常外”？“毒地”能否禁绝？
土地被污染，该由谁来埋单？
2014年环保部公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土壤总超标率16.1%，重污染企业及周边土壤超标率为36.3%，土地污染情况不容乐观，土地修复成为当务之急。人们在期待“毒地”得到治理修复时，心中仍不免有一丝困惑：被化工厂污染过的土地究竟应该由谁付费治理？
未出意料，“土十条”明确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责任由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承担。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由变更后继承其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相关责任；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或双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责任主体灭失或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承担相关责任。
但现实中，治理污染土地的执行过程却是纠缠不清。
2006年武汉三江地产以4.055亿元拿下汉阳区的赫山地块，然而2007年年初，工人在进行桩基作业时，挖到深层土壤后陆续出现中毒反应，严重者甚至倒地昏迷。经检测，开发商才恍然大悟这是一块“毒地”，武汉农药厂曾在此运作30多年。
按“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高达数亿的修复费用应由原武汉农药厂承担，然而农药厂早已于1994年倒闭，不可能再掏这笔治理费。更何况这块地在后来又接纳过武汉南方轮胎有限公司，这些污染者分别该承担多少责任已经没法分清。这笔土地污染帐，只能是冤有头但债没主。
最终，在这块地荒废4年后，开发商起诉国土局，将土地退还给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除退回买地款之外，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还向企业赔偿1.2亿元。这次事件也在当时被称为“全国最大的‘毒地’被退事件”。
“谁污染，谁治理”这种为自己的“过错”买单的付费方式看起来十分合理，然而土壤污染问题的显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中利害很难在短时间内算清。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很多老国企搬迁时没有完善的环评制度和土地修复制度，把废渣就地填埋了就搬走了，而当“毒地”引发事故时，污染企业可能早已不存在，也可能这块土地上已经建立过其他企业，该由谁来为这片污染场地负责就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
有时，化工厂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处理土壤修复的问题，而是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后续开发商，将土壤修复留给接手土地的“受益者”进行。但在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下，又如何保障受污染土地的修复效果呢？在“谁受益，谁治理”的模式下，开发商在修复过程中一旦发生偷工减料的情况，将会形成巨大隐患。
污染者难以追溯，开发商又不易管束，这种情况下政府只好承担起治理毒地的重任。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修复项目中，政府财政占资金来源的比例为54.3%。
2011年，湘江流域作为全国首个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正式启动，规划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因项目众多，牵扯资金巨大，该项目在湖南省内又被称为“一号工程”。
但这项万众瞩目的大工程在执行过程中，却由于财政资金不足一直进展缓慢。以郴州为例，郴州的25 个重金属污染防治项目，在一年后没有一例通过竣工验收。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一直到不了位，原计划在郴州投资19.8 亿，但地方到手的只有10.8亿，资金缺口达9亿元。
为解决治理资金不到位的问题，湖南省推出重金属专项治理债券，湘江重金属治理得以艰难持续。尽管如此，2013年底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还是仅完成投资108亿元，还不到《方案》595亿元的五分之一。
在我国，无论哪种模式，都难以保障土地修复的顺利进行。责任各方的隐瞒、推诿所造成的是居民对环境隐患的毫不知情，以及开发商未修复先开发等土地利用乱象。
要做到追责修复两不误，美国针对土地修复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在1980年出台《超级基金法》中，美国用法律明确了修复责任。这则苛刻的法案提出，但凡涉及到污染事件的企业，都有可能要负清除污染后果的连带责任。同时该法案建立超级基金，在污染责任不清的情况下，用于垫付场地治理费用。这种污染治理优先的体系提高了运行效率，避免了土地继续对人体造成影响。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中国环评标准的缺失亦是导致土地修复乱象的主因之一。
2011年6月，南京市要求所有正在开发的项目必须开展环境风险评估，之前未经风险评估的在建工程必须停建，补充风险评估。这让开发商们一时手足无措。
同年，北京市正式实施《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它规定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土壤污染物的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所涵盖的污染物指标就高达89项。
然而，在我们找到的化工厂搬迁后被用于商业性和住宅性开发的184个土地项目中，绝大部分无法在互联网上搜索到修复方面的环评报告。它们有没有按照程序规定取得合格的环评，又是否根据标准对土地进行治理，我们不得而知。
在化工厂大规模搬迁之后的若干年内，是否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毒地事件”？或许，这才是更值得关注的话题。
作者：孙千婷、王文超、毛迪、拍案惊奇
【数据来源】
安庆：《安庆市城区老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北京：《关于首钢实施搬迁、结构调整和环境治理的方案》 《北京奥运行动规划》；沧州：《关于解除河北大鹏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等五起环境违法案件挂牌督办的通知》；常州：《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常州市主城区重污染企业关闭与环保搬迁改造实施方案》；大庆：《大庆市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实施方案》；佛山：《陶瓷产业调整提升实施方案》；福州：《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饮用水源保护、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达2004年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考核工作任务的通知》；广州：《关于推进市区产业“退二进三”工作的意见》《关于天河区“退二”企业搬迁工作的通知》 《广州市退二进三产业调整名录》；哈尔滨：《香坊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实施方案》() 《哈尔滨市城乡规划局老工业搬迁改造试点规划编制工作实施方案》《东北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专项实施办法》《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杭州：杭政函〔2007〕98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市区工业企业搬迁的通知《杭州市半山和北大桥地区新一轮环境污染综合整治方案》《北大桥地区省市属工业企业搬迁实施方案》；合肥：《关于支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意见》；济南：《济南市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施意见》《关于做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实施“十大行动”,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的意见》；荆州：《关于2011年湖北省第一批挂牌督办环境违法案件的通知》；昆明：《关于鼓励支持主城企业节能减排降低成本搬迁入园异地发展的实施意见》《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主城区企业节能减排降低成本搬迁入园异地发展的实施意见》；兰州：《兰州市企业出城入园搬迁改造实施方案》《甘肃省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2015年工作要点》；洛阳：《洛阳市应依法搬迁化工企业名单》；南京：《四大片区工业布局调整三年(年)行动计划》《关于落实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政策加快推进四大片区工业布局调整的意见》；南宁：《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剩矛盾的指导意见》；宁波：全省十二五重污染高耗能行业整治提升工作；青岛：《关于推进老城区企业搬迁改造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厦门：《厦门市国有工业企业易地技术改造土地处置及资金筹措实施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2010年度省重点项目分级分类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公布2015年度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增补及调整名单的通知》《厦门市促进岛内工业企业搬迁岛外暂行办法》；沈阳：《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东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会议纪要》《2015年沈阳市270个重点建设项目完整名单》；石家庄：《石家庄市主城区产业升级搬迁改造重点监控企业三年搬迁规划实施方案》《石家庄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 （年）》；苏州：《关于2007年苏州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意见的通知》；太原：《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对部分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严重不足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搬迁和整治的通知》《2014年全市百家工业企业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太原“十三五”规划建议》《污染企业搬迁实施方案》；天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市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2010）《2014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西安：《2011年二环内及二环沿线工业企业搬迁改造工作计划》；运城：《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对部分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严重不足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搬迁和整治的通知》《退城入园整体搬迁省级改造项目》；长春：《长春市铁北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实施方案》；长沙：《建设“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湖南省医药行业“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2015年大气污染防治特别防护期工作方案》；郑州：《加快推进工业企业外迁工作推进方案》；重庆：《重庆主城区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企业搬迁工作会》《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主城区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企业搬迁工作的意见》《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将重庆西南制药二厂等10家企业纳入主城区污染企业搬迁实施范围的通知》《三峡库区环境治理搬迁结合企业技术进步项目》《城区第四批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企业搬迁改造》《城区第二批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企业搬迁改造》《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实施主城区第六批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企业搬迁工作的通知》《关于实施主城区第五批环境污染安全隐患重点企业搬迁工作的通知》；株洲：《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清水塘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的通知》《国家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规划》；淄博：《化工行业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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