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十大系列（上）
抗日战争十大系列之“名将”张灵甫&&
说到抗战，不得不提最近几年越炒越火的“张灵甫热”。对于稍微年长一点的人来说，张灵甫这个名字往往与《红日》等红色经典联系在一起，是一个狡诈、泼辣的反派角色。但张灵甫这几年的大众形象却突然变得“伟光正”起来。
& & 为抗战“丢了一条腿”？妻子“通共”所以才“大义灭妻”？国军抗日十大名将？你逗我玩呢吧！
不是说“打老婆的男人是人渣”吗？那杀老婆的呢？
张灵甫原名张钟麟，灵甫是他的字，后来才变成他的名。这一改名源于一件杀人案——1935年，他一枪毙了自己的漂亮媳妇吴海兰。张灵甫为何会杀害最亲爱的人，江湖上说法很多。有说张灵甫怀疑吴海兰给自己戴了绿帽子，一怒之下杀了自己的老婆。最近几年又有了新的说法：因为妻子涉嫌“通共”，“忠胜关羽”的张灵甫只能大义灭亲。
但谁家老婆“通共”会闹得人尽皆知？如果吴海兰确系“通共”，张灵甫杀妻案何必要如此兴师动众？
如今，“打老婆的男人是人渣”几乎已经成为了网民——特别是女性网民的共识。至于杀老婆，那更是必须得予以“天诛”。据说张灵甫杀妻案案发之后，蒋介石一度暴跳如雷，下令严肃处理此案。但最后“蒋校长”还是看在张灵甫是黄埔毕业生的面子上决定干预司法运作，张灵甫最终被判10年徒刑。两年后抗战爆发，正当用人之际，张灵甫被予以释放，命其“戴罪立功”。为体现自己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张灵甫决定把自己的名和字换了个个儿。
出狱后，张灵甫投奔刚刚建立不久的新军：第74军。
该军以俞济时任师长的第58师，以及由王耀武任师长的第51师为骨干班底。
74军成立时，正好赶上了“8·13”淞沪抗战的高峰，该部随后也被急调至上海前线。
张灵甫以第51师上校高参的身份随师部一同赶往上海战场。
这年头，基层军官也能当国军抗日十大名将？！
曾有一位学弟问我：“学长，知道国军抗日十大名将么？”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只能询问万能的百度——张灵甫名字与他的上级王耀武并列，但不少战功更加卓著的国军将领未列入名单，当时我就震惊了。随后我翻了翻各大论坛，想看看广大网民群众意见，又被吓了一跳：“武超岳飞忠胜关羽”“泱泱五千年中华之第二完人”……张灵甫若泉下有知，不知是何表情。
王耀武任师长的第51师在淞沪抗战中确实发挥出色。这支部队非但在上海北郊的罗店等地屡屡击退日军的海陆空协同进攻，还多次主动出击。上海《申报》也在日报道了51师的战绩，并配发了师长王耀武的照片。
王耀武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
在今天一些张灵甫“脑残粉”所提供“资料”中，张灵甫以第305团团长身份亲自参加了51师在罗店的战斗，其风头甚至盖过师长王耀武。但据当时任51师第151旅旅长周志道的回忆，张灵甫是在1937年10月才由高参调任第305团团长，并未参加罗店战斗；在历史上，当时的张灵甫也只能以参谋的身份在师部通过报纸来了解前方的战况，焦燥地等待亲自率兵与日寇搏杀的机会。终于到了1937年10月底，张灵甫等来了这个机会——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上校团长（关键词：团长），当时51师在罗店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部队后撤到了离罗店以西大约7公里处的施相公庙、曹王庙地区。
305团这支新组建的部队表现极为出色，多次击退日寇的进攻，甚至还在某些时段敢于对日军发起反攻，张灵甫也一度跳出战壕亲自率兵冲锋。尽管如此，305团的力量无法与侵华日军相抗衡，张灵甫也终究只是一个基层军官，根本无法挽救上海失陷的命运。随后，张灵甫和他的305团随51师参加南京保卫战。担任殿后任务的305团士气高涨，一度让日军感到非常头疼，但张灵甫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弥补整个战役中方决策仓促、部署紊乱、指挥错误的弱点，最终南京失陷，南京大屠杀成为中国历史上永久的伤疤。此时，张灵甫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依旧无法与他的上级王耀武相提并论，哪怕在1938年10月，张灵甫在毙伤日军近万人的万家岭战役中发挥极为出色，那——也、不、行！因为他当时的职位是：51师153旅的副旅长。
1939年6月，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51师师长王耀武，对他任师长期间的战绩大加赞许。此后，他接过了俞济时留下的74军军长的位置。74军随后顺风顺水，在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中表现得极为出色。作为74军的指挥官，王耀武成为当时国内媒体的关注焦点，张灵甫也随之平步青云。1940年，张灵甫被任命为74军第58师副师长；日，他被任命为第74军第58师代师长；1941年冬，升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师长。（我们不要看王耀武！这不重要！）
在此期间，张灵甫其部依旧表现出色。如在1941年上高会战中，58师就作为74军的“拳头”部队的身份出现。但张灵甫依然没有指挥战役的权力。1945年2月，张灵甫经老上级、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和74军老军长俞济时的保荐，进入重庆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学习，直到6月18日毕业才返回湘西正在战后休整的74军，随后以第74军副军长的身份参加了湘西会战。此时的张灵甫才能在会战层面算得上关键角色。总而言之，张灵甫在抗战的绝大多数时间段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军官，无论如何都不能算进“国军抗日十大名将”的行列中，或许在10后边加一个0才能上榜。
抗战中，中国军队有无数这样普通的基层军官，但却很少人能享有和张灵甫一样的待遇。
张灵甫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一个在网上流传多年且广为人知的帖子这样写道：“60多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该帖流传范围极广，但无法掩盖它极为严重的史实错误。首先，当时已经升任51师153旅副旅长的张灵甫确实奉74军51师师长王耀武之命参加了张古峰战斗，取得最终毙敌800余名的战绩。但这一战斗是在武汉会战序列而非长沙会战。
其次这一战役中，敢死队是在305团新团长唐生海的带领下。
至于张灵甫那腿伤，是在更晚时候的1939年南昌会战高安战役中受的。
虽然张灵甫因此留下残疾，从此被称为“跛腿将军”，但伤势也并未重到“丢了一条腿”的地步。
“男神”之路如何铺就？
1939年冬天，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三厅第五处处长、《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在长沙编写了汇报剧《德安大捷》，在湖南巡回演出。或许是出于树立一个草根抗日典范形象的考虑，田汉没有将总指挥薛岳、74军长俞济时和51师师长王耀武等人的真名写入剧本，却将张灵甫设定为话剧的主人公之一。自此，张灵甫的名号第一次为普通国人所熟知，渐渐在湖南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胜将军”，这也是他在抗战战场上最为风光的时刻。
按说，军事历史圈是个极度阳盛阴衰的群体。但在张灵甫的粉丝中，有调查显示女性比例居然压倒了男性，达到六成之多。不得不承认，张灵甫的长相确实非常帅气，这为他吸引了很多异性粉丝，笔者甚至还听说过有女孩将自己的照片和张灵甫的相片PS在一起，当做婚纱照挂在闺房中的故事（……）。要评选在女性群体的人气指数，张灵甫倒是绝对能排进“国军抗日十大名将”名单，长相更为粗犷的王耀武确实无法与自己的老部下相提并论。这个看脸的世界啊……
还有不得不说的是最近几年“果粉”的推波助澜。2005年左右，网络上国民党政权的盲目崇拜者突然多了起来。在他们的眼中，最后在孟良崮“杀身成仁”的张灵甫之所以是“英雄”，是因其内战中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在内战中被俘虏，且在监狱中接受改造表现良好的王耀武成为了他们心中的反面典型。考虑到“果粉”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逢共必反”的类型，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拔高张灵甫的历史地位，甚至不惜将他“神格化”；表现更加出彩的王耀武却被这些人给选择性遗忘。
就这样，张灵甫在网络上的历史地位：蹭蹭蹭——
当然，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积极一面不可否认。
确实，有以张灵甫为代表的大批国民党将士顶住了日伪的威逼利诱，坚持了民族大义和抗战立场，赢得了全世界正义人民的尊敬。但也没必要神话他们在历史上的表现——毕竟对过去的神话，也是一种对历史的篡改和亵渎。
抗日战争十大系列之孙立人活埋日军？&&
近年来，中国远征军这段一度被媒体遗忘的历史逐渐为人们发掘和熟知。作为二战中中国陆军唯一一次大规模赴境外参战，远征军在国民政府参加二战中有着独特而代表性的意义。作为远征军名将，孙立人在这股“远征军热”里占据重要位置。而他“下令活埋1200日军战俘”的英雄事迹更是不胫而走，让对日本郁结着国仇国耻的国人大呼过瘾。
& & 这位“东方隆美尔”真替国人出了一口恶气？让我们从远征军在缅甸丛林里的战果算起。
孙立人将军任新三十八师师长留影
关于“活埋”的N种说法
有关“孙立人坑杀日军俘虏”的说法始出何处目前似乎已不可考。尽管各类传统史料都没有这一记录，但在2005年以后的诸多电视节目和网络论坛上，有关孙立人的类似“发现”不断出现，以至于最后成了人所共知的“常识”。
这一事迹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版本”：
一种说法可能来源于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据其介绍，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当日军俘虏被带到孙立人面前时，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加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另一种说法源于网络，并在2009年得到香港著名军事专家马鼎盛的验证而广为传播：
“缅甸会战中投降的1200名倭寇士兵以及倭寇军官，统统被孙将军以活埋的方式杀掉。”
由于“坑杀”这类用词契合中国民间对日情绪，这种说法流传最广，也成为孙立人在中国网络界最为卓著的战绩。
流传归流传，在正规史学家眼里，“坑杀战俘”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且不提上述说法在国民政府高官、中国驻印军官兵、英军、美军的战史记载、当时的电报往来、回忆录、日记、传记等中都查无踪迹，连重视战史细节的日本战史也没有提及；而光是坑杀战俘数量这一个问题，这一传言也已经足够可疑。
对于旧日本军队这样作战意志顽强的军队，国军想在战场上一次性俘获1200人几乎不可能。目前有史可查的远征军作战资料里，日军俘虏多以数十人左右的小规模，总体的俘虏数量也距1200人这个数字相去甚远。据孙立人堂侄、远征军新38师的随军记者孙克刚1946年出版的《缅甸荡寇志》记载，中国驻印军和以孙立人将军为前敌指挥官的新1军“前后两期攻势作战……我军击毙日军共33082人，其中包括3个联队长和其他高级军官，伤其75499员名，俘虏田代一大尉以下官兵323人。”
即使计入从国内反攻的中国远征军的战果，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的俘敌总数也不过600多人。
孙立人在返攻缅北战争胜利后应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邀请参观欧洲战场，从缅北登机去重庆前留影
即使不去追求孙立人上哪儿补齐剩下近600人的“缺额”，单就处决战俘一事，在二战中，各参战国在大多时候态度谨慎——欧洲战场上，1944年纳粹党卫军屠杀美军战俘的事件最终招致半数涉案党卫军成员被判处死刑。
孙立人坑杀数量如此之多的日军战俘而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注意，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合理。
作为一桩无史证、无人证又没有现场证明的无头疑案，“孙立人坑杀日军战俘”之所以最终“三人言而成虎”，除了谣言产生的“天然规律”与媒体的不负责任外，孙立人这位国军名将的鼎鼎大名自然也是谣言一路通关的重要保障。
可是孙将军，果真如此神机妙算？
拧干“仁安羌大捷”
孙立人之所以享有鼎鼎大名，除了他早年赴美留学的显赫学历和指挥德械税警总团参加淞沪会战的经历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其在1942年指挥远征军新38师协助英军数千人突围的所谓“仁安羌大捷”。
据孙立人自述，此役“击溃十倍于我之敌人，解救十倍于我之友军”，并凭借这一胜利连得三枚勋章（四等云麾勋章、丰功勋章和不列颠帝国司令勋章），虽然这些勋章的级别并不高，但好歹也是中国军队在二战期间少有的“助力友军”之举。
至于战斗究竟打得如何，对于当时已经退守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可能并不重要。毕竟国军“大捷”次数惊人，仁安羌的战果并非其中最不靠谱的。以至于后世不少文章过多采信孙立人本人的叙述，从而对战场态势做出不准确的判断。
在参战序列上，国军只有编制1121人的新38师113团，而当面日军包括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及附属部队约3000人。但在具体战场上，113团首日进攻时面对的只有日军一个中队约200人的小部队，次日进攻时遭遇的日军也比113团本身人数少。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日军主力全部集中于突围英军方向上，在国军面前只留下了小部队。
在整个仁安羌战场上，装备火炮、坦克、装甲车且为了突围逃命不惜一切的英军才是日军的主要对手。
当然，对比在中国国内有3倍兵力优势还未必能防御的国军部队，113团还能发起进攻作战，已是相当不易。
这固然和孙立人治军严格不无干系，但更重要的也许是这支部队里大量的税警总团的精锐老兵的作用。
至于这场战斗对大局的影响，可以看看两军的历史记载。国军虽然打仗糊涂，总结起来还是有板有眼。
国府战报称：“（日军）佯攻仁安羌，分散牵制我5A（第5军）之N22D（新22师）、N38D（新38师），声西出东窜，廿一日（应为廿四日）扑腊戍，迂回畹町。我援军66A（第66军）之N28D（新28师）、N29D（新29师）甫下车，立足未稳，即陷纷乱。敌长驱直入，全局急转。”说白了就是“孙立人你中了鬼子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日军更是没把这场“大捷”当回事。日军记述：“北面宾河之地似乎更增加了兵力，联队长值得派一个中队去增援……部队主力仍然受到敌人的南北夹击正在苦战。加之弹药缺乏，敌人的坦克曾一度冲进三叉路口阵地内……此间宾河以北之敌为了掩护主力撤退，不但不放松攻击，反而增强了兵力，好像是中国军的一部（新编第38师的一部约1000名）来援……然而20日拂晓，由于先后到达的原田、荒木两部队参加战斗，宾河以北之敌……就撤退了，至此第33师团的仁安羌战斗胜利结束。”
不难看出，日军对国军的猛攻，基本处于毫无感知的状况。“大捷”的水分也就可想而知。
无奈的结束和新的开始
孙立人在抗战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属于练兵阶段，因此除了少见的几场战役，他的履历里并没有太多的亮点。
解放战争中，因和上级杜聿明的关系不睦，蒋介石最终将他调离自己的老部队新一军，并且早早送到台湾训练新军。
然而在50年代，对孙立人放不下心的蒋介石随后用一场“孙立人兵变案”革除了他的军职并将其软禁至1988年。
最近台湾“监察院”才认定孙没有叛变企图，预计将为其平反。
讽刺的是，早早结束了政治生涯的孙立人，前些年在大陆的网络上又忽然“复活”了一次。在一篇名为《华侨受辱，国军出兵印尼》的网络博文中，“东方隆美尔”在1970年指挥了国军前往印尼解救华侨的作战行动——当然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所谓“钓鱼文”，而包括孙立人在内的一批抗战历史借此由头惨遭篡改，又是另一个荒谬的故事了。
抗日战争十大系列之起底“钓鱼帖”&&
关于抗战，近年来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新谣言”在网上广泛流传，不少人信以为真，它们甚至在一些电视节目，甚至中学试卷上出现。前些天《解放军报》官微也在批驳一条典型的此类谣言《52军血战诺曼底》，有些不常上网的人会惊异于这些谣言的“神奇”，而向别人求证，往往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这是个‘钓鱼’帖啊，你不知道吗？”
& & 于是不常上网的朋友就更加奇怪了：“什么是‘钓鱼’？”
& & 与前两期文章不同，由于“钓鱼文”中涉及的历史事实几乎完全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本文将不会对这些完全不值一驳、故意戏弄人的文章加以系统性的驳斥（关于《52军血战诺曼底》一文的荒谬之处，如果还有读者有疑惑，可以查看@军报记者的微博），仅指出一些最明显和荒谬的漏洞；重点将放在这些流言的创作、传播、改编和流行过程。
解剖麻雀：《52军血战诺曼底》始末
《52军血战诺曼底》一文，大致内容是说，国民党52军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而且还战功卓著，独立抢占一个滩头。之后因为某些原因，杜鲁门一怒之下将相关记录销毁，以至于国民党52军诸多军官和烈士（他们的名字全部是某网络小说人物名字的韦氏拼音）被埋没于历史云云。
文章内容充满谬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例如：“美国陆战1师”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德军的“二十四磅榴弹炮”；国军在十月一日庆祝国庆，在战斗中高呼“为了民国，前进”；诺曼底登陆是从“瓦胡岛”出发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明显是文章原作者故意留下的破绽，如果您读到的版本里没有这些内容——那应该是后来被人故意“修正”的。
所谓“钓鱼文”就是指一些历史爱好者故意模仿谣言创造的“专门用来恶心造谣者”的一种文章，严格来说，它本身也是谣言。只是在这些创作者看来，这些“钓鱼文”中的漏洞是十分常识性的东西，他们笑称，如果有人传播这种谣言，很快就会被人嘲笑。他们对于创作此类文章通常乐此不疲，并被他人认为是在寻找“智商优越感”。
“52军血战诺曼底”一文大约在2011年前后出现，尽管其荒谬绝伦，却仍广为传播。
某些境外邪教非法网站还进行了“转载”，并且特意“修正”了原文中的“错误”，比如把“美国陆战1师”改成确实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美国第一步兵师”，把德军“二十四磅榴弹炮”改成“88毫米高射炮”，隐去那段模仿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细节描述……等等。修改后的文章，对于非历史爱好者而言，就很难一眼认出错误了。
此后，这个传言迅速扩散。不久前，在湖北七市联考历史题目中，“52军血战诺曼底”的部分内容竟赫然出现在了考卷上，题目设问是“材料表明中国‘入常’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而“标准答案”竟然是极其无厘头的“中国军队战斗力强大”。
湖北七市联考历史题目惊现“52军血战诺曼底”
而这件事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学生因为在网上看到过52军血战诺曼底其实是“钓鱼文”的说法，去质疑老师。老师的回答是：“历史真相不重要。既然这道题的材料这么写，那么这道题里正确的就是材料，你知道的内容就是错误的。”
写到这，笔者简直忍不住想叫一声“救救孩子”了。
这一事件持续发酵，几天前解放军报官方微博刊文专门对这篇文章进行辟谣，并谈及历史谣言的危害和治理问题。
然而，笔者想到的是一个不寒而栗的“威胁”：某网络论坛上，一自称历史学家的“国粉”网友在辩论中恼羞成怒，高呼“你们等着，今后你们孩子读的历史书，都会是我写的！”联想到那位“历史真相不重要”的老师。我恍惚若有所悟。
谣言的“自我进化”
笔者不认识“血战诺曼底”一文的作者，但在2010年前后和不少“钓鱼”作者们经常在论坛上一起活动。
以笔者的记忆，有一篇文章对“钓鱼文”影响颇深。
这就是《美国“反对一氧化二氢”运动》。文章称，美国科学家发起了一个“伪环保”运动，即反对一种“危险的化合物”一氧化二氢。他们列举了“一氧化二氢”的种种危害，例如高温时能烫伤人，人吸入过多会窒息等等——只要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明白，所谓“一氧化二氢”也就是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水——尽管如此，这个反对一氧化二氢运动还是骗到了不少人，甚至一些地方政府也被“忽悠”参加了相关活动。这个“骗局”的目的，则是希望能让人们意识到理性环保的重要性。
应该说正是这篇文章极大鼓舞了“钓鱼党”们，他们随后模仿“反一氧化二氢”运动，创作了一大批用于恶作剧的文章。在《52军血战诺曼底》之前，已出现过一波“钓鱼”高潮，以《毛泽东写给斯大林的三亿五千万金卢布借条》为典型代表。
《三亿五千万金卢布》是一张PS图片，这张图片以模仿毛泽东手书风格的“毛体字库”写道：收据 收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委托李德同志带来支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款三亿五千万元金卢布整 落款毛泽东 公元1933年。
制作这张图片的动因是，网络上某些大V声称中共早年曾接受苏联大量经济援助，数额高达3亿金卢布。
于是一名历史爱好者就用电脑制作了一张合成图片，最初在图上还标有“花粉研究所制 真相党专用”的水印。
“三亿五千万金卢布”事件的“钓鱼”原图
但这张照片在网络流传中很快就被人去掉了水印，变得更有“迷惑性”。
不久，某省委党校党史研究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看到此图，竟将其放在正式论文中作为历史资料引用。
结果得到该校领导“学术不端、道德低下、素质堪忧、立场不正”的十六字评语，被开除。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则东西竟然在网上继续发酵，某海外出版物上居然出现了一张俄文版同样内容的收据……而且还把过于耸人听闻的“三亿五千万”金卢布，改成了听上去更合理的“三十万美元”。
“三亿五千万金卢布”事件：造谣图片的进化
“三亿五千万金卢布”收据甚至有了俄文版
谣言在传播过程中的“自我进化”能力可见一斑。
以至于创作者在制作这些“破绽明显”的“钓鱼”文时精心埋设的“鱼饵”完全失去了作用。
网上还有《931大海战》、《八尺协定》等类似的“钓鱼”文，也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修正”。
尽管这些文章中所写到的故事荒谬绝伦，却依然在社交网络上继续传播。
究其源头，又是某邪教设在境外的网站进行了“修正”处理。这些历史谣言传播的广泛性、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甚至超过了该邪教网站此前自己制造的一些关于中国的谣言，如“器官黑市”、“虐待邪教徒”等。
凡此种种，可以说，自诩为“钓鱼党”的历史爱好者反而帮助境外敌对分子，做到了他们本来没有做到的事情。
为何“钓鱼党”谣言的传播力比一般谣言更强？
对于网络传播而言，吸引眼球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无数事例的证实。
所以，“钓鱼”段子之所以传播力强，并非此前有人分析的“‘钓鱼者’专业知识丰富”，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故意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将匪夷所思的谣言包装成了看起来“色香味俱全”的鱼饵。2005年前后开始在网上出现的“国粉”群体也正需要这么一种“劲爆”的东西，来证明其荒谬的观点。两者可说是“一拍即合”。
媒体在一系列“钓鱼事件”中则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例如东部某电视台的一档历史档案节目，就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尤里的复仇’军事行动”、“GTX690战术核显卡”等网络搞笑段子当真，堂而皇之播出。而这两个东西，其实也是“钓鱼段子”。
原本人们认为应该有公信力的大众传媒一夜之间变得毫无节操，只考虑吸引眼球和收视率，或许是出现这种笑话的主要原因。可以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完全超出原作者的控制范围，“钓鱼”党已经被“大鱼”给拖下水了。
然而这件事情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传谣者”，值得警惕。一些原本应该对历史真相负责人的人居然在有意的传播谣言，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扬言“历史真相不重要”的历史老师，想想那个“历史真相发明家”袁腾飞原本的身份是什么吧。
再看看出现“52军血战诺曼底”的试卷前后几道题目：在塞纳河边杀人如麻的罗伯斯庇尔居然成了“废除死刑”的拥趸；古希腊人反对波斯人同仇敌忾，说明了希腊“民主的内涵”……这真的只是因为出题的历史老师知识不足、分辨能力不够？
抗日战争十大系列之委员长卫队&&
&说到国军精锐，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两个“械”——抗日战争时的德械与解放战争中的美械。
关于“美械”的记载很详实，与之相比，国军的德械部队却“传奇”得多。
中国特种兵的先驱：委员长卫队？
传统上，国军德械师包括著名的88师、87师、36师与税警总团。
而近年来，又有一支所谓“委员长卫队”半路杀出。有关这支部队最初描述已不可考，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类似的小说家言论，署名“谢海云”的作者发表在《文史春秋》2004年第4期的《中国宪兵：600人击退两万日军》被搬上网，则可看做此说法广泛流布的滥觞。此后，伴随着《六十多年过去了，还有谁记得这些事！》的风靡，这一故事流毒甚广。
这支部队初次登场据称是在“1934年民国政府的国庆阅兵大典”，“完全的德国军队装束，配备最先进的德国全自动冲锋枪，军容整齐，士气高昂，一举一动都表现出极强战斗力。”部队登场后，“英国大使十分惊愕，日本大使则面色阴沉，德国大使则非常自豪，微笑着对法国大使说：‘瞧！这是我们德意志的军官所训练的军队，完全是德国军队的亚洲翻版。’”
至于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文章讲述了“委员长卫队在南京保卫战中以两个营600人兵力对抗日军甲种梅村师团”的血战历程。“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的士兵，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梅村师团长在久攻“委员长卫队”阵地不下之后，居然亲自拔刀带队冲锋，导致佩刀被“委员长卫队”缴获。
这段“史实”是如此传奇，直到近年才有抗战神剧“超越”。至于文章的内容更是错漏百出。
首先，文章号称卫队的对手是日军最强的第250梅村师团， 编制有24联队（日军甲种步兵师有4个），在遭到“委员长卫队”的沉重打击后伤亡达两万人。且不说南京会战中，日军参战师团（第3、5、6、9、13、16、18、104师团）里没有这个“梅村师团”，二战中整个日军都不存在250师团。对于所有的疑点，文章用了可笑的理由交代——此战过后，“梅村师团”被日军撤编，并且在历史记录中抹去了该师团的全部记录。
按照文章所说，这支部队精锐的原因之一在于全军使用德国冲锋枪，当时中国使用的主要是德制MP18/28冲锋枪，因为MP18/28枪管笼套上开孔很多，又名“花机关”。由于国内兵工厂曾大量仿制此枪，它在中国并不罕见，几乎各路军阀手中几乎都有专门装备这种冲锋枪的“手提机枪连”甚至营、团级部队，用作突击先锋。
不过冲锋枪的一大弱点在于射程仅200米，比不上火炮也赶不上步枪、机枪，靠近突击尚可发挥火力密集的优势，用来防御则力不从心。日军甲种师团拥有超过100门各型火炮，还得到空军的支援，不可能蛮勇到“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翻看史书，国军在抗战中确实有“特种兵”投入战争，但当时的“特种兵”指的是炮兵、汽车兵等技术兵种，与现代“特种部队”全无关系。据孙宅巍《试论南京保卫战研究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刊于《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介绍，“投入南京保卫战的特种兵，只有炮兵第8团的15榴炮营, 炮兵第10团的新15榴炮营”。
日本缴获的国军德制I号坦克在东京“游街示众”。
为了照顾德国人的面子，被标注为“缴获的苏联坦克”
至于在雨花台抵抗日军进攻的，则是另一支著名的德械师——国军第88师。
战斗中朱赤、高致嵩两位将军殉国，全师官兵损失数千人……一些文章所说中国军队600人对战2万日军部队，大获全胜，自己仅损失50多人，似不大可能，查遍所有与南京保卫战有关的军史档案资料，也看不到这样的记录。
历史上，国军宪兵1团和宪兵5团的确参加了南京会战，其中有一个营在龙潭一带抗击日军，归第十军军长徐源泉指挥。另有一个营的宪兵于12月11日奉萧山令之令押送军火开赴中华门外雨花台，并留下增援守军，但仅参战一天便死伤过半，所把守的隆昌寺失守……仔细想来，也许这正是日后“委员长卫队”各类传说的起点吧。
诚如席亚洲在文中所说，谣言是会自我进化的。“委员长卫队”的故事也经过多次修改润色，如最初在阅兵时出现的4000人大方队被改成了400人；各国大使见“委员长卫队”而失色的故事是国民政府秘书邵则明所说；参战的“委员长卫队”不是600人而是800人；梅村师团也被“降格”为战前日军17个甲种师团之一；梅村师团长与蒋委员长决斗赢得宝刀（所以原文将卫队缴获宝刀称为“完璧归赵”）直接被删去。不变的是“委员长卫队”依然神勇。
国军“德械师”除了钢盔和水壶外，装备并未真正“德械化”。
图中他们使用的是一战前的“马克沁”机枪
德械师是精锐吗？不是——但穿得好就有人权
“委员长卫队”是个演义故事，但国军德械部队确实是存在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违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遗训，屠杀共产党、并以血腥手段消灭国民党内左派，同时驱逐苏联顾问并转投德国。
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向国民革命军派出了军事顾问，但来华军官并不著名，以免引起外交非议。
随后德国政局风翻云变，希特勒上台。与网上所传“希特勒对中国青睐有加”的谣言不同，希特勒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极度轻视中国人，蒋介石甚至已经开始考虑赶走德国顾问并转向法国。如非1933年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极力维持，命令德国军官尊重中国军队，中德合作可能早就破灭，“德械师”可能会变成“法械师”。
德械士兵像
在中德合作期间，中国输送了大量钨、锰等德国扩军备战紧缺的矿产资源，以换取德国的武器装备。
塞克特向蒋介石提出了以10年时间建立60个德式陆军师的计划，强调要终结中国军队中的“山头主义”，要求军队向蒋介石一人效忠；塞克特建议将长江下游要塞化；此外，塞克特建议蒋介石实行工业化，确保中国的武器自给。
到1937年7月，国军号称有8个师成为了德械师，他们是3师、6师、9师、14师、36师、87师、88师和教导总队，还有一支非军队系统的税警总团。但在淞沪会战爆发时，只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真正彻底实现德式装备与编制，87，88，36三个师虽然整编组建，但是装备、人员不齐整，其他部队的“德国化”进行的并不好，有的部队1个师只有1名德国顾问。即使是完全依造德国的军事思想及操典训练的教导总队，以德军标准也不过是轻装部队，缺乏重炮等支援力量。
这张照片常被“国粉”误当做抗战中的“德械师”。
其实这是解放军海军陆战队初创时期，装备了缴获的德式钢盔而已
那么这些看起来很厉害的德械师表现到底如何？
日至9日，德械师投入到淞沪会战中不到5天就损失过半，几乎丧失战斗力。
随后在苏嘉湖防线上一溃千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抵抗。
随后，南京保卫战爆发。12月12日德式部队第88师师长孙元良擅自退却，被德式部队第36师强行“劝返”前线。中午前后，一部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由缺口突入城内，第88师遂即撤走。当日17时，南京卫戍司令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突围，而唐生智在下发撤退命令之后考虑到第88师、第87师、第36师和教导总队是经过德国顾问多年训练出来的中央嫡系部队，惟恐突围损失过大，回去会受蒋介石的责备，口头指示他们也可以渡江北撤。随后，第71军军长王敬久与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逃跑。其第2旅旅长胡启儒不等会议结束，即独自逃窜了。南京保卫战后，德式部队除36师大部撤出南京外，其余部队大多覆灭。
国军德械部队戴着M35德式钢盔，很像是二战中横扫欧陆、威镇寰宇的德国军队。
然而早在二战以前，德国军队已经着重训练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机械化作战，有的部队虽然不能实现摩托化与机械化，但至少要实现骡马化。德国军队步兵的一切作战围绕坦克兵团和强大的战术航空兵展开。国军的“德械师”一没有机械化，二没有重火力，所谓的德械仅仅是基本的轻武器加上人手一顶的钢盔。区区这样几个轻步兵师又怎么阻挡日本海陆空结合的进攻？
德械师出身于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在防御作战中却比不上某些战斗意志坚决的“杂牌军”。至于德械师在网络上大热的原因，除了有人一再渲染，大概是因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照片里，M35钢盔很好看，比川军的斗笠洋气，也比华北、长城抗战的英式扁锅盔好看。正如言兼在第一篇辟谣文中所感叹——张灵甫都能红，这个看脸的世界没救了。
笔者也要感叹，穿得好的就是有人权。
《Life》的这张照片是最著名的德械士兵形象之一
白刃作战靠的是大刀队？
M35钢盔也许激发现代人炮制“委员长卫队”谣言，夸大“德械师”的实力。
而另一种著名装备——大刀却在抗战年代催生了流传甚广的谬误。
笔者从小唱着《大刀进行曲》长大，感情上极不愿捅破“大刀队”给人们留下的偏颇印象，但事实就是事实，不应被埋没。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29军“大刀队”发起夜袭，一击毙伤日寇800余人，一扫九一八以来“战必亡国”的论调，被世人广为传颂。作曲家麦新闻讯热血沸腾作战歌《大刀进行曲》，在那个艰苦困顿的年代里，振奋了多少人的胸怀。
然而人所不知的是，此次夜袭组织起来的600多名精锐大刀队最终仅有30余人生还。
大刀作为抗战精神的象征固然鼓舞了士气，但随后它便被滥用了。当时的媒体经常出现“大刀报国”或“斩首××余”的字眼，使得普通民众甚至士兵对大刀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往往产生不切实际的误解。
29军大刀队，可见他们配用的大刀与今日抗战影视作品中常见的大刀样式不同。
抗战中的大刀往往是民间铁匠打造，形制差距极大
抗战之初，不少中国军队手执大刀在日军机枪和炮火扫射之下集体冲锋，造成了不少无谓牺牲。
正面战场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使用大刀是在1939年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
刘汝明的68军大刀队以肉搏歼灭日军300人，但随后遭到日军毒气袭击，中毒达400余人。
大刀杀敌，是当时中国落后的工业能力所迫。今人也许无法想象，对于那时的中国，虽然可以小规模生产步枪，量产刺刀的能力却远远逊色于此。相比之下，大刀却可由铁匠“私人订制”，产量“可靠”，自然成了抗战军人的基本装备。
冷兵器的战斗比热兵器的战斗距离近得多，战斗人员会目击战争的残酷。以大刀作战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一支部队能进行白刃格斗，并且在白刃格斗中保持组织性，证明这支部队拥有高昂的战斗精神与强大的战斗能力。
令人遗憾的是，更多时候，日军是一支敢打白刃战的军队，而多数中国军队却缺少白刃格斗的组织水平。
相比之下，八路军成为当时中国战场上最敢于打白刃战的部队；而国军前期一味地集中运用大刀白白消耗勇气与生命，后期又作战意志低下不敢白刃战。八路军却是从白刃战中学习白刃战，越打越强。各国军队的操典都规定，拼刺刀前要关闭枪支保险以防止误伤。八路军在屡次的战斗中形成了新的作战条令——直接把枪膛里的子弹打掉。因此在发起白刃作战后，日军会呆板地按照操典关闭三八式步枪保险（因为这个动作需要抬起枪栓，在中国被讹传为退子弹），八路军、新四军冲到日军跟前，先会放一轮排枪，造成日军不小伤亡并打击其士气，顺带在随后的拼刺中就免去了走火的危险。
即便如此，八路军的白刃战依然讲求局部以多打少，搭配使用刺刀与大刀破解日军三人一组的白刃战队形。
直到今日，日本仍很重视刺刀
& & 大刀队是中国人勇气与智慧的体现，德械“钢盔师”“水壶师”多少也反映了“现代化”的追求，但它们无疑都是旧中国落后工业的苦涩果实，一味拔高，就难免生发出“抗日神剧”和“委员长卫队”的奇葩故事。
抗日战争十大系列之八路军大规模种鸦片&&
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伤疤。
它坑害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由此引发的战争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绝大多数心智正常、遵纪守法的中国人在提到鸦片为代表的毒品时，必然会露出憎恶的表情，随后予以十万分的谴责。但借助于日益发达的网络平台，原来只是学术圈内流传的中共和八路军成建制成规模种植、贩卖、鼓励吸食鸦片的说法，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
一些历史知识不怎么丰富的读者看过类似传言之后，内心那种愤怒情绪自然是可以理解，但历史果然如此？
传言的由来
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种植、贩卖鸦片的说法，最早在抗战期间就已出现。
当时日伪为包装其“禁毒成绩”，经常组织人员上演“共党贩毒”的闹剧，随后在其御用汉奸媒体上刊登某地“查封鸦片X两，活捉共党X人”的消息。但这些报道在抗战的多数时间内，并未引起当时舆论和后世学术界的太多注意。
此外，最近几年的中文互联网上也出现了非常多所谓的“老干部”、“老红军”、“我爷爷”、“我太爷爷”、“我二大爷”之类人，“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各地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的“证言”。但这些“证言”几乎都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的信息，也几乎没有可以予以佐证的其他客观证据，所以此类“证言”对于有意考证历史问题的人来说，是不可采信的。以下几个“版本”的说法，真正让“八路军大规模种卖鸦片”之说成为值得讨论的话题：
首先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和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大作《延安日记》。在该书中，弗拉基米诺夫说他不但在30年代就亲眼见到了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收获鸦片，而且中共和八路军种、贩鸦片还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亲口承认。由于弗拉基米洛夫特殊身份，这本《延安日记》出版后立刻引发境外学术界轰动。
第二个说法来自《谢觉哉日记》。在他1944年的日记中，有几天这样写道：
“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日）“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日）“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
细心的读者都注意到这几段日记中都提到了一个叫“特货”的词语，据说这个“特货”就是鸦片。
第三个说法，来自于据说是1945年7月八路军公布实行的《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文件。
这份文件如今在网上随处可见，因此文件在此从略。
第四个说法来自于某位大陆“著名学者”的考证：
毛泽东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其实死于烧制鸦片过程。
这一说法在网络上也广为流传。
鸦片不只是毒品
笔者先不急于分析上述这些说法，因为了解鸦片在抗战前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众所周知，鸦片的终端售价相当高，体积也不大，重量也非常轻。在金融体系混乱的旧中国，鸦片就与黄金、银洋、英镑美元一道，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流通硬通货，被并称为“黄、白、黑、绿”。考虑到数量规模和检验难易的问题，鸦片就这样力压最贵重的黄金、银洋和外币，成为抗战前中国性价比和流通性最高的通货。
另外，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旧中国，药品本来就是一种稀缺物资。有时军医需要做手术，却经常发现除了烟土外没有任何麻醉品。此时具备一定麻醉、止泻作用的鸦片，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起到药物的作用。
虽然鸦片由境外传入中国，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为了缓解白银外流的情况，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鼓励罂粟种植。到了抗战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毒品生产国。在新中国建立后出生的人大多数都是在书本上了解鸦片是什么样的东西，但今天8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都对熬鸦片时产生的特殊气味有印象。
根据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但据当时中国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博士的估计，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
即使这样，当时世界各国学者依然普遍认为这一数据极大低估了当时中国的鸦片产能。
抗战前的中国基层社会对鸦片没有什么太多的偏见，大烟也是富裕人家的必备之物。
毫无疑问，中国一度是世界第一毒品消费国。据统计，1932年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考虑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孱弱的基层控制和数据统计能力，真实的吸毒人口只会更多。
在中国共产党控制陕北、山西等地之前，晋陕地区是中国毒祸蔓延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在20世纪20年代，陕西已经到了烟馆无村不有、男女老少人人吸烟的地步，烟民占陕西总人口的50%以上，罂粟种植业和鸦片制造业成为陕西仅有的几个兴盛产业。鸦片对于旧中国社会的影响，完全超过普通人对于一般毒品的想象。
如果用今天我们对于毒品的认知来生搬硬套抗战时期的鸦片问题，自然就不容易了解到鸦片问题的实质。
向现实低头：承认鸦片硬通货地位
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真正在控制区全力禁毒的政治力量。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将禁毒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在长征结束、红军进驻陕甘宁这一原来有着上百年鸦片种植、贩卖历史的重灾区之后，共产党在边区立刻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用极短时间便基本消灭了控制区内的吸毒现象，这一点目前在学界基本取得共识。
有人会问：“既然你共产党能够做到辖区禁吸，那为啥不顺手把鸦片也一道禁种了？”共产党确实动过在辖区内全面禁种鸦片的脑筋而且做了相当程度的努力（这与当时各路军阀大肆种烟卖烟形成鲜明对比），但历史证明这一想法在当时毕竟还是图样。铲除罂粟之后的土地需要多年恢复才能重新转产粮食，所以禁烟往往带来一个新的问题：烟农和鸦片加工工人的口粮如何解决？从全国经济角度看，即便处于战争状态，除非有类似于台湾海峡之类的天堑，本国国内的物资流通可以被限制封锁，但很难被切断。在陕甘宁边区禁毒运动展开后，偷运鸦片入边区的情况反而迅速增长。因为一个地方禁止鸦片的生产、限制鸦片的消费，往往会导致鸦片价格上涨，这只会刺激其他省份的鸦片种植，甚至还会导致本地金银外流。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政权才是鸦片彻底禁绝的前提，而在抗战期间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
历史上，特别是在1941年边区根据地陷入困难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确实存在部分民众，甚至一些单位偷种偷贩鸦片的情况，边区政府也在其能力范围内对这些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至于在辖区范围内大规模种植鸦片一说，我难以想象在40年代初全国遭遇灾荒的情况下根据地会大规模种植罂粟而不是垦荒种粮，毕竟烟土不能当饭吃，而通过黑市等渠道从敌占区买来的粮食，相对于边区人口也只是杯水车薪。由于缺乏其它足够的金银硬通货，八路军确实掌握有相当数量缴获的鸦片烟土，用来平衡边区进出口的赤字。即便是党史，以及领导人回忆录中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忌讳，因为这是历史造成的中国当年的特殊国情，既然暂时没办法夺取全国政权，那共产党能做的只有向现实低头——承认鸦片的全国硬通货地位。
八路大规模种鸦片？选择性的污蔑
在了解了这些背景知识之后，我们开始系统地分析分析“八路军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这个说法的几个来历的靠谱程度。
首先说说《延安日记》。
虽然这本书是在中苏决裂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该书的实际编撰者尤里·弗拉索夫后来也承认，这部《延安日记》是一部奉苏共中央反华需要而编撰的作品，但笔者也不敢就此完全否认《延安日记》所说的史料就一定都是假的，就是完全不可信的。
《延安日记》的实际编撰者尤里·弗拉索夫。
他在后来也承认，这部《延安日记》是一部奉苏共中央反华需要而编撰的作品。
在延安当时的环境中，弗拉基米洛夫很难写出竭力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日记”，但这部“日记”最大的Bug在于日记内容与史实的矛盾实在是太多太多。比如弗拉基米洛夫在陕北向毛泽东直接质问鸦片问题，邓小平作了回答的那一段，日记的日期为日，但此时邓小平已被任命为中共太行分局书记，他应该在太行山上，而不是在陕北。另外，像359旅在大生产运动之前的30年代就在南泥湾收获鸦片、鸦片加工总厂设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湖南茶陵……之类的错误，那就更多。
总而言之，《延安日记》中的内容与历史事实有严重矛盾之处实在太多。
结合这部著作出版的历史背景，该作品的原始史料地位就非常值得质疑了。
其次是《谢觉哉日记》中关于特货的说法。碰巧笔者手头有一套1982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谢觉哉日记》，网络上日记关于“特货”的记载的确属实，因此笔者对这几段日记进行一下上下文分析。“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日）与“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日）。这两天的日记均是在描述谢觉哉本人对于边区经济问题的看法，两天的日记全段提到“特货”与“黑白二物”仅有这这几段话。虽然对于“特货”究竟是个什么产品学界尚未有一致定论（有说“特货”指代当地特产盐），但即便我们假设“特货”与“黑白二物”中的“黑物”都指代鸦片，那也只能如我上文所说，证明鸦片作用是作为硬通货用来平衡边区财政赤字，无法证明共产党八路军存在大规模种植鸦片的行为；而3月12日的日记则可以理解为是座谈会参会人士对于硬通货与货币关系的一种忧虑。至于日的日记中提到的：“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
‘特货内销’即其一例。”这段日记主要说的是领导的方式问题。在1943年，边区曾有人提出是否实行“特货内销”，但这一问题迅速引发争议，最终遭到了否决。日记中提到的“特货内销”一事理应就是1943年“特货内销”问题的讨论。结合该段日记的主旨内容，3月14日的日记自然就不能用来作为共产党八路军存在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的证据。
此外，《谢觉哉日记》多次、多天都明文提到禁毒问题，但这些记载却被一些学者给选择性无视了。
笔者现摘录一段：
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各专员公署、各县政府：
吃鸦片，这一旧社会遗下的疮疤，我们已经治好很多了，然查还有少数末戒绝的瘾民。
必须再下一把劲，免得“死灰复燃”。除禁种禁运另有禁令外，特给以关于禁止吃食的指示：
今年总结工作时，戒烟工作是各级政府考核成绩之一。
接下来说说《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文件。淮太西县指淮阳、太康、西华三县，虽然现在没确切证据证明这个“办法”确实存在，但淮、太、西县处于日占区包围之中，难以想象大发鸦片财的日军会坐视这么一个商业兼军事竞争对手的存在；而且这个“办法”中，没有一处提到公营机构种植问题，那就自然无法证实种鸦片养军是共产党主要经济政策。
最关键的是，淮、太、西县原为国民党军汤恩伯部防区，1944年末，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中共敌后武装才得以建立了这个根据地。考虑到铲除鸦片种植的滞后性，如果该文告确实存在，那这份《办法》与其说是八路军制毒贩毒的证据，还不如说是国民党反动派种植、贩运鸦片的侧面写照。
至于“张思德死于烧制鸦片过程中窑洞坍塌”这一说法，我们暂且不论八路居然会窘迫到1944年还在用中央警卫团炼鸦片的可能性，但这一说法最大的漏洞在于烧鸦片与烧炭不同，烧炭不必一直有人照看，但炼制鸦片必须一直有人看管。
以窑洞的通风条件，照看煮鸦片的铁定会被毒死，也不必等到窑洞塌下来的那一刻了。
李弥率部逃窜缅甸后，“主营业务”之一就是种植罂粟。
经过多年发展，金三角逐渐“声名远播”。
最后的“民国鸦片”
说了那么多，最后想说一下解放战争后新中国是如何禁毒的。在一些传统鸦片产区，党政工作人员会将鸦片地铲平，随后收缴销毁毒品，同时给农民发一些口粮，一段时间后改种粮食。吸食或注射毒品者要进行登记，根据烟瘾大小、年龄大小，限期戒绝；其次，工作人员也将戒毒与生产教育工作联系起来，将那些原本不事生产及行为堕落的“瘾君子”卷入工业与农业生产大潮，使他们知道自己是社会一分子，以激发他们的戒毒决心。这样一来，全国各地虽然都有毒瘾较重者死于毒瘾发作的记载，但绝大多数烟瘾患者在接受戒断治疗以及生产劳动后纷纷脱胎换骨，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
驰名世界的毒品产地金三角，最早的源头之一就是被打出云南国境的国民党李弥等部。在流落缅甸、泰国边境成为落草流寇之后，种植罂粟成为了李弥部的“主营业务”之一，经过多年发展，金三角逐渐“声名远播”。
而这一盛产毒枭的地盘，也就成了民国鸦片最后的藏身之所。
共产党在执政后，让中国成为光荣的“无毒国家”。
国民党政权虽然好坏也名义上统一过全国，但在执政期间中国却变成了世界第一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溃败后还顺带造就了世界最大毒品产地。从这个角度看，谁更值得表扬谁更应该被唾骂，是再怎么也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馆藏&8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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