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章沙发。
　　出差在外，也偷空上来看看。顺问候杨校好。
　　　　邢家顺1　　　　 你看过电影《刘三姐》吗？刘三姐就是一位杰出的民间歌手，不过她唱的是广西民歌。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也是一位民间女歌手，她是唱海南崖州方言民歌的，它在老崖州一带流行。崖州方言民歌起源于何时，没有考证，据流传下来的歌本推算，至少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国昌万事兴，崖州一带民歌流行，筹款请民歌手演唱成为农村的一项重要娱乐活动。婚嫁、盖房等喜庆日子，主人请歌手到家庆贺，全村男女老幼都去听，热闹非凡。本地走红的女歌手邢家顺，要提前预订才能请到，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约，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　　 本地民歌一般有“个唱”、对唱两种，小组唱或大合唱，在文化大革命那阵用民歌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时使用过，现在已少用。邢家顺自小口齿伶俐，反应灵敏，口才很好。她家隔壁有一位六婆婆，是老一辈的民歌高手，喜欢唱大本的民歌，如《薛元贵征东》、《张生》、《梁山伯祝英台》、《陈三五娘》等。　　 这些民歌文革时被称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属于禁止传唱的。六婆婆老来无事，凭记忆一人吟唱取乐，小家顺她觉得好听，缠着要六婆婆教她唱民歌。星期天或假期她就跟她学唱，成了六婆婆的亲传关门弟子。　　 小家顺记性好，人灵活，嗓音好，用现在的话来说，有音乐细胞。人又长得漂亮，皮肤白嫩，面貌姣好，她那一对会说话的眼睛，只要给你一个媚眼，足可令人消魂。身材苗条，是天生的舞蹈苗子，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　　 一九七零年高中毕业时，她十五岁，被选进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专唱革命京剧，她学李铁梅的一段清唱，令全场倾倒。有人评论说：“和收音机里京剧团的铁梅唱的差不多。”她跟宣传队的张队长提出，要编写革命民歌，进行宣传。队长请示公社书记，书记请示县宣传部，认为可行，她就开始创作。　　 她创作的革命民歌《兄妹学大寨》，说农村一对男女青年在农业学大寨中，建立起革命的爱情，结为夫妻。在公社内各个大队演唱，受到好评。被抽调参加县的文艺会演，获得一等奖。她用崖州民歌的调子，演唱毛主席诗词，一曲《红军不怕远征难》，回音缭绕，令人叹为观止。　　
　　　　邢家顺2　　　　 有位民歌研究专家说：“民歌就是通俗化的诗。”他说：“民歌的押韵要求比绝句还严格，绝句只要求二、四押韵，而民歌则要求一、二、四押韵，不然就唱不下去。民歌也同样广泛使用比喻、对仗、典故，引经据典，以古论今。”民歌人才要求知识渊博，反应敏捷。特别是对歌，你预先并不知道对方要提出什么问题，也不允许你想得太久，对方一唱完你要马上作答，不然就狼狈。　　 小家顺在台上唱革命民歌，有空还是跟六婆婆学大部头民歌，从中吸收民歌创作的营养。六婆不识字，也没有民歌本，完全靠脑子记忆。她就利用空闲时间，将六婆婆唱的民歌记录下来，暗中学唱。还跟她中学的语文老师借了一些古典著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回家阅读，扩大知识面。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公社宣传队解散，邢家顺回村里参加生产劳动。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孟思聪是一位民歌爱好者，虽然声音不那么好，但平时也喜欢唱民歌。他经常到她的家，和她交流唱民歌，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夫妻。婚后随着两个孩子的出世，家务繁重，当时生产队正处在半解体状态，丈夫当民师的报酬无法落实，生活十分困难。但是，他们有空就对唱民歌，也不觉得苦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本地实行农业结构调整，发展优质农业，大力种植北调瓜菜，当地农民迅速富起来。富起来的农民需要文化、娱乐，各地农村纷纷办起录相放映点、卡拉OK歌厅、舞厅，“怀旧”的老人偏爱听民歌。　　 一帮退休干部捐钱，请邢家顺在一家卡拉OK歌厅唱民歌。半老徐娘的邢家顺，风韵犹在。她老公已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并且脱产到大学进修两年，学业大进，成为本地一位比较有名的教师，调进中学教书。她本人在家承包几亩地种北调尖椒，收入可观。　　 随着家庭生活的改善，邢家顺长得更加饱满动人，当她拿起麦克风，先用民歌调唱一曲毛主席的诗《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圆滑的唱腔，动听的歌喉，充沛的音量，引来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退休老人喜欢听爱情的抒情民歌，根据他们的要求，她专门选唱大本民歌《张生》，这部民歌是根据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编写，是经典民歌，在本地流行比较广泛，也是学民歌的人的入门必学之作。　　 那晚邢家顺的演唱十分成功，因为利用了卡拉OK的设备，音质好，加上她发音清楚，不但吸引老一辈的听众，也吸引了不少青年听众。从此，村里有什么喜庆大事，都要请她唱一两场。老公是歌迷，每场必听，听后回家还发表评论，提出改正意见。　　附近村子听过邢家顺的民歌的，觉得动听，纷纷鼓动本村退休干部去请她唱歌，只要开了头，各村均仿效。她的歌名由近而远，向乐东县、三亚市一带传播。各地都来请她去唱民歌，有独唱，也有对唱。开始每晚收费五十元，还得吃一餐晚饭，在当时来说，收入还是不错的。她的两个小孩正在读大学，单靠丈夫的几百元工资，是不够供应的。有了这笔收入，可以保证子女的读书。
　　　　　　邢家顺3　　　　 到附近村子唱歌，晚上可以赶回来休息，较远的村子就在那里过夜。自古以来，娱乐界的人，在性行为方面都不很注意，人们喜欢他们的唱歌、演剧，但对他们的性行为，多都采取批评态度。本地民歌，以歌颂才子佳人的爱情为主，现代一些人的胃口，喜欢听爱情民歌，“同年公母”﹙婚外恋情人﹚的民歌。　　 有一部分青年人，更喜欢一些露骨的、赤裸裸的做爱的对歌。有些民歌手，为了经常有人请他唱民歌，有钱收入，群众喜欢听什么，他就唱什么。连如何做爱、脱裤子、摸奶子，也在大庭广众之下堂皇地唱出来。　　 有一位姓周的男歌手，长得风流倜傥，歌声嘹亮，经常和一些女歌手对唱粗俗下流的民歌，引来听众的邪笑声。人非草木，常唱有关性的民歌，男女歌手容易勾搭成奸。姓周的歌手和附近好几个女歌手都通奸，有时闹得女歌手夫妻反目。　　 他听说邢家顺人长得漂亮，歌也唱得好，又是校长老婆。这时她的丈夫孟思聪，已当了一间中学的校长。他想通过对歌进行挑逗，把她弄到手。凡是有人请他唱歌，他就提出要请邢家顺做他的对手。他在对歌中，有意提一些粗俗下流的问题，要她回答。　　 比如他唱道：“夫人丈夫寻佳妇，夜守空房多凄凉。”又说：“妹人确实生端正，大乳高耸在胸上；夜里脱衣摸上去，兄人消魂到鸡啼。”邢家顺坚守歌德，虽然有时也歌唱爱情，男欢女爱，但含而不露，点到为止，让听众自己去体会。听了姓周的粗野话，她严肃地回击：“听到畜生怪叫腔，披张人皮似疯狂；粗话留在黑暗肚，勿讲出来羞死人。”　　 因为孟校长是知名人士，知道他夫人与姓周的对歌后，他的同事都跟他开玩笑，说他没交足公购粮，老婆深闺寂寞，找米下锅。孟校长始终认为他夫人是正派人，但是人言可畏，传言杀人。这时他们的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经济宽裕。孩子大了，也不喜欢人家说长道短，劝说母亲不必去唱民歌了。　　 邢家顺是懂事人，听从丈夫和孩子的劝说，人家来请也不去唱歌了。在家里当专职太太，过有半年，本来光鲜的脸孔逐渐消瘦下来，人也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丈夫以为她病了，带她去省人民医院做全面检查，没有发现有什么病。　　 星期天，有一位民歌爱好者来找她，这位妇女三十多岁，唱民歌有一定基础，但发音不清，腔调把握不准，来向她请教，并愿意当她的徒弟。那天，孟校长在家，看到妻子说起唱民歌来，眉飞色舞，神情舒畅，他明白了：唱民歌是妻子的艺术生命，艺术生命停止了，人的生命也有危险。　　 他鼓励妻子收下这个徒弟，将民歌艺术传下去，并做孩子的思想工作，支持妻子为群众唱歌，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艺术，为了群众的娱乐。后来有一位年轻姑娘，音质不错，爱好民歌，也投入了她的门下。　　 她平时悉心辅导两位门生，有人请她唱民歌，她就带她们去锻炼，有两位徒弟做伴，对她的闲话也没有了。她的两个徒弟进步很快，经过一年的学习，可以出师了。考虑到上了年纪，如果在附近村庄唱民歌，她就和徒弟去听听，主要是弟子唱，她从旁帮帮腔，到外地唱歌，她就让徒弟代劳。　　 最近，她丈夫已办理退休手续，她也不再接受聘请唱民歌了，她打算与丈夫合作，编写一部醒世民歌，还准备整理她收集到的近百部历代流传下来的民歌，分集出版，传之后世。
　　毒姑1　　
　　 陈垂姑是个不幸的女人，她的不幸主要是她染上毒品。她的脑子已完全麻木，既不知回忆过去，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将来。也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二字，只是想如何弄到钱来买海洛因，有了钱又如何买到毒品海洛因。　　 据她妈妈说，还是该埋怨自己，不该听信人家的话，认为金矿容易捞钱，让她去金矿做生意。前几年，到金矿上闯的人确实赚了不少，不但合股挖金矿的老板赚了大钱，当保安人员的赚了钱，做生意的人也赚了钱。那里是荒山野岭，听说发现金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下子涌上了一万多人，连喝水都有困难，一块钱一瓶的矿泉水，拿到上面卖，要五、六元才能买到一瓶，有时还供不应求。　　 她上了金矿，主要是卖日用百货、副食，从最近的镇要走二十多公里的山路，才能到达山上。她雇人将货物挑到山上，在一个山窝里摆下自己的百货，很快就出手，有几倍的利润。　　 山上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开始是一个政府管不着的地方，治安相当混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矿坑塌方压死，抢劫打死，吸毒致死，酗酒死，劳累死，……　　 不是没有官员去管，有利可图的地方，大小官员都将手伸得长长的，争地盘，从中营利。管国土的、管环境保护的、镇里、大队部、生产队，大家都说有金矿的山地是属他们管的，只要从中划出一块来，承包给老板挖金矿，不需自己出钱就可以算你有一个股份。　　在划地承包签订合同之前，还要给领导进贡。已经承包开挖过一次或多次的老板，手中有大把的钱，也有金子，送给你一斤半斤“九九黄金”，只是小事。那段时间在金矿有权势的官员，捞了不少钱，“黄鱼”也不少。
　　毒姑2 　　　　他们只管捞钱，不管执法和治安，金矿上人员复杂，因为有钱，黄赌毒横行。在那种环境下，陈垂姑她作为单身女子，只有找靠山，才能自保。李老板聘请的保安张先法，经常到她的小铺买东西，一回生，两回熟，他们谈恋爱了。　　 他是退伍军人出身，人长得很高大，估计有一米八十公分以上。在部队学过格斗，徒手可以与十个八个人械斗，挖金矿的李老板看中了他，从家乡将他带出来，既负责保卫金矿坑的安全，也当自己的保镖。几年来，为李老板立下汗马功劳，他特别重用他，倚为心腹。　　 李老板在他承包的矿坑边盖了一排简易瓦房，安排一间让他住在自己的旁边，随时可以调动。陈垂姑和他好上后，就搬去和他住在一起，这样生活方便，卖百货也方便。　　 张先法武功好，为人讲义气，哥们多，她住进来后，不需要下山去进货了。需要什么货，开张清单，老张的哥们下山，顺路给带上山，方便多了。他的那一帮哥们，很照顾她的生意，生意一直很好。　　 金矿上因为挖到金子，钱多，人们花钱也像流水一样，毫不可惜。据说，那些挖到富矿的老板，买高档轿车，用麻袋装钱运去海口市包宾馆赌钱。进赌场，钱并不是一张张数的，而是将百元大钞叠好，按高度算，或称重量，达到一定标准才准进场参赌。　　李老板是少数几个承包到富矿点的老板之一，他的矿坑经常有外人偷挖矿石。山上有人专门收购金矿石，按含金量计价。含量高的，半肥料袋矿石就可以卖到一、二千元。张先法守的矿坑，偷挖矿石的人少，老板给他的报酬每月一万元。抓到别人偷挖的矿石，他把它交回给老板，老板又将一半奖励给他，因此他的收入比较高，半年下来他们的存折上就有近十万元。
　　　　　　毒姑3　　　　 山上承包的地段并不大，不外就是两、三分地，挖金矿就是沿着一条条矿脉挖下去。临近的两个矿坑，在地面上界线是清楚的，地下就不那么分明了。李老板与邻近几个老板发生矛盾，大家都互相指责对方挖过了自己的界线，剑拔弩张，差点打起来。　　 还是张先法从中做工作，大家各退回十公尺，缓和了矛盾。一次，李老板的夫人下山被劫匪绑架，对方提出要五十万元才放人。老张亲自与劫匪谈判，花十万元将人赎回。老板一次奖给他五万元。　　 山上钱多，各种服务都有，吃喝嫖赌样样方便，贩毒吸毒也半公开地流行起来。张先法那一帮哥们中，也有些人染上毒品。他们将“白粉”涂在香烟，味道很香，吸了很舒服，也容易消除疲劳，执勤一天下来感到很累，只要抽上一支疲劳全消。　　 老张开始是反对吸毒的，他们说：“只是玩玩，成不了气候。”他们那些兄弟，还跟他介绍说，抽了涂上“白粉”的香烟，去玩姑娘，显得劲头特别足。陈垂姑已怀孕，他有时也去过个瘾，按他们说的去做，果然有效。　　 慢慢老张吸毒上了瘾，抽涂上“白粉”的香烟已感觉不过瘾。后来是用“白粉”放在铂纸上烧起来闻，渐渐发展到要将毒品注入血管才能解决问题。他老婆陈垂姑难产，需要动手术，剖腹产下一男婴。她痛得死去活来，他那班朋友又给他出馊主意，说吸涂上“白粉”的香烟可以止痛，他让妻子吸两口，果然不痛了。觉得有效，老婆一喊痛，就给她吸两口。老婆出院后，也染上毒瘾了。　　 从此他们夫妻都吸毒，你给我注射毒品，我给你注射毒品，两人配合得很好。山上毒品来源充足，手中有钱，还不会感到有什么不便之处。只是老张的体质越来越差，以前和陈垂姑办起那事来，龙马精神，现在要注射一定量的海洛因，才勉强应付。　　 年底，李老板要将近半吨的黄货运进城，准备加工成黄鱼和各种装饰品，要张先法随行保护。本来这事十分机密，不知道怎么走漏了消息，半路遇到劫匪的阻击。两人中弹身亡，车上黄金被抢一空。　　 老张的哥们协助将他的遗体送回家乡安葬，陈垂姑并不是明媒正娶的，在丈夫家也不认识什么人，只好回娘家住。好在存折上还有几万元和一批金首饰，如果不是吸毒的话，足够母子过生活。　　 吸毒容易戒毒难，由于各级政府加大了打击贩毒吸毒的力度，毒品不容易买到，而且价格高昂，含量低。一次，公安部门缴获五斤毒品，经化验含量仅有三十克。　　 不到一年时间，陈垂姑的存款因买毒品全部花光，黄金首饰也典当一空。为了筹集毒资，她操起皮肉生意。她以为吸毒人不会怀孕，不加任何防范，几个月后才发现已怀孕。她没有钱去医院作人流，干脆生让他下来，是个男婴。一生下来就啼哭不止，要闻一阵白粉味，才安静下来。　　她将婴儿送人，得了一千元。第二天，人家发现是吸毒婴儿，又送回来，要她退钱，钱已少了一半。现在，戒毒所已将她母子收容强制戒毒，但愿她能重新做人。
长1　　　　 毛泽东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提到，革命的农民自觉起来抵制和反对族权、神权、夫权。近八十年过去了，农村的族权、神权又有所抬头，这些由农民自己打倒的东西，又由农民的手将它扶起来。　　 农村里的族长的设立就是说明。当然，如今的族长没有旧社会的族长的权力那么大，那时的族长对本姓族里的成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且他们本来就是权倾一方的大财主、大恶霸，与官府勾结，不但压榨本姓兄弟，而且压榨一方老百姓。　　 如今农村里的族长的设立，带有服务性质。这些出面当族长的人，并不是有钱人，也不是有一官半职的人，当官有钱的人不肯当族长。愿意当族长的人，一般是好管闲事又热心为公众服务的人。　　他们的主要事务有：一、修宗祠族谱的联络工作；二、协助处理同姓兄弟的红白大事，特别是白事；三、修祖坟和清明节扫祖坟的组织工作。还有一些与本姓族有关的事务，比如婆媳吵架、兄弟纠纷的调解等。个别老人，小孩不学好，也请族长帮助说一说，但现在的小孩，天不怕，地不怕，他那里理睬你是族长不是族长！
　　 不少农村有人在倡导建本姓宗祠，出头露面的多都是一些识字不多的退休干部或想出风头的教师，这些人不是在村里为人盖房庆贺大梁说吉利话，就是为死人读“祭文”﹙相当于追悼祠﹚，个别有想法的就出头捐款盖宗祠，企望族谱留名，传之千古。　　 村里如果有某个姓族建起宗祠，其他姓族也会仿效。报纸中披露有钱盖宗祠，无钱盖学校，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那些大款们愿意掏钱盖宗祠，不愿给钱建学校，可见宗族情在他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发大财是祖宗功德，应光宗耀祖。建本姓宗祠当然要由族长出面筹建了。　　 盛世修家谱，最近农村掀起修族谱、家谱高潮，串族谱，从盘古开天辟地时期串起，从三皇五帝修至现代。由族长出面向各家各户收钱，按男丁收取，交钱者上族谱，不交钱者，就被开除，家谱上无名。有时，族长要出差到各地，调查同宗兄弟，串起来，才能修好谱。　　 平时，族长主要是关注本姓兄弟的红白事，有了事，本姓兄弟都参与，族长出面组织。如果本姓兄弟中有老人逝世，处理后事，主人出钱，族长出面组织丧事。因为这种情况下，主人要当孝子，有些事情如请人抬棺材等，不好出面，由族长代理。　　人民公社时期，这些事由生产队长处理，农民知有生产队，不知有姓族。现在也有村长和作业组，但他们管“大”事，不管这些小事，只好由族长来管，人们知有族长，不知有村长，被打或东西被偷，才去找村长，村长也管不了。
　　族 长3　　 如果祖坟年久失修，或者比别的姓族的祖坟差了，族长就提出要修祖坟，又要各家各户出钱。农历三月清明节，祭扫祖坟，族长要收钱。旧社会每个姓都有“本族公产”，主要是田地，将这些田租给别人耕种，收租子由族长掌管，供本族内活动使用。现在没有公用经费，什么都要收，确实很麻烦，没有耐心人是干不了的。　　 每年清明节，收钱除了足够扫祖坟的费用，兄弟会餐外，还得有钱在村里开展文娱活动，如请人唱戏、唱民歌，各个姓族之间互相攀比，非破费不可。　　族长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农村存在着。黑格尔说：“现存的是合理的，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这位洋老夫子的另一层意思，当然是现存的也会灭亡！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到改革开放前，没有族长存在，现在有了，一定的条件下，它也会成为过去。
　　梦母吴月姨1　　
　　 道公和“梦母”是农村对男女神职人员的称谓，他们是鬼神的代言人，自称在鬼神和人之间进行沟通和提供服务，收取一定的费用，这种古老而又新兴的行业，正成为一种经济，如“美女经济”一样，是一种无本万利的经济。“梦母”吴月姨是其中一个。　　
吴月姨好吃懒做，但人不是太坏。虽然长得黑了一点，但五官端正，嘴巴甜，见人不笑不说话，给人一种和善的感觉。没有多少文化，平时也没什么嗜好，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丈夫周三桂是一个多面手，不但农活样样在行，还懂木工和建筑，善于经营，家庭小康。吴月姨在农忙时节帮帮手，平时就是买菜煮饭，洗衣服和生小孩而已。她生下两男两女，女孩长得和她一样，黑黑胖胖，男孩像他们的爸爸，倒也公平。　　
十年前的某一天，吴月姨突然变得行为不那么正常了。首先是哭笑无常，有时哭有时笑，呆在房间里不肯出来。其次是吃东西异常，平时就是吃稀饭或吃干饭，吃平常菜，油炒菜或咸鱼。现在突然说不想食人间烟火了，要吃仙果。这可难煞了丈夫，那来仙果给她吃呢。　　
她自己开了口，仙果就是水果，不是本地产的香蕉、芒果，而是外地进来的橙子、桔子、苹果或梨子等。现在市场上北方来的水果多，家中有点钱，倒也不难。第三是说话异常，有时讲些不知道是那一个国家的话，要讲什么事，不是像平常那样说话，而是唱民歌进行表述，有时还唱琼剧。过去对唱民歌、琼到她并不在行，现在倒是唱得流利，出口成歌。
　　　　梦母吴月姨2　　　　 老公以为她疯了，与儿女商量，准备送她去神经病医院，她不肯去。她说：“我是王母娘娘，谁也不准动我。”还叫丈夫上街给她买回一张王母娘娘的画像，挂在房里，每天在房里“喃喃”自语，不知跟谁在说话，有时又独自唱起民歌、琼剧来。　　
问她在跟谁说话，她说：“我跟娘娘在说话，她要我替她传言给世人，普度众生，为民办事。”就这样疯疯癫癫的过了半年，她说：“我要去老君庙参拜，接受委任。”老君就是太上老君，道教的创始人。我们这方的老君庙在昌江县的石碌镇，据说在一座高山上。　　
丈夫问她：“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丈夫主要是担心，她这样疯疯癫癫的，又没有去过昌江县，万一走失了就不好办。她说丈夫是凡人，不能跟她去，她要村里上届当过“梦母”的三姨跟她一起去。　　
所谓“上届当过梦母”，就是说“梦母”是有任期的，和当官一样，要经过上级任命，任命一次可以当一届，可以连选连任。如果太上老君不批准，你就不能当鬼神代言人，只能替人做一些法事，换一餐饭吃，弄几个钱用了。　　
成为“梦母”前，三姨去过那个地方，申请太上老君批准她当“梦母”。据三姨说，到老君庙后，庙祝指导你“摇签”。如果三次摇出三支好签，就算太上老君认可你当“梦母”。处在疯疯癫癫的时期，是“梦母”的试用期，就如当官的公示期一样。有三姨陪同，丈夫周三桂觉得放心，给了钱让他们自己去了。去了半个月，回来说太上老君批准她上任，为民分解阴间的纠纷，可以正式挂牌上班了。　　
“梦母”吴月姨的名堂，是从两件事才传开的。某村有一位村民，不见耕牛，听说她通阴阳，知前生后世之事，就去问她。村民告诉她说：“昨晚我收工回来，明明将耕牛绑在牛栏里，今天早上起来要下地耕田，发现耕牛不见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请问娘娘，牛是被窃贼偷走了，还是走失了？”
　　　　梦母吴月姨3　　　　只见她点起香，连连打呵欠，在娘娘前“喃喃”祷告，然后唱起民歌来：“告诉民人你应知，你娘阴魂饿肚皮。返家不见有供奉，猪牵牛走躲山里。”村民说：“能不能告诉我具体地址？”她又唱道：“回家备钱三千二，饭酒供奉在本家。向东寻至苦笋道，牛绳拉在山竹棚。”意思是说，你回去设酒饭供奉母亲，并给她备三千二百元的纸钱，然后找到地名喊“苦笋道”的地方，在刺竹丛中就可以找到你的牛了。　　
这位村民按照她的指引，果然在刺竹丛中找到自己家的母猪，将耕牛牵到这里。不知道是她看到，还是真的她“梦”出来的。耕牛被母猪拉走已经是怪事，拉到刺竹中缠住的事，也被她说中，更觉奇怪。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觉得神奇。　　
还有一件事，也为她传名。张家有位七岁的男孩，发热抽筋，接近昏迷，本地称这种情形为“不懂人事”。家人在匆忙将孩子送去医院的同时，叫孩子的祖母去找她问神鬼的事。她烧香祷告以后，开腔唱道：“告诉阿妈知周详，你孙遇鬼魂被抢，赶紧上屋叫孙名，唤其魂魄归家乡。”意思是说，你孙子的“阴魂被鬼”抢去了，赶快到屋顶把他的魂叫回来。　　
老人迷信，匆匆忙忙赶回家，叫了几名亲兄弟，爬上自家的房顶，大叫孩子的名字：“阿强喂，回来哟！”、“阿强喂，回来哟！”，一阵又一阵的哀喊声，使村里听到的人都觉得毛骨悚然。说也奇怪，经过这阵大喊，孩子打了吊针以后，就醒过来了。　　
这阵阵的大声“喊魂”的声音，实际上是给“梦母”吴月姨做了广告，阿强的顺利醒来，本来是医院的治疗起作用，因为这么一喊，人们反而将功劳记到她的账上了，吴月姨“梦”的灵验，到处流传，她的“梦母”名声从此走红。　　
吴月姨走红以后，和走红的歌星一样，找她“梦”鬼神的人很多，特别是每逢农历的十四、十五日和三十日、初一日这四天，提着篮子或塑料袋子来找她的人，陆续不绝。这几天要排队、挂号，像到大医院等主任医师看病一样，有些人当天看不到，还得等第二天再来。　　
她替别人传递鬼神的信息，收费也不高。当然，物价局也没有人去查她的收费，给她规定标准。说她收费不高，主要是每来看“梦”，一次她仅收十元，同时要另外给“娘娘”买来两斤水果，桔子或苹果，要外地的水果。另加一把香和一些纸。全部加起来，不足二十元。　　
虽然是低收费，但据有心人替她算了一下，光现金收入，来听“梦”的高峰期那四天，一天不下一百人，那四天就有四千多元的进项，平时来看的还不算在内。她在家门口开一个香火店，将水果和用不完的香、纸等，放到店里出售，既方便了顾客，又马上可以将水果、香和纸转化成人民币，这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因此，人们估计，一个月收入可达万元。　　
听“梦”收费不高，但要替客人做法事，价格就比较高了。她组织起一个“法事”班子，这个班子的人数有十八人之多，一般是夫妇都参加，有一对情夫情妇，这个“法事”班子，专门替人处理“梦”出来后的善后法事。　　
比如“梦”到家里有鬼，要驱鬼，“梦母”就说，别人没有办法驱走，只有她派的兵马才能驱走。从她这个班子中派出“执勤”人员，前往协助你驱鬼。收费标准，看路程远近，如果是官员，有小车接送，可以免车旅费。没有小车接送，车费由事主负责，并每人每天两百元。时间长，吃的住的，还得由事主负责。　　
小的法事，一般派出两人，就是一对夫妇；中等法事，四人到六人不等，反正你信了，“梦母”说派多少就是多少；大的法事，就要她这个班子全军出动。这样事主就要花大钱了。　　
吴月姨到底“梦”准了没有呢？我问过一些来听“梦”的人，他们中有人说：“说得很准，就和她当见到一样。”有人说：“半真半假。”吴月姨本人说：“信则灵。很多当大官的人，领工资的人，都用小车来载我去他家替他‘梦’，如果没有灵验，会有那么多人信我吗？”　　
“信则灵”，吴月姨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比如某歌星的歌迷们，歌星没有开口唱，走穴放录音，他们也说：“唱得真好！”歌星开演唱会，那些歌迷们根本没有听到他（或她）在唱什么，一味在那里鼓掌喝彩。官场也是如此，个别对某行无知的官员，在台上胡扯了一通，会场上还是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会议的人还要交代：“回去要好好领会精神实质，认真落实。”世间事，信则灵，这就是定论。其实，“梦母”的话，大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信者就往对的方面理解，不信就向怀疑方面理解。　　世间事，当真不得，还是那句老话：“难得糊涂！”就当糊涂吧！
　　　　大嘴壳1　　　　“大嘴壳”是本地话，如果某个人喜欢吹牛皮，讲些无边际的话，人们就说这个人“大嘴壳”，或者说他“车大炮”。陈大爷就是这样一个人，说来奇怪，他自小喜欢吹牛皮，又喜欢戴高帽，一大把年纪了，依然故我。　　他喜欢在年轻人面前说：“我年轻时入过武馆，学过武功，虽然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但年轻人也动摇不了我的马步。”小张一向喜欢和他开玩笑，说要和他比赛。在场的年轻人要看他的洋相，纷纷为他助威。　　在年轻人的鼓动下，他摆起武功的起手式，握着两个老拳，说：“你上来！”小张上来从背后将他跌了一跤，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他拍拍衣服的尘土，解嘲地说：“我还没有打好马步，你就冲上来，不算，再来！”小张又不客气的上来将他摔了一跤，引来更大的笑声。　　
　　　　大嘴壳2　　　　一次，他和小李争地界。他认为小李占了他的地，小李说没有占过他的地界，两人吵了起来。他以为小李欺侮他年纪大，气势汹汹地冲上来要用铁铲打小李。结果被小李打倒在地。他自己爬起来，不屑的说：“如果早几年，我打你就跟打小狗一样。”　　当然，如果早几年，小李还是小孩子，而他则年轻力壮，当然可以打赢他了。陈大爷就是这样一个不服输的人，因为是不量力的不服输，所以总是吃亏。　　如果你想陈大爷为你办事，你只要说几句赞扬他或者他的东西的话，他就很乐意为你出力。农村人喜欢抽水烟筒，水烟筒一般是自制的。如果你想抽烟，你就对他说：“谁制的水烟筒都没有陈大爷的好，抽起来水咚咚的响。光听这水声，就够舒服的了。”　　水烟筒要抽烟时，向竹筒里灌水，抽烟时水上升，停下来后，水又往下流。如果在制作水烟筒时，将竹节的口开得比较小一些，水慢慢往下滴，就会响着“叮咚叮咚”的有节奏的声音。　　陈大爷听了赞美后，脸上马上堆出笑容，说：“就是你识货！”立即把水烟筒搬出来，并给你送上红烟丝，还从灶里给你夹出一块炭火来。那时没有打火机，火柴也比较少，一般抽水烟筒，都是用炭火来点烟的。　　
　　大嘴壳3　　　　有些喜欢恶作剧的人，在过足了烟瘾以后，有意当着他的面说：“谁制的水烟筒这么差，怎么能抽烟，早该丢掉了。”　　听了这话以后，他的脸马上阴起来，立即从你的手里把水烟筒抢过来，说：“下次别想我的水烟筒，给你抽烟了！”当然，下次再听到好话，他又忘记了，同样给你送水烟筒，还给烟丝和炭火。　　你想借他的犁去犁田，你要先说他制作犁的水平高，既美观又好用。他就很高兴地借给你，并且还关切的问：“光要犁吗？要不要用牛，如果你要用牛，就一起带去，我不用。”　　农村以前主要靠水井饮水，水井用久了，就会填了一部分，要掏井才有水用。下井是苦活，除了弄得全身湿透外，如果提井下挖出来的泥土的箩筐，绳子不牢靠，往下跌会打到头的，这是一件既辛苦又危险的工作。　　有一年，掏水井时，我的同姓五哥下井掏泥土，在向上吊箩筐时，绳子断了，装满泥土的箩筐，猛地往下砸，幸好他的头闪的快，也将脸部刮得鲜血直流。由于这些原因，愿意下水井掏泥土的人，没有多少个。　　掏水井时，围观和在井上作业的人很多，不管谁来了，首先问：“今天谁下井掏泥？”如果陈大爷在场的话，你只要说：“谁掏井都没有陈大爷厉害，人家动作轻快，掏的又干净。”另外一个人说反话：“不要乱讲，陈大爷年纪大了，动作迟缓，不能下井掏泥了。”　　他听了这话，就会说：“快点放下梯子，让我下去淘井给他看看，是不是我的动作迟缓！”就是这么几句话，解决了没有人下水井掏泥土的困难。　　他活着的时候是公社时期，一般都是集体上工、集体放工。如果是重活、难活，没有人肯干的活，只要对他说一句好话，他就敢赴汤蹈火，勇往直前。在生产队里，男人一般是管耕牛，负责犁田、耕田等整地工作。　　生产队里有不少烂泥田。个别烂泥田，泥浆没过大腿，牛都很难迈步。当时生产队里，是按照耕田的面积来计算工分，参加分配的，烂泥田不好犁，速度慢，犁的人总是吃亏。 　　生产队长在安排工作的时候，总是说：“某某地那块烂泥田，派谁去都不行，只有陈大爷才行。你们这些人工作不负责任，我就是要批评你们。你们应该向陈大爷学习，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然后，安排他耕队里的烂泥田，他就很乐意去干了。晚上，队长也不忘记表扬他一下，他就更加心安理得了，只要受到表扬，他吃亏一点也从不计较得失。　　在公社时期，要盖房是很困难的。当然，劳动力多，又有面子的人，可以借用集体的牛车去砍柴火，烧红砖，是可以盖起房子的。陈大爷的房子早就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　　有人问他：“陈大爷，你什么时候盖房子呀？”他就说：“我早就想盖了，主要是我的邻居老周不肯让屋基地，不然我早就盖了，不但盖房子，还要盖楼哪！如果他再不让房基地，我就在他的家门口盖楼，不让他出门。”　　他没有挨到改革开放就去世了。因此，他至死也没有盖起楼房。人们说：“陈大爷就是这副德性，所以他的寿命不长。”我想，只要他觉得高兴，又不损害社会和别人，他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社会要有各种人，才显得丰富多彩。　　
　　广州伯1　　　　“广州伯”流落到我们这一带，替村民们编织藤器或竹器，虽然他已死去近四十年，没有墓碑，连土坟也已荡然无存，但因为生前善良，至今民间仍有不少人记得他，口碑很好。　　据说日本侵华时，日军将他从广州市抓来当苦力，日本投降以后，他没有返回家乡，留下来靠做手艺过活。入了我们村的村籍，是我们村的社员，死后也葬在我们村的土地上。　　他会听本地话，也操着广州语音说本地话，人们不容易听懂他在说什么。好在人们听惯了，反而觉得有意思，因此有时学他那南腔北调的话，以此与他逗乐。　　编竹器用具是他的拿手工艺，他编的竹器，可以使用几十年。我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用竹编的一对“米箩”，用比较细而圆的竹篾编的箩筐，可以装米而连碎米也不会漏出来。　　那时还没有碾米机，要将稻谷变成白米，有好几道工序，第一道工序，就是要将稻谷去掉谷壳，使用的工具就是磨。我们这里的土磨盘，是用竹编外壳，上下两段都是。　　用竹编好后，在中间用红泥土夯实，下段固定在一块圆木车轮上，上段做成漏斗状，以方便放进谷子。使用一种工具转动土磨盘，这种工具的工作原理是使移动变为转动，和机器的连杆的工作原理一样。　　
　　　　广州伯2　　　　我小的时候看见妈妈用过，也帮妈妈推过土磨盘，可费力了。第二道工序就是，用簸箕将谷壳扬干净，再将糙米放进石臼里，撞出米糠，将米糠去掉，把个别未脱壳的谷粒捡出来，才变成可以下锅的白米。　　造“土磨”是广州伯的拿手工艺之一，老一辈的村民说，广州伯打造的“磨”耐用，一部“土磨”用十年八年也不会坏。因此，光是为村民们打造土磨盘，就够他忙的了。　　除了手艺高之外，他为人随和，跟谁都有说有笑，虽然有些话，他在说什么，人家也不会听得懂，但有些话听不懂反而觉得有趣。有些人，每天都要跟他扯上几句话，才觉得有趣，因此，他到那家做工，人家就跟到哪里跟他说话。　　他替人做工，主人准备竹子，他做工艺。他劈的竹篾又细又光滑，工场收捡得很干净。每完成一道工序，他就将那些零星的竹篾捡干净，担心小孩子不小心会弄伤脚。他编竹器，收费相当低。每天吃两餐饭以外，也只是象征性地收一点钱。　　我家有一次请他编一对“米箩”、一个饭桌盖（防苍蝇用）、一个吊篮（用来将菜挂起来，防止猫偷吃）和打造一部“土磨”，他花了五天时间，只收二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元。　　不过，他每餐吃饭，均得给他准备一点酒，主要是农家酿的米酒或番薯酒。菜倒是不怎么讲究，炒干花生、煮扁豆，到田边水塘抓的小鱼虾、田螺或螃蟹，都可以对付。田螺煮虾酱，是他比较喜欢的一道菜，我们这里煮田螺，要把螺肉挖出来，放进虾酱去煮，他说：“田螺煮虾酱，又香又甜又好吃”。　　
　　广州伯3　　　　他除了会编竹器以外，编藤器也很内行，他会编藤筐，修补藤筐，藤制的箱子等。特别是用藤编的摇篮，全村近二百户人家，差不多每家都有他编的摇篮。　　我们这里的摇篮，一般用比较耐用而又较柔软的木条，弯成一个椭圆形的摇篮框，晒干固定后备用。上山采到红白藤后，就请他来编，编成一个像小船一样形状的摇篮。用麻绳挂起来，吊在一支有弹性的竹竿上，可以上下摇动，也可以左右前后摆动。父、母亲就一边唱民歌，一边摇着小孩睡觉。　　他替生小孩的人家编摇篮，只吃饭，不收工钱，他说：“留着这笔钱给小朋友买糖果吃！”我的小孩的摇篮是他编的，我一直保存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来外甥住在我家，他觉得这个东西碍地方，将它扔了，我觉得很可惜。　　没有听他说过，原来在广州有没有结婚，在我们这里倒是有过一次婚恋记录。经人介绍，有一位山区妇女嫁给他。他当时就住在黄家祠堂里，也没有床，就是打地铺。一个瓦罐，一个水缸，一只提水的瓦罐，一个碗，一双竹筷子，一张草席和一张棉毯，两件换洗的衣服，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广州伯4　　　　黄家祠堂有门，但他从来没有锁门，他不怕人家偷东西，也没有什么东西怕被偷，只担心狗爬进去吃他的饭。　　这位妇女叫阿日，嫁他以后，他添了一个碗和一双筷子，算是安下一个家。我家靠近黄家祠堂，每当日下时，他就站在门口叫：“阿日，回来吃饭！”他这位太太跟村里妇女说话，听到他叫后才回来吃饭。　　广州伯没有对人透露过他的年龄，按照我的估算，如果他三十岁被日本人抓来，那时应是五十岁左右。头发全部掉光了，眉毛也变白了，很长的眉毛，常常会遮着深陷的、灰黄的眼睛，走路也有点颤颤巍巍的，但干起活来，手相当灵活。竹片在他手里，将竹篾劈得整齐，均匀又好看。　　阿日嫁他不够一个月就走了。据她对那些妇女说，他不成人道，不成男人。这些话传出后，经常跟他说笑的朋友问他此事，他开始不肯说，后来还是说了。　　原来他在家已经娶了老婆，并且有了一个小孩。被日本鬼子抓了以后，他多次想逃走。被抓回来后，日本鬼子用电电他，弄得他死去活来，脚走路也不那么利索了。下体被电麻木了，从此再没有勃起的感觉。日本人投降时，他才三十多岁，因为这层原因，所以他宁愿流落他乡，也不肯回家。　　一九六七年，他因为拉肚子，拖了几天不见好，又没有人照顾。村干部知道后，将他送进公社医院，抢救不及时，他与世长辞了。他没有墓碑，坟墓也被平整了，但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记得他。有些人活着，人们就将他忘了，这可是为什么啊！
　　老苦1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级号召“忆苦思甜”；现在，老苦也天天忆苦思甜。不过，他回忆的是抚育子女的辛苦，思的是子女抚养的夫妻之甜。现在，子女按月将钱汇入他的账号上，同时汇给村里的猪肉摊老板，他一早就到摊上要他喜欢吃的猪肉，不用交钱，按月结账。　　老苦他的大名叫曾后福，因为自小受苦，多灾多难，人家就叫他“老苦”，叫出了名。村里人羡慕他生活的富裕，算命先生说，他现在发老年福，是因为他和老婆的名字起得好。　　他老伴名叫吴琼，谐音就是“无穷”，两人名字合起来成为“后福无穷”。算命先生说的好似有理，他是经过多次大难不死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是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名为“后福”的原因。　　未来到这个世间，他就受上了苦。他家在当时算是一户殷实人家，他母亲是个小妾，怀上他就要临产了，还得下地劳动。他就是在田埂边出生的，幸好有位路过的妇女救了他母子，得以安全。　　解放后，土改时评家庭成分，他父亲是富裕中农，但因为当过国民党“黑衣队”，据说还是个小头目，被定为坏分子。他和母亲另外被评为贫农，但是沾上坏分子父亲的污点的贫农。不是纯粹的贫农，因此，村里人并没有给以他贫农的待遇。　　小的时候，他很聪明，因为家里穷，无法把书读下去，只上了几年学，就退学了。冬天，为了度过寒冬，他们只能盖稻草，被跳蚤骚扰得无法入睡，半夜起来烤火。他长得高高瘦瘦的，长年面黄肌瘦，营养不良。　　
　　老苦2　　　　穷人的小孩，没有什么零食，饭也吃不饱，饿了只好去摘野果子吃。我们这里有一种“酸梅豆”，不是望梅止渴的那种酸梅，而是长的果子长条形，和豆荚差不多，因此叫它“酸梅豆”。这种果子，未成熟时很酸，成熟后，果壳易脱下来，酸甜可口。这种树长得很高大，大的有二、三十公尺高，要摘“酸梅豆”就得爬树。　　一天，老苦爬树摘“酸梅豆”，他爬的高度大约有十多公尺，因为踩到一支枯枝，掉了下来。当时在树下有他的一帮伙伴，看到他一路有树枝抵挡的缓缓掉下来，最后掉到地上，昏了过去。　　小伙伴们马上惊喊起来，有位大人来把他抱起来，以为他没救了。谁知道他命大福大，用手指在人中那里按着，不久就醒来了。不过，他喊左耳疼，从此落下了左耳发炎的毛病，听别人说话反映不灵。　　
　　老苦3　　　　十五岁起，他就为生产队放牛，因为是“沾黑”的贫民，生产队没有安排他管耕牛，安排他喂养队里的牛群，已是最好的工种。　　但是，他这个“弼牛瘟”官，也经常被撤换。碰到他的同姓兄弟上来当队长，就安排他养牛；换过队长，又说他养牛不负责任，将他免掉。他的命运就是那么可怜。　　不过，他是乐天派，生活是困难一点，但只要有番薯还是什么塞饱肚皮，他就整天乐哈哈的。他喜欢唱民歌，整本的大部头民歌，可以从头唱到尾。无论是养牛还是在家，他总是“梁生”民歌不理口。人们都说他虽然叫老苦，但从来不叫苦。　　已经二十多岁了，还没有找到老婆，村里没有人肯嫁他，因为他没有一样长处。家庭出身不纯，家庭困难，本人瘦弱体力不强，没有耕牛农具。就像现在的学生作选择题，只能选择零这项答案。　　天无绝人之路，“此市无鱼别市买，东溪无鱼走西溪”，他将“寻爱人”的目标放到村外。他和老马比较好，老马天天和他去别村“逛坊”，寻找自己的意中人。　　还是让他物色到了对象。“村子园”村有一位黄花闺女，愿意与他结连理，但是必须要经过岳父母的关，这一关是关键，吴琼姑娘说，只要父母亲认可他这个乘龙快婿，她就可以投入他的怀抱。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穷女婿也总要见泰山。老马和他上门去让吴琼姑娘的父母亲“相面”，当场他们没有说什么。过后探听口气，她母亲认为：“这个人又黑又瘦，没有力气，恐怕女儿跟着他吃亏。”因此否决了这门亲事。老马通过村里的亲戚，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变通的办法。得到消息说，吴琼姑娘的祖母喜欢听民歌，如果取得她的赞许，谁也阻挡不了。　　得到这个信息后，老马专门为他安排一场民歌，就在老人住的房子旁边唱“梁生”民歌。老苦动人的歌喉，烂熟的唱词，令吴琼她的祖母赞叹不已。她开了口：“这样的人，一定很聪明，不可能受苦一辈子。”她一锤定音，儿子和儿媳只能同意，老苦成亲了。　　
　　老苦4　　　　他这位嫂子相貌虽然不怎么出众，但勤劳能干，主要是她的“种子”好，进门不久，就生了个儿子。后来，共生下三个儿子和若干个女孩。添丁进口，家庭生活负担更重了。　　幸好碰到他同姓的兄弟被选上来当队长，可怜他子女多，生活困难，将一只瘦小的耕牛安排由他管理，并给他配备牛车、犁、耙等一套农具，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成为生产队的男劳动力，以前只是“杂工”。　　成为正式男劳力后，他虽然学懂了犁田、耙田等主要农活，但人的体质差，牛的力气小，干起农活来，觉得很吃力。不久，他的同姓兄弟辞去队长职务，由别人担任。　　新队长经常派他到一些难耕作的地段去做工，弄得他人疲劳牛疲乏，他将牛赶去吃草后，连农具也懒得从地里搬上来，走到田埂上，脸朝天躺下，哀叹：“牛不死，人也要死了！”　　上山砍柴是重劳动，既要人的体力强，又要牛的力气大。他是瘦牛拖破车，人又连“杀鸡的力也没有”。一次，他和一位兄弟上山砍柴，兄弟还帮他砍柴，装车后兄弟拉车在前，他在后面。山路崎岖不平，有时左边高，右边低；有时又右边高，左边低，要人扶着牛车才不至于倒下。如果遇上陡坡，还得靠人从后面帮助推车，才能将车拉上来。　　一次，他在帮助牛推车时，由于力气不支，跌倒了，牛车倒退下来，从他肚上压过。他兄弟将车推上坡后，倒回头来一看，以为他完了。急忙将自己的牛车刹住，赶回来将他扶起来，他却毫发不损。　　有些事情真是神奇，命不该绝的人，自缢绳断，投河浮水，老苦就是这样，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村里人都相信，是他的名字起得好，是他和老婆的名字搭配好，后福无穷。　　可是，老苦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是老婆生的儿子聪明，自己舍得智力投资，鼓励孩子克服困难，勤奋读书。因为家庭困难，女儿都愿意将机会让给哥哥、弟弟，自己参加劳动，支持他们克服困难，坚持读书。有位校长说得对：“读书有困难，不读书更困难。”人家说的话就是对。　　回想几个儿子读书时的困难，真是有如做梦。为了替他们筹措到那怕是一分钱，都得绞尽脑汁。自己体力差，没有什么特长，就是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捡破烂，他干过；卖冰棍，他干过；捞田螺，他干过‥…就差没有卖血，因为体弱多病，身上没有多少血，不然他也愿意卖。　　他十分感谢自己的兄弟、老婆的兄弟，是他们随时接济他，帮他供应小孩读书，度过难关。他交代几个儿子，叔叔、伯伯、舅舅有什么难处，一定要尽力帮助。没有他们的相助，就没有你们的今天。　　今天，他们夫妻两人吃好、穿好，还盖了楼房。儿子叫他们定期去大医院做体检，希望他们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在一切顺心之时，老苦心有遗撼，没有办法让女儿有机会读书。女儿也怪聪明的，真是委屈了他们。　　
　　阿育哥1　　　　
“阿育哥”是我们卧龙村家喻户晓的人物，财主或外出当大官的人，村民中有许多人不认识他们，但对他却人人皆知。村里人总爱说他“发癫”，其实他并不发疯，他仅是而己。正是因为他，显得天真可爱，永远保存着一份童真。　　
他的相貌就有点古怪。头小眼珠小，人却长得牛高马大，估计有一米八的高度，一双大脚板，从不穿鞋，也不着木屐。走路从来并不是一步一步走，而是像小牛犊一样，边跳边大步快走。不是安静的走，而是有声有色的大喊着走。　　
小朋友们喜欢跟他开玩笑。三五成群地齐声唱：“阿育哥，生小头，一手提着大裤头。”他穿的是“唐装式”短裤，在腰上扎着一条绳子，将裤子扎进绳子里。因为他不修边幅，后面总有一部分没有扎进去，似屁股后面挂个大布袋一样。他担心裤子掉了，总是用一只手提着裤子。　　
有时，喜欢恶做戏的小朋友，从背后走近他，把他的裤子往下拉，放进一把土，他会向着他们来一个跳跃动作，吓唬他们，或者大喊着赶一阵，但他从来不打小孩子，只是吓唬他们而已。　　他不懂其他农活，主要工作是养牛，每天的“放牛时间”（大约是上午十点钟左右），你会看到他拉着两头牛到野外去放牧。人家赶两头牛，一般是一头赶在前面，另一头拉在后面。他老兄可不是这样，两头牛都拉在后面，还要挺出一只手来提着裤子，显得手忙脚乱。　　
牛不听指挥，拉不动时，他就会大骂：“土胜呀，简真是要我的命！”“土胜”是他大哥的名字，在他简单的思维里，认为他是替他大哥养牛的，牛不听话也是因他大哥造成的。他不骂牛不听他指挥，而是骂他大哥。　　
　　　　重要人物之一
　　阿育哥2　　　　他对养牛可认真负责了，每天一定要将牛拉到水草丰盛的地方，喂得饱饱的。如果是旱季，坡地上没有青草，他就将牛拉到田埂上，让它吃长在田埂上的嫩草。他是放牛专业户，一年四季，不管刮风下雨，春节还是清明节，从不歇工。因此，他知道什么季节哪里有青草，可以养牛，也熟悉所有可以牧牛的地名。　　
因为他养的是耕牛，要及时把牛赶回来，他大哥要用耕牛下地耕田。如果没有人提醒他，他是牛不吃饱不归。误了做工，他大哥常常骂他，他不服气，顶嘴说：“土胜，你不吃饱能做工吗？”他大哥骂他急了，他会乘他大哥不注意，用手作一个打枪的动作，大喊：“嘣，土胜，打死你！”把他大哥吓了一跳。　　
他是人，需要交流，他最喜欢跟我父亲说话。上午放牛前或放牧归来后，他总要到我家来一趟，如果我父亲不在，他就到隔墙我姑母家找人聊天。我父亲在，不管你有没有空，都得跟他聊天。聊天，是他聊你听，你只能在听不明白时插嘴问一句，剩下的只是点头或口中答应着。他会告诉你，他认为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如，谁放牛时，偷“老郭伯”的西瓜。“老郭伯”是邻村人，他有一块地在我们村的东边，他经常种西瓜，我们村的放牛娃就去偷他的西瓜。还有，谁偷了人家地里的花生，谁放牛吃人家的禾苗，说的都是当天的新闻。说到高兴的时候，就拍着手掌哈哈大笑。　　在我记忆里，父亲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边修理犁耙等农具，边听他聊天。父亲听他说话，也觉得高兴，似是一种享受。在他就要结束谈话回家吃饭，准备放牛的时候，你就要提防了。　　他会在你的背上打一巴掌，然后才和小牛撒欢一样向大门口跑出去，边跑边喊：“‘善鸾爹’，打死了你没有？”有时他也喊道：“我不再跟你玩了。”但第二天他又来了，他已忘记了他昨天说过的话。“善鸾”是我大姐的名字，本地人不直接叫大人的名字，而冠以小孩的名，因此人们叫我父亲为“善鸾爹”，他也这样叫。　　
　　阿育哥3　　　　人们说他傻，其实他也有精明的地方。他那对大脚板，从不穿鞋，也不穿木屐。脚板上到处被刺刺伤，有些小刺，还留在皮下，发炎了。为了让人家帮他把脚上伤口里的脓挤出来，他声称谁也打不痛他的脚板，让别人打他的脚，把疮打破。　　
他不识字。解放初，政府动员他大哥，送他上学。他到学校去了一段时间。那时，学生集队，学习部队作风，叫口令：“立正！”，“稍息！”，“报数！”。喊“报数”时，第一名就喊“一”，第二名就喊“二”，……他是第十二名，他的前一名已喊了“十一”，他不喊“十二”，而是喊“八”。　　
老师叫重来，轮到他报数时，他还是叫“八”，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后来他就不上学了，他说：“我不用脑去记它！”不知道是他不用脑子去记，还是没有脑子记，反正是记不住了。　　
他是独身主义者，终身不娶。人家问他：“阿育哥，为什么你没娶媳妇？”他说：“没有合目标的。”按他的逻辑，不是他不娶，也不是没有人嫁他，而是没有符合他要求的人选，因此他才不娶。说明他还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阿育哥4　　　　饥饿的一九五九年，他大难不死，不过也活得很狼狈。因为他长得高大，饭量大，在饥饿的情况下，饭量更是大得惊人。他饿极了，只好啃吃生产队准备烧碎当磷肥的牛骨头。我看过他啃吃牛骨头，将牛骨头上那些可以咬下来的部分咬下来，嚼烂吞进肚子里。　　
那时化肥比较少，磷肥也没有。农民到外地去买牛骨头，买回来后用火烧焦，捣碎变成骨粉，作为磷肥，给农作物施放。焚烧牛骨头的时候，全村都会闻到一股焦味。那些牛骨头就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　　
因为饿肚子，他就天天到生产队的仓库里，挑那些可以咬下来的牛骨头，坐在那里，有滋有味的大嚼。我看，现在的大官们坐在空调房里吃山珍海味，也不一定有他当时那样高兴呢！不知道是不是这些牛骨头富有营养，还是什么原因，他还是躲过了一九五九年大饥饿那一劫，活了下来。　　
“阿育哥”他有一件事不太雅观，他也不喜欢别人提及。村里的林日雄，他的祖父在“七甲山”的地里种西瓜，这种西瓜是专门收西瓜种子出售的，长得很好。成熟后，谁都可以到那里摘西瓜吃，只要将西瓜籽留下就行。　　
那次，他把牛赶到“七甲山”去养，就到西瓜地里挑西瓜来吃。不知道是西瓜太甜了，还是他口渴得厉害，他摘了十几个大西瓜放在前面大吃起来。因为吃得太多，他怎么挣扎也站不起来。直至他拉了几泡尿，把裤子弄湿了，感觉轻松一点，才能站起来。　　
“阿育哥”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人们对他的事情已淡忘。他活着时，人们喜欢将自己显得呆头呆脑的孩子，骂为生得和“阿育哥”一样，当自己女孩不听话时，骂道：“再不听话，就把你嫁给阿育哥。”现在这些话是没有人说了。　　
他是无疾而终，享年六十岁。据说，他的死因，是由于他出自无意，推了他母亲一下，弄得他瞎了眼的母亲跌了一跤，受到良心的谴责。他自己觉得有悔，慢慢消瘦，悔恨而死。　　就凭这一点，我觉得他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人们遗忘了太可惜，因此在百忙中，匆匆记下一笔，让他永垂不朽。　　
　　阿鹏传奇2　　　　阿鹏就是其中一个。从外表看，他五官端正，身体魁梧，四肢匀称，孔武有力，按说是生产队里的一等劳动力。原来大家都说“矮仔窍门多”，想不到身高有一米八十公分以上的阿鹏也会诡计多端。　　一九五八年县内兴起大办水利的高潮，抽调农村强劳动力上水利工地。他上了一趟水利工地回来，说右膝患了风湿性关节炎，不能站直身子走路了。要走路的话，就得用右手按在右膝盖上，伏着身子拐着走，显得非常吃力。　　谁也不会想到他会作假，大家都可怜他。那时他还未到三十岁，一些老妇人看到他走路吃力的样子，都叹惜说：“阿鹏这小伙子年纪轻轻的，怎么得过了这一辈子。”　　因为腿脚不便，当然不能下地干活了。只好在家做家务，煮饭煮猪食，喂猪讨生活。那时猪多病，不容易养。阿鹏摸索得出，养母猪不容易发病。因为猪病多，死的也多，猪苗也容易卖。　　有些农户猪苗死得多了，也曾发誓这辈子不喂猪了。但看到家里剩饭剩米糠的，拿去卖，又值不了几个钱，丢掉又可惜。过不了几天，只好又买回猪苗来了。其实，很多农户喂猪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通过养猪，让它把剩饭剩菜吃掉罢了。由于这个原因，猪苗一直都是比较热销。　　
那时并没有提什么市场信息，但阿鹏却懂得当时的养母猪的行情。他就呆在家里养母猪，养了三只母猪，两只下仔的母猪和一头准母猪。那时农户喂猪，主要饲料是番薯藤、野草、米糠、鲜番薯或番薯干，一般是喂熟料，有时还要加点粗盐。　　
　　阿鹏传奇3　　　　他喂的料很少煮，只是小猪开始学吃东西的时候，才给小猪供应精细一点的熟料。他喂母猪的饲料，尽是清一色的切碎了的生饲料，拌上米糠喂。母猪嘴巴长，吃东西时喜欢在喂猪盆里拱来拱去，把饲料拱得到处都是。　　他老婆觉得不耐烦，要用棍子赶着打母猪。他想了个办法，在喂猪盆上加一个盖，盖上有一个洞，母猪吃料时，刚好能把长嘴巴伸进去，这样它就不能乱哄了。　　有时他要到市场上买点小鱼虾或虾皮，作为喂猪的补充饲料，晒干后捣烂，抓一把撒在饲料中，猪就喜欢吃。　　每到规定的乘圩期（农贸市场上市的时间，每五天一次），阿鹏左手拿着一个空的肥料袋，右手按在右膝盖上，一高一低地往圩上走去。　　那时交通不便，家庭条件好的骑单车，否則就赶着牛车上市，多数人是走路去，有些妇女要将一百多斤重的东西，挑到市场上卖。人家看到他走得很吃力，有单车或牛车的人，都顺路送他。　　其实，他的拐脚病是装出来的。看到路上没有熟人时，他就拉直身子，迅速往前赶。发现有熟人时，又回复到原来的状况。后来，村里不少人看到他出到村外后，看到四周没有熟悉的人，就健步如飞，在农贸市场上行走如常。　　阿鹏是健康人装扮成右脚患风湿病不能走路，已是不公开的秘密。村里对他有意见的人，向大队书记打他的小报告，说他是二流子，好人装病，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家搞“自发”（个人发财自富），开地下商店，应该抓来批判斗争。　　
大队书记带着治保主任、民兵营长上门调查，发现他确实有卖一些红烟丝、糖果等小商品。把他拉到大队部，治保主任和民兵营长有意拉他快走，他说自己走不了，拼命叫痛。大队书记警告他，不准再卖小商品，否则就把他抓来戴高帽游街。　　
事后有人问大队书记，为什么不治他装病的罪？书记说：“他都拼命叫痛，又没有证据证明他装假。唉，一个人肯像他那样装死，只好让他了。”俗话说“皇帝也怕烂仔”，那时的共产党对这类事是最认真的，但也拿他没办法。　　在人民公社化的二十多年间，他先后生了五个小孩，三个女孩和两个男孩，一家七口人，每年两次分生产队的口粮。但他从不下地干活，没有工分登记本，也从未到过打谷场，老婆经常拾草喂猪，干集体活也少。　　
　　阿鹏传奇4　　　　社员们对他意见很大，但也拿他没办法。队长为了平息社员的愤怒情绪，要他交钱买粮。一角钱一斤稻谷，他交得起。他每年卖两次猪苗，有钱收入，小生意也有收入。过年过节，有钱到农贸市场上买鸡鸭回来吃，生活过得好，养得白白胖胖的。　　改革开放后，要包产到户，村干部问他：“你腿脚不便，要不要包土地？”他说：“怎么不包，我不能干，还有孩子呢！我的脚也会好的嘛！”　　后来，他去了一趟省城，说是省城有一位教授会治风湿病，去了几天回来，腿就真的好了，可以直起身子走路了。他到处对人说：“人家教授真利害，摸一下，几十年的风湿关节炎就好了。”　　改革开放后，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老婆到处替人看病算命，他则酿酒喂猪做生意，家庭收入多生活过得潇洒。有个不好的地方是，他两个男孩都学他的样子，说假话做假事，不学好。　　他对他们说：“爸爸那时是迫不得已才装假病，你们何必要学我呢！”不管他怎么说，两个儿子也不听，生着法子骗他的钱去乱花，书早已读不不去了，退学了。　　最近村长告诉他，派出所怀疑他两个儿子有吸毒行为，希望他加强教育，否则相当危险。如果真的那样，他赚钱再多，也要变成徒劳了。　　
　　阉鸡姆1　　　　
阉鸡在农村是一种就业的好门路，一般阉鸡的人都是男人，而且是青年或中年的男人。你见过女人阉鸡，而且见过老妇人阉鸡吗？我们这里就一个，人们都叫她阿明母。星期六、星期天或圩日，你到镇的农贸市场门口东边的那株榕树下，就可以看到她。　　周围也有两三个男人在阉鸡，但在等她阉鸡的人却排着队，耐心地等着她。因为她阉的鸡口子小，阉得干净，据别人替她统计，她已实现阉五万只鸡无一死亡的记录。更重要的，经她阉的鸡就恢复得快，催肥快，肉质好。　　说起她学阉鸡的经历，却是充满着曲折，也闹了不少笑话。原来，我们这个地方阉鸡，是从屁股那地方开个口子，从右手食指伸进去把鸡睾丸挖出来。这种阉法，因为看不见，摸不到，要凭经验掌握火候，否則风险很大。　　他家好不容易养了两只小公鸡，已整天追着母鸡求欢。她老公请了村里有名的阉鸡师傅来家，热情递烟送水，请他帮忙阉鸡。她就在旁边抓鸡，帮拉着翅膀，等师傅用镰刀从屁股割。弄了半天，抓出一些碎了的鸡睾丸，然后将创口缝了起来。在伤口上涂上一些“苦油”拌锅底的黑烟灰就完事。　　
过了两天，两只小公鸡死了一只，另一只后来的鸡冠长得和没阉过的公鸡一样，整天把那两只下蛋的母鸡追得满地跑。她对丈夫说：“阿明他爹，看来鸡容易阉。”她夫妻一向喜欢开玩笑，丈夫说：“等下一批我们的小公鸡啼明后，你就抓来阉，免得到处请人。”　　这一次，他们运气不错，有三只小公鸡先后啼明，她昨天晚上就把这三只小公鸡关在笼子里，和那位阉鸡师傅一样，做好一切准备。从笼里抓出一只小鸡，把屁股上的毛拔光，用破瓷碗的碎片割。她说：“这样才不容易得破伤风病。”　　割开以后，她学那师傅的样子，把鸡肠子往一边拨，伸进右手食指，要把鸡睾丸挖出来。看来进展顺利，很快就把一个圆圆的东西勾了出来。她一看“鸡春”是红色的，不是白色的，忙叫老公：“阿明爹，这只鸡的鸡春怎么会是红色的呢？”　　老公正在厨房煮饭，听说后知道坏事了，忙说：“你爹的头，那是鸡的心头，你把心头挖出来，鸡还能活吗？”出来一看，鸡在她手中跳了几下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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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阉鸡姆2　　　　阿明母阉鸡成了村里流传最广的笑话，如果有那位女人说要学什么，旁边的人就会脱口而出：“不要像阿明母学阉鸡那样呀！”　　吃一堑，长一智。阿明母是个好强的人，她听说东祥村有一位姓张的阉鸡师傅，他是用弓子阉鸡的，从翅膀下的肋骨处开口子，用弓把创口扩张，可以看到鸡睾丸。用一条细铜线伸进去，把与鸡睾丸沾连的摸划开，然后将一个小勺子把鸡睾丸掏出来就可。　　这种阉鸡的方法，开创口小，流血不多，不须缝口子，将拔出来的鸡毛压住伤口就行了，干净利索。　　俗话说：“听说不如眼看过，看过不如手干过，干过不如人经多。”阿明母到东祥村登门求师，张师傅是位近六十岁的老人，人比较乐观，喜欢开玩笑。　　阿明母说了她的名和来意后，他说：“欢迎！欢迎！久闻大名，阉鸡高手，还要学艺。”阿明母脸红了一下，说：“张师傅又笑话人家，人家是想真心学艺嘛！”　　张师傅又说：“学艺是有代价，你打算付出什么代价？”她说：“我本身不是我的，是阿明爹的。除我本身以外，你提要什么，我都给。”　　玩笑归玩笑，张师傅十分佩服她的勇气。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一位年轻妇女敢学阉鸡，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因此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手把手地教她，把自己几十年阉鸡过程的心得体会都一并传给她。　　张师傅从事阉鸡已四十多年，作为老人总有点迷信。他认为阉鸡是使公鸡“断根断种”的事，不能干得太久，怕老天降灾难，准备六十岁洗手不干。他的独生儿子读大学毕业后，已在外地工作，媳妇在那边也有工干，无人接他的业。　　他悉心将全部手艺传给了她，并带她到周围几个村子替人阉鸡，用现在的话来说，实际上是替她作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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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阉鸡姆3　　　　本来她阉鸡的笑话已到处流传，张师傅带着她到各村，由她动手阉鸡。张师傅是这一带阉鸡高手，无形中提高了她的知名度，她很快就成了阉鸡名手。张师傅满六十岁后，不再干了，将工具也传给了她。　　
她在附近村子已成为有名的阉鸡高手，生意兴隆。由于女人心细，一年内已创造了万只阉鸡无一伤害纪录。但她并不满足，她觉得师傅传给她从两边翅膀开割的方法，一是费事，二是阉鸡两边受伤，愈合时间长，催肥不容易。她去跟师傅商量，能不能从一边开割，把两边的鸡睾丸都取出来。　　
她师傅听了很高兴，说：“我当时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年纪大了，后来也不管了。”她拿来自己家的一只小公鸡，当场切开和师傅一起分析，终于解开了这个难题，创造了单边开割阉鸡的方法。阉鸡速度大大加快，对鸡的伤害小，催肥时间短，深受大家的欢迎。　　
如果你有小公鸡要阉的话，你可以去找她。从村门口进去，往左拐就可以找到她的家。她好认，人比较高，皮肤黑，脸上有一些疤痕比较大的麻子，准是她。　　
　　黄老师1　　　　认识他的人都叫他黄老师，他确是当了十多年老师，后来才转行去了粮食部门。他的官名叫“黄宗霖”，乳名叫“秋发”，他是我小学的启蒙老师。我在《童年和少年》的回忆录，对他有较长的回忆：　　在当时的老师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黄宗霖老师。他是本村人，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解放后，从部队到海南行政公署公安干部学校学习，并留下当过一期教员。对他的这段历史，他感到很荣耀，常常跟我们和旁人说起，弄得大家有时也以此跟他开玩笑。土改时他家庭成分被评为富农，后来转业到我们小学当音乐教师。他教唱歌时，总要先咳嗽一下，来一趟1234567i，i7654321，然后才开始教唱歌。　　他指挥唱歌的姿势，是用两只手往下斜拉，我们的同学都觉得他教歌怪，打拍子也怪，平时都学他的样子和动作。有一次，我们一帮半大的小孩晚上在村道上玩，我让他们排成一队，由我教他们唱歌，我当指挥，动作是按黄老师的，先咳嗽一下，来一次1234567i，然后领唱，刚好这时他来了，被他重重地敲了一下脑袋，并说：“你敢学老师，学老师！”　　那时候，小学里每天早上都举行升国旗仪式，下午降下国旗。升降国旗是很严肃的事情，大家要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有一次，一位姓黄的同学在降国旗时走动，被他发现了，降下国旗后，他马上走上去，从头发抓这位同学，并打了几巴掌，头发也掉了不少。这位同学哭着回去告诉母亲，母亲带着他来找黄老师，说；“宗霖啊，你为什么打他，他还是个小孩子。”黄老师气势汹汹地说：“妇道人家不懂事，我打他是爱他，他是姓黄的兄弟，我才教他，否则他要犯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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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2　　　　有一次，村里有人杀牛，那时牛肉很便宜，十多二十元就可以买到一头牛，他买了很多牛肉，在学校煮来吃，不知道是吃得太多还是什么，肚子痛了，他就叫我给他按肚子。因为我家靠近学校，经常到学校玩，这样的效劳是不能少的。当时，全村人，包括其他教师，只有他一个人带手表，再就是学校有一个大时钟，也走得不那么准。有一次他洗澡，把手表脱下放在桌子上，有一位同学叫邢孔虎的，觉得好奇，站在那里看，并用手指指着正在走动的秒针说：“看，看，这支针会动。”这时正好他出来看到了，被他重重地敲脑袋，可能敲得太重了，这位同学哭着回家告诉母亲。他母亲带着他来学校找黄老师，黄老师不但不赔礼，反而骂这位同学和他的母亲，说：“你儿子把我的手表拿起来，扭来扭去，你不说他还要护着他。把手表扭坏了，你家的牛也赔不起。”孔虎的母亲听说，反而把孔虎骂了一顿。当时一只上海手表要60元，而一头牛只值20多元，一头牛确实赔不起一只手表。　　我早就答应替他写篇传记，宣传他复杂、曲折的人生，歌颂他伟大的为人。几次动笔后又停下来，我觉得他这个题材太好了，担心文章写得不好浪费了。原来我为他写过一首诗， 这首诗虽然平仄不太符，但内容涵盖了他的一生，他表示满意。　　
　　　　黄老师3　　　　　　黄老师今年七十六岁了，前段身体出了点毛病，终因他命大福大，遇难呈祥。他一生有三大“憾事”：一是他家庭成份被评为富农，迫使他脱下军装，由革命军官变为教师；二是一九六一年由于出身不好，路过散发反动标语现场，疑为散发者被抓。平反后不想当老师，转去粮食部门，当粮所农村干事。后来粮食部门死火，退休时工资仅有几百元；三是他于1949年8月参军，符合离休条件。在换发转业证书时只写1949年参军，月份不明确，没有办成离休，只办了退休。经过十多年的反复上访，反映问题，至今未得到很好解决。　　
黄老师早在读小学时，就接触中国共产党，为“海塘乡”（当时我们村属海塘乡，英海和丰塘村的合称）的地下党送信件。那时是一九四六年，正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仅有十七岁，但他人小志气大，心怀革命，勇敢地投身解放战争。有一次在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海塘乡”乡长邢福标扣留关押。他家当时广有田园，是个殷实人家。他家当时有三兄弟（后来还有老四），他是老大。父亲托人讲情，花了三百光洋将他保释出来，让他继续读书。　　
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和父亲的反对，继续靠拢组织，积极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当他正在读初三年级时，他的急进面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为了保护革命青年，由当时“海塘乡”地下党组织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七日晚，通过地下秘密联络站，将他送到设在乐东县万阳镇（今属五指山市）的琼崖纵队部，后被安排到南进支队当战士。从那天起，他就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黄老师
　　生龙兄：久不读大作，今日拜读，倍感亲切，浓浓的乡情，平铺直述，语言也比以前的简洁多了，可喜可贺！建议编修成集，书名可为《故乡人物谱》，不知可无。
　　已经以&卧龙传奇&为名出版了，谢谢！
　　黄老师4　　从他入伍的那天到一九五零年五月一日海南岛全境解放，以及解放后的清匪反霸斗争，黄宗霖以一介书生，随着海南解放的脚步，奋战在海南的热带丛林中。他原来不懂开枪，到部队班长教他开枪后，马上投入战斗。他先后参加过解放铁炉港、牙龙湾、手板、榆林港的战斗，为海南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榆林港的战斗打得最惨烈了，国民党守军为了给他们从海上撤退争得时间，疯狂垂死挣扎，重型机关枪把守主要路口，子弹铺天盖地向我冲锋部队扫射。当时我军没有重型武器，完全是靠人的勇敢和拼命精神，特别是“驳壳枪班”的战士，他们凭着熟练的巧妙动作和高度命中率，奋不顾身的往前冲。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去，黄宗霖义愤填膺，提起“九五”步枪，跨出用米袋搭起的掩体，向前冲去。班长一把将他拉下来，他刚伏下，一梭子弹从他头顶射过，差点为国捐躯。解放榆林港的战斗，他们班战斗勇敢，荣立集体三等功。
　　黄老师5　　海南全境解放后，国民党残兵败将退入山林，为非作歹，妄图卷土重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立即投入清匪反霸的战斗。黄宗霖随部队先后参加过南斗、黑土、过岭乡等七次剿匪的战斗，为巩固人民政权立下了功劳。由于他作战勇敢，加上他是初中生，在革命队伍中算是文化人，他很快就被提拔为正排长，部队连级文化教员。为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一边行军作战，一边自编教材，利用休息时间教战士们认字写字。几十年后，那些战士被提拔为部队或地方长官后，碰到他都给他行一个军礼，热情地叫他“黄老师”，这是他为什么一生喜欢人家称他为“黄老师”的原因之一。　　一九五三年为了加强公安部队建设，从部队抽调一批素质比较高的军官到公安学校学习。黄宗霖作为出色的军官被抽调，先后到海南行政公署公安干部学校、广东军干学校深造，成为海南首批训练有素的公安干部。有一年，有个年轻的公安战士对他不礼貌，他说：“我是老公安了，按辈份，你是‘公安孙’，应称我一句‘公安祖’。人民公安爱人民，对人讲礼貌！可不要忘记了。”说得那位年轻的公安战士马上赔礼道歉。
　　黄老师6　　黄宗霖正在青云得志时，家庭被评为富农使他的进步受到严重影响，思想受到严重打击。　　他的家乡原是崖州佛老里榕树堂村，约于一九三Ｏ年因盗匪骚扰，村子解散，大部分村民迁入新坡村。　　他是家中的长子，出生不久，他母亲逝世。父亲续弦后，继母对他疼爱有加。他本来长得高大威武，是个标准的军官身材，五岁那年患了天花，由于他抵抗力强，免了一死，但在他脸上留下十几个大麻子。村里比他大一辈的人或同辈人都叫他“花脸黄”，对他不好的人说他“十个花脸九个恶，不恶也不会花脸。”一九五三年黄宗霖转业当教师。他先是回村里小学当教师，当了我的启蒙老师。后来又去元村小学、黄流镇高级小学、佛罗中心小学、三平公社中学当教师。虽然当教师比不上当军官，但他在村里是够威风的了。他当时穿着退伍军官服，头发打蜡梳得贼亮，连满脸的麻子也放光。脚上穿着军皮鞋，擦得光亮，踏在红砖块铺成的地板上，“呱呱”的响。他的同姓堂嫂“大利母”说：“宗霖，这双军皮鞋踏得真响。”他高兴地说：“昨天掉了几支鞋钉，否则更响。”他在村里创下了几个“第一”：全村第一个领国家工资的人，第一个当官，第一个戴手表，第一个骑单车，第一个去过广州，……如果不是又出事故造成他转行，一直当教师至退休，他每月的退休金也有一千多元，由于转到粮食部门，退休金开始才一百多元。这是他一直愤愤不平的原因之一。　　俗话说：“运气不好时，躺在鱼梁上也被‘蜈蜞’咬。”鱼梁是瓦房中厅的中梁，“蜈蜞”是蚂蟥的俗名。一九六一年，黄宗霖在三平公社中学任教。暑假他从三平公社中学返家，回到黄流公社中心小学，他进厕所去小便。黄宗霖因为路过现场，加上出身不好，满脸麻子又好认，马上被公安部门抓起来，押上一部装石灰到县城的汽车，送进公安局看守所。那时法制不太健全，他挨了打。关押四十六天后，写“反动标语”的人重新作案被抓，他才被放了出来。写“反动标语”的人是黄流公社佛老村人陈关尧写的，陈关尧被抓以后，才为他洗刷了罪名。　　把他放出来时，只是说误抓，一句好话也不说。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过多次告状，公安部门才宣布给他平反，并补发在扣押期间的一个多月工资。拿到乐东县公安局的平反通知书那天，他从佛罗公社走回村里，一路出示乐东县公安局的平反通知书，让人观看，并大声说：“我是被抓错，平反了！”当晚，县电影放映队到村里放电影，他要大队书记利用电影队的广播，宣读了乐东县公安局对他的平反通知书，并鸣放鞭炮。不少人描述他当时的动作和情景，当作开玩笑。其实，他当时的那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受了冤屈得到平反，谁都高兴，旁人也应为他高兴。
　　黄老师7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他就要求调到粮食部门，在乐东县九所公社粮所当农村干事。他长得高大威武，对不正之风疾恶如仇，刚到粮所，对一些开后门的歪风看不怪，大声叱责。事后，有位同事说：“黄宗霖刚来时，开口就骂，他人又高大，不知他的官职大小，大家都很害怕。后来知道这个麻子只是个干事，才不怕了。”当时，当教师是最受气的，无权无势，最没面子的。不少人宁愿去当供销社售货员，食品站的“杀猪爹”，粮所的售米面者，也不愿意当教师。黄老师不当教师，到粮所工作就是受了当时风气的影响。　　黄宗霖到粮食管理所工作后，生活条件有了好转。他恋爱多年，还是婚姻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直至不惑之年的一九六九年才结婚，娶了“抱本母”（妻子是黄流公社抱本村人）后，将他带到粮所做临时工。粮所里有米糠供应，仓库里有“地脚米”可以扫来煮饭或喂猪，每年有几头猪出售，生活上过得去。那时，大家都很穷，黄老师自己过得好，不忘乡亲们。当时，九所镇是交通要道，来往的人比较多。去县城乐东的，去三亚市的，上长茅水利工地的，不少乡亲路过九所公社，都去扰他一餐饭吃。有时多达三、四十人，他同样接待，虽然没有什么好菜，但干饭管够。村里人都一致赞扬他肯帮乡亲。　　后来，他调回佛罗公社粮所，同样肯帮助乡亲，受到称赞。后来，他们夫妻、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均在粮食部门就业。随着粮食市场的放开，粮食部门失去了当年的光彩，妻子、女儿、女婿下岗，他办了退休以后，生活遇到危机。他每月一百多元的退休金（当时尚未由保障局发）由粮所发，时有时无，有时连吃喜酒的“红包”钱也没有。　　本来，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一九四九年八月正式入伍），符合离休条件。阴差阳错，在换发转业证书时，有关部门将入伍时间只填上一九四九年，未填月份，无法办离休。从那以后的十多年间，他经过三十多位老战友证明，上诉近百次，花了不少钱，均无法办到离休证。他和我师生关系非常好，我亲自为他修改上诉信都不下十次，后来我劝他不要上访了，看来没有什么希望了。　　黄老师是一个聪明人，因为生活所迫，他只好学为村民盖房贺大梁，为死人念悼词，得到微薄的收入，补充家庭开支。他声音洪亮，贺词自成风格，乐东县、三亚市、东方市、五指山市等五、六个县市认识他的人，都请他去贺礼。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退休以后，见义勇为，先后亲手抓了二十多个小偷和抢劫者，被评为海南省“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立二等功。先进事迹先后七次刊登在《海南日报》、《海南法制报》、《海南公安报》上。　　人无完人。黄老师有个自吹的毛病，人们不理解他，嘲笑或瞧不起他。作为一个老革命同志，受到枉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平则鸣，经常说些自己的经历或优点，我认为是正常的。他的心肠好，爱惜读书人。他听说我大儿子杨武学习成绩不错，经常鼓励他，送红包给他。他为人正直、正派，从不作对他人不利的事。　　在他父亲和继母还活着时，他对我说：“生龙，我家五十年内没有死人，全家四代同堂，应是新坡村第一家。”我同意他的看法，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他家口大，有四兄弟，四代同堂，五十年内一家没有死过人，的确不容易。我也知道，没有多少人同意我的看法，他无权无势无钱，他又没有当大官、大款的儿子或侄子，那能自己妄称“第一家”。当今之世界，“有钱人说话悦耳，无钱人说话吵人耳。”这是黄老师说话无人听的原因之一，如果他有万贯家财，或者儿子当大官，有钱有势，那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当官会过期，有钱会花光，只有那忠诚和正直才是传家之宝。黄老师最近得了一个男孙子，他大喜过望。又加上党和人民政府关心老革命同志，查清他是军管连级干部，给他增加了退休金。他心情舒畅，注意身体健康，争取长寿。
　　香蕉媳妇1　　碧海村是这里远近有名的香蕉村。说是香蕉村，既没有香蕉园，也没有人种香蕉。你走进村子，清一色的都是两层的別墅式的楼房，他们称这些楼为“香蕉”楼。如果你晚上走进村里，你会发现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停放着一部汽车，都是清一色的三轮汽车。　　村民们称它为“三脚车”，车厢两边挂着香蕉叶，防止太阳晒到车上的香蕉，那是他们收购香蕉的专车。白天丈夫开车，妻子坐在丈夫的身边，到处跑，去收购香蕉。妻子用围巾包着脸，只露出眼睛，防止太阳光晒黑了皮肤，既浪漫又赚钱。　　这个村子原是个穷村庄，村里土地被盐场征用，人均土地面积不足一分地，长期靠盐场征地粮（由盐场赔给的征用土地粮）过日子。后来盐场征地粮过期后，经常与盐场打官司，无法满足要求，又哄抢盐场的盐，保护盐的保安员鸣枪警告，一些反而要抢他们的枪，造成枪走火，伤了人。盐场给上头的报告中，称他们村为“偷盐村”。　　村里另一条生产门路，就是靠炸石头出售赚钱。村后的那座小山，海拔两百多公尺，主要是邻近大海，海军在上面建了雷达站。两个球形天线，像两朵大磨菇。因为是军事区，驻军与村领导交涉，不准再开山炸石头，所有的大小石场只好收摊。　　村民的房子破破烂烂，多数是用瓦片临时叠上去的“叠瓦房”，村里仅有一位外出退休干部，盖了一幢单层的钢筋水泥结构的房子，大家羡慕得不得了。村民想富，但想不出门路，不知道致富的路在何方？
　　香蕉媳妇2　　碧海村的发展正应了那句老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村里的高中毕业生刘生辉，他到辉煌村去跟班学习种香蕉，与那里一位女青年谈恋爱。　　据说这位姑娘的芳名叫钟百红，今年二十二岁，还是一名女党员，是村里致富的带头人之一。大家对这位未过门的新娘子，传说得可美了，见过她的人说，她长得和歌星宋祖英差不多，笑得也是那样甜。但踏实肯干，愿为群众办事。　　大家传说，辉煌村的村民很有钱，钟百红的家是村里的首富。大家猜想，她的嫁妆一定很多，高档，买来的家具，一定够他们用一辈子了。大家都等着他们结婚那天，参观她的嫁妆，一饱眼福。　　谁料迎新娘那天，既没有鸣锣鼓，也没有沿路鸣鞭炮。围在家里等着看嫁妆的大人小孩，只看到刘生辉开着一部半成新的“三脚车”，新娘子坐在他的身边，开进家里来。车上放着一只大木箱和几袋水果、饼干、糖果、矿泉水等。大家看后大失所望，议论纷纷。　　将车停稳后，刘生辉叫过几位伙伴，将木箱抬进新房里，那是新娘的换洗衣服、梳妆用品等。又叫过几位姑娘，将水果等拿下来，摆在桌上，让大家坐下来喝水吃糖果。新郎还拿出高档香烟招待大家。　　刘生辉告诉乡亲，这部“三脚车”，就是新娘的嫁妆，是岳父花五千元买来，送给他们当作结婚礼物的。他还说：“新娘子认为，咱们村跟他们村不同，土地少，资金缺，种香蕉有困难。建议咱们收购香蕉，投资少，风险不大。她要我在村里带个头，为村民闯出一条致富的路子。这不，她跟老爸说，不要其他嫁妆，就要这一部旧车。”　　因为村民没有收购过香蕉，当时听刘生辉说得新鲜，但心中没有谱。婚后第二天，刘生辉夫妇就开车出去收购香蕉，当晚回来，亲戚朋友来家里喝水聊天。　　有人问他：“今天赚了多少钱？”他告诉大家，今天算中等收入，除掉买柴油的钱、两人的早餐和中餐费，以及买两包香烟（包括与客户联系分烟给人家）的钱，纯收入九十多元。大家听后，啧啧称赞：“了不得，一个人去给香蕉园老板除草，干了一整天才得了十八元，还得自己带饭去吃。”
　　香蕉媳妇3　　在新娘子的建议下，选两个亲戚跟他们一起跟车收购香蕉，钟百红说这是“跟班学习”。吃饭钱、抽烟钱由他们负责，三天轮换一次。他们带这些亲戚熟悉香蕉产地，了解如何估价，收到香蕉后，又送到那里去交给收购站收购等等。　　“跟班学习”了几天，大家都觉得钱容易捞，就是无法筹到买车的钱和到现场收购香蕉的钱，有人也觉得学开汽车有困难。村里有几个家里稍有积蓄的小青年跃跃欲试，来和刘生辉夫妻商量买车和学车的事。　　还是新娘子干脆，她说：“就由生辉哥晚上负责教你们开车，我回家乡帮你们联系二手车，便宜一点，咱们是艰苦创业，逐步发展。”　　八位家庭有条件买车的小青年，每天晚上集中在村委会广场，由刘生辉教他们学开车。村长石大伯听了刘生辉的汇报，大力支持，安排人在广场上安装了电灯，方便大家练车。　　钟百红看到丈夫白天开车，晚上教开车，怕他吃不消，特别叫她会开车的弟弟钟百友来村里，协助姐夫办免费汽车培训班。　　钟百红回家乡与有关车主联系，有些车主已改行，打算把自己用了二、三年的车便宜卖掉；有些车主赚了钱后，想买一辆发动机“马力大”一点的车，也打算将自己原用的三轮汽车便宜卖掉。跑了几天，她终于帮几位小青年买回了便宜的二手三轮农用汽车。　　新娘子钟百红嫁到碧海村半年后，村里开车收购香蕉的车就达到九部。石村长看到钟百红是个好苗子，听说她还是个中共党员。亲自找她谈话，表扬她说：“百红呀！你干得好，看到你和刘生辉，就看到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我当了二十多年村干部，对如何带领大家致富，就是找不到路子。你来了几个月，就给大家带来了希望。”　　最后，他要求她将党组织关系及早转来，有想交班的意思。石大伯是个老党员，只懂得党叫干啥就干啥，不贪不占，埋头苦干，在村里享有很高的声誉。　　农民是最讲现实的，看着那帮青年仔白天开车出去收购香蕉，晚上回来在家数钱，成百元、成百元往家里拿，大家都动心了。纷纷上门要求参加刘生辉的汽车培训班，对于来者，他们一概不拒。　　他们还动员已学会开车，并领到驾驶证的青年，轮流培训新司机。很快就有近百人参加了培训。石村长高兴地向镇委书记汇报说：“我们村办起了业余汽车司机培训学校。”不管是否有钱买车的青壮年村民，大家先学开车再说，积极性十分高。　　人们的兴趣提起来以后，大家平时议论的是买车，心里想的是买车。为了买车，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勒紧裤带省吃俭用的，有投亲靠友借钱的，有托人讲情跟银行贷款的。有能力的买新车，没能力的买旧车。年底又有三十多部“三脚车”，投入收购香蕉的行列。
　　第二年碰上村政府换届选举，年届六十岁的老村长宣布辞去村长职务，提议选举能带领村民致富的钟百红当村长。换届选举工作按选举法进行，经过推选村长候选人，百分之八十的选民，推选钟百红当村长候选人，也有部分群众推选老村长当村长候选人。　　按选举法，以这两人当村长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在投票时，老村长一再动员大家投钟百红的票。结果钟百红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得票当选村长，二十三岁当选村长，成为全镇最年轻的村长。　　当了村长后，他们小两口商定，实行晚育，放开手脚大干。她继续发动和扶持村民发展走村串乡收购香蕉的产业，并逐步走上正规化、信息化。　　她和村干部商量，在村委会的大榕树下，树起一块大黑板，由她提供各地香蕉零星收购价格和各地大的收购点的收购价格，供村民参考。每天一早，几十辆汽车出发时，均到大榕树下观看当天收购价格信息，甚为壮观。　　小李和妻子在出车途中，路经一个小村子时，前面突然闯出一个四岁多的小孩子，因来不及刹车，将小孩子碰伤了。经抢救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小李为了支付医疗费，几乎倾家荡产。　　钟百红自己拿出一千元资助小李，又发动大家你捐一点，我捐一点，还是保住小李那部车没有卖掉，继续投入收购香蕉。她又借这个机会，发动大家向保险公司作汽车业保险，包括车身保险、司机保险和第三者保险，建立正常的汽车检修保养制度，保证了行车的安全。　　经过几年的发展，碧海村成了附近有名的香蕉收购专业村。富起来的村民，想盖房子。钟百红召开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共商民房建设大计。　　经大家讨论决定，将村外一片坡地规划成新村，凡是建新房的，可以到村委会报建。报建者可以在那里免费领一块屋基地，按规划的方向、位置盖房，到新屋基地盖房后，原来的屋基地归村集体所有。经过几年的建设，使碧海村逐步城市化。　　开始，部分村民思想抵触情绪很大，说这里风水不行，这个屋向不好，都想在他原来的屋基地上盖房子。钟百红夫妇带头到新屋基地挑了一块被大家认为风水最不好的屋基地，盖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把自己原来的屋拆光，将屋基地交给村委会。　　在她的带头下，村干部纷纷仿效，老村长石大伯是第二个在新屋基地盖房子的人。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碧海村成了街巷整齐划一的新农村。　　现在，钟百红村长号召大家在以一业为主的基础上，发展其他产业。他家现在不再收购香蕉，钟百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