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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id="authorposton14-5-28 18:02
觉晓w 发表于
谢谢子一勤奋博学
我也就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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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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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不要在人格上轻易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
————————————————————
& && & 人一辈子首先要解决人和物的关系，再解决人和人的关系，最后解决人和自己内心的关系。
就像一只出色的斗鸡，要想修炼成功，需要漫长的过程：第一阶段，没有什么底气还气势汹汹，像无赖般叫嚣街头的小混混；第二阶段，紧张好胜，俨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人；第三阶段，虽然好胜的迹象看上去已经全泯，但是眼睛里精气犹存，说明气势未消，容易冲动；到最后，呆头呆脑，不动声色，身怀绝迹，秘不示人。这样的鸡踏入战场，才能真正所向披靡。
————————————————————
& && &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应在哪个地方搁下那个心。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可是聪明的人，老是搁不在当下，老往远处跑，烦躁而不宁。所以没有志气的固不用说，就是自以为有志气的，往往不是志气而是欲望。
————————————————————
& && &人一辈子就像斗鸡那样需要漫长的修炼：第一阶段，没有什么底气还气势汹汹，像街头小混混；第二阶段，紧张、好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第三阶段，虽然好胜的迹象看上去已经全泯，但是眼睛里精光还盛，说明气势未消，容易冲动；到最后，呆头呆脑、不动声色，身怀绝技，秘不示人
————————————————————
& && &粗浅的事情，如果能够集中整个精力来作，也都能做到精微高深的境界。
————————————————————
& && &力量要用出来才能痛快。人类生命的自然要求就是如此。
————————————————————
& && &只有志业，没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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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70×42cm
水墨纸本 立轴
识文：安得胸如海样宽，了无人事着悲欢。
款识：焕章弟属，梁漱溟。
钤印：梁漱溟（朱）。
说明：梁漱溟堂弟梁焕章收藏。
作者简介：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於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等。著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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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梁漱溟
梁漱溟曾说自己愿意“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志向是“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在反传统浪潮中挺身而出，坚持独立思考，在时代变迁中孑然前行。
1916年，刚刚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东方杂志》上读到一篇《究元决疑论》，行文洋洋洒洒，在第五、六、七期杂志上分三次连载，文章批评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唯独推崇佛法。
此文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蔡元培亦觉得立意有失偏颇，但其独到见解又有许多可取之处。他决定邀请此文作者来到北大任教。
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梁漱溟。他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分析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寻找到自己的答案。有人将《究元决疑论》一文看做梁漱溟的里程碑，此文亦决定了他之后的人生轨迹。
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课程的梁漱溟，事实上只读到中学。他自称“愚钝不堪，6岁时还不会自己穿裤子”，先后上了4所小学。但启蒙之后，自我求知之路很快开启。14岁时他就对人生苦乐产生了疑问：为何作为少爷的他终日闷闷不乐，而家里的女佣却看起来快乐无比？
他试图从佛学中寻找答案，拼命看书，渐渐通晓佛理，生起慈悲心。他看到拉人力车的老伯因为被人催促摔了跟头流了血，自己的眼里“掉出泪来了”，自此不坐人力车。
但在梁漱溟看来，信佛、礼佛不一定要去庙里烧香磕头，自我修养上的功夫更重要。他曾经这样定义自己的轮回观：“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
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课一年之后，梁漱溟开始讲孔子。他讲授的“孔子思想史”课程颇受欢迎，每堂课都有200多人来听课，学校不得不用上了大讲堂。
开始研究孔子的原因同样是出于苦乐的思考，偶翻《论语》的梁漱溟发现，其开篇便是“说”（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后全书不见一个“苦”字。他以为，儒家思想中与“乐”相对的不是“苦”而是“忧”，孔子认为“仁者忘忧”，自言“乐而忘忧”。
梁漱溟就这样在悉达多的指引下与孔子结缘。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向“德先生”和“赛先生”学习，甚至开始流行“唯科学主义”，认为必须以科学实证原则代替一切信仰，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在这样的风潮中，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提醒人们注意过分西化倾向。
他将人类文化划分为中国、西洋和印度三种类型，各有所长所短，不能单纯崇拜。他反对“打倒孔家店”，认为应当将中国的孔孟之道与印度佛教文化以及西方科学思维相结合。在当时大多数人眼里完全对立、只能选其一的文化信仰，在他看来却是和谐统一的。
胡适因这篇文章将梁漱溟划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阵营中，认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梁漱溟回应说：“这令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们所做得都对，都是好极的，你们在前努力，我来吆喝助声鼓励你们！”
作为现代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有着“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也有人提出他和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两位思想家。鲁迅是传统文化的批判者，梁漱溟则是传统文化的维护者。梁漱溟曾说自己愿意“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志向是“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在反传统浪潮中挺身而出，坚持独立思考，在时代变迁中孑然前行。
梁漱溟的这种独立精神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父亲梁济的影响。曾在晚清任官职的梁济支持维新运动及民主政治，在家对待孩子的态度也是崇尚平等。梁济60岁生日前投湖自尽，遗书《敬告世人书》中写道：“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梁漱溟十分推崇父亲的“道德理想和卓力精神”，对当时的议会政治模式寄予厚望。但民国创立后的现状却是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梁漱溟思考许久，认为西方能够确立这种政体的基础是长期参与民主斗争的人民，而相较之下中国人缺少这种民主诉求与习惯，因此必须从培养民众参与民主政治的习惯入手。
他将占据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作为目标，下决心从事乡村建设运动。31岁，他辞去北大教职，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但是支持他的李济深却突然被蒋介石软禁，梁漱溟只得黯然离开。在参观考察了由黄炎培等人发起的乡村改进实验基地之后，他认为黄炎培是站在教育家的立场办教育，是从现状出发的权宜之计，但他自己认为乡村教育必须放在“中国问题”大背景之下进行考虑。
在冯玉祥和韩复榘的支持下，1929年，梁漱溟终于开始在河南筹办村治学院，但也因为军阀混战而终止。儿子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当时过年也没有回家，家信中说并非是自己不想念家人，只是“见老百姓之苦而心恻恻焉”。那时梁漱溟经常和衣而睡，以防半夜发生战事。
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1931年，韩复榘邀请他继续到山东邹平办学。学员共270人，先下乡调查，再回校上课，集中讨论发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梁漱溟试图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从铁钩和豆腐，转变为先生和学生。他认为，教育始终是被忽视或者被政治所操纵的。但是在一个好的社会即由教育主导的社会的话，就可以不必有革命。1934年，来到邹平参观的国内外团体共计有74个，截至1936年学院关闭，共计培育了上千名学生，为齐鲁大地点起了近代科学的火种。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与陶行知、晏阳初等人的实践一道闻名世界，是超越党派的一种努力。梁培宽说，父亲不喜欢被别人称作国学大师、哲学家或者教育家，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做学问的人。在与传记作者艾恺对话时，艾恺问他：“您认为自己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
梁漱溟答说：“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自尽。
梁漱溟的思想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变，他早年曾相信康梁的改良主义，后来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他曾信奉佛教，后来却成为新儒家的重要代表。艾恺教授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一书的序言中说，曾经不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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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梁漱溟写予陶孟和信札一通————通读该信可知，梁漱溟写信向陶孟和、傅斯年、冯友兰等北大同仁，为名为萧清海的同事捐款，言辞恳切。陶孟和1914年-1924年就任于北京大学，梁漱溟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此信应写于他们在北大任职期间。（年代：民国写本& & 函册：一通二页& &&&尺寸：26.4×17.3cm）
子一百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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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id="authorposton14-5-28 23:08
为了孩子一 发表于
儒者梁漱溟
梁漱溟曾说自己愿意“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志向是“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也正
子一晚上好
我也是在网上认识一位非常博学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
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作为民国教育总长 后任北大校长等等一些民国大家
的生活轶事 然我非常感兴趣 正好子一发了这民国文献的贴 所以到子一这来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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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晓w 发表于
子一晚上好
我也是在网上认识一位非常博学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
学术精神在闪耀 ing
看来历史人物关系很符合人心所指，
黎元洪“知遇”蔡元培，蔡元培“知遇”梁漱溟…………
黎元洪何许人何种人————
& && & 湖北的名人，人缘和威望都很高，既非不是保守派也非革命派，又看重教育，更乐当北大伯乐……
& && & 黎元洪品德之馨，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就有口皆碑。他的老师严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 黎元洪是否有才暂且不论，但黎元洪的品格之高洁，是民国以来玩政治的人所罕见的。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那是历史课上，讲到武昌起义，革命党人经过浴血奋战，牺牲无数，终于攻占了湖广总督府。我不明白，为什么革命胜利了，胜利后的革命党人自己不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而非要拉一个晚清的官僚--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来出任都督呢?课本上的解释好像是黎元洪善于伪装，才混进了革命队伍。那时我虽然懵懂无知，但对这个解释还是不太信服：你们赶跑了晚清的大员，你们当家作主就是，干吗让黎元洪混进来；再者，人家黎元洪根本就不稀罕这个位置，是你们硬逼的，人家怎么是混进来的！革命党人把已经到手的都督职位拱手让给黎元洪，这只是一个结果。我后来才知道，那个在教科书中小丑式的人物--黎元洪，不但才智过人、思想开明，而且宅心仁厚，在武汉乃至湖北有着崇高的威信，能够被各方接受，这才是他被推为都督的原因。黎元洪品德之馨，早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就有口皆碑。在学业方面，他刻苦用功，学习成绩遥遥领先。最难得的是，他时常为同学承担过错，有些朋友对此不解，他坦然回答：“大丈夫当有任天下事的气度，区区小事，何须避匿呢?”他的老师严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 黎元洪是否有才暂且不论，但黎元洪的品格之高洁，是民国以来玩政治的人所罕见的。与其说黎元洪“才不足”，倒不如说他不善于玩弄阴谋诡计，不懂得看风使舵。不懂得黑箱操作的人，在中国的官场上往往是失败者。黎元洪当年官运亨通，一是因为卓越的才干，二是碰到了对他欣赏有加的张之洞，所以他才能在短短的十年内，从一个下级军官擢升到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官居二品。他的卓越才能在监修南京幕府山炮台、去日本三次考察，特别是在朝廷的两次秋操中得到充分展现。在彰德和太湖两次秋操对垒赛中，“南军”总指挥黎元洪每次都大败“北军”总指挥段祺瑞，黎元洪也因此在朝廷声誉鹊起。应该说，张之洞待黎元洪不薄，没有张之洞，就没有后来的黎元洪。但公允如张之洞者，也免不了常人的私心。1903年，全国统一军制后，湖北额定一镇（师）一协（旅），从德才的角度来考虑，张之洞当然想让黎元洪出任第八镇统制，但总因张彪是张之洞家丫鬟的丈夫而作罢。1907年，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湖北官场掀起了一场向新总督献礼的高潮，黎的上司张彪筹集十几万两银子，向上司表忠心，其他人等也不甘落后，惟独他仅仅凑上数元“意思意思”。但是转过身来，他却为武汉的灾民捐出了三千两银圆的善款，这是他整整半年的俸禄啊！ 黎元洪对上级不会拍马逢迎，对士兵却关爱有加。他的一位士兵，因母亲在家砍柴时坠入山谷而亡，这名士兵悲痛之中想追随母亲而去。黎元洪知道这一消息后，亲自去慰问这名士兵，并拿出八十银圆让他回家葬母，后来还让这名士兵进入军校学习。如果仅仅是这些，黎元洪恐怕还不足以让革命党人推举为都督。黎元洪从小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再加上三次赴日本考察，使他对世界大势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甲午战争的失败，他差一点成了日军的俘虏，九死一生。这些经历，使他对腐败的清王朝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虽然没有勇气参加革命，但对革命党人非常同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是尽力保全他们。对于军中出现的新思想，他从来不反对，甚至还鼓励士兵接受新思想。1904年，日知会总干事刘静庵与革命党领袖黄兴来往的联络书被截获，报与黎元洪。他便示意刘静庵托病离开，从而保护了刘静庵。1907年，日知会的季雨霖秘密响应萍浏澧起义而身陷囹圄，又是黎元洪出面将其保释。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孙武试制炸弹时，炸弹不慎爆炸，官兵闻风而至，把革命党的名单搜去，湖广总督等人要按照名单抓捕党人，黎元洪两次激烈反对，认为名单牵涉面太广，不能操之过激，以免生变。这两次建议虽然被拒绝，但也可以看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感情。这类事情，黎元洪不知做了多少；这一切，外人不明，但革命党人心中有数。人的境界之高低，不是看他如何说的，而是看他如何做的。从古至今，有多少人是踏着别人的尸体走向高位的，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人民尤其是仁人志士的鲜血。仁人志士的鲜血就是他们通向官场的铺路石，因而他们杀起仁人志士来是毫不手软的。黎元洪人性中可贵的一面不在于他能够分清是非，而在于他能够冒着危险来保护革命党人。那些杀人如麻的恶魔，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也不管取得他们多么大的“事功”，与黎元洪相比，在我看来，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与他们相比，黎元洪是人，而他们是披着人皮的狼。 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其偶然的因素。由于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分属不同的团体，成功后到底应该谁坐第一把交椅，他们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起义前，孙武试制炸弹不慎爆炸，起义暴露，很多同志牺牲，起义总指挥蒋翊武远逃避祸。一个逃命的总指挥自然不配坐头把交椅。另外几个革命党领袖如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又分属不同革命团体，都不足以慑服对方。有能力、有威信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不是在海外，就是在外地，远水解不了近渴。再加上起义的革命军人，基本上都是下级军官，连一个中层的军官都没有，难以服众。在这种情况下，参加武昌起义的几个主要革命党如文学社、共进会、日知会等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黎元洪。可见，黎元洪出任都督是众望所归。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布的安民告示，使武汉三镇动荡不安的局势迅速的稳定下来，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了黎元洪在武汉人民心目中享有的威望。这一切，都缘于黎元洪亲民、爱民的菩萨心肠。黎元洪的相貌雍容富贵、面目慈善，时人称他为“黎菩萨”。在湖北口音中“黎”和“泥”恰是一个音，因而黎元洪是名副其实的“泥菩萨”。但令人遗憾的，在以后的岁月中，像黎元洪这样菩萨心肠的政治家越来越少，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社会的悲哀?
下面这篇转文相当不错~~
内什么，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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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精神继续闪耀 ing
（来源：中华读书报）
& && & 民国初年，云波诡谲，过客匆匆，开国大都督与两任大总统黎元洪，占据了重要一页。可是，长期以来，黎氏却盖棺难定论，评价两极。这里仅就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台前幕后，说一说这位人们印象中的“武人”对教育、对文人的态度。
& & 外国记者笔下的“儒将”
　　史书论及黎元洪，大多将其划归武人一类。从近年来发现的大量中外原始资料看，黎氏是一个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雅士。他学贯中西、手不释卷，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是他重用文人与尊师重教，令人称道。
　　1920年，他捐资3万银元创办了湖北黄陂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接着，他出资10万元拟建江汉大学，并准备让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长女主持。只因时局动荡未果，后改建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他还不拘一格地让入伍的秀才因材得职，并推动选拔人才走出国门，使当时湖北的留学人数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
　　黎任清廷湖北新军旅长（协统）时，时军中正在教唱张之洞填词的军歌，颂扬清朝“仁政”。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潘康时，竟将歌词中的“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列圣相承无异舜与尧”，修改为“大清篡窃已历十余朝，列代相承无异金与辽”。这在当时可是杀头的大罪，可是被告发到了黎大人那里，居然逢凶化吉：不仅未给他加罪，反而认为人才难得，调到身边当文书。后逐步提拔为排长和连长。接下来，潘成为辛亥革命中湖北队官（连长）革命第一人。
　　德、法军事观察家来汉考察，黎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之交流，洋人在张之洞面前称赞黎为“知兵之将”。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采访他后写道：“黎元洪将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这是一般军人所无法企及的。”（《CHINAS REVOLUTION ：》，中译为《中国革命记：》，1912年英文伦敦版）
& & 黎元洪乐当北大伯乐
　　蔡元培是武昌首义后才听说黎元洪的名字。他们两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是在武昌首义阳夏之战结束、南北停战议和开始之时。此间，南方民军的首脑机关，出现了中央军政府设鄂、临时议会设沪的“双包案”。据《蔡元培日记》披露，日，蔡元培应陈其美之邀，从德国返回上海。12月2日南京光复后，同盟会与各省在沪代表蕴酿推举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
　　返国几日，党人告诉蔡元培，黎乃被迫起义，又正在与北洋军妥协，认为黎当大元帅不妥。于是，蔡在开会前一天找到立宪派大佬、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建议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在场的章太炎也表赞同。次日，蔡元培提名黄兴后，各省代表一致通过，于是大元帅一职顺利定下。正在这时，章太炎站起来，垂泣而立称，黎元洪是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应举黎为副元帅。即获通过。
　　当时，身在武昌前线的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得知后，立即通电反对。因为早在阳夏之战设坛拜将时，就已经向世人宣示：黎是刘邦，黄是项羽。现在岂能本末倒置。后来虽然改任黎为大元帅，黄副之，但黄兴已经掌握了组阁权，武昌集团被排斥在外。此时黎氏的失落心情，可想而知。
　　不过，黎就任大总统后，表现得很大度，他打破党同伐异的用人陈规，拟任蔡元培为浙江省长（未果），意在组成“全民政府”。
　　日，黎元洪将教育总长孙洪伊改任内务总长，由范源廉长教育部。这时，社会名流纷纷呼吁整顿北京大学。黎首先想到的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西方化的新学制（史称“壬子癸丑学制”），以及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的惊世之举。觉得蔡氏堪当大任。
　　这年9月的一天，范向黎报告：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做不下去了，汤尔和与马叙伦建议将蔡元培请回来掌管。黎顿时眉开眼笑地说：“很好，正合吾意。”于是，先由范源廉致电蔡：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万顿大贤主宰，师表群俭。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页）
　　而后，黎沿用蔡元培当年改革北京大学的任命程序：由黎大总统签署“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简字第七百九十二号”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并经国务总理段祺瑞与教育总长范源廉附署生效。
　　蔡元培应召回国，经沪抵京。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回忆说：
　　“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日）
　　蔡元培走马上任后，面对教育经费困难，黎氏首先从自己做起，不惜压缩总统府预算，自减薪水，即由袁世凯规定的191.5万元／年，减为57.465万元／年。挤出资金扶植教育。
　　黎与蔡讨论女子应该参政问题时，黎说，有人以妇女程度不够为由反对。蔡反驳道：只问妇女参政该不该，不能问她们程度够不够，纵然不够，也可用教育补足不能剥夺其权利（姚全兴：《蔡元培的男女平等思想》见《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得到黎氏点头后，北大开始招收女旁听生。
　　在黎的大力支持下，以及陈独秀等的襄助下，蔡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谱写了北大的现代传奇。
蔡元培欢迎黎复位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半年后，因发生张勋复辟，黎元洪下野，蔡也宣布辞职。不过，在复辟闹剧流产后，蔡于当月重返北大。
　　时隔五年后的1922年夏，举国上下响起了一片要求徐世昌下野，欢迎黎黄陂出山的声浪。
　　这年5月13日，由知名学者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第二期上发表。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黎氏鉴于第一次当国的前车之鉴，正式发出通电，提出了“裁兵废督”的主张，声称各省督军“先行解职”之时就是他复位之日。
　　黎电发出后，就连控制局势的直系军阀头目曹锟与吴佩孚，也表示臣服。各地军阀亦纷纷效尤。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获悉后，觉得该是“好人政府”法统重光的时候了。当胡适建议他不要发电催促黎元洪莅京时，蔡仍坚持己见，表示“西南方反对旧国会，揭一黎以与孙对待而开议和，似亦未为不可”。于是，他于6月8日联袂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10人，代表教育界发表通电，欢迎黎氏北上。电文云:
　　天津黎大总统钧鉴：
　　中央政府负责之人，考量事实，非公莫属。务恳俯顺舆情，维持大局。事关国脉，万乞即日莅京，勉任艰巨，无任祈祷之至。（《民国日报》， 日）
　　这年6月11日早上8时，黎就登上了赴京复职的专列，在王家襄、吴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自天津赴北京，于11时抵达北京，北京火车站与沿途街道彩旗飘舞，仪仗队鸣枪欢迎。下午在幕僚和各界名流的前呼后拥下，黎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黎氏重作冯妇后，北京城内出现了一些开明气象。黎有意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李大钊为次席（《世界日报》，日）。蔡李皆不就，遂改蔡的好友汤尔和就任。此时的蔡元培前所未有地关心政治，他和林长民等名流一样，知道黎元洪和他的好人政府来之不易，又发动北京86个团体，于“双十节”国庆这天，在天安门前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裁兵大会。那天他亲自担任大会主席，还请出黎大总统当场发表同意裁兵的演说。广场上彩旗招展，五六万人的口号声，响彻天空。
　　黎任命的“好人内阁”粉墨登台果然不负重望，汤尔和一出任教育总长，就按黎氏的旨意，从罗文干手里弄来了一笔钱，缓解燃眉之急。因为当时北大的教职员工，已经五个月没发薪水了。经蔡元培斡旋，教育部先拨给北大两个月的工资。这真好似久旱逢雨，“北大派”一下来了劲，蔡元培和胡适、丁文江等“努力会”成员，似乎看到了法统重光的一线希望。
蔡元培挂印而去
　　不久，因罗文干卷入曹锟与吴佩孚的内斗，罗文干成为牺牲品。导致蔡元培于日第六次辞职。
　　罗文干时任财政总长，曾经在北大任教。罗因金佛郎案被逮捕后，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蔡元培了解罗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的北洋政府为伍，他正式向黎元洪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发表在上海《申报》上。
　　1月19日下午，为众议员对阁员的投票时间。北京大学等校的数千名学生前往众议院请愿，他们手执“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的小旗子，在队伍前举着一杆大旗，上书“警告国会”四个大字。可是，当队伍游行到众议院门口时，吴景濂竟指使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当场受伤者二百余人。当学生队伍被驱散后，多数议员居然投了彭的同意票。顿时引起全国学界的愤怒。1月20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呈黎大总统文，并发表宣言，恳请罢免彭允彝教育总长职务，挽留蔡元培校长。1月24日下午参议员投票时，北大等42所学校五千余学生，前往参议院请愿。要求该院否决众议院对彭的同意案……
　　到了6月23日，在杭州西湖的蔡还和胡适商定三个稿子，分别是给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大教职员和北大学生会的公开信，继续他和军阀政府的不合作。蔡元培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因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彭允彝不得不下台。
　　蔡元培辞职赴津后，黎元洪和国务院通电挽留，并不予批准，造成蔡辞职不成。但他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校务。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蔡元培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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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精神继续闪耀 ing
（来源：中华读书报）
& && & 民国初年，云波诡谲，过客匆匆，开国大都督与两任大总谢谢子一深夜送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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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晓w 发表于
谢谢子一深夜送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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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 && &【点评】
　　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１８６８年１月１１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１７岁考取秀才，１８岁设馆教书。武昌起义后回国，１９１２年１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１９１７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１９２７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１９２８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３８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１９４０年３月５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是２０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蔡元培先生的演讲开宗明义，作为一所大学首先要明确它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人们升官发财的阶梯。作为学生在学校中应该关注的是知识的学习而不应该片面的注重分数的高低。在研究学问之外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是大学生所必须的。而作为学校之主体的师生应该建立一种互敬互爱、互相劝勉的关系。所有这些举措都为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篇简短的演说为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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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演说原文被审核，后补）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是蔡元培出长北大第六天时所作的一篇演说词，全文只有１５００余字，然而思想深邃，内容宏富，前瞻性强，理论指导价值高，不论是字里行间，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还是字外行边，也闪烁着他教育思想的光芒。九十年过去了，今天读来，尤其是对教育界来说，仍不失为一篇典范文章，忝为２００４年人教版高中第一册新课程教材，实为卓识远见之举。
　　蔡元培１８６８年１月１１日，清同治六年（兔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六岁求学，饱读经书，崇拜宋儒，年少通经，翰林出身，留学德法，学贯中西，又能化西融中，博通古今，又善于借古鉴今；亲历满清腐败统治，眼见戊戌变法失败，后组织光复会，加入同盟会，投入辛亥之役，从赞同改良到投身反清；辞官离京归里后，委身教育事业，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的总监、上海南洋公学总教习，出任过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阅历丰富，功业显赫，被毛泽东称为：“民族伟人”、“学术领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出的“影响世界历史百人名单”中，排在孔子、孟子、孙中山、毛泽东之后，是中国第五人。
　　北京大学前身系京师大学堂，是戊戌之变的产物，变法失败后，学堂得以保留，辛亥革命后改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为严复，后相继有马相伯、何燏时及胡仁源等接任。民国五年（１９１６）冬，正留法的蔡元培，接到出长北大的来电。此时的校长为吴仁源，有点做不下去，所以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向总统黎元洪说明后，于１９１６年８月２６日致电驻法使馆，请“师表群伦，咸深景仰”（范源廉语）的蔡元培出山。蔡元培于１１月８日抵沪，当时，有些好心的同志劝他不要去行使这一职权，广西的马君武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这绝非蔡元培的性格，早在民国元年，就发生过要蔡元培上京去迎接袁世凯这样“倒霉的差使”，他就说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这样的豪言壮语。而他之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决心，更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加上当时孙中山认为，“北方应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于是北上。１２月２６日总统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１月４日他就到校视事，并发布就职通告。
　　演说是蔡先生认为最好的教育方式之一，他的一生演说极多，据马燕编的《蔡元培讲演集》就收集他的演讲词９０篇。而单从他法回国至此短短２个月，就在杭州、绍兴、南京、上海、北京五地讲演了１０场之多，其对象泛及大中专师生及各学会同仁，其内容从欧洲战争之性质、乡土建设之重要、路矿发展之必须，讲到教育事业之对策、男女同校之好处等等，等等。他的演说，不说不要由秘书捉刀代笔，就连文稿也来不及草就，往往是即兴的，全凭作者平时的学识积累和细致的观察思考能力，用蔡先生的话说是：全靠口讲指画来表示，因此自己必须有得于心，才能讲得清楚，才能使听者听得明白，收到良好之结果。再说，这些演说稿完全是靠他人的手工速记，与原意难免有所出入，正如他自己说的“偶在会场演说，事前既无睱预备，事后亦不睱取速记稿而订正之。”先生认为讲演能转移风气，而欲自强，必先从人心风俗开始，因此，他特别重视演说。早在１９０１年８月在上海南洋公学时，他就鼓励学生练习演说，以培养启发群众之能力，以便灌输爱国思想。他重视演说，还可从他婉绝总统府官礼处的函请，可见一斑。他宁愿不出席大总统宴请，而践南洋公学同学会之约。这次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是回国后的第１１场演讲。
　　这场演说是在１９１７年初，蔡先生已步入知命之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酣战之中，国内正处军阀混战阶段，正像国父孙先生说的需要蔡先生“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于是就有这场演说的发生。
　　一开头，蔡元培就开门见山地对那些老资格的学生说，在严复当校长时，我作为教育总长就来过，现在，我作为校长有三件事要告诉你们，即：宗旨、德行、敬师。
　　关于宗旨：
　　蔡先生首先提出，“抱定宗旨”，就是入学的明确目标。早在总结兴办近代教育六问题中，他就把“宗旨”放在第一位。在民初，任教育总长时曾发表《对于新育之意见》，强调了教育的鹄的。他认为民国成立，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学子应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而面对今天北大学子，他明确告诉他们：“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原因是以前的入学者都是那些京官，或者八旗贵族子弟，上学时，还带着佣人、听差，学生被称为“老爷”。据陶希圣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学生备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指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据顾頡刚回忆：１９１３年我考入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不小；而学生则带听差上学，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毫无读书兴趣。如此背景，足见他们志不在求学，而只是混日子，搞关系，猎取功名利禄。这些学生对做学问的、要求严的老师，不受欢迎，而对那些在京城有官职的，不管他上课负不负责，却倍受青睞。所以，他们读书，平时根本不用功，考试时要求老师划出试题范围，便于他们应付过去。面对这一现状，蔡先生明确地告诉他们：北大是所大学，不同于专门学校，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不是升官发财之地。如果你志在做官发财，当然平时对学习毫无兴趣，以致放荡好游，考试时，临时突击一下，开个夜车，背背讲义，应付过去，不管学问不学问，只争分数之多少。考试结束后，文凭到手，混迹社会。蔡先生严肃地问道：这能说实现了求学的初衷吗？照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将来到社会上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必将“误己误人”。
　　蔡先生严肃地指出：凡想升官发财者，想当法官的可到法律学堂去，想做生意的可投考商业学校，何必来此大学？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对北大的改造，而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试想，一个一心想升官发财的观念，如何去坐冷板凳、如何去做学问？为了使北大能成为做学问的地方，蔡先生作好了第二步准备，对那些不称教职的教师进行整顿。在教师中有一些怪现象，如教英文的老师，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有人不得不提出，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还有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以前北大有些洋教员，都是通过使馆介绍来的，学问未必都好，但资格都老了，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蔡先生采取了断然措施，却引来某国教员的“控告”，以及某驻华公使直接与蔡先生交涉，但都被蔡先生决然辞退了。
　　蔡先生早在民初出任教育总长时就蕴酿了改革教育的主张，提出了五点教育方针，这些都需一一实施，经过德法游学，看到异国在教育上的成功经验，凭着他一贯善于反思的品性，为了造就“研究高深学问者”，首先他对学问作了诠释：“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筋所这具之物。”为此，需要一批带头人、指导者，于是就启用了大批大师级的人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效忠清室的辜鸿铭、醉心西化的胡适之、共产主义的李大钊、国民党员李石曾等，不管你在派别上是新的，还是旧的，认识上是洋的，还是古的，也不管你在思想上是左的，还是右的，只要你学科有特长并能发挥出来，都被包容了进来，这就是蔡先生说的：“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既为做学问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也是“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
　　同时，蔡先生还继承了中国传统教育，吸收了西方办学精神，调整了学科结构，为做学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些都是围绕着“改革……学生的观念”出发的。而正是由于这些教育思想，开了社会风气之先，推动了旧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蔡先生对北大学生发出的第一个要求。
　　关于德行：
　　其次，提出“砥砺德行”。这是针对北京社会道德沦丧的背景而提出的，那时败德毁行　触目皆是，社会风俗已根基深固，而风俗之厚薄，影响到国家的兴亡。北大的学生，是国家的栋梁，地位甚高，移风易俗，应该责无旁贷，这首先要束身自爱，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不但要思所以感己，更要能以励人，如果自己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何足以感人，更谈不上树立良好风尚了。
　　早年 蔡先生从京返绍，弃官办学，目的就是要“培养革新之人才”，而革新人才的培养，首要的是人的品德。而在当时，首先遇到的是新旧思想的冲突，尊君、卑民、重男、轻女，连做人的平等地位还没有，因此，先要解决人的尊严问题。在绍兴期间就因这新旧思想的冲突，使蔡先生只能愤而辞去监督之职。后虽办了几所新式学堂，但理想碍难实践，直到南洋公学，终于能把教导重心关注于灌输爱国思想了。
　　蔡先生认为德行是人兽之间的分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德性耳。”那么什么叫德呢？“当为而为之谓之德”。什么叫德性呢？“以行德为乐者”。德行又是什么呢？应该是道德行为的准则，包括：人格、精神、良知、信义等，这分别在他的著述中得到论证，如在《师范学会章程》中把宗旨定为：使被教育者传布普通之知识，陶铸文明之人格。师范学校就是要造就文明的人格。在《爱国学社章程》提出：重精神教育，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重视人的精神，倡导激发志气。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把修己作为第一章，指出：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有其所当为者，是为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有理想，有方法。道德是一种人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探索、实践的结果。作为一个有德之人，应该是“循良知所指，而不挟私意于其间”。蔡先生在不同时期，提出不同方法，他认为未光复以前，全国学风以破坏为目的，现在民国成立，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学子须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说怀想。
　　蔡先生一方面考虑到道德的养成，要靠学校积极地设法改善设施，为了激发学生研求学问的兴趣，另一方面虑及到学生“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缺少娱乐活动，对身体发育不利，就提倡正当娱乐。于是就有：提倡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成立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种种这些就是要激发学生的精神，及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这些，都是围绕着德行而实施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品行不可以不谨严”，这是蔡先生对北大学生的第二个要求。
　　关于师友：
　　蔡先生提倡对老师应该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学生要成德达才，第一是靠经验，第二是靠读书，第三就是从师受业，而从师受业是最重要的，他认为欲成才德必先从师。为什么这样提呢？因为经验也好，读书也罢，还要靠老师指出正确的方法，“师者也，授吾以经验及读书之方法，而养成其自由抉择之能力者也。”当然蔡先生对老师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他认为老师必须正确诱导，养成其良好的学习习惯，纯正的思想情绪，这是师者之责。与此同时，他并不是要学生顶礼膜拜、迷信老师，要在知识稍进以后，不宜事事待命于师，而应该学会自修，自修则学问始有兴趣，而不至畏难，自修比专恃听授者，进境尤速。当然，遇到疑难问题，还不能武断，应与老师讨论、求教。他还提出就是学生毕业以后，还应“敬爱其师，无异于受业之日”
　　对于同学，应象是朋友，共处一堂，互相亲爱，才能够达到切磋之效。蔡先生认为“人情喜群居而恶离索”，所以内有家室，外有朋友，朋友者“所以为人损痛苦而益欢乐者也”。他列举古人之说：“不知其人，观其所与”，通过与其接触的人，就可以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也列举西哲之说：“朋友为在外之我”，人如果没有朋友，自己会感到岑寂无聊，好象是独居沙漠，而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义，“信义者，朋友之第一本务也”。朋友之间应该讲究成人之善，扶困济危，他认为同在一校，应有毁誉共之，荣辱与共之感，否则被社会所看轻。他反对把交友视作儿戏，一会儿而为胶漆，一会儿而为冰炭。而在同学间的友谊，更能互相讨论，以其所长相补助，这样能促进学业之大成。他还举了在德国期间买东西，雇主与客户之间还相互道谢呢？虽是小节，但应视作交际所必须，对我们大学生来说，更应注意。
　　总之，人与人应讲究礼貌、信义，待人接物要谦让、诚恳。尊师爱友既是砥砺德行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蔡先生对北大学生的第三个要求。
　　最后，蔡先生还提了二点，即关于讲义与图书问题。
　　以前上大学，并没有现代概念的教科书，全靠老师言传口授，有时还辅之油印的讲义，这里蔡先生要说的是今后讲义的编法是“只列纲要 ，其详细节目，由教师口授后学者自行笔记”。就是要求学生在上课时必须专心听讲，并且要详细记笔记。蔡先生对讲义之重视，目的在于补助自修，必多裨益。
　　蔡先生对图书及图书馆的重视是值得一提的，他认为“图书关系学术至为密切”，早在他担任绍兴中西学堂任总监时，那是十九世纪末，公共图书馆在我国尚未兴起，而蔡先生的学校已订了《绍郡中西学堂借书略例》，在这条例中提到藏书之寡，就千方百计地设法，请有力者予以资助，充实藏书，足见其爱书之甚，对书感情之深。
　　图书与图书馆是办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学习需要它，做学问更需要它。他认为老师讲课，只能讲到问题的一部分，要想深造，研究高深学问，应根据所发讲义纲目，通过潜心研究，查找参考资料，这就少不了图书馆的作用了。在这次演说中他就提到：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刻拟筹集款项 ，多购新书，以备教员与学生之参考。
　　他对北大图书馆之建设，可以说与北大一样，是全力以赴的。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到研究、做学问时，我校实验室、图书馆还很难与欧美学者相比。在《北京大学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说到，为了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应该了解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而对我国的旧学说 ，也应用新方法来整理。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而图书、杂志、仪器、标本是研究学理上所必不可少的，尽管限于经费，一时难以购置完善 ，但也是逐年增加的。为了能让学生自己去做研究，预备特筹经费，扩张图书馆，并决定到南洋去募点捐款，筹划建筑一所大图书馆。后来他到美国，到处写信、走访、奔波，给美国华侨、驻美各地中国领事以及旅美华人李国钦写信、走访，在旧金山华侨学界欢宴会上、在爱丁堡学术研究会晚餐会上发表演说，抓住一切时机，说明图书馆之重要，为求学术之发达，希望通过他们鼎力劻勷，能登高一呼，使群峰响应，设法劝募，以收成裘之效。蔡先生为了北大图书馆，正是费尽心血、竭尽全力了。　
　　对北大图书馆的藏书，蔡先生尤为关注，在《北京大学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中说：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本校现正谋仪器、图书的扩充，为供诸位研究所用。他刚到北大时，总藏量为１４７１９０册，到１９２３年９月中文图书增长到１８万册。李大钊同志在任期间，就达２０多万册。１９４６年５月馆藏已经增加到４８万册，１９８２年，建馆八十周年时，藏书达到３４０万册。２００２年，建馆百周年时已达５３０余万册了，位居亚洲高校第一。如今，一百余年来，北大图书馆已由原来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改造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了。
　　总观蔡先生的这篇演说，紧紧围绕着他的教育宏图，既继承了儒家的教化思想，又吸收了西方先进理念，层层深化、拓展，企望北大学生，抱定宗旨，做一生一世的学问，包括做事和做人，尤在做人，练好德行，才能掌握学问，服务社会，否则只能是“误己误人”。为了做好学问，他作为北大的校长，殫精竭虑，呕心沥血，从聘学者、教授到重视讲义、图书建设，为做学问创造各种条件，终于使一个衙门式的老学堂改变成为培养为社会服务的、大量有用人才的、新的高等学府。胡锦涛同志在政治局第３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教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这正与蔡先生在这次演说中提到的学习宗旨与砥砺德行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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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重温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就职演说，读罢，慨然。
& && && && && && && && && && &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演讲词
& && && && && && && && && && && && &&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已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已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离任演讲（声名）
(系蔡元培校长1919年6月手写的辞职声明)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 &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 & 右宣言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祭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
& &&&爱蔡孑民者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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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教育名言（摘）
1、把美育特别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蔡元培
2、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
3、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蔡元培
4、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
5、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6、体育可以帮助人们经受对体力和脑的锻炼。
7、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8、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9、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 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10、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蔡元培
11、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名人名言 ）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蔡元培
12、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13、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14、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
15、对于学生的希望：一、自己尊重自己。二、化孤独为共同。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四、有计划的运动。
16、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 。
17、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18、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
19、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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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一 发表于
解读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演说原文被审核，后补）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是蔡元培 ...谢子一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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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一 发表于
蔡元培教育名言（摘）
1、把美育特别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蔡元培
子一四美新人：(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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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子一贴出这么多民国大家轶事
被我打岔这么久 还请继续贴胡适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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