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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中公案之三吴励生15向他的师傅老牧师讨教演讲的技巧，也即怎样才能吸引教众的高度注意力。老牧师闭上眼睛想了想，说，演讲要吸引人，最好这样开头：先生们，女士们，我亲爱的孩子们！
我这一生的许多美妙的时光是在一个女人的大腿上度过的……然后一个大停顿，要停顿到大部分教众面面相觑，然后又把询问的目光纷纷投向你的时候，你再一个大喘气――说，这个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于是，小牧师在布道的时候就如法炮制。他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本能地闭了闭眼睛，以镇静一下情绪。然后开头：女士们，先生们，我亲爱的孩子们！
底下就出现了窃窃私议。小牧师吞了口唾沫说：我这一生的许多美妙的时光是在一个女人的大腿上度过的……底下大哗，而不是面面相觑，然后并没有投向他的众多询问的目光，而是他们自己在那大眼瞪小眼地互相抗议，这下小牧师慌了神，也是一个大喘气――说，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底下立时嘘成一片，秩序大乱，甚至有人要冲上来……
各位女士，先生们，传播系的同学们！多少年来，面对领袖我们是战士，面对老师我们是学生，面对父亲我们是儿子，面对单位我们是螺丝钉，面对存在我们是飘萍，我们从来就不是自己过，可是，而今居然又有人为我们引进上帝，然后所要做的事情便是放弃自己（皈依）。把自己内心的渴望经过一番伪装，假充现代圣人并充当小牧师，动辄关怀动辄拯救，老天爷――我们只有老天爷！我们作为具体的个人终极价值究竟如何设定是个问题，即便是西方基督，而今讲求的也是个人直接面对上帝，而不是靠牧师来传达上帝的声音，这是另一个问题。我想说的只是，我们的终极设定历来是天，我们所能享受并一直起作用的只能是天命。这样，小牧师所传达的就不可能是老牧师所传达的上帝的声音，因此必然是虚假的；而作为小牧师本人假充圣人，全然不予顾及个体的真实性亦即限度，从根本上说，就更是虚假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特有的行为方式，即便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可外来的“经”无论如何也救不了中国！这是不是说，中国就是有着中国的国情呢？无可否认，中国人就是找老婆也常常不是为自己找的，一是为家族二是为父母，一如陆启东教授，就是这样。中国人读书本来就是为了做官的，所谓“扬名声、显父母”，也是跟父母有关，一如《推理小说》副主编“我”，也是如此。马克思的“生产资料”说可以改变世界，20世纪以来的语言哲学颠覆了这种学说，认为是语言改变了世界。尽管我们经历了一个百年来的种种新文化运动，可从我们制度化的语言源头那里，仍然框定了我们的意识与潜意识。比如有个比较一般曾经流行的说法，在中国你想干成什么事情，唯有做官，否则你就什么事情也别想干。可事实是，你即便是做了官，也不见得就能把事情干好了――也就是说，你不但什么也无力改变，反而是被种种制度化的东西（比如史官制度等等）轻而易举地就把你改变了:最通俗而普遍而且让人尴尬的做法是，哪怕是对他们的某种话语进行对抗，你首先也得学会他们顺理成章的话语方式，然后才是可对话的，之后才谈得上对抗；但问题在于，当你慢慢熟悉了适应了并且自觉地运用了这种话语方式，那么你也就开始跟着面目全非了；更为惨重的是，当你能够驾轻就熟的时候，你也差不多成了这种话语的肉身了，连你自己都难以想象这种改变之快之易之彻底。除了极少数独裁者能办成大事，说明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是需要独裁者――独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专制：独裁者可以办成真正的大事，而专制话语却直接剥夺了个人的种种自由思考和选择的权利，由此可见：独裁并不等于专制。
一旦作为制度一以贯之，中体西用也好，学以致用也罢，任何知识也就无望形成自己的制度――恶性循环至今，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伦理的乃至美学的等等，扩而大之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以及人文学科的知识学，要有尽有，五花八门，却是统统可以归于无用，因为只有使用价值才是“有用”，我们的悖论显然就发生在这里：越是强调“有用”，所谓知识实际上便越没有价值，也就不可能形成我们自己的真正的知识；而只有真正懂得“知识”是“无用”，也才可能形成真正的知识学，也才能产生属于知识自己的制度，以保证知识的价值真正中立，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学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滑稽的是：我们恰恰相反，越是不应该制度化的地方我们却在拼命地制度化，而最应该提供保障的地方却是怎么也形不成应有的制度。在此情形之下，你无论念的是外来的“经”还是内地的“经”，也无论是外来的“和尚”还是本地的“和尚”，除了争名夺利，争夺话语霸权，争夺种种地盘，我们还能干什么？我们又有什么事情可干呢？
16。按说父亲是热爱生命的。可在一年多以前有些迹象就不是太好，他又似乎没有当回事儿－－他的胃老疼，我也有点麻痹了：因为父亲的胃很年轻时就不好，得过胃溃疡动过手术，后来虽不严重却也时不常地不适，他就常常买一些治胃的药吃，诸如丽珠得乐什么的，吃了又没事儿了，所以就给了我一种思维定势，觉得他那是老毛病了，便麻痹；父亲虽然也有过小疑问，嘀咕以前“丽珠得乐”挺管用的，现在怎么不太管用了呢？我也曾让父亲随我到省会S市的大医院去检查一下，父亲说不用，我自己的毛病我自己知道，我再吃一些别的胃药看看，若再吃不好就怕是“恶货”（癌）了……我父亲的意思显然是想说，若是“恶货”那是谁也没办法的。我的理解却是：我父亲可能在担心别是那恶货，实际上就是害怕那恶货，因此害怕检查，若查出是了，那就等于提前宣告了“死亡”的消息。就有了我的自作聪明，我想癌这东西有时跟人的情绪实在是有很大关系，你不知道它是癌还有可能真不是癌，你要知道它是癌了你就指日可死了－－我的原单位的一个记者朋友就是这样的，才30岁呢，参加体检体检出了肺癌，人一下子就软瘫了下来；换了一家大医院检查说不是，说原来的是误诊，立马他又活蹦乱跳的了，骑着摩托又开始满街地疯跑；不放心又换家医院检查，又说是，他当即又塌垮了下来精神当即崩溃，然后住进医院就再也不能出来，那么壮的一个小伙子前后两个月不到就报销了。也就是说，我的自作聪明也不是没有根据。但是，真是说不清，假如当初检查了真是癌呢？还不如让老爹能这么快活地多活了这一年多，人很多时候就是这么被偶然性操纵着。但老爹退休了后这5年过得确实有质量，这又是让我能大为宽慰的－－只要他自己觉得活得快活，活得有意义就是过得有质量，更为宽慰的是多年来老爹和我差不多是互为精神支撑，假如不是互为支撑，他也不能那么快活，我则会更糟，比如像现在我这个样子。
这一年多，父亲继续调解了禄房与寿房的一些纠纷－－他们之间的纠纷多了，够我父亲忙活的。禄房兄弟多分出的枝杈也多，他们自己的矛盾也多，但寿房有人跟他们过不去，他们又是少有的团结，这大概是5年中我父亲调解的一桩最大的纠纷了。争端的问题仍然是在乡下的那种最敏感的寸土必争。起因是寿房的大兄弟的小儿子托华侨叔叔的福，在土埕他们家的宅基地上盖了一座三间厢新厝，而在这座新厝的前方就破破烂烂地横七竖八着一间间的猪圈和柴禾间，小子在盖新房子的时候什么也没想只想着先盖起来再说，盖起来了后就慢慢地开始左看不舒服右看也碍眼，就开始动心思能否把那些左遮右挡的障碍物挪开了去。可谈何容易啊？怎么商量来怎么商量去就是商量不来，除非花钱买。小子若真买，就等于再造了一座三间厢新房的价，不说小子买不起，他又怎么甘愿买呢？从此小子的心情就开始不好，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就酗酒，站在或这间猪圈前或那间柴禾间边上就胡说八道，有时指桑骂槐，有时则干脆破口大骂。小子40多50岁不到，石匠出身，孔武有力的，禄房的要是单单某一家还真不敢把他怎么样，可小子偏偏是借着酒疯前后半年把他们几家全给骂到了，有时还砍起石头仔儿砸窗户玻璃，还讥讽他们禄房从来就不团结等等。这下把他们整个禄房给惹恼了，他们联合了起来，全面动员了起来，在外打工的、吃公家饭的、出外做生意的，统统给招呼了回来，他们决计要把小子逮起来，不揍死他也得整他个半死，不整他个半死也得灌进他半肚子大粪……闹得小子的兄弟也没敢站出来帮忙，而是吓得屁滚尿流地跑来求助我爹能出面调停，弄得我爹一时也挺为难。此前我爹已说过小子几次了，可小子不听，仍然酗酒，这下麻烦大了。眼看着事情要闹大，我爹也是急得不行，连续两三天地做禄房的那拨子人的工作。我爹求他们再原谅小子一回，小子胡说八道是因为他喝酒了，酒醉了之后才胡说八道的，等等。他们说不能原谅，喝酒？喝酒就可以胡说八道？！他喝了酒要真糊涂，那他干吗就不去吃屎呢？我爹就猛力地搓着青筋暴突着的双手，喃喃地说也是也是，若是真糊涂干吗就不去吃屎呢？可是难道你们真的要让他去吃屎吗？他们说对，这回绝对不能饶了他，非得给他灌屎，看看他以后是吃屎还是喝酒？我爹看他们的态度实在是太强硬了，一时也没了辙，只好去对小子说，我早跟你说了你不听，这回看来你真的是要被人家喂大便吃了。这下小子一下子酒全醒了，噗通一声，面如土色地当即给我父亲跪了下来……我父亲这回是真真地被难煞了掉……
若依我看，小子倒是值得同情。好端端的一座新房子，门口是满目的障碍，而且是满目的破败不堪，不说出入磕碰多有不便，就那满地的猪大便鸡鸭大便的味道也确实不好；不说小子光是酗酒事儿还是小，要是风水逼伤了出了人命或者房子干脆就不能住了才是大事儿，也难怪小子酗酒。再看土埕前面，禄房的众子孙梯次向田间发展，各各盖出的房子虽然有大有小，却均围有小围墙，小围墙内也是各能自成一体。最靠土埕的这一家房子和围墙最大，边门也就靠向着那些猪圈和柴禾间，但他家却是把这边门钉死了不再出入，而是在前面的围墙后面再开了一个边门出入，我不知道他家怎么想－－假如真的能把那些猪圈和柴禾间拆了去，若能种树（就像我小时候的印象那样）最好，要不种花栽刺哪怕是种菜，空气也清新看着也舒心，况且还可以把老房子的风水补救了回来－－哪怕把边门开到了前面去，仍然是堵，他家的风水也是好不了。然而，就是这家的围墙内的院子里种了满院子的花，红红绿绿的姹紫嫣红煞是好看，门楣上甚至写着：风景这边独好。从院子里看风景确实是好，出了院子我看就未必了吧？也是没辙，中国人的事儿有时外国人都能帮我们看清了的，英国人罗素在他的大著《中国问题》中说：中国人的伦理历来不注重公共义务，而家族观念却很重。我看这一家是够典型的了，关起门来，自家院子里风景独好，管他院子外面好不好。而操作这回聚族闹事，该院子里人高马大的两兄弟还是主将。
就看着小子的两个女儿一连三天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哭嚎哀啼，一个边哭边说，你们要打死他就打死他了吧，谁让他不知死还不知道怎么死……一个边嚎边诉，你们要灌他屎就灌他屎吧，谁让他整天喝尿不去吃屎，就让他去吃屎吧看他今后还敢不敢那样去喝尿……
就这样持续了有一个星期，其间有禄房等着他们在外地的人齐了之后的因素，也有我爹反反复复做说服动员的因素，才暂时没有动手。小子吓得跟缩头乌龟似的，大门不敢再出了半步，没有地方躲，也不敢躲，禄房的人不分白天黑夜地轮流着监视、巡逻……
也真是难为了我爹，走东家串西家，腿都跑得越来越细了，嘴说得唾沫减少到喉咙发干，人焦急得血压都升高了，仍然没能让禄房的人放弃他们的剑拔弩张。我爹想这回是没辙了，光靠自己的力量显然不够了，终于他还是去请了城郊派出所的小刘来。
小刘接到我爹的电话，没有五分钟就骑着摩托车赶来了。
也神，小刘的摩托刚刚在要进大院的路口露出个头，房前屋后的警戒线就自行解除了。我爹清瘦的脸上顿时容光焕发，大步地赶向小刘并高声地寒暄。酗酒的小子这才敢从自己的屋子里跨出半步，苍白的脸上挂着一丝惨淡的笑容。我爹看到了小子的笑容，立时就把脸拉了下来，斥道：我看你这次的教训惨不惨重？我看你今后还敢无事生非？！
这才把小刘引向了禄房们的家中。一阵递烟、倒茶了之后，禄房们开始苦大仇深地向小刘罄竹难书，我爹不时地对小刘做一些补充，小刘静静地听着。末了，小刘问：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禄房们面面相觑一时竟说不好。我爹说这恐怕得问那小子今后怎么办才对。禄房们就纷纷响应说对对是这样，得问他怎么办……
这才把小刘带到了小子家中。小子连连作揖，摇头摆尾的一副可怜相。我爹反而不说他了，你知道，我爹是个谦谦君子，他是很少会训人的，刚才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做给禄房们看的。小子就按我爹的怎么要求怎么做，既写出了保证书（保证今后绝不再酗酒闹事，更不得指桑骂槐），并向禄房们每家每户登门道歉。
通过这桩纠纷的调解，我父亲在乡村里的德高望重到了顶峰。同时也预示着那土埕上的猪圈和柴禾间将永远横七竖八地屹立，满地的各种动物大便以及烂稻草交织着的天然沼气便将永远挥之不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但，似乎只要父亲能德高望重，其他就不必去太计较。既然父亲的德高望重多少跟我有关，哪怕我打肿脸也得充胖子；既然我的混出个人样儿对父亲来说就是争气，怎么着我也得坚守阵地，哪怕是如履薄冰。
我在《推理小说》编辑部呆着本身就是如履薄冰。至于让我当上《推理小说》杂志社副主编，则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历史上早有类似的典了，比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等。按毛主编的本意他是谁都不想提的，他多年的主编一枝笔独断惯了，弄个个把的副主编碍手碍脚的多不好；可王主任不同意，眼看着毛主编的年龄一年一年地大了，底下又闹腾得这么厉害，不提副主编肯定不行。提谁呢？王主任主要倾向于凌小逼。毛主编坚决不干，逼急了他他就说若硬要提就得提我。实际上毛主编提出提我的意思还是谁也不能提，因为我既不是党员连警察也不是，怎么能提我呢？毛主编一定相信，硬这么坚持的话王主任他就谁也提不成。果然，王主任就跟毛主编这样相持不下了。王主任眼看着事情棘手，就只好把问题上交，交给分管办公室兼我们社长的欧副厅长。欧副厅长听过汇报，皱着眉头说他们怎么这么麻烦，那干脆两个人都给他提上来吧。就这样，毛主编的阳谋破产了。事后毛主编对我拍了拍胸口说，还好我坚持把你提上来，这样我还可以干，要不怎么干呢？现在咱们二比一，我也不怕。说得我点头不是，摇头不行，内心里很复杂。只是叶群的政治态度让我感到意外，当王主任找她谈话，让她到飞市《推理小说》记者站去当站长，享受副科级待遇，她竟然非常愉快地接受了。并且碰到我时还有说有笑的。毛主编的说法是，这说明王主任是站在林彪一边的，把叶群下到记者站是为林彪扫清障碍，叶群呢既然明白自己斗不过林彪，那到记者站去当个站长也好，离自己的父母近也方便，至于你她本来就没有把你当成主要对手，等等。我就反应不过来了，原来叶群跟林彪是从根儿上不和呀？这对我来说学问确实有点大。原来阶级斗争的情况就是这么在不断地变化着，而我的阶级斗争的敏感性实在也是强得太不够啦！也就是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还可能随时会出现新的动向，我说过，编辑部的阶级斗争就这么呈排列组合状态，新动向也即这么产生着的，这就需要有一副多么顽强而灵便的头脑才行啊！我不行，还真是不行，我直犯晕糊……
可在我们乡下，却又大为不同啦。我在省公安厅当官儿了，找我父亲办事情的人就更多了。尽管我觉得好玩得要死，可在父亲那边我又得尽量装得严肃正经。当然我父亲一般也不怎么给我找麻烦，挂在他口头上的一句话是：咳，这么点芝麻大的事情，就不必去麻烦我儿子啦！他常常对我说，谁谁谁什么什么事来找他，都被他推掉了。我就挺感激我父亲的，尽管这感激也好玩，也很不真实。当然更有推不掉的时候，比如福房的兄弟，在那乡村的大院和小院里，福房的兄弟却是真正的本家了，我父亲若不在那地方退休，本来也只是表亲，可现在却变成是我的堂亲，要推就比较难。而且事情有点大。本是我的表表之弟（是他的爷爷跟我外公才为亲兄弟）的我堂弟跑的是长途客运的生意，一部大客车刚买了两年，买的是七成新也花了六万多，生意做得好好的，却又跑到外地去凶，结果车在拳城的W镇司机和售票员连人带车被当地人给扣了，据说车被砸人也挨了打。就一直赖着我父亲了，说一定得让我救救他们家，要不然他们家得破产，假如他们家破产了，那我就是见死不救，等等。我的责任够重大的，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可以让我责任这么重大？既然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我父亲只得把活儿承揽了过来，就给我打电话，就让设法救救他们吧。若我岳父还在位，甚至我岳父还在世的话，在拳城都是小事一桩，而我在公安厅里实际上基本无法可想，我想你是可以猜得到的，我这人眼睛发直只知道上班下班，很少到厅里的其他部门走动，甚至厅里有多少个处都有些什么处我都能分个不清，我又能找谁又该找谁设法呢？无奈我只得求助毛主编了。
本来这些天毛主编和我的心情都有点不好。编辑部正在闹一场风波，还比较大，并且这场风波跟我还直接有关。事情是这样的：刊物的评论工作基本由我操作，省内的评论家大都由我联系，稿件也大都由我编发。哪怕我可以安排评论家写什么，但评论家怎么写我却是不能左右，这应该是常识。这次我是约北扬给我们刊物写一篇年度小说漫评的文章，不料文章写出要发排时却引发了轩然大波。直接原因是该篇文章直接赞扬了我的一篇小说批评了彭张的一篇。尽管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我的那篇小说实在算不上好，而彭张的那一篇实在是比较差，差到什么程度呢？差到根本就谈不上小说，充其量只能是篇读物。这又怎么样啊，你应该说还是读物好啊，怎么能说读物不好呢？况且现在是多么铺天盖地的读物的时代啊！若仅仅是彭张的情绪反应恐怕还次要，重要的是彭张的个人情绪被“政治”利用了。本来以为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已经让我够天真的了，竟然还会被“政治”需要所运作，则说明我原来有多么幼稚。据说北扬的评论稿是在毛主编签发了后，在往工厂发排的途中被截留了的。彭张看过了之后就暴跳如雷，然后就由凌小逼召集了彭张、楚歌、张美丽等人，在张美丽家里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会。然后就要求整个编辑部开会。然后在会上彭张第一个发难，说这明明是借评论文章在整人嘛！说得跟文化大革命似的，北扬仿佛就是姚文元或者张春桥。然后就众声附和，说这样怎么行呢？又不是文化大革命！说得挺让人哭笑不得地精彩。附和者有楚歌、张美丽等，凌小逼到最后才出场，发言比上述那些人正经严肃多啦，毕竟是在如此严肃正经的机关没白呆，训练出来的。还不仅仅如此。还有个阴阳五行在起着作用呢－－你不能在公开场合听他说什么，你要听听他在自己家里跟老婆都是怎么说的(假如你听得到的话)，这便是阴阳；要不怎么就会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一说呢，那便是五行了。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吧，只是像评论我们刊物一整年的东西，我看还是应该商量的吧？至少也得征求一下意见吧。说得还确实挺有点道理的，让你还不好反驳什么。问题是我太天真了啊，我说过我以为是正常的学术讨论的，再说我是评论编辑，自己又是副主编，由我责编毛主编签发本身是符合程序的，我又哪里能够想到呢？凌小逼的发言表面上冠冕堂皇，言下之意是非常清楚的，只要他觉得是编辑部重大的事情也得经过他的同意才行。这样事情的真相就变成是凌小逼利用了彭张的个人情绪，表达了他的个人政治欲望。然后他们就把集体签了名的评论稿丢回给了毛主编，主要意见仍然是彭张的情绪化的签署：我不能同意刊物发表这样的评论。毛主编就没辙了，稿就没敢发，只跟我说先搁一搁吧，就搁下了。弄得反倒是我在搞阴谋似的。毛主编在评论稿的事情上没敢再多说什么，却不知怎么就知道了他们事前是开了一个下午的会的，就十分的大为不忿，就强烈要求王主任查清此事。王主任知道了，还真的挺认真地过问了，说还是要安定团结嘛，你们这样私下里开会是搞小动作嘛，这个这个不好……毛主编就得寸进尺，要他们供出策划于密室的内幕，这就比较好玩了的－－不仅不可能，而且凌小逼没两天就放出风来，说这又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挖反革命集团啊？凌小逼滑得跟泥鳅似的，毛主编哪里就那么轻易抓得住啦？哪里跟彭张和楚歌那样的给人家当枪使，尽管这枪是可以调转来调转去的。凌小逼之所以能如泥鳅（鱼）得水，还在于他习得一身小太监的本事，小太监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能“邀天子挟诸侯”，所以小太监能阴阳怪气。凌小逼就是这样的。还说什么林彪，林彪会是小太监吗？这待会儿再讲。结果我是因为北扬的稿子发不了，毛主编是因为不能如愿得到内幕，心情都不好。（吴励生加注：官场话语的源头在于农村话语，只要农村话语一天顽强地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生长着，官场话语就一天也不能得以消灭！）这个时候我去求助毛主编，显然不合时宜，但实出于无奈，我表弟那是十万火急，我爹是一个接一个电话地敲给了我。
毛主编听了我的陈述，也算是我的表弟运气好，毛主编答应得非常地爽快，说前不久他还跟荔城的分局长在一起开会来着，S镇是荔城分局的辖区，没问题。说罢就操起电话用公安内线给荔城的分局长拨了过去。我就请毛主编再给写张条子，以便我表弟届时拿着他的条儿去找荔城的分局长。事罢我就让我表弟自己来我这取条子，并交待他找荔城的分局长时要说是省厅办公室的毛主任让找的。这里有个讲究，说是毛主任，比起毛主编，在底下的公安系统中可能会更管用一些；你知道，省厅办公室就如同司令部，毛主任就如同来自司令部的声音，当然就大不一样了。
我表弟就按我说的那样大摇大摆地去照做了－－什么叫做拿着鸡毛当令箭？单凭这他就可以大摇大摆吗？这也就是为小太监们提供生活土壤之一种－－还风光极了！荔城分局长一拿到毛主编的条子，也是马上就操起电话问刑警队，说你们还没去办啊，他妈的省厅的毛主任都压下来了，你们想让我背黑锅呀？！我表弟说大概不到一刻钟，分局长就通知他说去放人放车吧。我表弟说扣着他们的车和人的是一家旅店，旅店的总经理据说在当地挺有势力的，所以胆子才会那么大，敢扣车还私设公堂还打人，他们跟公安的也有勾结。我表弟说，他去放车放人的时候，人早就出来在停车场上了（本来别想见，想见就拿5万元来赎），对方的人早就跑得一个不剩，原先凶霸霸的人影瞬间无影无踪。我表弟说对方不知道我们的来头有多大，所以把他们给吓的！我表弟在跟我讲述整个解救过程时眉飞色舞，手舞足蹈，非常得意。以至让我都不能明白他缘何得意，但是我又不能制止他的得意。况且为了我的父亲，我必须坚守阵地，哪怕是如履薄冰。
不料我这表弟却是乱弹琴。他光是在那乡村里头宣扬我有多么了得还不够，没过多少时日他就又自己给我打电话来，说是他的一个弟兄打了人，把人家的肋骨给打断了，现在被蒲市公安局给抓进去了，你能不能设法把他放出来？
听得我脑皮都胀了起来。你打了人给抓进去，抓了进去我去设法给放出来？不说我的能量有没有那么大，你说这又是什么逻辑呢？简直是太岂有此理了。比起我的小叔叔来都要恶劣多了，我小叔叔的理解还只是“顺便”的事儿，他却是把我当成了一手遮天的南霸天了。这又让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了过来，原来这是一帮地痞，他们欺负别人惯了的，去了人家外地拳城也想欺负人，结果猛虎不敌地头蛇才被连人带车地扣了去，我还帮着做下这样的孽？整个我为虎作伥了不是？他狐假虎威了之后，就想让我继续放虎归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几乎让自己的声音都变得荒诞了起来，我说你以为我是钟馗吗？我若真的是钟馗还得专门捉你们这样的鬼，钟馗要是不捉鬼你叫他干什么吗？他大概不知道谁是钟馗，但意思还是听懂了，好在他是听懂了，要不就难说他还会干出什么事儿来，因为：从那以后他偶尔再在那乡村遇上了我，就真的跟避着钟馗的鬼似的，躲得远远的。我这心里才敢踏实了下来。
17“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莫非永远是我们走不出的怪圈么？按说这已经够让人难过了，可像彭张和楚歌那样毫无顾忌地公开伸手要枪（名）要粮（利），而且能在编辑部内如鱼得水，实属少见。他们如鱼得水的原因也简单，他们非常明快地利用了毛主编和凌小逼的矛盾－－凌小逼用得着他们，他们的所有要求都能在他那里得到满足，然后报到毛主编那，毛主编要是不批呢，凌小逼已做下了人情，你看看是他卡你们哪！毛主编是不敢不批的，自从那场风波过后毛主编开始怕他们了，而且你不批也可以，他们就当场在办公室跟你粗门大嗓甚至拍桌子，在堂堂公安厅的惟一无二的杂志社大主编的办公室，整天传出的吵吵嚷嚷之声，毛主编的威风要扫地，所以他不敢不批的；至于我，更是不敢有我不同意的事儿了，毛主编都经不起，我陪得起吗？我躲都躲不起呢！大概是毛主编嫌我实在也太缺战斗力啦，为了壮大他自己的力量，就故伎重演继续一个接一个地调人进来……
于是，在编辑部这面大镜子中生活，整个走马灯似的让我眼花缭乱。我不能明白毛主编那么大岁数了，能不明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我们原来的五六个人没有一个不是他亲手调进来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也不见得就很听话，只不过是比较老实地做一些事情罢了。后来调进来的三个人倒是有一男一女跟毛主编算得上铁，但我想用处应该不会太大，毛主编还有几年工夫呢？五年不到，待你真有可能弄清楚了，你也该退休了不是？问题就在于毛主编并不想着按时退休。我就琢磨着，中国人想不开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多，退休有什么不好呢？这就好比“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死有什么不好非得赖活着呢？实际上，就这“赖活着”才是活着的巨大不真实。我父亲在生命的尽头流露出的多次惨淡笑容，说明着的也是这个意思。这就如同梦魇时时缠绕着我，挥之不去！以至我一想起那虽是惨淡却又隐含着眷恋的笑容就心潮难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竟也是盼望父亲能够赖活着的，哪怕是一息尚存哪怕是要忍受巨大的病痛！也尽管，活着的内容无非是：所依存的全部乃“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并为之奋斗永远。古人说啦，《列子?杨朱篇》载，杨朱与孟氏有过这么一段话－－人为什么要功名？曰：以名者为富。既富之后为什么不停止？曰：为贵。既贵之后为什么还不停止？曰：为死。人死之后，又为什么？曰：为子孙。总而言之，人活着“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但是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哪怕再是拒绝这种有限，比如我父亲和我。实际上，像我父亲得的这种病，古人也是早就说死了的：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
又说：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于庚辛，庚辛不死，持于壬葵，起与甲乙……（《藏气法时论》）
此乃说的天干地支中的阴阳五行与金木水火土的四时衰旺等等，我们的先人不能说不聪明，倒是我们自己常常犯糊涂（或者聪明常常用的不是地方）。肝功做了、B超做了之后，结论是肝硬化、腹水、胃静脉曲张，所以长期痛；因为脾坏死，所以循环不过来，便腹水。按说挺严重的，应当立马住院才是，奇怪的是来自多个医生反馈的信息均是：没那么严重。从此重又陷入冥冥－－我这样说的意思，父亲是在冥冥之中一误再误，我不信命，可是人还真有命数不能逾越，拐来拐去的尽往邪道上拐，就是拐不上正道：先是丽珠得乐，后是腹胀了之后当成感冒治，医生给开了大量的泻药吃，可还是胀！不但泄不掉，还把人给泄得虚浮了起来；我们知道了，反复打电话催他来S市检查治疗，他还说要观察观察，又是十天半个月的延误；确诊之后，我的朋友A中医说没事，他能治，不必动辄住院，挺可怕的样子－－我这朋友A中医我信得过，此前已让他替父亲把过了脉，他称有土木相克之象，系中度，检验结果出来，果真也是如此；我妹妹的同事的妈妈B是省传染病医院退休的中西医结合，也把她给请来了，她把过父亲的脉说：住院就不必，你住院了也是跟我这样治疗，你去打白蛋白，我再给你开点中西药吃吃看；住院有个不好，他们乱用药预后反而不会好，再说你也不是到了非住院的程度。听了两个医生的说法，我们的眼前基本布满了曙光，人们总是喜欢阳光灿烂，本能地躲避阴森愁惨，这也便是我们的先人发明的阴阳学说的心理基础罢。因为阳光灿烂的地方，必将是万物葱郁茂盛，而阴森愁惨呢，则是可以想见的鬼影幢幢，就好比如我们的编辑部……
老是阴森森的。还不仅如此，还得同各种阴森复无聊的事体打着交道。或者我这就说一件两件的你听听，或许你能跟我分享一些无聊？也只让你分享一点无聊，阴森还是留着我自己担当罢，我起码还得保留着点善良，对吧？话说彭张、楚歌他们诸如福利分房家属就业子女上学等等解决了后，彭张就隔三岔五地拿来一篇又一篇的读物（号称小说），楚歌呢？似乎高雅了些，他看不上所谓文学的通俗，而是喜欢文学的纯粹，可真正纯粹的文学刊物又根本就不发他的东西－－这样，他一边是看不起推理小说，一边又压根儿没闹懂什么是真文学，他就宁可非常勤快地跑基层采写案例写纪实之类，再高雅也没听说高雅得不要钱哪？！况且他们都实际着呢，或者干脆，他们现在惟一需要的也就是钱了。我们刊物稿费高，千字一般不低于60元。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比赛着来似的左一篇右一篇地在刊物上发，还得不断口是心非地说好，写得不错云云。眼睁睁地看着人家闹钱，说你很超脱看不见那是瞎扯，至少在心里头也是受用不了。毛主编虽然轻易已不敢挡，也是一种无比复杂的心情，一见着他们又拿着稿子来，就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着实阴森愁惨得很哪！这也是原因之一吧，毛主编就不由不更加抓紧了他壮大自己力量的计划，同时开始设法诌理由左推右挡……
活人哪能给尿憋死啊？毛主编企图要挡的苗头一露，彭张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此时编辑部的福利制度算是刚刚草创，这也给了彭张以可乘之机。彭张紧跟着干的事情是自告奋勇去保险公司跑保险，说起来冠冕堂皇，做起来理直气壮，他这是为大家谋福利嘛！说他们有阿公养着，咱们的风险大着呢，将来刊物要是垮掉了，他们有人管，谁又来管我们呢？而且说的大致也是事实，加上大家伙谁也都懒，就让彭张去跑了下来，一应手续都由着彭张经办。当时谁也不能料到就这彭张也能玩猫腻。大约过了有四五个月的时候，一日彭张就铁青着脸来编辑部请假，说要去住院。起先大家都以为彭张还真是病啦，你看他那铁青的脸？其实要让自己的脸色铁青还不容易，都是这么大岁数的人啦，只要一整个通宵不睡觉就保准你脸色铁青。彭张医院里有熟悉的医生，开个住院证明也属简单。然后他就拿着这张医院证明去了保险公司，索取意外伤害险赔偿。保险公司此时也是初创阶段，挺没经验的，并没有做更为深入的调查，只是看了看所有的手续齐备，就给了彭张5000元的赔偿金。这，恐怕应该算是既读又编还写一些侦探小说的人才可能具备的特殊本领了，而对侦探与推理谈不上研究的人就难有这根神经。这里有个小小的关节，就是正式投（人身意外伤害险）保了之后的半年内，若出现住院以上的病情或意外伤害，就能向保险公司索取赔偿。可是，就在三个月之内，新来的苗银小姐骑自行车在上班的路上，一辆行驶的汽车撞倒了一根电线竿，电线竿不偏不倚刚好就砸在了路过的苗银的自行车上了，砸坏了自行车人也被砸成了骨折住进了医院，苗银就无能拿到这笔赔偿金。一是起先苗银不知道，知道彭张得了赔偿金又是半年以后的事儿了；二是彭张不会给她办，就是连告诉一声都免。这样，真的遭了意外伤害的没拿，做了手脚生病的倒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你看这聪明用的？其中还有着个小小的过节：苗银小姐结婚时大家凑份子，彭张说手头不宽裕就不凑了，后来苗银生孩子满月分红蛋时就自然不好分给他，他就在办公室里逢人便说上了，我算了算，苗银孩子生得早哇，才7个月不到吧？然后带动着一些人嘻嘻嘻地窃笑……假如说整天挂在彭张胸口的不是算盘，整天挂着的也是一句口头禅：这你瞒不过我，像我这么精明的人，嘿嘿！
就算是毛主编也怕了他彭张的这精明了吧，毛主编也就有了属于他的精明的安排，他安排了彭张当发行部主任，然后安排他新近培养着的一女（阮柳红）一男（叶雄彪）：一个当广告部主任，一个当办公室主任。彭张本来假装挺超脱的，说我当个副主编才给个副科级，当什么大劲儿呢？我当然不能告诉他我这副主编并不是为我自己当的，是为别人，比如为我父亲。我只能不置可否地笑笑。我感到好玩的是，现在这发行部主任可是什么级也不是，只是编辑部为了对外好听这么叫的－－毛主编如是说！彭张呢，却是迫不及待地赶紧赶制了名片，到处分发，于是过不多时就到处是彭主任、彭主任地不绝于耳。按我个人的经验，我想彭张在这公安厅当主任的，感觉一定很不错？至少人家彭主任、彭主任地叫，那心里头也是热乎乎的吧？我比较无聊地观察过了，看他答应着人家的时候还真是挺有点主任的样子的咧！我想50都出头的人啦，再不闹回把个“主任”瘾来过，就太迟了呀啊！这也有先例，我父亲就有点这样，直到文革结束两年后才入的党，又直到退休前两年才当上的经理，所以退了之外就有点意犹未尽的样子，所以就移情到了我身上。我就始终在这被无端地扩大着的内涵和外延中感受着压迫。尤其让我感到压迫的，没有当上官儿或者没当上几天官儿的人如此，当了很长时间的官儿的人更是如此。我的岳父对在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的小女儿竹两口子的重视程度，就压迫得我厉害：只要他们有事没事地拐到了拳城来，我岳父就得发出通知，通知所有的家族成员统统回到他的大本营，以示隆重。假如仅仅是出于亲人之间的聚会，人家又是大老远地从大北方回到南方了来，本也是应该。只是，我受压迫的心情常常形成于竹和她的丈夫回到拳城之后，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就听着竹怎么吹她的丈夫吧。竹说她的丈夫阿云是如何了得，跟中央某某领导人是拍肩膀的哥们儿等等，并补充说他们人民日报的不少哥们儿都是这样的；然后继续绍介这个领导人的脾气那个领导人的嗜好，以及为人等等；再然后适当地透露点儿内幕类的东西，并尽量说得藏头露尾，不能太过直白，太过直白就显得不够有学问了，最后不忘了叮一句：你们可不敢往外讲哦，本来这是不能随便乱讲的剑⊥被沟盟潮愦狄幌拢导噬习≡勖前⒃瓢。强榈弊芾淼牧夏兀忝侵浪夂自频拿质窃趺蠢吹穆穑渴且罡牡模∮幸换匕⒃迫ゲ煞靡桓鲆钔局鞒值闹醒牍ぷ骰嵋椋嵋榻崾氖焙颍恢趺匆罹妥⒁獾搅税⒃疲ㄕ獠攀枪丶钤趺淳筒蝗プ⒁獗鸬娜四兀克得靼⒃迫肥抵档米⒁獾鹊龋臀拾⒃平惺裁疵郑话⒃扑到性坪祝灰罹退盗耍性坪撞缓茫浦碌暮子帜苁┱沟侥亩ツ兀子φ驹谠浦喜拍芨哒霸吨踹帧没⒈⒈肴缱砣绯眨梦以栏腹笮Γ冒⒃浦镜靡饴刺梦胰缱胝薄缓缶吞爬荚趺唇衣段野伞＠妓滴遥认Ｍ斓忌夏芷髦匚遥从制独肓斓迹拱袅斓嫉拿。庋趺锤斓几愫霉叵的兀浚颊馑闶侵凰刀粤艘话耄粑业拿∏∏∈撬谛睦砩隙运一怪荒茉独耄庥智∏∈撬馐恫坏降模├妓滴沂欠嗫永锏氖罚殖粲钟玻寄梦颐话旆ㄋ帜盟邪旆兀浚ㄕ獾故怯械闼刀粤耍├嫉慕衣段沂遣环殖『弦膊环侄韵蟮模ㄒ残砬∈钦庋晕趴梢蕴逑址蚱藜涞那酌埽空饧蛑碧膳铝耍胨拿妹弥竦拇Υξに煞虻男蜗笠豢季托纬闪司薮蟮姆床睿偷テ菊猓簿妥愎还钩啥晕已蛊鹊男那榱恕Ｎ业比徊荒苋美颊庋姹憔吐也群酰挥傻梦一沟锰孀约悍直缂妇洹Ｎ宜道寄闼档貌欢裕沂裁词焙蛳Ｍ斓忌掀髦匚依玻勘纠淳褪俏颐敲鞅嗵衾病幼盼抑坏冒盐颐敲鞅嗳绾沃艏虻サ厮瞪霞妇洹０⒃凭蜕衿钕值夭寤八盗私矗寡ё藕畲蜃诺暮苡械懔Φ赖氖质疲担饽忝敲鞅嗍怯械悴罹沂蔷圆徽饷锤傻模也还苋叨豢峥幔缓笠欢奈辶叻滞凡贾茫愀墒裁此墒裁椿褂兴墒裁矗忝侨ジ桑珊昧宋冶硌铮傻貌缓梦夷媚闶俏剩
阿云此时已是人民日报新闻部的一个什么编辑室的主任，正处级待遇，就一口一个一把手不能这么干。确实说得挺有气势，尤其是那手势－－只是，我不知这手势是一直来自他打着的这个手势，还是来自胡耀邦式的那个手势？我怎么听着觉得特别像我们编辑部的凌小逼动不动就叫开会？或者动不动就说，我们是不是专题研究一下？小小的一个《推理小说》编辑部闹得跟政治局似的。人家会当领导的就是不一样，还没当上什么大领导呢，但小领导也是领导大小也是个领导嘛，就端出大领导的架势，就是不知像不像。当然像不像似乎也不是太重要，倒是过把瘾可能更重要。比如编辑部跟外界的来往比较多，就有各种各样的红头文件来来往往的，编辑部用的文件登记表又是办公室统一的制表，其中有一栏曰“领导批示”，凌小逼每每从搞收发的苗银处发现有红头文件，看都不看就先在领导批示栏批上“请编辑部全体同志传阅，并认真学习”，待毛主编看到了，又是一个点头不行摇头不好。有时苗银小姐突然想起来了，收到红头文件应该先往毛主编那送；又有时毛主编看某些文件不一定要全体传阅，两个副主编看了就行，他就批示道：请凌小逼和我两位副主编阅；按惯例是要先往凌小逼那儿送的，因为他的排名在我之前；待毛主编批示的文件传到我的手上的时候，我又要每每看到凌小逼的签名，凌小逼的签名也好玩：他的签名不是签名，而是在毛主编写上的“凌某某”的“凌”字上用红笔打上一个圆之又圆的圈圈。我敢保证，它要比阿Q临刑前画得那个圆绝对圆得多啦！据我所知，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才这么搞圈阅的－－据传记作家权延赤的记述，当年中央常常有许多重要文件要分送给几巨头们阅示，比如毛、刘、朱、周、邓、林……等等，因为他们常常阅了之后又没有批示，机要秘书就常常搞不清是这个巨头看了还是那个巨头没看……毛泽东就说话了，毛主席说我看这样吧，今后谁把文件看了，就在自己的姓上打个圈圈，打上圈圈的就表示看过了。从此，圈阅制度便这么固定了下来。因此，我们在较早的时候听传达中央文件，就常常要听到某某（巨头）已圈阅的说法。你说我们编辑部像不像个政治局啊？我想是不像也不可能像的。于是在看了文件之后，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在传阅栏上签上形单影只的“我”，我是不敢冒充什么政治局成员的，就是敢，也无非是假充的，－－大铆钉！你说对吧？别，咱哪来的金刚钻呢？当然，人家敢自有人家敢的理由。你还别看我们都是副主编，这里头又有诸多讲究的不同，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假如我要是个警察同时还是个党员的话吧？那情形就大不一样，当初我刚进编辑部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深浅，直到此时才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知道，人家已经是端着政治局的架式啦，搞圈阅啦，或者动不动就开会开会、专题研究一下啦，等等；说话口气自然也是大不一样，对我派起活儿来也是公开化的啦，那天他煞有介事地对我招招手说：你来一下。我不明就里就来一下了。他就说，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你是不是很熟？我说是的，挺熟的。他说你向孙绍振组篇稿吧。我想孙教授先生何等人物，他瞧不正眼瞧你这破刊物啊？我这心里就挺没数的，但还是随口说那我试试吧。不料他居然带上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那这个任务就下达给你了。尽管我这人的反应算不上灵敏，但我还是能意识到他这是公开向我指手划脚，这我就不能也无法完成任务了。结果是时至今日我也没向福建师大的孙老师吭气，闹得倒好像我对孙老师有意见了似的。之后就是年终了的一件事也挺让我运气的。现在年终了都要来个公务员考核什么的，他拿了考核表让我填，我填完了就交给了毛主编；过了半天他就转到了我这里来取，我说交了！他说，交了？你应该交给我，怎么就交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我首先应该接受他的考核，因为部门负责人意见应该是由他来签署的。我回答得很暧昧，我说我不是公务员考什么核呢？而我的真实意思也很明白：我是事业单位的编制，我不能接受公务员考核制度，若硬要考核，作为事业单位的副主编，我只接受主编的考核。人家的嗅觉可是比咱灵敏得多了，几乎是马上就意识到我这是不买他的帐，就满脸地挂不住，本来死白的脸上居然涨出了血色。我没搭理他。从此，以我为代表的“事业”就与以他为代表的“警察”之间的关系便愈发显得微妙起来。尽管如此，似乎我并不能打击了他的多少积极性，他仍然用那种口气说话，仍然动不动就要召集开会，假如你听到他的声音忽然低了八度，或者展示的是点头哈腰的身体语言，那一定是遇着他的主子了，或者是他有求于之者，或者至少是能够让他把笑容散碎在满脸的肌肉上的，想挂挂不住不挂又不能掉，比如厅领导、政法委领导乃至省领导－－不是吗？用不着太费力，你看着他跟叭儿狗似的摇尾巴或是跟大狼犬那样地狂吠，就很容易分辨。这要全看他遇上的是谁？也是见怪不怪，久在官场里混着的人，你常常能见到这样的：满脸的肌肉僵硬。而这僵硬的肌肉又常常让人不得要领地感受到其表情复杂，全是在官场的迎来送往中伤的。王主任是其主子之一。王主任与毛主编面和神不和，因为编辑部挂靠的是办公室，按理应接受办公室领导，可毛主编是老家伙了，又是正处级（侦察员）副主任兼的，不少事情毛主编就都绕过了王主任，直接找了兼我们社长的欧副厅长，这样，王主任与毛主编不和的道理就跟我同凌小逼的相同。而凌小逼投靠的就是王主任，对毛主编也就更加不驯。所以他敢肆无忌惮地搞搞批示搞圈阅，还要对我进行考核，等等。由于我拒绝了他的考核，王主任就在一次会上说了：《推理小说》的同志从来都是办公室的同志，我们从来都是一视同仁的，因而你们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办公室的领导……像是说我也像是说毛主编，我也就没搭理了他。但，很显然，《推理小说》想着从办公室独立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第一个投反对票的就会是王主任，王主任会死死地把编辑部的领导权抓在手上，为啥？为《推理小说》赚钱，一期的纯利就是6万元，一年12期就是72万，一块肥肉，哪怕不吃，抓在手上心里也是痛快。后来《推理小说》迟迟不能独立，就是王主任的坚决阻挡。这样，凌小逼跟王主任既是“拍肩膀的哥们儿”，自是声音宏亮，神气活现，至于声音低了八度突然显出的阴柔，综合起来，便是我前面说过的小太监特有的阴阳怪气了。我就想呀我们中国人也真是怪，就是为了得到这么一种人生的感觉，甚至不惜当那个阴阳人，虽然那玩艺儿是被阉了的，但欲望还在，因而有时不免还是要窥窥那个淫的。那会儿阿云跟我们侃得感觉大好了起来，便一把手怎么管理怎么改革地大做着胡耀邦的那个手势，不觉时间已过了半夜，不知什么时候竹已进屋去先躺下了，就听竹从里屋穿出了老佛爷似的声音：阿云啊，你睡不睡呀？你要不睡，待会儿别进来噢！
正眉飞色舞着的阿云立时敛声住口，一时兴奋的神情又不能一下子收住，就既兴奋又尴尬，嘴巴闭上了眼睛还笑着地对大伙儿挥着手说睡吧。一把手的阳刚之气瞬间乌了有，狗腿子似的马上殷勤地答应着里屋，我马上就来啊竹。一时之间我竟分不清阿云究竟是狗腿子呢还是一把手，弄得我也挺尴尬的。
但我岳父重视着呢，这就足够了。我岳父虽然离休了，也许不怒还有三分威－－这跟他往日的叱咤风云有关，跟他往日只要跺上脚整个拳城就要摇三摇有关，却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这个家族的父亲。还记得八十年代末广大老百姓寻找毛泽东吧？那就是寻找父亲，没有父亲了还要去寻找一个来，何况这个家族的父亲当时还在。我岳父卧室的写字台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竹和阿云的独生子春春。我不是个爱计较的人，我岳父平时对几个女婿和儿媳妇也都不错，但梅、兰、竹、虎、豹、彪各有一子或一女，我岳父偏偏在他的玻璃板底下压着春春的照片，其中的深意我们都能心中有数……
你就能够明白了父亲对我的意义的非同寻常。我的父亲的死亡是我亲历目睹的一场无可挽救的颓败。死亡的来临竟是那样地势无可挡，绝对地让我始料未及。在我的印象中，死亡总是有个过程的，可是我的父亲没有。我总是听说某某病重，经多方精心治疗，医治无效，于某月某日在某地逝世。我的父亲病重却都被说成不重，殊不知“病在肝，愈于夏；夏不愈，甚于秋；秋不死，持于冬……”。现在是寒冷的冬天，是因为秋不死才持于冬，只有熬过了冬天才可能起于春。那会儿打过了白蛋白，吃了A中医开的几帖中药，我爹的腹水和腿上浮肿居然被消去了大半，似乎病得确实不重的样子，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曙光。也就是这曙光让我们忽视了阴影，这阴影是之后的白蛋白以及中药的作用都不大了，无论是腹水还是浮肿不再能继续往下消，我们仍然把它理解成是黎明前的黑暗。因为消不下去，就继续腹胀得难受，A中医把过了脉说是气胀。我就去请了我的朋友C气功师给发功，看看能否顺顺气。C气功师给我爹也把了脉，问这病是找谁给看的？我说是A中医。C气功师就夸说A中医挺棒的，这气给调得蛮平稳的。也就是说，C气功师的这最后一抹曙光终于让我们放弃了最后的对死亡阴影的警惕。以至最终死亡的阴影铺天盖地地彻底笼罩了下来，对我们来说就只能是一场无可挽救的颓败了。
这就是说，C气功师那个时候带来的曙光确实是照亮了我们一大片思维的阴影的。可是阴影终究是阴影，终究是不能完全透亮起来的，哪怕是科学也如此，照亮的终究只能是一部分，因而气功就特别强调心诚则灵特别强调心理暗示，依靠精神的强力来驱赶心灵的阴影，所谓向思维要健康。总之，阴森森的地方就是阳光所不能及的地方，总是让人感到心灵的恐怖。那是深不见底的黑暗的深渊，那是大片大片的阴暗潮湿的地方，那里是人力和神力均不能及的地方，那里的魔力始终与人类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拔河，而且那里永远是赢家，因为那里有鬼。鬼们永远呆着的是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我们本能地惧怕那种地方。鬼为什么叫“鬼”，“鬼”字儿又是怎么来的？古人早说了：鬼为人所不见，唯圣人知其情状，故制此字。（《清?文字蒙求》）我们再给“鬼”字加上偏旁，比如加“云”就是“魂”字儿，加“白”就是“魄”字儿，等等，够可怕的！看着那阴暗潮湿的地方脸色都吓白了，哪还有魄在？再看那云端，轻飘飘的，如袅袅轻烟，魂就这么飘没了。云中之气指天上，白色之气指西方－－所以中国人称英国人、美国人均为鬼子，因为英国鬼子和美国鬼子均居住在中国的西方（日本鬼子的说法后来则是“鬼子”的延伸）；中国人重孝在身也就由是必着白色。这样，阴雨绵绵的天气就总是给人以不详－－假如一个人有着内脏方面的病，天气若好几天地阴冷着，那么他（她）内脏里的病就必然要反应出来，这就是古人说的“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的道理了。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在S市的我和我的妹妹的两家子硬性坚持让他来检查治疗下，父亲来到S市之后，天气始终是阴沉沉的（南方的冬天常常这样），温度在摄氏20度左右并不见得低，父亲却已穿上了毛裤两件毛衣还是觉得冷嗖嗖的，还得加上棉袄。也就是说，我们是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魂魄的飘荡，怎么都无法抓住的那种飘荡，并渐去渐远了的……尽管在飘荡的整个过程中，父亲曾多次向我们流露出至今紧紧揪着我们的心的眷恋而无奈的笑容，可是我们做出的所有能够做的努力都将是白费，哪怕是神力都已无能把父亲从阴暗潮湿的地方（死神手上）抢回来。
父亲病情恶化是在我的C气功朋友给他发过功的两天以后。天仍然是阴沉沉的，那两天天空甚至时有时无地飘泼着雨。星期六的晚上我的父亲开始出现了真正的痛苦，想吐吐不出，想拉拉不了－－大便如此，小便也只是淅淅沥沥的几滴。我的朋友A中医早说了，排不出是我父亲最大的麻烦，他已为此费尽了心机，或发汗或大小便，就是不行，又不敢强攻硬泄，鼓胀病硬泄不但难以奏效，即便一时奏效，也要复胀如鼓，再攻则如铁如石……也就是说，稍有一个不小心就没治了。事后回想起来，还不能说我的朋友A中医不厉害。还只能说给定的命数终究不能挽回，那阴暗潮湿的地方犹如沼泽，身陷其中的命运只能是慢慢沉没……还真应了俗话说的：男人穿靴（双脚浮肿），日子无多。回想起来，真是让人恐怖，冥冥之中上天居然给了我们暗示：星期天的早上，一夜未眠的我父亲，整个五脏突然发烧发烫，既不能坐也不能躺着，我们赶紧通知了A中医来，我们赶紧张罗着送省立医院急救；这时就出现了我妹妹和我妹夫的可怕预感，他们不约而同地惊人一致，他们想，把我父亲往哪儿送啊？赶紧送太平间吧……急救车拉着凄厉的警笛穿行在阴冷混浊的大街上时，我妹妹甚至已绝对禁不住地涕泪泗流，弄得我还挺恼火，这不赶紧在送医院吗哭什么哭？！A中医心情困惑地一直陪伴着我们。我又把朋友气功师C找来，他是省电台专管卫生新闻口的记者，跟省里的各大医院都熟悉，把他找来好有个照应。有他们两个朋友在我的心里踏实。随之，又有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A中医过一会儿就把一次我父亲的脉，脉搏始终正常，这就让我大惑了不解。但看躺在急救床上吸氧的我父亲脸色平静又安详，又是量血压又是测心电图的护士们忙碌了一阵后，复归清闲了下来，也让人感觉到没有什么不妙。却是父亲在反复地向仍在抹泪的我妹妹低声要求，一定要帮他处理一下……我火烧火燎地找到C朋友用去了3个小时，他去参加一个商场的开业典礼去了，找到了，C气功师倒是很快地就与医院的副院长通上了电话，并前后不到10分钟副院长就交待好了住院部的内科主任，让我们去办理住院手续。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迹象良好，甚至我竟都能松下一口气，把病人交给设备良好专家云集条件优越的大医院无疑是明智的选择，我想。内科主任把了把我父亲的脉，摸了摸我父亲鼓胀着的肚子，问我父亲说你得什么病你知道吗？我父亲说知道。内科主任就对他的助手说，给他挂白蛋白，晚饭后就给他抽腹水。事后我才感到特别地不可思议，怎么就在这节骨眼上我的两个朋友都以各自的理由先后离开了呢？换句话说，我怎么能在这节骨眼上竟能放心地让A中医和C气功师走掉了呢？A中医自不必说，我父亲的病从头至尾都是他给看，有关我父亲的病情、病理乃至（最为关键的）病体他了如指掌，尽管他是在认定我的父亲不可能有危险的情形下离开的，再说他一早出来一直陪着我们到天快黑也实在不好意思；C气功师我也是不能轻易让他离开的，C气功师的父亲得的跟我父亲是同样的肝硬化、腹水的病，他父亲最后的日子是靠抽腹水活着还活了一年多，也就是说，在这种病的治疗上他还有着某种临床经验，因而他对A中医曾有过的由衷夸奖才让我深信不疑。可是，就是这样两位让我感到踏实的朋友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了，仿佛真是冥冥中有天意啊！事后回想起来，二位朋友竟像是逃离，就像是要急于逃离是非之地似的，仿佛逃离得不够快就有摆脱不掉的干系。当然这仅仅是当时当地的一种形容并奇怪，而并非有理由和权力责怪朋友。更为奇怪的是，在父亲抽过比较大量的腹水之后精神显得清爽，人也显得轻松，我就有点放心地去参加省作家协会即将召开的第五届全省代表大会报到，见到作协秘书长脱口而出的竟然是：非常不幸，我父亲今天下午抢救了一个下午……哪怕我是要请假或者说明情况，也不是这样说法呀？！连夜报到了后我又赶回到父亲的病榻前，看到父亲正与前来探望他的人有说有笑，我的心就放得更宽了。我就跟我的妹夫商量，因为第二天我要开会晚上由他值班陪伴，明天由妹妹替他，我负责明晚的班。我又跟父亲说了，父亲很轻松地说你放心去吧。我就跟我妹妹先回了。刚刚回到家只洗了个澡，已是11点半钟，这时客厅里的电话就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
我妹夫在电话中说，爸爸昏迷，你们快来！
我们急如星火地赶回医院，父亲已经不能再说话，眼睛的瞳孔已经放得很大。医生护士在进行紧急抢救。在抢救的过程中，女护士问年轻的医生：你给他抽了多少？年轻的医生说抽了2000CC。女护士问我们说病人抽过腹水没有。我们说没有。女护士就责怪年轻的医生说，没抽过第一次抽怎么能抽那么多？！医生说我是按主任的治疗方案抽的，主任说要抽3000CC呢，还是病人说难受才只抽了2000的……
这才是我前面说的我真不该让我的两个朋友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的意思。该怎么抽抽多少我们几个全部不懂，只能由他们抽去。
后来我的妹妹哭天抹地，硬要我跟医院清算他们的医疗事故。我的痛苦直入骨髓，说清算什么，他们是常规处理，受得了是你病人的福气受不了是你病人的问题。天意啊……
按说，阴暗潮湿的地方谁都不会喜欢。然而，古人说了，万物负阴而抱阳！一如我的父亲，都已病入了膏肓，他仍对阳世充满着留恋，仍想着过了两天就好了，他就可以回到他已非常习惯了的风俗民情中去……何况是尘世嚣嚣中人，更是不阴又不阳，或者阴阳怪气地阴远胜于阳……那才真叫人生意义上的一场真正无可挽回的溃败嘞！
18不能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那么，面对亘古不变的生存恒定结构，我们自己还能剩下些什么呢？我们似乎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剩下了。据说，而今的身体性正空前地遭遇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分裂，遭遇着欲望的冲击和现实社会权力的压抑，遭遇着边缘化的情绪体验……因此，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理性与社会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提高声调）但是，我们的身体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吗？
我们的身体首先属于父母，之后还属于兄弟姐妹，却是不多的情况下才属于夫妻。
让人滑稽的是，现在我们也紧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大谈“身体动力学”了。人家是在自己的知识制度的基础上采用知识―社会对身体进行控制，我们呢从来是从文化的角度采用文化-管制的办法对身体进行控制，因而，前者形成的是知识社会学，我们能够形成的只能是两千年不变的“养生学”。也就是说，现代西方形成的叫身体理论，我们的则是“身体状况”。当然是这样，既然我们什么都干不了，那除了多活几年，又能怎么样呢？至于多活几年干吗，似乎并没有谁认真地想过。还用想吗？只要活着，多好！因此无论是中医话语、气功修持、道家修炼成仙，便都同养生有关。我们的身体是用来传宗接代并代代相传的，然后便是长命百岁，子孙万福，然后安居乐业、知足常乐、悠哉闲哉、圆融自足等等，自然就成了我们最佳的生活理想乃至人生理想。
（提高声调）但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的生活世界毕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个人意义上的事情毕竟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毕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性意义毕竟遭遇着变化。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席卷全球，似乎我们真的具备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私人空间了？（提高声调）但是，你究竟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这个所谓的私人空间，在我们这里只不过是现代“养生”的一种逃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着力批判的机械复制、数字化带来的“单向度”生存，以及包括波德莱尔《恶之花》在内的对现代性的“罪恶”的批判等等，人家的私人空间所带有的批判性不言而喻。我们呢？身体性的革命真的具备有“断裂”的意义吗？你该如何保证其不是自魏晋以来包括竹林七贤在内的放浪形骸？
又该如何保证你的私人空间不是遮遮掩掩着的捂着盖着藏着的更多的罪恶呢？比如藏着掖着的大量的不义之财？其间又有多少个人身心与制度的断裂？又可能有多少理性与社会的断裂种种？因而，所谓“造成现代人身体的多种流动变化的踪迹”，不是痴人说梦，也是现代性渴望中的某种自慰。所谓全球化，所谓后现代浪潮，都是人家强加给我们的，就像“船坚炮利”强加给我们的一样，我们只是在被迫做出回应。我们拼命地追逐西学，无非也就是赶赶时髦，或者干脆就是一种时尚罢了。我们什么时候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逻辑认知，什么时候是出于我们自己内在问题意识的需要和必然？我们无论是被武装了多少的哪怕绝对先进的西学理论，我们始终还只能是土生土长着的中国人――我们该怎么想的还怎么想，我们该怎么干的还怎么干，理论就是理论：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况且那还是人家的理论，跟我们自己的生存有多少关系又有什么关系……？
19在推理。是否推得出来，连我们毛主编都对我有点失去信心啦。实际上倒是我自己放不下博士生南柳的案子了，毛主编反而无所谓。你该出差出差该采访采访，路费旅馆费都给报销还补贴了伙食费，也给了你足够的写作的时间，毛主编反倒无所谓，你就能想象该难受的是谁了吧。
似乎已成了思维惯性：罪犯一定是魔鬼，警察则大多是天使。我们《推理小说》就是这样的。或者我们毛主编就是这样的，比如毛主编特别爱说的一句话：一个刊物的封面就是主编的面孔。所以毛主编非常热衷于讨论刊物的封面，几乎是三天两头。强调的始终是贴近公安生活。凌小逼就始终在各种场合攻击毛主编是外行，说刊名还叫“推理小说”呢，既是推理就要张扬理趣，既是小说就要强调艺术……如你所知，凌小逼还是个业余诗人，因而他始终以为自己搞的就是艺术。我的主张又有不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逻辑能力实在是太差了，想象力则更是可怜，发展“推理”实在没有前途（就像我自己现在所反复印证的这样），因而毛主编的贴近公安生活的主张并没有大错，问题是，鲁迅先生早就教导过我们：艺术品一定是做宣传，宣传品却不一定是艺术。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在鲁迅先生那就已解决了的。我的问题是：艺术为何？因而我特别关注犯罪。这么着，三个正副主编在具体办刊过程中就貌合神离地各念各的经。当然，假如仅仅是观念的不同，事情就简单得多啦，我们中国人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啊？哪怕你就是想着发射卫星了，他就可以由于观念的不同，在重要的部位给你卸去一个螺丝或是安上一个快报废了的，这样你的卫星就得出故障，要不上不了天，要不上了半空中也得小心跌了下来……
我这人死心眼，可能也是因为这让我的推理产生了麻烦。
一个人犯罪总有他个人的原因，但这个原因往往并非全部，有时甚至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在我对博士生南柳案件采访的过程中，几乎跟我的所有采访没有区别，几乎都是全部。凡是我采访过的熟悉南柳的人，都说南柳整个是神经病，或者性格孤僻内向，不爱说话，行为古怪，等等；有的甚至说，南柳是在华中工学院念的博士生，其实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也不知是真是假。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一些具体的事实。
他们说南柳回到研究所上班之后不久，有一日一位课题组长找到胡善庆主任反映说，研究室的计算机需要联网，线路需穿过南柳的办公室，由于南柳与这位课题组长素有矛盾，南柳多次蛮横地扯断了线路，并非常无礼地谩骂了前来接线的同志；作为研究室领导，胡善庆自然要支持课题组长的工作，不能因为某些人的干扰就影响了整个研究室的工作开展嘛！据说这就又让南柳对胡善庆心生了不快。没过多久，研究室就又发生了一件事。比较早的时候，结构所为了研究工作的需要曾开通了一条连接国际因特网的专线，由于近年所内使用因特网的用户急剧增加，原有的直拨电话线路不够，研究室就决定停止使用各办公室的直拨电话，将这些原先预留出来的电话线路，改用于计算机网络。南柳的电话自也在停止之列，南柳就更是不满。为发泄南柳竟又擅自删除了因特网的一个服务器软件，结果严重影响了研究室的工作。鉴于此，胡善庆不得不再次严肃批评了必须批评的南柳。这就让南柳更加接受不了，过去的事儿还没完呢，是不是胡善庆活得不耐烦了呢？南柳心里头的疙瘩结得就大了。
结构所的同志们说，胡善庆还是有大人大量的。后来所内有一个到美国WT结构化学研究所工作的名额，胡善庆去给争取了来让所内惟一的博士生南柳去。他们至今提起此事还牢骚满腹，怨气不小，大骂南柳没良心。因为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有太多的出国机会，有不少60年代初名牌大学毕业的老家伙了，进所20多年了也没能捞着，年轻的大学生、硕士生则更可能百年不遇，数十载难逢。南柳跟胡善庆有那么多宿怨还闹了新的矛盾，胡善庆还能痛快地表示：南柳可以出国。胡善庆同时还给大家做工作说，我们还是要重视南柳，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在国外好好交流、进修，回国了后能安心工作，发挥更大作用。他们说南柳是没良心，1997年5月南柳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回来，他不但没有发挥出应该发挥的作用，反而跟胡善庆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事情是这样的：多少有点踌躇满志的南柳从美国回来，在结构所遇到的第一件事儿却是：按结构所的规定，他必须向所里交纳一定数量的“出国管理费”。这就给南柳纳了一个大闷儿，他感到憋气极了。原来，结构所的领导层中曾形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他们以为，被派出国外的同志，假如没有结构所的培养，是不可能出得了国的，当然也就更挣不到外国的高薪的；何况一个人出国，他（她）原来担负的工作就必须转移给别人负担；再者，出国者始终是少数人，留在家里工作的人永远是大多数，所领导就不得不考虑留守在家中岗位上的同志们的奖金福利待遇什么的；众所周知，国内的科研经费事业费都是非常有限，有些研究所甚至还要自行解决研究人员的工资奖金乃至外事接待方面的经费缺口，等等。这样，所领导就研究决定，从出国人员的收入中抽取一定数额的出国管理费。他们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可行的地方。土政策也就这么定下了：
凡由所里派出国外工作的研究人员，回国后均须向所里交纳出国管理费，云云。
对拒不交纳者，他们也做出了补充规定：倘若不交，职称评定、福利分房、提级以及奖金和岗位津贴，视不同情况给予不考虑和扣除等处罚。
据说这项土政策已执行多年了的。可是到了南柳这里不行了，它遭到了南柳的坚决抵制。问南柳原因，南柳却是什么也没有，只是说，钱我无所谓，我就是要跟胡善庆过不去！
他们说胡善庆是整个好心没好报，当初他好心同意并支持他南柳出国，现在南柳不仅甩给了老胡一个大包袱，而且还公开扬言要跟老胡过不去。作为南柳的顶头上司，胡善庆被夹在了中间，他不仅左右犯了难，还里外不是人：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所里坚决不能同意；若坚持让南柳交钱吧，南柳势必对他更加恨之入骨……
拉锯战重新开始。紧跟着南柳又拒绝了研究室对他的工作安排，并且一拒绝又是半年，闹得后来没有一个课题组愿意要他；又是胡善庆做了大量的说服动员之后，好容易有一个课题组表示可以接纳南柳，南柳至终还是拒绝了……据说其间胡善庆多次想找南柳好好谈谈，可是都被南柳坚决地回避了。我想非常糟糕，在这一点上南柳怎么那么像我呢？要是我腻上谁了，甭说是要找你谈心，就是平时让我瞅见了都运气！我就受不了毛主编那样，刊物的广告和印刷是由我分管，有广告客户来或印刷厂跟我们的业务洽谈，晚上一般都设有饭局，本来没他凌小逼什么事儿，毛主编却又每每都要把他叫来作陪，我就感到憋气极了。于是跟我没关系的跟工商税务邮局计量还有新闻出版局等等设的饭局，我就常常借故缺席，不肯参加。看着一个个在饭桌上狼吞虎咽，仿佛是过着盛大的节日－－能忍着饕餮之徒们的吃相就已经够我涵养的了，我可不可能有毛主编那样的政治涵养：面对面地隔着桌子坐着，都琢磨着从桌子底下一脚就能踢中了对方的要害，最好能当场就让对方踢趴下再也不能爬了起来，可在桌面上你时不常地又能看到他们在笑嘻嘻地握手。一到毛主编提出要讨论封面了，美编张美丽就会跟过节似的兴高采烈，捧着一大堆的封面备用照片大呼小叫，之后凌小逼就会带领楚歌和彭张一起让毛主编的办公室门庭若市，整个像个菜市场。我既不想从桌子底下踹人家的要害，当然我就更不会想着在桌面上跟谁去握手。我已经受得够可以的了，光是整天跟政治局的样子就已让我感受着疲劳了，然后还三天两头的听他主持会议地唾沫星四溅－－据毛主编说这也是他的策略，总得让他满足点东西吧，他才不至于闹太大的事儿；同时呢，也显示出自己身份的重要，主持会议的一般不是太重要的人物，但至少也是个人物，这样既让他满足上了，毛主编也就通过发言或者总结来显明，这才像点话。我说过这方面我的脑子笨，还是过了好久了就是拐不过弯来。我只觉得我应该逃跑，会上逃不掉，就在饭局上逃。当然能逃的会我也尽量逃，编辑部的会一般逃不掉，我就专门逃办公室的大会。这样我就没少给他留下现成的口实，他就没少跑到王主任那去汇报我。然后他就回到编辑部对我说，今后办公室开会还是都要参加，开会《推理小说》经常好多人缺席，他们就经常叫我去训，话说得都特别难听，我希望你能支持我工作好不好？我说好啊，心里却说又去汇报我了是吧，还真不知是谁把话说得难听了，是你还是上面的？然后就说得冠冕堂皇了：你支持我工作好不好？然后就可以想象地继续跑到王主任那去汇报：啊，王主任，是他不支持我工作嘛！王主任就可以想象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没关系，他不支持你工作没关系，我是支持你工作的……凌小逼就会笑得很甜蜜，后面的尾巴就会摇得特别欢。南柳跟胡善庆的画面截然相反。南柳刚回国的那一阵子，胡善庆就已想找他聊聊了，或者征求一下南柳对工作安排的意见等等。有一日胡善庆在办公楼的楼道里迎面跟南柳遇上了，就拍了拍南柳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回来啦，咱们聊聊吧！南柳的眉头一皱，镜片后面突突的眼睛一瞪，脱口而出：我没空！
这样公开拒绝胡善庆不是一两次，而是有三次。第三次胡善庆又找到南柳，仍然说要聊聊，这回南柳的回答就非常地不客气了：你就不想想，我跟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聊的呢？我实在不了解胡善庆的为人到底是怎样的，不能胡言。但是，我觉得南柳的这样回答实在是太好了，因为他几乎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假如凌小逼哪一天也要跟胡善庆那样的找我聊聊，我想我也应该这么回答，问题是我回答得出来吗？我只会回答好啊好啊，想想又挺泄气的，我这人的出息实在不大，简直不能与南柳同日而语。这也便是南柳与我的巨大不同处，难怪他会举刀去杀人，而我只能提起了羊毫大做起了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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