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董老赴京_百度百科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
送董老赴京
《送董老赴京》是诗人在1940年写下的一组诗作。该诗表达了诗人对即将远赴重庆的离别之情，但更多地体现出了诗人心系国家安危、惦念民族前途的博大胸襟。
送董老赴京作品原文
送董老赴京[1]
双足何时息，前瞻路尚赊[2]。
吾华警烽火[3]，四海斗龙蛇[4]。
不拟霜同鬓[5]，唯将国作家[6]。
轺车驶京邸[7]，秋菊正开花。
万国王冠落[8]，吾京独屹然[9]。
蔺廉重好合[10]，萁豆弗相煎[11]。
单调难成曲，群擎可柱天[12]。
佳音告黄帝，桥山且驻鞭[13]。
妻老孤孙弱，长沙我有家。
寄书长不达[14]，传说被搜查。
报国何年迈[15]，思乡觉路赊。
尺书望转寄[16]，藉以慰天涯[17]。
秩序分新旧[18]，扩张事战争。
全球挥斧质[19]，弱小尽牺牲。
幸勿贪机遇[20]，图存在更生[21]。
回思百年史，殷鉴即长城[22]。
国是如船舵[23]，风来紧把持。
偏差需警惕，暗礁早探知。
巢覆卵无幸[24]，舟穿客悔迟[25]。
重心只一点，把握在乘时[26]。
吾子贤参政[27]，回京一矢词[28]。
直言当侃侃[29]，国事忌迟迟。
当局多贤达[30]，同僚有旧知[31]。
一经见采纳，人事转天时[32]。[1]
送董老赴京注释译文
[1]京：指。因当时国民党以重庆为陪都，故称京。
[2]赊：远，长。《》诗：“观阙长安近，江山赊。”此处指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
[3]吾华：吾，我们；华，指；吾华，即我们中国。警烽火：古代在边地筑高台，每隔一定距离即筑一座，称为，发现敌人入侵时，便燃火告警。此处指日军入侵。
[4]四海：犹言天下，指全国各处。《书·谟》：“文命敷于四海。”此处指世界各地。斗龙蛇：龙蛇，比喻矛戟等武器。《代谢赐戟状》：“武库龙蛇，忽追飞于陋巷。”亦可引申为战争。斗龙蛇，借指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5]不拟霜同鬓：指不用霜的白色来比拟人的白发。
[6]唯将国作家：只把国事当作家事，为国家而努力。
[7]轺车：使者乘坐的车。京邸：邸，高官的住所。京邸，指驻重庆办事处。
[8]万国王冠落：万国，泛指许多国家；王冠落，王冠落地，指国家灭亡。1939年3月，吞并；4月，占领；9月，希特勒吞并。1940年4月，希特勒占领，侵入；5月侵入、、；6月侵入；11月侵入。
[9]屹然：屹，山峰高耸；屹然，高耸的样子。
[10]蔺廉重好合：蔺，指战国时的上卿；廉，指战国时赵国大将。《·廉颇蔺相如传》记载，廉颇自恃位高功大，瞧不起位在己上的蔺相如，想侮辱他。蔺相如以国事为重，一再退让，终于使廉颇感悟，两人重新和好。此处意谓国共合作，改变分裂局面。
[11]萁豆弗相煎：萁，豆秸。《·文学》载，三国时逼其弟曹植七步作诗，不成就要治罪。遂七步成诗：“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处指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12]群擎可柱天：群擎，大家一起举；柱，柱子，此处用如动词，顶的意思。群擎可柱天，大家一起举起手来，天塌下来也可以顶住。
[13]桥山且驻鞭：，在陕西城北，山上有；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且，暂且。驻鞭，停车。此句承上句意，讲路过桥山，停车把好消息报告给黄帝。
[14]寄书长不达：书，信；指寄出的信往往送不到。《》诗：“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15]何年迈：何必论年老。
[16]尺书：信。《·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17]天涯：指远在天边的老夫人和小孙女。
[18]秩序分新旧：旧秩序指前的状况；新秩序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意、日组成轴心国发动侵略战争，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状况。
[19]挥斧质：斧质，古代的杀人刑具，斧用来砍，质用来垫。此处指德、意、日发动侵略战争。
[20]幸勿贪机遇：机遇，机会。指不要对国民党反动派存有侥幸心理。
[21]图存在更生：图，谋划；存，生存。更生，即自力更生。讲要想生存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兴起来。
[22]殷鉴即长城：殷鉴，殷朝灭夏，夏朝的灭亡就成为殷朝的借鉴。《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殷鉴即，指吸取其他国家灭亡的教训，就是攻不破的万里长城。此处指要吸取捷克、波兰、阿尔巴尼亚等的亡国教训。
[23]国是：即国事。
[24]巢覆卵无幸：无幸，不能幸免。鸟的巢已经被颠覆，就不会有幸存的鸟蛋了。《世说新语·言语》：“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此处指国家破灭后，家庭和个人也就完了。
[25]舟穿客悔迟：船破了，船上的乘客后悔也迟了。《·传》：“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共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
[26]乘时：犹掌握时机。《·公孙丑上》：“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锸基，不如待时。”
[27]吾子贤参政：吾子，指董必武，予，即先生；贤，有能力的人；参政，指出席参政会。
[28]矢词：矢，陈述；矢词，指出席参政会的发言。
[29]侃侃：说话理直气壮、从容不迫的样子。《·乡党》：“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30]当局多贤达：当局，指参政会中人。贤达，有才能、德行、声望的人，此处指参政会中的进步人士。
[31]同僚：在一处任职的官吏。此处指出席参政会的同事们。
[32]人事转天时：即人定胜天，经过人的努力可以促使局势转化。《孟子·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
送董老赴京创作背景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宣布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徐特立奉党中央的派遣，从回，建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40年，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奉命撤销，徐特立离开长沙，经和重庆回延安工作。1940年10月，董必武担任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代表，离开延安去重庆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参政会议，徐特立让他捎家书一封，临行前，还特地写了这六首五律送给董老。[3]
送董老赴京作品鉴赏
这六首送行诗以“送董老赴京”为题，但全诗的思想内涵却远远超出了送行本身的意义，字里行间展现的是一位老革命家心系国家安危、惦念民族前途的博大胸襟和他“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崇高革命精神。全诗将国事、家事、天下事融为一体，阐明了有国才有家、“巢覆卵无幸”的深刻道理，充分体现出作者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深厚思想感情。
诗的第一首由送行写起，赞扬了董老不顾年迈、不避劳苦、以国为家、为国奔波的革命精神；第二首由送行写到了国家的局势，歌颂了使国家团结、民族有望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首又由“国”写到了“家”，抒发了自己不辞老迈的报国之心，以及对老妻弱孙的深沉怀念之情；第四首则由“家”写到世界的局势和古往今来的历史教训，意在救亡图存，重新振兴。第五首又由“天下事”转到“国是”，写有国才能有家，保家必须卫国，只有把握好时机和方向，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第六首则又回到诗开始时的旨意上来，写对董老出席参政会的希望以及对国家前途的乐观态度和坚定信念。这六首诗始终贯穿着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主旨，但又绝没有送行时的那种低沉凝重的情绪，而是充满了乐观豁达，激情洋溢，这里有对董老的由衷称颂，有对家人的遥思惦念，但更多的却是对国事的忧思和关注，这种忧思和关注，从全诗的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沉实委婉，真切感人。
这六首送行诗将自然妥帖的比喻和深刻含蓄的用典熔于一炉，生动形象，耐人寻味，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如诗中以“警烽火”、“斗龙蛇”、“王冠落”、“挥斧质”等喻国内外局势；以“蔺廉”、“萁豆”之事和“群擎可柱天”之喻盛赞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船舵”、“暗礁”、“巢覆卵无幸”、“舟穿客悔迟”等喻比国事安危及家与国的关系等，这些比喻让人从字面的意义产生丰富的联想，使人激励、使人感奋，从中受到教益。诗中还以“不拟霜同鬓”、“秋菊正开花”来展现董老老当益壮、为国操劳的精神风貌，这既是对董老的赞誉，也是对诗人自己“报国何年迈”、“唯将国作家”伟大人生的真实写照。[4]
送董老赴京作者简介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
又名徐立华，字师陶。湖南长沙人。读过六年私塾。在本乡教过十年蒙馆。1905年入长沙城宁乡速成中学，毕业后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后兴办私学。1910年往日本考察教育。支持，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1913年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到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参加了长征。在延安曾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八路军高级参谋长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0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等职。[6]
马连儒《中共五老诗词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47-248页
马连儒《中共五老诗词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48-251页
马连儒《中共五老诗词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51页
马连儒《中共五老诗词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51-252页已有天涯账号？
这里是所提的问题，您需要登录才能参与回答。
"天涯问答"是天涯社区旗下的问题分享平台。在这里您可以提问，回答感兴趣的问题，分享知识和经历，无论您在何时何地上线都可以访问，此平台完全免费，而且注册非常简单。
麻城董敢干是怎么会事啊？
09-09-08 &匿名提问 发布
今年3月5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法学家，新中国人民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主要奠基人董必武同志诞辰120周年。董老在青年时就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随后又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先后奋斗60多年，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作出了卓越贡献。此时此刻，回忆起从上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十余年之久，他那坚信、笃行马列的共产主义者的信念，他那以人民为本、甘为民仆的执政风格，他那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以及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博学又好学的优秀品质，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令我终生难忘。 （一） 1948年8月，我因在北京大学搞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北京大学撤退到华北解放区，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秘书处工作。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董老的。他老人家那时已年过花甲，刚刚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当我们到董老的住地拜访时，他见到我们这些来自北平的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显得格外高兴，操着一口湖北口音说：你们从北京大学来的，很好，很好。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大决战就要打响，一些大城市就要解放了，我们的任务将更加复杂，更加繁重，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这里有你们施展才华的岗位。我们听了董老真挚动人的话语，心里都热乎乎的，感到他老人家非常和蔼，非常亲切，非常朴实，受到莫大的鼓舞。 当时，董老的工作担子非常繁重，除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建设新政权，整顿公安、司法之外，还在为建立中央统一财政、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和发行人民币而日夜忙碌着。1947年4月，董老任中央工委常委不久，因为大规模战争支前工作的需要，党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原来，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日寇的分割、封锁，各解放区先后成立了银行，发行了各自的货币，品种繁多，互不流通。解放战争开始后，华北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但货币不能流通，不仅严重影响到商业活动，影响生产和百姓的生活，而且对解放军大兵团流动作战以及支援前线也十分不利，因此各解放区对创建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呼声非常强烈。于是，董老在日向中共中央报请审批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草案》中，就把“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列为重要任务之一。筹建中央财政，重要的环节是建立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10月2日，他又致电中共中央，提议“银行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10月8日，毛泽东等复电：“银行名称可用中国人民银行。” 得到党中央的批准，董老便一步步脚踏实地操作起来，首先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同时，董老又到距西柏坡约10公里的南峪村，对晋察冀边区印刷局进行实地考察，对那里的造纸、印刷设备以及制版设计、印刷能力等一一进行了仔细询问和观察，得到了比较满意放心的回答。然后，董老经过认真仔细的思考，具体提出了分五个步骤发行人民币的设想。1948年4月，董老主持召开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人民币与各个解放区票币的比价。这是发行人民币成败的关键所在。随后，人民币进入设计和制版阶段。南汉宸请董老题写了票币上用的“中国人民银行”等汉字。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第一版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他所有的汉字（包括数目字），都出自董老的手笔。 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部，由董老担任中央财政部部长，加快了统一财政的步伐。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董老当选为主席，并兼任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11月下旬，东北人民解放军大举向关内进发，与华北人民解放军携手对平、津实行了包围。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迫在眉睫。11月18日，董老主持的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决定，把原定于1949年元旦建立统一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日期提前到日。在征得关内各解放区政府同意，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后，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和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发布了《华北人民政府布告———［金字］第四号》，宣告：“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北大街正式成立，人民币同时面世。老百姓看到了全新的票子，高兴地说：快了，快了，全国快解放了。1949年4月，董老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上讲话说，我们不仅在军事上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政治上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在经济上我们也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 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这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工程，在中国财政金融史上写下了光彩的一页，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很快结束旧中国长期混乱的金融局面，实施全国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恢复和发展经济，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 民主建政是董老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中期，董老先后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长期分管政权建设和政法工作。他一直把建立、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自己的重大历史使命，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依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作用、特点，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发扬民主、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如何发挥民主爱国人士在政权机关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都作过精辟的论述，体现了他的民主建政的思想。 记得我到华北人民政府秘书厅工作不久，为了推动乡、县（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试点工作，经董老提议，在石家庄成立了有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人民政权研究会，讨论如何启动乡、县（市）两级人代会问题。日，他在研究会上作了题为《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讲演。他说：“什么人掌握政权，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这是决定政权性质的基本因素。”又说，政权“关系着千百万人的生命和他们的生活方向”，因此“一切革命的政党，最重要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得到政权之后，一定要维护这个政权，巩固这个政权，发展和建设这个政权。董老反复强调，我们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就是一切权力都要归它”。“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给的，它的工作要受人民代表大会限制，规定了才能做，没有规定就不能做。如果有紧急措施，做了要向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做错了“要受到批评，一直受到罢免的处分”。他认为，“只有这种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才能符合新民主主义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董老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于1951年9月亲自主持召开了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他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加强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的报告，对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作用，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国家，人民代表大会是最便利于广大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组织。我们国家的政权建设工作，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好人民代表大会。他批评有的干部提出“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的说法，还语重心长地说：“人民是主人，人民代表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代表人民做主人”。他又说，“我们从事革命的人决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而是为着人民，主要是为着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是为了人民要‘坐天下’（要解放，要做国家的主人），才和人民一道去‘打天下’（革命）的。”董老的这些论述，清晰地体现着他的“人民为本”的思想。 董老在这篇重要讲话中，还对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这一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的工作，使政权机关接受党的政策，来实现领导的”。他谆谆告诫说，“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从上述观点出发，董老明确地提出了“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 如何充分发扬民主，开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是萦绕在董老心头的一大问题。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坦诚地说，“有的地方虽然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但是没有充分发扬民主，对于应该展开讨论的重大问题没有认真地进行讨论，没有充分集中群众的意志，只是形式地通过决议”。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他明确地指出，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是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认识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便利于工人阶级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便利于集中人民群众意志和力量的最好的组织形式”。他坚定地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代表大会不仅有权对一切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且有权批评和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和任何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有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的义务，没有拒绝和抵抗批评和监督的权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不仅是错误的，并且是一种犯法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董老这些为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自肺腑的金玉良言，至今对我们仍然具有警示的作用。 董老在主持民主建政工作中，一个显着的特点是非常重视发挥民主爱国人士的作用。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中，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就占了1/3，有的担任政府副主席，有的担任部长、法院院长等职务。这些非共产党人士有职有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充分证明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前夕，日，董老向将要到中央人民政府任职的华北人民政府科长以上的党员干部作了一次报告，重点讲了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问题。他说：“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特别是县以上的地方，所要建立的政府，一定要是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一定要包括民主人士在内”。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董老在民主建政中反复强调的这些重要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董老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遗产，当属他的“依法办事”的思想，即依法治国的理论。他早年曾留学日本，专攻法学，加上他对中国文史典籍早已谙熟于胸，对古今中外法学具有广博的知识，且有深邃的见解。大革命时期，他在担任湖北省政府主要领导人时，曾经主持制定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两部法律，支持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时期，董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董老曾在重庆领导了民主宪政运动，还出席了在旧金山举行的制定联合国宪章大会，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旧政协时，他是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的成员。应该说，在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之前，董老在法学造诣和法律实践方面，已是闻名遐迩。 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期间，董老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之一，是他执着的依法行政的实践活动。他在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发表就职讲话时，就庄重宣布：华北人民政府是由游击式过渡到正规式的政府。正规的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我们办事要有制度，有纪律。他再三强调：建立新的政权，自然要创建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我们把旧的打碎了，一定要建立新的，否则就是无政府主义。维持新的秩序，就要求按照新的法律、规章、制度办事。为了扭转长期游击环境的工作方式，董老领导华北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从工作实际需要出发，曾花大力气制定了多项法规、法令和办法。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13个月里，华北人民政府所颁布的“训令”、“法令”、“条例”、“规章”、“通则”、“细则”和“办法”等，就有100多项，几乎涵盖了支援前线、经济建设、金融财政、公安司法、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为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从法制上作了必要的准备。例如：在平、津、太原等大城市解放前后，为了保护文物古迹，华北人民政府于日，向各行署、直辖市、县政府、华北政府各机关发布了《关于文物古迹征集管理问题的规定》。日，董必武与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又向公众颁布了《华北人民政府关于保护文物古迹的训令》，明令：“凡有价值之宫、观、寺宇及名胜场所等，禁止军队及其他机关拆毁占用”；对于“古寺、庙、观、庵、亭、塔、碑坊、行宫”和“碑碣、塑像、雕刻、壁画、冢墓、古迹发掘遗址、名人故里之特殊建筑，及其他有纪念意义之附属物等”，“均属保护之列”。又如：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涉及工商税务、金融、财政、交通等领域的法规有50多项。其中，日颁布的《华北区奖励科学发明及技术改进暂行条例》及《执行办法》，显示了华北人民政府崇尚科学、提倡创新的可贵执政主张。引人注目的，是日发布的《禁止在各大矿区续开小煤窑挖煤令》。法令指出：在公营矿区私人开办的小煤窑，属“无组织无计划之任意开采，对矿区破坏性极大”，“特决定所有现在各大矿区，一律禁止续开小窑挖煤，过去所开小窑，亦由当地政府会同该地公营煤矿公司加以管理”。证明了华北人民政府珍惜和保护国家矿产资源的意识。 在30多项涉及公安、司法的法令、法规中，有两项法规是董老格外关注的。一是华北人民政府于日颁布的《关于调解民间纠纷的决定》，提出要倡导对于民事和轻微刑事案件，尽可能由村或区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认为这样做对于加强人民团结，使百姓省时、省钱，意义重大。二是为慎用死刑，华北人民政府于日颁布了《关于刑事复核制度的通令》，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被告声明不上诉或过了上诉期限时，县市人民法院呈经省或行署人民法院核转，或省、行署、直辖市人民法院经呈华北人民政府法院复核，送经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批准，始为确定之判决”。这一死刑复核制度，对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从1949年10月到1959年4月，董老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我先后在政法委员会办公厅和国务院法制局做秘书工作，更多地接触过董老，多次聆听过他的讲话。其间，董老曾参与起草和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其他多部法律，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发展和丰富了他的系统而科学的法学理论。这主要反映在董老日所作的题为《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讲话，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所作的题为《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言，以及日《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等着述中。董老提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简单地说，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法律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依照规定的程序制定出来的，它是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东西”。“我们国家的法制，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因此“违反国家法制，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 “依法办事”是董老法治思想的核心。他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提出：“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怎样才能依法办事，董老认为，“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 依法办事的法治思想，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观念的否定，是建立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的切实保障，是治国安邦的良策。在1954年初以后的几次讲话中，董老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建国初期的土改、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是肯定的。他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解放生产力，“搞群众运动是必要的”。但当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发展和保护生产力之后，董老就适时明确地提出，“国家进入了有计划的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逐步走上正规化，也就是要健全法制生活，按法律办事”。他说，“不能老是搞运动，因为震动太大，八级以上的风，刮一阵是自然现象，经常刮就受不了”，“情况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也要随之改变。”但董老这一及时的、针砭时弊的重要主张，在党内并没有形成毫不动摇的共识。与董老的正确主张相反，中国大地曾经出现过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人为破坏的情况，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人所共知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一项根本建设，从而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前提条件。 实行“依法办事”的法制原则，关键因素之一，是必须清除从旧中国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封建特权影响，同时，共产党员和干部要能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这是董老反复大声疾呼的。董老在《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一些党员滋生的特权思想。他说：“在党员、干部中，甚至在高级干部中，还有不少人守法的观念不是那样强的。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他呼吁：“对于宪法和法律，我们必须带头遵守，并领导人民群众来遵守”。在“八大”发言中他进一步提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他再一次疾呼：“为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党必须注重法制思想教育，使党员同志知道国法和党纪同样是必须遵守的，不可违反的”，“违反国法就是违反了党纪。我们党员应当成为守法的模范。” 董老逝世距今已有30多个年头了。曲折前进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了半个多世纪前他统一金融财政的实践，特别是关于人民民主和法制的理论和构想，是科学的、适合中国国情且具有前瞻性的，至今读起他的相关着述，仍感到很新鲜、很亲切。董老的这些思想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指导作用。在他老人家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纪念他、缅怀他，我想更重要的是向他学习，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人民日报》(日第八版) &br/&&br/&&font color=#0556A3&参考文献：&/font&人民日报：深切缅怀敬爱的董必武同志日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武，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日，他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参加反袁斗争，曾两度被捕。后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　　1920年同陈潭秋等成立了武汉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武汉区委执行委员。国共合作后，参加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各级党部的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去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任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治委员，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代理主任，中央党校教务长、校长，工农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第七至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日，董必武同志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收入《董必武选集》。1914年1月，在朋友的帮助下，董必武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　　董必武在日本学习期间，正巧孙中山也在日本，他正忙于重组中华革命党。当时处于革命的低潮期，许多革命党人因“二次革命”的失败而失去信心，而处于一种苦闷、彷徨的状态。因此，当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加入者仅仅数百人。　　董必武很清楚：散漫不统一是国民党的致命弱点。所以他十分赞同孙中山重建革命党的主张，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在他的《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　　孙中山对革命的信心给董必武很大鼓舞。他在学校攻读法律的同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组织的各项革命活动中。　　孙中山领导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后，进一步开展反袁世凯独裁、卖国、复辟的武装斗争。　　1915年6月，董必武和张国恩奉孙中山之命归国，同上海的革命党人潘怡如等取得了联系。　　董必武怀着变革中国社会和为人民多做贡献的一片赤诚，抱定“做得一分是一分”的决心，很快回到湖北，谋划反袁的秘密军事行动。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旧友李愈友密商如何起事。因起事计划泄露，两次被捕。袁世凯覆灭后出狱。　　日，董必武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　　 　　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长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件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多封电报，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及有关方面申诉。　　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可施。　　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早期组织，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数月后又退出小组）、陈潭秋三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包惠僧、赵子健参加。同年8月成立了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武汉多公祠建立了活动地点。　　 　　不久，李汉俊又介绍俄籍共产党员马迈耶夫夫妇从上海到武汉，帮助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工作。董必武与他们接谈，并商量筹办一所外国语学校作为宣传中心。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所以他们又返回上海。　　这时，以恽代英为首的利群书社，经销全国各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武汉著名的进步团体，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在它周围。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曾多次与利群书社联系。1921年初，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组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了利群书社负责《武汉星期评论》编辑工作的黄负生、刘子通参加活动，随后他们也加入了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为利群书社最早入党的两位同志。　　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了在青年中开展工作，开始在武汉中学把董必武、陈潭秋直接影响下的张培鑫等十多名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由于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中华大学、武昌高师、湖北一师、女师、高师附小等学校，也先后成立了团组织，并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展开了斗争。 　　1921年6月下旬，董必武和陈潭秋被武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推举为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董必武报告了武汉党的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　　8月，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传达讨论了党的“一大”决议以后，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1922年初，工作委员会改组成武汉区执行委员会，董必武任区委执行委员。由于区委在学校师生和工农群众中宣传组织工作深入，党的组织迅速壮大。　　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李先念，在回顾历史时深情地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别山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参加国民党“一大”、“二大”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　　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派出党员帮助各省、市改组和筹建国民党组织的指示，以国民党联络员的身份，积极进行筹建湖北省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汉口首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党部，并先后建立起了武昌、黄梅、黄冈、黄陂、汉川、黄安、麻城等17个县的国民党组织。这些市县党部的委员，基本上也都是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　　在此期间，董必武通过共产党员石炳乾在安徽的泾县、宿松发展了国民党组织，在江西德安、河南商城国民党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地方先后建立起了由湖北省党部领导的国民党党部或区分部。董必武积极运用统一战线这个组织形式，重点吸收工农大众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7月，在董必武主持下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作为湖北省国民党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务报告》，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　　 会议结束后，董必武迅速返回武汉，立即召开全省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着重指出国民党“二大”左派占压倒优势，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但国民党右派分子仍很嚣张，随时都可能制造事端，必须看到他们的危险性。他要求大家竭力协助国民党健全地方组织，扩大左派队伍，特别要在各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展雄厚的革命力量，把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在全国反帝运动日益高涨，广东革命根据地更加巩固，国共合作继续发展的条件下，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确定我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为此，会议决定党在北伐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开展群众工作，还决定重建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　　 董必武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立即着手进行准备，以策应即将到来的北伐。3月，在董必武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为促进北伐开始了准备工作。董必武遵照党的决定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的双重身份，于3月下旬秘密前往湖南长沙，协助作北伐前的准备工作，争取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转向革命。由于多方努力，董必武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使唐部于5月下旬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任该军军长。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　　 根据中共湖北党组织的指示，董必武负责对外联络、军事和民运工作，配合北伐军攻打武汉。7月下旬，董必武率领湖北各部代表团，前往长沙迎接北伐军先头部队。随后，董必武和潘怡如等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又组织了一个特种委员会，以配合北伐的军事行动。　　 7、8月间，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任区委委员。8月下旬，董必武派人在汀泗桥组织了破坏敌人军事设施的活动。同时，他发动群众，支援叶挺独立团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战斗。　　 北伐军取得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后，乘胜前进，于9、10月间先后攻克了汉阳、汉口和武昌。　　 北伐军占领武昌和广东国民政府迁鄂之后，武汉成为当时革命的首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湖北也成了“全国民族解放，光明的革命势力向黑暗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根据地。”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革命的猛烈发展，引起了一些反动集团或派别的恐惧和仇视。蒋介石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儿设立了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以便使这些地区处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他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看穿了蒋介石这一阴谋，并坚持反对这项阴谋。　　 日，武汉三镇国民党党部15000余名党员在武昌阅马场召开大会。董必武在致词中指出，今天开会为的是挽救党，反对个人独裁，恢复党权。他说：“他们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巩固党的权威，打倒一切封建势力。”锋芒所向，直指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　　 3月20日，武汉100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击中了蒋介石新军阀独裁统治的要害，把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同军阀妥协的反革命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　　 董必武根据党的指导，及时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　　 他与毛泽东、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　　 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央黄麻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董必武到中央苏区时，正值红军粉碎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又集中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反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合围未成之前，就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随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董必武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被迫由上海迁入革命根据地以后，苏区中央即准备创办学校，决定取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党校，校址设在叶坪，后迁到沙洲坝。董必武被调去办党校，任教务长。党校校长是洛甫（张闻天），副校长是杨尚昆。不久，杨尚昆调到三军团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长，后任校长。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党校于3月13日（马克思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正式开学。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和工农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月，被委任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随后又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董必武对严明党纪和革命法制十分重视，同时要求办案要严格手续，要建立档案，以备有据可查。在他的领导下，党纪和法制得到加强，工作效率、劳动纪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胜利开幕。董必武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拟经过极其基本内容》的报告。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这次会议，依法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了全国政权。董必武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律事务上。　　 遵照党中央的部署，根据共同纲领中关于废除国民党的旧体制，建立人民的新法制的规定，董必武领导并参与了废除国民党的旧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建立人民新法制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在1965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副主席。这时他已年届八十高龄。从这时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先后到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视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文革”前，中共中央成立了党史起草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文革”期间，董必武对于江青等人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那一套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对于他们创造“帮派史学”更是深恶痛绝，编史工作自然就搁浅了。　　 在那些指鹿为马、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岁月里，多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诬陷、迫害。许多曾经战斗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被扣上种种罪名，打成“特务”、“反革命”，关进监狱。董必武不顾个人安危，顶住逆流，实事求是地为这些同志写了证明材料，使得他们免遭诬陷、迫害。　　 1965年5月，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董必武用了三个半天的时间，给支部的同志们详细地讲党史，高度赞扬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邓小平同志、叶帅、陈老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　　 1970年除夕，董必武在广州遇到老战友叶剑英，真是喜出望外，题诗《羊城农历除夕喜遇叶剑英》：　　　　　　 羊城农历岁月凋，　　　　　　 满眼风光兴趣饶。　　　　　　 破旧已无花上市，　　　　　　 迎新将有艺如潮。　　　　　　 曾经绚烂归平淡，　　　　　　 不信怀柔与叫嚣。　　　　　　 备战相逢岂易得，　　　　　　 余生能乐几分宵？　　 董必武为老战友而喜，同时又感叹“岁月凋”，“余生能乐几今宵？”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日，董必武90岁生日，他带病题诗《九十初度》，总结自己度过的“九十光阴”：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必武始终怀着“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的信念，以“主义遵从马列坚”为行为准则。　　 日7时58分，董必武与世长辞了。他临终时说了一句未说完的话：“党中央开了会，中央还有绊脚石……”
曾经做为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签字
中共元老,刘少奇被打倒后任代国家主席,可以讲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冲击者,但他的元老身份使他免受批斗,应该讲是位对革命有功,长期担任荣誉性职务`闲职的政治家.
请登录后再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