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军事家》_精选优秀范文十篇
古代的军事家
古代的军事家
范文一：古代十大军事家古代十大军事家1、孙武世界第一兵书《孙子兵法》的作者中国军事学之父帅三万步卒入郢，创造了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迹2、吴起亚圣其治军思想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战国第一名将，军政两道奇才，战国早期改革家之一3、李靖唐初第一名将《李卫公兵法》与《唐太宗李靖问对》的作者骑兵战天才其对突厥的决定性胜利间接导致了阿拉伯帝国的瓦解与东罗马帝国的灭亡4、韩信汉初第一名将西汉的实际缔造者古兵法的整理者之一5、岳飞长胜的名将，以少胜多的行家里手其岳家军组织严谨6、陈庆之南北朝第一名将带着七千白骑便杀入了洛阳，期间陷城四十七，北魏数十万大军皆溃。7、项羽最佳战例：以三万疲惫之师千里奔袭，半日破刘邦六十万之众垓下之战，以十万兵力敌韩信五十万，非战之罪也8、霍去病中国骑兵战三天才之一9、卫青中国骑兵战三天才之一但考虑到其战绩有不尽完美之处，列于外甥之后10、孙膑《孙膑兵法》的作者其两次大破魏军的战绩是齐国大振，与强秦并称“东帝”、“西帝”的根源之一，在战略战术均有奇才，不愧为孙武后代，但脾气也与老祖宗一样，功成身退原文地址：
范文二：古代的军事训练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工具，承担着保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重任。为了能有效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未来的战争中克敌制胜，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军队的日常训练，积极练兵和备战，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四时畋猎”是中国古代军队的主要训练方式。畋猎，亦作田猎、狩猎、围猎，即为打猎。“周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行搜、苗、狝、狩之礼。”从周朝开始，如果没有发生战争、动乱、王位继立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帝王每年在春、夏、秋、冬四季都要举行畋猎活动，届时将动用军队参加。而畋猎的真正目的并非单纯为了打猎，更主要的是训练和检阅军队，这也正是畋猎被列入军礼的重要原因。“四时畋猎”即春搜、夏苗、秋狝、冬狩，是指在一年的4个季节中各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练。“凡师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习战也。四时各教民以其一焉。”具体到每个季节的演练及训练的内容不同，通过四季的演练和训练，要使士兵分别掌握不同的战术和战法，以便能适应未来战争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和突发的事故，这也是古代治军的一条成功的经验。春搜在每年的仲春（阴历二月）时节举行，主要内容是用鼓、金（泛指金属敲击乐器，如锣、镲等）指挥和训练兵士掌握“坐作、进退、疾徐（快慢）、疏数（疏散和集合）”等技巧、阵法和战术；夏苗，在每年的仲夏（阴历五月）时节举行，主要内容是训练军队露宿草野，模拟夜间守备的演练；秋狝，在每年的仲秋（阴历八月）时节举行，主体内容是进行布阵和实战训练；冬狩，在每年的仲冬（阴历十一月）时节举行，主要内容是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校阅，实际也是对军队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的大检阅，即全面检阅军队对各种阵法、战法的掌握和应用情况。这种结合打猎活动举行的军事训练，不仅具有实战的特点，使士兵能熟练地掌握和应用各种基本的战斗技能、战术和战法，提高作战的能力，也能使军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常备不懈，以应对各种突发的战争，因而“四时畋猎”作为军礼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历代所沿袭。古代军队平时的训练一般不在郊野，而是在专门的训练场所即校场上进行。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在鼓、金敲击出的节奏指挥下，士兵随节奏和号令进行一些基本军事功能的训练，诸如前进、后退、疏散、集合等；还包括个人刀、枪、剑、戟等兵器的使用以及实战中的战术、战法等。北宋初年，为了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宋太祖赵匡胤令天下各州郡选送体格健壮、勇敢善战者从军，编为禁军。为此，他还“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宋太祖选定的“兵样”，要求力大无比，“太祖招军格，不全取长人，要琵琶腿，车轴身，取多力”，即以“琵琶腿、车轴腰”作为选择的标准。这样体型的人既有力量又有耐力，选作禁军士兵无疑是要增强禁军的战斗力。尽管地方军事长官已对这些被选入禁军的士兵进行了训练，但宋太祖还要经常亲临校场，亲自指导训练。对训练中发现的“非才勇绝伦”者，立即淘汰，改充其他军种。校场训练的内容包括模拟实战的激烈性对抗比武。在宋太祖赵匡胤的指导和亲自训练下，北宋初年的禁军士兵个个武艺高强，具有极强的战斗力。编练出这样一支精锐的部队，宋太祖只想用于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而舍不得让他们去参加激烈的战斗。969年，宋太祖亲统大军征伐北汉，包围了北汉都城太原（今属山西），由于城防坚固，北汉士兵拼死抵抗宋军的进攻，致使宋军久攻不下。见此情景，禁军将领率兵士向宋太祖叩头请战，表示“愿先登急击，以尽死力”。不料，宋太祖却认为，“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其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于是竟放弃即将得手的城池，下令班师撤兵。在古代日常的军事训练中，“讲武”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训练方式。所谓讲武，即讲习武事。周代就有“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之说。清人王韬在其所著《平贼议》中更提到，“如是一旦有事，而后兵乃可用，此讲武所以强兵也。”但讲武绝非是纸上谈兵，而是结合军队的训练向兵士讲阵法和战术，并通过演练使兵士掌握具体的要领。东汉时期于每年的立秋日讲武，主要内容是讲授和演练“战阵之仪”。北齐时期常在每年的秋季于郊外讲武。讲武前要清理出一块场地，由将军向全体将士讲解“战场之法”，并实地进行演练。在布阵上，以钲鼓、刀盾为前导，长兵器在后，最后是弓箭。随后再教士兵学会用眼、耳、心、手、足辨识各种信息，掌握具体的操作要领。讲武时因需要对讲授的内容进行实地演练，因此规模一般都很大。唐玄宗曾于先天二年（713）“讲武于骊山下”，共动用军队20万人，“戈铤金甲，照耀天地。”唐玄宗身着戎服，手执大枪，立于阵前，参演的部队“列大阵于长川，坐作进退，以金鼓之声节之”。如此大规模的讲武，显然不仅是讲授阵法、战法，更主要的还是实地演练。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军事训练还有其他的方式。如“打毬（球）”，宋代将打毬分为步打、马击两种形式，直接对抗和间接对抗两种竞技方式。一种是于球场东、西两侧，各竖木为球门，高丈余（图1）。打毬的士兵分为两朋，每朋十余人，两朋队员分着不同颜色的服装，通过相互传递，将球击入对方的球门。这种竞技十分激烈，“交争竞逐，弛突喧闹，或略地以丸走，乍陵空似月圆。”另一种是于球场中央竖一球门，两朋队员各布列于球门一侧，通过本朋队员相互传递，由“毬头”（即主力队员）将球踢过球门上方的“风流眼”。对方则以同样的方式，再将球踢回对方场地。宋代将原军中的“打毬”游戏作为一种军事训练的方法，就在于这种游戏具有很强的对抗性和技巧性，既可以增强士兵的对抗意识和合作精神，还有助于增强士兵的体魄和灵巧性。中国古代通过各种军事训练，使得士兵保持旺盛的斗志、强健的体魄和精湛的武艺，使之能更好地胜任保家卫国的重任。【责任编辑】王 凯阅读详情：
范文三：中国古代军事家(详)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被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孙子兵法》代表观点：“安国全军”的慎战观。孙子告诫战争指导者：“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怪而致战。”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重谋尚诈、“胜于易胜”的战胜观。“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作战理论的核心是虚实理论。“以正合，以奇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认为“士卒孰练”、“兵众孰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两个基本因素。对于军队，孙子要求做到“与上同意”、“上下同欲”、“与众相得”、“齐勇若一”等，认为惟其如此，才能维持军队内部的团结和步调一致。吴起---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卫国人。著有《吴子》，与《孙子》合称《孙吴兵法》。吴子军事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提出战有五因，兵有五类，即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并将战争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义兵反对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积极进行战备，他说：“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提出治国之道，文武并重，强调“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对内要加强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对外强调积极备战，做到修文而不废武，以利进行兼并战争。提出以治为胜，赏罚严明，主张在军队实行“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进死为荣，退生为辱”。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主张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士卒掌握各种作战本领，提高整个军队的战斗力。强调“简募良材”，根据士卒体力、技能等条件的不同，合理分工和编组，实现军队的优化组合。要求统军将领“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五慎”条件，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四个关键的因素。提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进攻，以夺取胜利。为了了解对方情况，吴起非常重视使用间谍，深入敌后搜集敌方各种情报，“急行间谍，以观其虑”。提出“因形用权”，主张应根据战争中情况的变化，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孙膑---其本名孙伯灵，战国时期齐国人在战争观上，它强调战争服从于政治、依赖于经济；认为“强兵之急”在于富国，只有国富、兵强、民安，才能“战胜而强立”；既反对企图垂衣而治的幻想，又反对穷兵黩武，强调积极备战，“事备而后动”。在军队建设上，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责于人”，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强兵的关键所在；强调治军不但要信赏明罚、令行禁止，还要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包括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提高军队的全面素质。在战争指导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道”制胜的观点。，“道”的内容包括夭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内容，战争指导者掌握了“道”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在作战指导上，提出了“必攻不守”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孙子的虚实理论。在《孙膑兵法》中，与“必攻不守”意思相近的命题是“批亢捣虚”。所谓“批亢捣虚”，就是攻击敌人要害且薄弱的关节点，这与吴子“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有异曲同工之妙。战国四大名将：秦赵各半。秦之白起、王翦；赵之李牧、廉颇。白起---战国时期秦国名将，自孙武、吴起之后又一个杰出的军事家、统帅。白起的作战特点有四个：一、不以攻城夺地为唯一目标，而是以歼敌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的的歼灭战思想，而且善于野战进攻，战必求歼，这是白起最为突出的特点。他是战争史上运用围歼战术作战的无与伦比的统帅。也是中国战争史上很善于打歼灭战的军事统帅之一。二、为达歼灭战目的强调追击战，对敌人穷追猛打，较孙武的“穷寇勿追”及商鞅的“大战胜逐北无过十里”(《商君书·战法第十》)，显然前进一步。三、重视野战筑垒工事，先诱敌军脱离设垒阵地，再在预期歼敌地区筑垒阻敌，并防其突围。此种以筑垒工事作为进攻辅助手段的作战指导思想，在当时前所未有。四、精确进行战前料算，不论敌我双方军事，政治，国家态势甚至第三方可能采取的应对手段等等皆有精确料算，无一不中，能未战即可知胜败（《战国策·卷三十三·中山》），故而太史公司马迁称赞白起为“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王翦是秦代杰出的军事家，也是继白起之后，秦国不可多得的大将之材。他与其子王贲在辅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除韩之外，其余五国均为王翦父子所灭。王翦一生征战无数，战必胜、攻必取，他智而不暴、勇而多谋，在当时杀戮无度的战国时代显得极为可贵。李牧是战国末年赵国的卓越军事家，战功卓著，是战国末年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秦军抗衡的将领。破匈奴之战和肥之战，分别是中国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和围歼战的典型战例。他强调将帅的独立性、便宜行事权。力求不扰民，争取民众对军事活动的支持、配合。注意厚待士卒，密切官兵关系。作战方略上，力求壮大自身实力。首先是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其次是组织的完善，再次是经济实力的支撑。力求削弱、麻痹敌人。力求保持信息灵通，了解敌情。力求把握好时机。认为单一兵种作战都有不足，各兵种应协同作战。力求以己之长对敌之短。在得失关系上，认为有失方能有得，要敢于付出必要的代价以换取全局的胜利。在攻防关系上，认为守是攻的前提，先守而后能攻。廉颇是战国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其征战数十年，攻城无数，歼敌数十万，而未尝败绩。为人亦襟怀坦白，敢于知错就改。他的一生，正如司马光所言：“廉颇一生用与不用，实为赵国存亡所系。此真可以为后代用人殷鉴矣。”这一结论，既概括了廉颇一生荣辱经历的史实，又揭示了人才与国家盛袁兴亡的重要关系，确实值得后人深思.......历史上著名战役（选）城濮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据说是先轸的谋划。前632年，四月初四，楚军和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戒，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柏举之战是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吴国与楚国在柏举（今湖北省麻城市境内）发生的一场战争。此战吴国以少胜多，大败楚国。柏举之战，孙武、伍子胥以3万兵力，击败楚军20万，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长平之战，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此场战争，发生于最有实力统一中国的秦赵两国，结果使赵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令秦国国力大幅度超越于同时代各国，极大地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参战人数赵军45万人，秦军保守估计也在百万以上。从国家战略到具体战术，军事家直到现在都在探讨它的得失。长平之战，对中国历史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的大帝国。秦将白起指挥。巨鹿之战，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项羽率领5万楚军同秦将章邯、王离所率40余万秦军主力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进行的一场重大决战性战役，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项羽军破釜沉舟，一举击败20万秦军，使秦军遭受巨创，并迫使另20万秦军不久投降。而项羽则确立了在各路义军中的领导地位。经此一战，秦朝名存实亡。彭城之战是中国大规模独立运用骑兵歼灭步兵的典范。彭城一战，刘邦遭到了自起兵以来的最大的惨败，其父及妻子吕雉都被楚军俘获，众诸侯也纷纷背汉向楚。项羽在这一战中，充分表现了他英勇果敢、雄才大略的军事指挥才能，飞兵千里，以少胜多，几乎全歼刘邦军。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在此展开战略决战。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今河南封丘西），继而击溃袁军主力。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赤壁之战，是指三国形成时期，刘备、孙权联军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赤壁西北）一带大破曹操大军，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是三国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对东吴发动的大规模战役，三国“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章武元年（221年）七月，也就是刘备称帝三个月后，刘备以替名将关羽报仇为由，挥兵东征东吴孙权，气势强劲。孙权求和不成后，决定一面向曹魏求和、避免两线作战，一面派陆逊率军应战。陆逊用以逸待劳的方法，阻挡了蜀汉军的攻势，更在章武二年（222年）八月夷陵一带打败蜀汉军。夷陵之战的惨败，是蜀汉继关羽失荆州后又一次实力大削，此后，蜀汉成为三国中最弱小的一国。淝水之战，发生于公元383年，是东晋时期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的侵略吞并的一系列战役中的决定性战役，结果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国家也因此衰败灭亡，北方各民族纷纷脱离了前秦的统治先后建立了十余个小国。而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了黄河，并且此后数十年间东晋再无外族侵略。战役典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隋灭陈之战，隋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在隋统一战争中，隋文帝杨坚命令晋王杨广统率水陆大军50余万，攻灭江南陈朝的大规模渡江作战。此战是继晋灭吴之后，中国战争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渡江作战。隋灭陈的作战，仅经2月之余，便将立国30多年的陈国一举灭亡。至此，结束了古代中国自东晋十六国以来270多年分裂割据、战乱不止的局面，使中华大地重新统一于中央政权之下，这是隋政府集团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萨尔浒战役明清之际重要战役。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萨尔浒之战本由明方发动，后金处于防守地位，然而该役竟以明军之惨败而告终，并由此成为了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役之后明朝对后金之战略态势由主动变为被动，明帝国于东北地区的藩篱逐渐丧失，日后虽调兵谴将、征加粮饷却再也无法获得对后金的战略主动权，并直至王朝覆灭。中国古代军事思想1、“以仁为本”的战争观（1）、战争支柱---以仁为本。仁者使人亲，义者使人悦。（2）、战争准则---师出有名。认为师出无名必将遭到众人的反对定成败局。2、“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指导原则（1）、重战思想。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众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须认真研究和对待。（2）、慎战思想。即慎重对待战争，不轻易言战。《孙子兵法》中这样写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3）、备战思想。其意就是未雨绸缪。孙子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和思想的熏陶，提出了必须重视备战的思想，并告诫人们思想上时刻不要忘记战备，做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4）、善战思想。就是要会用兵打仗。一是注重以“道”为首要因素的多因素制胜论。“道”就是政治，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当然，在注重道的同时，其他四个“天、地、将、法”因素也不可忽视。二是庙算制胜论。庙算，是古代开战前在庙堂举行军事会议，商讨与谋划战争的一种方式。《孙子兵法》主张战前要算，要对战争全局进行计划和筹划，定出可行的战略方针。三是“诡道”制胜论。《孙子兵法》里讲道：“兵者，诡道也”。因此，他提出了“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的诡道之法，进而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目的。3、“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思想《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写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不仅仅对战争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政治、外交、经济乃至工作生活都有一定帮助。4、“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自古以来，战争的直接目的就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高和最理想的目标就是以“全”争胜——“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中指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5、因情用兵的作战思想其主要表现在：“致人而不制于人”，夺取主动权。强调的就是要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灵活且有针对性的采取制胜方法。6、孙子在用兵上强调奇正他说：“凡战者，以正合（合力攻击），以奇胜（奇兵制胜）”。奇正是我国古代一对重要的军事矛盾，历代兵家多有阐述和运用。奇正的含义广泛，一般说来，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分而言之：在兵力使用上，守备、钳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进攻、明攻的为正兵，迂回、侧击、偷袭的为奇兵；在作战方法上，按一般原则作战的为正兵，采取特殊战法的为奇兵。7、选贤任能的用将之道（1）、重将思想。《投笔肤谈·军势第七》指出：“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并且认为，“大将，心也。士卒，四肢百骸也”。我们现代所说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2）、选将思想。在古代，选将标准有五，《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3）、用将思想。古人认为，将帅使用的原则，就是信任和放手。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阅读详情：
范文四：毛泽东评古代军事家毛泽东评古代军事家:诸葛亮的隆中对犯兵家大忌毛泽东是我国兵法史上的集大成者。从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后开始研究战争问题。无论是战争时期转战南北，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对《史记》、《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智囊》等历史巨著研读不辍，对我国古代帝王将相用兵得失都有其独到的见解，所有这些都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在研读《孙子兵法》时，认为孙膑能够掌握战略主动权，驾驭战争，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削弱敌人，战胜敌人，是实践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他写道：“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毛泽东对“围魏救赵”这一战法非常重视，对这一战法所蕴含的思想认识深刻。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其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他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实现了人民军队由内线防御作战向外线进攻作战的战略转变，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孙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躺在辎车上谋划战争策略的大军事家，这更令毛泽东赞叹不已。毛泽东一生多次谈到汉高祖刘邦，称赞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还指出，刘邦是个大老粗，“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决策和用人是中国兵法探讨的重要内容。有一大帮人为刘邦出点子，这位老粗取得天下，自然不是偶然的。不要小看老粗，老粗能干大事。隆中对是诸葛亮未出茅庐之时向刘备提出的谋取天下、复兴汉室的战略建议。诸葛亮为刘备策划的战略目标是恢复汉室，统一天下。具体步骤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占据荆州、益州，建立根据地：第二步是兵分两路，进取中原。毛泽东评点说：“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认为造成蜀汉灭亡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国兵法强调集中兵力，以兵力集中之势，战胜兵力分散之敌。这也是毛泽东惯用的策略。三分兵力使本已弱势的蜀汉政权兵力不得集中，国势分散，战而无功，最终灭亡。失街亭、斩马谡是一件亦悲亦壮的历史事件，评书中说，京戏中唱，都以此来颂扬诸葛亮爱惜人才、执法严明。毛泽东则不然，他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毛泽东评点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街亭之战诸葛亮应大军挺进，临阵调度，不应分散兵力、委责于人。诸葛亮初次北伐失利的原因不在于街亭之败，而在于诸葛亮用兵无法，调度失略。张合围困马谡之时，诸葛亮当北进街亭，策应马谡，与张合展开决战，战胜张合。这就是毛泽东评点中所说的“亮宜自临阵”的关键所在。明帝青龙二年(公元二三四年)，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省眉县西南)，筑防于渭水南原。明帝命司马懿抵御蜀军。诸葛亮大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多次挑战，诸将欲与亮战，司马懿皆不从，按兵不动，静待其衰。亮无奈派人送给司马懿“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司马懿出兵应战。司马懿知亮计已穷，佯装大怒上表朝廷请求决战，朝廷不允，并派骨鲠之臣辛毗杖节监军，不许魏军出战。司马懿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假藉王命制御诸将是其智略的显现。司马懿更大的智略还在于不战，使亮自败。因此，毛泽东评点时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毛泽东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一九二○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说，李世民是草莽英雄，“太原公子，褐裘而来”；晚年还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这样一可练兵，二可练民。”一再流露对李世民能征善战的赞赏。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赵匡胤即帝位后，深感兵权对皇权的威胁，恐惧权臣兵变的闹剧再次重演，“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重臣的兵权，建立了一套军权分立、兵将分离的军政体制，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不管人，权力统归于皇帝本人，规定将帅只能按皇帝规划的成旨行事，不得临机决断。这种机制在其变革过程之中，对赵匡胤强化皇权统治、进行统一战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一旦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就显现出了它的僵化和腐朽，致使大宋王朝国力军力衰微，自毁长城。宋太宗赵匡义继位以后，两位大举兴兵两次惨败而归，至此大宋王朝无力再战，丧权辱国，直至灭亡。君主制御将帅是用兵弊法，兵家大忌。毛泽东在他数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十分重视对战争指挥艺术的把握，赋予前方将帅战场指挥临机决断的全权，充分发挥了前方将帅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他认为在整体战略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前方将领必须发挥能动作用，自觉根据战场实际，机动灵活地组织作战，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确保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宋太宗赵匡义在对契丹的战争中秉承“弊法”制御将帅，被毛泽东称作“无能”、“此人不知兵”，极力唾弃。
来源：大公报 作者：庾晋阅读详情：
范文五：军事家名人故事：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吴起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出生于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公元前415年，吴起二十六岁，由卫逃到鲁。师事曾参之子曾申，学《左氏春秋》。 　　公元前414年因母死不奔丧，与曾申决裂。次年，在鲁学兵法。吴起喜好用兵，一心想成就大名。 　　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于是他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最终大败齐军。吴起的得势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鲁君因而疑虑，就辞退了吴起。吴起离开鲁国后，投奔魏文侯，魏文侯就任命他为将军，率军攻打秦国，攻克五座城邑。 　　公元前409年，伐秦至郑还，筑洛阴、合阳吴起善于用兵，廉洁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拥护，被任命为西河郡守。 　　公元前389年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已的秦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着名战役，史称阴晋之战，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大的诸侯国。吴起镇守西河期间，强调兵不在多而在"治"，首创考选士卒之法，做将军时，和最下层的士卒同衣同食，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魏文侯死后，吴起继续效力于他儿子魏武侯。吴起治军主张兵不在多而在"治"，曾严格考选步兵，创建有战斗力的常备军"武卒"。 　　吴起任西河的守将，威信很高。魏国选相，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可是最后却任命田文(魏贵戚重臣)为相。田文死后，公叔任相，他妻子是魏国的公主，公叔对吴起非常畏忌，便想害吴起。吴起看见公主轻谩魏相就辞谢了武侯对他与公主的赐婚，果然引起武侯对吴起有所怀疑而不信任他了。吴起害怕武侯降罪，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 　　楚悼王平素听说吴起很能干，吴起一到楚国就被任为相。他严明法令，撤去不急需的官吏，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主要目的是加强军队，破除纵横稗阖的游说。于是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后，公族责成和大臣叛乱而攻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尸体上，意在以此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若作乱者无所顾忌，射我必中王，中王，自然就暴露他们是反叛的罪人。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享年60岁。 　　吴起是战国初期着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军事改革家。着有《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把他和孙武连称“孙吴”。阅读详情：
范文六：古代军旅中的故事为将的韬略历代君主对手握重兵的将帅都是存有戒心的，谙熟兵法谋略、善知人主心理的将帅又何尝不清楚这一点?有的力避猜忌，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亦有的设法造成令人迷惑的假象，伺机夺权，历史上这类事例不在少数。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5年期间，秦王政按照“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相继吞并了韩、赵、魏、燕等国，紧接着开始了伐楚的准备，秦王先征询青年将领李信的意见，问他伐楚需要多少人马。李信正陶醉于灭燕战争的功劳之中，十分自信，认为只需要20万人马就足以灭楚。接着秦王又征求老将王翦的意见，王翦却认为：“楚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虽然屡次受挫，仍有相当兵力，不可轻视。以臣愚见，要讨平楚国，非有60万大军不可!”秦王听了很不高兴，便斥责说：“王将军真是老了，这么胆怯。李信都只要20万人，我看还是让年轻人冲锋陷阵吧!”于是，秦王令李信和蒙武率20万人攻楚，王翦则乘机称病告老还乡，闭门谢客，过他的安闲生活去了。谁知李信、蒙武大军深入楚境之后，虽然连克数城，但不久就遭楚国大将项燕的反攻，秦军大败，失去两个营寨，七名都尉战死，楚军乘胜追击三天三夜，杀得李信弃城而逃，前功尽弃。秦王听说李信吃了大败仗，后悔不听王翦的意见，只得再去请王翦出征。王翦推辞说：“老臣年迈多病，实在难以当此重任，为了不致贻误大事，乞请君王另选贤将为妥。”但秦王执意要他领兵出征。于是，王翦再次要求有60万人马，否则，万万不敢受命。秦王迫于军情紧急，只好答应王翦的要求，以蒙武为副，率60万大军继续完成灭楚的任务。王翦临行之时，秦王亲自送到霸上(今西安市东)设宴饯行。席间，王翦请求秦王多赏赐一些美田、房宅、园池。秦王笑着说：“老将军打了胜仗回来，可跟寡人同享荣华富贵，还担心晚年穷愁潦倒，衣食无着吗?”王翦说：“在君王手下为将，即便有再大的功劳也不封侯，所以请求多多赏赐田地、园池和房产，以便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点家业。”秦王听了哈哈大笑，未置可否。王翦启程后，经蓝田至武关，一路上连续5次派使臣回朝，请求秦王快点赏赐田园房舍给他。这种要求赏赐的做法令人难以理解，王翦身边的人也看不下去了，劝他说：“将军一路上不向君王报告军情，反而不断派人要求封赏，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呢?”可是，王翦却笑着说：“你们有所不知啊!自古以来哪个君王对大臣没有猜疑之心呢?你们能说大王不是这样的人吗?我所率领的60万大军几乎是秦国的全部兵力了，他怎么能放心呢?一旦心生疑忌，轻则派人监督，束缚我用兵的手脚；重则解除兵权，甚至还会招来身首异处的祸患。我再三请求赏赐，难道真的是为了一点田地、房屋?不，这不过是借此让他对我放心，使我能够放手用兵罢了。”果然，王翦受到秦王信任，得以全力施展兵力，很快就打败了项燕，灭了楚国。王翦因为在秦王面前装出一副胸无大志、斤斤计较的模样，解除了君主的猜疑之心，所以统一以后，幸得无事。王翦是古代能够以韬略逃避君主猜忌的典型人物。在古代专制皇权不断蟛胀的过程中，既掌大权又不被君主猜忌的将领的确越来越少了。过去拥兵征战的将领在天下太平以后，一般就是两条出路：要么解甲归田，不问世事，或许还能得以善终。要么就是主动或者被迫发动兵变，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争夺改治的最高地位，极少数或许能建立新的帝业，而更多的则是玩火自焚，弄得身败名裂。流氓盗匪亦为兵大约在宋代以后，社会上开始流传着一句谚语：“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旬谚语的流行与唐代府兵制废弛后军队成分的日渐复杂有一定的关系，反映了当时兵员素质的低下和社会地位的微贱。在军旅中，士卒横蛮、霸道、仗势欺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所以人们还形容说“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讲不清”。士卒的文化水平低，道德修养差，而且又结成了一个特定的集团，有较大的势力，更关键的是，他们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受到统治者的纵容和娇惯，所以日益呈现出流氓化的倾向，老百姓将其称之为“兵痞”。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军士都是“兵痞”，但古代“兵匪一家”是由来已久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太初年间，“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所谓“恶少年”，就是好勇斗狠的年轻人，其中不乏在乡里惹是生非、横行霸道之徒。以“恶少年”充作军士有两个目的：一是国家因战争的需要，急需补充大量兵源，而将他们征集为兵，可以加强军队的实力；二是用强制手段把“恶少年”们编入军队，派往边疆征战戍守，又可以起到安宁地方的效果。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所以，即使在义务兵役制占主导地位的隋唐以前，封建国家也经常性地招募或征发乡间恶少、市井无赖为兵，一些私家豪门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对这班人的利用更是多多益善。到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逐渐废弛，有更多的流氓无赖混入军旅。五代至北宋有许多将领都出身于流氓、盗匪，从军后发迹。盗匪流氓窜入军中，当然不乏想在疆场真刀真枪建立功业、博得封妻荫子者，但其中更多的人是想逃避法律的制裁，或借窜入军旅成为士卒，愈加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在封建社会，军队的腐朽性和反人民性与一部分士卒的堕落是紧密相联的，这是古代“兵匪一家”的根由。“兵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封建军队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不过，大量盗匪、流氓加入军队，也不利于军队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他们败坏军队风气，不服从将官号令，为祸地方，使军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就从根本上腐蚀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梁书?曹景宗传》载：“景宗军队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子郭唏寓军?州时，放纵士卒横行不法，?人“偷嗜恶暴者也都纳贿窜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问”，甚至白昼成群结队上街强取硬讨，稍不如意就打伤人命，弄得人心惶惶，街市狼藉。都虞侯段秀实忍无可忍，布置捉拿了17名以刃刺酒翁的兵痞，竟差点酿起了郭唏军营士卒的兵变(《新唐书?段颜传》)。以盗匪、流氓为兵实在比将其留在地方具有更大的潜在危险性。这些流氓成性的兵痞一旦受到官吏的严惩，又将铤而走险，或亡命拼死，或流窜为盗，进行武装反抗。唐末五代乃至两宋，兵变迭起。当与军伍中充斥大量无业游民、流氓无赖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利来利往，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即可朝秦暮楚。这些流氓兵卒已经开始走向封建军队的反面，这当然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深受官府、豪强欺凌的被压迫者。因此，封建军队的兵变就其客观效果而言，也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军旗原本是茅草“名列前茅”这一成语现在是指考试或功绩位于前列。然而在中国古代，前茅是特指军中的斥候，也就是军队前哨、侦察兵。在行军时，斥候以茅草为旌旗，在大部队前持旌而行，如遇变故或遭遇敌兵，就举旌警告后面的大部队。所以，这里的“茅”实际上是起着某种信号作用的军旗。军旗在古代军旅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军事标识和指挥信号的载体而存在。古代的军旗也统称为旌旗，而就其形制、质地和功能来说，则五花八门，不胜枚举。古代军旗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标识物，另一类为信号物。作为标识物的旗帜在我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但其质地与后世大不相同。早在殷商以前就有了旗，甲骨文中有“旗”字，并有了若干以“旗”字为偏旁的会意字。《周礼?春官?司常》中说：“全羽为旗，析羽为旌。”旌只是旗的一种，缀旄牛尾于杆头，下有五彩析羽为饰。而面上绘有熊虎等动物图案的，称为旗。无论是旌或是旗，下边都悬垂有装饰物“旒”，而杆头上用旄牛尾做的饰物则叫“旄”。原始的旗帜是为了狩猎作战的需要，用某种醒目的物体聚众、编阵，就在树枝上捆一大把茅草，或在树枝上悬系一条动物尾巴之类的东西，使人一看就明白，成语“名列前茅”的“茅”字就含有原始旗帜的意义。因此，尽管后世旗帜从质地到形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旗帜上仍保留着旒和旄之类的饰物，直到明清时期，还有将丝绢折曲裁制为兽尾形状以象征最高指挥所的“豹尾旗”。旗帜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和部落战争，因此一开始就是和军事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秦汉以后，社会军事活动愈来愈复杂，旗帜由标识物发展成为信号物，军队专用旗帜亦愈来愈多，以至新兵入伍后，必须专门进行熟悉各种旗帜的训练，称之为“教旗”。作为标识物的军旗，从战国时开始就有把军中主帅的名字或姓氏书于其上的，反映了中国古代军队中将兵之间的某种私属性质。属于这一类的军旗，有所谓“牙旗”之称，是立于军中主帅营帐、象征全军的大旗。牙旗之称先秦还未出现，诸侯在军中建旗，直呼其识。秦汉以后的牙旗也有简称为“牙”的。之所以称为“牙旗”，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主帅中军之旗是以象牙为装饰；另一种意见认为来自“爪牙”之意，指环卫中军为精锐之卒。《封氏闻见记》卷五曰：“《诗》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马，掌武备，象猛兽，以爪牙为卫，故军前大旗谓之牙旗。”牙旗后世也称纛，纛常立于军营大门，所以别称“牙门旗”。纛往往高大，以便全军识别，又有“坐纛”和“六纛”之称，其实都是根据军队编列不同而有所区别的主帅之旗。坐纛是古代右、中、左三军的中军主帅大旗，六纛则是六军主帅牙旗的统称。后来，唐代节度使军中竖有六纛，以示其军旅雄壮，相当于古代诸侯之军威。唐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称：“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今天子十二，诸侯六军；故纛有六以主之。”可见，坐纛、六纛都是同一类旗帜，即表明较高地位的军队主帅的牙旗。此外，作为军旅标识的旗帜还有大白、龟旗、云罕等，清代有八旗，均各有寓意。作为信号物的军旗，种类更多，这类旗帜用于军中，是指挥作战的重要工具。《管子?三官》曰：“旗，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意思是说，旗帜是指挥军队排列阵势进攻和隐蔽撤退的重要信号。旌旗与金鼓相配合，可以迅速贯彻将领的指挥意图。用于指挥信号的旗又统称为“麾”。今天我们说听从某人的调遣，愿为某人效力，还常用“甘为某人麾下”的俗语。“麾”，古代又作“旌”。细分起来，作为指挥信号旗的麾又有许多名称。例如，指挥行军的就有9种不同的旗帜，《管子?兵法》称之为“九章”。这9种旗章上分别绘有日、月、龙、虎、鸟、蛇、鹊、狼、槔9种图案。不同的旗章表示不同的行军安排：举日章则白日行军，举月章则夜晚行军，举龙章则行水。举虎章则行林，举鸟章则行陂，举蛇章则行泽，举鹊章则行陆，举狼章则行山，举槔章则载食而驾。除了用图案来区分信号达到指挥目的外，还有以举旗的方式来表明信号的，即类似近代海军中的旗语，但古代的“旗语”还十分简单。除了用于标识和信号之外，古代军旅中的旗帜还可以作为一种传递军令的信物。晋代就专门有一种用来传达帝王诏令的旗帜，上绘白虎或驺虞，分别叫作白虎幡和驺虞幡。因白虎威猛主杀，白虎幡即用于进兵督战，是代表帝王军前督军之旗，唐代因避唐高祖李渊父讳，改为“白兽幡”。驺虞是传说中的一种义兽，不食生物，凡有至信之德，辄响应之，所以驺虞幡是用于解兵罢战的一种军旗信号。在军中还有经常使用的令旗，也是传令的一种信物。这是一种小军旗，按清朝的规定，令旗以云缎为之，而旗面式样，大将军、督抚、提镇均用三角旗，驻防将军、都统、副都统均用方旗。旗杆如箭，有簇，铁制之，故俗称“令箭”。军旅旗帜无论其功能如何，都能体现军队的面貌，反映出一定的战斗力。在战场上，旌旗严整，表明军势强盛，士气高昂；而旌旗混乱，则表明军容不整，士气低落。因此，善战者仅凭敌方阵中旌旗标识或指挥状况就能判断敌我态势，决定战场上的进退。阅读详情：
范文七：成语中的古代军事知识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战争始终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随，无数次战争的影子，或多或少地留存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语，这种源自生活的语言形式，也毫无例外地蕴涵了有关古代军事行动的丰富的知识和信息。现在，就让我们到成语的海洋中去感受一下古代战争的悲壮与惨烈，重温一下成语中所透出的古代军事信息吧。战争，不论其规模大小，历时长短都不是爱好和平的人们所期盼的。战争必然带来一系列灾难，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战争一至，狼烟四起、兵荒马乱、兵连祸结，战争双方，金戈铁马、南征北战、中原逐鹿、赤壁鏖兵，穷兵黩武，兴师问罪，百姓苦不堪言。战争，有时也确是解决重大问题的途径之一，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将至，战前的种种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是关乎存亡的大事。要做到师出有名、师直为壮，秣马厉兵、盛食厉兵、壁垒森严、哀兵必胜，否则，师出无名，那就不妙了。战争初起，双方剑拔弩张、兵临城下、四郊多垒、旗鼓相当、安营扎寨、枕戈待旦、严阵以待，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战争，是双方实力的较量。强者，千军万马、投鞭断流、所向无敌、所向披靡、摧枯拉朽、锐不可当、天下无敌、所向无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真是兵强马壮、如入无人之境；弱者犹如强弩之末，可谓老弱残兵、师老兵疲、哀兵必败。强者，坚甲利兵、装备精良、匕鬯不惊、百发百中、百步穿杨、百战百胜、同仇敌忾、摇旗呐喊、兵不血刃、长驱直入、纵横驰骋、横扫千军，将帅们披坚执锐、身先士卒、调兵遣将、指挥若定、用兵如神、戎马倥偬，士兵们人自为战、奋勇当先，即使赤手空拳、单枪匹马、赤膊上阵，也要浴血奋战、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弱者，纸上谈兵、临阵磨枪，草木皆兵、孤军奋战、四面楚歌、寡不敌众、弹尽援绝。战争，同样也是双方指挥员战术、策略的比拼。文无定法，战无定规。历史上，无数次的军事行动中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战术、谋略；按兵不动、暗渡陈仓、步步为营、深沟高垒、坚壁清野、背城借一、背水一战、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兵不厌诈、兵贵神速、以逸待劳、一鼓作气、乘虚而入、缓兵之计、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排兵布阵、稳打稳扎、速战速决、出奇制胜、先礼后兵、反戈一击、骄兵必败、围城打援、围魏救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战术、策略之多，真是防不胜防。战争，是残酷的，无情的。战场上总是枪林弹雨、刀光剑影、烽火连天、短兵相接、腥风血雨。最终，得胜者拔旗易帜、追亡逐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论功行赏，失败者虽负隅顽抗，但仍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只得丢盔卸甲、弃甲曳兵、辙乱旗靡、人仰马翻、抱头鼠窜、临阵突逃、望风披靡、落荒而逃、溃不成军、折戟沉沙、损兵折将、束手就擒、血流漂杵、马革裹尸、全军覆没，士兵终为散兵游勇，将帅也成败军之将。当得胜之师凯旋之时，百姓总会箪食壶浆，夹道而迎。于是，胜败双方难免要订个城下之盟，双方偃旗息鼓，偃武修文、化干戈为玉帛，变战争为和平。和平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为百姓需要和平，和平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安徽省当涂县护河中学(243151)阅读详情：
范文八：古代的军事要塞——烽火台古代的军事要塞——烽火台中国建设报烽火台又称烽燧，俗称烽喉、烟墩，是古代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也是我国最早的有组织的通信设施。消息传递的方法是白天燃烟、夜间举火。烽火作为一种原始的光通信手段，服务于古代军事战争。从边境到国都以及边防线上，每隔一定距离就筑起一座烽火台，内储柴草，每当敌人入侵时，便一个接一个地燃起烽火报警。 烽火戏诸侯烽火台始建于何时，未见确切记载。古代神话中有一段关于商纣王使用烽火的记载：昏暴的纣王想要吞并邻国诸侯，命令宠臣飞廉到附近邻国去搞颠覆活动，并在当地点燃烽燧向纣王报告。纣王登台看到了烽火起处，立刻兴兵前往，灭掉那个国家，俘虏其民，抢掠其妇女，供己淫乐。这一行动引起了天神的愤怒，天神派神鸟下凡，口中衔火，以惑乱飞廉的烽火之光，致使纣王找不到目标，商纣只好停止攻伐邻国的活动。这段神话告诉我们，可能在商朝末年，也就是在大约3000年以前，我国就已经有了利用烽火传递消息的方法。著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772年，距今2700多年。由此可以判定，在2700年前的西周时期，我国已经出现了烽火台这种庞大而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络体系和正式的烽火通信制度。烽燧万里相望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集权统一国家的大业。为了巩固统一帝国的安全和生产的安定、防御北方强大匈奴游牧民族的侵扰，他开始大修长城；除了利用原来燕、赵、秦部分北方长城的基础之外，还增筑扩修了很多部分，“西起临洮，东止辽东，蜿蜒一万余里”，从此便有了“万里长城”的称号。汉朝朝廷吸取以往教训，特别重视烽火通信。在某些地段，连线的烽火台建筑甚至取代了长城城墙建筑。西汉王朝取得河西走廊后加强边防，修长城烽燧关隘，在秦长城的基础上，新筑起一道十分坚固的边墙；从河西四郡（今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都有烽燧设置，而且规模很大，“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可谓“烽燧万里相望”。自张骞始通西域之后，烽火台的设置延伸到了西域。这些烽燧基本上沿丝路古道设置，并与城郭军镇连接。连绵相望的烽燧，准确地标明了古道的走向，因而在唐人诗句中，有过“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的生动描述。长城以这样的顽强姿态延伸进西域，在宣告行使国家主权的同时，也把贸易的护栏修到了边陲、修到了帕米尔高原的脚下。西域烽燧首先出现在边陲哈密，是以亭的模样出现的。因而可以说，哈密是新疆长城的起点。据考证，目前新疆哈密地区尚存古代烽燧51处，为新疆之最。如今，遍布于哈密、巴里坤、伊吾县的烽火台，依然倔强地屹立在古丝绸之路上，承载着历史的沧桑。烽火台通信在汉朝得到了广泛运用。俗话说“军令如山倒”，边境烽火警报对官兵来说，无疑是至上的命令。据历史记载，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作战，以烽火作为进军号令，一昼夜就可使河西的信号传至辽东，远达数千里。当时有一首诗形容得非常形象——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甘泉在今陕北，离汉都长安大约300公里，烽火通信迅速可达，可见当时军事通信的效率极高。烽火台与抗倭明朝立国以后，在北方，为了防御故元残余势力的袭击；在东部及东南沿海，为了防御倭寇骚扰；在西南，为了孤立和征服苗族，都筑有长城和烽火台。明长城之多是历代之最，主要长城从鸭绿江边的九连城到甘肃的嘉峪关，全长超过8000公里。明长城上修筑的烽火台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仅宣府镇一线的烽火台就有1270多座。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防倭寇而得名的。与烽火台有关的一个抗倭故事是望海埚大捷。明永乐年间，刘荣替父参军，改名刘江。他担任辽东总兵，抗击倭寇，上任后修建了很多城堡和烽火台防御敌人，让军队驻扎在金县亮甲店一带。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的一天，倭寇从海上偷袭亮甲店。在倭寇即将登陆的时候，王家山岛(今广鹿岛)的烽火台上狼烟四起。这是倭寇即将入侵的信号。刘江迅速调动兵将，摆了一个埋伏阵。待倭寇进入埋伏圈时，他一声令下，大军以猛虎下山之势，打得倭寇尸横遍野，死伤千余人，史称“望海埚大捷”，在明史中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次战役后，倭寇再不敢窥视辽东一带，刘江也因此成为辽东地区有名的抗倭英雄。阅读详情：
范文九：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一、先秦兵制先秦时期普主遍实行征兵制。西周春秋时代，军事制度与宗族政治相辅相成。春秋晚期，随着宗族政治的逐渐崩溃，建立在宗族体制上的贵族军队也在不断分裂瓦解。郡县征兵的现象，在春秋时期已渐露端倪。征兵的对象扩大到郡县的编户齐民，使各国军队的数量空前增加。战国时代，为了适应频繁激烈的兼并战争，各国还建立了常备兵制度。常备兵以战争为专职，经过严格考选和训练。魏国的常备兵称为“武卒”，入选者可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齐国的常备兵称为“技击”，斩获敌人一个首级给予黄金一锱（八两）的奖赏。秦国的常备兵称为“锐士”，立功者重赏，有过者受罚，赏罚严明。二、秦汉军制秦统一全国后，征兵制被推行到全国各地。当时以郡县为单位征兵，兵丁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士兵基本上都是以徭役的形式征发而来的。秦代兵役制规定：男子到了二十三岁就要服兵役，一生中要当两次兵：一次参加警卫部队，叫做“正卒”，守卫都城咸阳，期限为一年；一次参加戍边部队，叫做“戍卒”，守卫边疆，期限也是一年。此外，还要在本县、本郡服兵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但由于秦代战争较为频繁，男子的兵役负担实际上比兵役制规定的负担要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考古资料，不少男子在二十岁之前就已经当兵，参军的次数也不止三次，只要在当兵的年龄范围之内，随时都有可能被征调当兵。这种兵役制度体现了秦代“穷武极诈”的传统。汉承秦制，规定男子二十岁就要在官府登记，按照三年耕一年储的原则当兵，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为当兵年龄。在适龄期间，每年农闲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每人一生要服两次兵役：一次在地方，称“正卒”；一次在边疆或京师，称“戍卒”或“卫士”。汉武帝时，加强宫廷禁卫军的力量。选择英勇善战的“六郡良家子”组成羽林、期门二军。另将羽林军中所养孤儿组成军队，称羽林孤儿。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将禁卫军分为八支，每支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这支军队后来成为西汉的主力军队。三、魏晋南北朝军制三国时出现了世兵制，父子相继为兵。世兵不属郡县，由军府统一管理，称作“士家”、“军户”。北朝时期军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西魏时宇文泰在大统九年（543）创立府兵制度。西魏末年府兵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率领，每个柱国下设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又设两个开府将军，共二十四军。当时府兵不属郡县，只管打仗，不纳赋税。四、隋唐军制隋朝继续实行府兵制。隋文帝规定：府兵一面在州县落籍，耕种田地，“一与同民”；一方面仍保留军籍，轮番宿卫，从而使府兵制与均田制进一步结合起来。唐朝改进府兵制度。府兵制的组织机构大体沿袭隋朝，十二卫仍为最高领导机关。而基层组织则由隋时鹰扬府改为折冲府。全国共有折冲府640多个，其中关中地区就有261个，形成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折冲府下又有团、旅、队、火等。府兵由均田农民中的丁壮充任，定期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不服役时则从事农耕，农闲则进行军事训练。府兵的征调要由中央兵部下发兵符，经与地方军政长官对勘相合以后，才能成行。遇有战事，则命将以出，战事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免除了将帅专兵之弊。从唐代府兵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寓兵于农”，兵农合一。从均田农民中点兵，兵源较为保证；资粮甲杖自备，把部分军需品转嫁于民，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第二，中央十二卫督率各府，军府又相对集中在关中地区，京城地区拥兵二十六万，占全部兵力的3倍，形成朝廷“居重驭轻”之势。第三，战士平时有训练，保证了战斗力。有事“命将以出”，事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帅难以吏兵跋扈。这些特点表明：府兵制有强化中央集权的性质。唐朝中期，开始实行募兵制。唐朝的府兵制是以农民受田为前提，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唐高宗至玄宗统治时期，土地兼并加剧，赋役滋重，大批农民破产或逃亡，均田制逐渐废弛。随着均田制的废弛，府兵制也逐渐破坏；逃亡农民自不待言，破产农民亦无法承担自备甲杖的负担，于是，兵源成了大问题。另一方面，府兵制本身流弊日增，此时府兵受到了种种奴役，也加速了府兵制的崩溃。开元十一年（723）卫士涣散，朝廷开始实行募兵制，后改称“彍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募兵代府兵戍边，称“长征健儿”。天宝八年（749），各折冲府已无兵可调，朝廷只好下令停发鱼符敕书，府兵制正式废止。五、宋元军制宋代军制主要是募兵制。当时有四种部队：禁军、厢兵、蕃兵和乡兵。禁军是皇帝亲兵，驻守京师，兼备征讨，是正规军。厢兵是各州募集的地方军，不能作战，只服杂役。蕃兵是招募的西北少数民族士兵，屯戍边疆。乡兵多为当地征发，用以防守地方。蒙古时期实行部落兵制，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全部当兵。元朝军队有四种：由蒙古人组建蒙古军和由最先归附的西北诸族组建探马赤军是元朝的主力部分。此外还有“汉军”和“南军”。六、明清兵制明代在军事上制定“卫所”制度。将全国军队编为卫所军和京卫军。卫所军的来源有四：一从征；二归附；三谪发；四垛集。府县各卫归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各都司又归统于五军都督府。京都的卫军则为四十八卫军（后增到七十二卫）、三千营和神机营，合称“京军三大营”。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有战事则由兵部秉皇帝之意征调，派将军统领出征；事成后各归本位。八旗制度在建立初期，兼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是与当时满族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入关后，满族统治阶级利用八旗制度加强对各族人民的控制，其生产意义日趋缩小。以军事组织言，八旗军队与绿营兵构成清代统治工具。以行政机构言，八旗各级衙署与州县系统并存。直至清末，凡八旗成员统称“旗人”，与州县所属“民人”以不同形式受清统治者役使。绿营兵是八旗兵的补充。清代军制，汉兵用绿旗，称绿营兵或流旗兵。兵种分马兵、步兵，沿江海之地又设水师。在京师简为巡捕营，隶属步军统领。在各省都有督检、抚检、提检等，检下设协，由副将统领；协下设营，由参将等分别统领，营下设汛，由千总、把总分别统领。绿营兵额，时有增减，一般在六十万人左右。阅读详情：
范文十：古代的军事通信技术通信也稱“通信聯絡”，即用各種通信手段建立的聯繫。軍隊中的通信聯絡是保障作戰指揮的基本手段。能使上級的命令、批示及時下達，下級的情況及時上報，友鄰部隊之間密切協同。通信技術是指將資訊從一個人或地點傳遞到另外的人或地點而採取的方法和措施。古代的軍事通信方式主要採用的是簡易信號通信和運動通信。一、簡易信號通信技術簡易信號通信就是使用簡單的信號工具、就便器材和簡便方法，按規定的信號或記號傳遞資訊的通信方式。軍隊中常用的工具和方法有：旗幟、鑼、鼓、號角、軍號、信號燈、信號槍、煙火、喊話、手勢等等。最初的軍事通信最簡單的形式，是由指揮員用語言、姿勢或傳令兵下達命令。西元前3000多年前，軍事通信中開始出現了簡易信號通信方式。相傳皇帝在涿鹿與蚩尤大戰時就使用了號角，即用自然物質——動物的角吹奏出一定的聲響來進行通信聯絡。以後又有了多種形式的“光”、“聲”通信手段，逐漸出現了旗、鼓、角、金等各式傳令工具。中國春秋時期（西元前841年～西元221年）的著名軍事家孫子在《孫子兵法》中稱古代戰爭中：“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這說明簡易信號通信在此時已經運用的相當普遍。這種通信方式一直沿用了很長時間，直到今天在一些特殊的場合中仍然在運用。在古代軍事通信中，使用最普遍的是烽火狼煙。根據史書記載，約2700年前中國的周幽王時期（西元前781年～西元前770年）就有了利用烽火傳遞資訊的辦法。相傳周幽王為博得寵妃褒姒一笑，“烽火戲諸侯”。中國歷代王朝，利用這種烽火來傳遞軍事情報相沿很久。從後來發掘出來的“漢簡”可以知道，在兩漢時代（西元前206年～西元188年），從甘肅一直到新疆羅布泊，都有烽火設置，而且規模很大，據說是“五裏一燧，十裏一墩，三十裏一堡，百里一城寨”。這種通信方法直到明清時代還有許多地方在使用。用烽火狼煙進行通信的方式在古代其他國家也多有使用。亞述帝國（西元前14世紀～西元前7世紀）為了傳達重要消息，通常利用火光（篝火）信號通過驛道的各站來進行傳輸。這種火光通信的方式在古代希臘（西元前3世紀～西元前2世紀）也加以利用。古代希臘人傳達信號主要靠烽火，根據歷史記載和考古發現，在古代希臘的阿提卡和小亞沿岸之間，有一條烽火臺通信傳輸線路。在希波戰爭時期（西元前500年～西元前449年），希臘廣泛的利用過烽火信號。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西元前431年～西元前404年）的普拉提亞之圍時，雅典和斯巴達雙方都使用過烽火信號。烽火傳信是利用自然力的通信方式。而人與動物的區別在於能創造出各種工具來為自身的需要服務。古代簡易通信工具中，最著名的工具是金（鑼）、鼓。金（鑼）是一種銅制的圓形擊打樂器，鼓是有繃緊的膜震動而發音的樂器。古代中國在戰爭中擂鼓為進，鳴金為退，是將帥指揮作戰的重要手段。金（鑼）作為通信工具的出現，是由於鑄銅技術和銅器成型技術的產生和發展。西元前1200年，中國殷朝青銅（銅、錫、鉛等元素的合金）冶鑄技術已達到成熟階段。青銅不僅用來製作生產工具和兵器，還用來製造樂器。那時曾經出現過一種稱作“刁鬥”的簡易通信工具，它原是一種青銅製成的炊具，樣子像缽，由於刁鬥的聲音特別尖脆震人，就成為軍中的報警器。以後，中國的鑄銅技術與銅器成型技術不斷發展，為古代軍事簡易信號通信的工具——金（鑼）的製作提供了技術基礎。鼓作為簡易通信的工具，依賴於制革技術的產生和發展。春秋末年齊國人著的《考工記》一書中記載了皮革加工技術和樂器製造技術。《考工記》中記載了皮革的品質的鑒定方法，進而討論了得到色澤“荼白”、質地“柔而滑”、各部分緩急均勻的皮革，以及縫製裁整的加工處理技術。《考工記》還記載了鼓的不同形狀會給人帶來很不相同的聲音感覺。這些記載說明在春秋時期我國的皮革加工技術和樂器製造技術已經相當成熟了，把鼓作為軍事通信的工具就非常自然了。旌旗也是一種重要的通信工具。中國古代很早就出現了旗語通信。商代的甲骨文有關於旗的記載。兵書《六韜●虎韜》記載：“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說明旗在古代已用於軍隊作戰。三國時期旗語通信已運用到戰船上，《太平禦覽●諸葛亮軍令》記載：“聞擂鼓音，舉白幡絳旗，大小船皆進戰，不進者斬。聞金音，舉青旗，船皆止，不止者斬”。在戰場上，往往以旗色作為信令，如青旗表示木，紅旗表示火，黃旗表示柴，白旗表示石，黑旗表示水等等。旗與鼓配合還可指揮佈陣，《新唐書●禮樂志》記載了這一情況：“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以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以曲陣以應。次軍東鼓，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舉青旗以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以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以圓陣以應”。旌旗作為通信工具，得益於紡織技術的產生和發展。中國原始社會後期出現了原始的紡織技術，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絕大部分都發現了紡墜。到商周時期，紡織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夠織出繒、帛、素、練、紈、縞、紗、絹、綺、羅、錦等許多品種，並出現了提花技術。隨著編織業的發展，印染技術也得到了發展。商、周時期（西元前16世紀～西元前5世紀），人們已掌握利用多種礦物顏料給服裝著色和利用植物染料染色的技術，能夠染出黃、紅、紫、藍、綠、黑等色及各種圖案花紋。到了秦漢（西元前221年～西元220年），出現了手搖紡車、織布機、提花機等紡織機械，紡織品的數量與品質有了很大的提高。紡織技術的出現於發展使旌旗作為簡易通信的工具成為可能。西方古代簡易信號通信的工具與中國相仿。印度在吠陀時代（西元前14世紀～西元前6世紀）已有了軍旗和軍樂。軍旗和軍樂除了有鼓舞士氣的作用外，也還有聯絡部隊統一行動的作用。到了列國時代（西元前6世紀～西元前4世紀），軍樂種類擴展到貝殼、小鼓、罐鼓、銅鈸等等。西元前1000年，埃及人已用石灰鞣革，制鼓來指揮軍隊。古代希臘人作戰主要的傳令工具是牛角和螺號。歐洲製造鼓的年代很早，摩拉維亞出土的一面鼓大約在6000年前。最早的鼓是一段中空的樹幹，一端蒙上兩棲動物或魚的皮，用手敲擊，後來用獸皮或牛皮做鼓面，棍做鼓槌。但歐洲軍隊以鼓作為通信工具的年代卻比較晚，14、15世紀的土耳其近衛步兵用長鼓作為通信工具，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西擴，這種通信方式才傳到了歐洲各國，英、法等國的軍隊曾用雙面鼓作為通信工具。17世紀下半葉，俄國將鼓列為射手團、兵士團和龍騎兵團的裝備，彼得一世時（西元年）又將鼓裝備到炮兵和艦隊。歐洲各國軍隊裝備鼓，主要用來鼓舞士氣，發揮其通信的功能遠遠不如古代中國。取火、用火是古代人生活的必要手段，而鑼、鼓在古代社會是人們的一種生活用品，鑼、鼓最初的出現多半是用於娛樂或祭祀，旗在原始時代則用來識別氏族和部落，以後作為城邦和國家的象徵和標誌。因此，早期軍事通信的工具火、鑼、鼓、角、旗都是從生產工具和生活工具轉化而來的。後來出現的軍號（簡易信號通信的一種吹器，以規定的音調表達一定的內容）、手旗（用於旗語通信，以執手旗的不同姿態代表不同的數碼和字母，用一系列的動作組合成語言來進行通信），才從一般的生活和生產工具中獨立出來，成為專用的軍事通信工具。軍號作為軍隊的簡易信號通信工具較晚，大約在西元1750年左右漢諾威輕騎兵開始使用，後來英國的輕騎兵也使用了軍號。西元1858年，英國設計的盤繞兩圈細管體的軍號定為正式軍號，此後各國軍隊相繼效仿。手旗則是在西元15世紀以後隨著大型遠洋艦隊出現才有的。由於古代軍事簡易信號通信來自於社會生活，極易掌握。這種通信形式通過人的直接的視覺和聽覺來接受，在古代戰場上實施指揮十分有效。但由於技術簡陋，傳輸的距離有限，且不易保密，距敵遠時用不上，距敵近時不能用，因此在軍事電訊技術出現以後降到了次要的地位。二、運動通信技術運動通信是指一種有通信人員徒步或使用交通工具、或利用馴養的動物來傳遞資訊的通信方式，這種通信方式自古以來就有。由人徒步或使用交通工具的通信方式在修建驛道、設立驛站後形成了有組織的運動通信網。中國是最早出現軍事運動通信的國家之一。商朝遷殷（西元前14世紀）後，相距千裏的邊情報告，十二三天即可傳到殷京（今河南安陽）。中國周朝，諸侯自成一個國家，驛馬和郵車傳遞送官府文書就已出現。孔子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命令。”意思是他的道德學說，會比郵驛傳播的更快。可見春秋時期郵驛已相當普遍。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全國修築馳道，“車同軌”、“書同文”，促進了郵驛通信的發展。秦漢時期的驛道每隔30裏有一驛站，每驛站都有“傳車”和“驛騎”。每10裏設一“郵亭”。唐朝（西元618～896年）的郵驛制度盛極一時。唐朝的郵驛分為陸驛、水驛和水陸兼辦3種，共1600處。驛傳的速度達到每天300公里以上。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中寫道：“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陽發咸陽，暮及隴山頭。”詩人杜牧諷刺唐明皇為楊貴妃吃新鮮荔枝，專設長安到四川涪陵郵驛，晝夜飛馳：“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西元775年，安祿山在範陽（今北京一帶）起兵反唐，唐明皇正在華清宮（今陝西臨潼縣境），距離好幾千裏，6天之內就接到了驛騎送來的情報。元朝時期，由於軍事活動範圍擴大，通信事業就更加發展，設驛站1496處。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著的《馬可波羅行記》中曾提到元朝每25裏必設一驛站，足有1萬多處。直到清朝中葉，現代郵政才開始替代古老的驛站。在國外，最早的一條驛道是古亞述王國於西元前11世紀修建的，在驛道上每20公里有一個驛站，急使在此換乘馬匹，把國王的命令送到戰區，把前線的戰報傳到皇宮。在亞述驛道的基礎上，以後建立了波斯驛道制，從波斯首都蘇薩到小亞愛非斯的所謂“皇道”，全程2400公里，國王的命令7天就可以從蘇薩傳到小亞沿岸。古代羅馬和古代埃及也有一定規模的軍事通信驛道。在古代軍事通信中，除了由人來直接傳遞資訊外，還有利用動物來進行資訊傳遞。一種是信鴿。信鴿有識別方向的特殊能力，飛翔速度快，可以在數百里間來往傳遞。把書信插入鴿腿的輕管內，就可以進行遠距通信了。人類用軍鴿通信的歷史悠久。早在西元前，亞洲、非洲和歐洲一些文明古國已使用這種通信方式。中國在秦末楚漢戰爭中，就是用軍鴿通信。以鴿傳書，在中國以唐宋（西元618～1279年）為盛。宋代將軍曲端的軍隊中馴養軍鴿，可與不同方向的部隊進行通信。大約在西元5世紀，古代希臘也已經使用鴿子進行軍事通信了。19世紀後期，許多國家的軍隊都設有馴養和掌管軍鴿通信的專職機構。另一種是通信犬。經過訓練後能傳遞書信的軍犬，嗅覺靈敏，記憶力強，有辨別特定語言、氣味、聲音、記號的能力，信囊通常系在通信犬的頸環上。用軍犬來進行軍事通信的年代也很久遠。在運動通信中，資訊載體大多是軍事文書。軍事通信為了保密就需要用密語。密語。亦稱“暗語”，通常以數字、字母、符號、單詞等代替真實的通信內容。從記載看，最早制定軍隊秘密通信暗碼的是中國周代初期的著名軍事家太公望。他制定兩種軍隊通信密碼，一種叫陰符，一種叫陰書。陰符使用者事先制定一套尺寸不等、形狀各異的“陰符”，每只符都代表一定的意義，只為通信雙方知道。陰書把1份完整的軍事文書裁成3份，分寫在3枚竹簡之上，“三發而知一”。西元11世紀，中國軍隊中出現了第一本真正的軍事通信密碼。這種密碼表在宋代曾公亮、丁度等編纂的《武經總要前集》第5卷中。在這本書中用一首五言律詩的40個漢字，分別代表40種情況和要求。這種方法已具有密碼本體制的特點。在歐洲，西元前405年斯巴達的將領使用了原始的錯亂密碼。古羅馬帝國的凱撒時期（西元前59年～西元前44年）曾採用有序的單表代替密碼。之後，逐步發展為密碼本、多表代替及加亂等各種密碼體制。運動通信作為古老的遠距離通信形式，得益於建築技術、動物馴養技術的發展，也需要有嚴密的組織以及通信人員的健壯體魄和一定的技能。運動通信由於其技術簡單、便捷通用、可靠性好，在古代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並留下了許多成功的戰例和感人的故事。古代希臘著名的“馬拉松戰役”便是一例。2000年前，強悍的波斯帝國垂涎於希臘雅典城的財富，不惜動用干戈，大舉入侵。雅典悉聞波斯大軍駛向馬拉松平原，火急向斯巴達求援，使者是一個長跑能手。雅典方面迎戰的統帥是名將米太亞德。兩軍在雅典城附近的馬拉松海濱相遇。聰明的雅典統帥避開強大的波斯騎兵，利用馬拉松海岸三面環山、一面瀕海的有利地形，從兩翼迂回包抄，然後從背後閃電般的向入侵者發起進攻。波斯軍隊猝不及防，遭到重創，潰不成軍……。統帥米太亞德為了讓雅典城內及早得到這一捷報，指派士兵中著名的“飛毛腿”裴迪辟去報信。裴迪辟受此重任，一口氣跑完了4.2195萬米的路程。當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跑到雅典城門口的時，只高喊了一聲：“我們勝利了!”便倒斃在地上離開人世。為了紀念這位為國捐軀的勝利信使，在1896年舉行的首屆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人們就把裴迪辟所速跑的路程作為一個競賽專案，稱之為“馬拉松賽跑”。阅读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