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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解放区人民邮政工作述论.pdf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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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华北解放区的人民邮政是新中国人民邮政的前身，是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由抗战
时的党政交通组织转化而来的。作为解放区的重要事业之一，人民邮政工作者发扬光荣
传统，克服经验不足的困难，逐步创建了公办邮政，实现了为党政军机关服务的同时也
面向社会为群众通信服务的目的。并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作战，将支
援前线列为邮政的中心工作，胜利完成了保证战时通信联络畅通的任务。从而进一步发
展与完善了华北解放区的人民邮政事业，为新中国人民邮政的创建及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提供了宝贵经验。文章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抗战胜利后华北解放区人民邮政的建立。主要介绍抗战胜利后，华北各
解放区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通过对原有党政交通组织的改建和对新解放区旧中华邮政
的接收与改造，逐步创建了各级人民邮政机构，从而走上了解放区人民邮政的建设之路。 第二部分，华北解放区人民邮政的初步发展。主要介绍通过贯彻落实企业化的经营
方针和改进乡邮等措施，人民邮政在经济上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经营、服务范围也有
所扩大。同时由于采取了向中华邮政学习的方针政策，解放区邮政丌始向专业化、J下规
化方向发展。 第三部分，内战爆发后华北解放区邮政工作中心的转化。主要论述解放战争爆发后，
服务战争、支援前线成为邮政工作的首要任务。一方面，各解放区抽调骨干力量建立专
门的军邮组织；另一方面，地方邮政部门积极行动，配合完成军事通讯联络的任务。在
全体邮政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不仅成功实现了前后方通讯联络的畅通无阻，同时也为
今后的邮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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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特别报道
来源：玉溪新闻网&&&&发布时间： &&&&浏览次数：
　　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是时代的镜子，但却又只是那个时代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在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为国家和民族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激情，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放下钢枪，脱下军装，隐匿在芸芸众生中。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我们走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讲述他们的军旅故事，还原不同历史背景下的青春记忆和激情故事。
　　 名字会模糊，血色会淡化，但英雄的业绩永垂不朽。在这个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日子里，让我们用这些特殊的记忆片断，向所有的老兵致敬！
　　策划人语：
　　他是玉溪少有的还健在的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在他的娓娓道来里，那些戎马倥偬的悲喜亦不过是昨天。让他一直庆幸的是戎马一生后还能活着，还能有这样的岁月静好与现世安稳。
抗战老兵刘福宝：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雄姿英发的刘福宝 （受访者提供）
86岁的刘福宝
　　老兵档案：刘福宝：1926年生，山西吕梁地区吕石县（现离石区）人，现居玉溪军分区干休所。1940年1月参加革命，历任卫生员、卫生班班长、助理军医、军医、卫生连连长、贵州区干校三中队中队长、思茅分区边防10团后勤处长、后勤部副部长。曾参加过栖凤楼、滑县、唐营、封丘等对日遭遇战，日本投降后，又亲历了挺进大别山、渡江战役等解放战争的重要历史时刻。
　　戎马倥偬后的岁月静好
　　黄色军装上衣配藏青色裤子，短发、清瘦的面颊上架着厚重的黑框眼镜，与妻子相依相携的他向左侧偏着头微笑着，这是他们钻石婚的纪念照。日是他们结婚60周年纪念，也是他的生日，这一天他86岁，参加革命72年，在这大幅结婚纪念照的一侧是他们60年前的结婚照，都穿着笔挺的黄色军装，英姿勃发的他坐着，扎着麻花辫的漂亮妻子站在身侧，都是嫩得像水葱一样的年纪。
　　眼前的他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依然是那身装束，依然向左侧偏着头，只是他的听力和记忆力却惊人的好，两幅相隔数十载的照片，那些戎马倥偬的悲喜在他的娓娓道来里亦不过是昨天。
　　60年抑或72年，时间对于现在的他而言都不过是个数字，因为再回首时，生命只剩下记忆，营营役役或者叱咤风云，最后的结局，都不过是一般模样，到底，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而让他一直庆幸的是戎马一生后还能活着，还能有这样的岁月静好与现世安稳。
　　他叫刘福宝，日出生于山西吕梁地区吕石县一个贫困农家，家里的五兄妹中，他排行最小，到现在他还记得，那是日，有个老头（后来他知道那是解放军部队的一个排长）到他所就学的私塾来游说，那些革命的道理他并未完全听懂，只是问了一句：“你们的部队打不打人？”当听说部队不但不打人还是为老百姓做好事时，他和24名同学中的5人一起报了名。
　　放学回家跟家人说过之后，14岁的刘福宝便跟着排长一起连夜赶往部队，步行一夜之后便到了部队所在地，因为年纪小又看着机灵，他被分配在115师1旅2团2营5连当通信员，第二天一早连里给发了一套灰色洋布衣服，一把小马枪和几发子弹、手榴弹。第三天，他便跟随大部队往山东进发，结果在河南栖凤楼第一次与日本鬼子相遇，这是一场惨烈的遭遇战，敌军步兵、骑兵都来了，刘福宝所在的5连胜在地理位置优越，12挺机关枪一起扫射，把敌人阻击在一块种满西瓜的庄稼地里，作为在战场上来回穿梭传递消息的通信员，他并不知道这持续了一天的战争到底消灭了多少敌人，他只记得仅在那一片西瓜地里就打死了80多个鬼子，2团伤亡60多人，仅5连就牺牲了5人。
　　栖凤楼之役是刘福宝参军后经历的第一场战役，也就是在这场遭遇战中，他第一次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脆弱。如今，尽管时光已经过去72年，但他依然会梦见那片西瓜地，机枪一响，西瓜地里全是一片耀眼的红，你根本无从分辨那是西瓜的汁液还是人的鲜血，“我们连牺牲的5人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娃娃兵啊！”议及此，他浑浊的眼里噙满泪光。
　　抗日战争中的那些伤痛
　　栖凤楼之役后，部队继续向山东进发，当时1团和旅部已经到了山东胶东，而刘福宝所在的2团则奉命驻扎在山东阳谷县。这是个极为贫困的沙石之地，抗日队伍的到来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白天部队帮着群众打扫卫生、发展生产，晚上则四处游击敌人。在阳谷驻扎一个月后，2团与黄河支队会合并成立了晋冀鲁豫二分区，原先的2个团被分为3个团，刘福宝被分在1团任营部卫生所卫生员。
　　说是卫生员，刘福宝却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习培训，在学会简单的止血、包扎后，他便上岗了。那时的部队没有医院，也没有药品，一个营只配备一个医生、一个卫生班、一个担架班，一个连仅有2个卫生员，所以卫生员的工作就是止血、包扎和把伤员送到老乡家里。虽然主要工作并不多，但是刘福宝所面临的危险却不比当通信员少，因为营部卫生员都得跟着突击营直接上前线。
　　刘福宝第一次受伤发生在一场阻击战中，鬼子的炮弹突然在队伍中炸响开来，跟在突击营后面的他不小心被弹片击中肋骨，当时就流了血，但是抱着“轻伤不下火线”的原则，在简单的包扎之后，他依旧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其后，因为医生和药品紧缺，弹片一直没取出来，如今，一到天阴下雨肋骨下埋有弹片的地方还是会隐隐的疼。这之后，在抗日战争中，刘福宝又受过两次伤，一次在左腿，另一次在右臂，都不算重，也都没有住过院。
　　从1940年入伍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5年间，刘福宝记不清他到底参加过多少次对日作战，歼灭过多少鬼子，在他的记忆里，最惨烈也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战争发生在河南唐营。当时的唐营县城已经被日军占领，城墙非常高，城门也十分坚固，要想直接攻入城内并不现实，在这种情形下，我军想出了通过地道进城的战术。部队在离城1华里的地方驻扎，并开挖地道，为了不让鬼子听到挖地道的声音，白天战士们以歌唱来分散鬼子的注意力。不分昼夜地挖了一个礼拜后，地道从我军驻地一直延伸到城门底下，通过地道，我军把一个塞满炸药的棺材运到了城门下，就在当天晚上，该棺材被引爆，随着一声巨响，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入了唐营县城。看到天降奇兵，城里的鬼子一下子慌了，守城的两个团当即被我军全部歼灭，而我军在这场战役中亦伤亡50多人。
　　除了打鬼子，在这一时期，刘福宝所在的部队还参加了几次围剿地方反动武装的战争。一次是攻打山东地方反动武装石右山，石右山是山东有名的匪首，手下有4个团，平常除了欺压百姓之外还偷袭八路军，百姓对此是恨之入骨。在接到攻打石右山的命令后，战士们摩拳擦掌，当地百姓也积极响应，纷纷前来送饭和护理伤员，在军民协作之下，仅用了三天，部队就全歼了石右山部。
　　另一次是剿灭河南的另一股很有势力的土匪，当时战士们都以为这一定是场硬仗，但是还没等我军开打，土匪头子就举了白旗，300多名土匪都参加了革命队伍，“在之后的对日作战中，他们都肩负起了一个热血男儿保家卫国的使命，只是那个土匪头子因为平时杀戮太多，民怨太深，最终依然难逃被群众击毙的命运。”说到此，刘福宝多少有些遗憾。
　　日，日军投降时，刘福宝所在的部队正在承德休整，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部队还特意开了庆祝大会欢庆日本鬼子终于被赶出中国。
　　日，晋冀鲁豫军区整编部队，其中原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编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杨得志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委；辖1、2、3旅，约1.7万人，19岁的刘福宝就在这1.7万人之中，只是此时的他已由卫生员升职为助理军医。
　　解放战争中的那些记忆
　　日，由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七个纵队，在鲁西地区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胜利突破黄河天险后，7月7日，刘福宝所属的一纵队接到命令和其他纵队一起攻打郓城，我军仅用3天时间便攻克郓城，歼敌2个旅和第五十五师师部，约15000人。14日六营集一仗，又歼敌3个半旅和2个师部。至18日战取羊山集，共歼敌9个半旅和4个师部约56000人，打开挺进大别山的道路。
　　8月7日，刘邓大军从鲁西南的金乡至荷泽以南一线向南推进；11日越过陇海路，以第一纵队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右路，第三纵队为左路，第二、第六纵队掩护中共中原局、野战军指挥机关为中路，向大别山疾进；17日，刘邓大军胜利通过黄泛区；18日，又渡过沙河；23日，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在击退国民党军沿途少数阻击部队后，均渡过汝河，逼近淮河；至27日，刘邓大军已全部渡过淮河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任务，像一把利刃插进国民党军的战略纵深。
　　挺进大别山后，21岁的刘福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16军46师136团卫生队当军医，享受连级待遇。2年后，他又亲历了著名的渡江战役。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所辖16军进驻安庆西南漳湖东北地区，即怀宁县海口洲至三益圩（现属皖河农场）沿江一带，17、18军相继进驻洪家铺（现名洪铺镇）周围三四十里地区，待命渡江。“当时我们的部队首长不但关心渡江大军支前站，还考虑当地群众的货源供应，不仅安排司令部人员和部队做好预防空袭的准备，还动员群众进山隐蔽，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所以渡江战役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刘福宝回忆说。
　　21日，兵团司令部杨勇等审时度势，果断地批准了16军建议，决定提前渡江。五兵团突击部队战士东起海口洲五股头，西抵望江沟口，突击部队一三六团、一三九团作为第一梯队，驾驶300余艘木帆船冒弹雨、顶风浪强渡长江。作为军医，刘福宝首当其冲在第一批渡江队伍中，到现在他都还记得，突击前部队给每个战士都发了一顶草帽，木帆船上所载8人，除了掌舵的船工外，其余人也要负责划水以增加船行进的速度。敌人陆、海、空联合的长江防线貌似凶猛，战士们头顶的草帽都被纷纷打掉。在枪林弹雨中疾驶约1小时后，突击队顺利渡过长江。到岸上后，刘福宝发现敌军早跑了，只是撤离前还不忘在岸边埋下扎人的竹签，战士们只能拿起铲子将竹签一一铲平。
　　渡江战役后，刘福宝又参加了解放贵州、解放成都等战役，1952年1月他任49师146团卫生连连长，之后在贵州区干校三中队任中队长，也就在这段时期他认识了漂亮的贵阳姑娘并结为伉俪，1956年6月他从贵州调到云南，任思茅分区边防10团后勤处处长、后勤部副主任，直到1978年9月离休。
　　如今，86岁的刘福宝和老伴一起在玉溪军分区干休所安享晚年，由于年事已高加之颈椎不好，住四楼的他很少出门，上次出门时手背上的摔伤到现在都还有大片淤青。关于抗战，关于山西老家，他已经甚少提及，“离开家乡72年，到现在仅回去过一次，家里已经没人了。”只是数十年来，他爱听广播，爱吃面食的习惯却从未改变。（记者& 李文雯& 文/图）
　　策划人语：
　　经历过大大小小上百次出生入死的战役，有着上尉军衔的李成亮选择了解甲归田，成了一名普通农夫。“比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来说，我现在还能活着，还是算值了”。历经战争的洗礼之后以简单朴实的心态感受和平生活的弥足珍贵，李成亮的想法代表了与他同时代的很大一部分人。
老边纵李成亮：隐于山林的“老军官”
1953年，在边疆地区做民族工作的李成亮。摄于蒙自公私合营摄影社。（受访者提供）
李成亮在剿匪和民族工作中获得的奖状
　　老兵档案：李成亮，1928年生，峨山县岔河乡文山村人。1948年参加革命，成为边纵七支队战士，194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元江挺进支队副班长，边纵暂一团班长，边纵第十支队四十六团副排长，滇南独立团排长。期间参加过墨江围攻、元江大捷等多次战役。云南解放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方从事土改、剿匪和民族工作，历任云南省军区基干一团一营二连排长，蒙自边防军分区元阳县民族基干队排长，云南省军区边防警卫民族营排长、侦察员、民族工作组组长，元阳县武装部区武装部部长。1963年复原回乡，历任文山村党总支组织委员、民兵营长、副政教、宝石社党分支书记。现为岔河乡文山村宝石小组普通农民。
　　在峨山县岔河乡，说起宝石小组的李成亮，知道的人并不太多，而说“老军官”，许多人都会心领神会：“知道知道，从河外村经凤窝过进宝经翠竹再过文山就可以找到他了。”
　　记者顺着指引，在经过“凤窝”、“进宝”、“翠竹”、“文山”一连串富有诗情画意的村庄之后，在距乡上20多公里之外的山林之中，一个具有美好寓意的村庄“宝石”出现在记者眼前。
　　宝石小组是一个彝族小村寨，人不多，90余户，300来人。随着近年来外出务工潮的兴起，许多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现在在村里生产生活的多是妇孺老弱。山村的雨后空气清新，几个老人坐在一堵断墙前喃喃细语，坐听遍野的山风，其中一个身体佝偻，却目光炯炯的老人就是当地大名鼎鼎的“老军官”李成亮。
　　李成亮今年85岁，当地人之所以叫他“老军官”，与他年轻时候的一段军旅生涯有关。
　　彝族娃子投奔边纵
　　1928年，李成亮出生于宝石村一户贫苦农家，5岁的时候，父亲早逝。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跟着母亲在当地的山林间东躲西藏，靠母亲给人家当长工过日子，年幼的他则为东家放牛放马，多年以来的帮工生活让他母子俩受尽欺辱和苦难。1948年9月，已经20岁的李成亮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听村里人说在峨山易门一带活动着一支共产党的游击队伍，专门为救穷人翻身。彼时母亲已经改嫁他乡，孤身一人的他毅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新峨支队。从此，这个彝族汉子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15年军旅生涯，并经历了解放战争和解放后巩固新生政权的诸多战役。
　　作为一名普通的游击队战士，刚参加队伍时，李成亮眼中的队伍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正规，各民族的兄弟朋友都有，有穿摘掉徽章的国民党军装的，有穿民族服装的，而李成亮当时身上最像样的家当就是当初离家时带来的一袭披毡了。武器也是五花八门，猎枪、砍刀、长矛什么都有。参加游击队后的李成亮并没有远离家乡，他随部队在峨山的甸中、富良棚、大龙潭等地开展武装斗争和政治宣传工作。打仗是经常的事，有时候是反围剿，有时候是主动出击，有时候一天会打好几仗。由于国民党武装的围剿，风餐露宿、栉风沐雨更是家常便饭。
　　1949年初，李成亮随部队转移到元江，在墨江恰逢元江、新平、墨江三县的人民武装围攻墨江县城，李成亮所在的新峨支队随即加入了战斗。这次战斗异常激烈，各游击支队同地方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武装相持了七天七夜后，方才攻克墨江县城，击毙“元墨剿匪大队长”张纯学。在这七天七夜里，李成亮一直坚持战斗，等到战事结束时，他的眼睛已经红肿得受不了了。
　　在峥嵘岁月中成长
　　经过墨江围攻战后，根据上级指示，李成亮随部队南下思茅地区建立根据地，此时的他，已被整编成为边纵七支队的一名战士了。不过，部队在南下思茅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意外：整编后的部队到达江城后，队伍中出现了不同意见，有的坚持在思茅地区建立根据地，有的则以思茅一带瘴气大、山高林密、气候差为由反对。最后的结果是，许多当时由峨山出去的游击队员返回了峨山，一些坚持开展游击，一些则成了反动武装，最后被解放大军涤荡。当时老实的李成亮没有太多的心思，他认一个理：听共产党的不会错！随部队进了思茅，坚持在思普地区开展游击斗争。
　　在此期间，由于作战勇敢不怕死，听党指挥且吃得苦受得累，李成亮迈开了他的成长之路，历任元江挺进支队副班长，边纵暂一团班长，边纵第十支队副排长，滇南独立团排长，1949年8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时，这个20岁的彝族青年仍然随部队在滇南、滇东南地区开展游击工作，一直到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
　　此后，他还参加了1950年的元江大捷。当时，卢汉起义部队下属的一个保安团反水，在解放大军的追击下，欲取道向境外逃跑。时为边纵第十支队四十六团任副排长的李成亮奉命随部队阻击。李成亮和战友们在铁索桥的碉堡里固守，溃逃的国民党部队数千人不要命地压过来时，黑压压一大片，虽然我方火力极猛，但仍有部分敌人突破了防线，过了桥。那次战役是李成亮自参加革命以来最惨烈的一战，敌军尸横遍野，死伤无数，与李成亮一同固守铁索桥的战友们也大部分光荣牺牲。
　　解放后，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李成亮一直随部队在边疆民族地方从事土改和剿匪工作。历任云南省军区基干一团一营二连排长，蒙自边防军分区元阳县民族基干队排长，云南省军区边防警卫第三营排长、侦察员、民族工作组组长，元阳县武装部区武装部部长。
　　“还是算值了”
　　1963年，中央军委、国防部发出关于排以上干部自愿报名复原回乡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召令。此时在元阳县武装部区任武装部部长、上尉军衔的李成亮，在经历过大大小小上百次战役出生入死无数次后，他开始想家，想念家乡年迈的老母亲。当年，他向上级组织提出了申请。考虑到他是边纵的老战士，又熟悉边疆民族工作，组织最初对他的申请并不批准，不过，这个倔强的边纵老兵去意已决。在四次申请后，部队放了他。回到地方，地方要为他安排工作，他也不干，当时一个正县级干部的工资一个月有100余元，而他在部队时就已经领到每月120元的津贴了。他说他已经领过国家的工资了，他要回去建设家乡。1963年12月，他解甲归田，回到了小山村宝石，做起了农民。而此时，他通过在部队十多年的自学苦练，已经从当初一个字不识的彝族青年成为一个能读会写的复原干部。
　　因为他的经历丰富，在部队上又是上尉军衔的干部，隐匿于这偏僻遥远的小山村里，这对当地的农村群众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没有更好的语言表述下，当地群众就“老军官、老军官”地叫开了。在军队，李成亮是个能吃苦会工作的硬汉；在地方，李成亮依然本色不减，带领地方群众和民兵积极参与地方建设。他组织村里的木匠和泥匠为贫下中农困难户修房子，带领民兵硬是把村里的一个小山头削平，建起了篮球场。在地方，他以正直敢说闻名，“见到不利于人民群众、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情况就要说就要管”。家人劝他“多管闲事逗人嫌，少管闲事多快乐”，他用毛主席的话：“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来解释，“只要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怕任何困难。”就这样，解甲归田的边纵老战士李成亮在农村一干就是几十年。
　　如今眼见许多人在改革开放中富起来，而李成亮一家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几个子女开始对这个曾经在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的父亲有了怨气，怪他太憨、太倔强，当初不该放弃部队的职务、放弃地方安排的工作，硬要回乡，结果到老了什么也不能为子女们分担，自己也落得个穷苦老农民的处境。身处这个时代，李成亮理解子女们的想法，但他有时候还是会说：“比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来说，我现在还能活着，还是算值了。”&&&& （记者& 张家春& 文/图）
　　策划人语：
　　这是一支已经没有太多人知道的部队，他们于1983年国家实行裁军时转制兵改工，淡出了军队的行列，他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风餐露宿，栉风沐雨”是这支部队的真实写照。
铁道兵周家顺：“八根弦部队”的峥嵘岁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1师1团在成昆线上所修的桥梁& (受访者提供)
　　老兵档案：周家顺，1934年出生，研和人，现居住于玉溪滇剧团生活二区。1953年3月参加革命，历任炮兵、炮兵班长、炮兵排长、铁一团作战股作战参谋、铁一团五连副连长、铁一团勤务连连长、铁一团三连指导员、英雄杨连第连政治指导员、铁一团汽车连指导员、铁一团高射机枪连政治指导员、铁一团卫生队政治教导员、铁一师教导队政治教导员。曾参加过羊场支线、一平浪支线、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大型铁路的修建，1967年、1970年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主席接见。
　　铁道兵的光荣
　　“一个连队，100多号人，每天一同起床，一起扛石头、凿隧道、上课、唱歌、洗冷水澡……铁道兵的岁月是一辈子的记忆，部队所在地就是我们的家。”现年78岁的周家顺回忆起曾经洒过汗与血的铁轨时，脸上写满了幸福。
　　周家顺1953年3月入伍。当时他一心要当兵，就是为了“学文化”。因为当年土地改革、鸦片清剿时在村子里属于活跃分子，又当过儿童团主席，所以验兵一路都很顺利，直到体检时才差点因为体重不达标被刷了下来。“好在一起验兵的一个同伴把他的棉衣借给我穿，这才得以过关，顺利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回忆起当初入伍的经历时，周家顺很是自豪。
　　周家顺父母早亡，家境贫寒的他年仅8岁就在地主家里当起了长工，一干就是9年，能吃饱饭、能识字对于他来说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他入伍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入伍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9师116团炮兵营，成为一名普通的炮兵。他在部队里吃苦耐劳、扎实肯干，从一个只知道干农活的文盲到后来各方面都是连队的尖子，入伍两年后被提升为少尉排长，在当了6年的炮兵后，因为铁路建设需要，1958年9月他来到了有“八根弦”之称的铁道兵部队，一干就是20年。
　　周家顺说，当时云南的铁路开始全面建设，由于兵力不足，成昆铁路上羊场支线、东川支线、一平浪支线这些铁路虽然已经设计好了但是却没能开始修建，为了解决铁道兵部队兵力不足的问题，就把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9师116团和115团两个步兵团调入铁道兵部队，调入铁道兵部队后他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1师1团5连1排排长。
　　当时周家顺年轻的心里，当兵是件非常光荣而又神圣的事情，当他穿着军装踏出村口的那一刻，他就认定了这份荣誉。可刚调入铁道兵部队的时候他很茫然。“调去八根弦的部队，对于我来说，很陌生，只有听过五线谱，怎么还会有八根弦，一直到去了后才知道，那是扁担两头挑着两个箩筐每个箩筐四条绳子得来的名。刚开始时因为调入这个不拿枪，而是挑箩筐的部队还是有些想法的，觉得这哪是当兵，这又不是回去当农民了吗？”
　　当了铁道兵后才真正了解，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一个工程技术兵种，包括铁路、隧道、桥梁、建筑、舟桥、通信工程等部队，它担负着工程保障任务。随着来到这支部队时间越来越长，看着那一座座被他们贯通的大山、一条条被他们跨越的鸿沟、一段段在他们手里建成的铁路，憧憬着因为他们的付出而奔驰在铁路上的一列列火车，让周家顺意识到了这个兵种的重要性，他的想法也慢慢地改变了，一种自豪感也油然而生，让他因为自己是一名铁道兵而感到无比的光荣。
　　周家顺告诉记者，他参加过4条线路的修建，一平浪支线、羊场支线、成昆铁路、襄渝铁路，以及数座大大小小的桥梁。
　　艰苦的施工条件
　　据周家顺回忆，当时修铁路时缺少现代化机械设备，修路主要靠人力。例如打隧道，是用炸药把岩石炸松后，靠人力用铁杆撑住顶，再把炸松的泥石用钢钎敲下来，再用手推车把敲下了的泥石运走，这样一寸一寸地把隧道修成。
　　在他的印象中，最难打的隧道要数成昆铁路上的碧鸡关隧道。当时的部队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设备极度匮乏，就连山洞里的照明设备也没有。水泥靠人工搅拌，石头靠锄头挖，泥土靠斗车运。打山洞用的风枪，靠人工打，没有任何防护设备，散落的石尘土灰落满全身，当时很多战士都得了矽肺病。“11个月2000多人，隧道才打了11米。”周家顺说。
　　“一天铺轨12.8公里，这也是我们铁五连创下的纪录，那是1959年11月份的一天，我们进入铁道兵部队最重的任务，当时因苏联放卫星成功，很多任务都会以放卫星的口号来激励战士，为了响应口号，团长下令一天铺轨12公里，就算放卫星成功。当时都是靠人的双手、双脚、肩膀来劳动，累晕倒了的，草帽一扇、冷水一浇，醒了接着干，肩膀磨出了血，接着挑，直到磨出厚厚的老茧，从疼到不疼，手被磨破的，抓把土揉揉接着干，当时修路可谓是要路不要命，而那天我们从早上5点连续干到夜里12点，铺轨12.8公里。睡下已经是凌晨2点。”老人说。
　　成昆线修建史记载，当时新建铁路施工相当艰难，除路基土方开挖填筑施工有部分机械外，其他桥涵隧道施工全靠人工完成，人的体能消耗相当大。特别是隧道施工，采用人工导坑作业，上导坑只能容纳3个人，一个班要完成清除上一个班开挖的土方，立起一组支撑排架，打出五个炮眼，装好炸药放完炮才交班。下导坑六到七人除和上导坑一样完成那几项任务外，还要将上下导坑的土全部运出洞外才交班。后步的扩大支拱和开挖马口、立模、拱顶和边墙浇筑，也都非常辛苦，特别是拱顶浇筑，到顶部时，人要爬在上面才能作业。不论哪项作业，进洞还未干活就已是汗流浃背，因洞内工作面狭窄，通风条件差，空气稀薄，干活基本是光着身子，下班时，人人都已是面目全非了。
　　但当时的铁道兵们从未觉得苦，那份为祖国筑路事业献身的革命豪情让他激情四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西南铁路修不通，毛主席睡不着觉，拼死都要把铁路修通……
　　无处不在的危险
　　铁道兵除了艰苦的工作外，更让人担心的是无处不在的危险。
　　“在12.8公里铺轨任务时，就有地方支援的民兵腿被打断。”据周家顺回忆，当时，5个人一组用车推钢轨，一根钢轨长12米，一米重32公斤，一车近3吨重，中间3个人，左右各一人，突然车被一块石头卡住车轮，动弹不得。战士搬掉车轮下的石头。在弯腰搬动石头的刹那，缺少经验的民兵猛力一推车，一车钢轨从侧面翻了下来，把他的腿打断，顿时血肉模糊，鲜血直流。
　　“生活中难以预料的事太多，活着便是最好。”周家顺感叹道。铁道兵大多在偏远的山区修铁路、挖隧道。由于施工机械少、设备缺，几乎全部靠苦力，每建一条铁路都要牺牲不少铁道兵。而修隧道时的爆破，也充满了危险。“当时在修建隧道时，伤亡情况太多，1966年在白虎山隧道，爆破塌方，7名战士被困在隧道内，当时一个连历经3小时营救，才把他们救出来，好在只有两个小战士受了轻伤。”
　　周家顺说，铁道兵得随时待命，生命危险无处不在。而在当时禄丰县另一隧道发生的爆破事故，让他记忆犹新：“1968年下半年，一名广东籍小战士进隧道搞爆破，但在起爆时发生了意外，应该后爆的炮眼先爆了，送到卫生院时，他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被炸瞎了双眼。”
　　在复杂的地貌中“逢山凿路，遇水搭桥”，会时常遇到自然灾害。“记得那是在成昆线发生的事，一位副师长在讲安全时，对好好选址提出要求，安全第一。不久前，一个排在多年没发过洪水的干河滩上驻扎，下暴雨又遇涵洞堵塞，两顶帐篷的战士都牺牲了，大多数连尸体都没找到。”
　　“当铁道兵，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如今的老人这样说。他45岁部队转业回到地方，曾任玉溪滇剧团副团长，回想起26年的军旅生涯，感慨万千。（记者& 郑云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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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兵部队历史沿革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诞生于东北战场。当时，东北民主联军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建立了第一支铁道部队，称护路军。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以护路军为基础，吸收东北各铁路局1200名铁路员工为技术骨干，并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
　　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王震为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月5日，铁道兵司令部正式在北京成立，编制10个师、1个独立团、1所学校、2所文化速成中学，兵力10万人。
　　1956年1月下旬，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与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签订了《铁道兵执行国家15年铁路建设远景计划》协议书。按照这个计划，铁道兵将新建铁路63条，总长为23313公里，占全国新建铁路的42%；修复铁路7条，总长为965公里。
　　1959年初，国家开始缩减基本建设规模，许多铁路建设工程缩减规模，有的停建。6月20日，总参谋部批准铁道兵进行整编，定额为12万人，下辖11个师、2所学校。铁道兵领导机关总称“铁道兵兵部”。
　　1962年5月，国家把修建森林铁路、公路的任务交给铁道兵，于是铁道兵又进行了扩编。
　　日，中央军委批准铁道兵扩编14.4万人，总兵员达到37.2万人，共有13个师、60个师属团、3个独立团。
　　1976年1月，担负北京地铁施工任务的铁道兵第12师、第15师和仓库、机修厂等8个单位的5.3万人改为基建工程兵，脱离铁道兵建制。
　　1980年下半年，根据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方案，铁道兵裁减兵员17万人，撤销了3个军级指挥部，减少了3个师的建制，每个师也由5个团改为4个团，各级机关也相应进行了压缩。
　　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把铁道兵并入铁道部。”
　　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指挥部改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铁道兵各师分别改称铁道部各工程局。从此，铁道兵在解放军序列中消失。
　　策划人语：
　　军号，是军人的语言，是冲锋的号角，是胜利的凯歌。今天，战争的脚步渐行渐远，军号成了博物馆中的文物，但那象征着前进和胜利的冲锋号，常常从历史深处吹响，永远回荡在每一个军人心中。
司号员李有才：回荡在历史天空的战斗号角
1948年的李有才 （受访者提供）
　　老兵档案：李有才：1929年9月出生，山西长治地区长子县人，现居玉溪军分区干休所。1945年8月参加革命，担任司号员、司号长。1952年后，曾任14军42师军邮局局长、云南省丽江军分区参谋科参谋、云南省兰坪县民警中队中队长、丽江军分区独立营营长、玉溪军分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曾参加过陇海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其他诸多不知名的小战役。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就是1945年至1951年这6年当司号员和司号长的日子，到现在我都还常常梦见自己手持军号的样子。”83岁的老兵李有才告诉记者。
　　李有才1929年出生于山西长治地区长子县。1943年长治被日军占领，加之惨遭天灾，庄稼颗粒无收，出身贫苦农家的李有才迫切地想要追随革命队伍，但却迟迟没有走成。直到1945年8月，16岁的李有才才和两个同乡一起投奔了10公里外的屯留游击大队。
　　因为年轻、能跑、反应快，李有才被分在屯留游击大队二连当司号员。想到在战斗取胜之时，司号员能站在高处手握军号吹响鼓舞士气的冲锋号时，李有才有说不出的兴奋，但是开始学吹号后，他就发现看似简单的军号，学起来却并不容易。首先是装备落后，有的连每个司号员能配一把号，有的则需要二人合用，练习时，一把号彼此换着吹。此外，那时的培训为了防止号谱丢失和遭窃，从不发教材也不许记笔记，130多个号谱必须对答如流，才够司号员资格。
　　在培训了半年之后，李有才成了一名正式的司号员。上岗之后，他发现司号员这一工作比他想象中要难得多，因为除了冲锋号、前进号等正式的通讯联络外，每次战役都会有暗号。为此，每次战斗打响前，团里都要组织开半天到一天的会，以统一司号联络方式和号谱，而各部队的编制与番号，均需司号员熟记于心。这样，对方是哪个军、哪个师、哪个团，甚至是哪个连等情报，司号员一听就能辨别出来。“吹早饭号是询问对方是否是自己人。如果是，对方就吹晚饭号，如果所答驴唇不对马嘴则必是敌军。”李有才回忆说。也正因为如此，在战争年代，军号号谱就是一部密码。“那时没有电话，部队前进、后退，左拐、右行，全靠号来指挥，吹错了可是要死人的。”
　　因为司号员的位置往往在指挥员身边，冲锋号一响，敌人的火力就会直击司号员的位置。为此，司号员有一个禁忌，那就是不吹号的时候要在指挥员身边待命，吹号的时候则要远离指挥员。冲锋号一吹，司号员就得隐蔽好自己，“有时候要侧身躺着吹号；有时候则需要一条腿跪着，一条腿直立来隐蔽自己，消灭敌人。”83岁的李有才边说边在地板上做出不同的隐蔽姿势。
　　李有才担任连司号员时参加的第一场战役是1946年打山西侯马。当时部队装备很差，一个人就一支枪、十来发子弹，也没有更多的机枪来封锁敌人，战士们只能用泡湿的棉被包住桌子，人钻在桌子底下前进，或者用厚木板挡着前进。在这场战役中，李有才就亲眼看见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司号员因为碰到地雷而被炸得血肉横飞。
　　1947年冬，已是11旅33团2营司号班长的李有才参加了河南沙河县曹庄山阻击战，以掩护上级机关顺利转移。曹庄山上到处是石头，根本无法修筑工事，我军将士就隐蔽在山石之后，结果敌人一发炮弹打在石头上，石块飞溅伤到了李有才的左眼，见有血流出，他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又继续坚守在阵地上。这是他唯一一次受伤，也就在这次战斗中，他的左眼再也看不见了。曹庄山阻击战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在这场战争后，我军300多人最后只剩下100余人，因为撤退得极为匆忙，有些阵亡战士的遗体甚至来不及掩埋。
　　虽然在战场上很危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司号员比起其他兵种来说就相对自由一些，正因为自由，李有才和很多士兵都成了朋友。他还记得当时他们的炊事班长是个“老山西”，知道他这个后生娃爱喝小米粥，每次煮粥时都要把大锅中间那圆滚滚的一小撮舀给他，要知道那可是这一大锅粥的米油啊！
　　和李有才私交甚好的还有八连连长，他就像老大哥一样关心着李有才，每次李有才要吹号，他总会派士兵跟着保护。1946年，部队攻打洪洞城，连长和他一起在离城墙不到50公里的地方埋伏，等突击队架好梯子准备登城时，他才发现连长不知何时已经中弹身亡了，“他死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忆及当时的情景，老人依然难掩唏嘘。
　　从1945年入伍到1951年的6年间，李有才从一名普通的司号员成长为营司号班长、团司号长、师司号长。担任团司号长后，他便无需再上前线吹号，而是负责给团以下司号员安排任务。这之后，他和其所在的部队一起还参加过陇海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其他诸多不知名的小战役。如今，回想起自己的军旅生涯，他说：“最难忘的还是当司号员这6年，最遗憾的是没有与心爱的军号留下一张合影。”　（记者& 李文雯）
　　策划人语：
　　他们在部队的时间很短暂，也不在前线直接参加作战，但同样要经受血与火的洗礼。“既然穿上军装，扛起了枪，我们就是一名战士了。”这就是支前民兵的信念，按照这个信念，他们履行了战士的职责。
支前民兵普家有：我所经历的对越自卫还击战
1979年，支前凯旋的普家有（中间排左三）和同班的战友们戴着大红花合影。（受访者提供）
　　老兵档案：普家有，1954年生，峨山县塔甸镇塔甸村委会坡罗甸人。1973年初中毕业后在塔甸坡罗甸社办瓦厂劳动，期间为大队基干民兵。1979年2月，随峨山县支前民兵营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任班长。1979年6月至1986年在家务农。1986年至2001年在峨山县塔甸水泥厂工作，先后担任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现为普通农民。
　　日，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2月19日晚，时为峨山县塔甸公社民兵营民兵的普家有接到通知，赶往公社武装部集中。第二天一早，他就和许多民兵到峨山县武装部报到了。当天，他和公社一干民兵们作为一个营的编制组建，并换上了军装，配发了枪支弹药和行装，普家有担任了三连一排一班的班长。在此之前，全营的民兵已经分别在各地做了严格的训练，普家有还在县武装部战场救护训练班参加过培训。2月21日，在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后，在驻峨山各单位职工、学校学生和当地群众上万人的夹道欢送下，戴上红花的普家有随部队踏上了对越自卫还击的征程。那年，普家有25岁。
　　经过两天的急行军，22日晚，部队到达越南老街。此时的老街已于19日被我军攻克，到处是被战火摧毁的残垣断壁和废墟，越南居民都已撤退。当时大雨滂沱，由于没有防雨装备，部队被安排在当地一些被战火摧毁的破房子里，大部分战士都被淋湿了。当晚，普家有被安排和另外一名身体强壮的战士站了参战以来的第一班岗。
　　作为支前民兵，普家有所在的民兵营承担的任务是为前线运送弹药、接应伤员、清洗烈士。每次大小战役，硝烟未散，他们就得迅速冲向前线，扛着弹药上去，抬着担架下来。当时刚过春节，但越南地处热带，气候炎热，山高林密，蚊虫繁多。对这些来自山区冷凉地方的云南民兵来说，越南的气候就如一个大蒸笼，给他们开展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虽然不在前线直接参加作战，但民兵们所面对的环境也十分危险。由于越南军队在撤退中到处埋地雷，普家有和战友们在行进中只能一个挨着一个走，沿路可见人畜的尸体，密林里到处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让人气息难喘。有时候在林子里可以听到畜禽的叫声，但不见踪影。战事爆发后，越军败退，不少越南的老人和孩子躲进山里不敢出来。为了沟通的需要，部队还印发了小册子，教学简单的越语单词，许多战友也多少学会了几个单词。
　　虽然支前民兵并不在火线上与敌人拼杀，但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总有踩地雷、流弹飞和摔伤坠崖等诸多危险存在。一有间隙，作为班长的普家有总会利用班务会的时间为班里的战士做思想工作：“既然穿上军装，扛起了枪，我们就是一名战士了。一定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979年3月，部队接到通知，自卫还击战已达到了预期目的。普家有随部队于3月9日撤回国境线，到了个旧市鸡街公社，在那里整修待命。在那里，普家有所在部队接受了中央慰问团的慰问，他也受到了部队的个人嘉奖。在之前的支前战斗中，他还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在鸡街待命期间，他和战友们帮助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到田间帮助农户种田，到群众家中挑水扫地，深受群众好评。
　　在当了两个多月支前民兵后，峨山支前民兵营撤回了峨山。尽管全营未有一人伤亡，也没有想象中创造了多少抛头颅洒热血的壮怀激烈的故事，但回到峨山那天，家乡人民还是给予了民兵营最高的礼遇。在峨山县城一公里外的地方设立迎接队伍，战士们人人戴上大红花，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了夹道欢迎。
　　回到老家后，出征前配发的枪支弹药悉数被收缴，峨山支前民兵营300余人各自回到老家。在老家，生产之余，普家有仍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期间，他担任当地民兵排的排长，并配发了一支可装10发子弹的半自动步枪，随时准备着再上战场。除了枪之外，军服、军备、水壶都留给了个人。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普家有一直珍藏着这些物件。只是后来搬了几次家，丢失了，这一直让他有些遗憾。
　　今年2月18日，事隔33年后，普家有和战友们聚会，重回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越南老街。而在此时，当年一起参加支前的10多个同班民兵大多已经是60岁以上的人了，至少已有三人过世。生活的压力，岁月的磨砺，让这些当年的青壮年变成了朴实的乡村老头，但1979年的那次支前经历一直被留存在各自的记忆中。（记者& 张家春）
　　策划人语：
　　“民兵”是一个看似组合得有些矛盾的词汇，“民”和“兵”混杂在一起，现代年轻人多少有些陌生，但只要对上世纪那个“全民皆兵”的年代有所了解，“民兵”一词也就不难理解了。周学富老人是那个年代玉溪民兵的优秀代表，他任通海县杨广大队民兵营长后，曾经带领大队的上千民兵修水库、挖大沟，维护社会治安，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他一生当过3年民兵、4年正规兵，任过5年民兵营长、31年大队（村委会）总支书记，并兼任民兵营指导员，六十岁从村干部岗位退下来，又开始办厂、创业，一干就是15年……他的人生经历正是上世纪火热的革命年代和伟大的变革时代在玉溪农村的一个小小缩影。
民兵营长周学富：乡村民兵营长的光荣与使命
云南军区授予周学富的奖状
1960年玉溪专区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周学富在前排右二。（受访者提供）
　　老兵档案：周学富，1933年生，玉溪市通海县杨广镇人，现居通海县杨广镇杨广社区。1950年成为一名基层民兵，1953年带领22名民兵参加解放军，驻守思茅地区。1957年退伍，任杨广大队民兵营长。在中央军委组织的“大办民兵师”活动中，因成绩突出，被推举为全国第一届民兵代表大会代表，在北京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并被授予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1962年起任杨广大队总支书记兼民兵营指导员，直至1993年退休。1993年至2008年在家乡创办企业，现赋闲在家，仍关心国家大事。
　　带22个民兵参加解放军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通海县的杨广大队就是一个拥有8000多人的大村庄，一直以来都是玉溪市人口最多的村庄之一。1950年，周学富成为大队的一名年轻民兵。那个年代的民兵队伍肩负着农村的治安、生产、宣传等多项任务，队伍中18岁至30岁身体好的青年人，称为“基干民兵”，可以配发真枪，有子弹，每年都要打靶训练，靶场就设在今杨广镇姜家冲水库坝埂上，子弹有几万发。周学富成为民兵那年，新中国刚刚建立，玉溪作为边疆地区，社会并不稳定，来自高大等地区的土匪期永金、白广金等经常流窜至通海坝子，为害乡村百姓，因而当地的民兵还有一项职责就是保卫村庄，肃清土匪、反革命。
　　剿匪的战斗，周学富年轻时没赶上，不过，带枪执行任务却是常有的事。据周学富回忆，1950年，他曾经带着一个民兵出差，去个旧，执行一项抓捕任务。当时，通海至个旧还没有直达的班车，必须步行两天，赶到建水，再从建水坐火车到个旧。在个旧，他联络了当地的公安局，说明来意，很快就在当地一个叫老厂的地方将两个从杨广外逃的地主抓获。随后又押送两个地主坐火车到建水，在县城住一晚，步行到了曲江又住一晚，再用一天才到达通海。周学富说，这项抓捕任务，有当地公安协助，并不危险，只是来来回回走路，相当累人。
　　1953年，周学富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带领同村的22个民兵光荣入伍，加入思茅地区的解放军，先后在某部机枪连和3连任文书。当时他和很多新兵的任务是修建营房，而部队的老兵被调走，参加抗美援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民兵营长成了水库建设总指挥
　　1957年，周学富光荣退伍，复员回到杨广村。第二天，队长师学仁就找到了他，叫他出任民兵营长，他推辞不了，只得同意。当年周学富才24岁，年轻，能力强，参加过解放军，对民兵工作很熟悉，当然成了民兵营长的最佳人选。1958年，中央提出“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周学富和大队干部积极响应，发展队伍。杨广大队设有一个民兵营，全队又分四个片区，每个片区设立一个民兵连，排和班则设在生产小队上。据周学富统计，当时他分管的民兵营人数达1600多人，是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个时候，社会趋于稳定，治安状况已经好转，民兵的任务集中在了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上。当年不少艰巨的工程任务，大多由民兵营的“生产突击队”来完成，突击队的民兵所做的工作，劳动强度大，却只发工分，其中男民兵10分、女民兵8分，再没有额外的报酬。
　　周学富回忆说，那时候，兴修水库，工程特别多，他先后出任了姜家冲水库工程总指挥、台家山水库和牛屎坡水库工程副总指挥。建姜家冲水库，他的记忆最深。姜家冲水库属于中型水库，工程量相当大，但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得靠人力。周学富和大队干部一起出主意，组建了一支民兵突击队，发明了“地兜”——一种带轮子、能在木头轨道上滑行的运输工具，突击队的民兵用它从山头向低处的水库堤坝运送土石方，一兜可以运送一千多斤，方便、快捷、省时、省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当时的民兵是水利工程建设的主力军。
　　1960年，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第一届民兵代表大会，让各地逐级推选民兵代表参会。随后，通海县、玉溪专区、云南省都召开了不同规模的代表大会。经过层层推荐、选举，周学富凭着在基层农村“大办民兵师”，组织管理民兵队伍的成绩和经验，光荣地成为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准备到北京接受中央领导的接见。玉溪专区出席北京民兵代表大会的共有11人，周学富是通海县的唯一代表。
　　毛主席接见，贺老总授枪
　　自从成为民兵代表之后，省、专区的记者都来找周学富采访，后来，他的事迹，一部分被写成了宣传材料，一部分发表在了报纸上，当时玉溪专区有一份《民兵报》，就报道过他的先进事迹。
　　去北京之前，周学富和其他120多位民兵代表接到省里的通知，到昆明巫家坝机场搞军训，练习民兵的基本功：跑步、正步、齐步、队列，据说是要参加北京“五一”游行，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西双版纳、思茅、玉溪等地州的民兵代表组成了一个排，周学富因参加过解放军，被推举为临时排长。
　　周学富和队友训练了一个多月后，于日，启程去北京。省政府为云南代表团来自15个民族的代表专门缝制了民族服装，周学富是汉族，就穿了一套蓝色的中山装。从昆明出发去北京，那时还没有直达的列车，必须先坐客车，第一天到曲靖沾益，第二天到贵阳，那里才有北上的火车。云南代表团团长是朱家璧，这一路上，代表都听他的安排，在贵阳、武汉各住了3天，在当地军区参观、学习，有专人接待，一直到日，才到了北京，正好赶上开会。周学富说，日开会，会期6天，这几天，云南的代表，利用中午休息和散会后的时间，把北京的“十大景点”都游玩过了。他还记得，开完会后，他与云南的代表用一整天时间来游长城。
　　当然，让周学富激动不已的事还不只是游北京。日，大会闭幕，他同与会代表接到了时任国防部长林彪发的一个大红请帖，邀请他们共赴国宴。晚餐前，代表们来到怀仁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周学富回忆说，接见代表的地方在怀仁堂的花园，6800多名代表列队站着，中央领导除了周总理外，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十大元帅都来了，向大家问好。代表们热烈鼓掌欢呼，随后代表们还同中央领导合影留念。
　　晚餐就是国宴，因为兴奋，满满一桌菜，周学富眼睛都看花了。他记得当天喝的酒不是茅台，而是一种中国红葡萄酒，每人一瓶，同一桌的代表，都只喝了一点点，周学富怕浪费，一瓶全喝光了，却没有一点醉意。他说，印象最深的是一道叫“金龙鱼”的菜，每人一条，吃在嘴里，都没有刺，味道鲜美，这种鱼要不是在国宴上根本吃不到。
　　日那天，对于很多民兵代表来说，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周学富也没有想到，晚餐后，他们在住宿的空军第二招待所见到了贺龙元帅，所有住在招待所的代表都聚集起来。只听贺老总说，代表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经毛主席批准，你们每人将配发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子弹一百发。就这样，周学富有了一支同他大半辈子荣耀关联在一起的步枪。要知道，在当时，这样的枪，非常少，全国的部队也很少配备。到了昆明，周学富的步枪让省军区的战士羡慕不已。
　　想给那支枪找个归宿
　　周学富带着那支非同寻常的步枪回到了通海杨广，仍然任原来的民兵营长，一干又是2年。1962年，上级委任他为杨广大队的总支书记，兼任民兵营教导员，民兵营长不干了，却还在管民兵的事。每年，民兵打靶，总喜欢借他的枪用，他也不吝啬，这枪打过的子弹，少说也有几万发。枪收回来，他要小心擦拭，认真保存。有时跟少先队员、民兵讲课，他也会特意带上这把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防止枪支流失，很多民兵的枪都被政府收藏保管，而周学富的枪却一直由他保管，直到1988年。
　　那一年，中央军委下达了一个文件，要求将1960年发给民兵代表的步枪，转由武装部门代为保管。县武装部的领导找他做工作，他虽然有些舍不得，却还是服从大局，把从北京带来的枪上缴了。武装部给他打了一个条子，说明这支枪由县上代为保管会比较安全，他有枪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但没有继承权。就这样，一支跟了他22年的步枪，就这样被历史尘封。他也常常怀念这支枪，有一年被邀请去县武装部，他还特意去看了看，抬着枪拍过几张照片，只是照片后来找不到了。
　　再过几个月，周学富就80岁了，耳聪目明，视力0.5，爱看新闻，每天无论刮风下雨，他都会从杨广的老家出发，走到杞麓湖边，再返回来，一天两趟。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在80岁生日到来时，能为那支从北京带回来的枪找个归宿：将这支枪赠给市里的博物馆，让后人知道全国“大办民兵师”这段历史。（记者& 蔡传斌& 文/图）
　　策划人语：
　　蓝色贝雷帽，远赴异国他乡，这是一支特殊的军队——中国维和部队。为了和平的使命，他们奔赴没有硝烟的战场。
维和兵吴基宇：中国营里的神奇中医
　　老兵档案：吴基宇，1977年出生，贵州省凯里市天柱县人，四级士官，1993年入伍，1995年到云南中医学院系统学习医术，2004年从昆明七七二一一部队调到玉溪七七二零八部队门诊部。2007年、2009年两次入选黎巴嫩维和工兵营卫生员，在黎巴嫩期间为联黎部队多个国家的患者诊治过。
　　在2007年吴基宇接到赴黎巴嫩维和任务前的2006年，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希亚姆镇进行空袭，驻黎巴嫩联合国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在哨所不幸遇难。杜照宇遇难一事多少给吴基宇的内心留下了一层阴影。那时候，他从昆明某部调到玉溪已经3年，但是认识女朋友才是2个月前的事。对他来说，在30岁时认识女朋友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一段恋情尚不稳定，而他必须离开女朋友去一个局势动乱的国家执行任务，吴基宇的心情是复杂的。
　　同时吴基宇也感到了压力，出发前他不断打电话给在贵州省凯里市天柱县老家的父母，向他们打听某种疾病用什么偏方、用什么推拿手法疗效更好。吴基宇的祖父曾是闻名贵州、广西的老中医，在他6岁时，便随祖父上山采药，童年时对草药就有了认识。祖父在1987年国庆时为他手写了一本医书，书里记载的都是老人从医60多年的经验，而他真正学医是1993年入伍之后的事了。为了更好地在黎巴嫩完成任务，出发前那段时间，他白天晚上不停地看书学习。
　　真正的紧张在到达黎巴嫩后。当飞机飞抵黎巴嫩，反政府武装在机场四周大肆燃烧车轮，遮天的浓烟迫使飞机无法下降。尽管飞机上的维和士兵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但是置身乱局，内心的恐慌是无法言说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个多小时后才降落地面，之后，士兵们全副武装转乘防弹车，但是路上不确定什么地方会有地雷，车走走停停，外面随时有反政府组织向车扔木棍、石头。士兵们个个心惊胆战，内急也是用塑料袋在车上解决。
　　但这只是个开始，还有更多未知的危险在之后的8个月里出现。当时黎巴嫩局势动乱，吴基宇和其他士兵每天的任务是上山扫雷排爆，很多时候地雷都被风沙或者雨水掩埋，根本看不出一点痕迹，士兵们的生命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有时候一些哑弹落在地上，一不小心碰到就爆炸。而在黎巴嫩南部“蓝线”附近扫雷，除了面对地雷的威胁外，还要面对以色列军一动不动瞄准的枪口。但是吴基宇说，手臂上的中国标志是他们最好的保镖，很多时候他们都能幸运地平安回到营区。为了躲避恐怖分子的袭击，扰乱恐怖分子的注意力，他们每天出去扫雷的时间和路线都不相同，早上走过的路线下午返回时绝对不会选择再走，同样第一天出发的时间也绝对不会与第二天出发的时间相同，这些他们都要尽量错开。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不同国家的维和士兵也会坐在一起聊聊彼此国家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末了，也不忘记邀请对方到自己的国家去旅游。
　　吴基宇的工作除了在扫雷士兵遇到伤害时及时给予救助外，还要到营区周边的医疗点坐诊，为当地老百姓看病。一些孩子被地雷炸伤后也会到医疗点找医生帮忙清理、包扎伤口。有一次，吴基宇乘坐医疗车从营区前去一个叫日不肯的村子坐诊，但是车子上没有任何国家的标志，在车行驶到一半的时候，后面突然冒出一辆车紧随其后，车上的火箭炮正对着吴基宇乘坐的车，他意识到情势不妙，但是一时又想不出什么脱身办法，最后灵机一动，从车里举起中国国旗，后面的车才慢慢放缓速度。
　　在黎巴嫩吴基宇是个令大家竖起大拇指的人，原因是他精湛的医术。在距中国营区10公里的日不肯村，73岁的布依拉老人在4个儿子都在战争中死去后，因为实在难以承担如此的痛苦，导致中风偏瘫，老人的亲人听说中国营来了一名神医，手到病除，通过各种努力取得了营区的同意后，他们接吴基宇来到老人家。吴基宇一连几天给老人拔火罐、推拿按摩，老人病痛减轻了，当吴基宇2009年再次去日不肯村时，原来连路都不会走的老人已经完全康复。
　　在黎巴嫩维和的33个国家中的卫生兵里，吴基宇的名字也是响当当的。在一次世界红十字会组织的演练中，一个国家的营长因落枕而腰椎小组织损伤，站起来之后就不能再坐下去，因为当时演练是在山上，在各种条件限制下，33个国家的卫生兵都想不出任何办法，这时吴基宇用银针扎在这名营长穴位上，再进行推拿，40分钟后这名营长就能行动了。针上不沾药水也能治病，很多外国士兵都感到神奇，大家都为中国医术的神奇而叹服。
　　2009年吴基宇再次以自己精湛的医术入选维和士兵的名单。有了第一次经验，他显得更成熟了，而接到再次赴黎维和任务前不久，他与女朋友领取了结婚证，心中除了不舍还有很多顾虑。家中父母也不愿意让儿子再次冒险，吴基宇只能采取欺骗战术，告诉父母自己只是去出差学习。然而父母从电视里看到儿子登机赴黎巴嫩的画面时，痛哭不止。
　　如今已经退役的吴基宇与妻子一起经营着自己的针推会所，他不能丢了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医术，他说现在会所的生意很好。经过风风雨雨后，现在他们一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　（记者 赵家鹏）
　　策划人语：
　　80后既是国家计生政策实施后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他们在蜜糖中出生，在家中集万般宠爱于一身，但也因特殊的时代背景，80后的成长、学习、就业面临着特殊的困难。或为理想、或为历练、或为就业，一部分80后独生子女选择了进入军营。如今80后军人大多已退伍、成家、立业，回首当兵的那段峥嵘岁月，是成长，也是成熟。
80后士兵刘斌：汶川大救援中的独生子女军人
　　老兵档案：刘斌，1988年出生，2004年入伍，在昆明某部服役5年，一级士官。曾参加汶川大地震救援、安宁森林火灾救援、云南抗旱救灾工作，目前为某银行押运员。
　　有人说“80后吃不了苦，好在和平年代的士兵也不用吃多少苦”。对于这句话，1988年出生，在昆明某部队服役5年，现已退伍的刘斌以自己的经历表示了否定。刘斌身体结实，坐姿端正，头发理得很精神，即使退伍两年后仍然有着军人的气质。2004年，学习成绩不好，热衷打架的刘斌初中毕业后告诉父母一个令人诧异的决定“想要当兵”时，父母也正在为儿子的学业问题发愁，就这样刘斌进入了军营以安放他那躁动的青春。&&&&&
　　和平时代的苦差事在刘斌服役的5年中遇上了3次。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线救援、安宁森林火灾扑火及2009年云南抗旱救灾都参与其中的刘斌告诉记者，回头看服役的5年，其实新兵3个月反倒是最“悠哉”的时候。作为汽车兵的他一年中有半年在部队和靶场之间往返，早上开车到夜里11点才能吃饭是常事。为抗旱连续12小时挖水窖、在烈日下种一天烤烟算是辛苦，扑火、挖防火带也算辛苦，但这些比起汶川地震救援都是小菜一碟。对于汶川救灾这段外人好奇、亲朋好友为之骄傲的经历，刘斌在亲朋好友面前却不愿提起，随着聊天的深入，刘斌才开始对记者讲述那段让他承载太多的经历。
　　汶川大地震发生当天，刘斌所在部队接到救援任务，进行简单人事筛选后，即从昆明出发，在凌晨1点左右赶到四川绵阳，汽车在凌晨2点多行进到一所中学附近后，发现道路损毁，难以继续前行，当即在路边野营。“当时在路边把雨衣铺在地上席地而睡，虽然舟车劳顿，却满心激动得睡不着，作为看惯美国大片的80后，对电影中那种英雄主义充满了向往，当时就有种即将做英雄的感觉。”刘斌向记者诉说赶赴灾区前的感受。
　　在短暂的休整后，部队第二天清晨6点半又开始驱车向重灾区迈进。离重灾区越近，越是危机四伏，刘斌亲眼见到山上滚下汽油桶般大小的落石把一辆行驶中的三轮摩托砸翻到路边的河中，所幸路过的部队及时救出了摩托车驾驶员，这一幕让刘斌想尽快赶到重灾区救人的愿望更加迫切。“救人！当时的愿望就这么简单。”刘斌说。
　　单纯的救人愿望，看似只要有心和有力就能达成，然而实现起来却不那么顺畅。当时公路损毁无法通车，进山的小路也被山体滑坡埋没，塌掉一半的山和二三十厘米宽的地裂随处可见，救援部队只能步行赶往灾区。“蜀道难”这句话在这样的征程体现得淋漓尽致，刘斌告诉记者，本来已经很崎岖的山路，加上地震的破坏，到处是滑坡的山体，有的地方倾斜近90度，需要拉着绳索才能通过。近20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让身体素质很好的他都感觉身体麻木，无方向感。“感觉像爬了十几次龙马山那么远。”刘斌说。到了重灾区已经是地震后第三天上午。
　　一进村空气中就弥漫着奇怪的气味，废墟旁七八条饿得发疯的狗在狂咬一头活猪，除此之外村庄一片死寂。抱着救人的想法来到废墟，却毫无生命的迹象，一挖下去满眼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和令人作呕的味道，之前做英雄的想法被眼前的惨景瞬间冲得七零八落，看着惨景无数次的流泪，除了悲伤，就是恐惧。然而手中的任务并不允许有额外的时间来悲伤，在傍晚之前，每人必须搭建好60顶临时帐篷安置幸存民众。
　　接下来几天深入的救援搜索后，已难觅生命迹象。在死寂的废墟里七八个人一组撒消毒粉成为了接下来的工作，废墟里尸臭熏天，戴三个口罩，再在口罩里涂满清凉油，但依然抵挡不了这种气味，工作十几分钟一定会被尸臭熏到呕吐。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星期。
　　救援期间，目睹着惨像，经济并不宽裕的刘斌多次向当地幸存百姓捐款。“太惨了，如果有钱我会多捐些。”不善表达的刘斌告诉记者。进入灾区前踌躇满志，一心救人，进入灾区后难觅生命迹象心灰意冷，在搬运救灾用品时，部分受灾较轻的民众打着麻将，对军人的忙碌熟视无睹，把救灾物资送到面前仍继续打麻将不搭把手，甚至还吩咐你放到哪哪，这样的行为曾令刘斌一度很心寒。
　　救援一直进行了3个月。食物是不变的干粮、火腿肠和每天只有一瓶的矿泉水；偶尔到山里打些浑水，放上净水丸澄清后，煮锅稀饭放些火腿肠，就算改善伙食；洗澡就全靠下雨时的雨水冲一下。面对阴风惨惨的废墟，血气方刚、天不怕地不怕的刘斌每天晚上都噩梦缠身，因为害怕，晚上起夜都要进行很久的心理斗争。
　　3个月的煎熬，救援任务顺利完成，刘斌所在部队由于表现良好得到了集体三等功的荣誉。部队参与过救援且同年退伍的士兵，因为救灾有功获得了参加公安考试的机会。当时刘斌转士官一年，仍在服役期，从而无缘此优待政策。在两年的服役期满后，就业难和就业不理想成为了刘斌退伍后最现实的问题。
　　“当时在服役期间抱着退伍后做生意，要闯出名堂的梦想，回到家后却发现，自己已经和社会严重脱节了。”如今在当运钞车押运员的刘斌告诉记者。刘斌的同事中有多名退伍军人，他们告诉记者，部分招聘岗位都注有退伍军人优先，但实际上这些活多数无技术要求，大家都会做，且待遇并不理想，退伍军人的就业并不理想。（记者 许镛）
　　策划人语：
　　他们不穿军装，不拿军饷，没有军衔，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特殊部队——军垦人。屯垦戍边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保卫边疆，还要开垦边疆，发展边疆经济。他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兵团精神至今激励着我们。
垦荒老兵饶伟：“三献”不言悔
当年英姿飒爽的饶伟穿着“战利品”马靴的留影。（受访者提供）
&& 离休回到家乡的饶伟在院子里悠闲地晒太阳。
　　老兵档案：饶伟，1925年农历6月生，新平县新化村人，现居红塔区。1943年考入黄埔军校昆明分校，1946年随60军在河内、东北遣返战俘和守护铁路，1947年10月在吉林南战役中获解放，到延吉市中国人民解放军教导团学习。1949年2月，正式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被任命为东北军区政治部青干一团区队长；1950年春进入嫩江地区，执行军垦任务；1952年随部队集体转业，被安排到二龙山农场总部负责企业经济计划管理工作；1985年离休；1997年获国家农垦功勋章一枚。
　　立志抗日投身军营
　　1942年，从新平县立中学初中毕业的饶伟回到新化任小学教师。1943年，立志献身抗日事业的他，持一块八毛钱购买的一张高中三年级肄业证书，报考限招高中毕业生的黄埔军校昆明分校。经过体检、面试、初试、复试等，饶伟以合格成绩进入该校步科学习、受训四年。
　　1946年3月，饶伟从黄埔军校毕业。由总校统分，在极其严密的监控下，饶伟和同学由专车直接送到越南河内市，安排在先期调到河内受降的60军中服役。作为军部军官队的一员，“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战俘劳动改造，那些小鬼子又小又矮，很听话，让干多少活拼了命都会干完。”接受采访时，饶伟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
　　随后60军奉调北上。饶伟随曾泽生将军同乘一艘美国兵舰，从河内由海路直抵东北葫芦岛登陆。182师参谋部主任范啸虎（后来得知他是中共党员）把他要到师参谋部任少尉见习参谋。不久随部北上到昌图，被任命为师直中尉搜索排长，之后又被安排到工兵营任代理连长。
　　60军到东北后，被分割配置到上千公里的中长路沿线，执行守护铁路和收容遣返日军战俘、日侨任务。“我到达东北时，关东军已遣送完毕。守护中长铁路成为我们最主要的任务。”饶伟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们在铁路边巡察时，无意中在一个山洞里发现关东军遗留的物资，后来武器交给了国家，而生活用品则成了战士的战利品。“我分得一双马靴。”饶伟指着家里珍藏的一张照片告诉记者，照片中的他身穿军服，脚踩马靴，英姿飒爽。
　　饶伟所在部队因属非嫡系部队，直接受新一军监视控制，武器装备和军需给养低人一等，备受歧视，将士对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地下党通过深入滇军加紧秘密教育争取工作，越来越多的官兵逐步提高觉悟，增强追求光明的意识和自觉性。而饶伟在早已和地下党保持着秘密联系的饶继尧四叔的引导下，主动到党组织地下联络站和联络员见面建立了联系。1947年10月，饶伟在吉林南战役中获得解放后，到延吉市中国人民解放军教导团学习。1949年2月，饶伟正式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被任命为东北军区政治部青干一团区队长，从事军官教育培训工作。
　　北大荒的垦荒者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央命令部分军队转入地方经济建设，饶伟所在团原建制编入王震将军统领的15万军垦大军进驻北大荒，于1950年春进入指定的嫩江地区，执行军垦任务。“在现今大量的影视作品和文章中，描述的北大荒都是从1958年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开发。然而事实上，早在建国之初就有部队进入北大荒进行开荒了。”饶伟说，在进入嫩江前，他们就开始练习垦荒的动作——举砖，每只手从一块开始，慢慢增加到5块，练习手劲，为开荒做准备。
　　当年的北大荒，是遍及东三省的莽莽亘古荒原，一望无际的大草甸上遍布着无数涝洼塘。“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人多高的芦苇，我们开荒的第一件事是放火烧，有时候大火甚至烧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饶伟回忆道，那里没有人烟，野狼成群，大雁满地，人称“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并不夸张。
　　嫩江是北大荒腹地，气候十分恶劣，炎夏高温接近40度，病毒肆虐，小黑虫咬得人苦不堪言；寒冬冷到零下40多度，把鼻子耳朵冻掉是常见的事。“有一次，我接到通知到场部开会，那天室外的温度达零下40度左右，等到达场部的时候，耳朵、鼻子、整张脸都冻僵发黄了，这时候如果直接烤火，耳朵、鼻子肯定就掉了，只有用雪使劲搓热了才能烤火。”饶伟回忆道，有个队员经不住艰苦逃跑了，跑了三天又回来了，因为到处是一片荒野，根本跑不出去。
　　刚到北大荒时，由于大家没有选驻地的经验，看哪儿芦苇长得好就选在哪儿，晚上睡着睡着床突然就掉下去，水就漫上来了。后来才知道那里是河床，随着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冻土开化了。
　　在到达北大荒一年多的时间里，饶伟他们住的都是茅草房，晚上睡觉需要穿着厚厚的棉衣。作为军官的他只能睡在门口，早上起来，头发、眉毛、胡子上全是厚厚的霜。“最尴尬的事还是上厕所，早上起来在驻地不可能一次性把全天的大小便都解决，等出去干活内急的时候，手套一脱，手就冻起来了，解不开裤子纽扣，也就无法大小便。有时上完了，却扣不上扣子，尴尬得很。”
　　初期垦荒全靠体力劳动，官兵一律下地干活，每人每天要开荒三分地，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夏锄前突击建盖越冬住的拉哈房（即用茅草、柳条和稀泥扭编成墙体，在两块木板中间放上锯末、芦苇，搭成人字形屋顶的保暖房）；夏锄后赶快进深山砍柴准备过寒冬的取暖燃料；秋收时，时间紧，任务重，割倒的粮豆先集成垛，待到数九寒冬打冻场。那时候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八一、国庆时也仅仅只是稍微改善一下伙食。“那时候虽然条件很艰苦，但大家干劲十足，不怕苦不怕冻。”饶伟回忆说，天亮就起床干活，在那个能看到北极光的地方，夏天天亮得特别早，三四点就全亮开了。“有一次赶着收包谷，我带领大家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一边干一边喊，给自己鼓气，声音大得团部、场部都听到了。因为这我还立了一次功，得了一个大大的功勋章。”饶伟自豪地说道。
　　那时候的北大荒没有公路桥梁，补充供给相当困难，官兵们每天吃的都是高粱米，一个星期才能吃一顿大米饭，至于蔬果、肉类更是难得一见，只有在八一、国庆改善伙食的时候能吃上一点。因为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上了夜盲症。“我也患夜盲症一年多，晚上走路都要人牵着，不然一不小心就会掉到建‘拉哈房’的稀泥坑里。”
　　虽然开荒不像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但饶伟初到北大荒时仍有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北大荒的夏天到处开化，河水湍急，一天饶伟和同伴去河边采建“拉哈房”用的柳条，不小心掉到了河里，虽然水性还不错，但河中巨大的漩涡让饶伟心中充满了恐惧。正当他以为自己这次难逃一劫的时候，才发现大漩涡里浮力很大，只要不慌张，稍微用力，很快就漂出了漩涡；还有一次是冬天去伐木，他和同伴林燕双两人一组，面对面地坐在地上，用一个长柄大肚子钢锯你推我拉，来回地锯。锯着锯着，树开始颤抖，饶伟就大声高喊：顺山倒！顺山倒！警告附近伐木的同伴引起注意，离得远远的，可就在大树倒下去的同时树梢被一棵小树挡着，树根反弹，饶伟急忙卧倒，而同伴林燕双被打死了。
　　“三献”老兵终不悔
　　闯过初期创业的第一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逐步配置了苏式成套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北大荒的开发建设日益加快了进程。使用农业机械初期，由于没有标准的道路，土地尚未得到整治，大马力拖拉机也经常陷入涝洼塘中不能自拔，有时前去施救的机械也会一台又一台地陷进泥泽，不得不等到大地封冻时刨开冻土才能将其拖出来。广大军垦将士为把北大荒建成北大仓，使国家战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置个人得失苦乐于度外，用艰辛和汗水迎来了丰收的喜悦。经过连续多年奋斗，昔日荒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平坦规整的地块连绵成无际的耕地，道路水渠密如蛛网，耕、播、锄、收高度机械化，总场、分场所在地逐步建成繁华的新兴市、镇，成就凝聚着一代农垦人的智慧、辛劳和汗水。
　　1985年，在北大荒呆了大半辈子的饶伟已年满60岁，他放弃了可以晋升高级职称的良机，执意申请离休。1988年，饶伟偕老伴迁回阔别46年的故乡定居。“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管我们这类人叫‘三献’人员——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饶伟说道，我生命1/2的时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我四个子女美好的童年、青年时期也献给了北大荒。不过我的奉献也得到了国家的肯定，1997年国家授予我农垦功勋章一枚。
　　“怀揣一腔报国志，走南闯北脚印辛。经历皆属寻常事，暮年回首心地清。”饶伟用这四句诗来总结自己的一生。现在88岁高龄体弱多病的他，已经忘记当年垦荒的很多细节了，“很苦，是你们无法想象的苦。”饶伟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
　　已经回到故乡20多年的饶伟现在身上仍然有北大荒的影子，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而且长期折磨他的病魔——三叉神经痛，也与曾在北大荒垦荒有关。“怕风，整个面部又麻又疼，医生说是以前冻得太多了。”饶伟说，“晚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一遍一遍回想当年在军校、在北大荒的事，仿佛只有这些才能证明我存在的价值。”（记者& 李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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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开荒不像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但饶伟初到北大荒时仍有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北大荒的夏天到处开化，河水湍急，一天饶伟和同伴去河边采建“拉哈房”用的柳条，不小心掉到了河里，虽然水性还不错，但河中巨大的漩涡让饶伟心中充满了恐惧。正当他以为自己这次难逃一劫的时候，才发现大漩涡里浮力很大，只要不慌张，稍微用力，很快就漂出了漩涡；还有一次是冬天去伐木，他和同伴林燕双两人一组，面对面地坐在地上，用一个长柄大肚子钢锯你推我拉，来回地锯。锯着锯着，树开始颤抖，饶伟就大声高喊：顺山倒！顺山倒！警告附近伐木的同伴引起注意，离得远远的，可就在大树倒下去的同时树梢被一棵小树挡着，树根反弹，饶伟急忙卧倒，而同伴林燕双被打死了。
　　“三献”老兵终不悔
　　闯过初期创业的第一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逐步配置了苏式成套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北大荒的开发建设日益加快了进程。使用农业机械初期，由于没有标准的道路，土地尚未得到整治，大马力拖拉机也经常陷入涝洼塘中不能自拔，有时前去施救的机械也会一台又一台地陷进泥泽，不得不等到大地封冻时刨开冻土才能将其拖出来。广大军垦将士为把北大荒建成北大仓，使国家战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置个人得失苦乐于度外，用艰辛和汗水迎来了丰收的喜悦。经过连续多年奋斗，昔日荒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平坦规整的地块连绵成无际的耕地，道路水渠密如蛛网，耕、播、锄、收高度机械化，总场、分场所在地逐步建成繁华的新兴市、镇，成就凝聚着一代农垦人的智慧、辛劳和汗水。
　　1985年，在北大荒呆了大半辈子的饶伟已年满60岁，他放弃了可以晋升高级职称的良机，执意申请离休。1988年，饶伟偕老伴迁回阔别46年的故乡定居。“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管我们这类人叫‘三献’人员——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饶伟说道，我生命1/2的时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我四个子女美好的童年、青年时期也献给了北大荒。不过我的奉献也得到了国家的肯定，1997年国家授予我农垦功勋章一枚。
　　“怀揣一腔报国志，走南闯北脚印辛。经历皆属寻常事，暮年回首心地清。”饶伟用这四句诗来总结自己的一生。现在88岁高龄体弱多病的他，已经忘记当年垦荒的很多细节了，“很苦，是你们无法想象的苦。”饶伟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
　　已经回到故乡20多年的饶伟现在身上仍然有北大荒的影子，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而且长期折磨他的病魔——三叉神经痛，也与曾在北大荒垦荒有关。“怕风，整个面部又麻又疼，医生说是以前冻得太多了。”饶伟说，“晚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一遍一遍回想当年在军校、在北大荒的事，仿佛只有这些才能证明我存在的价值。”（记者& 李杏& 文/图）,&
<font font="" ,　　虽然开荒不像打仗一样随时有生命危险，但饶伟初到北大荒时仍有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北大荒的夏天到处开化，河水湍急，一天饶伟和同伴去河边采建“拉哈房”用的柳条，不小心掉到了河里，虽然水性还不错，但河中巨大的漩涡让饶伟心中充满了恐惧。正当他以为自己这次难逃一劫的时候，才发现大漩涡里浮力很大，只要不慌张，稍微用力，很快就漂出了漩涡；还有一次是冬天去伐木，他和同伴林燕双两人一组，面对面地坐在地上，用一个长柄大肚子钢锯你推我拉，来回地锯。锯着锯着，树开始颤抖，饶伟就大声高喊：顺山倒！顺山倒！警告附近伐木的同伴引起注意，离得远远的，可就在大树倒下去的同时树梢被一棵小树挡着，树根反弹，饶伟急忙卧倒，而同伴林燕双被打死了。 　　“三献”老兵终不悔　　闯过初期创业的第一步，在国家大力支持下，逐步配置了苏式成套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北大荒的开发建设日益加快了进程。使用农业机械初期，由于没有标准的道路，土地尚未得到整治，大马力拖拉机也经常陷入涝洼塘中不能自拔，有时前去施救的机械也会一台又一台地陷进泥泽，不得不等到大地封冻时刨开冻土才能将其拖出来。广大军垦将士为把北大荒建成北大仓，使国家战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置个人得失苦乐于度外，用艰辛和汗水迎来了丰收的喜悦。经过连续多年奋斗，昔日荒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平坦规整的地块连绵成无际的耕地，道路水渠密如蛛网，耕、播、锄、收高度机械化，总场、分场所在地逐步建成繁华的新兴市、镇，成就凝聚着一代农垦人的智慧、辛劳和汗水。　　1985年，在北大荒呆了大半辈子的饶伟已年满60岁，他放弃了可以晋升高级职称的良机，执意申请离休。1988年，饶伟偕老伴迁回阔别46年的故乡定居。“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管我们这类人叫‘三献’人员——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饶伟说道，我生命1/2的时间是在北大荒度过的，我四个子女美好的童年、青年时期也献给了北大荒。不过我的奉献也得到了国家的肯定，1997年国家授予我农垦功勋章一枚。　　“怀揣一腔报国志，走南闯北脚印辛。经历皆属寻常事，暮年回首心地清。”饶伟用这四句诗来总结自己的一生。现在88岁高龄体弱多病的他，已经忘记当年垦荒的很多细节了，“很苦，是你们无法想象的苦。”饶伟语重心长地告诉记者。　　已经回到故乡20多年的饶伟现在身上仍然有北大荒的影子，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床，而且长期折磨他的病魔——三叉神经痛，也与曾在北大荒垦荒有关。“怕风，整个面部又麻又疼，医生说是以前冻得太多了。”饶伟说，“晚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一遍一遍回想当年在军校、在北大荒的事，仿佛只有这些才能证明我存在的价值。”（记者& 李杏&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