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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到2016年 聂树斌案从死刑到平反时间轴全纪录
　　新华社沈阳12月2日电 题：21年冤案平反 正义如何才能不再“迟到”？――聚焦最高法宣判聂树斌无罪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12月2日，聂树斌母亲张焕枝听取判决结果。当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辽宁沈阳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新华社发（最高人民法院供图）
　　“本院认为，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如下：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5）冀刑一终字第12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石刑初字第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法官的话语刚落，72岁的聂母张焕枝失声痛哭。为这一刻，她已经在来回奔波中苦苦等待了太久。
　　法槌落下，冤案终于得以昭雪，而年轻生命的逝去给人们带来的深思远远没有结束。近年来，司法机关直面历史疑案，坚决纠正错案，无疑将在全社会提升法治权威、树立法治信仰。但人们更加期待，司法机关能够坚守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健全完善冤假错案防范、纠正机制，让正义不再“迟到”。
　　“等了21年总算还了儿子的清白”
　　庄严的法庭里，一位老人因儿子平反昭雪而泣不成声。旁听席上，许多人在悄悄拭泪。
　　“我等这个无罪判决等太久了，我很满意这个结果，可我儿子再怎样也回不来了，我很想他。”张焕枝说。
　　旁人很难想象，为给儿子讨回清白，老人在21年间经历的种种波折和四处碰壁的辛酸。“我知道我儿子没有犯过这些罪，这个信念让我这么多年坚持了下来。原审里有那么多重大疑问，我始终坚信，这个案子会澄清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她说，司法制度在进步，法治环境在完善，从本案的再审过程中，她真切感受到了国家纠正冤假错案的决心。
　　张焕枝的代理律师李树亭同样难掩脸上的激动之情：“过去我们多次申请阅卷而不得，但在最高法指令异地复查此案后，不但此前的20多本卷宗允许我们查阅，山东省高院复查阶段形成的18本卷宗和最高法再审合议庭调查取证形成的卷宗也让我们充分查阅了。在此次再审过程中，检察机关和再审合议庭都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我认为最后的判决无论是程序还是实体都给出了一个公正的结果。”
　　李树亭表示，他接受张焕枝的委托代理本案至今已经11年了，但直到2014年底最高法启动复查聂树斌案后，他才从张焕枝老人脸上看到了笑容。“之前的种种波折都在今天翻篇了，此案的判决充分说明，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判决中对原审所收集、引用、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逐一进行了认真的复核和审查，进行了公正评判，在这个基础上确认了一系列的存疑之处，本着疑罪从无的理念宣判聂树斌无罪，这样的判决体现了程序正义。”旁听了宣判的辽宁省律师协会会长杨兴权说。
　　宣判后，该案再审合议庭审判长胡云腾当面向张焕枝介绍，根据相关法律，张焕枝一家可在2年之内向河北省高院提出国家赔偿，聘请律师的费用还能申请法律援助。“这个案子是历史形成的，能够改判是因为国家司法的进步。”他对张焕枝说，“生活还要继续，你们要多多保重向前看。”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庭审结束后通过官方微博表示，坚决服从并执行最高法的再审判决，向聂树斌的父母及其亲属表达诚挚的歉意。河北高院将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汲取此案的深刻教训，并就是否存在违法审判问题及时展开调查。
责任编辑：张瑞宇
共青团中央主办　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承办　版权所有：中国青年网聂树斌案后隐秘的细节：这两个男人用半生时间帮他平反
　　日晚，邯郸一饭店内，十几个采访聂案“真凶”王书金案二审开庭的记者，刚接到聂树斌的母亲和姐夫一行，正在互相介绍间，我接到了马云龙的电话。　　马云龙是最早报道聂树斌案的记者，也是我大学毕业跨入媒体行业的第一位老师。他很紧迫地告诉我，有个公开声明要发，让我知会下在场的记者们。“你正报道这个案子，用你微博发不合适，我找了XX，过一会儿就会出来了。”　　马云龙说，公开声明的内容，就是预告王书金明天将在庭审中全面翻供，否认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的杀人案真凶，这将导致过去的8年中，为聂树斌申冤的努力全面崩盘。毕竟，聂案能在聂树斌被枪决10年后进入复查，全靠王书金的“真凶”自供。　　马云龙在河北政法界的渠道透露，在河北省政法部门的授意下，王书金曾被带出看守所，换了好几个羁押地，还曾遭遇肉刑，被逼迫否认相关罪行。　　“所有刑讯逼供都是逼人认罪，在王书金这里是逼人不认罪，真是旷世奇谈和丑闻！”马云龙很愤怒。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现已落马），是聂案平反最主要的阻挠力量。　　在马云龙和我通话后不到十分钟，马云龙署名的《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在新浪微博刷屏，激起舆论极大反响。　　“我必须阻击他们。”马云龙这次不得不站到台前。“如果王书金真翻供，证明我所言不虚，这审判将成为一个笑话；要是他不翻供，他们追究我造谣寻衅，我也无话可说，进去就进去了。”　　马云龙这时已年近七旬，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最揪心挂念的三个人中，两人已不在人世，聂树斌就是其中之一。　　马云龙是聂案“一案两凶”曝光后，聂树斌母亲张焕枝最信任的人。维权怎么走，律师雇谁，接受采访咋说，即使在聂家内部，都不无争论，但拍板者总是马云龙。　　最早发现聂案疑点的媒体人，正是马云龙。2005年，马云龙在河南商报 ()负责采编工作，有一次，跑政法口的记者楚扬跟他聊起一件“奇怪”的事儿，郑州郊县荥阳一派出所排查时，抓到了一个强奸杀人的惯犯，老家河北，他供述的有一起奸杀案，河北石家庄警方一直不予协查，只回应说案子已破，人都毙了。　　马云龙一听，马上安排楚扬和另外一名记者，再加上自己，介入报道此事。　　王书金石家庄西郊的案子没落实了，老家广平县的几起强奸杀人案却跑不了。此案专案组组长，时任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在第一次遇到河南商报记者来访时，随口几句话就想打发他们走。　　他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命运会因这一起刑事案件而剧烈转折。没有见诸媒体的细节是，郑成月发觉聂案有疑时，就开始做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在河北政法系统内部研讨此案时，一直排除众意，坚持王书金就是聂案真凶，这马上导致他被“靠边站”。另外，他到大街上买来一大堆进口录像带，重新提审王书金，尽可能问得全面细致。这些录像被郑成月复制备份，藏到相关档案中，就他一个人知道。　　在马云龙的报道组曝光聂案“一案真凶”后，河北省政法委派员提审王书金，郑成月马上安排广平县的警员现场录像。“他们很警惕，还提出不想让我们录，我们说这是办案规定，你得配合我们。”　　广平警方的在场，杜绝了调查人员诱供套供王书金改口的可能，也为他们自保留下了一手证据。10年后的2015年春天，聂案再次陷入僵局之后，极少数记者获悉了这些审讯录像的一些细节。这些内容被报道出去后，再次推动舆论。无疑，这些“违规”的风险，都由郑成月一人承担。　　王书金被广平县看守所收押其间，郑成月还曾多次看他，给他送吃的。有在押人员欺负王书金，也被郑成月找人严重警告。以至于王书金在看守内提起郑成月，就称“我哥”。　　郑成月曾问过王书金，“我最后问你一次，石家庄玉米地强奸杀人案，是不是你干的，你作孽太多，肯定是活不成了，要是再说假话，还会害很多人。”　　王书金承诺没有撒谎。郑成月就鼓励他，“你就是去死，也要像个男人。”　　郑成月为了“像个男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被上级有关领导视作异类，他很快被边缘化，不管人不管事儿，家庭的收入和阶层也每况愈下。有一次，他去法院办事，无意得罪了保安，就被当场打了一顿。　　受他影响的王书金，在看守所内却找回了久违的自尊。王书金的辩护律师告诉我，王书金早年强奸杀人，原因多端，甚至都有一些生理因素，因为他在河南与马某组成家庭后，就再无犯案。在被抓后，王书金的道德感和精神自觉越来越强，坚持自己的案子自己担。他认为，如果可以为聂案平反出把力，就能为自己洗去一些耻辱，也算为孩子积点德。　　他和马某生过三个孩子，最早的男孩生下来养不起，以四五千元的代价，转让给了荥阳农户。剩下的孩子跟随马某改嫁，也在当地落了户。极少数记者知道马某的下落，也都没有去惊扰他们。　　马某和现在的丈夫都不愿意再提王书金。为了能介入王书金案，马云龙精心选择了律师，找到了马某，再三说服，马某同意做为王书金孩子的监护人，代行委托权。　　聂树斌家和王书金的代理律师，都由马云龙等热心人士联络，为聂家维权和媒体报道都提供了极大便利。唯如此，11年来，王书金案才有可能与聂树斌案互生共振。　　2013年6月，马云龙“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的预告并未得验，王书金在之后的两次庭审中，都坚持此前供述，尽管他涉聂案的供述，被河北高院不予认可，但在舆论和道义上，仍给聂案争取了必要的空间。　　马云龙姿态勇烈，对中国法治也寄予信心和期望。从2013年6月到今天，在聂案报道者的微信群中，他总是最有信心，一直相信聂树斌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2015年6月，我在北京见到马云龙。当时坊间有消息说，聂案最大的阻挠者、河北省时任政法委书记张越已纳入纪检部门视野，好几家媒体已经开始搜集采访他的材料。这为马老师增添了不少信心，只是，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风风火火的记者，他只能联系与自己隔了一辈的后辈们，老少协力，把事情往光明的方向使劲推推。　　那一阵子，郑成月也带着邯郸市一位警官在北京找记者。这位警官的下属在办理一起刑事案件时，遭遇张越的阻挠和打击，办案警察被抓起来刑讯逼供，大家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警察中的“异类”郑成月求助。　　活着的聂树斌是不幸的。死了的聂树斌，似乎又有几分幸运。再回过头，聂案“一案两凶”从曝到聂树斌平反，十一年间，不但贯穿中国市场化媒体激荡变迁的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民间朴素正义的冒险与决绝。　　正义不但会迟到，其实也容易缺席。十一年来，为了唤醒聂案那228页卷宗，太多人付出了太多。祝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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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侠客岛：聂树斌与呼格案惊人的相似，同样的令人深思
21年之后的今天，聂树斌被宣告无罪。我们想从聂的母亲，72岁的张焕枝讲起。丧子1994年，时年50岁的张焕枝儿女双全，儿子聂树斌刚刚踏上工作岗位，在一所校办工厂当焊工。平静的生活，在日被打破。当天，三名民警来到聂家——之前，在石家庄西郊的玉米地里，当地液压件厂技术科的女描图员康某某被害。警方宣布，怀疑聂树斌有作案嫌疑。他们安慰张焕枝说，如果凶手不是聂树斌，很快就能放回来。这种安慰没能成为现实。1995年3月，石家庄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及强奸妇女罪，一审判处聂树斌死刑。当天的庭审，张焕枝没有被允许旁听。理由是，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被告方家属不得旁听。张焕枝不死心，一个人坐在法院对面的街边等。庭审结束后，她终于见到了儿子——聂树斌当时坐在法庭的最前排，背对着法庭门嚎啕大哭。张焕枝刚要走上前，就被法警拦住往外推，她哭着大喊一声：“树斌!”儿子回过头看了一眼，仰着头，满脸是泪。这一幕，成为母子最后一次相见，也成为刻在张焕枝脑海里最无法抹掉的画面。聂树斌不服，提起上诉。日，河北省高院改变了部分量刑，但依然作出了核准死刑的二审判决。两天后，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张焕枝不相信儿子会杀人。在她的印象里，儿子“连一只鸡都不敢杀”。申冤张焕枝开始四处奔走。在接受采访时，她说，“去河北不管用，我就上北京。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北京，到什么地方下车我都不懂……感觉就像在黑夜里摸。”很难想象这位母亲如何撑过这21年。21年间，她的老伴儿曾经因为此案自杀未遂瘫痪在床，她也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熟悉法律的“斗士”。“她太不容易了。”媒体人马云龙这样评价张焕枝。马是第一位报道聂树斌案的记者。日，他和另外两名记者在《河南商报 ()》上发表了题为《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的稿子，披露王书金是才是聂树斌案的真凶。报道一出，当天被全国上百家报纸登载。聂案也在一夜间，变成了全国性的大案要案，开始有更多的媒体、学者、律师也加入到奔走的行列。即使不提“真凶”王书金，回头来看，当时法院的判决也存在着诸多疑点：比如，在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并且判决采信的证据中只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是直接证据，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均为间接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后人康某某的死亡事实与聂树斌有关；而诸如聂树斌被抓后前5天的审讯笔录，死者丈夫、最早发现并找到被害人衣服的死者工友兼同寝好友等证人证言的壁炉，以及聂树斌工作的工厂车间的考勤表，要么完全被搞丢，要么明显存在疑点。听起来就像是一幕荒诞剧。艰难11年——聂树斌案重审的漫长艰难，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也消解了许多人的耐心。2005年，马云龙的报道出来后，现在的中纪委副书记、时任河北政法委书记的刘金国很快召开公检法三家联席会议，成立聂案专案组和王书金案专案组，要求“尽快完成调查，争取一个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媒体报告”。耐寻味的的是，承诺一个月拿出结果的刘金国，一星期后被调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是谁把他调走的？”这成为聂案中的一个未解之谜。张焕枝的申诉也遭遇了重重困境。比如，法院曾以聂家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启动聂案的复查及再审，但同时，他们又拒绝向聂家提供判决书——张焕枝称，当年儿子被枪毙，自己根本就没有收到判决书；法院则称，法院没有义务补发判决书。单这一项，一拖就是两年。直到2007年，张焕枝才艰难地从被害人家属手中拿到了当年的判决书。同年，这份材料赢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回函：“申诉材料函转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请与该院联系。 此复。”“此复”不是正式的法律文书，却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的态度。遗憾的是，聂案在河北高院的复查程序中却一拖再拖。面对每月信访的张焕枝，法官只能给一个十年不变的说法，“再等等”。一边是法院的持续静默，一边舆论的高频关注。每年的全国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及聂树斌案。河北省高院院长被记者逼问聂树斌案，也成为一道固定风景线。这让我想起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卡夫卡笔下的《在法的门前》：乡下人想走进卫士把守的“法”的大门，卫士说，“我可是很厉害的。再说我还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卫士哩，从一座厅堂到另一座厅堂，每一道门前面都站着一个卫士，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乡下人没料到会碰见这么多困难；人家可是说法律之门人人都可以进，随时都可以进啊……”转机真正的转机出现在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把案件转到山东，很难讲是不是因为河北在此案中使用了太久的“拖字诀”。最高法院称，启动复查的原因之一是应“河北高院的申请”。河北高院官方微博则称，“本着对事实、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工作”——差不多是为过去十年的复查作结。“复查”是法院的一种内部审查工作，并没有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但这是“平反”的前提基础。在中国要平反一起刑事冤案，并不容易。一方面，中国刑事司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公、检、法三家的“流水作业”线性模式，一旦要纠偏，往往会“牵一发动全身”，涉及多家政法部门；另一方案，案件已经过去多年，除非真凶出现或被害人“死而复生”等迫不得已的因素，才会重启平反的大门。再退一步说，聂案发生的1994年，恰逢运动式的“严打”高潮，当时司法体系内，“疑罪从无”的理念还没有像今天一样成为共识，更多时候是“有罪推定”。聂树斌死时21岁，沉冤昭雪也用了21年。2年前，时隔18年后，曾经轰动的“呼格案”平反；当时被枪决的呼格，也是18岁。呼格案中，赵志红供述自己是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却“莫名丢失”了；赵志红被不公开审理时，10件命案中只被起诉了9件，缺席的那件，就是他主动招认的呼格案；甚至，如果不是连续的内参文章，赵甚至可能当时就被判处死刑，使案件进入更加死无对证的境地。而在聂案中，王书金开庭时坚称自己是真凶，控方却坚持认为这与他无关；甚至，如果不是外界持续呼吁“刀下留人”，王书金也早就被执行死刑了。现实讽刺般地相似。追责宣判之后，包括马云龙在内的许多人，更为在意的是应当立即启动追责程序。许多人在问，到底是谁在阻挠聂案昭雪？是落马的河北“政法王”，还是周本顺？无论如何，如侠客岛两年前写过的那样，“很明显，有人意识到了错判，却迟迟不肯正视，甚至想继续隐瞒。”在呼格案的报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个当年经办此案的名字。但在聂案中，诡异地，这些名字却始终模糊。也难怪很多人在问：迟来的正义还是不是正义？从日起，法学教授徐昕 ()，在1200多天里坚持每天转发为聂树斌伸冤的微博。这条微博前后也被网友转发了60多万次。在他看来，“正义虽迟来，但仍为最高人民法院点赞。”科幻小说《三体》里有一个场景：父亲带着儿子经过了一片武斗中死去的年轻人的墓地。两个人有这样一番对话：儿子问：他们是英雄吗？父亲说，不是。那他们是敌人吗？也不是。儿子继续问：那他们是什么？父亲答，“是历史”。道路1994年，正是“严打”的时候。聂案平反，也让人们想起那个斑驳陆离的改革初年。但今天的判决指出，即使按照当年的标准——“强调办案不要纠缠案件事实证据的细枝末节，而要卡死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此案也足以判定为错案。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冤错案件归结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冤假错案为什么容易发生？不少法学界专家认为，应当归咎于以往“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实践。在这种格局下，庭审过分依赖侦查卷宗笔录等书面材料，庭审流于形式，使得刑事诉讼通过法庭审理发现事实真相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大打折扣。这些年，我们已经见过很多冤案。聂树斌案、呼格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浙江张氏叔侄案、孙万刚案……一起起冤案被复查，被平反，激发了社会对司法运作弊端的了解，有时甚至会给司法建设提供了改造动力和重构依据。个案貌似微不足道，但是正义的基石。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叫张焕枝的母亲为自己伸冤，也不是所有案件中都会有一个王书金出现。这些偶然性因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彻底破解的路径，只能从制度上入手，真真切切地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打开从个案正义向制度正义迈进的通道。毕竟，以生命为成本的进步太过巨大，聂树斌们也只能偶然性伸冤。个案成全了碑林，却没有成就道路。正如张焕枝今天说的那样：“我等这个无罪判决等太久了。我很满意这个结果，可我儿子再怎样也回不来了，我很想他。”文／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后）编辑／公子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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