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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安&讲述六十年前接收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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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沈阳解放。作为一个城市的记忆，那一天是永恒的。　　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解放指日可待。　　中共中央已经开始逐步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上来，因为解放大城市并做好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对掌握全国政权极其重要。10月26日，中共东北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委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陈云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全面领导沈阳的接管工作。27日，东北局又确定由陈云、伍修权、陶铸、王首道、朱其文等组成沈阳特别市军管会，从各方抽调的4000名新老干部接管沈阳及周边几座城市。　　日，辽沈战役结束，宣告沈阳解放。战场硝烟未散，陈云率领的接收人员已突入沈阳市内，接管沈阳。军管会首先加强政权建设，成立了沈阳特别市政府，宣布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组成新的市区组织和街道办事机构，建起街公所142个、居民小组3830个。今年11月2日是沈阳解放60周年纪念日，记者走访健在的，当年参加接收沈阳的两位老公安，听他们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　　万力生，87岁，当时是旅大警官学校学员，日进入沈阳，被任命为沈阳特别市公安局北市分局三经路派出所副所长。　　傅岩，93岁，时任哈尔滨公安局新阳分局局长，日进入沈阳，被任命为沈阳特别市公安局三处处长。接收沈阳历史从这里拐弯　　“我特别想念陈龙、何侠、厉男他们，回忆一起接管沈阳的日子，更加想念他们。他们都作古了……当时陈云是沈阳军管会的最高首长，很少在公开场合亮相，我只见过陈云几次。陈云对公安的工作部署都通过陈龙传达给我们。”　　傅岩老人提到的陈龙、何侠和厉男三个人，是中国公安保卫战线不可多得的英才。　　陈龙，原名刘汉兴，1910年生于抚顺，10岁随全家迁移到东宁。1926年，刘汉兴参加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吉林自卫军奉命在镜泊湖与日寇展开一场恶战。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6年被派赴苏学习。根据陈潭秋的建议，将名字改为陈龙。归国后，被分配至延安，任中央社会部治安(侦察科长)，肩负反奸防特保卫党中央及领导人的重要任务。1945年，陈龙担任中央社会部第三室(除奸)主任。同年，他与龙飞虎从毛主席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谈判期间的43个昼夜，陈龙寸步不离毛主席，“二龙护驾”的故事流传很久。抗战胜利后，陈龙到中共东北局担任社会部副部长兼任哈尔滨市公安局长。1948年跟随陈云接收沈阳。　　何侠，1919年生于西安三原，早年参加红军，曾经就读延安中央党校。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山东纵队保卫科长，鲁中区公安局副局长、局长，鲁中军区政治部锄奸科副科长、科长。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何侠曾任辽东军区情报处处长、辽东分局社会部二处(公安处)处长。1948年沈阳解放初期，何侠先后担任了沈阳市委常委、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公安局局长兼任沈阳卫戍区副司令员、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沈阳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等职。　　厉男，1916年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35年7月赴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回国后在北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任河北省委政治交通员，晋察冀军区第三地委书记，北方局党校教育长，北方局敌工部副部长兼晋察冀军区敌工部部长、政工部部长，晋察冀军区游击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厉男奉命到沈阳参与接收日伪政权。先后赴齐齐哈尔市任嫩江省自卫处处长(后改公安处)，兼公安总队长和政委等职。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公安总队政委。　　在傅岩老人的寓所，采访从老人的回忆开始。　　1946年10月下旬，傅岩接到命令，跟随陈云南下，准备接管沈阳。傅岩很高兴，老家在台安，到了沈阳，就有机会回老家看看。自从1935年在北平参加革命，就没回过家。傅岩带了十多个人，乘坐敞篷汽车，随队向沈阳进发，那时候很冷，大家挤在一起，也差点冻僵了。在昌图略作休整，继续前进，11月2日晚上，抵达沈阳北郊，又经东北大马路，一直到达中山广场，进驻国民党的警察局大楼，就是如今沈阳中山路106号沈阳市公安局老楼。　　“天寒地冻，又冷又饿，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哪有床啊，行李卷往水泥地面上一铺，倒头就睡。也仗着年轻火力壮，谁也没落下什么毛病。”　　11月3日，东北局在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召开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会。军管会下辖经济、财政、政务、铁道、后勤五个处。卫戍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也归军管会统一领导。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陈龙出任军管会公安部部长。陈云在会上强调：沈阳是我们党接收的第一个大城市，一定要接管好，不能将我们打下来的城市变成死城市。要让所有国民党原在职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人民政府报到，一律上班，各机关开始办公，工厂开始生产，商业部门都要开始正常营业。从现在起，沈阳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城市了，我们一定要比国民党管理得更好!　　解放初期的沈阳，敌特活动十分猖獗，维护沈阳社会治安，警戒保卫工厂、机关、水电、交通等重要部位和侦查、缉捕潜藏的匪特分子及破坏社会治安的各类坏分子，清查户口，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等等，成为新成立的公安局的重要使命。公安机关除了从各地抽调的警察，又留用一批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局长何侠、副局长厉男遵照军管会的指示，在陈龙的指导下，全力投入工作。11月4日，公安局恢复交通警并派出巡逻队、执法队在主要道口服务。接收沈阳也有磕磕绊绊　　在沈阳北郊一座普通民居里，万力生老人平静地讲述60年前的事。　　“我来沈阳的时候，遭不少罪。从旅大乘苏联造四轮卡车，敞篷的，好几十人站着，越往北走越冷，冻坏了。走到普兰店歇一夜，第二天继续走，走到苏家屯的时候，赶上铁路路基塌了，道不好走，差点翻车。11月3号天快黑的时候，到达中山广场公安局大楼，当晚住在二楼，睡地面。可是不知道上头下了什么命令，不让我们下楼，我们就趴窗户往外看热闹，街上国民党败兵还有呢，天上有飞机，飞得高，不知道是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们在公安局住了半个月，睡冷地面，吃高粱米，饭里有一半砂子，直硌牙。菜就是比手指头还宽的白菜帮子一卤盐儿，有吃的就不错了。后来我被分到北市分局，军代表肖磊不让我们住分局院里，让我们住外面的厢房，还是睡水泥地，连个草垫子都没有。被褥精薄，睡一宿腰都不敢打弯。整整睡了一个月水泥地，才进分局院里。后来才明白，人家不信任咱们，咱们从旅大警校来的，都穿国民党警察的黑色服装，只不过撕掉了青天白日徽章。”　　旅大地区统一的中共领导机关——中共大连市委成立于1945年10月，为对敌斗争，中共大连市委暂不公开。中共东北局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后改为大连市公安总局)正式成立，到12月，基本把旅大地区各个县区的公安局和消防局都接管过来，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1946年9月成立旅大警官学校，就是为了培养共产党的公安后备力量。1947年5月，公安总局决定：仿效国民政府警服、警衔形式，将警衔等级改为“五等十八级”，同时修订警服样式。于是，旅大地区由共产党实际控制的警察队伍统一穿着国民党政府警服。　　万力生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入党。当时东北局做进军沈阳的准备，指示旅大警官学校集训一批干部，万力生正在入选之列。　　“警校的校长是周光，副校长是韩光，政治处主任是宋光，当时国民党开玩笑说警校执行的是‘三光政策’。我们是共产党，挂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马克思、列宁的像。有一回驻沈阳的国民党中将董延平到校巡视，周光只挂孙中山的像，故意戴上上将军衔，在气势上压过董延平一头，大伙解气呀。周光参加过长征，后来当上吉林省副省长了。韩光去黑龙江了，后来当中纪委书记。前几天听新闻才知道，他去世了。宋光到沈阳接任何侠当公安局长，我是他的学生啊，想见一面，也没机会。再说，我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我。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回忆起来，怪亲切的。”　　万力生讲到的宋光，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宋光，1915年9月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县，1938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次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部政治指导员，丹东市委社会部部长、公安局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沈阳市公安局第二任局长。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经济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稳定沈阳公安机关出力不少　　沈阳特别市公安局下设秘书、治安、行政3个处，有12个区分局，分局下设146个分驻所、派出所。傅岩和崔次丰执掌行政处大权，行政处负责全市的刑警、户政、消防、交通、外侨工作，还要指导派出所工作，头绪繁杂，工作面广。“街头乱哄哄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到处乱窜，流浪乞讨人员很多。敌人很猖獗，破坏、扰乱、暗杀、恐吓、打冷枪、防火，千方百计动摇民心。国民党警察局的户口乱糟糟的，是人为破坏。进城干部缺乏城市管理经验，还拿农村户口管理的招法，有人干脆用国民党那一套管户政。我们专门设个户籍股，指导分局、派出所摸清全市人口情况，查找旧警察局的户卡，掌握准确的人口数目，就好办了。登记人口的政策比较宽松，各分局、派出所报上来散兵游勇，校级以上的，定为反革命，当场逮捕，一般士兵，基本不抓。我们对他们立即核实身份、原籍，该留的留，该遣送的遣送，很快街头就清净多了。”　　傅岩说，整顿交通比较麻烦，警力有限，行人、车辆没个规矩。旧交警不知道共产党政策，都跑了，接管干部人手不足，对沈阳地理环境不熟悉，没法管理交通。公安局决定对旧交通队的交警全部留用，按原职务正常上班，交警们纷纷归队。在解放军进城第三天，街头就出现警察站岗指挥交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最挠头的还有消防，刚解放头两个月，敌机滥轰滥炸，特务放火，沈阳几乎天天有火警。我们留用了全部消防警察，接收22辆消防车，只有8辆能用，这哪行？我们扩充消防警察编制，从农村招人，修理破旧的消防车，组建新的消防力量，干得挺好。”　　万力生参加接收沈阳的时候，被任命为北市分局三经路派出所副所长，所长是王树本。所里共产党警察只有万力生和王树本两个人，其余都是留用的旧警察，没有配枪。他们的任务就是治安巡逻、查户口、抓抽大烟的、抓土匪，维持社会治安。三经路原来驻扎过国民党军队一个连的兵力，后来败亡了，留下一些逃兵，四处流窜，干坏事。有一天群众来报案，说在一个地下室里躲藏两个国民党军官，还有枪。万力生带着两个警察去那个地下室，自己没有枪，对方有枪，怎么办？万力生双手插兜，右手食指伸直，装作握着枪的样子，闯进地下室。地下室原来是间锅炉房，里面果然有两个人，万力生等人大声断喝：“举起手来！”“不许动！”那两人吓傻了，乖乖举手投降。万力生从锅炉底下搜出两把枪，一把匣子，一把花牌撸子。　　在三经路派出所期间，万力生配合所长王树本破了不少案子。有一件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在三经路浩然里住着一对夫妇，男的解放前当过律师，地面熟，路子野。这两口子偷偷在家抽大烟，让万力生带人堵个正着。律师很老道，把烟枪、烟灯收起来了，就是不拿出来。“交出抽大烟的工具！”“从前抽过，现在不抽了，哪有工具？”万力生气坏了，给他一巴掌。律师害怕了，告诉老婆：“把证据物拿出来吧，不给不行了。”万力生将人赃交到分局。谁知第二天那个律师大摇大摆来到派出所，扬扬得意地说：“我，回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万力生差点揍他一顿。　　“唉，不正之风，早就有啊！”开国大典沈阳在激动　　沈阳解放的第11个月，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军管会给公安机关下了严命：必须保证开国大典期间沈阳的安全。　　1949年9月底，全市的警察都到街面执勤，何侠、厉男亲自到基层派出所督战。陈龙要求对沈阳特业从严管理，这块工作正是傅岩主抓。陈龙曾经担任过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是傅岩的老上级，两个人关系密切。　　“陈龙参加革命较早，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做保卫工作，重庆谈判时就是陈龙亲自保卫。这个人水平相当高，我向他学了很多东西。开国大典沈阳保卫搞得特别好，那些天累是累点，值啊。”　　傅岩老人对往事感慨良多。　　万力生对那次保卫印象同样深刻。　　“我三天三夜没睡觉，激动啊，谁能睡着觉？建国了，干革命不就是为了那一天吗？熬到最后一天的后半夜，街面上太平无事，我就回所了，脱下警服，打算歇一歇。谁料麻烦来了，何侠局长开着吉普车来三经路派出所查岗，王树本跟进屋里。现穿衣裳来不及了，我硬着头皮面对局长。‘你怎么不出去巡逻呀？’‘这不刚回来吗？’‘同志，我们出来巡逻为了什么？要知道，敌人无时无刻不搞阴谋破坏呀！’‘没事，局长。’我嘴上应付，王树本暗中捅我一下，不让我说话。何侠很认真，当场给北市分局吴志敏打电话：‘吴志敏同志，三经路派出所没有巡逻，你检查一下！’我还要争辩，王树本又捅我一下，我就没敢多嘴。事后，吴志敏找我谈话，批评我一顿。还好，没受处分。”　　新中国成立了，沈阳的社会治安经过将近一年的治理，大大好转。但是户籍管理总是不尽人意。傅岩组织全市清理整顿人口，申报户口，做到人人有户口，户户有登记，基本克服了城市人口混乱的局面。　　“那时的工作没完没了，我就住在办公室，白天晚上合计工作。锄奸肃特，打击盗匪，反动党团登记，取缔反动会道门，收容散浮，整顿、申报人口等等，忙出点头绪，又开始缉毒禁娼。”　　国民党统治时期，沈阳有妓馆200多家，妓女千余人，沈阳解放初，娼妓业已经萧条，政府一时没有适当的安置办法，暂时没有采取取缔措施，只是限制发展。后来公安机关着手打击沈阳的娼妓业。为摸清烟馆、妓院的情况，傅岩亲自带人到南市、北市一带搞调研，用工工整整的毛笔小楷写成调查报告，呈报何侠局长。这些材料为沈阳市迅速禁除鸦片、娼妓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日晚上10点，公安机关在北市区执行封闭妓馆任务，逮捕妓馆业主30名，强制收容妓馆大茶壶(伙计)51名，动员收容妓女57名。同时在北市场逮捕大炕头(开设暗娼的)14名，收容“野鸡”、暗娼48名。　　那时万力生已经调到十间房派出所当副所长，在禁娼行动中，打到一只“野鸡”。　　“那次我接到举报，说一家旅店有‘野鸡’，我就去调查。旅店不大，住宿的大多是来自新民的车老板子，确实有个姑娘，和嫖客扯上就以夫妻名义开房间鬼混。一连调查三次，掌握了证据，我就动真格的了。那天晚上，我带人去那家旅店清查，查到那个姑娘和一个男人同住。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姑娘说是夫妻关系。我说：‘夫妻关系？你怎么一天换一个丈夫啊，说实话吧。’她没话说了。带到派出所，姑娘嗷嗷哭，说家里有个老娘，岁数大，还有病，没办法才出来卖。我劝她找个正经职业，挣点干净钱，警告她以后不准做不法行为，一经发现，严厉处置。后来再也没见到她。”镇反运动曾经惊天动地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中共沈阳市委成立镇反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市镇反运动，同时组成审核委员会，负责审批重要案件。审核委员会下设镇反办公室，傅岩任主任。　　沈阳的镇反运动声势浩大，令反动分子毛骨悚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傅岩实在忙不过来，上级给他配备两个助手，一个是廖其康，另一个是郑子修。廖其康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的警卫员，精明强干，郑子修个性很强，很能干。这两人是傅岩的左膀右臂。　　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日，沈阳市统一行动，共逮捕罪恶昭彰的各类反革命分子1742名，收缴长短枪、冲锋枪14支，手榴弹5枚，发报机(残品)3部，密码4本，匕首、刀剑17把，以及反动委任状、派令、旧地契、反动证章、奖章等大量罪证。接着召开全市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枪毙254名反革命罪犯。应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第二批又处决105名反革命罪犯。这些人都是有血债、有民愤、应该杀、必须杀的大汉奸、大特务头子、惯匪、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头子。　　“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枪毙人由我签字，报何侠审阅。公安部表扬我们没有错杀，只有两个人涉及罪轻罪重的问题，比别的地方做得好。回来廖其康回四川老家了，郑子修调离公安机关。这两个人有个性，有能力，不可多得。”　　镇反的时候，万力生调任位于新城子的市郊区公安分局石佛寺派出所所长，和城市一样，农村也大张旗鼓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万力生包片进行镇反宣传教育，带领民警、学校的师生，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刘排长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护卫，到小房身做宣传教育工作，结果赶上辽河大堤决口，洪水淹了整个石佛寺地区，死了17个人。万力生他们被困在小房身，等洪水稍退一些，绕道回石佛寺。　　“大堤半夜决口子，一点准备都没有。我们住在民房里，屋地全是水，墙角的耗子洞咕嘟咕嘟冒水，眼看水都上炕了。我们困在那里，饿坏了，三天才吃一个小土豆。后来听到村里有杀猪的动静，刘排长游水出去弄点猪肉，大伙好歹没饿死。那场大水把石佛寺冲惨了，地上到处是黄泥汤子，什么吃的都没有。我跟着部队救灾，搭救被困的老百姓，渴了就喝地上的水。结果大水退了之后，我就发了疟疾，差点丧命啊！”尾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回忆过去，追忆逝者，傅岩和万力生两位老人总是沉默，眼睛望着远方，似乎在与另一个世界进行灵魂对话。岁月刀剑给他们刻下深深的年轮，每道皱纹里都溢满沧桑，那种沧桑无形无质，除了他们自己，恐怕没人能够读懂。　　“我在沈阳没干几年，就到公安部去了，后来发生的事情，不想再回忆。陈龙，何侠，厉男，崔次丰，他们都是好人，我常常想念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情景。还有调出公安口的孙喜兆、丁贤，真想他们。”　　傅岩老人的感伤有一种历史穿透力。　　“我在1957年就离开公安局了，接收沈阳是历史大事件，我有幸参与，这辈子就算没白活。在公安局的时候，我没当过大干部，顶多是干活打头的。当年和我同事的，没几个在世的了，我活到今天，知足啊。”　　万力生老人没有感慨，笑容里透出一种达观。
□首席记者 杨清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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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ICP备号-1项乃光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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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乃光，辽宁省开原人，东北大学毕业，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东北流亡学生中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后做国民党的军运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华中局友军工作部部长。[1]
项乃光党的优秀干部
抗战开始时，项乃光在东北军于学忠的51军,是中共在东北军的工委书记。朱理治对东工委进行了组织充实,增加项乃光为组织部副部长,高锦明为宣传部副部长，并向刘澜波、宋黎、苗勃然等东工委领导成员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指示》等文件精神。中共东北军工委进驻崂山沙子口一带后,工委书记项乃光多次到山东大学了解情况,进行抗日宣传。
1937年8月，东北军51军进驻青岛，这时在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同志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青岛特支，因当时未能和中共山东省委取得联系，青岛的党组织由东北军工委领导。日，日本侵略军侵占济南，日，日本海军在青岛近郊山东头登陆，侵入青岛市区，青岛地区面临着即将被日寇完全侵占的严重危险。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共东北军工委决定：青岛市委立即带领崂山人民抗日游击队向诸城转移。为此，王景瑞同志及青岛市委全体成员在兰家庄召开了干部大会，传达了上述决定。到达诸城后，与中共高密游击队工委掌握的力量汇合在一起，独立自主的单独编队。
为培养抗日骨干,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成立东北军的学兵队,吸收中共地下党派来的抗日积极分子和一二九革命青年;并在黄显声、吕正操、万毅、陈大章等师、团、队中,大量招收平津等地的抗日学生,张学良还成立了“抗日同志会”,参加者全系进步革命的青年军政干部,不少共产党员,如栗又文、张潜华、马绍周、宋黎、解如川、刘澜波、项乃光等均系该会成员。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项乃光是中共中原局的工作人员，刘少奇在该局负责时，他是一位得力的工作干部。项乃光然后是新四军和第五战区的战区联络官,对高敬亭和彭雪枫部的初期发展进行外部条件起过很多作用。
项乃光协助贾陶起义
1937年7月，党在东北军51军建立工作委员会，书记项乃光，上层工作委员解方，宣传部长王西萍，军事部长贾陶。军工委积极开展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党在五十一军建立起秘密组织系统。军一级成立了工作委员会，113师、114师建立了特委。所属七个团建立了总支，许多营、连建立了支部，发展党员约300人。贾陶公开职务是114师342旅副旅长，与项乃光同为开原人，贾陶后面有传。
1938年8月，贾陶旅随同51军参加了“保卫大武汉”战役中的商城战斗和六安战斗。其后受命调赴大别山休整。这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在敌后增设了冀察、苏鲁两个战区，命于学忠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率东北军51军、57军入鲁。为了保证51军顺利到达山东，深入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中共51军工委在114师驻地唐家汇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军工委书记王西萍，军工委委员贾陶、刘培植，原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以中共中原局特派员身份参加会议，到会的还有部分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等。会议决定，当前任务是巩固部队，保证51军向苏鲁敌后挺进，顺利到达山东，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先是，以贾陶亲戚名义住在342旅的原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曾与王西萍、贾陶一起研究，认为这种单纯拼消耗的局面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应将党影响下的部队拉出去，开辟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他们到114师工兵营征求于维哲营长(中共地下党员)的意见，于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决定拉队伍，军工委分别下了通知，作了动员，选择了路线，规定了联络信号。预定当晚分别拉出来，到杨集合，因当晚与师部行军路线一致，没有行动。第二天按预定计划拉出部队，计有师工兵营、师新兵营、师战时服务团师配属342旅旅部的电台、342旅684团一部，枪支弹药齐全，共1500余人，由342旅副旅长贾陶统一指挥。部队拉到津浦线附近，立即封锁消息，隐蔽休息，尔后越过津浦线西行，到达宿县南罗集一带。这就是贾陶率部举义的经过。
1939年，51军向苏鲁敌后挺进途中，遭到日军追击堵截，战斗激烈。中共中央中原局特派员项乃光认为51军要全军覆灭，从51军114师拉出掌握的武装力量千余人，向宿县撤退，国民党第5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将项乃光部包围，项乃光又不得不将拉出的部队归还51军建制。贾陶等人暴露身份，撤出51军，回到延安。
项乃光项乃光叛变
1939年秋天，国民党第六战区33集团军77军179师师长为新四军之李先念部准备了一万元军饷，通过地下联络员，悄悄打发两位交通员带走后，领导人项乃光的联络员却在老河口（今湖北省老河口市）被第五战区李宗仁部的特务逮个正着，人赃俱获。
项乃光当时为中国共产党鄂西北省委委员、中原局友军工作部部长，分管国军工作。项乃光借出来视察五战区部队情况时,在老河口叛变了。国民党给了项乃光军委会少将参议的官衔，交军统局（后更名为军统保密局）头目戴笠使用。项乃光当上了军政部少将情报专员兼徐州“剿总”情报处长。
他供出了一批在西北军中的秘密党员，把在五战区所辖部队中共产党员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军官全部向李宗仁告了密。
项乃光先投桂系
项乃光“抱着一种不愿打内战，希望平平安安过日子，发挥其思想自由，并能发挥一技之长，来建设新中国。他心目中的新中国，是从毛泽东和蒋介石所著《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之命运》两部书中，经过他详细的对照阅读，然后才决定了他自己要选择的道路。”(引号中的话，是李宗仁先生向我说的，笔者注)他的所谓自我选择的道路，就是他后来决定叛离共产党投向国民党的道路。他的本心本意是否如此，据李宗仁先生说，当项向他自首投降时，他在口头上是这么说的，在亲手写在自白书上，这是千真万确的。
项投降国民党最先并不是我的国民党嫡系之门，而是找到了国民党旁门“桂系”之门。由于桂系的头头李宗仁先生，抗日战争一开始就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中原局的中共辖区基本上掌握在第五战区的范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李宗仁先生又一度发表为国民党政府汉中行营主任，中原局仍然在桂系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这就是项找到旁门而没有找到嫡系的原因。
据李宗仁先生说：项乃光来自首时，他认为“项是中共人物中不见经传的，也就交给长官部谍报人员去处理，并未作为重要问题来看待。可是后来了解，项不见我即不愿详言其他。而本人身边专管谍报的参谋，一再签呈非请求我接见不可，于是我才与这位不见经传的人见了面的。”
李宗仁先生又说，“项口若悬河，一表人才，对国内形势以及建国之道，侃侃而谈。他将毛蒋两公的著作，(指上文中提到的两本书，笔者注)背诵如流，对比评论两本著作，表示赞同蒋公的，因此，才来自首。我一度认为自首的道理竟是如此简单，左右的人提醒我是诈降。我经过了一周的考虑，不论诈降也好，真心实意也好，他既跳入了我们圈子，只要提防一些，又有什么可虑的?好容易来了中共的叛逆者，立于打内战以求解决国共争端之时，项之来降总归是一桩好事。”
项乃光再投中央
简单的说，李宗仁先生对项一经接见之后，虽经过小小的曲折，但又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才决心亲自带着项去见蒋介石，一方面是表表他在中原地区主持军国大计的德望，另一方面经过蒋公的鉴定，便可亲自掌握在手，好为桂系自立门户服务。李先生谈到此，怏怏不乐地说到，“项由我引见蒋公之后，抓到手的鸽子又飞走了。项是如何飞走的呢?蒋公并不征求我的同意，反而说我驾驭不了这样多谋善辩的人，似乎只有他才能降伏使用似的。……”从这些谈话中，可测知李蒋之间，门户之见是很深的。
项见蒋介石之后的过程，据传闻中了解，项的第一道关是经过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军统局代局长特务头子郑介民的考核，第二道关是交军统局及后来改组的保密局第二处的试用，以少将军阶任用，由二处交办一些不怕泄密的差事，让他看看不怕泄密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处心积虑的对其忠实性进行考核。第三道关是要经过军统和改组后保密局特研组的考核。这道关的考核至关重要。所谓特研组是该局直接将收容和控制在手的中共叛徒，集中在这个组内，针对新来的叛徒，作出居心叵测的考核，也就是要对被考核者作出结论。
特研组又名特情组。年前后的少将特研组长徐梦秋，是安徽省寿县人，1924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江西苏区高干，抗战初期，盛世才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时，徐任教育厅长。盛世才反共反苏投向国民党时，将徐梦秋逮捕关押多年。盛世才调离新疆，国民党政府接收新疆省政权时，在清理监狱中将徐接收过来，然后任命他为军统局少将特研组长。1947年秋，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时，在西安潜伏活动多年的赵耀斌被捕，经查实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资深，乃任命为特研组少将组长，徐梦秋降为副组长。以上略略说明特研组的实况，由上述徐赵二例，便可窥知第三道关，一句话，叫做重用叛徒把关。从具体的时空条件来看，项乃光之受重用，是要经过以上三道关的考核的。
项乃光侦缉中共
1940年6月,山东分局转达中共中央的指示,说东北军地下党的负责人项乃光被捕叛变,国民党要下通缉令,东北军中同项乃光有联系的党员迅速撤离。
一天，项乃光突然来到第三“绥靖”区通讯组长樊云门处，来抓何基沣偷听解放军广播作为罪证，却被何冷嘲热讽顶了回去。冯治安听到这个消息，恨得咬牙切齿，大骂项乃光是叛徒，是一条癞皮狗，是挂着金字肩章的狗。冯让何自己买了个好收音机，冯也到何家听共产党的广播。自从二十六师被歼灭后，冯完全听从何的避战原则，而且补充了兵员及装备。冯早就知道张克侠是共产党员、并和共产党不断来往，冯不声不响地诚意掩护。他知道部下有一些共产党员，但他从不过问。
李宗仁知道项乃光供出的情况后,以共同抗日这一大局为重,没向五战区所辖部队中这些共产党员下手,甚至连手下二十二集团军副军长陈离和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祥这些与共产党有联系的高级军官也没有动。这一切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李宗仁及五战区做统战工作所取得成效的体现。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五战区的统战工作做得扎实而广泛,广大官兵抗日爱国思想不断提高,李宗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并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共同抗战的主张, 所以在抗战关键时刻表现出顽强的战斗力,深受全国人民赞扬。 综上所述,充分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损”的历史事实。
项乃光特种站
特种站在1941年冬成立,站长项乃光。此人是中共叛徒,到五战区时化名金子瞻。他对外持印有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的名片,受“军统”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张国焘领导。项乃光到五战区时带了参谋张启荣。张启荣化名张倩君,他们持有军事委员会介绍信求见李宗仁。李宗仁在见面时听他们说明来意后,就拒绝再见面了。项乃光见李并不欢迎,就只得迁到樊城,设特种站于樊城翠丰油坊。张倩君掌握着秘密电报本和对“军统”局联系的渠道,实际上张担负着监视项的任务。项乃光设站后,通过我的关系,报请李宗仁批准,释放了五战区调查室在押的中共叛徒邓一陶、李健华等人,将他们全部吸收到特种站,充当秘书、参谋,建立了特种站的机构。后来,他们又吸收了李某、陈某、王某等人,充任项的副官。特种站逐渐扩大后,他们又在随县澴潭设立了一个工作组,由李健华任组长,李又在随县和安陆网罗了几个中共叛徒。后来,项乃光来拉拢我,要委我为华中站副站长,我没有接受,并把情况报告了李宗仁。项拉我未拉动,又去拉五战区调查室情报编审张书武(中共叛徒),张被项拉了过去。因此,李宗仁十分不满,下令缉拿张书武。项乃光见在五战区引起李宗仁不满,被迫于1943年将其特种站迁到汤恩伯的防区安徽界首,调李健华去任副站长,张麟阁接任。
项乃光网罗章志伟
章志伟被捕后，在又一次被提审的时候说：“我考虑好了，但有三个条件：一是不登报；二是不能再捕人，如果他们坚持，我可去说服；三是能让我出境找个教员当，教书度过一生。”审判者庞郁生答应了。
日，章志伟被软禁在老河口。这年夏天，国民党还是将他登了报。不仅如此，国民党还玩弄手段，由五战区三民主义青年团科长单鸣皋以邓一陶及章志伟的名义写了一份中共462人脱党宣言。幼稚的章志伟以为可以“两全”，事实的无情大棒却给了他重重的一击。他想当民主人士的美梦也破灭了。
1941年11月他被迫进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政治部调查室。在这里，他见到了到老河口筹建军统局华中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的项乃光。由于章志伟项乃光都有被捕变节的相同经历和处境，两人言谈甚为投机。项见章志伟有脱离调查室之意，随即乘机拉拢，说他的工作不是特务工作，是特种政治工作，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支系。项想招兵买马，章志伟想摆脱特务羁绊，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1942年6月章志伟给老河口政治部调查室写了一封辞职信，调查室主任冯树见了，拍案大怒：“章某猖狂已极，太无礼貌！你辞职，须亲自来请示。我室少了你一人？你算个什么！”他这一拍，桌上煤油罩子灯因剧烈震动而熄灭。伸手去摸火柴，却被蝎子蜇了，痛得一夜未眠，第二天即签请司令长官李宗仁下令逮捕章志伟。
两天后，逮捕章志伟的电文到了襄阳县县长李朗星手里。
当天上午10点左右，章志伟在樊城项乃光处闲聊。听到敲门声，项乃光打开了房门。外面站着两个人，项乃光认出是县长李朗星手下的衙役。两个衙役进到屋里，问：“你们这里有个姓章的没有？叫章志伟。”章志伟答道：“有啥事？我就是。”衙役说：“县长请你到县府说话。”章志伟说：“我有事，下午去。”衙役说：“不行，现在就走。”章志伟警觉起来：来者不善。于是对衙役说：“你们不说出原因，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由于是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华中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少将站长项乃光住室，两个衙役不便强行抓人，只好将电报给章志伟看。
电报内容是：襄阳县县长李朗星，要犯章志伟现住樊城街××号，希即密捕解酂为要。李宗仁
章志伟意识到那封辞职信惹祸了。他本想离开调查室，摆脱特务生活，可招致的是牢狱之灾。他将电报递给项乃光，并以眼神求援。项乃光接过电报一看，脸色陡变，对衙役说：“章某不是要犯，长官那里我去回复。我写封信给李县长，你们好交差。”
衙役离开后，项乃光立即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晚，项乃光给章志伟一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护照，让章志伟到重庆磁器口童家桥吴家院子找一个叫吴崇正的人。并说，到了那里，一切自有安排。章志伟拿着护照，辗转来到重庆。到了指定的地点一问，却没有吴崇正其人。他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项乃光张国焘搭救章志伟
章志伟写信给樊城项乃光手下的“来归人员”，说“我从乌龟洞走进了王八窝”，“我要逃出黑暗”。
章志伟用的信封上印有“重庆市磁器口第36号信箱”字样。这是军统租用的信箱，他估计不会受到军统检查。谁知，他的信还是受到了军统的检查。“逃出黑暗”一语，险些令他丧生。
1943年冬，特研所调整内外勤人事，外勤华中站站长项乃光，华北站站长朱德崇都先后回到重庆。一天晚上，项乃光邀章志伟外出散步。他回顾后面无人，对章志伟说：“这次调整人事，你被调整出去了，原因是你给樊城写的信，被他们查获。不是张先生（指张国焘）讲请，你会被送进渣滓洞坐牢……”章志伟一听身上打了个寒颤。冷静了一会儿，才风趣地说：“我活到今天已经闯过三关了。第一关是以共党之罪被捕，第二关是在五战区以要犯之罪被捕，第三关是以‘逃出黑暗’之罪险些被捕。关云长过五关，我才过了三关。但不知以后尚有‘关’否？”第二天章志伟又问项乃光，张国焘是怎样讲情的。项乃光说：“局里（注：指军统，此时已更名为保密局）把信拿给张先生看，把处理意见讲给张先生听。张先生说，他年轻，共产党里混惯了，跟局里人生活习惯格格不入；这次调整时，不要他就算了，不必处理。”
“过后我想，军统局这次没关我，没杀我，其主要原因不是张国焘说情，而是关了我，杀了我，对国民党的诱降政策不利，影响来归人员的情绪，他们是为他们工作着想的。”（《我所知道的张国焘》）
险关过去了，接踵而来是生活问题。章志伟想起了张国焘，想向他求援。章志伟曾是张国焘的私人秘书，亦曾在张国焘家住了三个月，每天把各国驻华使馆送给张国焘的参考新闻摘要讲给他听，还常常为张国焘代笔。张国焘对章志伟颇有好感，两人间的感情也比较深厚。
项乃光北满站长
项乃光于1947年8月被派到东北为直属北满站长，以下为其一些往事。
东北地区在日伪统治14年中，军统特务组织几度将触角伸入东北，先后都遭到打击和破获，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建树的。日本投降后，又遇到了复杂的国际环境，由于国共为仇，对苏政策不一致，国民党的政策是反苏反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则是反美反蒋。文强和项乃光等是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批奉命到东北接收的要员之一。
发给文强的职务和头衔，是里外两套：对内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北办事处(简称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军阶是中将；对外是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督察处处长。在军统东北办事处之下，以四平街为界，设立南满、北满两个甲种情报站。南满站设在沈阳，又称沈阳站。北满站设在长春，又称长春站。由于热河省划入东北辖境，又在承德设立一个丙种站。三个站之下，先后成立了30多个情报小组，为当年军统局外勤单位最庞大的情报机关。
经文强报请任命的三位站长，沈阳站长前后是滕勉、褚大光。长春站长先后是王力、项乃光。承德站长是徐政。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解放前蒋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改组而成的。日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后，1946年国防部各厅局于7月1日成立后，直到同年10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才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民任副局长。保密局先后由郑介民、毛人凤任局长。军统在全国各地设有特务站，如沈阳站为荆有章；长春站为崔志光；南满站为股勉、诸大光；北满站为王力、项乃光；四平站为张静宣，等等。
1947年7月，国民党军在内战各战场纷纷失利惨败之际，忽然得到保密局紧急通知，且有另一道密令给沈醉，限一月之内将东北三站的工作部署，改为“应变”措施具报。所谓“应变”措施，就是由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方式，一律改为潜伏活动，以绝对保密和职业掩护来物色站组工作人员，连情报电台，也改为训练全能制的人员来充任。(全能的含义要做到能收发报、译电，并以全能人员担任情报组长。笔者注)沈醉是1947年8月底调离东北的，在离职之前，按“应变”计划的指示，对三站都完成了“应变”计划上报。同时，按计划将东北督导室撤销，将东北三站改为直属站，由保密局直接领导。以往是以东北行营第二处掩护秘密工作活动，自实行“应变”措施之后，行营第二处只管军事情报业务，对潜伏活动者不再起掩护的作用。
项乃光寻找杨靖宇头颅
长春城内正有两股敌特在寻找杨靖宇的头颅，一是长春市警察局长袁家佩，二是国民党军统少将东北组组长项乃光。敌特已经觉察到共产党地下特工在注意杨靖宇的头颅，为了防止头颅落入解放军手中，除了国民党旅部有层层岗哨，还有巡逻队来来往往，项乃光暗地里指派军统站的特务在医疗器材库里放了暗哨，昼夜监守，因此要把头颅弄出来，无异于虎口拔牙。
中共地下工作者张正平，利用普济医院的外科医生经恩浦及其老乡张志臣，设计让旅长凌绍康换了警卫，打开了关卡，经恩浦就可以自由出入旅部了。　　要进入骑兵二旅的器材库，有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主管库房钥匙的副官赵处和军统特务黄如超。赵处是旅长凌绍康的忠实奴仆，这家伙不吸烟，不喝酒，几乎每天都离不开器材库。打入敌卫生队的成雪松，借与赵处打完球洗手的机会，洗毕比赵处先行一步，走到衣服边，他知道器材库的匙钥吊在赵处的裤头上，是时刻不离身的，便飞快地找出钥匙，用胶泥印下模型。待赵处来到时，他顺手将其衣服递上。　　进入旅部和巧得器材库钥匙这两道障碍已基本打通，现在只剩下军统特务黄如超了。黄如超是特务头子项乃光的亲信，住在器材库隔壁一间屋子里，原是教学仪器室，他效忠主子，日夜不离。然而正当地下特工准备行动时，不料风云骤变，警察局在器材库的周围突然加岗布哨，杀气腾腾。　　原来长春市警察局长袁家佩见共产党围困孤城，长春已是四面楚歌，正在想后路。他认识一个日本退役军人黑田寿郎。黑田寿郎愿意拿出6根金条买下杨靖宇的头颅，想弄回日本去。袁家佩见钱眼开，最终与黑田寿郎达成了协议。这情报给军统站侦知，特务头子项乃光也加紧了对器材库的监控。警察局与军统本来矛盾重重，这一次居然剑拔弩张了。　　情况非常紧迫，张正平急得茶饭不思，连忙召集成雪松、李野光等人研究，大家一致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必须马上除掉袁家佩，防止英烈头颅落入日本人之手。张正平和李野光借给袁献一对花瓶之机，一抬手从另一只花瓶里飞快地抽出一把利斧，趁袁家佩欣赏一只花瓶而不备，手起斧落，砍死袁家佩。　　袁家佩被解决后，看守器材库的警察便全部撤走，避免了英烈头颅落人黑田寿郎之手的可能。由于经恩浦给张志臣一些钱，称有人要买医疗器械，午夜时来取，让他亲自值班，有货尽管往外拉就是了。　　夜色暗淡，在旅部大门口的墙角旁，身着军官服的成雪松与张正平、经恩浦正躺在一辆小车上，这时，张志臣出现了，他一挥手成雪松等人进了大院，直奔器材库。成雪松用钥匙打开门后，执枪在门口放哨，张正平和经恩浦先把几件贵重的器材搬上车，然后将装有头颅的两个特大的玻璃瓶搬了出来，装上车，迅速用谷草和棉被将瓶子掩盖好。　　遗首标本立即送到军区前指长春办事处，接着秘密护送到哈尔滨。经原抗日联军将领冯仲云将军辨认，遗首之一正是杨靖宇的头颅，另一颗则是民族英雄陈翰章的头颅。　　杨靖宇将军不屈的头颅在失去8年之后，终于回到了战友们的身旁，四野和东北局的领导人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刘亚楼等前往瞻仰。人们在将军牺牲地吉林省通化建立了烈士陵园，安放了烈士的遗体。陵前高耸着杨靖宇将军威武不屈的塑像，四周是长白山翠绿的青松，静静地陪伴着英雄在这里安息。
项乃光枪毙囚犯
日长春解放前夕,以项乃光为首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在长春城破的最后时刻赶到督察处,将关押于此的人员秘密枪杀.为了掩盖罪行,遗体藏在院墙雪堆中,春暖雪化时特务劣迹败露,长春市民集会谴责特务、为烈士们致哀。
项于1993年死于台湾。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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