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怎么搞才能共赢？
政界、业界、学界大咖们思维碰撞4个小时建言献策，市城市更新局称需要政府、企业、市民、公众多方参与
&&&&嘉宾名单&&&&邓堪强：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副局长&&&&丁力：广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学研究员、区域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李郇：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赖寿华：广东粤科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原总规划师&&&&黄慧明：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设计所所长&&&&岑兆雄：时代地产执行董事、深莞分公司总经理&&&&王媛媛：时代地产集团商业管理公司总经理&&&&陈厚桥：高力国际咨询服务部华南区董事&&&&刘栋坚：智汇PARK负责人，广州市长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黄睿：拥有13年从业经验、任职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罗伟玲：广东国地规划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陈智华：广东国地资源与环境研究院副院长、广东卓越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在广州的规划圈，广东粤科孵化器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赖寿华算是一名“老规划”了，曾经在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多年，一直做到总规划师岗位。在论坛上，他的专题演讲主题是《共生、共创、共赢———广州城市更新回顾与展望》。&&&&白云区黄园路33号，一个咖啡座的二楼摆着可容纳30人的对坐长椅，身在其中有一种在哈利波特魔法学校与“校友”们聚会的穿越感觉。但只要看到咖啡馆外墙———&一座重新装饰于上世纪90年代的浅白色马赛克风格工业园车间，马上又会“回到现实”。其实，这里是白云区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是一个“三旧改造”项目。&&&&上周五，一场城建经济领域“大咖”云集的城市更新论坛在白云区黄园路33号的时代国际单位举行，论坛由广东国地资源与环境研究院、《南方都市报》、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共同主办，主题是《共生、共创、共赢》。&&&&广州自2009年开始实施“三旧改造”政策至今已7载，行政机构已从起初的“三旧办公室”升格为如今的“城市更新局”，常设行政机构的建立也意味着，对于广州这样的特大城市而言，城市更新改造俨然已成为城市管理的“新常态”。&&&&举办本期城市更新论坛，立意汇聚众智，共同探讨城市更新实践得失，希望为未来的城市更新工作带来有益的思想火花。&&&&中国走过高速城镇化的30年，现在新增土地资源紧缺已成常态，城市建设焦点由以往着眼于“增量土地”开发，转为以盘活“存量土地”为主。如何在城市更新政策、规划管理层面更高屋建瓴地建章立制？如何通过挖掘存量土地的内涵让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片区发展？如何撬动公众力量参与社区微改造？如何让所有参与城市更新改造的主体能共赢？这些问题值得深究与探索。&&&&人们生活在怎样的城市才是幸福的？对主政者而言是一个既宏大又细微的问题。4个小时的思维碰撞，政界、业界、学界“大咖们”畅所欲言。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副局长邓堪强的一席话令人印象深刻———“城市更新需要政府、企业、市民、公众多方参与，因为同时涉及政府里面的多个部门，政府各部门之间也需要同台大合唱，城市更新有很多方面需要探索创新，如果仅仅一个部门往前走，别的部门不一起走，就一定走不下去，(随着“1+3城市更新新政”及配套政策的出台)，将来各个部门之间也会逐步理顺(衔接合作关系)”。&&&&四大焦点&&&&1&&&&建议加强规划管理创新&&&&转向动态的规划管理思维，强调底线控制&&&&赖寿华从1875年英国颁布的《公共卫生法案》开始，追溯现代城市更新的起源，一直谈到广州1994年出让的地铁一号线27宗地块开发、2006年危旧房改造等发生在广州的现实城市更新活动。他说，荔湾广场、五月花广场便是地铁一号线沿线开发的典型，“当时旧城改造以学习香港为主，破坏了一部分的城市肌理”，恩宁路改造项目是2006年启动危旧房改造试点后至今留下的悬念。不过，像大小马站、恩宁路改造项目等所在地块至今未建，也是由于官方越来越认识到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性，且不断调整城市规划目标之故。&&&&在33分钟的专题演讲里，赖寿华既“赞”“三旧改造”，称这是“一个重大的土地政策创新，使城市更新实现从战略到政策的转型”，又“弹”目前广州城市更新面临的四大难题———过多监管挫伤市场的积极性、过高诉求破坏利益链的平衡、政策缺位造成某些更新活动管理错位、单一的规划管理技术不适应多样化的更新需求。&&&&如何为这些难题“开药方”？赖寿华建议尝试多方面的创新，如加强城市更新的规划管理创新。“建议转向动态的规划管理思维，强调底线控制。城市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很多用地在规划蓝图与现实间总有一个中间状态，不能拿一个规划蓝图简单地说‘你不符合法定规划，我就没办法给你进行许可’。城市规划有很多政策工具可以用，要允许存在并且管理好城市用地的过渡状态”。&&&&赖寿华认为，不妨借鉴西方国家用途管制的手段。现行规划比较重视对建设过程、结果的管控，忽视了对建成环境和建成后的建筑使用功能管理，如住改商、退二进三、商改住、住宅的分隔出租等问题，可以尝试在符合土地利用功能、强度控制的前提下，对现状建筑进行局部改建、扩建以适应新的使用功能需要，目前没有相应规划管理政策或法律依据，“可通过用途管制手段进一步明确开发行为和微改造的规划管理边界，列出一般开发许可、特殊开发许可或者免于开发许可的清单，采用正面、负面清单管理来促进城市更新活动”。&&&&2009年“三旧改造”政策实施以来，改造项目土地增值收益的分成问题备受关注。赖寿华建议，可以采用更灵活的土地增值收益管理办法，“比如说从工业改成商业，同样一块地的税收，1平方米建筑面积每年产生税收可能从500元增长到5000元，这个也是城市公共财政获得土地收益分成的另一种方式与手段”，不能单纯认为土地收益必须通过出让地价来实现，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一年一收”或设定项目、税收门槛来达到目的。&&&&2&&&&改造项目卡壳怎么办？&&&&广州城市更新局现场支招：做孵化器可以确权&&&&根据业内人士观察，仅在天河区，从大大小小的村级工业园改造为各类“创意园”的有近百家，这些工业园大多由于历史原因证照不齐，尽管由“工业园”改为“创意园”已经赚了“第一桶金”，但对于引入优质商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对下一步“可持续发展”，几乎是这些工业园区集体面临的瓶颈。&&&&对于规模比较小的工业园区，使用属性从原来村级工业园或者规模小的旧厂房，改造成具有商业功能的工业园区，土地性质没变，但功能改变了，这个符合规划吗？要获得消防、供水供电的等相关证明，会遇到困难吗？能不能办下产权证明？&&&&对此，赖寿华认为，现在很多“退二进三”园区由于土地出让性质没改变，只对建筑物用途进行改变，没办法符合现行的法定规划。例如，原来是工厂，拿到土地的出让合同时40年的工业用地还没到期，现在推行“退二进三”，新的现行法定规划可能是商业或者居住，那么，对现状进行更新改造要报建，若按原来土地证去报建则不符合现行规划，按照现行规划报建则不符合土地出让合同，政府没有相关规划管理依据作出规划许可。由于没有获规划许可，更新改造后形成的物业，其所有的房地产证、消防、环保、卫生的认证一定办不了。因此，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创意园区”是“无证驾驶”，这是现实的情况。&&&&“如果广州要加快城市更新，达到老城区土地功能置换、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这个问题得突破。”他说，现行的城市规划地方法规之上还有很多上位法，如建筑、消防、环保领域有相关法律法规，只要依法依规实施建设，建筑物的使用安全或避免环境污染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区域规划设计所所长黄慧明认为，城市更新的复杂性会对现有规划编制与管理体制及相关配套政策带来冲击。一方面，对原有城市规划以控规为核心的“指标式”、自上而下“管控式”规划体制会带来冲击。“大量的微改项目、更新项目出来以后，原有的规划条件、规划标准是否可以适应性调整？这里应该存在一个通道，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向进行协调完善”。另一方面，相应配套政策要跟上。这并非城市更新局单方的政策，而应包括国土、规划、土地出让等部门出台系列政策配套，从规划编制体系、指标管理到最后的配套政策都要跟上，项目才能落地。&&&&拥有13年从业经验、任职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建筑师黄睿表示，大部分旧改项目是以小业主、小开发商为主，他接触的一些小业主、小开发商，如果他们改造的工业园区物业要按政府鼓励流转形式进行的话，程序及各方面制约太多，现实中不少人是自己租下物业，然后在诸多法律法规“夹缝”里进行工业园改造。建议在某些方面，政府可以“管得少一点”，而对另一些能优化城市形象、城市空间的导则性规定，应细化，“在政策上引导多一点”，让改造项目能真正起到城市更新优化的作用。&&&&“无证驾驶”对于民营资本的融资，会不会形成很大掣肘？赖寿华说，由于没有规划许可，也就不能更换相关权属登记证明，民营资本只能采用经营权来贷款，在项目建设阶段银行信贷资本基本上进入不了，政府为促进产业园区和孵化器建设的贴息资金也申请不了。&&&&天河区工业园改造项目“智汇PARK”的负责人刘栋坚对融资之难深有感触。他坦言，由于整个物业是租回来的，“实际上融资难度非常大，我们向银行贷款是把自然股东的房产押出去的，而且银行给的贷款周期非常短，要一年到三年内就把款还完，租金回收却很漫长，前期非常紧张”。而时代地产执行董事、深莞分公司总经理岑兆雄也感叹：这种项目真的不容易做，说得难听一点，要“土豪”才愿意去做。这里是13年的回报期，投入4个亿，只不过整个国际单位本来就有两个项目有产权，可以用广州市的旧厂改造方式往下走。&&&&对此，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副局长邓堪强现场支招。他说，如果用地性质不改变，但用作科技孵化器功能的话，按照省政府“1号文”还是可以分栋分层确权的，在政府政策已经最大程度专门给予出路，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其他部门也要相应出台指引，“城市更新工作涉及很多部门，如果仅仅一个部门往前走，别的部门不一起走，就一定走不下去”。不过，随着现在广州市已经出台的“1+&3城市更新新政”，《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也赋予很多部门新的职责，实施得好的话，“未来各个部门之间也会逐步理顺(各种衔接合作关系)”。&&&&赖寿华对邓堪强的现场回复马上“点赞”：“很多部门现在还是禁锢在传统思维方式里，按照‘本本’办事，不敢碰新问题，去咨询他们也不敢回答，要等‘上面’出文件。建议这些部门像工信局、更新局这样下沉服务，到园区去指导，而不是像衙门一样等大家上门”。&&&&3&&&&城市更新如何促产业升级？&&&&专家称要确保房价稳定，配合产业结构调整&&&&智汇PA&R&K项目在改造之前，工业厂区产值约5亿元，纳税只有数千万元，而改造后预计未来可创造年营业额50亿元以上，为地区经济带来近4亿元税收收入。同样，改造后的时代国际单位项目每年可为政府增加约5亿元税收。可见，旧的工业退出，新的商业进入，相应产业随之升级，“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可谓相得益彰。&&&&广东省社科院区域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说，像广州、深圳等城市房价、地价不断高涨，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的确要考虑其理性问题，此前传出深圳华为、中兴把企业的制造部门搬走就是一个信号。在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没有起来以前，居高不下的房价跟产业是不可能配套的。对此，国外是有经验的，如以色列、荷兰、德国，他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做得不错，有共同特点，房价很低，国家以法律限制社会通过炒地炒房来发财，“政府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不要让房价莫名其妙地降，也不要疯狂地涨，而是要配合产业结构调整，确保房价稳定，这可能是国外一些城市在转型中最可贵之处”。&&&&与丁力从宏观层面的理解不同，高力国际咨询服务部华南区董事陈厚桥则从商业地产如何运营的微观层面理解两者关系。他说，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相辅相成、互相支持。产业升级如果更成功的话，城市更新项目可以得到更多产业支持、有更多客户群体。城市更新项目的平台做得更好，产业在此落户可以发展壮大，才能够升级。&&&&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副局长邓堪强表示，城市更新的目标，已由原来单一目标转向如今的综合多元化，城市更新已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平台与抓手，而产业转型升级实际上就是城市更新的一个目标，在目前市更新局实际推进的项目中很多就是与产业转型升级有关，包括特色小镇项目、村级工业园区升级改造项目等。&&&&4&&&&城市更新如何让各方共赢？&&&&公众参与是解决交易成本、推动城市自我更新的重要条件&&&&政府希望城市环境面貌提升、产业可以转型升级，开发商希望得到利润，原业主盼着有可持续的收入，附近村民或居民希望居住或就业环境可以改善、历史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而改造后新入驻的创业者想要较为便宜的租金和完善的配套服务。各怀“诉求”的利益相关方都希望能在改造项目带来的增值收益中“分一杯羹”，只要一方不让步，项目便可能难以推进。“城市更新如何获得共赢”，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城市更新能否向前迈进关键一步的核心要素。&&&&广东国地资源与环境研究院副院长、广东卓越土地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智华认为，城市更新的利益狭义上可以理解为参与更新实施各方所取得的利益，广义上则包含区域、城市的人居环境改善、产业提升和财税增值等方面的要素。城市更新利益调节本质上是对城市土地发展权的分享，而各方的利益分享应是建立在更新项目按改造设想得以顺利完成的基础之上，“利益调节的方式、幅度是每个城市按照自身状况和策略眼光确定的，自身状况包括改造的迫切性、土地财政依赖等，策略眼光可通俗理解为对利益的‘一口吃’还是‘养大后慢慢吃’”。&&&&对于深圳、佛山南海的城市更新改造强调“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方针，陈智华赞这些城市“在利益调节上政府先行让利的做法，激发了原土地权利人和市场资本的积极性，为城市更新注入了活力，提升了效率”。他以深圳为例说，深圳由于自身新增土地极少，土地供应基本来自存量土地改造，更新迫切性很高，深圳作为创新型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低。&&&&对于“利益共享”的理念，参与过多个旧改项目操盘的岑兆雄也大赞南海的改造模式，“从土地的使用人到镇政府到区政府到市政府，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去推动一个项目的改造，充分调动了所有人的积极性”。&&&&谈到广州的城市更新将引入“公咨委”制度时，陈智华觉得采取“一项目一会”方式很具针对性，起到润滑剂作用，这也有望加快改造项目顺利推进。“公咨委制度的出台，反映出政府已认识到城市更新不仅只关系到更新活动的各参与主体，也关乎社区、城市的整体利益”，公咨委要在城市更新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公咨委提的意见不能只是从某个项目角度考虑，而应能够从整个片区、城市的角度从长计议；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对收集到的意见予以尊重接纳，将合理建议转化到相关职能部门的实际操作中。&&&&对于公众参与促进城市更新问题，中山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李邭在厦门思明区鹭江文化剧场公园附近约3万平方米的区域做过的一个社区微改造项目，让他收获颇丰。该项目主要通过组织政府部门、商家及各类协会等社会机构、高校师生等人群组成的工作坊开展社区微改造。李郇认为，城市不是规划者的城市，也不是领导者的城市，而是所有人的城市，“美好环境共同缔造的内涵是什么？就是一个治理的空间，这个地方由政府、公众、企业、社会组织多种社会形态以协商共治形成的管治体系，而不是单纯由居委会、由政府来建立的管治体系”。&&&&但他同时认为，在我国整个行政管理体制和社区管理体制下，旧城改造的公众参与是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共同相互作用、协商共治的过程。不能完全自发去做，也不能完全由政府主导。旧城改造是在产权多样化、交易成本提高的情况下进行，公众参与是解决交易成本、推动城市自我更新的一个重要条件。&&&&建言&&&&广州城市更新应该怎么整？&&&&陈智华：城市更新是发展权的分享，它的利益调节应该是以实现共赢格局为目标，应该根据市场变化来实时调整。&&&&刘栋坚：城市更新还是自下而上更好；城市更新离不开人，应该以人为本。&&&&陈厚桥：城市更新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来引领，每一个项目应该认真研究，不要做生硬的“一刀切”，不要套入一些固定的模式。&&&&岑兆雄：政府可以不用花这么多力气，可以轻松一点，不一定要管那么多，让它自由发展一段时间，可能会更好一些。&&&&邓堪强：科学谋划，从容有序。&&&&赖寿华：希望城市更新能够成为广州城市发展的战略和公众政策，而且在各个部门、各方面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下，“回到事情的本质上来”。&&&&李郇：产业培养很重要；文化引入很重要，旧城改造中没有文化就没有任何意义；多元参与也很重要，只有多元参与，成本才能不断降下来。&&&&黄睿：对于城市更新，不是改立面，要改的是精神层面的空间，赋予它新的功能定位，让它的空间满足人们精神上更高的需求。&&&&罗伟玲：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和都市再生的工具，作为一项可持续的工作，建议政府更多地关注社会价值和城市整体形象的提升，把土地收益再合理让渡给相关利益方，政府在更新改造中的经济收益更多地体现在城市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带来的税收等方面的增加。&&&&黄慧明：城市更新就是社会、经济、人文在城市空间的平衡循环演进，让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都做得最好。&&&&王媛媛：要真正让一个旧项目在城市更新中发挥它的活力，应该从硬件到软件，从招商到运营一气呵成，一环都不可以缺少，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整个旧项目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真正地焕发出它跟原来不一样的活力。&&&&AⅡ05-07版统筹：南都记者&张艳芬&&&&采写：南都记者&魏凯&实习生&湛婷　摄影：南都记者&陈坤荣如何整合发挥区域化单位资源优势，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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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PPP落地生根：有契约精神政府社会资本和公众方能共赢
文章导读：
截至目前，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公布推荐的PPP项目有6650个，计划投资额8.7万亿元，涵盖了道路交通、环境保护、城市公共事业等多个领域。
【高端对话】高端对话 之 高峰论道&&如何让PPP落地生根
PPP有了契约精神，政府、社会资本和公众方能共赢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张伟 |论坛现场报道
2013年以来，我国积极探索创新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通过推广、运用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领域，着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双引擎。截至目前，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公布推荐的PPP项目有6650个，计划投资额8.7万亿元，涵盖了道路交通、环境保护、城市公共事业等多个领域。
&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在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加强供给侧的改革。推广PPP模式就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配合，很多的项目关系国计民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历史意义。
在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副主任焦小平、河南省财政厅厅长朱焕然、亚洲开发银行高级项目官员肖光睿等，畅谈PPP如何落地生根，三方共赢。
《中国经济周刊》编委&张璐晶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心副主任 焦小平
河南省财政厅厅长 朱焕然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项目官员 肖光睿
中国水环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侯锋
筑成集团董事长 王惠波
四川大学教授、世行PPP项目顾问 陈传
首先问一下朱焕然厅长。我们知道PPP一般存续的时间非常长，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何来保证契约精神信守承诺，直白一点说，就是我这个项目不受换人换届的影响，如何获得社会资本的信任，如何做到政府和市场的互动？
政府和社会资本必须是平等的合作伙伴，构成双赢的契约关系
这恐怕也是多数社会资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招商引资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过程中，广受诟病的有&三拍&，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承诺，拍屁股走人，这是社会资本最怕的。这对地方政府的信用损害很大，对社会资本的利益损害也很大。在推进PPP的过程中，怎么样确保契约精神得到落实？我认为有几个方面：一、引导政府和社会资本，一定要把对方当做平等的合作伙伴。政府的习惯是把社会资本和其他当成是管理的对象，这在PPP合作里可能就有问题。在PPP的合作模式里，社会资本也不能客气，不能将就政府、迁就政府。二、两者之间必须构成双赢的契约关系。作为政府来讲，最关心的是物有所值的评价。如果不是双赢的契约关系，有时候一方毁约可能是很难避免。作为社会资本来讲，最关心的就是财政承受能力的评价，如何确保政府的付费是有确认来源的。作为政府、作为财政部门来讲，我们在推进PPP过程中，除了确保关键环节规范操作之外，重点是通过编制财政中期规划，实际上是滚动预算的管理，确保政府应该付的费必须是分年度进入预算的，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以确保社会资本正当的、合法的利益。
第二个问题是给肖光睿先生。我们知道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难题，作为多边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如何在未来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通俗点来讲，亚行是否要多给中国投点钱？
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标准的、合规的、值得推广的模式
近年来，亚洲开发银行一直在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落地PPP的制度和模式，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援助的资金，支持PPP相关的立法和政策制定。
下一步来讲，我们也在积极地寻找一些合适的项目，提供具体的一些资金的支持。亚行本质上是国际金融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最重要的支持项目、选择项目的目的，是为了做示范项目。我们制定这么多政策，这些政策如何执行，如何落地，如何才是一个标准的、合规的、可复制的、值得推广的模式，这是我们选择和支持项目最主要的考虑。
亚洲开发银行跟英国的经济学人智库合作，每几年会做一个亚洲地区各个国家应用PPP的国别成熟度的一个评估报告，对相应国家的相关政策制度的框架，以及政府行政机构的一些设置、市场的认知、投资人的热情，包括政府官员执行的能力相匹配的金融工具等等，用PPP会有一个横向的比较。目前横向比较，中国在亚洲地区来讲，大概是中等略偏上。尽管我们落后于同地区的日本、韩国甚至印度，但我相信，随着这一轮继续的制度完善、在执行过程当中问题的解决，未来整个中国的PPP环境能够更好。
第三个问题提给侯锋先生。包括空气、水在内的环境治理问题迫在眉睫，我想问一下侯总，您会用PPP的方式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吗？你们集团是怎样做的？
在环境服务公共产品中，PPP有非常大的优势
在环境服务公共产品中，我认为PPP有非常大的优势。环境治理项目本身是系统性的，牵涉到方方面面，包括产业转型、制度建设、投资等等，而PPP恰好是提供了一个统筹的平台和原则。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创新。
要解决雾霾，要解决水环境治理的问题，有四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投资需求大；第二，需要长期的运行费用；第三，技术在哪里？第四，环境问题，我这里治理好了，是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但是它是否也为别的地方做了贡献？这个问题确实摆在政府面前，这就需要统筹和创新。
现在PPP很热，政府需求也很大，在环境治理上想进入的企业也很多，至于如何能结了婚又过得幸福，我们有三个方面的体会，供大家参考。一、这个项目是否确实能惠民生？政府真的观念转变了吗？是否转变了职能，真正去购买服务，真正做好公共监管，真正和企业、老百姓三者共赢？二、企业自己准备好了没有？有没有这个能力？你过去是一个单一产品的提供者，要么做设计，要么供产品，要么搞施工，现在是对全流程产品的质量终极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十年、三十年，乃至一辈子。三、环境治理和其他公共产品有所不同，就是老百姓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做到参与、监管和爱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环境购买服务的支付者，但每一个人又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因此要尽量引入公众参与进来，确保PPP项目透明，接受监督，同时要倡导公众去爱护环境，从身边做起。
我有一个问题问王惠波先生。您作为民营企业的代表，有没有想清楚是否要进入PPP领域？您准备好了吗？
民营企业更希望得到政府支持
非常感谢主办方给予这样一个机会。我是民营企业的代表，我们所经营的是传统的行业，经营过投资、房地产、建筑公司，也经营过一些旅游产品。随着产业不断地发展，我们也大胆地做了一些节能环保材料的研发，智慧农业方面也做了一些探讨。同时，在2015年随着国家高尔夫球场退出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我们又选择了做医疗、养生、养老这么一个项目。企业从获利比较大的环境下选择了向相对低端的行业、低收费的行业转型，我们拿出自己优秀的资源来跟公共资本结合，最大限度地在企业当中分享利益。我们更希望在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各级政府给予的支援、支持和政策方面的指导。
下面这个问题提给陈传老师。我们知道，物有所值在PPP中是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如何量化风险，尤其长期风险，是PPP工作当中很重的一块任务。请您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PPP项目流程中，第一重要的是物有所值评价
整个PPP项目的流程，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做一个评估，也就是物有所值的评价。物有所值评价的概念非常简单。我们假设，用传统模式做一个项目，对政府来说的成本有多大；再假设按照PPP的模式来做，成本有多大。比较之后，谁的成本低就用谁的模式。我们用一整套的计算流程来做这个工作。
乍一看，有些专家会很怀疑：社会资本是逐利的，同时需要有融资，融资是有成本的；此外，它还要缴税。有了这些限制条件后，为什么PPP模式还要比传统模式低。因为这个成本是广义的成本，还包括一些风险的成本，还包括因为政府所拥有的一些优越条件或者不利的条件，经济系数要有所调整，但最重要的是风险的调整。我们做物有所值评价，要解决一个及时的问题，就是要把风险算出来，如何把风险的概率，它的后果、延续时间勾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下面进入本场讨论环节。有一种说法：PPP是两个巴掌拍得响的东西，如何让掌声热烈而持久，真正让PPP落地？
政府和社会资本，都要&该强强，该弱弱&
企业方经常会担忧一个问题，如何来保障政府方的支付，或者政府方长期的合作。大家有时候会觉得一些地方政府很强势，可以朝令夕改。这一轮国家推动PPP，要规范政府的行为、约束地方政府违约的可能性，最关键的还得依靠法律制度和政策框架制度的完善。可喜的是，一系列的顶层设计都在做。其实，政府一方面强，另一方面又很弱，因为一系列的要求都对地方政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阶段，一方面，我们要进行政府的能力建设；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要借助第三方的专业力量，来支持、弥补政府的弱。双方在合作中，该强的地方得强，该弱的地方得弱。
PPP要做好，必须&三方共赢+契约精神&
首先，PPP需要三方共赢，这是政府、企业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本性。第二，是契约精神。我们在贵阳市做的一个项目，第一、二期都很好，今年国家推动增加供给，资金成本很低了，与两年前形势不一样了，怎么办？第三期合同还要不要实行？当地领导讲的话，使我们感受到PPP的温暖和契约精神。他们说：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他们带着钱把这件事干得这么好，我们又省了那么多钱那么多地，现在成本降低了，我们政府不能违约。
找到利益的平衡点，是保持PPP健康发展的最核心问题
作为合作的双方，怎么找到利益的平衡点，是保持PPP健康成长、发展、推进的最核心问题。从政府操作者层面来讲，就是两句话：丑话要说在前面，机制跟在后面。丑话说在前面，就是在签合同定契约时，一定要把所有该谈的事情谈清楚，谈在桌面上，签在合同上。机制跟在后面，比如要有合理的定价机制、调整机制和付费保障机制。作为社会资本，作为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你怎样高效率地、高质量地、按合同约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让老百姓满意，这也很重要。
民营企业非常希望把优秀资源拿出来，做公共服务
作为民营企业，我们非常希望把优秀资源拿出来，做公共服务业。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得到政府的配合，怎样得到政府的支持，怎样解决政府的担保问题、企业担当的问题？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专家的指导。我们有决心也有想法把这个事情做好，配合政府把公共事业平台搭起来，最终把真正的实惠让给老百姓。
政府应该有足够的胸怀来容纳看似比较高的收益
要让PPP能够落地生根，怎么判断一个收益是合理的，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现在往往是6%～10%，通常以8%左右作为合理收益，这可能过于武断。收益合不合理和风险相对应。在某些情况下，看似比较高的收益其实可能是合理的；在有些情况下，非常低的收益可能也是合理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心胸来容纳看似比较高的收益。
只有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能力都具备了，掌声才会热烈而持久
PPP就是一个商业交易。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是官办官营，PPP引入后，增加了官督民营购买服务新渠道。从政府需求侧来看，第一，要实现少花钱多办事，新路径比老路径的性价比更高。第二，政府该如何与社会资本定价？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是显性成本，如建设成本、运营成本等。二是隐性成本，主要是风险成本。第三，支付保障问题，社会资本提供了服务，政府在验收合格后必须按合同付款。在使用者付费模式中，定价和调价都重要。第四，政府购买服务的需求要明确，在项目开发阶段，项目边界要理清楚。从社会资本方供给侧来看，第一，PPP主要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这是一个相对垄断的领域，如果定价机制合理、政府付费有保障，项目回报稳定，受经济周期影响小。第二，哪类社会资本适合做PPP？社会资本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否则就解决不了政府市场融资需要。PPP市场将会催生一个专业公共产品服务商的概念，服务商必须拥有建设运营一体化能力。用主持人的话来说，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只有政府和社会资本双方能力都具备了，我想掌声才会热烈而持久。
PPP也像足球赛，上半场是通过科学、规范、充分竞争，选择一个最有能力、最合适的资本项目人。下半场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融资问题，如何增强PPP项目对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的吸引力？
河南通过三个渠道支持PPP项目融资
河南目前主要的做法，对PPP项目融资的支持渠道有三个：第一个渠道是省财政注资，和相关银行、金融机构成立了一只PPP支持基金，大概50亿，这个基金分两个方面对PPP项目做一些支持：一是技术援助，是对政府的；二是给资本金的融资支持。第二个渠道是政府和三家金融机构总行成立的、主要做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三只基金，有3000亿，可以给纳入其中的PPP项目做融资服务。第三个渠道，对纳入到棚户区改造规划的PPP项目，可以通过开行提供融资渠道。这三个融资渠道，基本上可以满足现在PPP重大项目的融资需求。
多种金融工具缺失与PPP周期长不匹配
关于PPP项目如何去吸引社会投资人和吸引金融机构，首先必须明确一点：PPP这类项目的性质决定了它周期比较长，可能需求资金量比较大，但本身的收益率并不高。第二点，中国有一个比较薄弱的方面就是多种金融工具的缺失。金融机构支持的时候，更多是以贷款为主，债为主，期限都是偏短的。这跟PPP项目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周期是不匹配的。在整个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需要再融资，在后期项目进入稳定预期，有预期的稳定现金流之后，可以开发一些项目收益债，包括资产证券化多种的金融工具来支持，来满足服务于PPP项目全生命周期，这是现在非常需求的。第三，各种各样的基金，尤其是来自于政府端的基金，一定要做好，发挥积极的引导、推动作用，关注项目本身，而非交易对手。
财政资金应主要支持政府购买服务
关于PPP，既然政府购买的重点放在过程监管、交易结构和物有所值以及购买服务上，其实作为企业，在评判一个项目投资，包括和金融机构去对接的时候，有一个风险的收益评估。当你感觉这个项目政府的支付能力，风险相对较高时，其实企业投资要求的回报和金融机构给你钱的成本也会提高。我建议，国家各部委，甚至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投下去的钱，把相当一部分放在后面来，支持当地政府购买服务，这样会使社会资本以及金融机构得到很大的增信，同时也会取得比较大的放大。
政府、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均需客观评价市场机会
PPP项目通常涉及到三方，政府、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三者之间对PPP的理解有一个滞后的关系。就我个人观察，相对而言，政府可能比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又比金融机构对PPP的理解更深一些。往往政府开出一个条件，但未必被社会资本或者金融机构所理解。这就存在一个教育的问题。希望大家能真正理解PPP，理解PPP各方承担的角色、责权利的关系，才能评判是否参与。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价市场机会，才能把PPP项目落到实处。
PPP融资要转向项目融资，以现金流融资为主
关于融资问题谈三点：第一，在顶层制度设计里，生产、建设、融资风险由社会资本分担，政策、法律风险由政府分担，不可抗力风险由两方共同承担。PPP融资以社会资本为主，政府发挥辅助性作用。一般来讲，政府拿钱建立基金，以有限责任担保项目风险，不能再走传统融资平台老路。第二，PPP的融资要从传统的资产负债表融资转向项目融资，以现金流融资为主。第三，PPP融资有自身的特点：长期性和回报稳定。它分为一次融资和二次融资两大阶段。一次融资主要在项目建设阶段，股本融资、债权融资是主体，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很重要。PPP项目合作期有的长达30年，不可能每个人陪它到老，PPP融资有接力融资的特点。因为PPP项目抗周期性强、现金流稳定，非常适合做资产证券化。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解决不同风险偏好需求，同时也能让普通老百姓有机会分享PPP市场的机遇。
焦小平：创新与PPP
我想&创新&这个词在技术方面容易引起注意。对制度创新大家可能关注得少，但制度创新恰恰是所有创新的基础和保障。今天和大家分享如何在公共产品服务领域通过创新、通过市场来增加、改善和提高我们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效率。
在中国新一轮改革中，PPP是一种以供给侧改革为主、需求拉动为辅的体制机制创新。PPP已经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由财政部统筹推进PPP工作，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创新市场化供给管理模式，PPP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被赋予新的内涵。
新内涵主要包括三大核心要素：第一，竞争。要通过公开公平竞争方式选择社会资本。第二，政府与社会资本是平等合作关系。第三，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权利与义务如何分配？社会资本没有任何免费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义务，政府需通过向社会资本购买服务的形式，向老百姓提供价格性能比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以，2014年以后，如果还说PPP仅仅是一种融资手段，那是一种不全面和不正确的理解。
PPP是一次体制机制变革。宏观层面，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提升。中观层面，PPP模式必须落地到一个个具体项目上，决定其能否活动的关键是行政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微观层面，PPP是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管理方式的一个创新，追求物有所值目标。
PPP到底可以在哪些领域推广？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标准，经济发展领域划分为市场竞争领域和公共产品领域。在竞争领域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在准公共领域，一部分资源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这部分完全可以推行PPP，另一部分，比如政府管理领域可不可以搞PPP？比如财政部门，政府预算等核心业务绝对不可以请会计事务所来编制，但机关后勤等辅助性服务就可以，比如招待所等。
新一轮PPP改革顶层设计立足于实现公众、社会资本和政府三方利益共赢，主要是从制度建设、机构建设和示范项目等三大方面展开，追求物有所值价值目标。
PPP工作的总体形势判断与展望：一、经过两年培育和推广，PPP已经成为各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一个重要抓手。根据财政部PPP国家信息平台统计，地方推荐PPP项目计划投资额为5.6万亿；国家发改委的PPP推介项目有3.4万亿。从项目计划投资量看，可以说PPP已呈星火燎原之势。
二、PPP已经覆盖大多数行业，绿色低碳基础设施比例高。在城镇化进程中不优先发展绿色基础设施，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要打折扣。
三、PPP市场扩围之后，混合付费和政府付费项目将会越来越多。
四、中央部门和地方加大对PPP市场环境优化的支持力度。比如，财政部设立了1800亿PPP基金，山东省PPP基金也有800亿；地方纷纷出台奖补政策；土地、税收、融资等政策完善衔接工作也在进行。
五、中央和地方示范项目的标杆示范引导作用逐步显现。
六、目前也存在一些不规范的PPP项目，甚至一些伪PPP项目，把PPP当作变相融资平台用的情况也存在。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地方认识不到位，监督管理措施跟不上。
PPP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科学的、统一的、规范的、透明的PPP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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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贾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