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登山运动从国家行为转变为民间运动
作者：黄艾禾
中国的现代登山运动自上世纪50年代中起步，经历了从显示国力的国家行为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间运动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亟须在各方面证实自己的力量。登山是众多率先发展起的运动项目之一。
1955年初，苏联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发出了一份邀请，希望全总能派人去苏联学习登山技术。5月，全总派出了4个人奔赴苏联的外高加索，许竞、师秀、周正和杨德源，他们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批职业登山运动员。
次年的3月，中国登山队开始组建，他们的最初训练基地，在北京西郊八大处。当年4月25日，这支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的队伍在队长史占春的率领下，登上了3767米的秦岭太白山主峰，完成了自己的首次登顶。
以后的数年，他们与苏联运动员一道，陆续攀登了慕士塔格山(7546米)、公格尔九别峰(7530米)等，在1957年独立登上了7556米的贡嘎山顶峰，这一成功，为3年后的登顶珠穆朗玛峰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何选择在1960年攀登珠峰?
成立仅4年的中国登山队，去攀登世界第一高峰，而且是从人类从未上过的北坡，这与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由国家体委编著、武汉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登山运动史》一书详细披露了这一过程。
在1958年，苏联登山协会致函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请求组织中苏联合探险队，争取在1959年3月至6月间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就在这一年6月，国家体委正式成立中国登山协会，将原来隶属于全总的中国登山队及全国的登山运动统一管理，下设科学研究委员会和技术指导工作委员会，制定了登山学会章程、五年规划和运动员等级标准。攀登珠穆朗玛峰第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为了选拔攀登珠峰的队员，登山协会在北京香山公园举办了中国登山营第一期训练班，共有学员90名，其中科学工作者20名、大学生25名、解放军官兵26名、厂矿职工11名及其他人员8名。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都成了中国登山运动的骨干。
本来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1958年，中国登山队派出两批运动员到苏联受训，1959年5月间中苏联合登珠峰。两批共46名中国运动员如约到了苏联，且与苏联运动员一起登上了列宁峰等。但是到了1958年12月，中国地区开始爆发叛乱，预计次年5月中苏联合登珠峰不得不中止。
后来中国向苏联方面提出，将登珠峰计划改在1960年，但苏联却建议推迟到1961年。于是，国家体委决定，仍按原定规划，在1960年春单独从北坡攀登珠峰。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登山活动早已超出了单纯体育运动的范畴，成为了一次显示国家实力的行动。
以国家的名义登顶
为了保证这次登珠峰成功，从政府、国家体委到登山队的每一个运动员及工作人员，付出了经年的艰苦努力。从1958年10月开始，登山队各类人员160余人以国家体委参观团的名义分批进藏，训练对高山恶劣自然条件的抵抗能力和冰雪作业技术，然后又攀登了一些7000多米的山峰。
攀登珠峰所需的物资有近百吨，达200多种，政府特别为登山队准备了两架飞机，并抽调大批工人完成了定日机场的修建、从日咯则到登山大本营修筑起长达380公里的公路。气象工作者在大本营建起的气象台，相当于一个省级气象台的规模。
1960年2月，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正式组成，队员们来自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工人、家民、解放军、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和科研人员，全队共有队员214人，虽然最后登顶的只有3人。他们的平均年龄24岁。
在主力队员登顶之前，为保证他们不致体力过早消耗，登山队先组织了先遣队，建立起大本营及位于5400米、5900米和6400米的三个高山营地，队员们把几千公斤的高山装备、食品和燃料等先行运到这些营地。这支先遣队就有192人，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后来登顶成功的新闻里。
在正式登顶之前，登山队员们先进行过三次高山行军，一方面为适应高山环境并选拔登顶队员，一方面也运送一部分物资到更高的营地。高山行军本身也非常艰苦，第二次高山行军，到达7000米处的队员汪玑因严重高山反应而牺牲。到了4月25日，登山队又组织了第三次高山行军，共55名队员参加分成四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作为支援，负责修整路段、护送病号、运送急需物资、在7007米和8500米建立四号营地和突击营地，只有第四组的10人，任务是突击主峰。而这一次，又有队员邵子庆在7300米附近因严重高山反应而牺牲，全队有25人不同程度冻伤。
5月17日，登山队开始了第四次高山行军，这一次的目标就是突击主峰。
5月24日上午9时，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四名登顶队员开始向主峰进发。中午12点时，他们到达&第二台阶&，这座4米多的岩壁竟然花去他们3个小时，是刘连满用身体做&人梯&将队友屈银华托上去才最后登上去的。结果刘连满体力透支，只得留在了8700米处。
晚上7时，剩下的3名突击队员决定继续摸黑登顶。气象预报25日天气将变坏，这恐怕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后来他们在自述中这样回忆：&更主要是想到了党的指示和六亿人民的希望。所以决定只有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时机，不拿下顶峰誓不回头。&
这三个人，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在1960年的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才终于到达顶峰。他们带上去的除了一面国旗，还有一座的半身塑像。
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珠峰后，又在1964年登上希夏邦马峰。此后，文革到来，中国的登山运动陷入停滞。
直到1972年，中国登山队重整旗鼓，准备再度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对于再次登珠峰，中国登山队是雄心勃勃的。1966年时，他们曾准备在1967年再攀珠峰，而且要一举上去22人。因为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印、英、瑞等国历来从南坡登顶的总人数。后来还有过其他几种设想：登顶16人，这样将超过美、印登顶人数的总和;登顶10人，这样可以超过印度。1975年，再次攀登珠峰的队伍组成，共299人(其中登山队员125人，包括女队员38人)。西藏自治区还派遣了80名解放军战士和55名农民工加入了这支队伍。
日，中国登山队队员共9人成功再度登顶，其中包括了一名女队员：藏族运动员潘多。他们还在地球之巅上树起测量觇标，测得珠峰的精确高度为8848.13米。
&他们登上了过去被认为是做不到的(珠峰)北坡。&&这一成就将永远作为登山探险上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当时英国登山界这样评论道。中国登山队更成为亿万中国民众的英雄，一种精神样板。
山峰开放推动民间化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改革、开放总方针后，中国现代登山运动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与各国登山界进一步建立起密切联系并广泛开展各种交流活动。这一新阶段的到来，是以山峰开放为先声的。
中国境内的高山资源极为丰富，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登山界不断提出进入中国境内登山的要求。到改革开放前，美国提出过7次，奥地利提出过11次，日本最迫切，竟然提出过40多次。到了1979年，根据国家体委的报告，中央政府批准，中国境内的8座山峰对外开放。
从1981年起，来自欧洲和日本、北美诸国的登山界人士与旅游者逐年增多，到1985年中国接待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个团、队，人数达1250人次。
1984年初，中日联合攀登阿尼玛卿二峰，1988年中国、日本和尼泊尔三国双跨珠峰，1990年中、美和苏联联合攀登珠峰。
中国的登山界也由此开始了解在政府组织登山之外的其他形式：不再是靠政府拨款，而是利用外国资金和自筹资金;不再是清一色的专业队，而是专业与业余爱好者的组合;不再以政治任务为目标，而是为了开放和国际交流。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登山运动更进入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阶段。
1999年，由王勇峰、马欣祥率先尝试开展了两次带有商业性质、参加者完全自费的青海玉珠峰(6178米)的登山活动。同年，西藏登山学校成立，培养中国的高山探险服务人员。
2001年，西藏圣山探险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全新的高山探险商业操作模式。该公司每年组织以攀登三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为主的商业登山活动。之后，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开始组织攀登海拔5000米以上山峰的高山探险活动。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登山活动，就是2003年的攀登珠峰。那次活动完全由业余登山爱好者组成，登山协会副主席李致新任总指挥，著名运动员王勇峰任队长。在国家登山队指导和西藏登山学校高山协作人员的协助下，成功实现历史上跨时最长的攀登珠峰现场直播(历时11天，每天直播2小时，登顶日直播6小时)，是对登山运动的一次极好的普及宣传。而这次登山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就是作为B组登山队员成功登顶的年已52岁的企业家王石。
&商业化登山的整个过程，包括前期的训练、整个的攀登计划、保障运输，安全方面的保证等等跟以前都是大不一样的，大为改进的。从这个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他能够走上去就行&。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攀岩攀冰部主任丁祥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的商业登攀所提供的各方面的全方位的服务保障已经非常的成熟。上世纪60年代我们国家队登上珠峰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那是一种人海战术，那个时候所有的装备器材，包括性能、质量等等都远远比不上现在的。而现在登珠峰几个人就可以做到。&
当然，如王石这样玩登山，在全方位保障之下登山是非常昂贵的，有人曾披露，王石为登珠峰已花费了300多万元人民币。然而对于普通登山爱好者，登海拔比较低的山的热情，已经无法阻挡。据国家体育总局的一项统计，近年来中国参与登山运动的人数虽无确切数字，但从事专业用品的商店已经从2003年的290多家发展到2007年的1500家，户外俱乐部现在已达1千多个。
丁祥华记得，他在1998年进入中国登山协会时，中国登山队的老队员主要是两拨人：1960年登山的一拨，1975年登山的一拨。&现在大部分人都退休了。剩下的一些个别人主要做管理，以及救援、培训方面的工作。中国登山队现在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无形资产意义上的牌子，只有在执行一些重大任务的时候，这个队伍才会起实际作用，比如在2008年我们搞奥运火炬珠峰传递，他们从全国各地区选拔一部分队员，来实施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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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 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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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 旅游
科技 · 健康1960年苏联单方面停止中苏两国联合攀登珠峰的行动
　　日4点20分，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藏族)经过数月艰苦卓绝的攀登，克服不计其数、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终于安全登上海拔8848米的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顶峰。至此，中国人在世界登山史上首次创造了从北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壮举！但是，在这一重大事件的背后，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两国间的体育交流自然也十分频繁。苏联“老大哥”一般要搞什么大的体育运动活动都通报中国方面，并热情邀请中国派人参观或者参加。
　　新中国建立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备受重视与关怀下，贺龙领导我国体育事业加快了全面发展的步伐。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贺龙选定登山、乒乓球和羽毛球作为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突破口。在国家暂时没有条件成立登山运动队、集中搞登山运动训练的情况下，贺龙等国家体委领导抓登山运动的方针是：先在全国物色有登山运动专长的人，由政府给予支持，使他们能够坚持发展这项运动，并且扩大参加登山运动的队伍。
　　那么，中国登山运动是怎样汇聚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而生逢其时出人意料奇迹般很快诞生的呢？1955年，苏联登山运动员要攀登苏联境内的扎埃莱山的海拔6773米的团结峰和6780米的十月峰。苏联方面向中国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征询中国方面的意见――可否派运动员参加。
　　贺龙指示国家体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商量后，决定由尚未组建成队的登山运动员许竞、师秀、杨德源、周正组成临时登山运动队，到苏联去攀登扎埃莱山。这4名运动员有着为国争光的强烈愿望，他们顽强拼搏、努力奋斗，竟然同苏联运动员一起登上了团结峰和十月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支临时登山队，刚刚成立就创造了这样好的成绩，为国争了光，也创造了中国登山运动史上第一个登高纪录。苏联登山运动员对中国运动员取得这样的成绩，既惊讶又佩服。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他说：“中国人就是要勇攀高峰。”
　　于是，国家体委开始酝酿成立正式的国家登山运动队。1956年3月，在北京西郊八大处，中华全国总工会组成了新中国第一支正式组建的35人的登山队，史占春任队长。当时对第一支登山队实行的是“双重领导”，在业务上归国家体委管，在建制上归全国总工会管。这支登山队虽然刚刚组建，但大家都斗志昂扬、意气奋发。
　　地球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9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中国的登山运动在1956年以前还是空白。从1956年到1958年，这支年轻的登山队先后征服了秦岭山脉主峰太白山峰、苏联境内高加索山脉的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慕士塔格峰、公格尔九别峰、贡嘎山、镜铁山主峰、“七一”冰川主峰、祁连山脉主峰疏勒山、“列宁峰”和“莫斯科――北京峰”，其中最高的公格尔九别峰为7595米。这标志着中国的登山运动开始良好起步。
　　苏联方面也有大国主义倾向，他们总想抢在中国人之前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为了发展登山运动，更虑及这个运动是一项特殊的运动，在管理上要更加严密一些，按照贺龙的指示，国家体委专门成立了一个登山处，负责规划和指导登山运动的开展。
　　登山处成立后，贺龙确定了登山运动的新目标，第一个提出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任务。他把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副部长韩复东调到国家体委任副主任，并且当面向韩复东交代了近期体育工作的三项具体任务：一是要在1960年5月登上珠穆朗玛峰；二是同年在河内举行的中、朝、越、蒙足球锦标赛上要拿冠军；三是要在1961年第26届乒乓球锦标赛上搞得像个样子。
　　那么，贺龙缘何要在中国登山运动起步阶段就把攀登珠峰作为国家体委的第一位任务呢？这里面是有他深思熟虑的原因的。
　　本来，在中国的登山运动刚刚开始时，苏联方面对中国的登山运动给予了很大支持。他们在物资上给予援助，在技术上也热心指导，在赛事上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但是，1955年，苏联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苏联举办的登山运动时，就向中国方面提出了联合攀登珠蜂的设想。当时，全国总工会没有回复苏联。1956年中苏两国运动员联合登上慕士塔格峰之后，面对地球上还未曾有人登上去过的珠穆朗玛峰，苏联再次向中国方面提出这个设想，中国方面也没有回复。1957年9月，苏联100名功勋运动员联名写信给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并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两国联合组队组成中苏联合探险队，于1959年向珠穆朗玛峰挑战，在1959年3月至6月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物资主要由苏联提供，运动员也以苏方运动员为主，中国运动员跟随苏联运动员攀登。贺龙支持这一倡议，在原则上赞成中苏两国组成联合登山队。然而，贺龙认为，攀登中国境内的珠峰，中国运动员要起到主要作用，不能跟在苏联运动员后面。
　　1958年春，国家体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成立登山协会，就中苏联合攀登珠峰问题而有组织有步骤地准备好由以中国人为主攀登珠峰的工作报告。4月5日，中央批复同意了这份报告。4月8日，中国登山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贺龙出席会议并讲话。贺龙说：“中国这么大，高山这么多，山多宝多，解放的中国人民要踏上祖国的每一座高山，要给每座山峰作出结论，这是光荣的职责。”
　　足见贺龙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不仅眼光高远，而且考虑问题是多么全面！他不仅把攀登珠峰看作一项体育运动，也不仅把它与国家荣誉联系起来，而且把它与国家地质、气象等科学考察联系起来。他一直认为，以中国人为主攀登珠峰，与国家今后的发展和建设有重要关系。中国人在攀登珠峰的同时，还要肩负对中国西藏地区地质、气象等进行全面考察的职责。
　　1958年7月下旬，中苏双方就合作攀登珠峰进行磋商，确定了实施计划，达成了协议。贺龙让黄中向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等作了详细汇报，随即成立了登山指挥部。当时主管中国体育的贺龙副总理亲任总指挥，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张经武、第二书记谭冠三任副总指挥。与此同时，中国组织了登山集训队，首先在香山开始了训练。1958年8月，中国登山队奔赴苏联训练。9月7日，中苏各17名队员登上了7134米高的苏联列宁峰。1958年底，中苏协议付诸实施，双方联合组成侦察组，对珠穆朗玛峰进行了侦察。侦察高度最高达6500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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