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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供给瓶颈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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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供给瓶颈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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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对全国9省（市）22个合作社的调查&&&&&&&&&&&&&&&&&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制度供给的问题。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国民政府以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合作经济思想为指导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供给，还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思想为指导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制度供给，都是以政权的力量直接推动的强制性制度供给，这直接造成了对合作制原则的扭曲和异化，并以失败而告终。与此不同的是，梁漱溟和晏阳初的合作经济实验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的互助组――初级社，在顺应农民偏好的基础上坚持了合作制的原则，由此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遗憾的是，这些并不是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供给的主流。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制度供给问题，受制于我国农村的资源禀赋、村社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农民自身的素质等因素，相对于农民的潜在需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关键是如何突破制度供给的瓶颈以实现有效的供给。本文所选取的案例都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突破。这些案例是作者从对山东、吉林、山西、河北、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安徽等9个省（市）的22个调查过的合作社（见表1）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由于目前合作社法尚未出台，这些发起于乡土中国的合作经济组织尚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同时由于目前对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尚没有明确的思路，也没有相对成熟的模式可供参考，所以这些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一定程度上带有探索性和试验性，也较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本文作者在对案例进行分析时尽可能多做一些交待。本文选取的案例包括山东省鱼台县姜庄合作社，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百信合作社、胜利果乡农民合作社、太平百信合作社，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创办的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供给，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依据制度供给方式的不同，作者把它们划分为维权组织转型型合作社、学习+资金互助型合作社、消费积累+医疗合作+社会服务型合作社、联合购销+深加工企业+股权信贷+农业保险型合作社、附属于农民协会的合作社等。
表1 作者调查过的合作社一览表
所在省（市）&&&&&&&&&&&&&&&&& 地点&&&&&&&&&&&&&&&&&&&&&&&&&&&&&& 数量山东&&&&&&&&&&& 鱼台县姜庄&&&&&&&&&&&&&&&&&&&&&&&&&&&&&&&&&&&&&&&& 1吉林&&&&&&&&&&& 梨树县榆树台、李家庄、郭家窝堡村、林海镇&&&&&&& 4&&& 山西&&&&&&&&&&& 永济市寨子村、汾阳市栗家庄&&&&&&&&&&&&&&&&&&&&&&&& 6河北&&&&&&&&&&& 定州市翟城村、魏县邵西村、顺平县东五里岗村&&&&&&& 3& 河南&&&&&&&&&&& 兰考县贺村、南马庄、胡寨村、陈寨村&&&&&&&&&&&&&&&& 4湖北&&&&&&&&&&& 房县三岔村&&&&&&&&&&&&&&&&&&&&&&&&&&&&&&&&&&&&&&&& 1重庆&&&&&&&&&&& 綦江县丰岩村&&&&&&&&&&&&&&&&&&&&&&&&&&&&&&&&&&&&&& 1四川&&&&&&&&&&& 仪陇县金城镇&&&&&&&&&&&&&&&&&&&&&&&&&&&&&&&&&&&&&& 1安徽&&&&&&&&&&& 阜阳市南塘村&&&&&&&&&&&&&&&&&&&&&&&&&&&&&&&&&&&& 1&&
一、 维权组织转型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我国改革发展的现阶段，由于利益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某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尤其是经济利益、土地利益引发的农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突出。此外，由于一些基层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偏差，以及腐败问题、乡村恶势力抬头等多种因素的干扰，极大地激起了农民有组织、依法抗争和无组织、不合法甚至非法反抗的情绪，迫使一些地方的农民走向“维权”之路。当前在全国很多地方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民维权组织，其中以湖南衡阳、安徽阜阳、江苏沭阳等地的诸如“代表队伍”、“农民维权协会”、“农民发展协会”组织最为典型，这些组织的绝大多数维权活动基本保持在法律框架之内，但是都处于灰色状态。由于政府部门对其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缺乏对农民必要的法律和组织管理的培训，这样使少数本来文化素质较低的“上访代表”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意识，对自己行为目标和方式也缺乏系统的思考。某些具有激进的主张者，试图利用目前农民维权组织不能纳入到正常体制管理这一状况，进行一些非正常的活动。在上述情势下，单靠限制和取缔的办法，只能激化矛盾。比较妥当的办法是积极引导现有的维权组织转型。在目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供给过程中，合作社领袖的缺乏和由于经济主义逻辑所引致的农民之间的极端不信任，使得合作社的发起缺乏最根本的基础。而维权组织恰恰在这方面可以突破。在长期的维权过程中，面对来自强势的压力，维权组织形成了天然的领袖和权威，形成维权组织内部群众对于领袖的高度信任，这为合作社的制度供给提供了组织准备。与此同时，维权组织通过向合作经济组织转型也解决了自身所面临的困境。维权组织由于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大多走上了上访的道路，上访无果后，陷入了绝望之中。尤其是维权组织的领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有的甚至倾家荡产。这对于小农家庭是难以承受的。维权组织单一的行为目标与农户的多重行为目标之间产生了矛盾，农民的维权应该在一个能够满足农户多重行为目标的组织里才能稳定和长久。农户是一个社会与经济功能合一的单位，它既是从事农业经营和农业生产的经济组织，又是人们建立在姻缘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活组织，同时又是小农村社制社区中的一员。在此基础上，农户不仅具有生产、消费、积累等经济职能，还有生育、教育、文化等社会职能，同时还要承担社区的公共职责。与农户的多重职能相对应，农户行为的目标也不是单一的。它包括改善家庭生活、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增加家庭收人、提高社会地位、拓展公共生活空间等多个方面。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这一系列目标的权衡结果，就构成了农户行为的基本框架。作为以农民为主体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户的多重行为目标。同时，综合性的合作社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载体。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十一五”规划中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不仅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等经济发展目标，还包括“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民主管理”等社会和文化发展目标，这与农户的多重行为目标是吻合的。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通过综合性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不仅通过互助、互救的方式维护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提供了公共服务，而且农民还可以通过该组织维护自身权益、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社会对话的成本，同时还是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山东省鱼台县姜庄村的姜庄合作社就是一个从维权组织成功地转型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典型。
案例1：山东省鱼台县姜庄村姜庄合作社。姜庄村位于山东省南部，临近微山湖。该村有370户村民，1900人。人均年收入约2000元，耕地面积约为9分，主要用于种植水稻和小麦。编织稻草帘子是该村传统的副业。村民每人有半亩微山湖苇地，所产的芦苇也可用于编织。上一届村干部在未经村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把全部的苇地出售给外地人从中渔利，引起村民的强烈不满，前任村支书因此被村民大会罢免。在抗议村干部出售苇地的活动中，姜庄村村民马宜场是主要带头人之一。在维权过程中，由于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村民与当地政府关系十分紧张。在问题不能在当地解决的情况下，马宜场到北京上访，无果而返。2004年4月，他正好有一个机会参加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组织的农民组织化建设培训，回乡后向村民宣传合作社知识。5月1日到7日，大学生支农调研队一行19人在姜庄开展农民组织化培训等活动。由于马宜场在当地的影响，同时在支农调研队的推动下，姜庄文艺宣传队很快成立，文艺队分为表演队、秧歌队和武术队三个分队，共有成员100多人。6月30日筹备成立姜庄合作社，10月以养殖协会的名义在鱼台县民政局正式登记为社会团体法人。该合作经济组织现有社员130户，人口600人，土地600余亩，股金22010元。该合作社是一个融农资服务中心、养殖协会、妇女协会和老年协会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在合作社的统一领导下，设立农资服务中心和各种协会，力求以合作社为整体推动社区内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合作社下设三个协会：养殖协会、妇女协会和老年协会。养殖协会又下设养猪协会和养兔协会。妇女协会下设养鸭协会（见图5-1）。图5-1 姜庄合作社结构图该社通过设立各种协会的方式，发展了生产，增加了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种组织的发育和牵制，促进了村庄的和谐发展，也引起了当地政府对于农民利益的足够重视，并开始给以相应的扶持。1．合作社目前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合作社设立农资服务中心以优惠价向社员提供生产资料，包括农药、种子和化肥等。种子化肥以原批发价售给社员。以稻种为例，2005年初，合作社与鱼台县种子公司达成协议：种子公司将稻种运到姜庄村，以每斤2.9元的价格出售给社员及其他村民，而该稻种在当地市场的零售价是3.5元。由于社员联合购买稻种，数量较大，种子公司愿以低价出售。而且该公司每售出1斤种子，将支付合作社0.2元作为返利。销售时，购种的社员直接付款给种子公司，而合作社的管理人员则记录社员的购买数量，以便今后按交易额向社员返还利润。合作社以优惠的价格向社员出售农药，以市场价提供给非社员，农资服务中心的售货员为合作社社员，其报酬按其销售农药销价与进价的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该售货员月收入大概为100元。这种分配方式充分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该售货员表示满意。卖农药的盈利按照合作社的章程60%按照交易额返还，20%为公积金、公益金，20%为股金分红。合作社设立各种养殖协会发展养殖业。养殖协会实行四统一：统一购买畜（禽）苗、统一供应饲料、统一防疫和统一销售。养殖协会有两种运作模式：一是在四统一的基础上采用集体养殖的方式，如养猪协会和养鸭协会；二是在四统一的基础上采用分散养殖和集体养殖 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是分散养殖，如养兔协会。 合作社设立生产资料门市部和养殖上实行“四统一”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统一购买生产资料价格便宜，且质量有保证；统一防疫大大增加了防疫的科学性，降低了养殖风险；统一销售则降低了养殖户的谈判成本，增强了其在市场上的谈判能力。2．合作社公共空间的开拓。（1）合作社定期出黑板报，宣传党和国家对农村的方针政策、宣传合作社的基本知识；定期在合作社内部出版报纸《新姜庄》，反映合作社的新风尚，反映社员的心声。这不仅十分有利于党和国家好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在合作社内部乃至整个村庄树立了正气，大大激发了社员的斗志。（2）合作社设有秧歌队、腰鼓队、武术队等表演团体，在这种团体表演中，社员不仅获得了身心的愉悦，而且这种共同组织起来的文化活动，使社员之间相互嵌入，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开拓了合作社的公共生活空间：“晚饭后，合作社的文化大院热闹起来。 合作社的广播响着《八月桂花遍地开》等音乐，秧歌队、腰鼓队在泥泞的场地上施展身手。女人们在跳，男人小孩和老人边看边拉家常。多少年了！终于看到农村的集体文化娱乐活动了。记得上一次看到还是我八九岁上，家乡过年时有过旱船表演。 石勇《被文化殖民的农村》和王晓明老师的《L县见闻》对资本主义/都市文化侵入农村都表示了关注甚至忧虑。这样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但道理并不在于资本主义/都市文化包围农村后对农村的疯狂掠夺，而在于都市文化将摧毁农村文化原有的多样功能，使农民像市民那样逐渐被原子化。电视或许比秧歌更能给人带拉快乐，而秧歌则显得单调，但秧歌可以把人从家里聚集到一个公共场合，人们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进行交流，妇女的积极性和组织能力也会在这里得到提高。这样的活动并不单纯是娱乐，他与合作社的其他工作相关，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许多合作社建立之初，几乎都要举办一台文艺晚会，晚会结束后村里的各种人开始聚集，合作社的创建工作也就开始展开。相比之下，电视则是以家庭为单位，以单纯的娱乐、休息为目的，它无法起到凝聚人的作用。至于赌博等其他方式，更不用提。” （3）社员把生活中的酸甜苦辣自己编排成节目进行表演。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广告和时尚为工具，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侵入农村，以农民为本位的价值观日渐被边缘化。都市文化侵入农村，这些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与农民的喜怒哀乐是不想干的。农民需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展现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农民们沉浸在自己编排的节目的情节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比如合作社社员编排的快板《四十点》充分反映了农民的人生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合作社的好人好事多》反映了大学生在帮助他们成立合作社过程中的好人好事，尤其是热情赞扬了一名叫“陈科灶”的大学生的勇敢、坚强和吃苦精神；一首没有起名字的秧歌歌词歌颂了党对农村的好政策，尤其是2004年和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表达了团结互助共建小康的美好理想；《乡村歌谣》则反映了农民生活的艰难：高昂的学费只有让孩子过早地离开校门，未过门儿媳妇的彩礼让老人伤透了脑筋，儿媳过了门，爹娘没处蹲，只有住进老年村（是指在村边老人们盖起的低矮、狭小的房子，原来的好房子留给儿子住――作者注）；小品《谁是爹》反映了农村重男轻女的问题；快板《小许买梨》则反映了婆媳关系问题等等。（4）合作社成立了妇女协会和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和老年协会在调解家庭矛盾、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从维权组织到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的转型，合作社社员不仅分享到了合作社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开拓了农村的公共生活空间，提高了社员在村社内的社会地位，更重要的是，农民可以借助这个组织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从对抗性的被动维权，发展到通过组织有理性的主动维权，有利于形成和政府之间的良好沟通机制。由于综合性的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多重行为目标的一致性，因而也就更具有稳定性。由维权组织转型的合作经济组织由于天然的领袖和权威，以及在维权过程中的组织基础使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大大降低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实施成本。对于这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来说，非常具有中国的特色，其在发展过程中将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社区内部处理好和村委会的矛盾。这种矛盾又夹杂着家族矛盾，错综复杂。二、 学习+资金互助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供给中，资源禀赋、宏观管理体制、工商业资本的挤压等等固然都可以成为制约合作经济制度有效供给的因素，但其实这里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也就是农民的因素。这个人是社会的人，既要受到自身文化素质的影响，又要受到传统村社文化的制约，同时这个人又生活在村社内的熟人社会中，没有人的思想的变革，是不可能真正形成新的制度变革的。尤其是对于有着特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合作经济组织来说更是如此。没有合作社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即使合作社成立了，合作社也往往并不是因为没有经济利益而解散，而是因为有了经济利益而解散。合作经济这个舶来品要嵌入到我国小农村社制的特定环境中，来自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是更加持久的，也就是说，在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变迁中，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将是一个渐进的、长久的过程。我国已经有近百年的合作经济发展史，也有近百年的合作经济文化传播的历史，可是目前农民对于合作社的价值观的道德观仍然主要是无知和偏见。毋庸置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但嵌入到我国小农村社制的制度环境中，其健康发展的条件是文化先行。没有文化先行的合作社是难以长久的，这也已经被国际合作社的发展经验所证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持续发展遇到的另一个瓶颈是资金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城市的战略和比较利益的原因，促使资金大量从农村流向城市，加之近几年来，农业银行退出农村市场，为农民服务的农村信用社也进行了商业化改革，所以现在农村一方面资金匮乏，另一方面却没有正规金融市场为其提供资金融通，农民融通资金要么是人情债务，要么依靠高利贷。发育以农民为主体的金融组织可以有效地填补这一空白。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在以上两个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该合作社通过开办农民合作讲习所，加强学习，改造了社员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坚定了社员对于合作社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增强了合作社的凝聚力。合作社社员通过学习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没有亲眼所见是很难想象的。同时该合作社还创办资金互助合作组织，该制度创新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在2006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对该合作社首创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模式予以鼓励和肯定，并提出“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资金互助组织的制度创新，从现实的发展阶段看，一定程度上帮助社员融通了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需要，并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同时资金互助组织还进行了相应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资金互助组织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通过自下而上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逐步发育，可以成为国家政策银行或商业银行的资金有效地传导到农户的机制，有利于国家政策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引导和扶持，也有利于商业金融在农村规模化经营。
案例2 吉林省梨树县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该合作社位于梨树县榆树台镇闫家村九社。该村耕地面积680公顷，2300人，人均耕地约3亩。该合作社成立于日，截止到2005年8月，合作社共吸纳42户农民参加，经营土地45公顷，发展养羊400只，养猪350头，拥有大中型农机两套，固定资产总计154万元。1．农民合作讲习所。合作社讲习所学习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有关合作社知识，如合作社的理论知识，合作社的历史，合作社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现状；党和国家对农村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选集》，尤其重点学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老三篇，还有《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等；妇女权益保护法以及怎样用正确的方法去教育自己的子女；科技知识等等。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可持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培育新型农民，而这种培育不仅是技能的培训，更重要的是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培训。这里农民通过合作讲习所的自我学习和自我培训无疑具有深远意义。（1）通过普及合作社的基本知识，坚定了社员团结互助的决心和恒心。与其他经济组织不同的是，合作社是一个文化先行的组织，在目前我国农村对于合作社的无知、误解的情况下，合作社的学习更加显得重要。对此合作社的副理事长李辉对于合作社最初决定组织学习的动机作了如下的描述（李辉是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刚刚满20岁的小姑娘――作者注）：“没有文化的合作社是长久不了的，也没有生命力的。农民大部分文化水平不高，如果不学习，对合作社怎么搞也不清楚。日，我们榆树台百信农民合作社正式成立，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不少闲言碎语，有人说我们又开始‘吃大锅’、‘归大堆’了，还有不少人问我们‘啥是合作社’，还有个别干部以为我们在‘搞传销’。而我们因为文化水平低，也无法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些问题。我们理事会为此专门开会讨论这一情况，认识到应该通过学习来提高大家的文化水平。当时，‘工合国际’正在梨树搞合作社培训班，我们马上和他们取得联系，派社员代表参加培训。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天的学习，但是参加学习的社员感觉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国际合作社‘七项原则’等知识，很多内容对于我们来说是从来没有听说的，所以很快我们便成立了学习小组。由于理事长姜志国主抓合作社生产，平时也很忙，而我相对其他理事会成员来说，空闲时间也比较多，同时也基于鼓励我学习的积极性，理事会决定由我来主抓合作社学习。” 对于合作社也许有很多理论可讲，但对于目前农村合作社的主体农民来说，他们对于合作社的理解仅限于此，所以对于合作社的发展来说，第一要务在于合作社知识的普及。（2）《毛泽东选集》成为了社员们解决合作社发展中的困难的思想武器。在现在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文化氛围中，既是小私有者又是劳动者的农民，虽然意识到合作起来的必要性，但合作起来却非常困难。合作社需要自己的理论武器，在这个寻找过程中，合作社社员经过实践的摸索，找到了毛泽东思想。小农意识和官文化是合作社发展中的最大障碍，社员们从《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等文章中获得了启发，从中学习了作为人人平等的合作社，如何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面对合作社的挫折和困难，社员们从《矛盾论》、《实践论》和《愚公移山》中学到了解决问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表现出了在面对矛盾时的坦然和从容、以及解决矛盾的智慧和耐心。2．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日，按照国际合作社准则,合作社设立了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分社，目前共有社员42户，股金总额31200元，截止到日，累计放贷30次，没有呆坏账出现。资金互助合作是农民以入股的方式获得社员资格，并且只在社员内部进行贷款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资金短缺问题的组织。该资金互助合作组织按照国际合作社准则组建，具有以下特点：（1）资金互助组织只贷不存，社员只能以入股 的方式才能取得社员资格，并且只有有社员资格的人才可以获得资金互助组织的资金融通，同时，资金互助组织只可以对社员进行借贷，严禁对非社员借贷。资金互助组织是一种成员内部的信用形式。（2）实行民主管理。资金互助合作社设立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进行互相监督和制约。（3）“一人一票制”和“一人权票制”相结合的方式。理事会和监事会实行“一人一票制”表决方式。合作社代表大会实行“一人权票制”表决方式。“一人权票制”是按照一个社员拥有的资本数量，折合成表决权。如资金互助合作社规定，资格股200元（非农民身份社员资格股500元）1个表决权，每个社员都有这个权力，但为增加资本进入，每增加400元（非农民社员增加1000元）则增加一个投票权。（4）资金互助组织的分配方式。经营资金的所得在扣除公积金、公益金和风险金之后按股分配。（5） 资金互助合作社在保障资金安全情况下以解决社员生产和生活上的资金需求为主。（6）借款利率实行期限管理和市场定价。总的原则是：10内免息，体现互助性和人性化亲情；短期的利率低于同期农村金融机构利率，加速资金周转，让社员感受互助的方便和实惠；中期（6-9个月）和农村金融机构一年期利率持平，一年略低于民间借款利率，逾期的按20%计息。该资金互助组织实行资本约束和比例控制原则来防范风险。该合作社的资金互助合作分社的章程中明确规定了下列相关联的制度要求：（1）借款实行自担责任、互担责任和共担责任相结合制度。如办法规定：社员借款最高额度不得超过自有股金的6倍，社员保证金额（股金）不得低于净风险额（即借款额减去自有股金）的40%。这样社员的借款风险就由借款社员的股金、担保社员的股金和合作社社员共同分担，保证了资金的安全运行。比如某社员股金400元，那么他最多可申请400元×6=2400元的借款，合作社净风险额是2400元-400元=2000元，净风险资金的40%，也就是2000元×40%=800元要由社员担保，贷款采取3-5户联保方式,联保人承担借款偿还连带责任。这样合作社的实际净风险资金是2000元-800元=1200元。（2）建立了最高额度控制和风险分散制度。合作社规定社员单户借款额不得超过总股金额的10%，十户最大贷款不得超过总股金额的50%。这与传统的资本金约束是一致的。（3）合作社规定单户最高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也可根据实际调整10%），一是防止大户控股，二是避免单户承担经营过大风险。（4）三个月以内借款不得低于30%，主要是保持社员能够经常与合作社交易，另外方面是注意资金流动性要求，使资金不同期限组合防范风险。（5）合作社开展自营业务（如购买生产资料和收购农产品等）所需资金不得超过总资金的40%。这一制度使农民的合作社有了资金的支撑，使得合作社经营中的资金瓶颈得到缓解。在资金互助之前，农民获得资金的渠道有三个：一是从农村信用社贷款，这对于绝大多数农户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是高利贷，利率高，条件苛刻；三是从亲戚朋友处借款，不稳定且欠人情债。设立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后，农民有了自己的金融组织，这个金融组织可以完成以下任务：一是通过创立资金互助合作社，调解社员间的资金余缺，缓解农村生产资金紧张矛盾；二是通过吸收社会股金，增加农业资本积累为产业化发展提供服务；三是达到一定资本额度和社员户数，符合金融市场进入条件，申请开办农民自已的合作金融组织机构，从而达到农民通过资金互助内生出自已银行的目的。由于该社开展业务时间较短，从目前来看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社员缓解了资金的紧张状况。从目前的30笔业务来看，运行状况良好，其中有一半以上用于生活方面，主要是用于生病、上学、结婚、丧葬和随礼，其余的二分之一弱用于生产。从当地的情况来看，由于资金规模有限，解决生活中的资金紧张问题效果明显，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显然力不从心。此外该合作社还进行了农机互助合作和深水井互助合作。通过农机互助合作社员享受到了低于市场价格的农机服务，通过深水井项目的合作，合作社解决了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解决的社区村民饮水问题。
总之，该合作社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其农民合作讲习所和资金互助合作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实际上处于分散、孤立状态，缺乏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所以在合作社成立初期，社员之间的矛盾摩擦不断，造成了极高的管理成本，而且当前绝大多数基层政府和农民对合作社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流言蜚语不断，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显得如此重要。通过农民合作讲习所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增强了合作社的凝聚力，这大大降低了合作社的管理成本。资金互助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建立了科学、严格的制度规范，在发展初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员的资金需求。资金互助是真正农民自己的金融组织，在为农民服务的农村信用社商业化改革之后，资金互助组织填补了这一空白。但是由于受制于社员资金数量和社员人数的限制，目前资金互助的规模还很小，还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对资金的需要。合作经济这个舶来品在当今我国农村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通过调查作者越来越发现，农民已经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但关键是如何把这种必要性加以正确的引导使其成为现实性。而这种由必要性向现实性的转变，首先需要的是农民的思想和观念的转变，这对于家族观念、官文化以及小农意识仍占据主阵地的农村来说任重而道远。合作社的理念如何被中国化地接受但又不违背其精髓应该是当前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前提。合作社的运动必须文化先行，这也正是该合作社发展的基础，这无疑也为新型农民的培育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通过学习，社员们不管是对合作社的认识，还是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都与一般农民大相径庭。在调查过程中，通过与社员的交谈，这些大多只有小学文化，最多不过初中文化的社员，通过在实践中学习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境界让我由衷地感到敬佩，也常常能感觉到自己的小来。三、 消费积累+医疗合作+社会服务型合作经济组织进入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陷入发展的困境。造成这个困境的原因一方面是农民增收困难，另一方面是农村的社会服务严重滞后，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长期以来对农村教育和医疗的投资不足，以及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改革，造成农民难以承受来自疾病、教育的负担，“因病致贫”、“因教致贫”现象日渐突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2005年对涉及25个省市的114个县的118个村的378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显示，除了生产性负债以外，农民负债原因最多的是疾病和子女教育，这两项占到了50％以上（见表2）。第二，由于我国尚没有建立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农民的养老问题日渐突出。同样是来自上面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1000多农户中，有60.4%的农民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见表3）。第三，农村的公益事业无人问津。
表2 农民欠债事由
&&&&&& 生产& 交提留 子女教育 疾病 住房& 日常生活 其他&& 总计调查户数（个）&& 90&&& 2&&&& 82& 110&& 59&&&& 11&&& 24&378百分比（%）&&& 23.8&& 0.5&& 21.7& 29.1& 15.6&& 2.9&&& 6.3&100资料来源：韩俊、罗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报告》，中国发展观察， 。
表3 农民对自己养老的担心状况
&样本量&百分比根本不担心174&16.9很少担心&234&22.7有点担心&288&27.9比较担心&170&16.5非常担心&166&16.0合计&资料来源：韩俊、罗丹：《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报告》，中国发展观察， 。
目前政府正在着手缓解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我国政府财力有限，农民人口基数大，单一地依靠政府财力是非常不现实的，必须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经济组织的相互配合，才可能取得一定的突破。吉林省梨树县胜利果乡郭家窝堡村的果乡农民合作社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思路。
案例3 吉林省梨树县胜利果乡郭家窝堡村果乡农民合作社果乡农民合作社成立于日，合作社现有社员52户，包括工人、农民、党员和宗教人士，社员除了本村的农户、还有外村的农户、其中本村村民占80%。截止到2005年8月，合作社入社股金72330元，共积累医疗、教育、养老三项基金15436元（包括2005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其中专项养老基金1424.25（包括2005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社员使用基金：用于医疗付出4017.30元，用于助学付出5681.20元。该合作社是一个融消费合作、医疗合作、资金互助合作为一体的综合型的合作社。合作社设有医疗所、妇女部和资金互助分社。合作社试图通过社员的消费合作和医疗合作解决社员的医疗、教育和养老资金问题。妇女部作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资助贫困孩子上学，创办幼儿园，进行贫困妇女调查等。2005年7月，资金互助分社刚刚开始运作，情况良好。该合作社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试图通过合作社内部的积累解决农民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问题。合作社的创办人郭连伟，大专毕业，共产党员，1979年正式成为赤脚医生。他常年在外走乡串屯，为村民打针送药，熟悉村里的每一户人家，亲眼目睹了村民生活的贫困和艰难，了解到近几年来村民有三大难题：一是有病看不起。近几年来，医疗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医院成为追求利润的机构，由此导致看病费用的虚高不下，农民有病很少进得起医院。但是原来服务于农民和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早已经解体，原来的赤脚医生大多成为追求利润的个体商贩，丧失了医德。所以农民有病一般是小病拖，大病等死，更不用说老年病的预防和治疗。二是孩子上不起学，有的学生不得不含泪辍学。据郭连伟对自己村庄的调查表明：一个三口之家的年家庭收入只能供养一个中学生，全村约有20%的小学生中途辍学，30%的中学生中途辍学，因贫困而失学的情况日益增多，学校被迫关并。三是农村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老无依靠的问题愈来愈严重。每个家庭都有老人，老人没病尚能吃饱，一旦老人有病就会使一个家庭经济彻底崩溃，落入极度贫困的窘境，从此很难翻身。这三大问题关系到每个家庭，关系到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但是由于市场化的改革，本来有一些应该由政府担负的责任却几乎全部要由农民自己来承担。只有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缓解或者解决这些问题。该合作社是从消费领域打开缺口的。郭连伟意识到，如果把村民组织起来就会初具一定规模的购买力，这样通过集体购买就可以为村民夺回在消费中被中间商赚取的那部分利润。以村民的一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为例：三口之家平均每年用大米800市斤，批零差价节余每斤0.15元，800市斤节余120元；豆油每年节余约15元；烟、酒、糖、茶等节余50元，合计185元；三口之家承包地为一垧（即一公顷――作者注）地用化肥12袋，每袋节余10元，计120元；种子用100斤，节余100元；农药节余15元；养猪（每户30头）可节余1050元（其中经销的猪饲料与市场价格比较，成本下降22.00元，服务成本下降3.00元，统一销售每头猪多卖10.00元）；共计1285元。生产与生活总计节余1470元。如果不是集体购买的话，这1470元就白白地被中间商赚走。这仅仅是一般的消费节余，如果遇上盖新房、办喜事、买大件商品节余的就更可观了。于是合作社首先从集体购买开始把这部分节余统一起来管理并希望以此解决医疗、教育和养老问题。同时合作社还设立医疗所，把药费和医疗费的节余专项用于社员的养老保障。1．合作社的消费合作。合作社通过社员的消费合作部分解决了社员的医疗、教育和养老问题。由消费合作产生消费积累。消费积累由生产资料消费积累和生活资料消费积累构成，是指社员在购买种子、化肥、农药、饲料、畜禽苗等生产资料和大米、豆油、面粉等部分生活资料时，采用合作社统一购买的方式，这样把市场价和集体购买的价格之间的价差由合作社提取，按照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进行返还，计入社员的个人专项基金帐户。消费积累在扣除管理费用后形成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和社员个人专项基金，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占20%的比重，其中公积金12％，公益金8％，个人专项基金占80%，由医疗、教育、养老三项保障基金构成，三项保障基金根据个人具体情况互相转化使用。2．&合作社的医疗合作。合作社设医疗所。凡是社员看病享受平价收费。医疗合作产生医疗积累。医疗积累是指合作社医疗所为社员看病时所产生的积累，这部分积累来源于两部分：一是药品费的市场价与批发价之间的差额，二是医疗费。这部分积累专项记入社员的养老保障基金账户中。以2004年为例，合作社内部有医疗消费2512．30元，将医疗消费基金转化为养老保障专项基金的人数为18人，开出医疗处方为219人次，养老保障专项基金累积804．25元（见表4）。
表4 2004年果乡农民合作社医疗所医疗消费积累养老保障基金结算清单（记入个人账户）社员姓名&处方页数（人次）&零售价&成本价&差价&医疗费&消费总金额&养老保障基金郭连合&6&47.50&40.38&7.12&6.00&53.50&13.12郭连威&13&57.50&48.88&8.62&34.00&91.50&42.62张乃和&31&456.00&387.60&68.40&96.00&552.00&164.40张乃臣&11&78.00&66.30&11.70&25.00&103.00&36.70郭生林&17&114.00&96.90&17.10&35.00&149.00&52.10郭生伟&3&6.70&5.70&1.00&4.00&10.70&5.00郭生栋&22&227.00&192.95&34.05&30.00&257.00&64.05刘洪福&1&5.00&4.25&0.75&-&5.00&0.75冯有福&1&28.00&23.80&4.20&-&28.00&4.20方明文&1&2.00&1.70&0.30&-&2.00&0.30赵长荣&5&29.50&25.07&4.43&15.00&44.50&19.43郭生山&20&200.50&170.43&30.07&51.00&251.50&81.07郭生健&6&36.40&30.94&5.46&4.00&40.40&9.46赵长仁&4&42.50&36.13&6.37&9.00&51.50&15.37王洪昌&30&308.50&262.22&46.28&77.00&385.50&123.28刘洪江&3&22.00&18.70&3.30&3.00&25.00&6.30王俊起&15&134.50&113.60&20.90&39.00&173.50&59.90张树江&30&214.70&182.50&32.20&74.00&288.70&106.20总计&219&8.05&302.25&502.00&.25注：医疗费＋差价=养老保障基金&&& 资料来源：作者调查。合作社目前的积累还有限，但是已经帮助部分社员解决了教育和医疗的问题：合作社监事长方明文医疗和教育基金总额为892元，孩子上学需630元，通过合作社账目转划学校630元，他的个人基金账户还剩存262元；社员郭生栋两年来，积累医疗教育基金912元，支付医疗费用180元，教育费用177．20元，个人基金账户还剩存554．80元；张树江一家三口人，有八十岁的老母亲。他自己身体不好，已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常打针吃药，在合作社2年来共积累了170元的养老基金。与此同时合作社还可以进行资金的调剂以帮助贫困社员：社员王俊起医疗和教育基金积累只有28元，不够孩子上学所需费用，管别人借也难，便想让孩子辍学。于是社员郭生栋将自己帐上的基金暂借给王俊起。他家孩子的教育费用需支付296.60元，自有积累基金才28元，合作社帮助解决268.60元。3．合作社的公益活动。日，合作社妇女部成立后，为社区的建设作了大量公益性的工作。（1）筹办公益幼儿园。该村的幼儿园早在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就解散了，这里由于地处偏僻，道路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滞后，至今大约半个世纪对此无人问津。 在合作社的发展中，社员们逐渐认识到不仅是合作社要想持续发展，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同样必须根植于下一代。月，合作社在本村做了一次幼儿教育状况调查。调查结果表明：郭家窝堡村3-5岁幼儿教育只能达到20％，6－7岁只能达到50％左右。根据社区农民的渴望和需求，合作社决定与东北师范大学三农学社共同举办幼儿园。会后广泛征求了社区群众的意见，受到社区群众的热烈响应。8月份，在部长李淑琴的带领下，妇女部走访了郭家窝堡村，九家子村，石庙子村，长发村四个村，深入每户家庭，开展招生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日，幼儿园迎接第一批孩子入园，共有来自四个村的20多个孩子。合作社一期投资9000元用于购买跷跷板等玩具，电灯、餐具、房屋修补等基础设施的购置。此外，幼儿园还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其相关组织的关注和大力支持。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资助人民币3000元。这些钱用于购买电视，VCD，光碟，书籍，园服等教学用品，四平市梨树县农资局资助26套桌椅。幼儿园本着关心社区服务农民的宗旨，对孩子只收取成本费用，社员孩子的费用从社员的个人基金账户中提取。现在合作社社员郭双栋、郭双建和刘彦斌的孩子都在幼儿园上学。（2）开展全村贫困农村妇女状况调查。2004年妇女部对自己合作社所在的村开展了一次贫困妇女状况调查，在2700人口的村庄中，她们选取了47位贫困妇女，从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妇女身体健康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细致的了解。结果显示，从教育程度来看，36.2%为文盲,44.3%为小学程度,19%为初中程度；从家庭经济状况来看，年收入在当地平均线之下者为89.4%，年收入接近当地平均线者为10.6%；从身体健康状况看来,23.7%健康,66%有病但可劳动,6.4%失去劳动能力。上述统计数据显示贫困妇女绝大部分文化水平低下,身体状况欠佳,但为了生计仍在坚持劳动。这是合作社关注社区的一次行动。通过调查，妇女部更感到社会责任的重大。（3）教育救助。这部分资金从教育保障专项基金中提取。救助贫困学生王宏亮。
总之，该合作社试图通过消费积累和医疗合作积累来解决密切关系社员利益的教育、医疗、养老和社区公益事业，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部分问题，而且随着医疗积累和消费积累的增加，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社员得到越来越多的帮助。但是由于社员的消费积累和医疗合作积累资金数量有限，所以这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无异于杯水车薪。如果政府正在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够与该合作社实现有效对接，则可以更好地解决社员的医疗问题。四、联合购销+深加工企业+股权信贷+农业保险型合作社如果单一从经济意义上来讲，合作社制度供给的目的在于通过减少农户同市场的交易频率从而节约交易费用使农户获得流通领域的利润，通过农产品的深加工使农户获得加工环节的利润，这样可以逐渐形成有利于农民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农民在市场分工中的利益。在这个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中，资金的重新配置无疑是核心。从农村目前所处的金融制度环境来看，资金互助组织的制度创新可以作为解决农民融资的一种思路，但如前所述，这种方式资金来源非常有限，所以合作经济组织资金问题的解决必须有赖于有效地实现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对接。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吉林省梨树县太平镇李家村的太平百信合作社做了有益的探索。
案例4 吉林省梨树县太平镇李家村太平百信合作社太平百信农民合作社2001年8月由8户农民创立，截止到2005年12月，共有社员336户，是一个以生产合作为主体、以购销合作和金融合作为两翼的综合型合作社。合作社从联合购销开始，通过联合抵御了市场风险，把中间商的利润留在了合作社；建立了生态牧业园区，实现科学化、规模化、生态化养殖；建立了饲料加工厂，一方面拉长了产业链，使社员分享了农产品加工环节的利润，同时还带动周围2000多养殖户发展养殖；通过“股权信贷”一方面盘活了当地信用社的资产，同时解决了合作社的资金问题；通过农业保险实现了保险公司、合作社和信用社的共赢。合作社现有固定资产300万元，目前已建成占地面积18400平方米的牧业生态园区一个，园区共14栋，每栋一次性可存生猪300头，年出栏12000头，每栋设有31立方米的沼气池2个，总容积868立方米，现已对养殖户供气；建成用地10000平方米的饲料加工厂一个，单班（8小时工作制）年可生产12000吨全价料（不含浓缩料），可带动周边2000户社员的养殖发展。1．合作社的联合购销。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由于农民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经济组织，只能以个体的身份面对市场，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在面对大市场时，首先在流通环节受到中间商的层层盘剥。合作社通过联合购销的方式，越过层层的中间商，直接与龙头企业进行交易，这样流通环节的利润即归合作社所有。随着合作社规模的扩大，这部分收入是十分可观的。据作者所能得到的资料显示，到2003年合作社社员增加到31户的时候，合作社累计购买饲料近600吨，为社员节本增收30多万元；销售生猪12000头，为社员增加收入10万元。2．合作社创办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实践证明，公司+农户的方式富了公司，穷了农户，这主要是因为在这种模式中，农民仍然只是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得不到加工环节的利润。农民只有通过真正属于自己的加工企业才能分享加工环节的利润。为此，合作社设立了股份合作性质的饲料加工厂。饲料加工厂总投资200万元，单班年生产12000吨全饲料，可满足周边2000养殖户的饲料需求。饲料厂将利润返还给合作社社员，社员既是企业的所有者又是企业的生产者、惠顾者和受益者，这样以来，原来由一家一户分散的种植和养殖，通过饲料加工厂，使产业链衔接起来，即形成农户生产农产品（东北主要生产玉米，而玉米是饲料的主要原料）――饲料加工――养猪――统一出售的产业链，从而农产品加工和饲料加工环节的利润都留在了合作社，随着合作社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步实现合作社内部的自产自销，以此逐步培育出合作社自己内生的有依托的市场，从而保护农民的利益免受中间商和企业的剥夺。3．合作社的股权信贷模式。长期以来农民实际上被排除在信用社之外。面对分散的农户，过高的放贷成本使得信用社不愿意贷款给农民。信用社已经失去了其合作性质，成为类似银行的机构。股权信贷则通过农民以合作社的名义向信用合作社入股的方式取得资金融通，解决了放贷成本过高的问题，同时也盘活了信用社的资产。太平百信合作社开创了股权信贷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成立合作社，再把社员入社股金统一入股农村信用社，股金记入社员个人账户，形成农民通过合作社入股信用社取得贷款，信用社通过合作社联保贷款给农民的互动发展模式。农户通过这种股权合作，原来农民单家独户与农村信用社的“农户――信用社”信贷关系转变为“农户――合作社――信用社”的股权合作信贷关系。股权信贷把农村信用社和农民的利益连在了一起，恢复了信用合作社的合作性质。具体来讲，这种“股权信贷”方式起到了以下的作用：一是实现了信用社和农民的双赢。在传统的“农户―信用社”信贷模式中，由于农民数量众多，农业生产风险大，农民信用意识差，信用社对农民贷款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信用社对农民贷款需要信贷员一家一户地跑，了解农户的家庭情况，签订繁杂的贷款手续，到期还得催收贷款，这必然造成信贷成本的提高。同时，相对于信用社，农民处于弱势地位，有的信贷员便会利用手中贷款权力进行寻租，农民为得到贷款有时不得不支付额外费用。这样得到贷款使农民不愿还款。更有一些农民，为发泄对信贷员的不满，利用信贷员贷款清收责任制中“信贷员收不回贷款就下岗”的规定，联合几个亲朋一起不还贷款，逼信贷员下岗，恶化了“农信”关系。长此以往形成信用社怕贷款风险大而惜贷，农民需要资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又难以贷到款。而“农民―合作社―信用社”的股权信贷模式，一方面消除了信用社对农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了信贷费用，也降低（甚至消除）了信用社的贷款风险；另一方面，农民通过农民合作社入股信用社，得到了贷款，从而实现了农民和信用社的双赢。2001年，太平百信农民合作社的8户发起社员集资3000元到镇农信社入股，农信社向合作社农民先后发放贷款7万余元。农民拿到贷款后，直接到厂家采购饲料。厂家按平均每吨比市场零售价低550元的价格卖给这个大客户，使农民饲养每头猪成本降低22元，共节支增收1万余元。扣除合作社管理费用后，这笔钱按社员交易量全部返还社员，再由社员集体拿到农信社入股，股金增加到8550元。年末猪出栏后，社员一次性将贷款结清。通过一个生产周期的磨合，合作社与农信社初步建立起信用关系。截止到2004年，合作社股金由8850元增长到60余万元，贷款由当年的7.1万元增加到450万元，年户均收入超过5万元。二是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由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延伸到信用合作。农民合作社将农民入社资金入股信用社，解除了合作社发展初期，农民对入社资金使用与管理的疑虑，同时，得到信贷优惠与信贷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壮大，使入社农民的生产经营得到快速发展。没有信用合作的合作社是难以发展下去的，通过“股权信贷”模式实现了合作社在生产、供销和信用上的合作，为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合作社的农业保险。农业风险是合作社发展的重大障碍，也是合作社顺利运转的绊脚石。太平百信合作社引入吉林安华农业保险（主要是生猪保险），并且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合作让合作三方都找到各自生存的有效方式。在中国开设农业险，可谓是“十年九亏”。从1985年设立农业险以来的20年间，除两年实现微利外，保险公司涉及的农业险业务均为亏损。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农业保险风险高、赔付率高，所以按市场化的规则确定的保险费率，农民买不起，而如果按农民能接受的价钱卖保险，保险公司又赔不起。由于一般农户的传统的分散养殖方式，不论是养殖规模、配套设施，还是喂养、防病技术，很多农户家的情况都达不到保险公司投保的底线，他们往往被拒保。通常，能达标并投保的，多是当地龙头企业，一般的小公司很难达到投保要求，零散的农户更是难上加难。安华保险公司之所以选择在太平百信合作社作为试点正是看中了合作社规模化科学化的养殖方式和强大的组织能力。与直接面对农户相比，保险公司通过合作社与农户开展业务，大大降低了成本，同时由于合作社对社员很熟悉，可以协助保险公司办理业务，加之社员之间还可以互相监督，有效地防止了道德风险。对于生猪保险，为确保投保和承保双方有最大收益，必须将险情降至最低，为此双方都将防疫置于保险合作的重要位置。统一防疫由保险公司和合作社共同来组织。通过将农业保险引入合作社，合作社的发展有了保障，农业险也真正落了地。由于农业险的特殊性，财政给予了补贴。根据保险协议，农户给每头生猪投保24元，其中，省财政补贴8元，农户交16元。吉林省政府划拨了370万元到安华账户作为补助，百信合作社社员应得保费补助均由安华从该账户扣下。为了进一步地整合农村各金融主体对农业的支持，安华保险公司将其保险与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捆绑在一起，互相支持，并进而形成对农户的制约。具体做法是：合作社社员上了保险，才能去信用社借贷；若社员有钱不还贷，安华就停止其保险。这种模式，使得合作社、社员、保险公司与信用社成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这是一个发展相对成熟的合作社，是一个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地将产业链条延长，从而把利润留给农民、留在农村的案例。这种合作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可以垄断一个地区的某个产业的原材料供应、生产、销售以及加工，进而实现某地区的垄断。这种垄断是排除在反垄断法之外的，因为这是弱势群体的垄断，也是弱势产业的垄断，所以可以获得垄断的好处。这种垄断得以实现的必备条件是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社员。合作社的最大财富是社员。合作社的垄断程度与社员的人数呈高度相关的正比例关系。吸引社员靠两点：经济利益和服务，二者缺一不可。不过，现在需要指明的一点是，由于新一轮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一刀切”的改革政策，该合作社的“股权信贷”模式已经中止，这使得合作社的资金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在当前农村资金匮乏，而我国总体来讲资金过剩的情况下，应进一步探索合作经济组织与现有金融体制的有效对接方式。五、 附属于农民协会的合作社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增收困难，在取消农业税和进行粮食补贴之后，如果单纯从农户的收入来说是略有增加的，但是如果把农户的支出计算在内，由于近几年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户的收入增加幅度不能抵补生产资料的上涨幅度，加上粮价在短暂回升后又下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受制于我国极其有限的资源禀赋和工商业资本的挤压，下一步农民增收问题应该伴随着制度创新才会有所突破。这个制度创新应该是以合作制的方式实现对农村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实现留利于农村、留利于农民的“反过密化”农业生产。这里选取的案例是附属于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的合作社。由于该协会是目前我国大陆第一家正式注册的农民协会，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一个简单的交待。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位于永济市蒲州区的寨子村，2003年在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该协会是从1997年做农民培训开始的，如果从那时算起，协会已经走过了9年的历程。目前，该协会有3865个会员，遍及两个乡镇35个村庄，占地达到3万多亩，有以技术培训、农资服务为主的六个科技服务中心，有以搞好个人、家庭、村庄卫生为工作内容的健康家园理事会，有一个27户妇女合作组成的民族手工艺品开发中心，105户妇女组织的蒸馍作坊，有一个正在扩建中的涂料加工厂，千亩生态园区 已经进入施工阶段。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合作社是该农民协会组织经济活动的基本制度形式，通过合作制的方式，协会不仅在流通环节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协会组建了三个生产型合作社，把合作制的原则延伸到生产领域。由于这些合作社以协会为依托而建立，不仅在流通领域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而且还在生产领域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不仅在农业生产领域实行合作生产，而且在农产品加工、传统手工业以及农村建筑业等行业实行合作生产。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这些合作社从整体上有效地改善了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实现了村社内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从而也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反过密化”，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实质性发展。
案例5 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创办的合作社1． 科技服务中心。协会现有六个科技服务中心，实行会员制。会员分为两个类型：正式会员和非正式会员。正式会员以入股的方式参与，一亩土地一股，每股50元。正式会员在科技中心购买农药、化肥等物资享受会员优惠价。同时，每月可以从协会获得固定股息的分红，月股息是8.1‰。另外，科技中心开展科技培训活动，协会将优先通知会员；非正式会员不用在科技中心入股，可以享受低于正式会员一定额度的优惠价。但非正式会员必须主动参加科技中心举办的一些科技培训活动。对于非会员则只能按市场最低价购买。中心鼓励现金购买，对于购买不同额度产品的农民都不同的奖励措施。科技中心销售的农资追求的不是绝对的利润，而是传播科技种田的知识和理念，销售的也都是一些低毒、低残留的产品。2．民族手工艺品开发中心和手工馍作坊。民族手工艺品开发中心下设被子组、开发组、织布组，其中的负责人都多年坚持无私奉献，从来不拿报酬，将利润用于协会的日常活动开支。其中的普通工作人员则按劳计酬，比如说制作一套订扣子的棉被7元，普通棉被5元。为了保证手工艺品和手工馍的质量，会员要想加入这些组织就必须参加协会组织的相关比赛，产品合格才能参加。3．寨子涂料工程股份公司。2004年4月，协会开始筹建涂料厂。涂料厂实行股份合作制，现在共有82户入股，股份分为现金股和赠送股两种形式，现金股每股300元，单户入股不能超过10股；赠送股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村子的残疾人，缺乏劳动能力的人每人赠送一股；二是对协会的理事根据奉献时间的长短分别赠送一股或者半股不等。涂料厂由股东选举产生一名厂长，负责厂子的日常经营工作。股东对厂子的日常财务开支进行监督。目前，涂料厂正在进行扩建，扩建成功后预计能够解决50多个农村青年人的就业问题。4．千亩生态园区。2005年10月，协会提出了千亩生态园发展计划，准备发展十大经济类水果项目：杏、桃、苹果、柿子、核桃、枣、梨、葡萄、樱桃等。现在寨子村已将部分土地进行了集中，方式有两种：一是农户以自己的承包地入股，每亩一股，三年内可以在土地的果树空隙之间种植粮棉类作物，农户根据自己的股份以及当年土地的实际收入获得收益，三年以后实行保底价，每年每股1000元，生态园的剩余利润实行按股分红；二是根据农民意愿转包农民的土地，每亩每年固定由协会负责支付350元。生态园由协会懂技术的会员负责经营，在农忙时间可以组织协会闲散在家的会员在园子里工作。而在责任田入股之后，闲置下来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其他职业。
总之，合作制形式的科技服务中心不仅向农民提供了质优价廉的生产资料，而且还提供了目前供给缺位的科技服务；涂料厂试图通过合作社的生产方式实现本地生产本地消费，降低农民的住房成本；千亩生态园区则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对土地进行统一的经营和管理，以实现农村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这些合作制的方式所实现的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试图实现共同富裕，这无疑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的。除了经济建设之外，协会的以下工作也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一是改善村庄居住环境。2004年春，协会成立了以搞好个人、家庭、村庄卫生为工作内容的健康家园理事会，以巷道为单位选举产生了24个理事，分工负责所在巷道的工作。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组织村民将原本泥泞的道路修整一新，在各个巷道的尽头修建了垃圾池，由协会的人常年义务搬运垃圾。他们还打破原有的生产队区域划分，以巷道为单位重新划分了7个责任区，为每个巷道起了很有新意的名字：朝阳巷、迎宾巷、聚才胡同、勤俭巷等，为每户人家编设了门牌号，从各个方面增强大家对所在巷道以及村庄的认同感。此外，他们也将家庭室内和院落卫生列入规划范围，要求会员必须注意，并且由各个巷道的理事会负责监督、检查，并建立家庭卫生评比制度。二是持之以恒地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农民协会内部设有妇女协会，妇女协会下设妇女素质研讨班。妇女素质研讨班下面还设有辩论赛组、秧歌队、合唱队、健美操组、模特队、普通话组以及28个学习小组，值得一提的是辩论赛组和学习组。辩论赛组从身边妇女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展开辩论，比如如何处理婆媳关系、如何教育孩子、家庭卫生该不该搞、夫妻应该如何相处等等展开辩论，道理越辩越明，妇女们也逐步提高了素质。学习小组的学习内容包括合作社基础知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科技知识等等，他们不仅学习，还要考试，计成绩等。辩论和学习提高了农民的素质，为协会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如协会的会长郑冰所说：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是农民素质的提高，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一切都是空谈。这句话是从无数次的失败中总结出的教训。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农民自己经过九年艰难实践摸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以合作制为基本经济组织形式的寨子村已经初步呈现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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