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山沟桥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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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沟桥：位于博山青龙山铁路大桥下，跨孝妇河。1964年10月建。长42米，高2.7米，宽7米。砼板型，4孔，跨径5.6米，板梁拱厚0.5米。[1]
．淄博市情网[引用日期]
企业信用信息博山最后的银匠
博山最后的银匠
最后的博山银匠
博山的银楼可能没有平遥的出名，博山的银匠技艺也难以冠绝天下，但中国三千年银器史脉的最远端，却留下这样一个记载——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墓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时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已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工艺，达到很高水平。窝托村离博山不足三十华里，今人无法证明那件鎏金刻花银盘一定出自博山，却不能否定秦汉银饰文化对博山银器制造的深刻影响。遥远的追溯难以实现，就让我们聚焦博山银匠最后的栖息之所。
许多老城市都有银子市，多以银号云集得名。博山大街北首的银子市，却是先有名后有市。
传说还没有银号、银楼的时候，有个路人在此捡到一大包银子，他为失主着急，就地蹲守，静等人家回来认领，终于完璧归赵，被传为佳话。银子市由此得名。也许这种义举契合了仁义经商的道理，继而银号银楼在此云集，成为博山地方上的金融要地。
博山大街是沂蒙、泰莱客商由鲁中山地进入北方平原的第一商埠，其商业地位可想而知。这大街北段及其周围，便渐次商号林立，银楼密集——徐家后门马海峰家有继盛银楼、马建初家有东元盛银楼、马月轩家有东盛银楼久记、马继德家有长盛银楼，一河之隔的西冶街南头则有马继厚的福盛银楼、马立霆的福盛银楼、刘衍升的庆祥银楼，其它银号业主还有宋家胡同的钱家福、钱俊声，银子市的钱家财、西关街的钱有声、大南北胡同的辛宝坤、孔家桥的孔庆连、东关的张志愷、于家胡同的于金洛、文庙东巷的李德盛、大街的王化龙、杨承恩、刘家胡同的李象溪、双磨胡同的李玉珠等。其中大街马家是金银首饰制造世家，东西两家马家银楼，都是马家两兄弟的，庞大家产包括了对着高家胡同的西盛银楼和高家胡同内的马家花园。马家制造金银首饰的手艺精美誉满齐鲁、富甲一方，马家儿女，个个读书习字，在清末民初的商人家庭中实不多见。
银子市众多银号当中，居中坐落着汇金银行。博山城里大小银号、银楼，每天大清早，都会差人去那里“听行市”。
从清末实行银两货币、到北洋政府“废两改元”（即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以银元为基本货币单位，停止银两流通），再到民国流通银元（民间称为“袁大头”），银两、银元与铜元的比价时有涨落，俗称“洋长洋短”。每日银楼或银行都会发布当日银价。当银价上涨时，称为“洋长”，当银价下跌时称为“洋短”。因为民间小额交易基本上以铜元计价，故汇金银行的每日行情，牵动着博山城中小金融业主、坐商行商的神经。为近水楼台计，银子市街里，便密集了上述大小金融字号不下十数家。仅宋家胡同就有银号、银楼四五家，大多是钱姓氏族所开。当年庆祥银楼的总经理、今年九十高龄的刘衍升老先生，形容宋家胡同是“一胡同银楼！”1932年7月，中国银行博山办事处落户宋家胡同时，刘衍升年仅十二岁。
刘衍升的爷爷刘在荣是买卖世家，博山新盛街人士，经常带着儿子刘序祥去山西贩木耳，不知是不是走过了平遥、太谷、祁县，看到了日升昌坐镇一方汇兑天下的风光，瞬间感到了行商赶脚的鞍马劳顿，大腿一拍：“不跑了，回博山开银楼去！”就到博山宋家胡同钱家银楼学了一年，十八般银匠手艺便样样精通，在博山大街创立了聚兴银楼。刘在荣想，我干不出名堂，就由两个儿子干，儿子不行再由孙子干，别人家能行咱家也能行！聚兴号遂成为孝妇河东岸知名的银楼。凭东窗向下俯瞰，可见大街街面上往来商贾熙熙攘攘、买卖摊点吆五喝六；推开后墙西窗，又能越过福门桥，远眺孝妇河西岸，自李家窑、郑家峪、李家林、福隆德木厂、洪教寺（后为进德会咏仙楼大戏院）、炉神庙、西寨、观音堂、段庆德的远馨斋烧肉铺，到鏊子市、箔帐市、核桃园直到刘家老宅子所在的新盛街，皆可历历在目。就连高矗城西炉棚遍地、烟筒比邻，家家户户以冶炼制造琉璃料器的整个西圩，都能尽收眼底。
1921年夏，鲁中山地淫雨连绵四十天，雨水透地，博山“掘地不盈尺，水即上涌”。8月13日“复大雨，山洪暴发，淄、孝二水涨。永济桥石栏冲没；冯八峪坏房数十间；鱼市街房也有被冲没者；大街、福门内外水高于门，溺死多人。”（见《续修博山县志》）走南闯北、经多见广的刘在荣，从西窗口朝外只那么一望，“天啊！西圩没了！”就一下子瘫在地上。老人看到昨天还车水马龙的西冶街、新盛街、税务街变成一片汪洋，黑红色的浊浪汹涌着滚滚北去，水面上翻滚着毁损的家具、折断的树木、房屋上的大梁和檩条，以及不计其数的枯草木屑。老人经受不住这种恐怖的打击，瞬间中风，一躺就是四五年。大水消去数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老刘家添了一个孙子，就是刘衍升。
后来，刘衍升的父亲刘序祥与父不和，从刘在荣的聚兴银楼撑了出来，办起了税务街德庆祥银楼，主要供给博山东部南部山区譬如郭庄、源泉、石马等地的金银首饰买卖，四五岁的刘衍升从此就在德庆祥银楼跑出跑进。
刘衍升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税务街中段德庆祥银楼的左右街坊。拥有五间门头、玻璃亮窗的五金公司，弥漫着大米饭香味的干饭馆，满地坛坛罐罐碟盆勺碗的窑货铺，时有煤行老板走动的“太阳公会”，制修木轮车的车木匠店，药香味常年不绝的师竹堂药铺、寿春堂药铺，以及名声不小的郑西洲镶牙馆。后来，博山沦陷，这里原来的碳业公会又驻进了日本“宣抚班”，博山人凡要想乘坐火车外出，必须先到警察局开信，再来“宣抚班”盖章，才能买到一张博山至济南的火车票。宪兵队成立，“宣抚班”关门，预示着日本鬼子在博山站稳了脚跟，这是后话。“宣抚班”还在税南于家胡同的墙头上开一个窗口，向百姓施药。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就到那窗口下，踩上那块青石板的高台子，里头就问了：“哪里不好啊？”外头就说，“心口疼。”博山人的“心口疼”就是胃疼。里头就包起一个小包，有几粒药片，回家吃上也还管用。
刘衍升七岁进私塾，三年级进考院小学洋学堂，四年级时赶上大街钱家大门的钱汝敦挑头闹学潮斗胡步周。学潮以后，洋学堂去不成了，钱汝敦家有钱有势，没有学堂便请独先生钱龙奎教授，刘衍升看着眼馋，想跟着念，又托人情又花银子，相跟着上了一年，老国民党（指七七事变前的国民党）又开查私塾，查住就往死里罚，钱龙奎不敢教了，终于私塾也没上成，洋学堂又没得上，十四岁的刘衍生只好把心放进肚子里，回家学徒做银活。此后几年，动工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竣工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一日，与胶济铁路同时通车的张博铁路支线，正扩建石炭坞、八陡的延伸工程，从税务街北首、后河沿，到河东、镇东，直到秋谷、山头的工地上干得正热火朝天。这项延伸工程竣工前，石炭坞、八陡一带的煤炭，一直用博山商人马管和集资修筑的轻便铁路（该铁路1919年开建，1921年11月建成，沿孝妇河西侧河滩穿越七孔桥西涵洞南上）运来博山，囤积在税务街与孝妇河间的后河沿西侧。用刘衍生的话说，税务街背后孝妇河西岸一溜全是炭店。胶济铁路的铁轨铺到每家炭店的门前，张店的火车上来，将空的车皮一一甩下，各家各号装好煤炭货物，在蒸汽机车的牵引下将车厢一节节挂在一起，经博山站编组运走。
与税务街南头正面隔河相对的是鱼市街，鱼市街上也有一家较大的银号叫“义升和”（“义升和”关门以后，职员分了干了炭店）。银楼做银器需要碎金旧银，每当市场上买不到碎金旧银加工的时候，只能拿着中央银行的银票，去银号兑换实物。商人出远门带银元不方便，又需要拿银元换银票。受父亲的指派，刘衍生经常两头贴钱，拿了银票兑银子，或拿了银元换银票。兑银子换银票的工夫，都不耽误刘衍生看热闹，毕竟年轻，对火车装货卸货的过程充满好奇。试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博山，大口喘气的蒸汽机车，大铁轮子上的动力连杆，伸胳膊蜷腿地忙活，拖动一串庞然大物，轰隆过来轰隆过去，卸货装炭，甩车皮的时候钢铁车轮与钢轨摩擦得吱吱叫，车皮与车皮连起的时候挂钩又撞得咣咣响，着实风光好看激越人心。
我很小的时候，经常跟着父亲，去博山站西侧的西墒堰，居高临下地欣赏火车甩车皮，看铿铿锵锵的火车头进进退退，随着道岔的分分合合，把一节节车皮顶到不同的货位上。父亲与我不断打赌谁能猜对下一节车皮走哪条岔道、去哪个位置，猜对了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后来我上了小学，火车就看得少了，可是我说啥也没想到，我同班的同学里头，竟然有好几个从未见过火车！因此我曾十分得意地率领好几个同学浩浩荡荡来到西墒堰，点兵布阵一样挥着手，告诉大家火车头上，哪里是蒸汽机里的锅炉，哪里是一鸣千山震的汽笛，哪里是轮子上的动力连杆。站在两节车皮之间的铁路工人，如何打开挂钩上的插销使车皮分离，而到达预定货位时他又是如何迅速转动涨闸，使车皮停得恰到好处。当我挥手指点脚下的博山站时，时间已经比刘衍生兑银子换银票顺便看火车过去了三十年，可以想象刘衍生当时的心情一定比我更兴奋。“火车开到北关头，谁信？”七十年以后，刘衍生回想起来，声音仍旧难抑激动，“有一回车皮甩出去没煞住，车皮出溜到鱼市街头，徐家训在家里睡大觉，叫火车皮压断了两条腿……”刘衍升老先生不大的眼睛里闪烁着诡秘的光泽。
日本人进博山的前一年，博山至八陡的铁路建成开通，八陡、石炭坞的煤炭直接进了胶济线，后河沿上的一溜炭店随逐渐关门。十六岁的刘衍升也离开税务街，跟随父亲刘序祥、叔叔刘序舜，把银楼开到了八陡、石炭坞一带。他们并不等客上门，凡是脚力到达的地方，逢集必赶。博山北部的蕉庄集是个大集，叔叔刘序舜赶蕉庄集却拦不到足够多的生意，雄心不已的刘衍升靠着一股虎劲替下叔叔，揽下这份差事。生意最忙活的时候，刘衍升在石碳坞蕉庄之间一天能跑两三个来回。
1937年秋后，通货膨胀累及民生，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祸不单行。日本鬼子长驱直入，德州失守，济南告急。自传说日本人占了德州，市面上开始人心惶惶，博山城各处围子便垒起了麻袋包。12月初，国民党博山县县长王荫桂，给县政府公职人员分发了《流亡证》，人们纷纷弃职逃跑。12月23日晚，日军与济南守军对峙了一月以后，用小火轮强渡黄河，黄河守军——中国第五战区第3集团军第56军军长谷良民掉头撤退，跑至周村，意欲取道博山逃往沂蒙山区。25日，周村失守。27日，济南沦陷。博山老少百姓亲眼目睹了韩复榘的第56军，是如何在军长谷良民的率领下，顺着山城的一溜河滩进入沂蒙山。队伍里很少见到汽车，有一些摩托，骡马车居多，拉着士兵、粮草和辎重。他们的武器多数是长枪，少数冲锋枪，身上的子弹带也是鼓鼓的。刘衍升看见有一辆马车，除了士兵、辎重，还有一只猴子栓在上头，提溜转着两只机灵的眼睛，看着跟在车屁股后头奔跑、围观的半大孩子。满河滩的行人也都驻足，纷纷猜疑这行军打仗的，带一只猴子干啥用呢？
这支尘土翻滚的队伍走到博山与南麻搭界的松仙岭，麻烦就来了。松仙岭地势险要山高坡陡，骡马车根本上不去，长官们只好下令轻装，很多东西立马扔得满山沟都是。还是不行，队伍回头从博山拉伕，拉来好几百人当壮劳力。这支队伍刚撤到沂蒙山，他们的最高长官、中国第五战区副司令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韩复榘，就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的名义枪毙，韩复榘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由沈鸿烈继任，省政府驻地就设在东里店，即今天的沂源县东里乡，当时即有“东里小店，山东省会”之称。沈鸿烈主政之际，在东里宴请山东境内各路游击队头领，宣示抗战决心，许多拉伕过去的博山老乡都亲眼见识过这位昔日海军副总司令的神采。
谷良民大踏步撤退之际，博山一片混乱。博山虽小，却久为城镇，居民日用生活所需，多从市场上随用随买，早已没有自给自足的条件和习惯，很少大量储备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局势一紧，官府流亡，流寇横行，乡绅逃命，商家自然赶紧关门。居民们一时无粮可买，肚子里饥肠辘辘无以充饥，只好群起哄抢商号店铺。
哄抢从炉业工人聚集的西冶街西沟开始，逐渐向四处蔓延。首先遭抢的是“山海源”、“景德东”，凡是有吃的、有喝的地方都不能幸免。哄抢当中，有人跌碎了酒瓮，好事者又点着了明火，西冶街南头便烧了一片，这股大火足足烧了一夜，大火过后变成滚滚浓烟，好几华里以外都能看见，整个博山城里人家个个六神不安惶惶不能终日。12月30日晚，鬼子进入博山。公元1937年的最后一天，城镇在寒冷和北风的肆虐中醒来，不堪饥困之苦的博山居民，从年高七十的老人到五六岁的孩童，一呼百应成群结队地涌入北关下河，直达程玉琨已经歇业、锁门闭户的“谦益祥货栈”，破窗而入，掀起一场最大规模的哄抢，刘衍生也位列其中。只有那里，还贮存着可以果腹的粮米。得手的人们群情激奋手提肩扛跑出跑进，一袋袋花生、黄豆、小米、洋面被扛了出来，许多饥民不管生熟边走边吃，黄豆花生高粱等等在嘴里咀嚼出白色的水沫。身材高大、面红耳赤的程玉琨大呼“土匪”，可是哪里会有一个人理会？忽然来了日本的“0”式战斗机，声音极其刺耳地在头直上转圈，作超低空飞行，低到什么程度？刘衍生说，飞行员的眉毛眼睛能看得清清楚楚。人山人海当中，年纪大的知道飞机要撂炸弹，喝斥那些小孩子退出去，大人们继续冒死往前挤。这一次，刘衍升趁机挤到了前头，趁机挤到前头的还有河滩核桃园口的王奎林叔侄俩。
看守“谦益祥”的账房先生叫侯维志，大难来临时他没有退却，站在大门当央，高举着双手大声呼号：“乡亲们别抢啊！乡亲们不能抢！”那喊声更像为饥民们助威，更多的人蜂拥进入粮仓。抢到粮食的扯腿往家跑，腿脚快的也就跑到北关头，三四个鬼子荷枪实弹地从东山里的西河下来，碰了个迎头。开始，他们试图维持秩序、阻止事态扩大，分头把人群往河东、北关、北关头以南驱赶，没人听套，疯抢愈演愈烈。然后又来了四十亩地的两路鬼子，一路走西冶街，一路走税务街，三路鬼子会齐，封死了“谦益祥”的大门口。领头的鬼子指着大批饥民，问侯维志：“他们，什么的干活？”侯维志好歹见着了救星：“小嘟噜的干活！小嘟噜的干活！”“小偷？”“是是是！”侯维志话音刚落，机关枪就响了。就像割庄稼，饥民在骤响的枪声中一片一片地倒下，鲜血流成了溪水。有人在攀爬中中弹，尸体耷拉在窗户上、墙头上，有人在躲藏中中弹，尸首倒栽在台阶上。日本人个子矮，步枪比个子高，刺刀显得格外长。有个平素在黑山沟底下摆小摊的饥民最不走运，粮食还没捞着，听见枪响，赶紧躲到一屋檐底下的旮旯里，被一个鬼子搜出，刺刀一捅一拧，“哗啦”一声肠子就淌了一地，鬼子没再继续动作，站在那里愣神。被捅的人把肠子扒拉扒拉摁回去就往北跑，鬼子倒也没撵，拄着长枪看着他在马路上拖出一溜鲜红的血印。周元福被子弹打穿了左脚脖子。张敬玉左胸挨了一枪，口吐鲜血，跳堰时左肩和屁股又各挨了一粒枪子……这次流血事件，连现场打死并拉到河东水磨崖枪杀的博山饥民共有79人，伤30人，多是大辛庄、李家窑、河东、五龙、北岭、北关、东关、大街、城西等地的平头百姓。直到下午三点，鬼子回巢之后，罹难者亲属才赶到现场认尸，嚎哭之声，动地震天。
此前十数年，尽管博山系德国势力范围，但由于煤炭、铝土、铁石等矿藏甚丰，日本人从未停止觊觎，其势力早已陆续渗透博山，西冶街上就悬挂一匾，上书“大日本帝国驻博山领事馆”，宣称以同种同文的名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派驻博山的鬼子不仅对博山的矿藏资源了如指掌，而且对博山的风土人情、文化特征甚至方言土语都做足了功课。所以进入博山第二天的鬼子，听到侯维志说“小嘟噜”，马上心神领会，一点也不陌生。机枪响的时候，仗着年轻力壮的刘衍升飞毛腿一样跑出了包围，跑到了北关头，捡回一条性命。回到新盛街老宅子里躲起来，好久大气不出，而王奎林叔侄俩却没有那么幸运。
王奎林的叔叔已五十来岁，子弹打在别人身上，还有很大的劲头，又钻到他的大胯和小腹之间。子弹留在腹股沟，沥沥拉拉地冒黑血，疼得脸色蜡黄黑夜白天不住地啕叫。被家里人抬到位于福门口东北的“卍字会”（一国际性慈善机构，平时向平民病人赊药）求救，里头的人说这得需要动手术，这里没有设备、没有条件做这种手术。又一一到税务街南头的济世医院、西冶街中段小高家胡同口的鑑泉医院、银子市的民生医院去咨询过，都没有办法。七天以后病人离开人世。
而王奎林是子弹打在左大腿外侧，从左大腿里侧钻出。进口只有花生米大小，出口却大如碗口，红白相间的肉牙子直打哆嗦。在四处求医的过程中，伤口腐烂发臭、钻满了蛆虫。眼看着家里又要失去一条人命，这时有人推荐来一个人，是秋谷煤矿一个开汽泵的刘师傅。这个刘师傅，带来一种自己研制的黑药膏，嘱咐把白床单加盐用大锅煮上，“不经过这个疼，没别的办法！”刘师傅叫病人咬牙忍住，先拿一碗烈酒叫病人喝上，又差人把王奎林摁住了，开始给他挖肉。在杀猪般的嚎叫声中，刘师傅一点一点地切除着伤口上的腐肉，然后用毛头纸捻出好多捻子，一一浸上黑药膏，由深到浅由里到外一条一条地，把成捆的纸捻子续到伤口里去。然后用消好毒的床单把伤口裹了。王奎林那个疼啊，白天啕叫晚上也啕叫，治了一两个月，不知换了多少次药，伤口不淌脓了，开始长出痂疤，周围开始发痒。最后一次换药，刘师傅说，我不用再来了！
一两个月里头，这位刘师傅，没喝王家一口水，没吃王家一口饭，没要王家一分钱。家里的女人瞄着他的脚板，纳出一双新鞋，在最后一次换药的时候务必请刘师傅收下，刘师傅高低不要。刘师傅离开王家后便从博山销声匿迹杳无音信。身高一米八几、十五六岁的王奎林拄着拐，开始学着走路，几天不见就成了一个好人。后来参加了游击队，又阴差阳错进了73军，挎上了驳壳枪，成了某团长的勤务兵。
“谦益祥”惨案后，刘衍升一直蛰伏在新盛街，远在八陡的爷娘急得火烧火燎。风声过去，刘衍升回到八陡，爷娘见了大喜过望：“哎哟，可算回来了！”
鬼子占稳了博山，形势慢慢平缓。西冶街一带毕竟“珍珠玛瑙翠，琥珀琉璃街”，表面上出现一时的繁荣。飘泊八陡赶集奔命的德庆祥银楼，迁回西冶街南首，更名为庆祥银楼，摆摊观音堂口。刘衍升与父亲、叔叔一起经营。这一年刘衍生十七周岁。十二岁时经媒人说合，长袍马褂帽垫子地穿戴了，订下一门亲事，是另一位银匠的表妹，箔市街人士。订婚以后六年，刘衍生未见那闺女一面，而那女孩却能每天见着刘衍生，原来箔市街与观音堂只有几步之遥，刘衍生每天在观音堂摆摊，那女孩若是想见，一天能见好几遍，是年两人圆房完婚。这段时间，博山城里虽无战乱，往来客户闲杂人丁却是五花八门啥人都有，国军的散兵游勇便衣探子、八路军游击队员、日本人的警备队、伪博山县警察局，都明里暗里来来往往。为了庆祥银楼的经营，叔叔刘序舜不得不与官府、警备队、警察局拉拉扯扯，末了却并没赚出好来。
一天夜里，“砰砰砰”地有人砸门，来的是博山县伪警察局局长王汶泗。该局长人称中国爹，日本娘，非博山人士，平素来庆祥买东西是从不支钱的。此人不久离开博山，升任潍坊伪警察局局长。
“有事吗王局长？”刘衍升的父亲刘序祥忙着陪笑。
“查户口！”王汶泗语气挺丧。
糟糕，家里真有位济南客人，天黑以后来的，没迭得报户口，这下撞上枪口了。大家心里一阵惊慌。
&“请坐请坐，有话请局长慢慢吩咐。”父亲刘序祥赶紧让座、上茶。
“你们家，是不是西冶街开银楼，新盛街偷着卖黄金啊？”
“看您说的王局长，新盛街是金的银的一概不卖，王局长尽管一百个放心！”
“为啥你家的货票开的是新盛街？”
“那是很早的时候印下的一些保险票，没用完，一懒嘚，就没改。”
王汶泗把目光转向了年轻的刘衍升，“你叔是不是与吴化文的新四师有勾结？”
“我叔叔可跟吴化文勾结不上。”
“吴化文的部下手里，咋还抄出了庆祥银楼的发票？”
“王局长有所不知，新盛街我家的对门是丁家，丁家的闺女嫁了齐立良（时为伊来浩手下的一个大队长），她买的金子八成都是我家的，他家能见着我们的发票。”
“说的倒是不差。”王汶泗点一点头，眼睛萨摩一下四周，“你叔呢？”
“我叔夜里回自己家去，估计这时在崔冠军家打牌。”这崔冠军是博山地方上的士绅，长衫礼帽，两撇胡子，经常在衙门跟前走动，中队长以下的头脸人物都混得斯熟，后来出东雇经理在西沟口对面开办了“正大商行”。
“喊去！”王汶泗说。
刘衍升噔噔噔跑去跑回，气喘吁吁：“没在！”
王汶泗一挥手，“去新盛街!”
一行人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新盛街老宅子摸去。
叔叔刘序舜果然在家。
不容别人说话，冲着刘序舜，王汶泗劈头问：“你勾通新四师！”刘序舜赶忙辩白，陈述的内容竟与刘衍升所说一样。刘衍升与父亲正想长舒一口气，不料王汶泗大喝一声：“绑了！”就把刘序舜、刘衍升叔侄俩捆在天井的槐树上。他们却拉开一张桌子，搓开了麻将。父亲刘序祥左边说情，右边求饶，转悠了半天，王汶泗开口说话：“这俩人，送宪兵队，还是找保？”
“找保找保找保。”谁都明白，宪兵队进去就死，几天前徐家小铺的徐老大刚刚死到里头。“就找保长李乐民吧？”李乐民是新盛村的保长。
“不行！”
“那找崔冠军？”
“凑付着吧。”
“就请王大局长放开俺吧！”叔叔趁机说。
“放开也跑不了！”就把叔侄俩放了，又吩咐跟差的：“仔细搜查搜查！”
父亲去找崔冠军，警察们里外施翻，只找到一点暂存待卖的首饰，王汶泗没再说啥。有人作保，谁也没进宪兵队，却无异于阎王店里走了一遭。临走的时候，王汶泗扔下一句话：“得请客！”择日刘序祥兄弟俩在“聚乐村”请了一桌，花掉两千块“渍泥鳅子票”（一种日本纸钞，色紫，瘦长状，博山人蔑称为“渍泥鳅子”。
博山人把“鳅”读作gou,去声，愈凸显其轻蔑之意）吃了燕窝鱼翅海参鲍鱼，方才拉倒。
日本鬼子不时有人回国省亲，临走的时候，王汶泗就会到庆祥银楼要一只银盾，刻上“万民感德”之类的字样，作为礼物赠送日本人带走（该银盾只在日本人阶段时兴，从济南进货，分大小几种，铜牌镀银，依据做寿、娶亲、送行等不同用项，中间镌有表示吉祥贺庆的词语，两侧留出上下款余地，用时现刻。四周图案可用磁油再行描画，最后装进一玻璃罩内。刘衍升就红红绿绿地画过不少，也用小凿子刻过边款）。这个二三十块一只的营生，过去王汶泗拿了是不支钱的，现在，东西送过去，刚要转身，王汶泗就发话：“慢，拿上钱走！”不拿都不行。
经常光顾庆祥银楼的还有宪兵队的赵翻译。一次，赵翻译上门找到刘序舜，“攒了些零碎戒指，给回回！”就是把一钱两钱大小的几个给回成一只大的。刘序舜忙不迭地答应：“赵翻译官放心，不给别人做得先给您做，明天就能来拿！”刘序舜说的是实话，宪兵队要杀个人眼都不眨一下的。
第二天赵翻译来了，拿过戒指掂掂，二话不说，摸过一剪子“咔嚓”就铰成两半，看看里头没假，说，“行，再做起来，打发人送过去！”这件事过去不长时间，赵翻译派人来叫刘序舜：“赵翻译官有请！”全家人吓得腿打哆嗦。刘序祥紧急开了个家庭会议，说，“今回摊上大事了。既摊上了，我来当这个家，我去宪兵队顶账，要是回不来，”刘序祥看着刘序舜说，“你就管家。”说罢就去了赵翻译家。
一进门，问话的却是赵翻译的女人：
“我家的银子，是不是来路不明啊？”
刘序祥一听，“赵大嫂说的是哪里话呀？”
“那刘序舜还到处吆喝啥呀？”这下刘序祥明白了七八分，“我那兄弟本是好心，一点没有别的意思，他那是觉得给赵翻译官出点力，心里宽快，光荣，借翻译官的名声撑劲哩！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
“既然这样，告诉你兄弟，以后嘴巴闭紧点，没人把他当哑巴！”
千谢万谢之后，刘序祥一溜小跑回了家，溻透了一身冷汗。
日本占领博山后期，西冶街南头的观音堂住上了警备队的一个班，有个姓黄的警备班长，时不常地往庆祥银楼跑，与刘衍升东扯葫芦西扯瓢。后来形势吃紧，鬼子在观音堂前拉上了铁丝网，定时开闭，所有出摊子的一律驱逐，福门口周围的郝家烧饼、书铺、广生堂首饰店、李羡洲的升泰布庄的生意勉强，福门桥这头就不行了，包括庆祥银楼，生意实在没法做了。刘序舜就跟哥哥说，“两家子指望着银楼吃饭，买卖又这么难做，我去找点事干吧！”刘序舜投了八路军生产组。
其实，刘衍升也没少见八路，赶蕉庄集，满集上都是八路，截住老问，城里多少日本?多少三本?却一句不敢做声，装着不懂。赶集回来，国民党便衣又问，三本在做啥？日本在做啥？两头胡弄着扎瞎话。刘序舜投了八路，是因为认识八路军博山市市长谢佰望的侄子谢家礼，刘序舜便跟上谢家礼进了八路军生产组，刘衍升成了名正言顺的“匪属”。
日凌晨，暴雨骤降，一场不亚于二十四年前那场洪水的特大山洪席卷博山。这场大水，冲垮了孝妇河底通向神头电厂的运煤铁路，使税务街北头韩家酒店、云家油坊盛酒装油的大瓮，成了汪洋中的小船，云家全家族成员及其长工短工关紧大门，从高及人颈的水面上往大瓮里撇油。洪水把好几具浮尸漂上西冶街南头的城郭，在西冶街、税务街、新盛街留下一尺厚的淤泥。洪水发生的时候，一个日本鬼子，用先进的胶片照相机，拍下了关于那场洪水的珍贵资料。这摞照片后被我军俘获，辗转存放在博山档案局里。
博山大水二十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博山的投降日军却未放下武器，一时出现“蒋、日、伪合流”的复杂状况。八路军组成五路大军发起攻势，迫使日伪军投降，鲁中军区三师七团担负解放博山的任务。8月22日晚，第一次解放博山的战斗在峨眉山奎星楼打响。当晚，那个姓黄的警备班长，急匆匆地来找刘衍升：“帮帮忙，找件衣裳穿。赵家林外头黄压压一片，全是八路，要是打，一枪能打三四个，打寒手了，这仗没法打，得走啊！”换了便衣，黄班长从此消失。23日，博山光复。伪县长马云涛被俘，守敌除伊来浩残部逃往淄川，其余全部被歼，山城人民陶醉于第一次解放的喜悦，像八年前涌向“谦益祥”货栈一样涌向了四十亩地日军司令部，见啥拿啥，瓜分胜利果实，俗称“抢日本房”。
刘衍升的二舅张庆元抢来一袋洋面，不敢往家里放，藏匿于庆祥银楼。像所有“抢日本房”的博山民众一样，大家仍然对八年前的“谦益祥惨案”心有余悸。解放博山的时候，刘序祥的队伍参加了战斗。24岁的刘衍生看见叔叔刘序舜的勤务兵攥着一根长绳子，绳子上拴蚂蚱一般捆着日伪警备队的大队长、小队长，从观音堂前鱼贯而过。几次险遭日本宪兵队算计的刘序舜，却没有叫日本人动着一根毫毛。
博山光复之后，西河“义德煤号”把两辆小鳖车落在新盛街城郭口。进入9月的一天，游击队员们看着稀罕，你摸摸我弄弄，都不会开，就石头棍棒地把它砸了。砸了小鳖车的第二天，鬼子又回来了，把游击队撵到了西河、郭庄。原来，国民党勾结未受降的日军重新进犯博山，八路军政权被迫于9月17日向南部山区撤离。随军撤离博山城的刘序舜，忽然感到受不了约束，拱啊拱地想回家，走到石碳坞山头却进不了城门，就找人给家里捎信想办法。家里得信后便着手托人找关系想法进南郭，就找到了乔同章。
乔同章原在八陡给德庆祥银楼的房东家扎觅汉，见天从八陡去黑山打水挑水，八陡的水澄清却是染水，只能浣衣洗被。黑山的水浑浊却是甜水，稍微一坐，煮饭甘甜泡茶喷香。刘衍升也按天从八陡去黑山赶集，与乔同章经常走在一块，算是认识。乔同章人极聪明，会几句日语，干了警察之后，就介绍土匪伊来浩干了日伪警备队，据说当年的考院小学规模可观，警备队营房扩建，被伊来浩拆得剩了一丁点。乔同章成人之美，自己却仍旧是个班长，常年在山头五起楼上驻防。刘衍升赶集来回路过，乔同章在楼上老远就喊：“刘衍升！刘衍升！”刘衍升高兴了时就上去看看，一溜长枪在墙根前竖着，刘衍升一杆杆摸摸，说，“唭，都是些吹火筒，没一杆好抢。”后来，乔同章的手下一个个干了小队长、大队长，自己还是个班长，气得不干了，跑到潍坊去找王汶泗，当着潍坊警察局长的王汶泗挎着东洋刀，跟着乔同章回来过一趟，却并没给乔同章带来好运。
托到乔同章头上，乔同章说：“这还不好说？几号几时是我当班，你们多去几个人，出郭办事，长袍马褂文明棍，阔气着点，回来把刘序舜夹在当中，掏出良民证照晃照晃，就赶快走道。”刘序舜就这样进了城。
卷土重来的日军一回博山就枪毙了仨人，其中一个就是乔同章，当然不是因为他放进了刘序顺。按刘衍升的说法，乔同章犯事犯在“说票”上。
刘衍升说，南边山区的八路经常进来“架票”，福隆德木厂、山头“意兴隆”窑都被架过，“意兴隆”甚至被架过两回。为了保命，不至于被“撕票”，需要有人两头串通说和，花钱“回票”，这就叫“说票”。这是一个极特殊的角色，一头亲日，一头通“匪”，警察那里也有面子。这种人不好找，乔同章是一个，反正升官也没有指望，以“说票”为业，说一个能抽多少钱，倒也逍遥自在。乔同章想也没想到一条性命却丢在日本人手里，以通匪罪吃了鬼子的枪子。据我所知，所谓的八路军“架票”，“架”的不光是有钱人家，主要冲着文化人，不少人被“架”走后去了解放区，干上队伍里的文化教员，解放后都做了大官。博山大街刘同佑先生的长兄，就是这样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后来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的党委书记。
日晚，八路军鲁中军区警备一团主力，在博山县独立营的配合下再克博山城，与据守四十亩地的日军对峙数日后撤出，10日博山再度沦陷。日，鲁中军区第九师二十六团三进山城，第三次解放博山。7月10日，国民党73军193师占领博山，博山县党政机关再次撤离。这一次，趁机打回来的还有国民党还乡团，王连仲被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任为博山县县长，博山流血斗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
王连仲以凶暴残忍、杀人无数著称。据不完全统计，在章丘、淄博一带，王连仲用石砸、活埋、刀铡、投井、绳勒等残忍手段杀害我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300余人。博山民谣唱道：“好一个王连仲，他是个杀人精，胡拉了老百姓，就去当了兵。明里是抗日，暗里当汉奸。半夜三更把人栓，也要票子也要钱！”刘衍升的叔叔刘序舜虽是逃兵，却是不折不扣的八路逃兵，几乎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看事不好就跑，哪里还跑得了，被王连仲抓进了西关城郭，等家里有人来保。看来王连仲的确手很，手段煞实。捎话来家的张永斌跟刘衍升唠叨，“咱三叔也忒不撑劲了，人家一拾掇他就招，问啥说啥，提留拖拉全说，不枪毙他还能做啥？”
刘序舜也是大意。新盛村村长是刘序舜的九爷爷，出走济南前曾经告诫过刘序舜，还是走吧，留下不妙。刘序舜以为，里头有炉料业合作社的工友，外头有熟头熟脸的便衣弟兄，联络得很好，都拍着胸膛为他作保：“不用怕，有我们弟兄们保着，一点事没有。”其实，往日那些便衣特务、中队长小队长之流，哄着刘序舜吃吃喝喝行，净说好听的，真到卡结脉上，比谁出溜得都快。炉料业合作社的工友倒是真保，却靠不到跟前，递不上话。
按当时章程，要保刘序舜活命，需要五家连坐一起保，外加两家铺保。刘衍升费尽周折，花多少钱，磨多少嘴皮子，邪了，咋也保不出来，眼睁睁地看着刘序舜死于王连仲之手。死于王连仲之手的这一批共有12个人，包括一个妓院老鸨。那就贪图个囫囵尸首。刘衍升和西关彭镇长家算有条件的，都雇了专人看尸首，却雇不到人埋，得加了钱才有人肯埋。肯埋的也打坠轱辘，把尸首张罗到大乔家庄的刘家林，刚天过晌，“不行，俺不干了，八路军来了还不让俺死？”又要钱使，刘衍升赶快添钱：“尽管放心，俺叔死到国民党手里，共产党咋会找你们麻烦？”
日，国民党193师自莱芜大败而返、溃不成军，弃城北逃淄川。次日，八路军第四次解放博山。博山民众弃城逃反，大包袱小提溜蜂拥至淄川城下，国民党军前脚进门，后脚大门一关，只有以保为单位、保长叫齐全保人员才能进入，在那种混乱之下要想叫集全保人员根本无法办到。大量难民聚集在淄川城下。攻城战役打响，国共双方战况惨烈，伤亡无数。据说50年后的今天，淄川西关大桥的桥墩上，还依稀可见当年的流血，早已成为黑色。对此，当年博山的说唱艺人者，编出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在每个博山人嘴上久久传唱：
“二月二，
王亚民（国民党镇长），
谁要不走上枪盘。
保长、干事、指导员，
提着包袱拿着钱，
执迷不悟上济南。
早回来的不要紧，
晚回来的吃了面。
扔炸弹……”
刘衍升说，“从博山到淄川，路有多宽，人有多宽。那才叫人山人海。”这一次，随行在人群中的刘衍生身上揣着十来两金子，本打算取道淄川去济南另图发展，无奈走到二里沟就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半途而废。为什么国军跑，有钱人跑，保长督导员跑，干过八路的、家里有人干八路的怎么也跑？刘衍升一语道破：“怕掉脑袋的跑，怕八路军回来按上官的跑得更快！流血斗争忒要命了，一弄不好就掉脑袋！”其中刘衍升见死人见怕了，对世道变化最为敏感，据说八路军知道他的境遇，很想给他一个“翻身委员”当当，把他吓得不轻。
果然，回到博山的逃反难民，苦大仇深的，有人命官司的成了积极分子，到四十亩地参加集训。八路军号召大家觉悟起来，检举揭发，向日伪及国民党反动势力讨还血债。刘衍升也接通知参加了培训。
培训教员不断开导启发大家：
“我们都是人，并不缺胳膊少腿，为什么我们要给东家倒尿壶？”
“地主老财整天吃馒头就炸肉，我们顿顿吃糠咽菜，凭啥？”
“特别是被国民党残酷杀害的乡亲，一定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勇敢地
站出来，检举揭发。”
培训教员的鼓动，刘衍升出上耳朵听着，心里却有一定之规。每次“拉锯”，都会有冤冤相报的人被枪毙，这事他见的多了。抓人的头天晚上，特务们拿着粉笔，在哪家靠街的大门口墙上写下一个“特”，再在“特”上画一个圈，这家就注定有人死定了。刘衍生每次看见这个字，都吓得好长时间“咚咚”心跳。更残酷的是，一般哪个保里死了人，保长、督导员能活成的就少。八路军一来，你只要跑不迭逮住，有人盯案，命就没了。刘衍升说，关帝庙后的刘升奇就盯煞了俩人。大街东盛大银楼、聚盛大银楼均为马家经营，他们家族倾向进步，其子女多在村街组织妇救会，开展阶级斗争，先后有两个闺女、一个儿子被残酷杀害，马家便不依不饶，共产党一来，马上把保长弄回来，召开公审大会，就地正法。
刘衍升当然知道叔叔刘序舜的死是谁“盯”的案，共产党回来，可以为自家撑腰，可是他更清楚，如果自己再把这个人“盯”煞，国民党要是一回来，第一个死的就是自己。当时大街属于第七保，西冶街包括后漆沟属于十二保。兵荒马乱时代，各保自建有一定规模的自卫队组织，有的三条枪，有的两条枪，有汉阳造，有燕山造，也有警备队用坏了的捷克式，良民们值夜站岗（此差事唯有国民党员及其国军家属可以免除）时足以壮胆。阔气点的还有门小钢炮，均来自上级警备组织的奖赏。十二保保长商俸卿，在西冶街冷家煎饼店隔壁开俸卿药房兼卖国货；督导员是田文元。这个保里头，死掉的只有刘序舜一人。刘衍升的心思是，反正叔叔已经死了，刘家人不能因此再死一口。刘衍升似乎看透了一种世道：“我今天叫你拔草，明天你就会叫我拔树！”培训班的负责人几番开导刘衍升：
“十二保的田文元，可是与你叔叔的死有关？”
刘衍升说，“田文元不就是个督导员？他还不是在听上头的？再说我们谁也不认识谁，他好不生枪毙我叔做啥？”
“上头是谁？”
“俺知不道，那得你们去调查。”
刘衍生指的是王连仲。可惜的是杀人如麻的王连仲逃脱了博山人民的制裁，从山城溜之乎也。刘衍升还参透了一个道理——人情大于王法，日伪警备队头头伊来浩与郭庄人有仇，却没在博山城里作恶，博山人对他就没有民愤；税务街韩家酒店的东家，典型的地主兼资本家，按说既盘剥农民劳动又榨取剩余价值，当他遭遇清算时人们却众口一词为他作保：“韩老东家是个好人！”再如十二保保长商俸卿，解放后都活得好好的。
刘序舜死后，刘衍升全面接下了庆祥银楼。庆祥银楼历经三世积累，该是到了全面振兴的时候。刘衍升的经营头脑自不必说，他的手艺也是出手不凡。在他年轻的时候，东盛大银楼的大老板马海峰，专找刘衍升去给他做小镯子样品，专卖博山城郊及西河一带。
日，华东人民解放军山东兵团第五次解放博山，国民党淄博警备旅一部、博山还乡团、保安队及国民党县政府，不战而逃。没有流血斗争，山城彻底回到博山人民手中，庆祥银楼可以轰轰烈烈地做生意了，但情况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日华东军区司令部出台《华东区金銀管理暂行办法》，动员金银饰品业转营他业。《暂行办法》出台后，国家银行的人逐家动员银楼业户，庆祥银楼也是天天有人来摽着歇业，刘衍生一直坚持，给前来做动员的工作人员作揖，说啥也得干到年底。
胳膊到底拧不过大腿。
1950年3月，庆祥银楼关门歇业。庆祥银楼经理刘衍升参加了合作化，并入博山电器制修厂，开始了与机电打交道的漫长时光。也只有在工作之余的闲暇，看着那些支撑了刘姓家族艰苦生存的银活工具，融化金银的陶瓷坩埚、塑形的铁槽、锻打金器银器的铁砧、拔丝用的撕车以及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模具，刘衍升手心不免痒痒。因为刘衍生名声在外，遇上好日子订婚结婚的一多，往往有五六家同时找上门来要首饰，每家一套项链、一对镯子，刘衍生得空马不停蹄就奔济南采购，当天打来回。若是周末，刘衍生能跑到天津，那里拿货便宜，可以多挣一点。宋家胡同的钱家银号获准继续制造和经营金银饰品，刘衍升闲暇之余，常常跑去帮忙，多少增加一点外快。
文革前后，博山电器制修厂早已是淄博潜水电泵厂。为了补贴家用，刘衍生偶尔会东家淘来几只元宝，加工出各种镯子相恋长命锁之类，算上自家的手工费买到西家。这在市场经济里司空见惯的交易行为，倒成为市场管理所如获至宝的把柄，立马被打成“一小撮”。别看小小不然地倒腾点首饰没人看见，一动小元宝，马上就有人揭发。笼起这些买来买去的老家伙，让他们背对背互相检举揭发，还是驴唇不对马嘴，所长急了：“看你们这四五个人，怎么就对不起头？到一块凑凑，凑凑！”老伙计们一茬伙，案子很快了结。
“案结了，把钱交上！否则一个礼拜以后送‘文攻武卫’！”
刘衍升不懂“文攻武卫”是啥，有点像当年“宪兵队”的感觉，赶快交了470块钱，相当于一年多的工资，发回原单位，劳动改造一年。那时刘衍生正干冲床，“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一到点我就坐到座位上，一打点我就开冲，冲到六点一撂我就走道。”作为批斗对象，每逢去厂外开批斗会，遇上厂里的人总是劝他：“路上慢点走，别赶着点地挨斗，除了我们单位，还有草绳社的，都不认识你，还不是逮住你猛斗！”刘衍升就在路上磨叽，一赶到了会场，也就赶上个尾巴。遇上批斗会在厂里开，任凭你怎么交代，军代表就是不通过，不通过会接着受难为。会后，刘衍升的徒弟急了：“师傅你不能都说实话，得说点瞎话，我们才好‘斗’你，‘斗’了你你才好过关。”下一次，刘衍升如法炮制，徒弟们“义愤填膺”：“不对！老实交代！”这才像那么回事。文革末尾，“一小撮”获得解放，当初罚没的钱可以退赔，老伙计们一个一个的把钱退了出来，刘衍升也兴冲冲地去退，答复是，别人的钱在财务存着，该退的都退了。你的那470元已上缴国库，进了国库，谁还敢退？算你倒霉吧！
“劳动改造了整整一年，解放第二天，选举生产小组长，就选我，我能干，摽着别人干。连长光会监督不会干，全连完不成任务。”这位名副其实的操作能手，退休前竟然干足了十五年的冲床，退休后工厂仍不肯让他赋闲，返聘刘衍生长达十六年。但是，伴随刘衍升半个世纪的银楼梦，却在被打成“一小撮”的那一天彻底破灭。
现在，儿孙满堂的刘衍升老人在秋谷南山的一栋单元楼里安享晚年。在多事的2008初夏，我数度造访刘衍升先生。老人一脸看惯世态炎凉人生悲苦的淡定，不论是民国、日寇占领、国共拉锯时期，还是以后的“四清”、“三五反”、“文化大革命”，刘衍生凭借着他“不与人争”的处世哲学，化解了一次次人生艰险。
也正是这一处世哲学，使得老人依然能够清醒地细数光阴如缕，阅历古今天下，90岁高龄仍耳聪目明，言语铿锵，总会叫我不由想起他的至理名言：“我今天叫你拔草，明日你还不叫我拔树？哼！”那一个“哼”字听起来越诙谐、越轻松，才更道出老人心目中的世事险恶、人生坎坷，不是今人轻松理解和随意说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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