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到底怎么看中国和中国人？
日本人到底怎么看中国和中国人？&【作者简介：龚鹏程，江西吉安人，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2004年起，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在《论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胡说八道》一文中，罗列了一些日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然后说“鲁迅留日的背景，使他曾到受到多少日本支那人论之影响，自鲁迅被神化以后，几乎就不曾有过真正的研究。但撇开动机不谈，至少可看出他所开展的改造国民性运动，事实上即与日本这种支那国民性研究一脉相承，内容也差不多。鲁迅以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敖《传统下的独白》等，对中国人性格之讨论，仍不脱日本支那人论之范围。中国人，学着外国人骂中国的口吻骂中国，此其一例耳”——龚认为鲁迅博扬都是学着日本人的调调骂中国人。——但是，他罗列的那些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对比一下现在的现实，不能不承认中国仍然是过去的老样子。——鲁迅、博扬没错！他们只是希望中国能摆脱那个样子。可怜的是，中国却仍然是那个样子。——其实，日本队中国失去尊重和尊敬，是清朝以后的事情。那个朝代，绝不是值得尊敬和尊重的朝代。日人的看法应该说是没错的。&+++++中国：China（支那）作者：龚鹏程&······日本古代并不称中国为支那，都称朝代，如唐国、清国之类。直到明治维新以后才效法西方称中国为支那。那是新时代时髦的称呼，本来亦无贬义，故维新志士高杉晋作的汉诗说：“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文中支那非但不含贬义，反有钦慕之情。当时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成为“大清国”或“大清帝国”，比如把甲午战争成为“日清战争”。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多把中国成为“支那”，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支战争”。中国当时的留学生，尤其是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也习惯以支那标志出身国。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由于军阀割据，中国没有完全统一，故1913年日本政府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由于日本长期不承认中华民国，而双方国力又消长日甚，日本恃强凌弱，侵略我国日剧，因此支那这个词在民国以后就渐渐便由美称变成了中性词，继而又具有了贬义，在国人心目中深感屈辱。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方把七七事变叫做“支那事变”。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官方也把中国叫做支那，以示对抵抗中的国民政府不承认。战时如英属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之华人，也统统被日本人称为支那人。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只有右翼人士口中还偶尔可以听到这一词，有些甚至会恶意地骂：支那猪！中国人当然不会喜欢支那猪这个称呼。然而，近代中国人对日本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支那猪虽然不满，日本支那猪的论述，其实却又深深影响着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这是包括反对日本人用支那一词来称中国者都没有认识到的。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五四运动以来，鲁迅等人强烈的批判国民性、改造国民性言论，理论的源头与内容都在日本人的“支那猪论”中。国民性一词，本来就是晚清由梁启超等人有日本引入的词汇。具体说中国人之国民性，亦即支那国民性如何，则是甲午战后在日本逐渐形成的风潮。把支那人描述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奢侈、好色、懒惰、虚伪、残忍、变态、不团结、势利、排外、妄自尊大、奴性、无国家观念等。此等老而怠废之民族，与日本人形成了野蛮落后跟先进文明之对比，上承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下启侵华以造大东亚共荣圈之说，达成了日本侵华的理论前导。早期，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中，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唯我独尊主义的。但其后就开始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如桑原骘藏《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等一系列文章就是。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献，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决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接着，1926安冈秀夫《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从《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归纳支那国民性。该书共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为：过度重视体面仪容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有耐性，善于忍耐；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个人主义、事大主义；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迷信很重；耽于享乐，淫风炽盛。只有“善于忍耐”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再下来就是赤裸裸为侵华张目的“研究”了。大盛于30～40年代，如原惣兵卫《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这就是支那——对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次郎《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原惣兵卫《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发表于1932年，伪满洲国刚成立。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首先指出所谓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论述了一些支那民族性，如天命观、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谈中国人的残虐性时，举出的例子是：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1938杉山平助《支那、支那人与日本》更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军人用刀剑来刺支那人，我们文化人就是要用笔把他们的灵魂挖出来”。在这种心态下，他认为中国的古典文化虽然伟大，但几经亡国，早已没落，“他们在性格中的某些地方含有高贵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却是怪癖的、变态的、阴暗的、受虐的”“从总体上看，他们不过是一个老废的民族而已”。哈哈哈，怎么样，你很眼熟吧？没错，鲁迅说中国人的阿Q精神、中国吃人的文化、中国人爱看杀人、中国人迷信等等，都与日本这些论调有惊人的相似性。鲁迅留日的背景，使他曾到受到多少日本支那人论之影响，自鲁迅被神化以后，几乎就不曾有过真正的研究。但撇开动机不谈，至少可看出他所开展的改造国民性运动，事实上即与日本这种支那国民性研究一脉相承，内容也差不多。鲁迅以后，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李敖《传统下的独白》等，对中国人性格之讨论，仍不脱日本支那人论之范围。中国人，学着外国人骂中国的口吻骂中国，此其一例耳。&日本人将中国称作「支那」是对中国的鄙视吗？为什么？
百度百科「支那」词条的说法准确吗？（） 难道「支那」不是 China 的音译？ 不仅是英语，其他语言比如德语就更直接发作 chi na 了。
108 个回答
支那最开始应该没有太多侮辱性的含义。似乎的确来自外语。中国需要一个超越朝代的词来描述，那时“中国”的说法不流行（中国是日本的一个地域名称），就有支那的说法。
但是，这个词的意思的确不怎样，发音和“死な”是一致的。即使没有侮辱的意思，也没有什么善意在里面（日本人是非常善于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的，而这个词偏偏就没有）。
清朝时孙文等革命党恨清朝超越一切，所以不在乎，也拿来用。
民国成立后，蒋介石懂日语，曾经说过这个词发音的意思不好的问题。
一般来说称呼对方的名字当然要考虑对方的意见：比如韩国首都要改名为首尔，那你称呼汉城肯定是失礼。
日本最开始把中华民国称作支那共和国。国民政府正式抗议。后来改称中華民国。
卢沟桥事变开始的侵华战争前后，日本军部开始重新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和民国政府。再后来日本政府也开始使用这个词称呼中国和当时的民国政府。
从使用的人和使用的时期来看，不友好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
战后国民政府和美国给日本政府压力，在官方基本禁止了这个词。
这等于是国际社会和日本官方正式承认这个词具有侮辱性含义的标记性事件。
但是这个词仍然在民间用。极少数正经的学者，绝大多数右翼分子。因为这帮使用的人和使用的语境，到今天，这个词的侮辱含义已经非常明显了。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印度语的源头就有些。。。了。。。。小姐的语源本来也不是什么坏意思，如果你是女的，今天追着你叫你干吗？
支那的出处
按照日语wiki
实际上印地语/梵語读作 Thin?Chin，英语 China 都无法音译为支那。只有拉丁语才比较接近：Sinae。但是音译完全可以音译为 しなえ。而非しな。
不过按照 @梁海 给出的读音
“梵语 ??? 的拉丁转写为 cīna 或 chīna，梵语发音为 [c?i:n?] ，印地语（不存在「印度语」这个概念）发音为 [t??i:n]。 另外，顺便说一下，我记得有人在知乎分析过，??? 这个印度名字更像是来自「晋」而非「秦」。 ”
从梵语的 cina ，的确可以转化为支那。考虑最早使用支那的是佛教人士，这个源头是可以自洽的。
吓到我...不知被哪位大V点了赞，突然就飙升到90多赞...这个是大一写的论文，颇显稚嫩，大家多多包涵…以下原答案~~~~~~~~~~~分割线~~~~~~~~~~为这茬，我还专门写过一个6000字的论文，先占个坑，改天有时间了把论文删删放这先放结论：最初不是，现在是最初不是，现在是最初不是，现在是1、“支那”一词的渊源“支那”一词最早出现在汉译的印度佛经里面。《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说：“王又问曰：‘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慧琳音义》说：“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至于“支那”一词的起源有多种说法。1该词从梵文Cina音译而来，而梵文Cina从汉字“秦”而来。这种说法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虽然秦王朝寿命短暂，但是“余威震于殊俗”，事迹传遍海内外，于是梵文中就以秦作为中国的代称。2一种说法认为是源于“晋”。因为晋国比之秦国，更加靠近北方的胡人，与胡人的交往更为密切。而西方人、印度人更多的是通过北方的胡人了解中国的，所以“支那”一词更有可能是音译自“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荆”是“支那”的来源，因为荆楚王国较之秦国地域面积更加广阔，经济实力更加强劲。2、“支那”的褒贬变化时至清末民初，受东学西渐的影响，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的华夏夷狄观念。认“中”“华”等称呼体现出了一种汉民族的傲慢与自大，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的先进思想有太多龃龉。故以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使用“支那”作为中国的代称。章太炎先生曾在日本发表《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宣言书》。宋教仁、黄兴等在东京创办题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后成为同盟会党刊《民报》。民国3年孙中山写给时任日本首相大隈伯爵的密函中孙中山自称支那29次,对支政策1次,支那革命1次,支那国民2次,支那人1次,总计:34次。梁启超也曾说：“我支那四万万余人大梦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中国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不仅如此，梁启超还自称支那少年。康有为之女康同璧也有“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诗句传世，曾得毛泽东赞赏。可见这一时期“支那”一词非但没有贬义，反而是一种潮流和时尚。然而随着国力的衰弱与日本侵略的势头初现，“支那”一词在中国人的心中逐渐趋于贬义。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中所提出抨击的第一个新名词，就是“支那“，他情绪激动地呼吁国人赶快废弃这－名词。其言曰：　　“此二字不知从何产生，颇觉奇怪。人竟以名吾国而国人恬然受之，以为佳美，毫不为怪。余见之不啻如丧考妣，欲哭无声，而深恨国人之盲从也。考此二字之来源，乃由日人误译西洋语China蔡拿者也。留学生写诸书信，带之回国。译日书日报者，照直书之，人云亦云，不加改变，是国人欢迎此名之明证也。而不知此二汉字在吾国为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也，又不知为由人妄加之也。吾新建之中华二字国名，日人日报攻击吾为自尊自大鄙夷他国所起，竟否认吾之存在，绝口不道，偏呼吾曰支那，矢口不移，而国人恬然自若，不独不怪，更欢迎如上帝授与者然。此予不胜大惑者也。自唐朝呼日本曰倭（形委音涡），形其为东方矮人。因其屡屡扰乱国境，故加之以寇。殊不知唐代之名，竟贻祸于今日。日人引以为奇耻大辱……每一文学士作一字典，必于倭字注下，反覆详加剖解，说其来由，记其耻辱，与吾国人立于极相反对之地位，咄咄怪事，兴国之民与亡国之民，自有不同之点乎……予欲骂而声嘶，望之滚泪而已。近年日报又有东支那、北支那、西南中支那之称，而吾国报纸竞率直译之，不知变为中国东部、北部、南中部之名。吁！此虽小事，亦四分五裂之兆欤？一班昏昧盲从，犹可藉口不知来历与此耻辱，独怪留学生（第一盲从难怪）与学法政者，亦朦然不解。嗟呼，痛心疾首，徒唤奈何。彼国际法中非有不许乱名人国之一说乎？学国际法者看何处去矣！”
作家郁达夫在其著名小说《沉沦》中也有这样的说法：”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紧接着作者又说：“‘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他全身发起痉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该词逐渐趋于贬义，一方面及时从留日学生中开始。另一方面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的转变也促使了这一词语的褒贬变化。19世纪中后期，明治维新开始，西学兴盛，尤其以荷兰影响最大。受此影响，“支那”一词出现的频率增大。因为日本人认为“中国”这一称呼充斥着传统夷夏之辨的思想，称“中国”有自贬之嫌。此时的日本人早已不再认为中国是亚洲文化的中心，反对尊崇中国的习气。福泽渝吉提出“脱亚入欧”这一理论，也促使了“支那”一词的风行。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但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一些军国主义著作中不仅称中国为“支那”，还将中国与“懦弱卑下”之类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1888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所著的《宇内混同秘册》，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大量出版，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甚至在小孩中也流行着模拟甲午海战，侮辱清军士兵的游戏。同时，“支那”一词也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直至中华民国成立，日本仍称中国味“支那共和国”而不称“中华民国”。1930年起民国政府开始要求日本官方不在称“支那共和国”。同年，日本政府开始改称“中华民国”，但民间仍盛行“支那”的称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开始侵华。随着侵华的深入和日军的节节胜利，日本政府不在在意民国政府的要求，无论官方文件还是民间报纸皆称“支那”。而且作为一个胜利者和得势者，这样的带有“支那”称呼的语句大多与侮辱和丑化中国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例如《支那事变画报》等。在这一时期“支那”一词的侮辱性达到顶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日本政府才应中国要求发出《关于避免称呼“支那”的事宜》一文终结了这一词语的使用。3、词语感情色彩变化体现的中国人当时的文化心态（支那趋于贬义的文化原因）1是一种弱者的敏感。强大的国家对于所谓侮辱不会表现得太过在意，而弱小的国家总是很敏感，有时甚至对一些戏谑也会过度地反应（当然，这里并不认为“支那”是一种戏谑）。抗日战争中尽管中国人也蔑称日本人为“鬼子”、“倭寇”等，但很少听到有日本人对此群情激奋。2是中国士人的家国观念。中国的文人常有以国家为己任的高尚情怀，尤其旅居国外的中国学生这一感情尤为强烈传统文化中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中国文人对待“支那”这样的侮辱性词汇就更加敏感，并表示出一种义正词严的反抗，也正是这样的反抗使词语的侮辱性也显得更加强烈。3还是避不开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念，和一种自大的延续。“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从古至今一直延续，虽然近代以降，西学东渐，这种观念有所改变，但是在骨子里仍难以彻底根除，所以当昔日俯首称臣的东瀛小国突然不以“中华”称之，多少有些失落，甚至愤恨，这种自传统以来的文化自负，也是“支那”一词走向侮辱词汇的一个推手。4、从语言学来看“支那”的褒贬变化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语言是所指和能指的结合。而能指所代表的音响形象或者符号往往是任意性的。具有一种不可论证的特点。既然符号是任意的那它本身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褒和贬。然而语言并不是自由的，时间将使对语言起作用的社会力量可能发挥效力。随着时间的演进和社会力量也就是说话的大众的影响，一个本无感情色彩的符号可能就会富有某种特殊的含义。比如“你就是一个日本人。”这句话不含任何侮辱性的词句。然而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着某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说出这句话，再辅以某种特别的语气，那么这句话就会成为一句极尽恶毒的骂人话。类似的，一开始“你是一个支那人。”这句话并没有什么侮辱性，但在某种特殊的场合辅以某种特殊的语气，这句话就有了它的感情色彩。久而久之，这种感情色彩就固化到“支那”这一词语之中了。这便是索绪尔所说的随着时间的变化，社会力量对语言的改变。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说道：“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早期在日本翻译的佛经中的“支那”服务于一个信奉佛教，对中国仍有尊敬的日本文化。明治维新的“支那”服务于开放化和日益西化的日本文化，是日本向西方学习的一个象征。侵华战争时期的“支那”服务于富有扩张野心的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使之沾染上军国主义的残暴野蛮和任意侮辱他人的特点。现在极少数日本右翼政客仍在使用的“支那”则服务于右翼政治文化。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独特文化和文化心态深刻影响着汉语的变化和发展。外部的历史条件和词语使用者微妙的心理变化也会深刻影响词语的感情色彩。语言影响着文化的思维方式，文化和文化中的人也改变着语言。任何词语的变化无疑都是扎根于深刻的文化之中的。倡导一些积极向上的文化可以减少恶毒语言的出现，多说一些积极向上的语言也可以避免文化上的丑恶发酵。以上。参考文献：[1]郑张尚芳.“支那”的真正来源.[2]苏仲湘,论“支那”一词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J].历史研究,1979.4.[3]孙中山.密呈大隈伯爵首相阁下函.[4]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M].编者自刊,1915.[5]郁达夫.沉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7.[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6.[7]菲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1.[8]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2.
今天在油管看了香港某两位垃圾议员的宣誓，被恶心得想直接吐出来。大家都别洗了。我们来看看我的日本同学是怎么说的很明确，在日本人眼里这就是个带有种族歧视（我问得很清楚，是不是discrimination，同学回答也很明确，yes）意味的词。至于前面说的支那这个词的词源和过去的涵义那些都没问题，都是对的。问题是，任何词语都会随着社会演进，随着使用者的主观、客观影响被赋予新的历史意涵。对于我来说，对于所有我采访过的抗战老兵来说，“支那”这个词让他们联想到的就是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我们可以举另一个例子，那就是英语里“negro"这个词的使用。"But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still is not free.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life of the Negro is still sadly crippled by the manacles of segregation and the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is still languished in the corner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finds himself an exile in his own land. And so we've come here today to dramatize a shameful condition."
Martin Luther King "I have a dream"马丁路德金在这篇流芳百世的演讲里，仅仅一段话就用了四个Negro。然而，你现在敢在随便哪个黑人区喊一声这个词试试？
是鄙视。如果一个词被很多人用作某种意味，那它就拥有这个意义。小姐以前也没有性工作者的意味，菊花以前也只是植物。我如果能带领几十万人上百万人轻蔑地管中国人叫“白萝卜蹲”，久而久之，“白萝卜蹲”就成为有侮辱意味的词汇了。如果很多人夸赞人有才华，说他是“平谷大桃”，几年以后，“平谷大桃”就变成了褒义词。
哎，你看“2”和“B”，好端端的数字和字母，合在一起怎么就成了脏话了呢？
大兄弟，你试着在美国叫黑皮肤的人negro试试。negro过去根本没有贬义，就是描述黑色皮肤的人嘛。
支那这个词跟“小姐”这个词有点相似，本来是没有贬义的，但是日本人鄙视地用来称乎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就觉得是这个词不好了还记得有一年不少人在网上流传sina就是“支那”的发音，sina网就是鄙视中国人云云，说白了就是竞争对手利用民族情绪搞的花样。其实历史很好玩，中国从汉朝一直到唐朝，都称日本为“倭”或“倭奴”，这个倭有矮的意思，不能说没有鄙视的味道吧，日本人也接受了好几百年，与中国来往的时候也自称倭国。《旧唐书》里说唐朝的时候日本人跟中国学到很多东西，也明白这个“倭”不是什么好词，于是将国名改成日本。
所谓侮辱，不是这个词什么意思，而是我明确告诉你不要这么叫我很不爽，你非这么叫。这种常识性的问题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吗？
支那不是…但是支那猪貌似是…反正也不能把国人叫短一截…有必要这么认真？
中国这个词汇虽然来源已久，但作为一个非常明确的国家的称呼，历时并不长。日本人对中国的称呼大多跟着朝代，比如唐、宋、明，最后是叫清国。清朝没了以后的一个阶段就称支那了（具体为什么选了这个称呼没有严格考证，应该是来自“秦”，但一开始应该不是有选择的歧视性的名称）。问题是叫支那的那个阶段正好也是日本看不起中国这个国家的阶段，所以那时候不管叫什么都会带着歧视的态度去叫的。结果造成支那这个名称本身有了歧视性的色彩。在日本的时候曾跟一个老学者争论过这个问题，他坚持支那不是一个歧视性的称呼，说古时候中国人管日本叫倭国才真是歧视性的。还说了许多支那这个称呼的来龙去脉，很学术性的。不过当时我对他说的那些不感兴趣，没记住，我只跟他说，不管你出于什么理由，中国人觉得这个称呼是歧视，听了不舒服，别人听了不舒服，那你干嘛非要这么叫？不是很不礼貌？礼貌不就是要尊重别的的意愿，别让别人不舒服吗？老头子倒也从善如流，点点头说你这么说的话我同意。当然除了少数老派的学者，有些极端右翼分子至今还有用支那这个词的，那是很明确的歧视性称呼。不过现在的中国没必要对一小撮上蹿下跳的井底之蛙太过看重了，谁有功夫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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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池彻平)
第三方登录：日本人为什么要叫中国为“支那”？
[摘要]“支那”这一称谓有怎样的来源？日本人何以要将其污名化？这兴许是个有趣的问题。提起“支那”，举国皆知这是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污名化的词汇，用来作为对我国的蔑称。之所以说这个词是“被”污名化，是因为一开始它并不含有贬义成分。孙中山先生的书信、文牍中屡见“支那”一词，梁启超早年曾取一笔名“支那少年”——我们当然不能说，孙总理和梁任公是汉奸。那么，“支那”这一称谓有怎样的来源？日本人何以要将其污名化？这兴许是个有趣的问题。孙中山书信中出现“支那”（资料图 图源网络）拉丁文、梵文将中国称作“Cina”，音译作“支那”。它的起源非常古老，可以追溯至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在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在古希伯来圣经《旧约》中、在早期汉译佛经中，均可见到“支那”一词。苏曼殊大师说，《摩诃婆罗多》“乃印度婆罗多王朝记事诗，婆罗多王言：‘尝亲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旧约？以赛亚书》说：“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国来”，“希尼”即“支那”之异译；《佛说灌顶经》《佛说德护长者经》《八十华严》等佛典中，或称“脂那”、或称“震旦”，皆为“支那”之异译。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这些古老的记载都表明，华夏文明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很早就与世界各大文明体系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支那”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称谓，我国本土典籍中从来没有这个词汇。这样一来问题就产生了：为什么他国会以“支那”来称呼我国？东西方古老语言中的“Cina”一词究竟是怎么来的？对于该词之起源的解释，也存在着“古今之争”。近代以来的论证多从语音角度入手，有“诸华”音译说、“秦”之音译说、“荆”之音译说、“丝”之音译说、“昌南”音译说等。因论证繁密，囿于篇幅，此处不便详述。要而言之，现代论说的目的主要是“追本探源”，却往往忽略了文明比较的视野，没有考虑到除音译之外，“支那”一词所承载的其他意义。古人的解释则不然，如果说今人的解释重在“释音”，那么古人则重在“释义”。唐代高僧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玄奘法师向印度国王解释支那国时说：“彼国衣冠济济，法度可遵，君圣臣忠，父慈子孝。”唐代另一位高僧慧苑《华严经音义》曰：“支那，此翻为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即今汉国是也。”可见，支那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昌盛与智识发达，体现了我国展示给外部世界的礼仪文教之邦的面貌。南宋僧人法云《翻译名义集》曰：“脂那，婆沙二音，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即赞美此方，是衣冠文物之地也。二云‘指难’，此云边鄙，即贬挫此方，非中国也。西域记云：摩诃至那，此曰大唐。”这里开始出现不同的解释，相对于另一个以“中心”自居的文明共同体而言，中国自然成了“边地”。冯承钧《西域地名》亦采纳后一种说法：“支那者，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支那”一词予以污名化所依据的，也恰恰是这种逻辑。日本旧称中国为“中土”或“唐土”，这无疑是个带有仰慕意味的尊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为了从根本上割断与中国文明的传承关系，便转而选择一个古老的外部称谓来指代中国。与此同时，日本欲与中国争夺东亚的主导地位，试图占据东方文明的“正统”，故而将中国斥为“边鄙之地”而将自身视作文明中心，于是“支那”一词正符合其所需。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对“支那”前后名义和价值色彩的梳理，或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何以是“中国”——毕竟，从外部看中国，可以更好地体现中国文明的独特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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