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位置-&&中国近现代史-&&参考资料-&&第七单元参考资料
&&&&&&&&&&&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
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三”事变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中国近现代史和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掌握“九一八”后历史发展的脉络，认识“九一八”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理解国共两党双方政策的转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都是很必要的。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即不断挑起事端，制造武装侵略我国东北的借口。1931年7月制造了万宝山事件。8月，利用中村事件把侵华战争的狂热推向高峰。当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石却忙于内争和内战。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对广东派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还通过了“剿灭赤匪”的决议。蒋介石根据会议决议于7月至9月，调集了三十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因此，对日军的挑衅，蒋介石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1”。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于9月18日夜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原误称为柳条沟)，大举进攻沈阳，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在江西“督剿”红军。19日消息传到南京，当晚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急电南昌”，要蒋“即日返京”，“共议内外应付之方策”2。蒋介石于21日回到南京，立即召集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商讨对日方略”，决定“对外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处断”，并没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外交的决策机构。③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政策性演说。他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4。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5上述事实说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决定的对日方针就是不抵抗，而幻想依靠国联的力量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兵。蒋介石之所以采取这一方针，他的传记作者董显光曾作如下的解释：
① 转引自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页。
② 转引自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策》，载《中国现代史论和史料》，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3页。
③ 转引自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前后蒋总统的对日政策》，载《中国现代史论和史料》，第284页。
　　④ 上海《民国日报》日、24日。
　　⑤ 上海《民国日报》日、24日。
“当此之时，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立即以武力对付日本的挑衅，这自然是极度艰险之路；二是采取延缓的措施，借外力压迫日本从东北撤退。”蒋介石决计走第二条路，即“利用国际的干涉”，“压迫日本从东北撤退”。蒋介石认为“日本在东北之举动出于关东军之自发，显然未与其东京之日本首相协商者”，所以“采取第二途径，未必完全无望”1。根据这个方针，国民党政府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国联。国民党政府和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虽然多次向国联控告日军侵略中国东北领土，请国联主持公道。国联和列强从各自利益出发，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国联虽然作出限期日本撤兵的决议，但日本置若罔闻，国联束手无策。
　　在依鞍国联的希望破灭后，蒋介石仍死抱住外交方式解决的方针，并试图与日本直接交涉。11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顾维钧为外交部长。蒋介石在顾维钧宣誓就职时发表演讲说：“有形战争只限于军事，无形战争则包括一切，无时不在进行中”，“外交之折冲樽俎，其致力之远，收效之大，有远胜于军事十百干倍者”，希望顾维钧“布展其抱负，发挥其长才”，“俾我国外交，得以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庶不负政府与国民期望之殷也咽。蒋介石起用顾维钧的原因，据《顾维钧回忆录》说：“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我猜想那就是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缘故，要我首当其冲。”3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反对，对日直接谈判未能实现。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陷入不抵抗、不交涉或者说无抵抗、无交涉的状态。
① 《蒋总统传》中册，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82年版，第216页。
② 《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载《蒋总统集》第1册，第577页，1960年版。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25页。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也乘机猛烈抨击，以此逼迫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在各方面的逼迫下，11月19日在南京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表示“决心北上效命党国”。大会通过“请蒋速北上，恢复失地”紧急动议案。全国掀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但蒋自食其言，全国舆论纷起抨击。12月初，日军准备一举侵占锦州，各地学生纷纷组织示威团奔赴南京示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浪潮。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倒蒋气氛愈加浓厚，非逼蒋下野不可。蒋介石考虑形势对他不利，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在12月22日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即离南京返里，行前致函于右任等说：“此次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也不拆阅也。1”实际上蒋介石是躲到幕后继续操纵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内各派继续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蒋介石下野后，经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由孙科任行政院长，宁粤双方组成所谓“统一政府”。但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互不合作，继续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孙科上台后一筹莫展。日，孙科等通电就职。同日，日军对锦州发起总攻。孙科为博取舆论的支持，一面鼓动“死守锦州”，一面主张对日“和平绝交”。但没有任何准备和实际行动。1月3日，日军几乎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锦州。全国舆论纷起，要求孙科采取措施。5日，孙科对记者说：“现政府最困难者即对日问题，也即对东省如何处理问题。数月来国民渴望政府集中力量，
① 上海《民国日报》日。
对日宣战或积极抵抗。不以宣战方式收回领土主权，并请国联主持公道，前中政会曾决定此项方针，现应否变更如何变更，权在中政会，而不在行政院”，经四届一中全会决定中政会以蒋汪胡为常委，而蒋汪胡躲在浙、沪、粤均不来京，中政会无人主持，“一切内政外交大计，行政院无所秉承，新政府决不能发生任何力量’1。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仍然是无抵抗、无交涉、无办法。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蒋介石看到时机已到，决定重新出山。日，他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作《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重要演讲，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辩解说：从“九一八”以来，“政府对于外交本有一定之方针，即一方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国权之约，并尽力抵抗自卫，一方则诉之国联，请其根据国联盟约为公道正义之处置，以保障世界之和平，循此方针，庶乎不致错误”，但“国人“认为“国联无制裁强暴之能力”，“要求政府退出国联”，又“反对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而“要求政府对日宣战绝交”。他说：“寇深至此，国人尚群言庞杂，莫所折衷，余意政府必须明定外交方针，负责执行，以求此问题之解决，断不能因循坐误。”他坚决反对对日绝交宣战，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国防实力”，如果对日绝交宣战，“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而且日本是采取“战而不宣”的方式，其目的是“欲避免宣战之责任”，“以减轻国际之责难”，“今我明明尚无可战之实力”，而“昧然”对日绝交宣战，这不仅给日本“加责任于我之机会”和“恣行无忌之口实”，并且“自失其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之权利”，“与中国以破坏公约破坏和平之责任”。据此他得出结论；绝交与宣战是“绝路”，是“自取灭亡”。他说，我“政府”之外
① 北平《晨报)日。
交方针，除对日绝交及对日宣战二者之外，其他方法“皆可择而行之”，“国民唯有信任今日之政府，协助政府而且拥护政府之外交政策，无论其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迟速，皆应与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而我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则在绝对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这篇讲演提出了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所谓“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提出对日外交的“四不”方针，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已经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全国舆论纷纷要求对日绝交宣战，不抵抗政策已经声名狼藉，无法再继续下去。而如果全国动员，对日宣战绝交，人民力量发展起来，势必危及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不抵抗不行，真抵抗又不敢，鉴于此，蒋介石提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抵抗自卫”，但“不绝交、不宣战”。二是由于蒋介石希图依赖国联迫使日军从东北撤退已无望，日军占领了整个东北后，正在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如果公开承认日军占领东北，与日本签订丧权割地的条约，则国民党的统治必将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倾覆。蒋介石还估计日本占领东北后，与英美的矛盾会扩大，日军不会南下而可能北上进攻苏联，因此，蒋介石决定默认日军占领东北的现状，但不与日本讲和订约。总之，蒋介石认为他当时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和反蒋派，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他决心与日本妥协。蒋介石是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这个基本点来决定方针的。
　　蒋介石在发表这个演讲后，决定拉汪排胡，于是飞杭州与汪精卫会晤，经过几天的密商，达成了权力分赃的协议。1月21日，蒋汪分别入京。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责难孙科政府，逼孙科下台。会后孙科辞职。1月28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决定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行政院副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等为常委，统管全国军事(蒋于3月6日正式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同天，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声援。“一．二八”事变后，汪精卫提出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并解释说；现在“国民政府…‘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政府今后的措置，应严格规定最低限度的标准。”“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现在不能听其不和不战，而是应该和，应该战。若在最低限度以上而得忍受者，此即应和。若在最低限度以下而不能忍受者，则仅有毅然拒绝，出之一战。”①蒋介石也在1月29日手定了对日“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方针，并说：“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2”。可见蒋汪的对日方针是一致的。从实质上看，都主张对日妥协。有点不同的是，蒋从策略上考虑，认为“抵抗”不可把调于唱得太高，更不可对日绝交宣战，“抵抗”只是表示地方是日本用“兵力强占的”，而不是国民党政府“自己放弃”的，表示国民党“不屈服”的“精神”，而“交涉”应以不订“割地之约”为限度，避免承担签订卖国条约的罪名。蒋介石后来也说：“这种政策并不是彻底的”，“比较是无法之法3”。因此，“一?二八”事变后，蒋汪都表示要“抵抗”，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制定“全国防卫计划”，决定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卫区。1月30日，蒋介石还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声
① 转引自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社出版，第229页。
② 《蒋委员中正手定对日交涉之原则与方法》(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31页。
3 蒋介石：《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载《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
称“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①。2月14日，国民党政府还将张治中统率之第五军调赴上海前线增援。但蒋汪并非真要抵抗，更非全力援助上海军民的抗战，只是做做样子。因此“当军事会议开会讨论派援兵时，大多数赞成派援，蒋介石与何应钦两氏反对最力，谓不宜使战争扩大”，“汪精卫氏虽在二中全会演词中说政府已派了许多援军，实际上我们所见的是什么?全是一套欺骗民众的话”2！
　　蒋介石不但反对派兵援助十九路军的抗战，而且让何应钦通令各部队说：“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3”蒋汪所谓的“抵抗”，正如当时舆论所揭露的，“如今的中央政府则嘴吧上尽量抵抗，行为上尽量不抵抗”，“嘴吧上尽量抵抗”的表现，“说得最好听的是蒋介石氏之‘北上收回失地’及‘置身最前线’以及为国效死的无数宣言与谈话4”。上海军民的抗战，使日本侵略军遭受到沉重打击，死伤万余人，但因国民党政府坐视不援，伤亡日重，而难以持久。3月2日，十九路军撤出上海。在蒋汪密谋下，中日双方于3月24日开始谈判，
5月5日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正如当时报纸评论所指出的；“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误国祸国，政府尤为罪
① 北平《晨报》日。
② 韬奋：〈愤懑哀痛中的民意》，载《生活》周刊第7卷，第10期。
3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2页。
④ 韬奋：《愤懑衰痛中的民意〉。
　　上海停战协定一签订，蒋介石马上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准则。后来蒋介石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自供：“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的“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民党面临“两个战争”，于是，“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6月1s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2”。在此以后，蒋介石发表了一系列“攘外必先安内”的言论，一再宣称；第一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3。并一再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④。
　　正是依据“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1932年6月下旬在武汉成立了“剿匪”总部，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六十多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正当蒋介石集中主力部队三四十万人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时，日军侵占了山海关并向热河进犯。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不费一弹占领承德。接着，日军又进犯长城线上的军事要地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平津危急。6日，蒋介石被迫离开江西“剿共”前线北上，决定张学良引咎辞职，由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并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以稳住华北战局和应付全国要求抵抗的舆论。
① 《时事新报》 日。
② 《苏俄在中国》，载《蒋总统集》第1册，第280页。
3 《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载《蒋总统集》第1册，第622页。
④ 《爱民的精义与教民的宗旨》，载《蒋总统集》第1册，第710页。
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驻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进行了奋勇的抵抗，给进犯的日军以很大的打击。但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他北上后一直没有去抗日前线，只是于
24日以“部署抗日”为名跑到北平，说什么“要以现有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再增加援军，1”。25日，就匆忙回到南京，与26日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会晤。汪精卫仍旧鼓吹他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则鼓吹所谓“长期抵抗”。他说：“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2。蒋介石嘴上说“长期抵抗”，而行动上还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他让汪精卫复任行政院长，自己却在4月4日乘舰赴赣“督剿”红军去了。他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对各将领训话说：“中正来赣督剿，实本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凡我剿匪将领，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决心剿匪者，当视为贪生怕死之辈，立斩无赦”3。
　　蒋介石一心“剿共”，日本则步步进逼，军事进攻和收买汉奸从内部策反交替进行。5月初，日本因策反一时难以奏效，决定用武力强压中国政府屈服，向滦东地区再次发动进攻，迅速控制了长城各要口和冀东。国民党政府在日军新的进攻面前，十分惊慌，他们以妥协退让乃至放弃抵抗来达到求和的目的。5月3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设立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15日，黄郛渡江北上，到北平时声
①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81册。
②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75年版，第90页。
③ 蒋介石1933年4月lo日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对各将领的训话。
明“和外剿共，始为救时救党上策””。在蒋汪的直接掌握下，黄郛与日军交涉停战。5月22日汪电黄郛说：“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22日，深夜黄郛与日方达成停战的原则性协议。黄郛与日军直接交涉遭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反对。蒋介石也顾虑签订书面协定而涉及承认伪国问题，提出接受日军的停战条件但不“形诸文字”。不签订书面协定，日方不同意，于是便派兵进逼平津。25日，何应钦派军使往日军阵前求和，签订了停战“觉书”(即备忘录)，当日北平军分会即电令前线各部队按日方所规定之撤退线撤兵。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军。28日，汪精卫等即匆匆跑到庐山枯岭与蒋介石会商。蒋汪决定接受日军的要求。汪电何应钦、黄郛坚决进行谈判，“倘因此而招致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兄为难”。又电：“弟无论如何，必与两兄共进退，决不致使两兄有后顾之忧，乞坚决进行为荷。”蒋也电何应钦、黄郛，指示谈判“照常进行，放手办理”，并特电黄郛：“共尝艰苦之宿约，必始终不渝，诸事弟必负责。”②在蒋汪的共同支持和负责下，5月31日由何应钦派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集中力量“剿共”。1933年6月在南昌行营召开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9月，调集了一百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而对日则继续采取妥协让步的政策。1933年9月，日本外相内田辞职，由广田继任。广田标榜“和协外交”，其如意算盘是把伪“满洲国”的存在作为既
① 转引自韬奋《由抵抗而失败了吗?》，载《生活》周刊，第8卷，第2l期。
② 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台湾正中书局印行，第249~266页。
成事实迫使中国承认，在这个前提下，谋求改善日中关系。因此，自广田的“和协外交”替代内田的“焦土外交”后，中日矛盾表面上暂时缓和。但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发表了一个狂妄的声明，把中国看作是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反对“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也反对其他国家在任何方面以任何方式援助中国”。对天羽声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在4月19日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与他国之合作……常限于不属政治之事项”，至于军事项目“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他国对中国苟无野心”，日本“殊不必有所过虑也”①。1934年7月以海军大将冈田为首的内阁成立，广田留任外相，但军部干预政治更加露骨，双重外交的现象越发明显。中日关系又趋紧张。为了继续推行对日的妥协外交，由蒋介石口授，陈布雷执笔，写成《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篇长文，于1934年12月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在《外交评论》上。该文是蒋介石处理内外关系准则和对日基本政策的全面阐述。蒋介石向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他要中日两国当局对中日关系作一番“检讨”，打开“僵局”，“免得愈走愈趋绝路”，以致弄得双方“同归于尽”。他向日本帝国主义反复说明国民党的敌人是共产党。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已“明白放弃容共政策”，“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日本以为“国民党是发动排日势力的”，“非打倒中国国民党，则中日问题无法解决，日本不能安枕”，这是“根本的错误”。他说日本应该“明悉窥伺于中国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如果“国民党的统治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日本亦不难想象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诲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4~265页。
其结果如何”。这就是说国民党统治如果“不胜外力之压迫而崩溃”，共产党势力就要“抬头”，结果日本也要“同归于绝灭”。他又说现在中国民族意识高涨，已绝不容国民党不抵抗而屈服。不抵抗，国民党政权就会被人民唾弃，为抗日浪潮所倾覆。因此，今后国民党“力量所在之地，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日本欲以垂手而得沈阳为先例，应用到全中国，到底为不可能”，希望日本当局“不要为感情而牺牲理智”。这就是说，如果日本无休止地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国民党在抗日救亡运动压迫之下，不能不抵抗，相持下去，日本不能灭亡中国，反而会被拖垮，而国民党统治也会因为“内外交侵”而崩溃，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就会在相争中“同归于尽”，而得利的是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日本人对蒋氏实在没有认识清楚”，日本把“蒋氏与中国过去的人物袁世凯、李鸿章等相提并论，这真是拟于不伦”，如“欲以从前施于帝制时代遗留人物的方法，施之于现在，而希望得到同样的效果，这是不言而知其不可能的”。他说蒋氏的对日外交政策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这个外交政策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是完全相应一贯，始终不变的”。这就是说，在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不能不作消极抵抗，但不和日本绝交宣战，留有妥协的余地，但也不能同日本正式的公开的订立卖国条约。他说中国“只可用这个政策和战略与之相周旋”，“相持不下的结果，也必使日本同归于尽”。总之，避免“同归于尽”，是蒋介石处理对日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表示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日本政府要和国民党政府互派高级官员，进行“访问”，以“调和感
① 蒋介石：《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载《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
情”和“增进邦交”。蒋介石立即于1月27日、28日会见日本公使有吉明，对他说；“中日应该亲善，是我的信念”，“中日关系如何调整?我不断加以考虑，我认为今日时机已到1”。2月1日，蒋介石对中央社记者说：“此次日本广田外相在议会所发表对我中国之演词，吾人认为亦具诚意。2”2月14日，又对日本记者说：“此次广田对华政策之演说虽极抽象，但吾人对之感想颇深，至少可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起点。3”蒋汪经过商议，决定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作中日关系的报告，正式表明态度。2月20日，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说：“读了这次广田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是大致吻合，中日两国间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我现在坦白的郑重的声明，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天一天的消除”，“中日两国间之根本问题，必可得到合理之解决”④。
3月2日，蒋致电汪，称汪的报告“灼见鸿猷，至深钦佩，与弟在京时对中央社记者所谈各节，实属同一见解，中央同人既有所决定，弟能力所及，自当本此方针，共策进行也。5”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派王宠惠去日本交换“亲善”意见，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令，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5月，中日公使同时升格为大使，以表示“调整邦交”的诚意。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媚日外交并没有使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侵略中国的步伐。
① 《民族》第4卷，第l0期。
② 天津《大公报》日。
3 《正风》第1卷，第6期。
④ 《正风》第1卷，第6期。
⑤ 天津《大公报》 日。
　　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若干变化。发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1935年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华北事变，它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随后它就积极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要把华北五省“分离”出去，成为第二个“满洲国”，这就从根本上威胁了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加紧在华北的经济侵略和扩张，猖撅的走私活动更给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严重损失，经济利害的严重冲突，加剧了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止境的侵略欲望已非蒋介石的妥协政策所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在华北的侵略和扩张，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扩大了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英美对华北事变表示“深为焦虑”，“正为深切之注意1”。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进一步发生分化，愈来愈多的人不满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南京国民党左派开始在形成，英美派的势力和影响在扩大，亲日派受到抨击。同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重新高涨，也不允许蒋介石继续推行对日妥协的政策。这一切推动和逼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开始逐渐改变其对日政策。
　　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若干变化开始于华北事变的处理过程。193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并通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大部主权，迫使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平、津、河北。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就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
① 南开大学：《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8、389页。
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商定在“华北地区制造自治政权”，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政府”1。这个计划经日本东京批准并由土肥原具体执行。lo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11月6日，土肥原带了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到达天津，压迫宋哲元于11月20日宣布“自治”。为了阻止华北五省“自治”，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些对策。1935年
9月，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杂志发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论文，其中说：“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2”11月3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兼财长孔祥熙，在英美支持下宣布实行币制改革，日本认为这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以夷制夷政策”，声明“断然反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因此而动播改革币制的决心。当日本压迫宋哲元宣布“自治”时，蒋介石亲自飞到太原说服阎锡山，并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韩复榘进行工作。同时调动部队，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演习，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沿陇海线北上佯动，向日本表示他不能接受华北“自治”的要求。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词。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严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同时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他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3。20日，又与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会谈。有吉明表示，最近华北之“自治运动”，如国民党中央“采取压迫或武力镇压等方法，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283~284页。
② 《中央周报》第398期。
③ 《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
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是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视不问”。蒋介石则表示；“作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不过根据连日来华北当局及各团体报告，并无一人希望自治和独立”，“即使引起某些动荡，中央亦无使用武力或出兵之意图。同时，我相信当地军人也会服从本人命令，希望放心”…。蒋介石要求日方停止策动华北自治，作为交换条件，表示同意实行广田三原则。宋哲元一方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自治”，充当汉奸，但也没有断然拒绝。他借口内部部署尚未就绪，要求延期；另一方面为保持自己在华北的地位，扩大自己在华北的权力，11月19日，他试探蒋介石：“彼方要求，必须华北脱离中央，另成局面，迭经拒绝，相逼益紧，不得已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之下，与之研商，以(一)不干涉内政，(二)不侵犯领土主权，(三)平等互惠为限度，作第一步亲善表示，此外并无任何接洽，各方谣言，万不可听，惟形势迫促，稍纵即逝，究应如何应付，伏乞密示方针。2”20日，蒋介石复电宋哲元说：“来电所称，拟在拥护中央系统之下，以不干涉内政，不侵犯领土主权及平等互惠为限度，与之磋商”，是中了日本“诱陷之毒计”，“因不干涉内政等三语，乃国家与国家之交涉，如据此语与之磋商，即与拥护中央系统之原则相抵触，一经开谈，兄等即已超越地方官吏之地位”；并说他与日本政府“为整个之磋商，已在开始进行中”，要宋哲元“仍本初旨，坚定应付，以浸其谋，或告彼方径与中央解决，万一彼方因此不满，对兄等为局部之压迫，中央必当以实力
①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320页。
② 《总统府机要档案》，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14页。
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部独为其难，而与兄等为共同之牺牲也”1。同日，蒋介石还表示：“如干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2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日本未能迫使宋哲元在11月20日宣布“自治”。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放弃其计划，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迫其在11月30日宣布“自治”。11月23日，国民党“五大”宣布结束。第二天，在日本侵略者唆使下，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中央自治”，25日，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自治政府”)。26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撤销北平军分会，其职务由军委会直接处理；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殷汝耕免职拿办。这几项决定，一方面是通过通缉殷汝耕，表示反对华北“自治”，也是对充当汉奸的人的警告，同时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保证宋的地位，使其不致完全脱离中央而听命于日本。宋哲元虽不愿步殷逆之后尘，却又要利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向蒋介石索取独揽华北的权力。他一方面向日本表示：“倘立即撤销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按我的步调行事，则我将改变单纯倾向南京方面的态度，一定也要倾向满洲方面。”3另一方面在27日、29日两次向国民党中央请辞绥靖主任新职。30日又致电蒋介石，以平津危机向南京施加压力。电报说：“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遏抑，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
① 《总统府机要档案》，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714~715页。
② 《总统府机要档案》，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 第715页。
③ 《土肥原秘录》，第44页。
哲元德薄能鲜，抚驭无方，综衡情势，似非因势利导，别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纵外患不计，亦内忧堪虞。1”这实际上是向蒋介石要求在华北也成立类似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政权机关。蒋介石既不允许华北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而宣布“自治”，又摄于日本的武力威胁，于是在30日派何应钦北上，与宋哲元等各方面商议解决华北危机办法。12月u日，国民党政府明令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虽然还隶属于南京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汉奸势力对它具有很大影响和控制力。至此，国民党政府对华北问题再没有退路了。但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停止继续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明确指示“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导，目前通过宋哲元来进行……逐步实现实质性的自治，确立华北五省自治的基础”，“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自治机能还未充分发挥时，支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立性，如果冀察的自治到达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尽快使之合流”，并决定“处理华北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2。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能够解决也没有能够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
　　因此，在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继续发生若干变化。日，日本外相广田在第68次议会上发表演说，对所谓“对华三原则”作了解释，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和放弃以夷制夷政策，进行积极合作；二、中国承认“满州国”，完全调整日“满”华三国的关系；三、中日合作防止赤化。
① 《国闻周报》第12卷，第48期。
②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第288~289页。
并宣称中国政府“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①。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则于次日发表声明，指出：“广田外相演说，谓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2”日至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和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就调整中日关系举行了四次会谈。中方提出，调整中日邦交，最正当之办法，应自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限度，也须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之状态。
1936年4月，日本决定强化华北驻屯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于4月17日向日驻华大使馆表示“事实上无此必要”。5月，日本大量增兵华北，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于5月15日电令驻日大使向日本外务省交涉制止。同时，对侵华日军在华北包庇走私浪人、破坏海关缉私曾多次向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迅速予以制止。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以蒋介石为议长。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其次，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入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3”这里，蒋介石明确地表示了决不签订承认“伪国”的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3页。
② 周开庆：《一九三六年之中日关系》，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38页。
③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
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做了解释。1936年8月至9月间，相继发生了“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等。9月15日、16日、
2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举行三次会谈．日方不仅要求解决上述事件，而且要求国民党政府“解散一切抗日团体”，“杜绝一切排日运动”，实行“共同防共”、“华北经济提携”和“减低关税”等，以此作为“对调整邦交具体表示诚意之确实证据”。对此，国民党政府也提出了五条关于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其中包括取消上海、塘沽两个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政权和停止走私等。10月19日、21日、26日和11月10日，张群与川越又举行四次会谈，均以“防共问题”为中心。日方提出“一般防共”和“华北共同防共”两大问题。关于“一般防共问题”要求“由两国订一协定”。关于“华北共同防共问题”要求“扩大防共地域”、组织‘共同防共委员会’等。国民党政府则提出取消上海、塘沽两协定和冀东伪政权。双方距离很大。日方声称“冀东问题与防共无关不能并提讨论”，“如中国坚持此项主张谈判只有破裂”。国民党政府则坚持“华北防共区域限于内蒙一带”，不能扩大，“延至雁门关一层决作不到”，“一般防共问题”“无此必要”，“以勿谈为妥”，并表示“数年来中日关系欠佳，故反政府者皆欲借反日问题造成人民阵线，现在若强作此事则徒刺激中国人民之情绪于日本亦无甚益处”。由于张群一再表示“蒋院长对中日邦交之调整颇具决心，但日方必须顾到我方立场，否则即生困难”，最后川越表示“一般防共问题日本甚谅解中国之困难”，答应“将来有机会再行缓谈”，并说“此乃日本之大让步”，要求“中国方面也须相当让步”。张群说：现在“取消塘沽停战协定、上海停战协定两问题都不谈，此可谓已经大让步矣”，并表示冀东伪政权必须取消，“华北共同防共问题”，“想来想去尚以勿谈为上策”，“想来想去仍以留待将来再谈为妥”。四次会谈最后仍无结果。11月l0日，蒋介石指示张群“应以完整华北行政主权为今日调整国交最低之限度”1。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表示，解决中日间悬案的谈判，欲求实际上之进步已不可能。他向日本外务省报告说：近来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提案之态度已因其国内外形势转趋强硬。12月3日，又举行第八次会谈。川越朗读其携来之所谓备忘录。张群表示，“川越所朗诵之文件，其内容与历次会议情形显有不符之处，不特有为我方向未谈及之记载，且对我方重要意见，遗留甚多，其中更有贵大使从未提及之事项，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此种文件”。并表示“双方须顾到彼此立场，如塘沽上海两协定之取消、冀东伪组织之取消、华北非法飞行之终止、察绥伪匪军之消灭，以及走私之停止等等问题，系我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由于张群拒绝接受日方提出的备忘录，会谈不欢而散，中日交涉停顿。②蒋介石在12月5日指示张群对川越备忘录“非立即用正式公函退还不可，万不可随意迁就…。1936年12月，伪匪军在日军配合下，向绥远大举进犯，驻绥远的傅作义部奋起还击，全国人民积极援绥。国民党政府对绥远抗战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为此向日驻华大使馆提出交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谈话，表示“今日绥察之问题极简单明了，来犯者不论其为伪为匪或其他任何势力，同为国家民族不共戴天之大敌，于此应付之方，惟有迎头痛击，惟有根本剿灭，地方疆吏于此有显明之表示，中央当局，更有明切之指导，态度显明，毫无犹豫研究之余地”。国民党政府也于11月28日发表声明，说“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
① 《总统府机要档案》，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680页。
② 以上见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
3 《总统府机要档案》，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88页。
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涉，万一不幸而发生此种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全力防卫，以尽国家之职责也”1。
　　宋哲元在日蒋之间左右逢迎巩固了自己在华北的地位。他既不愿完全受国民党中央的控制，也不愿完全受日本操纵当汉奸傀儡。因此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在各方的压力下，特别是在全国抗日救亡热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下，对日态度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根据《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的要求，日方多次派人晤宋哲元，要求宋哲元扩大冀察“自治程度”，逐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宋为此亲到天津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会谈。他在某些问题上向日方妥协让步，但又要求取消冀东伪政权，日军拒绝，会谈没有达成协议。3月日方迫使宋哲元与其秘密订立“华北防共协定”。对此外国通讯社有过透露，但宋不敢承认。5月，日本借口“共同防共”，大量增兵华北，并压迫宋哲元于5月30日前宣布与南京脱离，外电盛传宋将屈服②。天津学生和工人举行示威，抗议日本增兵，保卫华北主权。日方要求宋哲元取缔抗日爱国运动。30日，宋哲元发表“力保主权”的谈话。宋说；“华北外交刻所争者，为保全我国主权问题。凡不损我国主权者，方可本平等互惠原则向前做去。余对交涉事，非所经手者，不愿过问，个人所能负责所应负责者，绝对负责”，“津市学生游行事件，日方表示颇认为严重，实则学生尚无轨外行动3”。30日夜，宋哲元召集冀察军政负责人会议，讨论结果，“对当前环境下之时局，一切事项均应下最大决心，以彻底保全我国主权为前提，向前努力奋斗，在平等互惠之原则下，方能与日方谈合作，
① 周开庆：《一九三六年之中日关系》，第90-94页。
② 《中国现代史论和史料》，第504页。
③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2期。
　　以事实辟外传之谣盲，保障地方治安，谋人心之安定1”。自此之后，冀察当局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从6月起，二十九军与日军冲突迭起。10月日军举行秋季演习，二十九军在一周后也举行演习，宋哲元亲临指挥。9月20日，宋哲元已表示“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2”。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在华北的经济侵略，要求宋哲元答应建筑津石铁路、开采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开辟航空路线、收购华北棉花、输出长芦余盐等。对于日方的要求，宋哲元能敷衍的就敷衍，推诿不了的就托辞得由南京批准，拖着不办。最后压力不断增加，宋哲元无法，就借口“扫墓”躲到山东乐陵老家去了。对宋哲元的变化，日毛泽东致书宋哲元给予肯定和支持：“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立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3
　　上述事实说明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已经开始发生若干变化。1936年毛泽东致王以哲信说，“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4。10月
25日致傅作义信指出：“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5但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一致要求抗日救亡的情势下，蒋介石仍死抱住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放。中国共产党已于8月25日致书国民党，对国民党二中全会对日政策所作解释和若干进步表示欢迎，并于9月1日向全党发出“逼蒋抗日”的指示，
① 《国闻周报》第13卷，第22期。
② 《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767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④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50页。
⑤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但南京当局和蒋介石仍“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1。南京当局和蒋介石虽在秘密与共产党谈判，但其用意则在用“和平方法”“根绝赤祸”，因此仍在西北集中大量兵力准备向红军进攻。这种情况正如毛泽东日致宋子文信中所说：“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2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剿共”，结果发生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说明抗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终于破产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内战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外维护领土主权、对内进行和平统一的方针。3并发表宣言说：这次全会的对外方针，仍继承二中全会的方针不变，且努力以策其进行。并表示“超过忍耐之限度”，“决然出于抗战”4。对内方针是“和平统一”。全会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从决议案看国民党“根绝赤祸”的根本立场没有变，但方法已由武力“剿共”改变为“和平统一”5。这是国民党政策上的重大变化。
　　日深夜，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这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③ 《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期。
④ 《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期。
⑤ 《国闻周报》第14卷，第8期。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失败之后，采取武力的办法，也即战争的办法，为把华北从中国分割出去建立伪“华北国”而策划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妄想局部解决。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命令他“就地抵抗”，并令“中央军集中在保定”1。同日，何应钦召开“七七”事变第二次汇报会，会上决定派熊斌北上向宋哲元传达国民党中央旨意，即本着蒋介石“不挑战、必抗战”的意见办事。如果宋哲元由于环境的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与日本谈判，以求援兵，但仍须作全盘之准备。卢沟桥、宛平城不可放弃。如二十九军需要子弹和军械，中央可以源源补充。2同时，蒋介石令宋哲元移驻保定，免受日方之包围和压迫。12日，外交部正式致谍日驻华大使馆，声明“无论任何条件，非经中央核准概不承认”3。13日，蒋介石再电宋哲元，要求宋“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请宋哲元“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4。日本一方面继续向华北大量增兵，完成对平津的包围和大规模作战准备，一面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逼迫宋哲元接受日方提出的七项要求。15日，日本制定了中国驻屯军之作战计划，规定“军事行动开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第二十九军)扫荡至永定河以西”，“以影响其
①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368―369页。
②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
③ 《申报》每周增刊第2卷，第28期。
④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368―369页。
放弃依靠中央军加入战斗之意志”1。宋哲元为保存自己在华北的实力和地位，违背二十九军广大将士的抗战意愿，一面要求中央军停止北上，一面继续与日军谈判，实际上宋哲元已坠入日本的圈套。15日，宋哲元竟发通电，称卢沟桥事变“仅系局部冲突，伤亡亦系少数”，谢绝海内外同胞的捐款。2
但16日又表示“决不丧权辱国，订秘密条约”③。同一日，国民党政府以卢沟桥事件的备忘录送交九国公约签字国及苏、德等国，促请各国注意。并宣布“中国政府已通告各国政府，凡日本强令华北地方当局所缔结之协定，非经中央政府核准者，中国概不加承认”4。16日，外交部特请英国驻日大使许阁森向东京试探，并转告日本外务省，蒋介石准备自7月17日起停止调动军队，希望日本也采取同样行动，中国政府并准备预作安排，以使双方卷入冲突的军队各回原防，但日本外务相表示“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日本政府不能接受蒋的提议”5。在这样情况下，蒋介石才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一、重申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即他在国民党“五大”的外交演词和五届二中全会对“最后关头”的解释，并说；“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二、“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四，“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并提出解决卢事的四条原则。
①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366页。
② 《中央日报》日。
③ 《申报》每周增刊第2卷，第29期。
④ 《东方杂志》第34卷，第16、17期。
⑤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湾综合月刊社1972年版，第368―369页。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底限度”，“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1。蒋介石“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全国同胞的欢迎”2。19日，蒋介石庐山谈话正式发表。同日，外交部以备忘录送日本驻华大使馆，“重申中国政府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之意”，“提议双方约定一确定之日期，同时停止军事调动，并将已派之武装队伍撤回原地”。并表示“本事件解决之道，中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当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之许可”3。同日，日本驻华陆军武官喜多诚一赴军政部访何应钦，声称“中日局势已到最后阶段，希望撤退中央北上的军队，否则局势有扩大之虞”。何应钦答：“目前紧张情形全系日方派遣大量陆军空军所造成，我方自始希望和平解决，并无扩大之意，但鉴于日方调派大军于河北省，不能不有所准备，此种准备，全系出于自卫，并无挑战之意。中国军队均是国军，无所谓中央军与其他军，中国政府在中国领土内必要调动军队，系属当然之事，但如日本能将新增之军队撤退，中国方面也可考虑作同样之行动。”4
① 《申报》每周增刊，第2卷，第29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
③ 《外交部致日使馆备忘录》，载《抗战文献》，第3页。
④ 《申报》每周增刊，第2卷，第29期。从而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撤退北上的中央军、不干涉冀察当局的谈判两项无理要求。
　　蒋介石庐山谈话态度比较强硬，但蒋介石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他先后会见了英、美、法、德等国驻华大使，希望外国出面调停。同时，再派熊斌到北平向宋哲元说明“中央方针”。但是，这一局部解决的和平努力都被日本侵略军所蛮横拒绝。日军在28日黎明发动进攻，二十九军仓促应战。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也被日军侵占。于是，蒋介石才被迫放弃了局部解决的想法。29日，蒋介石两次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平津局势骤变以后政府的方针，并于当晚对记者说：他7月17日庐山谈话四点立场“绝无可以更变”，“今既临此最后关头，岂能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任听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国人须知我前次所举之四点立场，实为守此则存逾此则亡之界限！无论现时我军并未如何失败，即使失败，必存与国同尽之决心，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总之，我政府对日之限度始终一贯，毫不变更，即不能丧失任何领土与主权是也”，“余已决定对于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1。
　　8月13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战，淞沪抗战开始。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20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上海属第三战区，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① 《申报》每周增刊，第2卷，第31期。
② 《中国全面抗战大事记》8月份，美商华美出版公司1938年版，第23~26页。
同时制定了作战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另以最少限兵力守备华南各港口。”国民党政府在淞沪战场投入了四十万兵力，与日军进行激烈战争。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从“九一八”到“八一三”，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由不抵抗到被迫抵抗，这一过程说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有两面性，它的对日政策是一种两面政策。它一方面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本性和无止境的侵略欲望，最终必将危及它的统治，甚至“同归于尽”；另一方面它和人民大众有矛盾，它的政权是在反共反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它仇视人民革命力量，它把人民革命力量视作“心腹之患”，它更惧怕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浪潮中发展壮大起来，从而威胁到它的统治。前者决定了它有对日抵抗的一面，后者决定了它对日妥协的一面。因此，当它感觉人民革命力量威胁它的统治时，它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当它感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已危及它的统治，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它的统治就会被全民愤恨的浪潮所淹没，它又被迫采取抵抗政策。但是，它的本质决定它的抵抗是动摇的。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由不抵抗到被迫抵抗的内在因素，也是国民党对日政策始终动摇不定的根本原因。这是我党由“反蒋抗日”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的依据，也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策略的依据。国共两党双方政策的转变，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但是国民党蒋介石这种内外政策的转变是被迫的，它决定一切内外政策(包括对日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如何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蒋介石的独裁地位，这是我们研究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演变时切莫忘记的一点。(原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