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桥编队开往预定地域。方远超 摄门桥编队行进。方远超 摄第三代重型舟桥渡江。方远超 摄79式特种舟桥渡江。方远超 摄预备展开训练。方远超 摄器材泛水作业。方远超 摄门桥操作手。方远超 摄展开水上训练。方远超 摄组织现地观摩门桥指挥训练。方远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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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2416-06-2416-06-2416-06-2316-06-2316-06-20第07章 又一次走向国共内战战场
　　1.郑州受降，晋加上将军衔
　　日，胡宗南从豫西前线回到西安不久，就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胡宗南先接到蒋介石的电令，第一战区负责接受洛阳地区日军的投降，胡为该地受降主官。胡宗南立即发出“宗字第一号备忘录”，于8月29日由前线部队转送洛阳地区日军第十二军一一○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宏中将。不久，国民政府变更受降地点，胡宗南第一战区的受降范围扩大为洛阳、郑州、开封、新乡四地区，日军投降部队为驻上述地区的日军第十二军所辖各部队，投降代表为日军第十二军军长鹰森孝中将。
　　胡宗南立即进行进军河南受降的各项准备。以第三十八军张耀明部向开封挺进，接管豫东地区防务；以第二十七军王应尊部向郑州挺进，接管郑州与武陡地区防务；以第九十军严明部向洛阳挺进，接管豫西洛阳至巩县地区的防务；以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向黄河北岸之新乡、汲县挺进，接管豫北地区之防务。各部于9月上旬先后抵达指定位置。辽阔的河南大部分地区均为胡宗南部各军占领。胡宗南早就看中的中原战略要地今日终于攫为己有。
　　在这同时，胡宗南令第一战区拟定了对河南日军的受降办法，指令成立“第一战区日军投降接受委员会”，以范汉杰与李昆岗为正、副主任委员，还指定了各地的受降主持人。胡宗南决定自己赴郑州亲自主持日军第十二军的受降仪式。
　　日，胡宗南派遣李昆岗等人先赴郑州，将经胡审发的“宗郑字第1号备忘录”送交日军第十二军。胡宗南本人则于9月18日，偕同范汉杰等人，从西安乘飞机抵达郑州。因要等其他将领到达郑州，胡宗南将受降仪式推迟到9月22日举行。
　　9月22日上午，郑州天气晴朗。在郑州中华圣公会礼堂现改为胡军郑州前进指挥所的大礼堂里，胡宗南主持了简单而隆重的颁发日军投降命令受领仪式，即受降礼。
　　受降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礼堂正面高悬深蓝色布幔，布幔前竖立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悬挂中、美、英、苏四国领导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的画像。在礼堂的正面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礼堂中间横置一张铺盖白色台布的长方形桌，这是受降席。受降席的对面为投降席。两旁设有第一战区将领席、官佐席、来宾席、记者席以及仪仗队席等。
　　上午8时55分，胡宗南身着中将军服，带领各受降人员进入礼堂。礼堂内全体人员起立鼓掌欢迎。胡宗南在受降席中间就座。左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范汉杰中将、副司令长官刘茂恩中将、马法五中将，右为第一战区副参谋长李昆岗少将、副司令长官裴昌会中将。翻译李季谷立于胡宗南身后。
　　参加受领仪式的第一战区将领还有李兴中、王仲廉、李竹亭、谢甫三、张耀明等，以及美军代表包瑞德上校、魏德上校、威尔逊中校等，另有其他官员及新闻记者，共七十多人。
　　约8时58分，日军第十二军军长鹰森孝等五人，在胡部第一军第一师师长黄正诚少将引导下进入礼堂，在受降席前排成一排，向胡宗南等鞠躬敬礼。胡宗南令他们坐下。范汉杰宣布摄影三分钟，新闻记者拥上前来，日方代表面容沮丧，前额低垂，坐在那里呆若木鸡。
　　当记者摄影完毕，鹰森孝起立，面向胡宗南说：“本人今日前来拜受命令。”
　　胡宗南问：“贵官有无证件？”
　　鹰森孝将身份证呈送胡。
　　胡宗南阅后，连同“宗字第一号命令”交范汉杰转递鹰森孝。鹰森孝恭立接受，并在“命令授领证”上签字盖章，然后呈送胡宗南。原件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档案。
　　胡宗南说：“希望贵官切实执行我的命令。”
　　鹰森孝答：“是。”
　　礼毕，胡宗南命日军代表退席。鹰森孝等五人站立集体向胡宗南等人敬礼，然后退出礼堂。
　　受降仪式结束后，胡宗南向在场人员发表简短的演说，声称：“郑州、洛阳、开封、新乡日军到今天才正式接受命令，开始缴械。本战区当面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甚为愉快。回想八年以来……”他既赞扬了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与奋斗牺牲，又为蒋介石歌功颂德。
　　随后，在上午10时40分，胡宗南率官兵与来宾赴郑州市广场，举行了升国旗典礼。郑州，这座被日军侵占约两年的名城，又高高地飘扬起中国的国旗。
　　日下午，胡宗南在大雨中飞抵开封，驱车入城，受到正沉浸在光复喜悦中的开封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在这里会见了正被收编的伪军将领庞炳勋及张岚峰、孙良诚的代表。9月27日胡宗南又赶到新乡，会晤了正准备开往华北的第十一战区的马法五、高树勋等人。直到10月7日他会见孙殿英后，才于当日下午3时从郑州飞回西安。
　　胡宗南在河南活动期间，从重庆传来了喜讯：日，国民政府给他陆军中将晋加上将军衔。这在黄埔毕业生中，胡宗南是第一人，而且是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黄埔生中晋升到此军衔的唯一一人。
　　胡宗南回到西安后三天，正逢双十国庆节，胡宗南又获得了国民政府颁给他的胜利勋章。
　　胡宗南春风得意，兴高采烈。确实，这时是胡宗南一生“事业”的顶峰。
　　胡宗南在亲自率部赴郑州受降、控制河南中原地区的同时，又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利用抗战胜利的机会，派遣所部进入河北、北平、山西，抢占战略要地，将其触角伸向华北各地。
　　1945年8月底，胡宗南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集团军总部暨第一梯队第十六军李正先部，由陕东朝邑之大庆关渡过黄河，在山西永济登岸，到运城集结，然后沿同蒲线北上，经娘子关转入河北。接着，胡令原属第三十八集团军的第三军罗历戎部，从甘肃定西出发，经陕西合阳，由潼关渡黄河入山西，转归第三十四集团军编制，随第十六军后，一道开往河北。
　　第三十四集团军进入山西后，虽受到阎锡山晋军的疑忌与冷遇，但他们在晋南同蒲路沿线各城接受了驻防日军的大量武器、马匹与其他军用物资。10月底该集团军两个军的四个师部队先后到达河北石家庄集结，改归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指挥。这时正逢孙连仲的基本部队马法五等部在邯郸被中共军队“围歼”，孙连仲从北平电令李文派第十六军李正先部从石家庄南下增援。该军先头部队到达高邑时，马法五等部已被全歼，第十六军乃折回石家庄。孙连仲只得令第三十四集团军在石家庄接受日军一个旅团的投降，然后以该部第三军担任石家庄守备，李文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及第十六军开赴北平。
　　在第三十四集团军离开山西不久，由于晋军在抗战期间被严重削弱，阎锡山已没有力量完全控制山西。特别是晋南地区，处在中共太行、太岳部队的威胁之下。阎锡山不得不求助于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趁机派遣其精锐部队第一军的第一六七师李昆岗部进驻运城地区，控制了晋南这一盛产粮棉的富庶之区，并为后来胡军大举入晋作了准备。胡宗南的军事势力逐步向山西渗透。
　　日胡宗南到重庆参加陆军总司令部召开的第二次军事复员与整军会议。会后，他回到西安，在3月16日，又接到蒋介石来电，要他将第一战区所辖的十个军列为全国军队第一期整编。当时，胡宗南第一战区所辖的正规部队，因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开赴华北，第二十九集团军李铁军部划归第八战区，故只剩下第四、第三十一、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共四个集团军、十个军、二十五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七个特种兵团。
　　日，胡宗南主持召开第一战区军队整编会议。在近一个月时间内，将所部军队按国防部规定，进行整编完成，计有四个整编军（相当于原兵团）、十个整编师（相当于原军）、二十个整编旅（相当于原师）、五十五个步兵团，连同各直辖部队与特种部队，总兵力为25?6万人。同时裁并第七军分校等机构。不久，蒋介石在河南地区新成立郑州指挥所，以刘峙为指挥所主任。胡宗南的河南防区与王仲廉、李兴中两个整编军划归刘峙指挥。胡宗南的第一战区就直辖两个整编军：一是整编第一军，胡任命董钊为军长；一是整编第二十九军，胡任命刘戡为军长。
　　在此期间，因范汉杰被调升为全国陆军副总司令，李昆岗被调任整一师所辖的整一六七旅旅长，胡宗南任命盛文接任第一战区参谋长，薛敏泉任副参谋长。盛文，字国辉，湖南长沙人，1906年生，黄埔六期生，在胡部历任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等职。
　　国民党的军史评论家王禹廷后来谈到胡宗南当时的军事实力时说：胡宗南部“兵力最盛时拥有四个集团军五六十万人之众，堪称是抗战’剿匪‘的总预备队，可见当局对他倚畀之殷和寄望之重。抗战胜利前后，虽然以一部远戍新疆，一部调赴华北，但留在他掌握中的仍然是当时国军最完整强大的兵团。”（王禹廷：《戡乱军事的形势大略》，刊（台北）《传记文学》月刊第32卷，第3期。）
　　胡宗南在第一战区部队整编缩减后，就决定在今后将主要力量投入到严格训练部队、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与战斗力上，企图借此弥补部队数额的减少。胡计划在其部队中，“训练成极坚强之五个常胜师二十六个铁团，从提携培养锻炼中造成方面大将十七人，优秀幕僚十七人。”（《胡上将宗南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182页。）
　　胡宗南的雄心是很大的。他对自己事业的未来发展规划，不仅表现在军事上，还向政治与经济上挺进。为了将来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在1945年年底到1946年年初，乘着抗战胜利的时机，在所部挑选了一些青年学生，保荐资送去欧美留学深造，以作人才储备。他对机要秘书熊汇荃说：他在考虑多选几个人去欧美，多几个留学欧美的博士、硕士，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在胡挑选出的这些二十名大学毕业的青年中，有近半数是陕西名绅的子弟，胡借此与陕西地方着名人士加深了关系；还有半数是帮胡工作多年、受胡重视的青年军官与干部。胡宗南将他的机要秘书熊汇荃以及熊的妹妹熊汇芝、三青团陕西支团部组训组组长陈忠经、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申振民也都选上了。当然到这时，胡宗南仍不知熊、陈、申三人是中共的秘密情报人员。
　　2.“马前一卒”与“黄陆浙一”
　　胡宗南如此顺利地登上他“事业”的顶峰，登上“西北王”的宝座，首先是因为他对蒋介石绝对的忠顺与竭尽全力，从而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宠爱、维护与大力提拔。
　　有人在谈及胡宗南与他的密友戴笠对蒋介石的无限忠顺时，这样写道：“简直可以说是孝顺。’先意承志‘，不仅承奉其志而行之，而且预先逆知其意而为之。都是以领袖之喜怒为喜怒，以领袖之忧乐为忧乐。”（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2期，第13页。）在这点上，在蒋介石的所有学生与部下中，无人能及。
　　据说，胡宗南对蒋介石曾居住过的房间，启扉瞻仰，不昂然步入；对蒋介石使用过的车辆桌椅，亦勿敢亵渎自用；对蒋介石游憩过的庭园，就下令禁止驱车入内践蹍。
　　据说，胡宗南军于1947年占领延安后，蒋介石要到延安视察，胡宗南为蒋介石准备了一处讲究的住处。后来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先来到延安，招待人员准备以这座准备给蒋介石住的房子供白居住。胡宗南闻知，立即阻止，说：“领袖住的房子，怎么可先给人家？”（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2期。）
　　又据说，第七军分校的政治教官向学生介绍胡宗南的“革命历史”，胡宗南闻之立予面斥，并召集全校师生员工训话，说：“我胡宗南不过是领袖的马前一卒。只有领袖，没有胡宗南。”（戈士德：《胡宗南与戴笠》，刊（台北）《中外杂志》第31卷，第2期。）
　　在1927年8月与1931年12月蒋介石两次下野期间，胡宗南都表现出对蒋介石毫不动摇的忠诚，始终全力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蒙难”时，胡宗南如丧考妣，一方面发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一方面秉承宋美龄的旨意，以营救蒋介石脱险与生命安全为第一要义。他的言行深得蒋介石的欢心与赏识。
　　1938年年底，胡宗南刚率军回师关中，驻节西安，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就下令在西安翠华山麓创办了一所以蒋介石名命名的“中正中学”，吸收胡部军官子弟与沦陷区的青年入学。胡宗南对这所中学分外重视与关心。他以自己的亲信将领、黄埔六期生盛文为该校董事长，聘请西安教育界名人高化臣为校长。学校所需经费与物资皆由胡宗南的总部供给。在校学生，皆由胡宗南的总部供给衣食。中正中学成为西安乃至西北条件最好的一所贵族中学。这无疑是令蒋介石满意与高兴的一件事。
　　日是蒋介石的六十寿辰。胡宗南在西安城发起对蒋介石的庆寿献忠活动。在这期间，胡宗南特地在蒋介石于西安事变时被张学良士兵抓住的临潼华清池，建起一座纪念亭，胡宗南为之起名“正气亭”。胡宗南令在亭上摩崖书写当年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话全文，特请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书丹。在“正气亭”奠基之日，胡宗南又特地组设了“六十诞辰奖学金委员会”，宣布要以此奖学金支持奖励陕西省籍的青年求学。
　　蒋介石与胡宗南在蒋介石每次到西安或陕西其他地方视察，胡宗南更是竭忠尽智。事前，他亲自准备与指挥部署蒋介石的住处“行宫”，抽调工作人员多达四五百人。他特派专人携带设计图样与尺寸，乘飞机去迪化（今乌鲁木齐）采购特制的地毯；委托戴笠从美国购置装有防弹设备的小汽车；在西安木器店定制一套特设的家具，又让其驻重庆办事处购置一批供宋美龄使用的化妆品。他知道蒋介石喜欢吃宁波竹笋罐头，就让人准备了几百斤。蒋介石将到之前一日，胡宗南必亲自到“行宫”仔细检查，亲自躺躺床铺，坐坐沙发，蹲蹲马桶，看看是否安全舒适。蒋介石在陕期间，胡宗南必每天晨昏待问：“委座胃口如何？”“委座睡得怎样？”在蒋介石到民间视察时，胡宗南为了既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又能让蒋介石接近民众，亲自召开会议布置，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安全第一，亲切第一”的口号。胡宗南对部下说：“领袖不高兴我们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做法来保障他的安全，认为这是把他外于民众的做法。因此，迎接领袖时，既要注意保安，又要注意亲切热烈。”（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98～102页。）
　　胡宗南在自己部队中大力倡导对蒋介石的无限忠顺，大树特树蒋介石的最高领袖与绝对权威的地位，还有一套理论。胡宗南常喜欢向部下谈隋唐之际李靖辅佐李世民得天下的故事，说：“李卫公（本书着者按：李靖字卫公）手提三尺龙泉，纵横天下，大有不可一世之慨。当他会见李世民后，觉得李世民有高瞻远瞩之见解，英明果断之魄力，并兼有可与天下争衡之军事实力。认为取隋而能主天下者，非李世民莫属，于是他扶助李世民，鞠躬尽瘁，直至老死而不辞。此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值得吾人效法。”（刘钊铭：《胡宗南控制下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刊《西安文史资料》第5辑。）胡宗南借此既表明了自己绝对效忠蒋介石的心迹，又号召部下为维护蒋介石的最高领袖地位而出力卖命。
　　胡宗南数十年对蒋介石的忠实与效命疆场，赢得了蒋介石的特别信任与宠爱。蒋介石让胡宗南接掌他的起家部队，从第一师师长，到第一军军长，并连连破格提拔，直至成为战区司令长官，成为统兵数十万、总揽西北军政大权的“西北王”。这在黄埔军校各届毕业生中绝无仅有。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事人物三鼎甲中，汤恩伯不能与之比肩，恐只有陈诚可以与之平分秋色。抗战期间，1941年，蒋介石甚至将他宠爱的幼子蒋纬国送到胡宗南部第一军中服役任职数年，让胡宗南做蒋纬国的监护人，乃至蒋纬国的婚姻大事都交给胡宗南去操办。当胡宗南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部队里遭到一些人的责难时，蒋介石总是公开维护。在1945年初的一次会议上，蒋介石说：“近来有些人对胡长官宗南有许多指责，除了胡部确有部分军队纪律不好，应责成整饬外，我认为我们应从全局来看问题。大家要知道，八年来如果没有胡宗南这支力量在西北顶住，则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四川这个地方，就会受到严重威胁，这样，我们就不能争取抗日的胜利。”（前引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195页。）
　　胡宗南除对蒋介石保持特殊的忠顺与亲密关系外，还竭力对国民党内的一些党国元老、派系头目与军政实权人物进行拉拢联络，建立亲密与良好的关系。
　　例如，他因与戴笠的特殊亲密关系，而与军统亲如一家。戴笠在1946年3月因飞机失事死亡，胡宗南痛哭失声，亲为祭奠。1946年冬，胡宗南到南京，夜深大风雪，亲自驱车到郊外灵谷寺寻访戴笠墓，行礼致哀数十分钟。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郑介民、毛人凤先后主其事，胡宗南与他们关系亲密如故。
　　对中统，胡宗南因与陈果夫、陈立夫既是浙江湖州同乡，又与二陈之叔陈其采有师生关系，因而私谊也非同寻常。
　　对于右任、张继、居正、张钫、何应钦、顾祝同、蒋鼎文、张治中等元老、政要以及学者、名流，胡宗南也通过种种手法，或多次往访，或邀其来部讲演检阅，或重用其子婿亲友，而赢得他们的好感。例如，胡宗南每次邀请于右任、张继、居正、张钫、何应钦、顾祝同等元老、政要以及一些名流、学者到其军中给官兵讲演时，他总是亲自接待，亲自主持大会，而且在整个大会过程中，他总是以立正姿态站在讲台前沿，数小时纹丝不动，呆若木鸡，毕恭毕敬。在胡宗南的指挥与影响下，台下成千上万官兵也都立正听讲，鸦雀无声。这就使得那些来胡宗南部讲演的元老、政要、名流、学者，莫不感动、敬佩，纷纷称赞胡宗南治军有方。胡宗南后来权力日增，“声誉日隆”，当与这些要人的提携与宣扬有很大关系。
　　胡宗南如此顺利地登上他“事业”的顶峰，登上“西北王”的宝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多年来在自己的部下中，处心积虑地识拔、拉拢、培养、重用了一批既绝对忠于自己、又能带兵打仗、施政安民、具有军政才干的干部，然后，通过这些干部，控制与指挥几十万军队，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与首领的庞大的军事集团。
　　胡宗南识拔选用干部有一套政策与做法，这就是“黄陆浙一”：则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包括中央军校与西安第七军分校的毕业生；陆军大学将官班或参谋班的毕业生；浙江籍贯；有在第一师从军带兵的经历。只有具备了这四项条件的人，或具备其中的三项、两项，最少具备其中的某一项，才能在胡部立得住脚并得到升迁。所具备的条件越多，那么就升迁得越快。如果这四项条件都沾不上边，那么就很难在胡部立得住脚，更难得到升迁了。
　　首先，胡部几十万大军的军官优先选用黄埔与陆大毕业生。排、连长多系西安七分校毕业生；营、团长多系中央军校毕业生；师长、军长则多是黄埔军校前六期的资格；至于集团军总司令，则一律都是黄埔一期生，是胡宗南的同期同学与友好。而师长以上将领与幕僚人员多经陆军大学学习与培训。这样，胡部大军成了清一色的“黄埔系”的天下，胡就是这个“黄埔系”的总头目。对于那些非黄埔与陆大毕业的军官，胡宗南多让他们在军中任些闲职或副职，有的只拿份“干薪”度日而已。
　　在胡宗南部任各级军官的黄埔生与陆大生中，如果是早就追随胡宗南，曾在胡任师长的第一师中任过职的，则更被胡宗南视为患难战友，更得到胡宗南的信任与重用。
　　现将胡宗南部一些主要将领简况列表如下：（史料来源：A《民国人物小传》（台北出版）；B《革命人物志》（台北出版）；C《传记文学》（台北出版）；D《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北京出版）。）
　　姓名 籍贯 生年 出身 在胡宗南部担任主要军职
　　李铁军，广东梅县，1904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一旅第三团团长、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第七十六军军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丁德隆，湖南攸县，1904年生，黄埔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四期在胡部历任第一师独立旅旅长、第一军第七十八师师长、第三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西安绥署干训团副主任。
　　袁朴，湖南新化，1904年生，黄埔一期，陆军大学特别班二期在胡部历任第一旅第一团团长、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第七军分校办公厅主任、第八师师长、西安警备司令、第十六军军长、西安绥署干训团教育长。
　　李文，湖南新化，1905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第七十八师师长、第九十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五兵团司令。
　　范汉杰，广东大埔，1897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一师副师长，第一军副军长、第二十七军军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参谋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宋希濂，湖南湘乡，1907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七十一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董钊，陕西长安，1902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二十八师师长、第十六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整一军军长、陕西省政府主席。
　　刘戡，湖南桃源，1906年生，黄埔一期，陆军大学六期在胡部历任第九十三军军长、第七军分校第十总队长、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整二十九军军长。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钟松，浙江松阳，1900年生，黄埔二期，陆大将官班在胡部历任第六十一师师长、整三十六师师长、第三十六军军长、西安警备司令、第五兵团副司令。
　　李延年，山东广饶，1904年生，黄埔一期，在胡部历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廖昂，四川资中，1902年生，黄埔二期，陆大特别班四期在胡部历任第一旅第二团团长、第一师西北补充旅旅长、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旅长、整七十六师师长。
　　罗列，福建长汀，1905年生，黄埔四期，1932年～1935年入陆大学习在胡部历任第一军参谋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第四十八师师长、整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西安绥署参谋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
　　盛文，湖南长沙1，906年生，黄埔六期，在胡部历任暂编第五十九师师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第一战区参谋长、西安绥署参谋长、第三军军长、成都防卫总司令。徐保察哈尔怀安黄埔四期在胡部历任第一师营长、第一军第七十八师第四六五团团长、整三十六师之整二十八旅旅长、整七十六师师长。张新浙江浦江黄埔三期在胡部历任第一师营长、团长、整七十六师之整二十四旅旅长。
　　陶峙岳，湖南宁乡，1892年生，保定军校毕业，原湘军将领，在胡部历任第八师师长、第七十六军军长、第一军军长、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裴昌会山东潍坊
　　裴昌会，山东潍坊，1896年生，保定军校八期，陆大特别班六期，原孙传芳部属，在胡部历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署副主任、西安绥署前进指挥所主任、第五兵团司令、第七兵团司令。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胡宗南部掌握军政实权的高级将领中，除裴昌会、陶峙岳等少数人外，几乎是清一色的“黄陆浙一”的资格与出身。至于裴昌会，原是孙传芳的部将，陶峙岳则是湖南部队出身，胡宗南用他们，是因其会带兵打仗，但胡一直未将他们视作自己的心腹。
　　胡宗南还注意安插、重用自己的浙江同乡。在胡宗南军的各级司令部中，特别是在他的长官部中，很多处长、科长都是浙江人，有许多还是胡宗南在孝丰私立王氏小学的同事与学生。如王微，是胡宗南在王氏小学的同事，长期担任胡宗南部机要处长的重任，并为胡宗南起着“军师”的作用；刘大军，是胡宗南在王氏小学的学生，在胡宗南部先后任胡的副官处处长、侍勤队队长等职，担任侍卫胡宗南与搜集情报等重要工作；唐西园，浙江嵊县人，原是戴笠所办特务训练班的学生，被戴介绍给胡，被胡宗南任命为随从副官与侍勤队长，权倾一时，虽是中校军衔，其职权超过许多将军，致使西安军界官场有“上将中将不如芝麻将”之说；程开椿，亦是胡宗南在孝丰王氏小学的学生，胡宗南任命他为第七补给区司令，掌管胡宗南部几十万军队的后勤供应；徐康良，是胡宗南在王氏小学的学生，先在胡宗南部任职，后由胡宗南保荐任空军华北司令。另外还有蒋坚忍（浙江奉化人）、赵龙文（浙江义乌人）、沈开樾（浙江宁波人）、戴涛（浙江孝丰人）等，都长期在胡宗南部担任各项重要工作。
　　但胡宗南对浙江籍的人，多用之为幕僚或文职的党务、文秘、机要等工作，很少任命他们为带兵打仗的主官。胡宗南认为，浙江省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舒适安逸，人民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缺乏毅力与吃苦耐劳的精神。今天大敌当前，作为带兵将领，固然需要丰富硕满的军事知识与高瞻远瞩的战略见解，但还需要有冲劲，有干劲，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以不能光需要文质彬彬、云淡风清的文人学士，也需要像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那样的一些闯将。胡宗南认为，在艰险的军事斗争中，浙江人是不适宜担任带兵将领的。当他听说俞济时要出任第三战区建国军司令时，曾说：“俞济时也可以去带兵吗？俞济时是宁波人，宁波人只能做生意，带不了兵。”（刘钊铭：《胡宗南控制下的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刊《西安文史资料》第5辑，第121页。）
　　此外，胡宗南还常常用种种奇特的方法网罗、笼络与控制各种军事人才，为其所用。
　　例如，胡宗南部下将领有徐保其人，察哈尔怀安人，黄埔四期生，以勇猛善战着称。此人当团长时，是有名的赌棍，有一次他亲自去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饷，竟在一夜之间输得精光。第二天天亮，他回到团部，团的军需主任来请他发饷。徐保分文没有，便说：“叫值星官集合全团，今天团长亲自发饷。”全团集合完毕，徐保说道：“这个月的饷，团长领来了。他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团长将钱统统输光了。弟兄们，不要急，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明天全团发双饷，好不好？”全团官兵一时被他搞得糊涂了，竟齐声答道：“好！”胡宗南闻之将徐保召去，拍桌厉声责问：“古来名将，谁是赌棍出身？”徐答不上来。胡宗南哼了两声，就一脸怒气走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见徐保还是站立原地，丝毫未动，不觉暗喜，呵责道：“答不出吗？没有用的东西。去，向经理处再领全团一个月的饷，下次不得胡来！”胡宗南恩威并加，徐保先惧后喜，对胡感激敬佩，能不为他拼死效命。徐保后来成为胡宗南部的“四大金刚”之一。（张新：《胡宗南其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再例如，胡宗南手下着名战将、曾任整二十四旅旅长的张新，是浙江浦江人，面麻，黄埔三期生，1928年在浙江省防军工作，与胡宗南并不熟识。一次黄埔同学在杭州聚会，胡宗南得知张新情况，就主动上前厉声责问他：“你是黄埔三期同学，为什么贪生怕死，不到前方去？”张新被问得莫名其妙，随口答道：“到前方什么地方去？”胡宗南说：“到浦口第一师第一旅去。”张灵甫原来胡宗南这时正任该旅旅长，千方百计搜罗黄埔学生到其部队中。这样张新就投到了胡宗南部，追随胡二十年之久。在1932年，张新在部队中当营长，与团长周士冕顶牛，挥拳打了团长。团长到胡宗南那里告状。胡宗南先是令将张新押解到师部关押，宣布要“着即枪决！”进行威胁；但不久却将张释放，官复原职，还以罕见的温和态度对张说：“有勇无谋，不成大器啊！”一打一拉，使张新对他感激涕零，以死相报。同上书，第173～174页。
　　胡宗南一向标榜以“仁义”治军。他对部下的亲信军官宠爱有加，对他们的错误甚至罪行也百般呵护。1935年胡宗南部驻军甘肃，胡部有一团长张钟麟（字灵甫），陕西长安人，1903年生，黄埔四期生，随胡多年，能打善战，战功累累，但脾气严厉暴躁，因怀疑其住西安的妻子吴海兰不贞，竟回家中开枪将其打死，引起西安舆论大哗。西安公安局派人到胡部抓人，胡宗南闻知此事后，虽对张作了一番指责，却阻止公安局对张灵甫执法。西安妇女界集会游行抗议，并联名上书国民党妇女部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宋美龄去找蒋介石，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将张送南京法办。至此，胡宗南才对张说：“你的事闹大了，蒋委员长亲自过问，我是爱莫能助了。”胡宗南并不派人押送，只是给张灵甫充足路费，让他一人去南京，其意是让张逃往他处避风。张居然没有逃走，去南京求见蒋介石，被判十年徒刑，关在南京江东门陆军监狱。张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出狱重新带兵，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参见吴戾天：《我所知道的张灵甫》，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胡宗南的这一手在部下官兵中传为“美谈”。
　　后来，胡宗南手下的军官与干部越来越多，胡宗南就在其军队中成立一个秘密核心组织——“铁血救国团”。其成员都是胡部高级军政骨干分子。每个人的入团形式是需两人以上介绍，并经考核后，举行秘密仪式，歃血为誓。铁血团的任务是确保胡宗南在全军的最高权威与绝对领导，维护军令的执行，加强高级军官团结，肃清内部异己分子，监督全军官兵。在平时，它负责考察军官思想言行，起核心领导作用；在战时执行督战任务，执行战时军令与战场纪律。铁血团成员还享有可以直接向胡宗南密告他人、保荐各级部队长直至和自己同级部队长的特权。（参阅（1）孟丙南：《“西北王”胡宗南》，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26页；（2）张新：《胡宗南其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72页。）胡宗南是这个铁血团的首领。他利用这个铁血团，大大加强与巩固了他对全军的绝对指挥权。
　　当然，胡宗南对一些杂牌部队的关键人物，或是国民党政要、元老的亲友，虽不是“黄陆浙一”的身份与资格，则从政治上考虑，破例、破格地给以宽容与重用，以达到他更重要的目的。例如，胡宗南特地任命冯玉祥的亲戚李宗毅为长官部的副官处处长，以通过他联络和拉拢归胡指挥的原西北军的一部分军队。又如，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奉命派遣其第三十四集团军去华北收降，划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胡宗南即聘孙连仲的女婿夏新华充作自己的私人秘书，以取信于孙连仲，得到孙连仲的支持。再如张治中的女婿周嘉彬，胡宗南先后任命他为第七军分校副主任、西安警备司令、第一一一军军长等职；顾祝同的堂弟顾希平，胡宗南先后任命他为第七军分校副主任、天水行营政治部副主任、西北训练团教育长、西安绥署政治部主任等职；白崇禧的友人张卓，胡宗南任命他为第七军分校副主任；居正的儿子居伯强，胡宗南任用他为第七军分校教官；张钫的儿子张广勋，胡宗南任用他为第七军分校边语训练班主任。胡宗南通过对这些人的任用，以结好于他们的父兄师友。
　　胡宗南这套识拔选用干部的政策与手法，基本上还是沿袭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中的一套做法：凭资历，靠关系，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很少有近代民主政治色彩，却反而加入了近代秘密黑社会组织的一些结盟手法。这些政策与手法虽可一时发挥些作用，却不可能经常选拔与使用到奋发有为的干部人才，也不可能经常维系部队的团结与纯洁向上的风气，相反，却会产生与滋长腐败与特权之风，产生日益加剧的内部矛盾，培养与重用许多庸才。这些庸才在承平之日尚不显山露水，无碍大局，但是到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对胡宗南的庸才干部政策，蒋介石在1944年12月任命胡宗南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就曾给予批评指责。参看本书第六章第六节。
　　至于“黄陆浙一”政策引起胡宗南军内部的矛盾，就更为明显。许多没有“黄陆浙一”资格的官兵，特别是那些行伍出身、虽无文化却有军功的军官们，常常表现出极其不满与不平的情绪。他们怒骂黄埔出身的军官是：“黄埔黄埔，烟酒嫖赌”。他们讥讽陆大出身的将领是：“陆大陆大，陆个大，牌子大，架子大，脾气大，胃口大，牛皮大，洋相大。”胡的亲信部将、所谓胡部“四大金刚”之一的许良玉在第七十八师师长任内，曾就胡的干部政策引起部队内部人事不公与矛盾事，上书胡宗南，引用曾国藩的两句话：忠贞之士“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叹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曾国藩：《复彭申南》（咸丰三年正月）。）可见胡部干部人事问题的严重性。胡宗南阅后，似乎深有所感，立即批示传见许良玉，与许长谈，寻求解决之法。（杨健：《胡宗南与第七分校》，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02页。）但在当时的军政体制下，胡宗南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正确完满的解决之法。
　　胡宗南登上他“事业”的顶峰时，就已隐伏着他走向最终失败的契机。
　　3.“直捣延安”的计划被蒋介石“暂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共内战的阴云再次笼罩中国上空。在日，即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会谈纪要》（《双十协定》）的第三天，胡宗南即接到了蒋介石从重庆发给他的密令。蒋要胡印发在1933年制定的《剿匪手本》，其意十分清楚，即决心要重新发动一场“剿共”战争，要胡宗南及其所部做好精神准备与物质、人力的准备。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密令自然是心领神会，积极贯彻。
　　到1946年春，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双方的战争愈演愈烈，关内关外战火不断。比较起来，胡宗南坐镇的陕西关中、豫西地区，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却相对平静。
　　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其部从5月4日起参与发起对中原解放军李先念部的进攻，用五天的时间完成“围歼”任务，5月9日结束战斗。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在5月5日从重庆“还都”南京。中原解放区临近长江北岸。西逼武汉，东近南京，北接河南，为心腹大患，必先除之。胡宗南部有几个整编师驻扎河南，他接蒋介石密电后，就紧张筹划部署，准备将这几个师投入进攻中原解放军的战斗。
　　胡宗南又是没有想到，蒋介石给他的这份密令，又被其机要秘书熊汇荃迅速报告给西安中共秘密情报组织的王石坚，通过密电转报延安中共中央。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是情报工作的老手，一向重视情报，最善于运用情报。他得到熊汇荃提供的情报后，立即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向国共谈判三人小组的美方代表马歇尔、国民政府代表徐永昌揭露了这一阴谋，要求予以制止。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得令胡宗南暂停执行他的密令。（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对胡宗南的又一打击接着而来。1946年5月，胡部驻防河南巩县、堰师、孝义一带的整编第三十八师张耀明部的一部分军队，在副师长孔从州的率领下，在巩县宣布起义，并迅速进入伏牛山区与中共河南部队会合。整三十八师由原第三十八军改编，该部系杨虎城的陕军旧部，孔从州等人早就秘密加入中共。
　　胡宗南寻求着给中共以根本打击的办法，尽管当时国共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正式爆发。胡宗南长期以大军包围中共陕甘宁边区，袭占延安、进攻陕甘宁边区，是胡宗南多次筹划、未能实施的战略目标。现在，国共内战的战火愈烧愈旺，坐在西安的胡宗南日益按捺不住，跃跃欲试。他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其地位与其战功不相称。他想以攻占陕北、占领延安，来提高自己的声望。为此，他在多日筹划后，于5月18日给蒋介石呈报了一份《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突发奇兵，采取“犁庭扫穴”、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摧毁中共首脑机关。
　　胡宗南对他的计划与军队行动充满自信。
　　但是，蒋介石没有同意胡宗南的直捣延安的闪击行动计划，复电胡“暂缓”。（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蒋介石认为目前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而且会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指责，处于被动挨骂地位——因为当时国共内战还没有正式的爆发。
　　1946年6月底，国共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正式爆发了。但在开始，胡宗南部驻防的关中、汉中与豫西地区并未发生大的战事。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战初期的作战方针是：先出兵攻占威胁南京与武汉的中原解放区与苏皖解放区，控制津浦与平汉两条南北交通大动脉；然后再进攻延安、扫荡沂蒙、清剿山东、平定华北；再尔后转向山海关外，消灭东北的中共军队。在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内统一全中国。（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戡乱简史》，第3页（台北出版）。）这样，战争一开始，首先由郑州绥署主任刘峙指挥十二个整编师的部队，向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围攻。
　　当刘峙指挥所部向中原解放区进逼时，很想动用胡宗南一战区驻河南的部队参战。当时属于第一战区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驻防豫北，整编十五师驻防豫西。其中整编十五师并无重要任务，刘峙想调这支部队到豫鄂边境“进剿”。但刘峙很了解胡宗南——他的这位过去的学生与部属的脾性：胡只能使用和吃掉别人的部队，绝不会同意抽出自己的部队让别人指挥，因此刘峙最终也未向胡提出抽调整编十五师参战的事，只是请在豫北的王仲廉部防止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进支援。
　　1946年6月底，中原解放军在刘峙等大军压境下，抢先分路秘密突围。其中中原解放军主力约1万多人，在李先念、王震率领下，越过平汉线，向陕豫鄂边界地区疾进，企图经淅川、荆紫关一线进入陕南秦岭山区。刘峙急令其部跟踪追击，同时几次电请胡宗南派兵进入豫西阻击，参加淅川一线的作战。胡宗南均不予置理。当时刘峙气愤地对他的参谋长赵子立说：“蒋铭三（蒋鼎文的字）说过，不要说让胡宗南服从我们，就是我们想服从胡宗南，他鬼头鬼脑，我们也摸不清他的意图。真伤脑筋。”（吴明：《蒋军利用和谈进犯豫鄂解放区的回忆》，刊（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4页。）由此可见胡宗南军事集团的宗派私利是如何浓重，也可见国民政府军内部的重重矛盾。这正是国民政府军迅速腐败与失败的原因之一。
　　1946年7月中旬，李先念、王震率中原解放军主力，突围到达豫南内乡县师岗地区后，分为两个纵队向西疾进，扑向豫陕交界处，准备夺路入陕。在这时，蒋介石一方面严令刘峙督兵追击，另一方面急令胡宗南派重兵星夜赶赴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险要山隘荆紫关一线，防堵中原解放军进入陕南山区。
　　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才急调其驻扎在潼关至豫西一线的主力部队整编第一师的整一旅、整编第七十六师的整二十四旅、整一四四旅与整编第九十师的整六十一旅等部，用汽车运至荆紫关、南化塘、漫川关一线，据险设防。胡部比解放军抢先一步占领阵地。中原解放军到此见胡部在荆紫关一线防守严密，无法正面突破，乃挥军南渡丹江，绕道攻击赵川至南化塘一线。7月20日经过一场激战，胡宗南部在这里的防线终被突破。7月21日，解放军进入层峦叠嶂的秦岭山区，兵分两路：由李先念率中原解放军第二纵队等留在这里建立“鄂豫陕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由王震率第三五九旅沿秦岭西进，越川陕公路，经甘肃东南部，向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庆阳疾进。
　　眼看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在自己的防区里纵横驰骋，冲向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又慌又急。1946年7月底，他从甘肃平凉与兰州紧急调来整十七师何文鼎部的两个整编旅，用车运入秦岭山区，跟踪追击王震部，又派重兵在渭河与西兰公路沿线构筑封锁线进行防堵。但这一切都未能奏效。王震部在胡军前堵后追下虽损失不少部队，但其主力在1947年年初冬终于返回了陕甘宁边区。（参阅何文鼎：《整编十七师在秦岭山区围堵中原解放军始末》，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在这同时，胡宗南又调集整十五师武廷麟部、整二十四旅张新部及整一三五旅、整一四四旅等，配合地方保安团，在第一战区商县指挥所主任文朝籍的统一指挥下，对秦岭山区的李先念部反复“围剿”。但因秦岭山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李先念部又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因而胡军的“围剿”成果很小。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中原解放军领导人在月间，化装通过胡宗南严密统治的关中地区，潜回陕北延安。而李先念留下的部队在秦岭山区活动几个月后，于月间在豫西狂澜渡一带渡过黄河，到达晋南的中共太岳解放区。
　　蒋介石指挥刘峙、胡宗南等部“围歼”中原解放军的军事行动，虽然杀伤与削弱了中原解放军的一部分兵力，却未能根本上消灭这支部队。国民政府不得不承认“围歼”计划的失败，并在作战检讨中认为：中原解放军打得主动灵活，“自由选择时间地点突围”，“一遇抵抗即折换方向”，“行动轻捷”；而刘峙、胡宗南等部的围追部队，则“欠机动，常不能适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致匪常得乘隙流窜。”（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颁布：《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56页（1948年2月），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军对中原解放军“围歼”的失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窜回陕北”，及“窜入苏北、豫、鄂、陕、川边区之匪，利用山地蔓延滋长，实皆本次战斗之失。（”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戡乱简史》，台北出版，第75页。）
　　国民政府军对中原解放军“围歼”战的失败，无疑包含着胡宗南的很大失败。然而，在这同一时期，胡宗南还有着另一场更大的“剿共”军事失败，那是在晋南战场整编第一旅——胡宗南的王牌与起家部队的全军覆没。
　　4.晋南痛失“天下第一旅”
　　1946年6月底中原解放军突围之时，晋南的形势也紧张起来。中共太岳军区陈赓部为策应中原解放军突围，向同蒲线发起攻势。阎锡山晋军连连向蒋介石呼救。蒋介石令胡宗南一方面派部队追堵中原解放军，一方面派有力部队进入晋南，配合晋军打通同蒲线。这样既可保证关中与豫西的侧翼安全，又可迫使陈赓部退往晋东南，割裂中共陕甘宁边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联系，为下一步进攻延安做好准备。
　　1946年6月底到7月初，胡宗南派整一军军长董钊为总指挥，率领整一师的整七十八旅、整二十七师的整三十一旅、整四十七旅等部，先后渡黄河进入晋南，与原驻运城的整一师整一六七旅会合。从7月3日起，董钊指挥这四个整编旅附重炮团、特务团等部，由运城一线沿同蒲路向北进攻，企图与从北面洪洞、灵石一线南下的晋军配合，南北夹击，打通同蒲线。
　　开始几天，胡军各部进展顺利。到7月11、12日，担任正面进攻的整三十一旅与整一六七旅占领闻喜城与堰掌镇、胡张镇地区；整七十八旅进抵水头镇；担任右侧后警戒的整四十七旅进抵夏县；其余部队尚在夏县以南地区。胡军先头部队深入解放区140华里，尚未与解放军主力接触，以为解放军慑于其声威，望风而逃，因而骄纵麻痹，戒备疏忽，造成给解放军袭击歼灭的有利条件。
　　解放军陈赓部采取了诱敌深入之计：以小部分兵力监视与牵制北面的晋军，而以主力于7月13日夜间开始袭击“围歼”胡军的整三十一旅。“闻夏战役”打响。
　　轻敌麻痹的胡军在遭到解放军的突然而猛烈的袭击后，“因为事前没有准备，临时被迫应战，仓皇失措，一开始就陷于混乱。”（王应尊：《胡宗南集团1946年发动晋南战役纪要》，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26页。）首先是整三十一旅在13日夜到14日夜于胡张镇、朱村、如意、下晁地区被解放军全歼，旅长刘钊铭仅以身免。14日从闻喜城南援的整一六七旅四九九团也被歼两个营。在这种情况下，整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除令整一六七旅固守闻喜县城外，急调驻夏县的整四十七旅一三九团前往增援。该团在峨眉岭遭到解放军顽强阻击，伤亡很重。19日，驻水头镇的整七十八旅北上增援，该旅二三二团一营又在东西韩村被解放军全歼。
　　经过前后约10天的激战，胡军整三十一旅被全歼，整四十七旅、整七十八旅与整一六七旅也遭到重创。到7月22日解放军停止攻击，闻夏战役结束。胡军余部龟缩在闻喜等地待援。这是胡宗南在又一次走上国共内战战场以后，第一次与解放军正式交锋，也是他遭到的第一次失败。
　　与胡宗南军交锋的解放军太岳部队司令员陈赓，是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在年龄上还比胡宗南小七八岁，但他却在战场上屡次击败胡宗南。在1936年11月山城堡战役中，陈赓就是“围歼”胡军第七十八师的红一师师长。在闻夏战役后三天的日，陈赓在总结此战役双方军队的特点时说：
　　我军战士士气旺盛，勇敢顽强，能够各自为战，机动灵活，但是装备差，弹药缺乏，兵力少；敌人装备优良，兵力多，有时还有空军配合，但不勇敢，不善于夜战，恐惧我军的手榴弹、刺刀，缺乏肉搏勇气，又不能各自为战。如果采取夜战、近战，我军的长处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敌人的弱点也将充分暴露。每次战斗一打响，就和敌人扭在一起，他们的飞机、大炮都用不上，火力再强也没有用。敌人的长处不能发挥，斗志也会严重挫伤。夜战也是敌人最害怕的。夜间观察困难，敌人援兵不敢运动，害怕在野战中被我歼灭……（转引自穆欣：《陈赓大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
　　胡宗南的对手陈赓
　　陈赓指出的胡宗南部队的弱点与在战场上失败的原因，是正确而又深刻的。但胡宗南却不能正视自己部队的这一致命弱点，更无法根本克服这一弱点。
　　胡宗南对在闻夏初败十分恼火。他将逃回去的整三十一旅旅长刘钊铭撤职惩办，将该旅第九十一团团长李国培与第九十二团团长柳际春判处徒刑，对董钊等人也严加申斥。同时，他急令驻潼关的整一师罗列的师部及其所辖整一旅黄正诚部、整九十师严明部与在豫西的整三十师鲁崇义部一起开进晋南增援。
　　日，胡宗南飞到运城，召集军事会议，部署新的攻势，决定：以整一师沿同蒲铁路北进，整三十师沿铁路东侧经绛县、翼城向北进击，企图压迫解放军主力于洪洞、赵城地区，尔后与晋军南北夹击，进行决战。以上两个师为第一线攻击部队。整二十七师集结于其主力侧后为预备队；以整九十师的整五十三旅守备后方。各部仍由董钊任总指挥。
　　1946年9月中旬，整一师各旅顺利进抵临汾、史村、蒙城一线；整三十师则进抵绛县、翼城、曲沃一线。9月20日董钊在临汾城得到报告，陈赓部主力集结于临汾东部的浮山一带。董立即令整一师与整三十师派部队向浮山进攻。
　　胡宗南与董钊没有想到，这是陈赓又一次布下的诱敌之计。陈赓这次瞄准的对象是胡宗南的王牌与起家部队——整一师的整一旅。陈赓精心设计了“诱敌攻浮，围点打援”的作战计划：先引诱胡军进攻浮山，然后包围浮山胡军，临汾之整一师必来救援，再集中解放军主力“围歼”之。
　　董钊果然很快钻进了陈赓的圈套。着名的临浮战役打响了。
　　日，依据董钊的命令，进驻翼城的整三十师的整二十七旅沿翼浮公路北进，向浮山进攻；驻史村的整一师整一六七旅，则沿临浮公路东进，向浮山进攻。该两旅于9月22日占领浮山空城后，很快就遭到解放军的强大围攻。董钊接到求援报告，果然如陈赓所料，急令整一师的预备队整一旅立即从临汾向浮山增援。
　　整一旅在整编前是第一师，前身是大革命时期的第一军，蒋介石、何应钦先后任过军长。1929年编遣会议后缩编为第一师。如前所述，它是蒋介石的起家部队，从黄埔建军起，该部历经北伐、内战、“剿共”、抗日，一直是国民革命军中的王牌主力。胡宗南自1930年起被任命为师的师长，苦心经营多年。后来胡官职晋升，但他始终以该师为自己的起家部队与嫡系中的嫡系，特别宠爱与重视，不仅派遣最亲信的将领担任该师各级主官，而且配备最精良的装备。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更让该师全部美式武器装备，士兵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兵，战斗力强，军官的军衔也较一般部队高一级：旅长黄正诚是中将，曾到德国军事学院留学，第一团团长刘玉树、第二团团长王亚武都是少将。该旅可谓是胡宗南军事集团中嫡系之嫡系，有“天下第一旅”之称。但该旅也有致命的弱点，骄纵麻痹，缺乏实战经验。这次该旅奉命增援浮山，旅长黄正诚仅派出该旅第二团王亚武部约2000人，于9月22日先行东进，在临浮公路线上的官雀村宿营，准备在这里驻防，承担护路与支援浮山部队的任务。
　　就在第二团进驻官雀村几个小时以后，解放军就乘其立足未稳之机，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于当日深夜向其发动猛攻。其中以陈赓部主力第四纵队第十一旅李成芳部攻打官雀村，以第十旅周希汉部防阻临汾之敌东援，以第十三旅陈康部阻浮山之敌西援。陈赓根据中共中央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消灭第一旅”的命令，指挥李成芳部对官雀村之敌勇猛穿插，分割包围，猛打猛冲，逐个消灭。
　　整一旅第二团团长王亚武是胡宗南军中有名的闯将，打仗凶猛，是个张飞式的人物。他指挥所部顽强抗击优势解放军的猛攻，逐屋争夺，用刺刀、手榴弹拼杀肉搏。战斗从22日夜打到23日白天。王亚武同时不断向临汾呼救。
　　胡宗南在西安闻知整一旅第二团被解放军“围歼”、处境危急，十分焦念，指示第一战区长官部用电话向董钊查询该团情况。在临汾的董钊立即令黄正诚率该旅第一团刘玉树部及整七十八旅一部自临汾东援，同时令在浮山的整一六七旅、整二十七旅放弃浮山，沿临浮公路西援。
　　董钊这次又以约一个团的兵力从临汾向官雀村增援。整一旅旅部与第一团又重蹈第二团的覆辙：在23日上午进至陈堰村附近时，就被解放军周希汉旅迎头拦住。黄正诚以美式装备部队，在炮火的支持下，从上午到下午5时半，连续发动十多次的进攻，全被击退。这时官雀村更加危急。坐镇临汾的董钊急了，亲自坐汽车到前线视察，大骂黄正诚是草包，连一个小山头也拿不下。天渐黑，董钊回转临汾。黄正诚在陈堰进退两难。到天黑，黄的整一旅旅部与第一团也被解放军迅速包围起来，陷于危境。
　　当日夜，先是在官雀村的王亚武团经一夜一天激战后，陷于瓦解。团长王亚武到最后关头，亲自赤膊上阵，挥舞手枪，带领残部反攻，被解放军击毙，余部被俘。接着，在陈堰村的整一旅旅部与第一团也在多次反扑失败后，被解放军全歼。旅长黄正诚、副旅长戴涛、第一团团长刘玉树等全部被俘。“天下第一旅”全军覆没。
　　第二天天亮后，当罗列率领援军从临汾赶到陈堰、官雀村增援时，解放军已带着整一旅被俘官兵及全部美式装备安全撤走。
　　从1946年7月到9月这三个月中，胡宗南部进军晋南，接连被解放军全歼两个整编旅。在这同一时期，国民政府军在全国各战场共被歼二十五个旅。（毛泽东：《三个月总结》（日），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49页。）胡宗南部被歼的部队占国民政府军全部被歼数部队的8％；而且其中一个是胡宗南引为骄傲的“天下第一旅”。这对胡宗南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他在西安难过得痛哭了一场。后来他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继续与晋军南北夹击，打通同蒲线，乃于日再次飞到临汾，对晋南作战进行检查与指示。在听取董钊与罗列报告第一旅被歼经过时，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了泪。（王应尊：《胡宗南集团1946年发动晋南战役纪要》，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他向军官训话，说整一旅的失败决不是装备不好，而是指挥错误。他强调要为整一旅复仇。
　　为了掩盖败绩，胡宗南指示尽快恢复整一旅，将整编时因限于编制而被编入其他部队的原第一师的第一、四两团原班人马调回，再加上一些其他部队，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整一旅。胡派他最宠爱的将领吴俊继任该旅旅长。
　　为了再次向晋南解放区进攻，胡宗南又急调整二十四旅、整六十一旅增援晋南，共集中十一个整编旅，从日开始，从临汾一线沿同蒲路向北进攻。各部“齐头并进”，猬集一团，畏首畏尾，行动迟缓。由于解放军作战略转移，胡军得以在日与南攻的晋军于南关镇会师。至此同蒲路终于被打通，晋南富饶之区也为胡军控制。
　　这时，胡宗南得到报告，陕北解放军有北攻榆林的企图，乃于1946年10月中旬再次向蒋介石提出了突袭延安、占领陕甘宁边区的要求。在得到蒋介石同意后，胡宗南于10月底、11月初从晋南调回整一师与整九十师，会同原在陕、甘的部队，共集结约十个整编旅，准备从南面进攻延安；另以宁夏马鸿逵部从西面进攻延安，晋军杨澄源部在晋西策应。在这同时，胡宗南令整三十六师的整二十八旅徐保部约6000人从西安空运榆林，增强北方战力。但胡宗南的这次军事行动计划，又一次被其机要秘书熊汇荃迅速报告中共情报组织。（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56页。）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一方面让在南京与国民政府谈判的周恩来在日的南京《新华日报》上发表《答记者问》，公开揭示“胡宗南在南线集中10个旅，……国民党政府（对延安）将作试探性进攻”（（南京）《新华日报》日。）；另一方面，抽调晋南陈赓部队与晋绥贺龙部队赴陕北增援。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再次电令胡宗南“暂缓”对延安的进攻，继续打通同蒲路，攻取晋东南的长治，与晋军夹击刘伯承部，消灭其主力。
　　1946年11月下旬，胡宗南令整一师、整九十师由禹门口东渡黄河，重回晋南。12月中旬，由董钊指挥胡军六个整编旅，扫荡吕梁山区解放军陈赓部，历时近一个月，不仅一无所获，反而在前方损失了整三十师的整六十七旅旅部与所辖第二○○团，副旅长阎德治、参谋长王树民被俘，二○○团团长姜长泰阵亡，在晋南后方守备垣曲和皋落镇之整五十五旅一个团亦被歼大半。此后，胡军各部就一直龟缩在晋南各城镇中，取守势。
　　到1947年2月底，胡宗南终于得到了蒋介石下达的进攻延安的命令。胡宗南匆匆下令：整一军的整一师、整二十七师、整九十师于3月初立即渡过黄河，开往陕北宜川集结；所遗晋南广大地区的防务，北起霍县，南至侯马，东起浮山，西至黄河，纵横数百里，大小县城市镇与重要据点数十个，悉数归整三十师担任。在晋南防务空虚之后，解放军陈赓部在1947年4月发起反攻，在很短时间内就重新占领晋南广大地区。胡宗南被迫在4月中旬从陕西抽调罗广文的整编第十师到晋南增援整三十师。整十师到晋南立脚未稳，就丢失了精锐主力第二十八团。整三十师与整十师被压迫在临汾与运城两个孤立据点内苦守待援。
　　晋南地区物产丰饶，号称粮仓。胡宗南从1946年7月出兵晋南，历经几个月的作战，损失几个整编旅的兵力，才控制了这一地区。但到月间移兵陕北后，却在很短时间内就将这一地区几乎全部轻易丢失。而胡集中大军进攻陕北贫瘠地区，又经年不见成效（这在下一章我们将要看到）——胡宗南的这个蠢举当时被山西人民与国内舆论讥笑为“以一条肥牛换来了几条鸡肋。”（《现阶段的战局总检讨》，刊（上海）《观察》周刊（日）。）结果，因晋南的重新丧失，中共的解放区“陕北与晋西、晋东南连成一气”，而国民政府方面，胡宗南的第一战区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反而“陷于分离”。（（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印：《戡乱简史》，台北出版，第85页。）
　　5.进攻“囊形地带”与西华池之战
　　1947年2月，国共内战已进行了八个月。蒋介石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以后，决定转为对陕北与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在西安的胡宗南积极进行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准备。胡宗南决定：首先出兵攻取陕甘宁边区最南部突出的“囊形地带”——关中分区。过去胡几次企图拔掉它，但都因故未成。现在他决定先攻取此地区作为进攻延安行动的第一步，不仅可以除掉积患，而且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前线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保障后方补给线的安全。
　　胡宗南命令驻在三原的整编二十九军刘戡部担任进攻“囊形地带”的任务，并令整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拟订作战计划。
　　日清晨，胡宗南率第一战区长官部人员，乘专车从西安来到三原整二十九军军部，举行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昌会、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及该军旅长以上将领，共二十余人。
　　胡宗南主持了这次作战会议，首先讲话，主要谈他对战局的看法与这次进攻囊形地带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要消灭共产党，必须首先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灭它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摧毁它的首脑机构。我相信可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6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解决全国对共军作战的军事问题。现在决定先夺取囊形地带。这一战关系尔后我军向延安进军能否顺利进展。希望大家努力达成任务。”（文于一：《三原会议和进犯“囊形地带”》，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28页。）
　　接着由整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代表军部报告作战计划，要点是拟采取四面合围的战术，以达消灭“囊形地带”内共军之目的。但是随胡宗南赴会的第一战区副参谋长薛敏泉根据胡的授意，在文于一报告后，对整二十九军的军事计划提出不同意见。薛说，此次作战的目的主要在于迅速夺取囊形地带，不同意封闭袋口，主张仅从东、南、西三面进攻。文于一和整二十九军的师、旅长钟松等人相继发言，坚持原作战计划，主张以消灭共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以夺取地方控制空间为次要目的。只有实现了前一个目的，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取了地方，也只是虚假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而且夺取囊形地带的下一个战役就是进攻延安，既然如此，此战更应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不应放开口袋，任其撤退。
　　但胡宗南早有自己的打算与计划：他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损失的条件下，占领囊形地带，进而再占领延安。他并不想以自己的部队与陕北共军拼杀，而只想将陕北共军赶过黄河，迅速结束陕北战事，以显示他部队的力量与功绩，向蒋介石邀功取宠，提高他个人的威信和地位。至于陕北共军到黄河以东，自然由河东的晋军负责清剿，让他们去互相拼杀吧，等到两败俱伤或晋军支持不住时，胡宗南正好可以自己的胜利之师名正言顺地跨河东征，挺进山西。那时胡宗南就不仅是“西北王”，而且要做“山西王”乃至“华北王”了。
　　投机取巧，以邻为壑，损人利己，集团私利第一，而绝无全局观念，这是国民政府军许多将领的通病，胡宗南似乎此病更加严重。
　　因此，当薛敏泉与整二十九军将领发生争执相持不下的时候，胡宗南站起来阻止了双方的争执，也不征求整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的意见，正颜厉色地宣布了他最后的决定意见，说：“不必再争论了，决定按薛副参谋长提出的意见执行，一切责任由我负。参战部队从东、南、西三面进攻，预备队控置于三原附近。定于2月14日拂晓开始攻击。所有参加作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说完即宣布散会。到会将领皆相视无语，旋即各返防地准备行动去了。
　　日拂晓，刘戡指挥各部，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从东、南、西三面向囊形地带发动了进攻。进攻部队有整三十六师钟松部（欠整二十八旅）、整七十六师廖昂部（欠整一四四旅）及整十七师的整十二旅、整四十八旅。以廖昂师的整二十四旅张新部为先头部队。另以整四十七旅李奇亨部为预备队，控制于三原地区。
　　进攻部队越过封锁线进入囊形地带后，预计此番要大战一场。谁知当地驻守的解放军新四旅在坚壁清野、疏散群众后，主动向北撤走。进攻部队所到之处，一片寂静，除了整十二旅在爷台山一度与解放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发生短暂战斗外，各部队几乎都没有打什么仗。先头部队整二十四旅张新部推进到囊形地带核心、中共关中分区首府马栏镇时，只见人去屋空，一无所获。
　　胡宗南用无线电话询问张新，进攻囊形地带有何战果？张新无可奈何地回答：“占了马栏”。（张新：《胡宗南其人》，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确实，胡部军队除占领了这块囊形地带外，什么战果也没有，可谓扑了个空。
　　胡宗南在2月中旬占领囊形地带后，就谋划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他冥思苦想，得出一计，决定先派一部有力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西部地区——陇东的庆阳与合水，吸引陕北共军主力到陇东歼灭之，控制边区的侧翼，然后以胡部主力从洛川、宜川一线乘虚攻入延安，进而拿下全部陕甘宁边区。
　　正在这时，进占囊形地带的整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从那里驱车赶回西安，向胡宗南献策进攻陇东吸引解放军主力西去决战。这与胡宗南不谋而合。何奇又自告奋勇地要求率部在进攻陇东中打头阵。
　　胡宗南大喜，当即令整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为总指挥，率整四十八旅何奇部、整二十四旅张新部等共五个整编旅，向陇东中共占领区庆阳、合水进攻。其中何奇旅下辖两个团，张新旅辖三个团，两个旅共约1?5万人，均系胡部精锐，担任这次陇东战役的主力。2月下旬，各部开抵陇东宁县一带集结。2月27日下午，廖昂召集各整编旅的团以上军官开会，部署陇东作战，以整二十四旅进攻庆阳，整四十八旅进攻合水，其他部队协同配合。廖昂还按照胡宗南的指示，规定了各部进攻与撤退时的行军路线。
　　2月28日拂晓前，何奇率整四十八旅从宁县出发，越过封锁线，进入陇东解放区。在该日上午10时许，攻占赤城镇，仅遇解放军微弱抵抗。3月1日黄昏前，未经任何战斗即占领板桥镇。接着连夜进军，夜渡马莲河，沿山沟小道跋涉，于3月2日下午4时许顺利占领合水城。这里又是一座空城，搜索全城仅发现一位老汉和一只山羊。
　　与此同时，张新率整二十四旅由西锋镇出发，经益门镇，顺利占领庆阳城。这里也是一座空城。
　　原来陕甘宁边区的解放军主力第三五八旅、新四旅与地方部队警一旅等部，在张宗逊与习仲勋的指挥下，对胡军进攻的目标合水、庆阳等地预先作了彻底的空室清野后，主动撤离，从2月21日起就在合水之南的西华池附近隐蔽集结，准备抓住机会伏击歼灭来敌。
　　一向骄纵的何奇因几天来顺利占领赤城镇、板桥镇与合水城，益发狂妄起来。他误认为解放军惧其声威，望风而逃，更加麻痹轻敌。
　　何奇此人，是胡宗南宠信的又一将领。他系黄埔六期毕业，后东渡日本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回国后又考入国民政府的陆军大学，是胡宗南手下有数的高级军事人才，备受胡宗南重视，因此倔傲自负，常自比孙吴，爱自我吹嘘，在胡部素有“何大炮”之称。
　　就在何奇、张新分别占领合水、庆阳不久，3月3日晚，他们同时接到廖昂转来的胡宗南命令，要他们迅速从该地经原路退回彬县集结，然后开往洛川一线。原来此时胡宗南刚刚从南京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回到西安，正紧急部署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何奇、张新两个整编旅是胡宗南这次进攻延安的主力部队之一。
　　在合水的何奇立即令其部队于3月4日晨出发。但在研究退路时，众说纷纭。狂妄轻敌的何奇认为解放军已不堪一击，再循规蹈矩地走原路，不仅要徒涉冰冷彻骨的马莲河，而且要绕道费时，不如经西华池回宁县这条捷径，昼夜兼程一日可达，还可以经过村落密集之地，好向百姓打粮。
　　何奇违背了胡宗南规定的经原路回宁县的指示，带领全整编旅两团人马于3月4日下午3时许到达西华池。
　　西华池镇位于合水之南的黄土塬上，距胡宗南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碉堡线大约40公里，是甘、陕交通要道与物资集散地，商业繁盛。该镇四周被洪水切割得峡谷纵横，沟壑陡直，特别是镇东、镇西两条南北走向的大沟，把镇子高悬起来，像座山顶寨子。
　　何奇丝毫没有觉察，解放军已集中了三倍于他的优势兵力，埋伏于西华池附近，并有一部分军队化装成百姓埋伏于西华池镇内。
　　何奇预先派人到西华池侦察，发现镇上张灯结彩，贴满标语，百姓不仅没有逃跑，而且在他们赶到时还到镇外欢迎。对这种反常现象，何奇没有引起警惕。第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提请他注意，部队不宜在此地久留，应迅速赶回宁县。但何奇满不在乎，令部队当晚就地宿营，筹集粮钱。他派第一四二团驻西华池以西约七八里的七里店，他率旅部与第一四三团杨荫寰部驻西华池镇，对防卫仅草草部署。
　　就在何奇部在西华池住下约数小时，官兵们忙于拉夫筹粮时，当晚解放军就以优势兵力对何奇部发动猛攻。解放军主力新四旅围攻西华池镇何奇的旅部与第一四三团；解放军第三五八旅围攻七里店的第一四二团。战斗极其激烈。解放军在火力掩护下，发起冲锋。解放军使用的马克沁重机枪，尖锐刺耳，流弹飞舞，其声凄怆，闻之黯然，给何旅官兵很大杀伤。何奇指挥旅直辖部队与第一四三团仓促应战，占领镇中房屋制高点，集中数十挺重机枪与重迫击炮扫射轰击，拼命阻挡解放军的攻击。同时，何奇电令在七里店的第一四二团向西华池旅部靠拢。
　　战斗延续到3月5日中午，解放军发起第二次猛烈冲锋，双方发生白刃肉搏。解放军的攻击部队与镇内伏兵配合，逼近了何奇的旅部。何奇手中已没有控制部队，又慌又急，登上旅部住宅门楼眺望时，被解放军机枪射中大腿。到这时，他才令将所部在西华池遭伏击“围歼”电告胡宗南请援。
　　胡宗南在西安正紧张部署进攻延安事，接到何奇的电文，又气又急，立即回电指责何奇不听指挥，擅自行动，贻误大局，要何奇率部死守待援，他已电令张新整二十四旅就近紧急前往增援。
　　何奇腿负重伤，血流不止，接到胡宗南来电严斥后，自知罪责难逃，愧惧交加，迅速死去。副旅长万又麟封锁何奇丧命消息，继续指挥所部顽抗。3月5日下午1时，从七里店撤出的第一四二团陈定行部从南面冲进西华池增援。双方激战到3月6日上午。这时，援兵张新旅逼近西华池。由于解放军攻击部队在指挥上没有集中兵力突击，又过早地撤出部队，没有猛追猛打，当闻知整二十四旅渡马莲河赶来增援时，又没有派部队前往截击，因而未能达到全歼整四十八旅的目的。3月6日上午，解放军停止攻击，在一部掩护下，撤离西华池。
　　在解放军停止攻击后，整四十八旅副旅长万又麟下令，对西华池全镇进行搜索，枪杀抓捕到的可疑人员。到3月6日上午11时，该旅离西华池南撤。这时张新的整二十四旅方才赶到，冲进西华池与解放军掩护部队战斗约一小时。以后，双方撤出战斗。
　　这场近两天两夜的激战，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胡宗南部受到的打击更大。胡宗南袭击陇东吸引歼灭解放军主力的计划未能实现，他攻击延安的部署也受到影响，而且还损失了一位少将旅长。在整二十四旅赶到西华池增援后，胡宗南电询旅长张新：“救出何奇没有？”张新是胡宗南的宠将，这位麻子旅长爱开玩笑，回答胡宗南说：“已救出来了。”后来胡宗南知道何奇已死，责问张新，张在报话机上说：“胡先生没有指示对何奇救生不救死。我救出了何奇的尸体，总算完成任务了。”（张新：《胡宗南其人》，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胡宗南闻之哭笑不得。
　　对西华池之败，胡宗南与廖昂都将罪责推到已死的何奇身上，而不反省与检讨自己在识人、用将与指挥上的错误。当时胡宗南正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紧张地进行大规模攻击延安的准备。在整四十八旅残部与整二十四旅回到宁县后，胡宗南给廖昂来电指示：“整编第七十六师随大军进攻延安；第四十八旅着开赴耀县休整后归还整编十七师建制。”（陈定行：《西华池战役》，刊《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页。）
　　不接受失败教训的人将要有更大的失败。胡宗南即将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延安的战役，其结果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