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关爱》告诉你一个残忍的真相
　来源：文摘报　
2月16日，英国政府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揭露的真相给了人们重重的一击：威尔士北部数十所儿童收养院非但没有成为孩子们成长的摇篮，反而成了他们一生难以忘却的悲惨地狱。这份报告的标题就叫做《失落关爱》。此事在英国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表示对现行儿童收养制度的愤怒和怀疑。《失落关爱》是以原英国高等法院法官罗纳德·沃特豪斯为首的特别法庭花了18个月的时间完成的。报告结论令人震惊：在20多年间，当地40家儿童收养院的750名儿童曾经不同程度地遭受过管理人员的性侵犯、殴打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其中有12名儿童因不堪虐待而自杀身亡。现在全英儿童社会保障机构工作的马萨姆就是一名当年的受害者。谈起当年的经历，37岁的马萨姆依然会因为紧张和害怕而颤抖。马萨姆是13岁时因“家庭问题”而被送到布林·埃斯廷儿童收养院的。在家里的时候，他曾常年遭到父母的殴打，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没料到儿童收养院比充满暴力的家庭更可怕。“在整整两年里，我在不停的遭受殴打和性侵犯，一天也不能幸免。”蒂格也是受害者之一，虽然他现在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可是每晚他都会受到恶梦的困扰。他愤怒地指控儿童收养院里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人渣。我看过他们的档案，有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就到儿童收养院每天和孩子在一起。”其实，威尔士北部这些儿童收养院里虐待儿童的情况并不是从两年前才被发现的。很多孩子离开儿童收养院后都提出过控诉，可是20多年来竟无人理睬。威尔士警方曾在80年代就儿童收养院的问题进行了四次调查，而在政府的压制下，其公布的结果竟然都是平安无事。当地的保险公司在隐瞒事实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直到1996年，当时的威尔士大臣黑格迫于舆论的压力才不得不真正的展开调查，这才有了威尔士北部虐待儿童法庭调查和3年后发表的这份报告《失落关爱》。（《羊城晚报》2．19 黄恒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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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李城外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陈培永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三年来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效，“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文化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积累，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对于社会而言，文化是由人人参与创造、人人得以享有的公共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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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书摘　姚建平　
　　 九大召开之前，发生在中苏边境上的一系列流血事件，使人们将视线转向如何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大战的气氛愈加浓厚，暂时掩盖了国内的政治矛盾。
　　一九六九年三月三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我国政府就苏联边防军侵入我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制造流血事件向苏联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据报载：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苏联边防军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制造了极为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向苏联政府提交了抗议照会，揭露了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造成严重流血事件的真相。”照会指出：“三月二日九时十七分，苏联边防当局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人、四辆装甲车和汽车，公然侵入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珍宝岛地区，对正在执行正常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进行猖狂挑衅，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员多名。我边防军在多次向苏边防军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苏联政府，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赫鲁晓夫执政的时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日益扩大，两党对于国际共运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各自对国际国内的政策，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对立。同时，早已对苏联以“老子党”自居和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不满的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断然拒绝了苏联在中国建立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中国承诺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等一系列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于是，苏联不仅在经济上封锁中国，撤走专家，废除技术合作项目，而且在军事上不断向中苏、中蒙边境增派兵力，边境上的磨擦时有发生。中苏边境发生的冲突，同样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共产党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同时，他决定建立“卫兵”反弹道导弹系统，以对付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
　　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于二月十九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谈话时说：“国际问题有些怪，美英报纸经常鼓吹苏联要出问题，苏联要在远东搞演习，又不声张。”毛泽东的一席话，表示出对来自苏联威胁的担心。于是，他亲自委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国际问题。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周恩来对四位老帅的工作做了具体的安排。他要求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及时将涉外文电分送四位老帅，对四位老帅“蹲点”的工厂也做了细致的交代。
　　五月间，陈毅等人在同周恩来商谈如何研究国际问题的具体事宜时提出，经毛主席亲自审定的九大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做了详细的阐述，为什么还要研究？如果照抄照搬，算不上研究。如果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又谈何容易？即使可以，会不会被认为是同政治报告唱反调呢？周恩来解释说，主席认为还有研究的必要。他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做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随后，周恩来又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注意身体，二是要注意保密。
　　六月七日下午，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聚会于中南海武成殿。总参三部副部长熊向晖、外交部欧美司司长姚广作为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列席了老帅们纵论国际战略的会议。
　　三时三十分，会议开始，陈毅开宗明义地谈了定名为“国际形势座谈会”的目的。他特别强调要抓重点、抓要害，围绕着苏美的亚洲战略做出明确的回答。
　　此时，四位老帅的年龄都在七十上下，虽然老矣，却精神振奋。尽管他们的脑袋上还戴着“二月逆流干将”的帽子，但是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托和使命。在热烈的氛围中，一杯清茶，侃侃而谈……
　　七月十一日，在经过六次共十九个小时的讨论之后，他们向周恩来递交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
　　四位老帅的报告，应当说，紧紧扣住了国际战略中的核心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中、美、苏之间的大三角关系，由此得出战争不可能发生，但要有所准备的结论。后来的事实证明，老帅们的看法是正确的。
　　从七月十一日以后至九月十六日，四位老帅又召开了十次计二十九个半小时的座谈会，他们根据形势的新变化，详细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他们在向中央提供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中所做出的判断是没有错的，苏联不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其次，中央决定加强战备也是非常必要的，有备无患。再次，对毛主席从最坏处着想，让部分老同志疏散到外地的意见，表示拥护。
　　同时，四位老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们认为，从世界的战略格局来看，在处理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问题上可以借鉴中外历史上的经验。诸如东汉三国时期诸葛亮采取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方针和斯大林从战略上采取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事例，都可以作为参考。总之，是可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做文章的。
　　随后，四位老帅于九月十七日向周恩来提供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其基本判断依然是认为苏联不敢挑起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后来，由于战备疏散，中央决定各老帅分赴各地，座谈会就此中断。
　　对于是否能够引发起大规模的世界性战争的问题，朱德的判断和老帅们的结论不谋而合，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在去广东前，曾向康克清谈到，战争是不可能轻易打起来的，它不像小孩子打架那么简单。
　　九月三日，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
　　当晚，周恩来即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越南首都河内，代表中共中央参加胡志明的葬礼。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很快便得到有关方面传来的消息，说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希望能够在他从越南返回苏联的途中，到北京来与中国政府首脑会面，交换意见。
　　这一信息，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通过谈判的途径寻求解决同苏联关系的机会。
　　作为中国方面，一直主张“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即使是在三月初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之后，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边界冲突。另外，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至少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国家内部需要一个安定的局面。这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三年多，毛泽东意欲就此结束这场运动，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因此，国家内部需要一个安定的局面。中共九大开过之后，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被排挤出中央高级领导层，林彪集团的主要骨干进入中央政治局。所以，周恩来在会见柯西金时提到，我们现在连自己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
　　二、就中国的周边形势而言，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南北受压的态势。在它的南面是越南，要抗美援越，对付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在它的北面是苏联，要防备苏联的进攻。因此，如果与苏联的对峙状态能够缓和下来，势必可以减轻北面的压力。
　　三、就全球战略而言，虽然中国同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处在十分紧张的状态，但是同样也可以利用苏美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来改善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处境。
　　基于以上三个方面，中国政府通知苏联方面，同意柯西金来华。
　　为什么柯西金要急于与周恩来会面呢？主要原因大致有三点：
　　一是中苏关系的恶化，使苏联对美国利用中苏矛盾的顾虑愈发加重，特别是这年一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在一些场合下谈及要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言论，不能不引起苏联的重视。这年七月下旬，美国又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的限制。因此，为了保持苏美的战略均衡，苏联也不能不考虑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
　　二是苏联一九六八年八月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尽管从军事上来讲是成功了，但在政治上却遭到了失败。不仅没有实现他们希望的那样扶植一个保守的卖国政府，而且还受到全球舆论的强烈谴责。如今又在中国挑起冲突，势必会引起更强烈的反对。因此，从维护自身形象的需要考虑，苏联不能不顾及它的国际声誉。
　　三是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的确给苏联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苏方在进行核恐吓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到中国核力量的兴起。
　　九月十一日，在明斯克得到中国允诺的柯西金立即乘飞机前往北京。上午十一时左右，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周恩来在机场餐厅里与柯西金举行了将近四个小时的会谈。
　　周恩来首先坦率地向柯西金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态度：中国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如果你们先发制人，摧毁我们的核基地，那么，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在谈到两国关系时，周恩来强调，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当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当妨碍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几项临时措施：
　　1.维持边界现状；
　　2.避免武装冲突；
　　3.在争议的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合理建议，柯西金表示同意。并且双方就谈判中的一揽子问题达成了谅解。同时，柯西金提出再补充一条，即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对此，周恩来没有表示异议。
　　在会谈中，双方还商定于近期派代表团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至此，中苏双方关于边界谈判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同时，中苏双方还就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进行了磋商，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表示，尽管我们之间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九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
　　九月二十六日，柯西金复信周恩来，告知苏方已决定任命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为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并且建议会谈起始时间定在十月十日。
　　中苏两国政府最后商定，十月二十日开始在北京就边界问题举行副外长级谈判。
　　（摘自《朱德的最后岁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1月版，定价：12.00元。社址：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邮编：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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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版权所有每日评论_新华时政日刊_新华网学者:群体事件考验执政能力 不要把参与者当坏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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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群体事件考验执政能力 不要把参与者当坏人(2)
　　化解矛盾更需“防疏”并举
　　《民主与法制时报》：面对群体性事件，政府、领导干部应该以怎样的思维去处理？
　　毛寿龙：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采取比较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立即恢复秩序，动用警力维持住秩序。但是一定要理解这些人并不是歹徒也不是暴徒，不能当作罪犯处理、当作敌人去消灭，否则这个事态会更大的。要完善一些相关的制度，官员、政府的行为要规范起来。法国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法国乡下也会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政府是不会把他们当作罪犯抓起来，政府行为比较规范。培养司法正义的观念需要我们具体利益具体处理，使事件得到及时、很好的处理，这样老百姓才不会把事情积怨在心里。
　　王长江：最好的办法是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为群体性事件毕竟是不正常的现象，它表明沟通渠道不畅。作为一届政府和党委应该防患于未然。当然事件发生之后，就要查清真相按法律规定来处理。要依法办事，依法执政。
　　应松年：一旦发生这样的群体性事件，应该公开处理，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接受舆论的监督，没必要把它隐蔽起来。如果触犯了群众的根本利益，很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要预见到这种可能性。
　　《民主与法制时报》：面对群体性事件怎样做好善后工作，防止事件反复出现？
　　毛寿龙：第一，要把事件本身写成比较详细的调研报告，吸取经验，总结教训，吃一堑长一智。
　　第二，要做比较详细的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研究。没必要把它封锁起来。不做研究很有可能事件还会重复发生。政府本身也要做一些研究，鼓励学者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方面进行一些研究。第三，因此引起的利益损害，应该进行赔偿。法国发生这样的事，政府是不需要赔偿的，他们都有保险。我国政府应该建立一些赔偿机制。第四，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舆论引导工作，让群众做一些反思、深度思考，不要有打砸抢的过激行为。
　　王长江：应该和百姓建立足够通畅的沟通渠道。现在可能有很多事情发生都是干部和百姓沟通不畅，百姓掌握信息不够全面，干部又不愿意把信息传递给百姓，这样中间就出现了很多隔阂。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具体利益是合法的合理的，必须通过沟通加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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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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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鲁 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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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　陈先义
《授衔怀仁堂》、《走上天安门》、《风起钓鱼台》、《重返井冈山》——一套装帧朴素淡雅的“董保存纪实文丛”摆在我的案头。我为保存笔耕不辍，在纪实文学的园地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由衷地感到喜悦。这几年，热衷于“纪实”的很不少。然而，相当一部分作者和出版者，如此热衷于“大写实”，主要是出于商业利润的驱使。值得高兴的是，保存的作品却保持了文学的圣洁和纪实的魅力。保存的纪实文学语言表述，非常有特色。所谓特色，就是简洁、明快、无修饰、不卖弄，更多的是借用小说创作中的白描手法。正因如此，部队的很多基层单位把他的书当作基层举办军营故事会的必备书。在保存的作品中，绝对没有那些让读者喘不过气来的长句子，生动而传神的故事，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语言的风趣幽默及其所包含的思想意义，在这些自然流畅的叙述中得到了显现。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保存的作品能赢得最广泛的读者的青睐。正如作者本人所言：“生活本身有些事情的审美意义并不比虚构的作品逊色。”著名的党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在谈到董保存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时曾说过：纪实文学就应该这样写，就是要用这样的文字，才能赢得读者。董保存的纪实文学，写的多是功名显赫的共和国将帅。从一个个侧面，作品所折射的是共和国的历史、人民军队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者付诸作品中的那种求真务实的态度，体现了一种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一般的军史、党史教材不同，反映革命史的纪实文学需要写人物、写事件，需要大量的深入细致的采访。董保存把笔触伸进了一代风云战将的内心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发现了许许多多生动传神的故事。他说：“正是这些东西启发了我，这就下了很大力气来和这些老人交朋友，使他们能有话对你说，甚至有牢骚也能对你发……”。为此，他不辞辛苦，东奔西走，四处采访，如同沙里淘金，抢救一串串被历史遗忘的珍珠。他写过的人物，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到刘伯承、罗荣桓、陈毅、粟裕、黄克诚等杰出将帅；他写过的事件，从井冈山时期的“八月失败”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桥决战”，直到十年“文革”期间的诸多大事件。对这些人物与事件，作者采用了当事人叙说当年的形式，生动逼真地进行了文学的展示，从特定侧面，展示了军队的历史，党的历史，共和国的成长，以及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从这个角度说，董保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在受到史学理论家倍加关注的同时，也奠定了他革命历史文学的地位。写历史，特别是写与我们今天相距并不太遥远的历史，需要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不为贤者讳，秉笔直书。比如，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曾错误地批判刘伯承、肖克，这个错自然也有彭德怀一份。到了晚年，彭德怀特意让自己的侄子彭起超找到肖克家里，说起他自己1958年的错误，说对不起同志们。这些事情，是我们从党史教材里无法读到的。我们知道了这些，反而更觉得彭总磊落人格的伟大和高尚。作家的贡献和自己的文学地位，不在于所采用的体裁等等，重要的是作品是否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共命运，作品是否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正是在这一点上，董保存找准了自己文学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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