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前的战争游戏 空地一体战战战略在哪些战争中发挥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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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一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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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美国军事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军事理论创新可以用“井喷”来形容,其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全,内容之丰富,都是史无前例的。层出不穷的新概念和新观点引领了新军事变革,指导了新的战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军不仅根据每场战争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做地设计战争,而且将战争实践作为军事理论创新的延伸,将战场作为军事理论创新的“实验场”。研究美国军事理论创新的内容和特点,对于把握国际前沿军事理论发展动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冷战后美国军事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仔细梳理近20年来美国的新军事理论,不难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这些理论已形成了有内在联系的严密体系。(一)战争与战略理论着眼于应对危机,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国际形势的突出特点是作战对象不确定,作战地点不确定,作战方式不确定。先后推出的四个军事战略,即“地区防务”战略、“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营造—反应—准备”战略和“先发制人”战略,其目标都是致力于在全球运用军事力量,维护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战略利益。在此背景下,战争与战略理论创新的着眼点是解读新的战争形态,应对危机,快速反应。在对战争的认识上,1993年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21世纪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全球未来战争的导火索。2004年,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哈梅斯提出“暴乱战”理论,认为近现代战争可划分为四代,第一、二、三代战争的代表分别是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四代战争是暴乱战,战争主体主要是非国家团体,作战样式主要是恐怖与反恐怖、破坏与反破坏、颠覆与反颠覆和游击战。美军于2006年9月颁布的《联合作战纲要》,将军事行动划分为“大规模作战行动和战役”、“危机反应与有限应急行动”及“军事接触、安全合作和威慑行动”三大类。在战略选择上,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干涉主义”理论,主张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为借口,武力干涉别国内政,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9.11”事件后在美国学术界甚嚣尘上的“新帝国论”,认为冷战的结束不仅使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强国,而且强大的程度是史无前例的,当今世界只有美国才有充当“世界警察”的资质。此后,布什总统提出了“力量平衡论”和“先发制人”战略。“力量平衡论”强调与大国和地区性力量中心建立起合作关系,平息和避免大国间的冲突,巩固和扩大美国的主导地位。“先发制人”战略则强调对国际恐怖组织、拥有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敌对国家”实行先发制人和打击。在应对危机上,20世纪90年代初国防部提出了“紧急威慑”理论,主张把军事力量的作用区分为平时威慑、紧急威慑和作战行动三大部分。平时依靠平时威慑保障国家安全,平时威慑失灵后转入紧急威慑,紧急威慑失败后则转入作战行动。达成威慑的关键是平时通过外交和军事努力,防止潜在威胁变为现实威胁。当冲突迫在眉睫时,通过向前沿部署兵力与对手达成短期和动态的平衡,防止局势失控。1992年,参联会提出了“兵力投送”理论。其基本考虑是,美军不可能准确预测危机的发生而事先部署,对付危机的关键是在危机出现时迅速将驻本土或前沿的部队送往战区,形成强大战斗力。该理论要求陆军的编制和装备适合快速投送的需要,空军和海军提高战略空运和战略海运能力。2001年9月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审查报告》,首次提出了“前沿威慑”概念,要求美军不仅能实施较小规模的应急作战,而且能在本土兵力的支援下,在关键地区威慑制止潜在对手的军事行动。一旦威慑失败,前沿存在部队能迅速从威慑态势转为作战态势,并战而胜之。20世纪90年代,海军提出了“由海向陆”理论,要求美国海军由过去以海上作战为重点向以对陆作战为重点转变,提出海军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建成一支具备全球快速部署能力、可对濒海和内陆地区实施有效打击、可持续执行多种任务的力量。1996年,海军陆战队提出了“由海向陆作战机动”概念,认为在美国前沿存在军事力量收缩的情况下,海军陆战队必须具备战略投送和从海上向濒海陆地及内陆地区发起攻击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空军提出了“全球快速机动”和“全球攻击”概念。“全球快速机动”指美国空军能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全球任何角落;“全球攻击”指美国空军可在任何时间对全球范围内的任何目标实施快速远程攻击。(二)作战理论着眼于提高自身效能,瓦解敌作战体系面对冷战后众多的潜在作战对手和多样化的作战方式,美军不得不准备同时应付两场以上的战争,要求部队具有连续作战、从一种作战环境迅速转向另一种作战环境的能力。作战理论创新的着眼点放在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以最快最经济的方式实现战争目标上。作战理论的基本着眼点有两个,一个是提高自身效能,另一个是瓦解敌作战体系、提高自身效能的指导思想是联合作战理论,即通过对各种力量的优化组合,形成对敌作战的综合优势,创造出大于个体之利的整体作战效能。美军强调的“联合”是“大联合”,既包括不同军种的联合,也包括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不同国家的军队,军队和政府部门、民间机构、非政府机构等组织的合作。1997年4月海军作战部长约翰逊海军上将提出了“网络中心战”概念,随后很快得到国防部的支持。“网络中心战”是联合作战的高级形式和美国实施未来战争的主要方式。该理论主张将军队的所有通信系统、探测系统和武器系统组成一个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网络体系,各级作战人员利用该网络体系感知战场态势,交流作战信息,指挥与实施作战行动。2000年下半年,陆军提出了“行动中心战”概念。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作战行动根据作战计划进行的“计划中心战”而言的,前提条件是作战系统网络化和战场透明,即对己方的位置、友邻的位置和敌军的位置一清二楚。对敌作出的反应是根据当时的战场需要,而不是预先的“计划”。20世纪90年代,海军提出了“火力圈”概念,设想利用数字化手段,将海军部队的各种对陆攻击武器和作战平台连接起来,组成密集的火力网。这种无缝连接的火力网可恨据海军部队指挥官的指示,自动分配火力,遂行预先计划或临时召唤的火力支援任务,以适应“近岸作战”和“网络中心战”的需要。2000年,海军陆战队提出了“舰对目标机动”概念,要求登陆部队在不建立登陆场的情况下,直接从“超视距的海上”攻击敌纵深目标。它强调不预先确定两栖作战目标区,不实施长时间的准备,而是根据最新情况随机调整作战计划。20世纪90年代中期,空军提出了“航空航天力量一体化作战”概念,设想把航空和航天力量统一起来,组成航空航天部队,在航空和航天两个飞行领域采取统一军事行动。着眼于提高自身效能的理论和概念还有:为实施有利条件下的作战而谋求有利空间态势的“营造作战空间”概念;旨在确保己方自由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干扰或阻止敌方使用该系统的“导航战”概念;在各种军事行动适当时间和地点向联合部队指挥官提供适当数量人员、装备和补给的“聚焦后勤”概念;运用多种主动与被动防护手段,确保人员和资产安全的“全维防护”概念等。瓦解敌作战体系的指导思想是由德普图拉空军中将在海湾战争后提出、很快被国防部接受的“基于效果作战”理论。该理论是针对工业时代的消耗战和歼灭战而提出的,强调打击敌战争体系的关节点和脆弱点,使其失能而不是将其歼灭。其中心思想包括:一是主张把敌人看作一个“系统”或一个“系统集成”,对系统只需要控制和瘫痪,而不需要消耗和摧毁。二是主张打破战略、战役和战术级军事行动的区分,尽可能直接谋取战略效果。三是摒弃传统的兵力集结、部署、逐次突破推进、最后举行决战的“顺序作战”,采用探明敌情、部队进入、实施打击、夺取或摧毁关键目标、决战及作战保障同时展开的“平行作战”。四是主张从过去的“集中兵力”、“集中火力”发展为“集中效果”,优先打击影响战争进程与结局的“时间敏感目标”。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军就提出了以“空地一体战”为主的“机动战”理论。机动战是相对于消耗战而言的,其目标是瓦解敌军,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敌军。它反对一成不变的、线式的、循规蹈矩的作战观念,主张非线式作战,通过出奇制胜、快速机动来造成敌人的迷惑和被动反应,使之疲于奔命,无所适从。博伊德空军上校(退役)提出的“战略瘫痪”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突破”上:一是突破歼灭战和消耗战的思维框架,追求以较小的代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敌人丧失作战能力;二是突破工业时代的作战模式,将敌方看作一个系统,追求打重心、打关节、瘫痪对方;三是突破单纯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主的目标模式,追求同时瘫痪敌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更加注重精神打击,谋求以最小的军事代价获取最大的政治效益。沃登空军上校(退役)提出的“五环目标论”主张把敌人的作战系统分成五个功能环:①领导指挥环,如同人的大脑,即国家、军队的指挥中枢;②有机必须环,如同人的五脏六腑,即能源、电力等设施;③)基础结构环,如同人的骨骼、肌肉、血管,即交通设施等;④单个群体环,如同人的细胞组织,即民心、民族意志;⑤保护机制环,如同人血液里的白细胞,即野战部队。最能影响敌整个系统运行的轴心和功能环就是“重心”。军事指挥官的任务是在充分了解敌系统的基础上,找准系统的“重心”,通过控制和瘫痪“重心”改变整个系统。1996年由厄尔曼等人提出、很快被国防部采纳的“快速决定性作战”概念,强调综合运用信息、火力和机动优势,协调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在敌人无反击能力的方向和维度上对其发动非对称攻击,以一连串快速、猛烈、残酷无情的多维突击打击敌人,使其最终丧失抵抗意志。博伊德提出的“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循环”理论,把战争双方的活动看作是“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周期的不断循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是缩短己方的周期,即快速决策,快速行动,使之始终处于敌人的周期之内,即永远比敌人快一步,从而剥夺敌人的反应能力。由沃登提出、德普图拉系统阐述的“并行作战”理论是针对传统的“顺序作战”理论提出的,指使用空中、地面、海上、空间、电磁等多维力量,同时开展战略、战役和战术攻击,在短时间内一举摧毁敌人。着眼于瓦解敌作战体系的理论和概念还有:着眼于保护己方信息和信息系统,干扰、破坏敌方信息和信息系统的“信息作战理论”;运用或针对空间军事力量实施攻防作战的“空间战理论”;强调在不与对手直接接触的情况下以远程间接火力武器打击敌人的“非接触作战”理论;能在危机或冲突初期迅速采取行动、以防止冲突或危机升级为大规模战争的“全方位高级作战”概念;要求美军在不同军兵种部队之间实时传递目标信息、对稍纵即逝的运动目标持续不断地予以打击和摧毁的“联合持续打击环境”概念;发现、跟踪、定位、精确打击并及时评估打击效果的“精确打击”概念;在确保己方行动自由的同时剥夺敌方行动自由、迫其陷入被动挨打境地的“制敌机动”概念;全方位打击敌军、迅速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决定性行动”概念等。(三)军队建设理论着眼于把美军打造成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军队美国在军队建设上面临的挑战是,部队既要具备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的能力,还要准备与传统军事大国作战;既要又快又好地完成作战任务,还要胜任维和、维稳、人道主义援助等其他任务。因此,军队建设理论创新的着眼点是把美军打造成无所不能、战无不胜的军队。在建军目标上,国防部于2001年提出“全能军队”概念,要求各军种和各军事力量组成部分具有全面军事能力,既能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慑止侵略和恐吓,实施小规模应急作战行动,打赢大规模战区战争,又能对付非对称威胁。2000年,美军提出“全谱优势”概念,即在所有军事行动中都能单独或与多国部队和跨机构组织一起,协同击败任何对手。1999年,国防部提出“无缝隙总体力量”概念。其要点是: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混合编组,实现一体化;常规部队、核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各种作战能力实现最佳融合,组成一支高度一体化、在战役战术上密切协同的军事力量;各一体化部队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迅速完成不同作战类型的转换。在建军原则上,国防部于2001年提出了“基于能力”型国防理论。该理论是针对“9.1l”事件前的“基于威胁”型防务规划模式提出来的,认为面对恐怖主义袭击和未来不确定的多种威胁,很难预测敌人是谁,更不知道敌人将从哪里发动进攻。但可以预测敌人可能采取何种手段进行威胁与攻击,可能掌握何种能力和多大能力。因此,国防建设要基于能力,只要具备了相应的能力,不管敌人是谁,威胁来自何方,都能有效对付。1993年陆军新版《作战纲要》提出了“多能”原则,即“军队具有适应多种任务需要的能力”。具体表现就是在军事行动的一切领域和战略、战役及战术各个层次都能执行任务,并能迅速从执行一项任务转向另一项任务,从一个地区调往另一个地区,从一种作战类型转向另一种作战类型,还能从战争行动转向非战争军事行动。1993年陆军参谋长沙利文上将提出了“信息主导”概念,要求改变工业时代围绕“火力和机动力”筹划军队建设的观念,确立“信息化”在军队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国防部还提出了“风险管理”概念,要求对影响军事行动诸因素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予以发现、评估和管制,以实现风险代价与任务收益之间的平衡。在指挥体制建设上,90年代提出的“扁平网状”理论认为传统的指挥体制信息流程长、抗毁性能差,主张建立与信息时代相称的“扁平网状”结构。这种结构纵短横宽,指挥层次少,网络节点多,保密性、安全性强;节点与节点、战斗单元与战斗单元之间联系紧密,指挥协同方便;各种系统高度集成,信息交换迅速,指挥效率高,更加适合信息化战场实时性、系统性的作战要求。在部队编组上,2001年国防部提出的“常设联合特遣部队”概念,主张在根据需要临时抽调各军种部队力量实施联合作战的基础上,组建相对稳定的常设联合特遣部队,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模块化编组”是从工业设计中引伸出来的概念,指陆、海、空军作战部队、后勤或其他机构根据不同需要按功能进行合理搭配,每个模块都具备特定的功能,可与其他模块方便地组合为多功能系统。90年代,欧文斯海军上将和麦格雷戈中校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打破军兵种界线改革部队结构”理论,主张打破目前按照物理空间领域划分军种的体制结构,按照职能建立传感器军、机动军、精确打击军和智能后勤军等。在新型部队建设上,陆军于90年代提出了“目标部队”概念,基本设想是采用中型通用底盘车辆、结合最新技术成果组建以旅级战斗队为基础的部队,把陆军打造成一支“反应更迅速、部署更便捷、行动更灵活、跑力更全面的部队”。海军提出了“远征打击部队”概念,主张按照“全球作战”的战略要求,对部队重新进行编组。海军主战力量将由12个航母打击群、12个远征打击群、9个水面作战群和4艘经过改装的“俄亥俄”级核潜艇组成。2001年海军和陆战队联合推出的“自主作战能力”概念,要求利用正在逐步成熟的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技术,增强海军和陆战队的无人机和无人驾驶车辆在复杂环境中的作战能力。空军提出了“航空航天远征部队”概念,要求建立航空航天远征部队。该部队能在20~70小时内完成一切准备并遂行战斗任务;能近实时地掌握战区空中和地面的各种情报信息,拥有全面信息优势;可准确确定目标位置,有强大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可得到战略、战术空运部队的保障,有持续作战能力。空军提出的“全球打击特遣部队”概念,要求在“航空航天远征部队”结构内,采用临时任务编组的方式,成立一支能快速部署并实施空中精确打击的特遣部队。二、冷战后美国军事理论创新的主要特点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建国历史,因而没有太多传统观念的束缚。美国是个民族“熔炉”,汇聚了世界各主要民族,因而少有传统习惯的约束。美国本土鲜有战事,几乎所有的作战行动都在海外进行。美国是当今世界新军事变革的“领头羊”,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美军又是近年来参加实战最多的军队,战争实践为军事理论创新提供了素材,实践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有理论上的解释。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使美国军事理论创新有了许多鲜明特点。(一)勇于超越自我军事向来是思想解放难度最大的领域。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是持续发展的,但战争却是间隔进行的,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上一场战争。军事理论创新的过程是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过程,不仅需要有合适的条件,而且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对获胜军队来说尤其如此。美军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那种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永远盯着下一场战争。海湾战争是美军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场战争,把越战失败后的阴影一扫而光,但战后美军在总结经验教训时特别提出要防止胜利病。高级将领们认为海湾战争的胜利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如广泛的国际支持、庞大的战时联盟、战区周围充足的前沿基地和设施、有利于空中作战的沙漠天候和地形、对手战略指导失误等,并反复强调这样的条件很难再现,必须力戒盲目套用海湾战争经验。这种从胜利中找问题的做法,推动美国军事理论创新逐渐步人高潮。在此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可以说是一场战争一种理论,而事实证明这些理论又是成功的。美国前陆军参谋长沙利文上将在《希望不是出路》的军事著作中指出:对过去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是必要的,因为军事传统本身就是一笔遗产,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但如果把传统的东西作为一个框框将自己禁锢起来,就势必导致军事思维能力的枯竭和创造力的窒息。军事变革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武器的更新和作战样式的演进,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革命。目前美军反复强调的观点是,“在一切导致落后的原因中,思想观念的落后是最根本的原因”。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有一个形象比喻:不改革思维方式,“就如同给亚瑟王宫廷骑士一支M-16步枪,这名骑士不是躲在树后向敌射击,而是仍沿用传统的办法用枪托去砸对手的脑袋”。日,他在美国国防大学还说过,“我们不仅需要改变我们所拥有的能力,而且需要改变我们思考战争的方式。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训练方式、演习方式和作战方式不进行转型,那么,全世界的所有高技术武器都不能使美国武装力量实现转型。”不断超越自我在军事理论创新中的表现,就是着眼于未来战争预测,把打赢未来战争作为作战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美国军事理论研究的预测范围很广泛,包括战略环境、世界和地区安全形势、军事科技发展,但主要是战争和威胁预测,如未来战争的可能样式、作战对象、爆发地区、持续时间等。兰德公司之所以大名鼎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准确预测到中国会出兵抗美援朝。该公司在1957年预测的苏联发射卫星时间与实际发射时间仅差两周,后来还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两德统一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成功预测。有了这种超前性的宏观预测,便可提出未来战争的总体构想和作战理论,并据此规划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使军队更能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美军不断超越自我的品质来源于深深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感代表着美国民族的性格和特征,深刻地蕴藏于美国历史文化之中。美国建国后虽然摆脱了欧洲封建等级制度,但同时带来了残酷的资本主义个人竞争,出现了“虽然推翻了同胞中的某些人拥有的特权,但又遇到了要同所有人进行竞争的局面”。这种危机感在国内表现为人与人的竞争,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国家之间的较量。冷战后,美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地位,但仍然担心其霸权地位遭到挑战,因而想尽一切办法要把对手远远抛在身后,谋求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二)紧密结合科技美国是一个崇尚技术的国家,美军有着技术制胜的悠久传统。用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军事理论的不断进步,是美国军事理论发展的突出特征。如果说当前美军的作战是基于效果,军队建设是基于能力,那么军事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技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事技术潜力、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展开。美军的作战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数学和物理思想的影响。例如,最早由克劳塞维茨提出、现被美军发扬光大的“重心”作战理论就来源于物理学上的重心概念。从物理学上讲,物体保持平衡的前提条件是重心稳定,失去重心,物体就会失去平衡。美军把这一道理应用到作战领域,确立了“打击重心、破坏结构”的作战思想。该理论认为一个武装集团犹如一部复杂机器,就保证这部机器平稳可靠运转而言,某些组成部分比其他部分更为重要;这些重要组成部分若受损或被毁,就会使整部机器失去平衡,造成凝聚力和效力急剧下降,并可能导致机器完全失灵。这些更重要的部件就是“作战重心”,即战争中所有力量都要依靠的中心,军队从中获得行动自由、战斗力量和战斗意志。“重心”是一切作战筹划的中心,识别、暴露、孤立、削弱和打击敌“重心”是所有参战部队最重要的任务,是速战速决、战而能胜的关键。再如,美军的“顶点”作战理论来源于物理上的顶点概念。“顶点”是一个力学名词,即最高点、极点。美国陆军1986年版《作战纲要》正式把“顶点”作为一种作战理论,并指出“任何进攻作战迟早都会达到这样一个时刻:攻方力量不再大大超过守方力量,超过这个时刻如果继续实施进攻作战,就会拉长战线,有遭到反击和被击败的危险。这个时刻在作战理论中被称为作战顶点。”作战顶点对作战双办都是至关重要的。就进攻而言,必须谋求在己方部队作战“顶点”到来之前攻占目标,获得决定性胜利;就防御而言,必须谋求使敌人的进攻在未达到其既定目的之前,便出现“顶点”,使之疲态毕现,缺乏后劲。“顶点”理论的实质是“保护已方作战能力的持续性,避免己方‘顶点’的到来,同时削弱敌方作战能力,促使敌方‘顶点’尽早出现,在已方‘顶点’到来之前实现作战目的。”军事理论中与技术结合最紧密的是战术理论,但技术对美国军事理论的影响绝不仅仅停留在战术层面,还日益渗透到战役和战略层面。“网络中心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侦察、决策和打击是作战的三个基本环节,过去受探测技术、通信技术和打击距离的限制,三个环节间的紧密联系主要体现在战术层面,地理范围小,耗时长。但随着目标搜索和传感技术、数据处理和传输技术、网络技术、远距离精确打击技术的发展,上述三个环节间的紧密联系开始进入战略层面,在空间上覆盖整个地球,在时间上缩短到以分钟计,战区内成千上万个火力单元和作战分队紧密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军对萨达姆发动的“斩首”行动,就是“网络中心战”的实战演示。目前美军正在构建的导弹防御系统,对“网络中心战”提出了更高要求。战术弹道导弹的飞行时间只有几分钟,战略弹道导弹从地球一端打到另一端也只需要20多分钟,对导弹拦截的各种动作,从发现目标、确认目标、下达拦截命令,到指定作战部队跟踪目标、拦截目标,都必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循环”理论可以说是空中格斗战术理论的放大版。该理论的创立者博伊德曾是美国空军“佩刀”战斗机飞行员,参加过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主持设计过F-15和F-16战斗机,对战斗机空中格斗,对速度、节奏、机动、反应等都有独到理解。博伊德在内利斯空军飞行学院执教时编写的《空中攻击研究》教材,改写了美军战斗机的战术,在博伊德的大力开发和倡导下,“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循环”原理不再限于空中格斗的战术应用,而是上升到了战略层面。从在技术上强调战斗机的机动性,到在战术上强调先敌发现、先敌行动、出其不意,再发展到在战略上“进入对手决策周期”,使其整个军队负载过重,无力反应,最后陷入混乱和崩溃。美国军事理论创新之所以受技术影响很大,主要是因为美军强调用技术手段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比较美俄两军的作战理论就会发现,俄军作战理论主要依据的是战争经验,主要通过战例来论证,或者说没有战例的理论几乎是不能成立的。而美军作战理论的主要依据是科学技术,美军的作战理论主要是用科学技术论证的,并用逻辑推理来说明其可行性。俄军作战理论使用的术语大部分是社会语言,如“进攻方向”、“突破”、“当前任务”、“尔后任务”、“防御阵地”、“防御地带”等,美国军事术语中有很多科技术语,如决定点、节点、轴线、灵敏、程序、杠杆作用、不对称、数字化等。美国军事理论的技术特征一方面源于其一直走在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军事变革的前沿,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强调要保持军队的质量优势。早在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就强调,不能与占有数量优势的潜在敌于在人对人、炮对炮、坦克对坦克的基础上,在各方面进行一对一的竞争,而主张以美国占有优势的战略空军力量和海军力量制胜美国军事理论创新的技术特征决定了它必然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近年来美军作战理论呈现出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更新周期越来越短的趋势,原因正是在于技术发展速度加快、周期缩短。(三)着眼体系博弈贯穿美国军事理论创新的核心思想,是体系博弈思想。其要点主要有四个:一是系统观念,即把对抗双方都视为一个系统,考虑问题的着眼点是强化己方系统,瓦解敌方系统;二是相互关联,即系统内部各部分彼此关联,信息是沟通各部分联系的主要媒介,考虑问题的着眼点是确保己方各部分的紧密联系,破坏敌方系统的内部联络;三是彼此协调,即系统的最佳运转来源于各系统之间和上下层次之间的彼此协调,考虑问题的着眼点,要放在最大限度地加强己方协调、破坏敌方协调之上;四是系统管理,即有效组织和控制信息流,使己方系统运转始终处于优化状态,同时破坏敌方系统的正常运转,使其效率低下,内耗加重。早在1961年,麦克纳吗拉入主五角大楼时就提出了制定国防计划的“系统分析”理论。该理论把国防计划看作是一个包含许多分系统的大系统,要求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国防建设的总体设汁,把国家战略、军事战略、国防预算、部队需求和武器研制有机联系起来,把远、中、近期计划紧密衔接起来。在制定国防计划时,要考虑到各个分系统,不仅要尽量优化各分系统的功能,更受注意研究各分系统的排列组合方式。以取得大系统的最佳整体效应。美军近年来提出的许多创新性军事理论,均贯穿着系统思维。“系统集成”理论要求用大系统的观点来筹划军队建设。在作战力量建设上,强凋把战场预警、指挥控制和精确打击三个作战职能领域建成无缝链接的大系统。在战场准备上,要求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数字化战场,把覆盖整个作战空间的情报系统、指挥系统、通信系统、协调系统、计算机工作站、各级数据库和各用户终端联为一体。在部队建设上,组建由各军兵种编成的一体化部队。在装备建设上,积极推行“横向技术一体化”,加速传感器和射手之间、各武器系统之间、各作战单元之间的信息流动,大幅提高所有武器装备和作战系统的整体效能。联合作战理论强调协调一致,共同行动。美军认为,“任何单一军种都不具备在所有空间打击敌人的手段和能力,无法单独实施战役级作战”,因而必须实施联合作战。“联合”就是不单纯依赖某一军种作战,也不片面强调某一军种在作战中的地位作用,而是通过对各军种力量的优化组合,扬长避短,形成对敌作战的综合优势,创造出大于个体之和的整体作战效能。战略瘫痪思想着眼于破坏敌人的整个作战体系,强调直接打击敌战略目标及系统节点,从而达成作战目的。沃登的“五环目标论”把这一系统分解为五个环,通过打击包括军队在内的各个环,切断其有机联系,使其不能互相支援,整体上陷入瘫痪。五环当中,最重要的是处于最中心的领导层,它往往是美军的首选目标,打击领导层可直接影响敌方进行战争的能力和意志。处于外环的军队不是主要目标,因为野战部队在得不到领导层、有机要素、基础设施和民众支援的情况下,战斗力将所剩无几。(四)得益于独特的学术氛围和机制美国是移民国家,标新立异和变革创新是显著的国民特征。美国非常注重营造宽松、自由的军事研究氛围,来感召和鼓励军事理论创新。军事学术研究不设禁区,不限范围,也不要求达成共识,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进行开放式讨论。因而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一个时期,在一种主流军事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还有五花八门的非主流军事思想。主流军事思想是自然形成的,非主流军事思想变为主流军事思想也不是由统帅机构或个人主导的,而是军事行政机构、军事院校、民间思想库和军事媒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以对“快速决定性作战”的讨论为例,尽管这是重点开发的联合作战理论,但批评言论不绝于耳,批评文章屡见不鲜。美军还把特别有份量的批评著作和文章列为研究“快速决定性作战”的重要参考书目和院校中学习作战理论的必读参考文献。从三个版本的《快速决定性作战》白皮书可以看出,每一版都在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后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上将曾说过一句话:鼓励充分表达不同看法,不强求一致,是为了减少在体制和文化上给创新造成障碍。由于有宽松的环境,无论是美军各级领导,还是军事理论研究人员或技术人员,都致力于在自己的任期内或工作领域中积极参与理论前沿、军事热点问题的探讨,力争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许多新理论和新思想的萌芽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美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非常紧密,新理论应用到作战和军队建设中的速度非常快,这与美军机关、部队、院校、科研机构的军官岗位充分交流有很大关系。美军军官的调动非常频繁,平均每两三年转换一个岗位,岗位的每一次转换都为军官本人和军队提供了一次双向选择的机会。就个人而言,选择自已适合的工作,面对新的挑战不断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逐步走向成熟。就军队而言,跨地域、跨部门调动有利于打破部门利益,促进各战区和各部门的融合,也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军官岗位的交流还有助于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美军的很多军官都毕业于技术院校,从技术军官做起,然后再循着基层主官、战术和战役级司令部参谋、中层主官、战略司令部参谋、高层主官的轨道发展。大浪淘沙,一批批地淘汰,最后走上高层领导岗位的都是既懂技术和战术、又懂战役和战略的热爱军队的精英。正是在这样一批高级军官的主导下,美军的战略、战役和战术处处渗透着科技因素。即使在这些军官退出现役之后,在部队丰富的经历和深入的思考仍促使他们为军队建设继续做贡献。目前,前参联会副主席欧文斯海军上将(退役)、前陆军参谋长沙利文上将(退役)等开拓型领导人仍活跃在军事学术领域。博伊德、沃登等军事理论家最辉煌的人生不是在服役期间,而是在退役之后。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许多智囊机构,如兰德公司、海军分析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都网罗了大量前国防部官员和中高级退役军官。美国军事理论创新还得益于广泛吸收和借鉴外军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美军各级院校在各类课程的教学中,都用相当多的课时讲授外国军事名家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例如,在“带兵艺术”课上,讲拿破仑、库图佐夫等的“统帅艺术”,在战略战术课上,讲“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利德尔—哈特的“间接战略”和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等。美军院校还非常重视与外军的学术交流。例如,几十年来西点军校的“军士和连队管理”课一直由拥有“世界上最优秀军士”的英国皇家陆军的教官讲授,“反恐理论与实践”课常常邀请以色列军官讲授。至于美军科研机构与外国学者的学术交流,更是几乎天天都在进行。以位于夏威夷的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为例,自1995年成立到2007年12月,已组织112次大型学术研讨会,有来自近百个国家的近万人参加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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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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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痴迷西方民主,认为西方民主是消除腐败的根本之道。他们不懂得,毛黄“延安窑洞对”中讲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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