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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举报村干部索贿中华茅台 临安纪委介入调查
网友在民情巷论坛举报，临安高虹镇虹桥村村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公然索贿，并提供了照片和录音等证据。目前，临安市纪委已经介入调查，镇里也初步查明网友举报“部分属实”。
　　7月26日晚，村干部通过经纪人索要烟酒
　　浙江在线杭州9月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冰)&& 村干部利用手中权力，趁小店店主办证的时机强行索取中华烟、茅台酒。近日，有网友在民情巷论坛举报，浙江临安高虹镇虹桥村村干部公然索贿，并提供了照片和录音等证据。
　　高虹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黄爱兵向浙江在线记者证实，临安市纪委已经介入调查，镇里也初步查明网友举报&部分属实&。
　　民情巷链接：《》
　　网友举报村干部通过&经纪人&索贿中华、茅台
　　网友&安心&在民情巷论坛发帖，自称在临安高虹镇虹桥村开有一家小饭店，今年7月遭到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敲诈。
　　浙江在线记者联系到这位姓沈的网友，他说自家饭店今年在国土部门办证，需要村里在相关材料上盖公章，被村干部趁机敲诈勒索。
　　&本来已经给盖了章子，但村里又告诉土地部门说以前盖的章子无效，我的办证程序就搁置在那里，没办法继续下去。&据老沈反映，村干部翁某和金某并未直接索取物品，而是通过本村另外一名&经纪人&联系他，并开出了具体清单：茅台酒4瓶，软中华香烟8条，黄金叶香烟2条。老沈根据要求购买了烟酒，饭店办证的事情也没有再受到村里阻拦。
　　&村支书好几次直接找我谈事情，让我请他和村委会主任吃饭，喝咖啡，每次都是他们安排地方，让我陪吃、陪喝、买单。&老沈说，尽管自己不情愿，但为了饭店能经营下去，他一直忍气吞声，如今实在忍不下去，才决定将此事曝光到网上。
　　网友曝光照片和录音当地纪委已介入调查
　　老沈在民情巷论坛公开了几张照片，并向浙江在线记者提供了部分录音资料。老沈说，当时是7月26日，&那天晚上我在临安市区一家酒店请他吃饭，吃完饭后把烟和酒放到村支书车子的后备箱。村支书、村主任还有那个&经纪人&都在。&老沈说，烟酒一共花了一万四千多块。
　　录音里则是村干部通过&经纪人&找老沈索要烟酒，以及翁某以谈事情为由让老沈请客喝咖啡。
　　记者多次尝试联系涉及此事的另外几个人，但都没能成功。不过，高虹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黄爱兵向浙江在线记者证实，临安市纪委已经介入调查此事。
　　&这个人举报的事情基本属实，现在(临安)市纪委已经开始调查，还没有最后的调查和处理结果。&黄爱兵说，案件细节目前不方便透露太多，一旦有最终的结果会及时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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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晚，村干部通过经纪人索要烟酒浙江在线杭州9月4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冰) 村干部利用手中权力，趁小店店主办证的时机强行索取中华烟、茅台酒。近日，有网友在民情巷论坛举报，浙江临安高虹镇虹桥村村干部公然索贿，并提供了照片和录音等证据。高虹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黄爱兵向浙江在线记者证实，临安市纪委已经介入调查，镇里也初步查明网友举报“部分属实”。民情巷链接：《临安最牛村长村支书，敲诈勒索还用“经纪人》网友举报村干部通过“经纪人”索贿中华、茅台网友“安心”在民情巷论坛发帖，自称在临安高虹镇虹桥村开有一家小饭店，今年7月遭到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敲诈。浙江在线记者联系到这位姓沈的网友，他说自家饭店今年在国土部门办证，需要村里在相关材料上盖公章，被村干部趁机敲诈勒索。“本来已经给盖了章子，但村里又告诉土地部门说以前盖的章子无效，我的办证程序就搁置在那里，没办法继续下去。”据老沈反映，村干部翁某和金某并未直接索取物品，而是通过本村另外一名“经纪人”联系他，并开出了具体清单：茅台酒4瓶，软中华香烟8条，黄金叶香烟2条。老沈根据要求购买了烟酒，饭店办证的事情也没有再受到村里阻拦。“村支书好几次直接找我谈事情，让我请他和村委会主任吃饭，喝咖啡，每次都是他们安排地方，让我陪吃、陪喝、买单。”老沈说，尽管自己不情愿，但为了饭店能经营下去，他一直忍气吞声，如今实在忍不下去，才决定将此事曝光到网上。网友曝光照片和录音当地纪委已介入调查老沈在民情巷论坛公开了几张照片，并向浙江在线记者提供了部分录音资料。老沈说，当时是7月26日，“那天晚上我在临安市区一家酒店请他吃饭，吃完饭后把烟和酒放到村支书车子的后备箱。村支书、村主任还有那个‘经纪人’都在。”老沈说，烟酒一共花了一万四千多块。录音里则是村干部通过“经纪人”找老沈索要烟酒，以及翁某以谈事情为由让老沈请客喝咖啡。记者多次尝试联系涉及此事的另外几个人，但都没能成功。不过，高虹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黄爱兵向浙江在线记者证实，临安市纪委已经介入调查此事。“这个人举报的事情基本属实，现在(临安)市纪委已经开始调查，还没有最后的调查和处理结果。”黄爱兵说，案件细节目前不方便透露太多，一旦有最终的结果会及时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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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落马村主任曾向低保户索贿：不掏钱不让填表
华商报记者梳理近年查办的村官违纪违法案件发现，当前村官腐败已经从吃吃喝喝、多吃多占演变为多种形式：权钱交易，索贿受贿；套取、冒领惠农资金、低保款、救济款、优抚款；私分、贪污集体土地补偿款；申报低保优亲厚友；项目实施中少做多报；挪用集体资金；失职渎职，使集体资源流失；大量报销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现象“办一案、查一窝、挖一串”村干部集体窝案频出犯罪团伙化是村官违法犯罪的一个特点和发展趋势，通常出现“办一案、查一窝、挖一串”的现象。据眉县检察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他们查办过多起因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的村干部集体窝案。2004年初，眉县马家镇车圈村村支部书记李某、村副主任杜某和张某以及村报账员杜某某嫌工资待遇低，四人商议后决定给每人7亩退耕还林。经查，2004年2月至2006年3月，四人共侵吞集体所有的28亩退耕还林补助款17556元。眉县金渠镇蔡家崖村也爆出村干部贪腐窝案。2010年元月至今，村支书宫某、村主任司某、副主任严某和赵某，将村民征地补偿款73000余元，采取虚报冒领方式予以私分。同时，还将国家拨付给两户村民的低保金3000余元和沼气池建设水泥款4000元，采取收入不入账的方式予以私分。目前，该案已移送审查起诉。提起被查村主任陈文治，山阳县十里镇磨沟口村四组村民李党莲直摇头。据李党莲介绍，给孩子上户口，陈文治说要四千元，不给钱不给娃上户口。该组村民黄彦芝说：“我领个低保，要给村主任掏钱，不掏钱就不给填表……心太黑了”。据了解，陈文治在任村主任兼村文书期间，不仅存在吃拿卡要行为，还存在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经查，2008年至2013年，陈文治为村民屈某协调换地和办理农家乐审批手续时收受现金3000元；在为王某办理小孩户口手续时收受现金2500元；为崔某办理宅基地审批手续过程中，先后三次收受现金1400元…… 据悉，2014年以来，山阳县查处涉及村干部贪污案21件，7名村干部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贪腐村官无孔不入，能捞一把算一把。延川县土岗乡樊家洼村支书冯玉民，故意隐瞒村民李某死亡事实，致使家属冒领老龄补贴15个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问题乡镇纪委面对的是熟人或朋友 经常碍于情面不想监督、不敢监督、不会监督“村官再小也是官，是官就有权，有权就有利，滋生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吴堡县纪委书记韩金华说，当前村干部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选举不够民主，二是村务不公开或公开走过场，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四是有些村村支书、村主任不团结，五是监委会作用发挥不够，特别是在财务管理上缺乏监督。据韩金华介绍，有些村村支书、村主任每人手里各攥一套账务，谁也不给谁签字，也不能在“村财乡管”处报销，导致一届甚至两届村委会账务没办法交接，许多惠民利民政策和项目不能实施，村民怨声载道，上访告状不断。对于村官犯罪问题，扶风检察院曾做过调研，该院主要负责人介绍，村官职务犯罪呈现出五个特点：犯罪主体多样化；贪污、挪用犯罪案高居首位；村官作案手段简单直接、传染性强；团伙化作案凸显；案子小影响却很恶劣。华商报记者采访中发现，纪委和检察机关在查处“村官”犯罪时也存在困惑，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基层乡镇纪委办案能力差；证据不足，无账可查；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职务犯罪主体难认定；预防“村官”腐败缺乏有效抓手等问题。神木县纪委李建国认为，乡镇纪委面对的不是熟人就是朋友，经常是碍于情面不想监督、不敢监督、不会监督。不少基层干部认为，现行法规对非党员村干部的纪律约束事实上是空当，非党员村干部由村民选举产生，不是党员，党纪管不了，也不是监察对象，行政监察对其无效。此外，权力过分集中是导致犯罪的必然因素，在基层农村，大权仍集中在村支书和村主任等个别人或少数人手中，甚至有的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大小事情由其说了算。借鉴吴堡向村民发《村务公开报》眉县“廉洁村官”制度让村干部更有威信怎样才能很好地打苍蝇？华商报记者深入基层采访了陕西眉县检察院，陕西吴堡县纪委，他们的一剂良药也许可以给治疗“问题村官”提供借鉴。吴堡县纪委2014年率先在榆林市实行“一村一报”的《村务公开报》，向每户村民发放，目的是让村民更加清楚明了、详细、真实地知道村务财务情况。华商报记者看到了一份《村务公开报》，公开的是张家山镇辛庄村，公开三部分内容。“党务公开”中有4项：“发展党员名单”、“党员评议”、“党费缴纳”、“离任村干部”；“村务公开”中有9项：“宅基地审批”、“集体生产资料和经营实体运营”、“各类项目建设及资金使用”、“土地利用补偿的管理使用”、“新增低保户、五保户”、“各类惠农政策落实”、“计划生育执行”、“本村户口迁入迁出”、“扶贫捐赠、救灾救济款物发放对象和金额”，此项目共有22人得到救济款项，张文生最多500元，王成年最少150元。“财务公开”共9项内容：“各项收入”、“办公支出”、“劳务支出”、“培训交通差旅支出”、“公益项目建设支出”、“集体资产运营”、“集体债权债务”、“村干部工资”、“其他”。据悉，眉县检察院早在五年前，率先在宝鸡市启动并推广“廉洁村官”制度。据“廉洁村官”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眉县检察院检察长董秦介绍，在实施“廉洁村官”工程中，眉县检察院通过落实“四人会签”制度等举措，全方位地构筑“廉洁村官”工程实施体系。所谓“四人会签”制度是指村财务支出由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监委会主任和经手人共“四人会签”。当了31年的眉县营头村村支书的李满仓给华商报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省环保厅要在营头村投资建设一所环保收集站。由于项目投资大，一些人传闲话，说他拿了人家的东西，吃了人家的回扣，是“四人会签”制度还了李满仓清白。李满仓在村上公开宣布：欢迎每位村民到村上查阅财务票据，村上的每一笔钱支付清楚，数额精确。谣言不攻自破，村干部的威信空前高涨。原本这个项目有些阻力，邀请村民审阅财务票据后，那些“阻力”主动消失了。专家观点“苍蝇式”腐败量大面广 专项治理是有效惩治手段陕西省委党校党建部副主任刘飞认为，在对“老虎式”腐败高压震慑和严厉打击的同时，对群众身边的“苍蝇式”腐败同样需要下大力气解决。“苍蝇式”腐败是群众能够耳闻目睹、切身感受到的基层公职人员非法利用权力谋取不当私利的行为。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同类性、顽固性、反复性和多发性，量大面广，潜规则程度明显，社会关注度高，直接侵蚀群众利益，对“苍蝇式”腐败必须迎面痛击。廉政意识和法治意识淡漠是导致苍蝇式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观因素；基层“一把手政治现象”凸显是导致苍蝇式腐败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基层管理制度和廉政制度不健全是导致苍蝇式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乡科级单位、农村基层单位是当前纪律监管的薄弱环节。民主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监管制度不健全，导致出现管理上的漏洞，同时制度的执行力也存在很多问题。监管不力是导致苍蝇式腐败问题产生的外部条件，“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问题仍然存在。查处力度不够是导致苍蝇式腐败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一些纪检干部认为苍蝇式腐败职务层次低，涉案数额不大，查处力度施之以宽，施之以软，忽略了对典型案件的查处。问责是惩治腐败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打击和遏制“苍蝇式”腐败，首要的条件就是健全责任追究体系。要严格责任追究，推动任务落实，基层党委、纪委都要切实负起责任。坚持“一案双查”。教育是预防腐败的基础性工程，打击和遏制“苍蝇式”腐败，特别是廉政勤政教育。法治是惩治腐败最根本的途径，打击和遏制“苍蝇式”腐败，最根本是改革和完善基层行政管理制度，完善基层公共治理体系。要建立基层政务民主决策制度；畅通民意诉求表达渠道，健全完善论证会、听证会、社会公示和专家咨询等制度；深化基层化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缩减行政审批项目。专项治理是惩治腐败的必要条件和有效手段，打击和遏制“苍蝇式”腐败，必须深入开展廉政专项治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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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村官被约谈后索贿何以如此嚣张？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检察院对外通报一起村官索贿、受贿案。灵武市郝家桥镇某村村支部书记兼村主任马国庆，因牵扯一起行贿案，前脚刚被纪委约谈，后脚便公然索贿。(8月9日 《法制日报》)
近年来，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官渐成腐败重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本以为我国现在的反腐已经是卓有成效，但是由此看来我国的反腐之路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反腐反“四风”的大旗几乎插遍了大江南北，反腐的新闻也曝光出了不少“奇葩”之事，村干部被约谈后公然索贿，这是何等的嚣张气焰。为此，无论站在保护群众利益不受侵犯的角度，还是从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设出发，都应对村官贪腐问题不容小觑。
权力无论大小，但凡不受制约，势必滋生腐败等恶行。这条定律在诸多村官腐败案中已经得到印证。探究“村官”贪腐症结，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在村级日常管理中，村干部几乎没有受到有效监督。乡镇监督太远，群众监督太软，相互监督更是没谱，成了村干部缺乏监督的真实写照。虽然，现在各地都在搞村务公开，但由于没有有效监督，落实难以到位。
惩治村官腐败，应尽快将村官纳入有效的监控范围，理清村官的职责权限，将村官监督纳入法制化轨道。从已经发生的案例所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加强村组的内部管理，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刻不容缓。同时，还应注重并得益有关法律最大限度地在农村普及，让村民掌握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大大增强村民的维权意识和抗争能力。
查处违纪不力，也使某些村干部违法犯罪有恃无恐。因此，必须严肃法纪，把反腐倡廉和打击犯罪结合起来抓。要经常以案释法，深入开展普法教育，以增强农村干部的法制观念。要健全村级组织监督机制，完善村务公开制度，杜绝“暗箱操作”现象。对有违纪行为的村干部要加强教育，严格执行纪律，加以挽救。对已构成犯罪的，要依法严惩，以儆效尤。（文/许昭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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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搜狐热点“村官巨贪”不断上演 北京一村官7年间索贿千万-中新网
“村官巨贪”不断上演 北京一村官7年间索贿千万
　　“村官巨贪”戏码缘何不断上演？
　　数据显示，中国约60万的行政村里有数百万农村基层干部。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加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开发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小村官、大腐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高立庄，北京西南四环的一个村。每天，南方进京的动车从这里呼啸而过。尽管没有支柱产业，但“生”在首都，土地就成了这个村最大的本钱。以“土”换“金”，城镇化飞速发展为村民带来巨额财富的同时，陈伟杰也因“村官”身份，成为了“土地爷”。身为村干部，在“金土”交易面前，他连连失守。
　　坐地生财，廉洁底线失守
　　当权力与土地利益结合在一起，它的含金量就会倍增。一旦廉洁底线失守，权力就会成为失控的恶魔，把人推向腐败的深渊。
　　陈伟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立庄村原党总支委员，高立庄村投资管理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日，陈伟杰因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1971年出生的陈伟杰是改革开放浪尖的一代。初中文化的他，也曾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由于政治素质过硬，再加上颇具经济头脑，陈伟杰很快被委以重任。高立庄村党总支委员、高立庄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7年，36岁的陈伟杰走马上任。
　　刚上任的时候，陈伟杰也怀有一腔热情，理思路、谋发展。但伴随着土地资源市场价值的激增，陈伟杰权力的“含金量”也不断增加。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他发现，往日名不见经传的村民一夜之间得到了少辄几百万，多辄上千万、上亿元的补偿款。
　　牛车瓦房，豪车豪宅――巨大的反差让陈伟杰这个“土地爷”有了坐地生财的欲望。在“金土”交易的不断刺激之下，在满目豪奢的物质世界里，陈伟杰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偏移，拜金主义思想开始膨胀，私欲开始填补他的心灵空白。
　　出借村集体资金1.9个亿、帮助企业贷款11个亿，索贿240万元。“拿了这么多的钱，肯定跟帮过他们公司有关，整体上是对应的。”狱中的陈伟杰如此剖析自己。他认为，这些靠拆迁获利的“土豪”们是靠着自己才发财的，他理所当然该分一杯羹。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开豪车、住豪宅――为了实现自己的“土豪”梦，陈伟杰的廉洁底线逐渐瓦解，丧失了理想信念，彻底迷失了人生方向。短短7年间，他就利用职务便利，在旧村改造、征地拆迁等业务中，多次向孙某、刘某、潘某等人索取贿赂，共计人民币1625万余元。
　　“这就是资源性腐败――从村集体的土地、矿产和林业等资源中谋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说，“而且，越是涉案金额大的村官腐败，越是和资源关系密切。”在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撰写的《官员形象危机(2012)报告》中，村干部贪腐问题最突出的共性便是与土地利益的关联性极强。
　　浙江省永嘉县新桥村原村委会主任余乾寿，在拆迁和安置房项目中，贪贿3000余万元；深圳市龙岗区“村官”周伟思，在旧城改造项目中曾涉嫌收受一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好处费”……当权力与土地利益结合在一起，它的含金量就会倍增。一旦廉洁底线失守，权力就会成为失控的恶魔，把人推向腐败的深渊。
　　“我家里的4个老人身体都不好，妻子没有工作，还要照顾3个孩子。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踏踏实实做人，绝不会再做违纪违法的事情。”审判庭上，陈伟杰声泪俱下。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陈伟杰终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只能在囹圄中反思自己的罪行，为他人敲响警醒的钟声。
　　恃权轻法，法治防线失守
　　法治意识淡薄，监管乏力，权力再小，也能变成腐败的恶魔。
　　据了解，高立庄村有三套班子：党总支委员会、村委会、高立庄村投资管理公司。由于村党总支委员会成员包括了村委会和投资管理公司的主要领导，所以，党总支会议就能把主要的事情定下来。“村委会和高立庄投资管理公司很少开会了，拆迁的事情都是陈伟杰全权负责。”该村原党总支书记说。甚至在一次出借村集体1.9亿元资产的时候，陈伟杰也只需“跟党总支书记碰了下头，就同意了”。
　　村干部法治意识淡薄，村级组织管理混乱，这不仅为权力失控提供了机会，更为腐败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身兼村党总支委员、村企董事长兼总经理两职，陈伟杰集党务、企业决策权于一身，职位不高，能量却很大。
　　“他的房子是违章建筑，按规定可以不补偿，但我还是给他补偿了。”在2008年的一次拆迁中，陈伟杰违规操作使企业主刘某获利。为此，他要了30万元好处费。一次拆迁，要30万；再一次拆迁，要100万……在“土”与“金”的交易间，陈伟杰手中的权力一次又一次失控。
　　法治意识淡薄，监管乏力，权力再小，也能变成腐败的恶魔。据调查，“村官”腐败案件频频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村官”法律意识的淡薄。“村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相关法律规定认识模糊，基本的法律常识缺失。例如，长春市二道区岗子村原村委会主任张某，是公认的“老好人”。在多起案件中，他都在涉案的审批表、虚假协议、证明上签过字。提审问他：“你知道你的签字意味着什么吗？”他回答：“村民办事不容易，村支书让我签我就签了……要知道犯罪，我说什么也不签。”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以及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其他村民自治法规规定，在村官日常权力运行中，民政部门管选举、农委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违纪行为归纪检监察、土地征用由国土部门管……可谓方方面面都有监督者。
　　“但是，看上去有不少部门管理，其实是多家管理谁都没有管理。”有学者将对村官的监管概括为“内部监督太软，外部监督太难。” 村民自下而上的监督阻力重重。“法律规定，村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会议，但现在，村民自治往往变成‘村委会自治’。”支振锋说。内部的监督，同样疲软乏力。记者梳理发现，在一些农村，党组织(党支部)、自治组织(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经联社)，多由一套人马运作。“几块牌子，一套班子”导致有的“村官”身兼数职，集党务、村务和财权于一身。陈伟杰案就是一个典型。
　　权力失控的地方，总是腐败的重灾区。但法律是一把高悬的利剑，挑战法律者，必将受到严惩。如今，等待陈伟杰的是17年的囹圄之苦。
　　依法民主治村，挤压腐败行为活动空间
　　依法规范村级组织及其责任人的职权，健全管理制度，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决策，才能避免陈伟杰之流在监督的盲区，坐在肥沃的利益土壤上，继续吞噬民脂民膏。
　　海口市5名村干部利用协助征占土地的职务便利，侵吞村民征地补偿款近1300万元；深圳市龙岗区“村官”周伟思在旧城改造项目中坐地生财，涉嫌受贿5000多万元；北京市高立庄村陈伟杰受贿1625万余元……
　　近年来，“村官”腐败问题日益突出，犯罪手段及犯罪形式亦趋多样化。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官”违纪违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额超过千万的案件有12起，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统计发现，“千万级村官”大多来自广东、浙江、江苏以及北京等经济较发达地区。12起案件中，与土地、拆迁相关的有7起。
　　蚊蝇之腐猛于虎。小官巨贪现象正成为破坏农村法治建设的一大罪魁祸首，其对社会公平正义也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看，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者，村支书则是各级党组织联系9亿农民的“神经末梢”。在一些人眼中，他们“是官非官，是民非民”。人们或许难以置信，村干部并非手握国家权力的官员，却为何屡屡能够损公肥私、中饱私囊？
　　除了村干部价值观偏移，直接催化贪腐行为外，“法律法规形同虚设、民主监督流于形式，是‘村官’腐败的重要原因。”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原巡视员曹国英表示。
　　但现实的情况是，“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但不少地方没有遵照执行。”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少数村干部依旧大权独揽，不仅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甚至将权力转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以被举报拥有20亿资产的村官周伟思为例，周伟思只是在旧村改造项目中游说拆迁户降低补偿数额，接受开发商补偿条件，就得到了上千万的好处费。
　　权力监管乏力，法律执行缺位，村级组织负责人又不自律，农村法治与“村官”廉洁怎能实现？！试想一下，如果村民自治的法律落实到位，“村官”们岂敢恃权轻法；如果权力监管能够及时跟上，“村官”腐败的局面何至于如此。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曹国英认为，村干部自身形象，特别是为民服务是否廉洁公正，直接决定广大农民对党和政府的看法，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基层的形象。因此，预防“村官”腐败，建设一支勤政、廉洁、高效的村干部队伍，对维护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
　　“要实行依法民主治村，挤压腐败行为活动空间。”曹国英强调，只有依法规范村级组织及其责任人的职权，健全管理制度，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决策，维护村民合法权利，才能避免陈伟杰之流在监督的盲区，坐在肥沃的利益土壤上，继续吞噬民脂民膏，破坏公平正义甚至社会稳定的根基。
　　同时，要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乡镇党委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大力支持纪委工作，对群众反映的村干部违法违纪问题，要认真核实，做到件件有落实，件件有回音。对村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迁就，该处理的处理、该处分的处分、该法办的法办。对重大典型案件要及时通报，形成震慑，使村干部不敢贪、不敢腐。(记者 曹溢)
【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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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66833 34708 30649 18963 18348 16939 12753 12482 12188 1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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