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自首”事件的来龙去脉（上）
余光中一篇坏文章引发台湾文化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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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在台湾文坛引起人反感，始于&唐文标事件&。70年代初，台湾诗坛开始对纪弦所倡导的&横的移植&诗风进行反省和清算，唐文标为此写了三篇抨击现代诗的爆炸性文章。余光中参加这场论战批评对方时，言过其实地把论敌看做是&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给唐文标扣上&左倾文艺观&的红帽子。　　1977年至1978年，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　　这场论战由《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揭开序幕。这篇由短论拼成的文章，矛头直指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骢。作者用老谋深算的眼光和犀利的文笔，尤其是大量引用蒋经国语录和三民主义资料，硬是要迫出这三位乡土作家的&左派&原形。第二篇攻击乡土文学的文章是余光中写的。本来，这次论战的参加者多为小说家，很少诗人上阵，再加上余光中长期在香港教书，可他按捺不住要参加这场论争，这就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他在《狼来了》一文的开头，以&公开告密&的方式煽动说：　　&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文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文章虽然没有出现&乡土文学&的字眼，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讲的&工农兵文艺&，是在影射台湾的乡土文学。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文章中却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泽东语录，以论证台湾的&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以证明乡土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隔海唱和，并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公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言外之意是它有特别的政治企图，暗示乡土文学是共产党在台湾搞起来的。紧接着，余光中批评大陆的同时，埋怨台湾的文艺政策过于宽松，对明显左倾的乡土作家过于宽容：　　中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会在台北得奖呢。　　为了和&工农兵文艺&唱反调，余光中故意生造出一个拗口的&商公教文学&名词。他反对普罗文学的同时念念不忘&三民主义文学&，可见这位非官方人士的政治立场。　　余光中认为岛内的&工农兵文艺&产生于台湾退出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这决不是巧合。乡土作家趁台湾&外交&受挫折之际，&兴致勃勃地来提倡&工农兵文艺&这样的作风，不能令人无疑&：　　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立刻会嚷起来：&这是戴帽子！&却忘了这几年来，他们抛给&国内&广大作者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顶了。&奴性&、&清客&、&买办&、&伪善&、&野狐禅&、&贵公子&、&大骗子&、&优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学&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顶。　　这里讲的&清客&、&优越感&、&劣根性&，能否称为&帽子&还可讨论。就是&伪善&等帽子，也只属于道德层面的批评，可余光中后来回敬对手的帽子，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他一口咬定主张文学关怀、同情的焦点定在农、工、渔等下层人民身上的文学，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工农兵文艺&，并把自己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狼&，以表明自己为维护&三民主义文学&，与执政党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勇气&：　　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里讲的&狼&和&抓头&的动作，已经超越了比喻这一文学修辞手法范围，使人感到一股杀气。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写得寒气逼人。难怪当事人陈映真说，《狼来了》发表后，&一时风声鹤唳，对乡土文学恐怖的镇压达到了高潮&。　　今天的大陆读者，很难理解此文所起的制造恐怖气氛的恶劣作用。严酷的事实是，《狼》文发表后，台湾文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前哨战。乡土文学的提倡被官方文人认为是别有用心，是&祭起普罗文学的黑旗&，&揭发社会内部矛盾&、&宣扬阶级论&，乡土文学作家群起批驳这种不讲理的指控。连与乡土文学不沾边的作家，也纷纷起来主持正义，反对对乡土作家&抓头&。　　在乡土作家差点遭到灭顶之灾，尉天骢面临被解雇乃至坐牢的危急形势下，余光中却因为反乡土文学有功，和李唤、王升、陈纪滢等党政要人坐在台湾&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主席台上，听取《发挥文艺功能，加强心理建设案》等文艺政策的报告，而乡土作家却因为被诬告不得出席这次会议。　　胡秋原等人为乡土文学护航　　由彭歌等人刮起的白色恐怖之风，并没有吓倒乡土文学作家。1977年8月，南方朔以&南亭&笔名发表《到处都是钟声》7，旗帜鲜明地支持乡土文学的发展。同年9月，王拓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8批驳彭歌。10月，陈映真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9，对彭歌进行反击，并要求立即停止对乡土文学的诬陷。　　正当台湾文坛杀伐之声四起，大有将乡土文学诸君子绑赴刑场的千钧一发之际，却闯来了两位老将，大喊&刀下留人&。这两名老将是&立法委员&胡秋原和新儒家代表徐复观。　　胡秋原，1950年5月到台湾。1963年8月，创办《中华杂志》，成为台湾思想界的一面旗帜。1979年，他为高雄&美丽岛事件&发表社论，劝当局宽大处理不同政见者。　　身为国民党高官的胡秋原，常在政治与学术、左翼与右翼之间摇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明显地偏左反右。他在《谈&人性&与&乡土&之类》中说：　　有一位朋友来谈，说到台湾文艺界有&人性&与&乡土&的论争，前者攻击后者是主张&工农兵文艺&，是主张&阶级对立&。我说想看看这些文字。次日，他寄来四张《联合报》剪报两文：一篇《狼来了》，一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　　据《狼来了》说，&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接着它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工农兵文艺&的讲话，但并没有指出什么人是狼&&这几年来，有人抛给国内广大作家的帽子有&奴性&、&崇洋媚外&很多顶了，现在轮到他叫&狼来了&。&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戴帽子&与&抓头&二者毕竟是同一动作。而且，后者更厉害一点。因为万一帽子不合头，是否要削头适帽呢？但&狼来了&之标题，毕竟有一点开玩笑之意。　　&&如果现在&人性&与&乡土&之争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我不必说话。但以我的经验，知其还可能发展，所以，愿对有关方面有所劝告。　　再者，被人指摘&崇洋媚外&时，不据理反驳，只叫&狼来了&（纵使都是戴帽子，前者是潮流，后者要坐牢的），还说是&敦厚温柔&！这些文字如非自我反讽，都是难于理解的。　　&&就文学理论或评论而论，无论什么口号、主张，赞成或反对，总要有学问根据，要能自圆其说。如被人攻击为崇洋媚外，要检查自己是否崇洋媚外，不能&抓头&&&不要逼人上梁山，也不要一逼就上梁山&&如果有人报告&狼来了&，也要看看，找内行人看看，是否真狼，也许只是一只小山鹿呢？&&政府参与文艺论争，将成为笑谈，若扬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　　胡秋原由于不是当事人，故还认为&狼来了&的标题属学术上修辞手法，但他认为这一比喻貌似开玩笑，其实里面有严肃的政治内容，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作者同情乡土文学，反对崇洋媚外，反对政府介入文学论争。他不认为乡土文学是&狼&，反而认为是一只可爱的&小山鹿&。他以锐利的眼光指出余光中的文章有可能让人&削头适帽&的危险性。总之，他以严正的态度和恢宏器识，批判了反对乡土文学的论调，维护了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含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更重要的是，胡秋原的文章由于体现了外省人对本土文学成长的关怀，所以减轻了当时文坛上省籍的矛盾冲突。胡秋原后来为尉天骢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作序时，再次强调乡土文学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反对迫害乡土文学作家。他以保护乡土作家又给官方文人面子的折中态度，给这场论争打了一个句号。　　徐复观，著名的新儒家和哲学家，1903年生，1982年去世，湖北浠水人。历任台湾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新亚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论集》等多种专著。　　日，徐复观由台湾新竹搬到台北青年会，一进餐厅便有许多年轻人等着他，谈到近年来文艺界的情形，使徐复观感到困惑，因而他写了《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　　&&若干年轻人所提倡的&乡土文学&，要使文学在自己土生土长、血肉相连的乡土生根，由此以充实民族文学国民文学的内容，不准自己的灵魂被人出卖。　　徐复观反对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虚伪口号下，疯狂地将中国人的心灵彻底出卖给外国人的做法，由此肯定了乡土文学的民族性。徐复观还分析了有些人反对乡土文学的阴暗心理：文学的市场可能发生变化，已成名或已挂名的作家们，心理上可能产生&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恐惧，有如当大家注意到特出的洪通绘画时，许多&大画家&不觉醋性大发，说谁个提倡洪通的画，谁个便是想搞&台独&一样，势必要借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市场。这可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及《狼来了》两篇文章作代表。对于前者，老友胡秋原先生，写了《谈&人性&与&乡土&之类》的文章，指出了谈人性的人，实际是抹杀了人性，这已经把问题说得够清楚了。　　如果只是文学市场的分配问题，徐复观也不会参与论战。他以哲学家的慧眼，看到了《狼来了》这篇文章的严重性：　　关于后者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写此文的先生，也感到这是在给这些年轻人戴帽子，但他认为自己已给人戴不少帽子，则现在还他们一顶，也无伤大雅。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二是反共的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一切为人民&&难道我们便要一切反人民，才算反共吗？这类的做法，只会增加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界限，增加年长的与年轻人的隔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徐复观说得比胡秋原更尖锐，也更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位新儒家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和保护精神。后面提及&反共&方法问题，这说明徐复观跟胡秋原一样，在政治上是与共产党对立的。如果说这些人竟然会为共产党的&乡土文学&保驾护航，有谁会相信？所以，由胡秋原、徐复观还有郑学稼等这些国民党营垒中的开明人士出面说话，恐怖的阴霾由此渐开，原先惊魂未定的乡土派作家才清醒过来，先后写了反驳彭歌等人围剿乡土文学的文章。　　（上）
　　（下）　
摘自《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古远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淑燕）
光绪年间，慈禧曾在紫禁城后花园中养了1000多只北京犬，这些宠物狗和满朝文武一样，按月领俸禄（由狗监代领）。他们一日三餐主要吃牛羊鹿肉和鸡鸭鱼汤。给狗沐浴时，所用的澡盆必须是金玉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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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一篇坏文章引发台湾文化论战
　　余光中在台湾文坛引起人反感，始于“唐文标事件”。70年代初，台湾诗坛开始对纪弦所倡导的“横的移植”诗风进行反省和清算，唐文标为此写了三篇抨击现代诗的爆炸性文章。余光中参加这场论战批评对方时，言过其实地把论敌看做是“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给唐文标扣上“左倾文艺观”的红帽子。
　　1977年至1978年，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
　　这场论战由《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揭开序幕。这篇由短论拼成的文章，矛头直指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骢。作者用老谋深算的眼光和犀利的文笔，尤其是大量引用蒋经国语录和三民主义资料，硬是要迫出这三位乡土作家的“左派”原形。第二篇攻击乡土文学的文章是余光中写的。本来，这次论战的参加者多为小说家，很少诗人上阵，再加上余光中长期在香港教书，可他按捺不住要参加这场论争，这就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他在《狼来了》一文的开头，以“公开告密”的方式煽动说：
　　“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文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文章虽然没有出现“乡土文学”的字眼，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讲的“工农兵文艺”，是在影射台湾的乡土文学。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文章中却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泽东语录，以论证台湾的“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以证明乡土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隔海唱和，并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公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言外之意是它有特别的政治企图，暗示乡土文学是共产党在台湾搞起来的。紧接着，余光中批评大陆的同时，埋怨台湾的文艺政策过于宽松，对明显左倾的乡土作家过于宽容：
　　中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还会在台北得奖呢。
　　为了和“工农兵文艺”唱反调，余光中故意生造出一个拗口的“商公教文学”名词。他反对普罗文学的同时念念不忘“三民主义文学”，可见这位非官方人士的政治立场。
　　余光中认为岛内的“工农兵文艺”产生于台湾退出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这决不是巧合。乡土作家趁台湾“外交”受挫折之际，“兴致勃勃地来提倡‘工农兵文艺’这样的作风，不能令人无疑”：
　　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立刻会嚷起来：“这是戴帽子！”却忘了这几年来，他们抛给“国内”广大作者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顶了。“奴性”、“清客”、“买办”、“伪善”、“野狐禅”、“贵公子”、“大骗子”、“优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学”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顶。
　　这里讲的“清客”、“优越感”、“劣根性”，能否称为“帽子”还可讨论。就是“伪善”等帽子，也只属于道德层面的批评，可余光中后来回敬对手的帽子，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他一口咬定主张文学关怀、同情的焦点定在农、工、渔等下层人民身上的文学，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工农兵文艺”，并把自己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狼”，以表明自己为维护“三民主义文学”，与执政党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勇气”：
　　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里讲的“狼”和“抓头”的动作，已经超越了比喻这一文学修辞手法范围，使人感到一股杀气。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写得寒气逼人。难怪当事人陈映真说，《狼来了》发表后，“一时风声鹤唳，对乡土文学恐怖的镇压达到了高潮”。
　　今天的大陆读者，很难理解此文所起的制造恐怖气氛的恶劣作用。严酷的事实是，《狼》文发表后，台湾文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前哨战。乡土文学的提倡被官方文人认为是别有用心，是“祭起普罗文学的黑旗”，“揭发社会内部矛盾”、“宣扬阶级论”，乡土文学作家群起批驳这种不讲理的指控。连与乡土文学不沾边的作家，也纷纷起来主持正义，反对对乡土作家“抓头”。
　　在乡土作家差点遭到灭顶之灾，尉天骢面临被解雇乃至坐牢的危急形势下，余光中却因为反乡土文学有功，和李唤、王升、陈纪滢等党政要人坐在台湾“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主席台上，听取《发挥文艺功能，加强心理建设案》等文艺政策的报告，而乡土作家却因为被诬告不得出席这次会议。
　　胡秋原等人为乡土文学护航
　　由彭歌等人刮起的白色恐怖之风，并没有吓倒乡土文学作家。1977年8月，南方朔以“南亭”笔名发表《到处都是钟声》7，旗帜鲜明地支持乡土文学的发展。同年9月，王拓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8批驳彭歌。10月，陈映真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9，对彭歌进行反击，并要求立即停止对乡土文学的诬陷。
　　正当台湾文坛杀伐之声四起，大有将乡土文学诸君子绑赴刑场的千钧一发之际，却闯来了两位老将，大喊“刀下留人”。这两名老将是“立法委员”胡秋原和新儒家代表徐复观。
　　胡秋原，1950年5月到台湾。1963年8月，创办《中华杂志》，成为台湾思想界的一面旗帜。1979年，他为高雄“美丽岛事件”发表社论，劝当局宽大处理不同政见者。
　　身为国民党高官的胡秋原，常在政治与学术、左翼与右翼之间摇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明显地偏左反右。他在《谈“人性”与“乡土”之类》中说：
　　有一位朋友来谈，说到台湾文艺界有“人性”与“乡土”的论争，前者攻击后者是主张“工农兵文艺”，是主张“阶级对立”。我说想看看这些文字。次日，他寄来四张《联合报》剪报两文：一篇《狼来了》，一篇《不谈人性，何有文学》。
　　据《狼来了》说，“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接着它介绍了毛泽东关于“工农兵文艺”的讲话，但并没有指出什么人是狼……这几年来，有人抛给国内广大作家的帽子有“奴性”、“崇洋媚外”很多顶了，现在轮到他叫“狼来了”。“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戴帽子”与“抓头”二者毕竟是同一动作。而且，后者更厉害一点。因为万一帽子不合头，是否要削头适帽呢？但“狼来了”之标题，毕竟有一点开玩笑之意。
　　……如果现在“人性”与“乡土”之争只是茶杯里的风波，我不必说话。但以我的经验，知其还可能发展，所以，愿对有关方面有所劝告。
　　再者，被人指摘“崇洋媚外”时，不据理反驳，只叫“狼来了”(纵使都是戴帽子，前者是潮流，后者要坐牢的)，还说是“敦厚温柔”！这些文字如非自我反讽，都是难于理解的。
　　……就文学理论或评论而论，无论什么口号、主张，赞成或反对，总要有学问根据，要能自圆其说。如被人攻击为崇洋媚外，要检查自己是否崇洋媚外，不能“抓头”……不要逼人上梁山，也不要一逼就上梁山……如果有人报告“狼来了”，也要看看，找内行人看看，是否真狼，也许只是一只小山鹿呢？……政府参与文艺论争，将成为笑谈，若扬洋流而抑土派，尤愚不可及。
　　胡秋原由于不是当事人，故还认为“狼来了”的标题属学术上修辞手法，但他认为这一比喻貌似开玩笑，其实里面有严肃的政治内容，弄不好是要坐牢的。作者同情乡土文学，反对崇洋媚外，反对政府介入文学论争。他不认为乡土文学是“狼”，反而认为是一只可爱的“小山鹿”。他以锐利的眼光指出余光中的文章有可能让人“削头适帽”的危险性。总之，他以严正的态度和恢宏器识，批判了反对乡土文学的论调，维护了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含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文学。更重要的是，胡秋原的文章由于体现了外省人对本土文学成长的关怀，所以减轻了当时文坛上省籍的矛盾冲突。胡秋原后来为尉天骢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作序时，再次强调乡土文学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反对迫害乡土文学作家。他以保护乡土作家又给官方文人面子的折中态度，给这场论争打了一个句号。
　　徐复观，著名的新儒家和哲学家，1903年生，1982年去世，湖北浠水人。历任台湾东海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新亚研究所教授，著有《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论集》等多种专著。
　　日，徐复观由台湾新竹搬到台北青年会，一进餐厅便有许多年轻人等着他，谈到近年来文艺界的情形，使徐复观感到困惑，因而他写了《评台北有关“乡土文学”之争》：
　　……若干年轻人所提倡的“乡土文学”，要使文学在自己土生土长、血肉相连的乡土生根，由此以充实民族文学国民文学的内容，不准自己的灵魂被人出卖。
　　徐复观反对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虚伪口号下，疯狂地将中国人的心灵彻底出卖给外国人的做法，由此肯定了乡土文学的民族性。徐复观还分析了有些人反对乡土文学的阴暗心理：文学的市场可能发生变化，已成名或已挂名的作家们，心理上可能产生“门前冷落车马稀”的恐惧，有如当大家注意到特出的洪通绘画时，许多“大画家”不觉醋性大发，说谁个提倡洪通的画，谁个便是想搞“台独”一样，势必要借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市场。这可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及《狼来了》两篇文章作代表。对于前者，老友胡秋原先生，写了《谈“人性”与“乡土”之类》的文章，指出了谈人性的人，实际是抹杀了人性，这已经把问题说得够清楚了。
　　如果只是文学市场的分配问题，徐复观也不会参与论战。他以哲学家的慧眼，看到了《狼来了》这篇文章的严重性：
　　关于后者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写此文的先生，也感到这是在给这些年轻人戴帽子，但他认为自己已给人戴不少帽子，则现在还他们一顶，也无伤大雅。不过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二是反共的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一切为人民……难道我们便要一切反人民，才算反共吗？这类的做法，只会增加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界限，增加年长的与年轻人的隔阂，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徐复观说得比胡秋原更尖锐，也更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位新儒家对年轻一代的关怀和保护精神。后面提及“反共”方法问题，这说明徐复观跟胡秋原一样，在政治上是与共产党对立的。如果说这些人竟然会为共产党的“乡土文学”保驾护航，有谁会相信？所以，由胡秋原、徐复观还有郑学稼等这些国民党营垒中的开明人士出面说话，恐怖的阴霾由此渐开，原先惊魂未定的乡土派作家才清醒过来，先后写了反驳彭歌等人围剿乡土文学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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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一片赤心在丹青 韩小蕙 ①吴冠中的艺术生涯是一支射向靶心的箭——“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箭，一辈子不偏不倚地、就奔着这一个目标的箭。 ②他和绘画的关系，可说是生命里的基因，前生投缘的关系——绘画不是他的专业、职业、事业，而是他的呼吸、他的身家性命、他的存世意义。有三个细节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是抗战时期在昆明，敌机来轰炸，全校师生都上山去躲避，只有吴冠中苦苦恳求图书馆管理员，让他将自己反锁在馆内，临摹古人画册。那独自对话经典的自在滋味，一辈子都在他心头畅快地荡漾着。二是上世纪60年代，一次南下广东写生回京，吴冠中将他画的一包画立在座位上，自己则站在旁边以手相扶。站了三天三夜，下火车时腿、脚都肿了，可是他心里高兴，庆幸作品们终于平安到家了。三是上世纪70年代，吴冠中的岳母在贵阳病危，他好不容易请下假来，携妻前往探视。途经阳朔时，他太想画桂林了，遂中途下车，盘桓一天。谁知天雨不停，他叫夫人打伞遮住画板，俩人则淋在雨中，任雨丝打湿衣衫。后来刮起大风，画架实在支不住了，怎么努力也画不成了，极度失望之下，吴冠中竞哭了起来!我理解，当时他浑身的血液已被艺术的激情点燃，陷入了“不能画，毋宁死”的冲动中，这种欲罢不能，连他自己也不能控制自己了。 ③吴冠中一辈子不停地追求创新，这是他血液中固有的基因，他说：“不能创新，我的生命就停止了。，”“我绝不能侮辱过去的作品，一定要超过过去，给后人新的启发。”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只能往前走，停下来不好活，后退更没余地。”有关风格的问题，他说：“风格是作者的背影，自己看不见。” ④日是一个卓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耕耘与奉献——吴冠中捐赠作品展”在中国美术界的最高殿堂——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 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吴先生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不知凡几，专题的吴冠中个展也有过数次。但意义不同的是，这次展出的180多幅作品，全部是吴先生的无偿捐赠之作，囊括了这位为艺术辛勤了一生的绘画大师所有的重要作品。换句话说，吴冠中把他一辈子的耕耘成果，悉数奉献给了社会。吴冠中说：“作品是艺术品，属于国家，属于人民，不属于个人。”“艺术是珍贵的，了不起的，一定要把艺术留下，留给将来人们再认识。”在他的晚年，吴冠中开始捐出自己的画作，大批量捐献给国家美术馆中国美术馆。而在此前的捐献，已包括全世界各大博物馆，还有国内的许多博物馆、艺术馆和重要场所，更为赈济水灾、救助残疾人等公益事业捐献过多幅作品，前后捐出的共有300来幅。 ⑥吴先生早就告诉家人：“搞艺术不赚钱，爸爸如果单为了供养你们就不搞画了。房产、现金，可以留给你们，但爸爸的画是社会公产，应该还给社会。” ⑦凡是跟吴冠中接触的人都会强烈地感觉到，他的血液里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做“不安宁粒子”。他当了一辈子美术教师，从第一天做助教开始，直到耄耋之年的最后一次登台，其特色始终没有变，这就是，一上讲台就激动，越讲越兴奋，就像陷在恋爱中，不能自拔。多少年养成的习惯一直持续了一辈子，他作画，往往早餐后即开始，一直画到下午、傍晚、深夜，其间不间歇，不休息，也不吃饭喝水，何时画完何时才回到“人间烟火”。艺术是他永远的新娘，初恋的狂热一直持续到黄昏恋，始终恋不够。 ⑧91个春秋飞渡，吴冠中早就做成了国际知名的大画家，他已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举办个展数十次，还获得了很多荣誉和头衔。但他认为，做成“家”不是目的，做成“大家”也不是人生理想。他说：“画家走到艺术家的很少，大部分是画匠，可以发表作品，为了名利，忙于生存，已经不做学问了，像大家那样下苦功夫的人越来越少。整个社会都浮躁，刊物、报纸、书籍，打开看看，面目皆是浮躁；画廊济济，展览密集，与其说这是文化繁荣，实质是为争饭碗而标新立异，哗众唬人，与有感而发的艺术创作之朴素心灵不可同日而语。艺术发自心灵与灵感，心灵与灵感无处买卖，艺术家本无职业。”吴冠中也不是一个耽于昨天的人。他甚至说过：“明年怎么样?顺其自然。”这意思是说，艺海无涯，长征无尽头，个人只管一心一意地探索下去，其他都无须计较——是非曲直，功劳功绩，由别人去说吧。他是艺术的赤子，他的心中只有艺术。装不下别的了。 (节选自《一片赤心在丹青：追念艺术大师吴冠中先生》) 10．下面是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 )(5分) A．作者在谈到吴冠中与绘画的关系时说“绘画是他生命里的基因”，是在揭示绘画在吴冠中一生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绘画，就不会有吴冠中。 B．吴冠中说“风格是作者的背影，自己看不到”，是在强调画家的风格是自己的艺术实践的反映，有什么样的创作实践就会形成相应的风格，画家只管做好自己就行，不必计较成败得失，功过是非由别人去评价。 C．吴冠中晚年举办的捐赠作品展，囊括了他为艺术辛勤一生的所有作品，他将自己一辈子的耕耘成果全部奉献给了社会。 D．吴冠中热爱艺术，为艺术奉献了毕生的心血，他认为艺术不能沾染上金钱的气息，不能和金钱有任何关系，所以他捐出的画作不会带来任何利益。 E．本文多处引用吴冠中的话，展示了他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这样的写法能够更真切生动地表现人物，比单纯的记叙和纯粹的评议更令人信服。 11．本文第二段记述了吴冠中视绘画为身家性命的三件事，请分别概括。(6分) 12．结合全文，请分析吴冠中身上有哪些可贵品质。(6分) 13．吴冠中说：“艺术发自心灵与灵感，心灵与灵感无处买卖，艺术家本无职业。”这句话包含了怎样的思想?请联系现实谈谈你对此的理解。(8分)
下列各项中，对作品故事情节的叙述不正确的两项是(5分)A、贾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命宝玉送与凤姐,又说:“妹妹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这两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这段文字选自《红楼梦》第十三回。由于秦氏去世，宁府人手不够，事务又极其繁杂，贾珍便拄着拐杖去请凤姐来协助办理丧事。凤姐知道这是一个表现的好机会，心里十分乐意，征得王夫人同意后便应承下来。B、宝玉与秦钟二人同来同往，同坐同起，十分亲密。后来他们与家塾中香怜、玉爱二人相知，惹得同窗金荣等人十分嫉恨。一次，趁贾代儒不在，金荣便与秦钟、香怜等争斗起来。后来在李贵等几个大仆人的喝令调停下，金荣被迫向宝玉作了揖；宝玉仍不依，最后金荣只得向宝玉磕头赔罪才算了事。C、荣府贾政生了一个公子，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了一块玉来，就取名作宝玉。贾宝玉两周岁时，贾政想试一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各种物件摆了无数，让他抓取。谁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贾政大怒，说他“将来酒色之徒耳”，但贾母还是把他当命根一样看待。D、黛玉笑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儿给我瞧,好多着呢。”宝玉道:“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别人去。真真这是好书！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一面说,一面递了过去。三月桃花开时，宝玉在大观园里偷偷阅读《牡丹亭》，被黛玉发现了。后来黛玉也认真阅读记诵起来，二人还各借《牡丹亭》里的词句表白、打趣。宝玉自比为柳梦梅（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比黛玉为杜丽娘（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E、说毕,赌气回房,将前日宝玉所烦他作的那个香袋儿——才做了一半——赌气拿过来就铰。宝玉见他生气,便知不妥,忙赶过来,早剪破了。贾政亲自视察并赐题各处匾额。宝玉随贾政和众清客同行，在众人面前大显其才，深得众人人赞许。结束后，小厮们因宝玉心情好，便将他身上佩带的饰物都抢了去。黛玉以为自己送他的荷包也没有了，便赌气把正在做的香袋剪碎。宝玉急忙把戴在里面的荷包取出，黛玉才后悔自己的莽撞。&
林巧稚：不为良相，便为良医20世纪上半叶，职业女性崭露头角，却仍备受歧视。协和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了女性，也为她们设置了一道不近人情的门坎：担任住院医生的女性，一旦结婚自动解聘，女护士如果结婚必须辞职。老协和的管理者坚信，一个女人不可能同时扮演贤妻良母和职业女性两种角色。也许，这既是门坎，也是考验。坚定的理想和虔诚的信仰，支撑老协和女医护人员以殉道者的姿态，做出常人难以做出的牺牲。她们大多终身未婚，将自己嫁给了医疗事业，她们是中国医疗史上的特蕾莎修女。“万婴之母”林巧稚，就是这样一个代表。林巧稚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一是因为她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二是因为她亲手接生了5万多婴儿，虽然她自己从未有过孩子。每一个林巧稚亲手接生的孩子，出生证上都有她秀丽的英文签名：林巧稚的孩子。林巧稚说过：“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林巧稚对待病人极为温柔耐心，难怪很多妇女千里迢迢赶到协和找林大夫。原协和医院副院长黄人健回忆说，她曾看到林大夫掏出几十块钱给一个流产的贫穷妇女，让她买营养品。“那时林大夫的工资是300块，像这样资助病人的情况太常见了。”1921年协和医学院落成，毕业于厦门女子师范的林巧稚正是在这一年考入协和。1929年，林巧稚毕业，入学时有5个女生，3人坚持到最后。林巧稚学业优异并热心公益，得以留校任职，她是协和第一个毕业留院的中国女生，也因此与协和医院签下了不近人情的聘书。林巧稚怀着矛盾的心情接下这张光荣的聘书，也接下一纸枷锁。曾有说法认为林巧稚有过一段朦胧的恋爱，但随着她在医院表现出色，协和派她赴欧美考察深造，恋情也不了了之。林巧稚去美国进修时，也婉拒了芝加哥大学妇产科的挽留。1940年林巧稚回国，不久升任妇产科主任，她又创了个纪录：协和第一位中国籍女主任。 直到晚年病重、身体极为衰弱，林巧稚还坚持工作。家人和学生劝她休息，她说：“上帝如果让我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存在的场所便是在医院病房，我存在的价值便是治病救人。”她虽然早已不是住院医师，但她要求值班医生和护士，只要病人出现问题，即使是半夜也要马上通知她，否则她会生气批评。林巧稚曾说过，“我的惟一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协和纯净如真空的环境，养成林巧稚单纯倔强的个性，她对政治一无所知，也毫无兴趣。1949年，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北平城防总司令傅作义的夫人给林巧稚送来一张傅将军亲笔签名的机票，可以搭乘任何一次航班去任何一个城市，傅太太特别说：“这是多少人用金条换不来的。”林巧稚谢绝了好意。她就要在协和守着她的病人。随着协和“收归国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展开，老协和知识分子首当其冲。林巧稚的社会威望和她的政治积极性反差强烈，理所当然是“重点改造对象”。工作组派她的学生给她讲形势、谈理论，劝导她“揭发美国人的文化侵略”。林巧稚想不通，“美国人办医学院帮我们培养人才，我的医术就是人家教的……”与共产党女干部的接触，让林巧稚对共产党人有了更多好感。有一天，一个穿灰色列宁服的妇女来协和挂号找林巧稚看病，林在问诊中了解到，这名患者1927年生过孩子，因为躲避国民党抓捕不能在大医院就诊，孩子夭折，自己也不能再生育，长征中又落下许多病根……后来她才知道，这位患者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林对她更增添了同情和敬佩。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夫人张洁清来协和生孩子的时候，林巧稚经常和她聊天，但并不知道张的身 份。林巧稚与周恩来夫妇、彭真全家的交往，使她对共产党人和新政府有了新的看法。她的“思想动态”被工作组敏锐地捕捉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来到协和，亲自给林巧稚写了100多页学习体会和思想小结。林巧稚在协和大会上代表教授发言，没有采用吴晗写的报告，她回顾自己在协和不问世事一心从医教书30年，现在她愿意“打开协和的窗子看祖国”。言辞朴实恳切，在场许多老协和人流下眼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共产党。林巧稚对周恩来说，一个诚实的人不能欺骗组织，也不能欺骗自己。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入党恐怕不便。周恩来宽慰她不必介意这个问题，在党外一样可以工作。“文革”中，林巧稚推着四轮车给病人打针送药，清洗便盆，倒痰盂……这些工作她都做得一丝不苟，毕竟，她还没有离开协和，她说这已经是再幸运不过。“文革”结束后，林巧稚已近80岁，体质逐渐衰弱。1983年春，林巧稚病情恶化，陷入昏迷，她总是断断续续地喊：“快！快！拿产钳来！产钳……”4月22日，林巧稚在协和的病床上走向人生终点。遗嘱中，她将个人毕生积蓄3万元人民币捐给医院托儿所，骨灰撒在故乡鼓浪屿的大海中。（节选自2012年《文汇报》）1.下列对传记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不恰当的两项是(5分)A．协和医院能接纳女性医护工作者，在20世纪上半叶已算是开明之举，它对住院女医生和女护士提出的工作就不许结婚的特殊要求虽不合情也是合理的。B．像林巧稚这样的老协和女医护人员因为和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大都终身未婚，像特蕾莎修女一样以爱心坚持工作。C．从厦门女子师范毕业后，林巧稚又考入协和医学院，在学习八年后留校任职。林巧稚在协和医院成功地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个毕业留院的中国女生，第一个中国籍女主任。D．文中写道林巧稚与邓颖超、张洁清刻意交往后，自己对共产党人有了好感，说明在被改造的过程中她的思想有了一些转变。E．文革期间，林巧稚在协和医院里仍然一丝不苟地做着医护工作，说明她对医院和患者的感情没有因政治运动而改变。 2.林巧稚热爱自己的工作，体现在哪些地方?请简要说明三条。(6分)3.单纯倔强的个性使得林巧稚对政治一无所知又毫无兴趣，从哪些事情上可以看出？(6分)4.林巧稚对政治毫无兴趣，可她却曾拒绝过美国芝加哥大学妇产科的挽留，这是否矛盾？请结合传记谈谈你的理解和评价。(8分) &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25分）我叫马三立20世纪90年代，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马三立依然保持着健旺的活力。一向低调的马三立，被尊为相声艺术的一面旗帜。1992年，后期为马三立捧场的合作者王凤山也去世了。风格独特、技艺炉火纯青的大师级演员，能够找到一位功力相当、与之配合默契的搭档是非常不容易的，痛失臂膀，马三立的痛心、惋惜可想而知。但那时的马三立没有多少闲余伤感，相声、观众都需要他。王凤山逝后，他就只说单口的小段节目了。他以老者的神态、语气讲笑话，往往从大家熟悉的生活琐事说起，乍听起来絮叨细碎，茫无头绪，可就在你不知不觉间流水无痕地转入正题了，他仍旧不慌不忙，直至“包袱”设就，从容“抖”开，让你先一怔，才幡然醒悟，忘情失笑，而且越笑越有味道，有时还会依稀咀嚼出一丝哲理来，这就是大师的功力和境界。大师的幽默又是不受舞台限制的。去劳教所，刚下汽车就有两位女警察从两边搀扶，记者一路追随照相，马三立忽然温和地对女警察说：“能不能由一位扶着我？”女警察不解。可你们看这么多记者照相，明天一准见报，群众看见我让俩警察架着往里走，会说马三立这么大年纪还犯案，这不，被警察押着进监狱了！”此话一出，据说扶着他的两位女警察弯下腰，半天没直起腰来！马三立在台上说相声时经常自称“马大学问”，生活中的他确实爱读书，到老仍手不释卷，并且兴趣广泛，博闻强记。他读书涉猎的面很广，从古诗文到演义、评话、野史、传奇、志异、“笑林”以至科普读物都读。他认为相声演员“肚子是杂货铺”，为此他一直忙中偷闲见缝插针勤读不已。除了读书，他还喜欢看戏。戏曲和曲艺历来不分家，看戏是他的老爱好，他因此结交了许多梨园行的朋友，还能粉墨登场，晚年偶尔在庆典或联欢性的戏中“客串”角色。他还爱好国画、书法，爱看足球。马三立的记忆力堪称训练有素，而且到老不衰。他说的段子经常有大段的“贯口活”，文字很长，还要背诵如流、朗朗上口，都是靠早年的苦读强记。到晚年一直没有放松对记忆力的锻炼。他曾在纸上写下了：“风前之烛瓦上的霜，珍惜声望，莫追时尚”。晚年的马三立始终律己甚严，曾经自拟“养心安神十一条不该”和为人处世的“三别、三不、三对、三要”。盛名之下的相声大师，老来给自己立下这么多严格的规矩！2001年，他接受第一次手术。他在住院期间仍然乐观、豁达，笑口常开。术后伤口疼痛，医生说实在太疼就打止疼针，他知道杜冷丁类麻醉药容易上瘾，忍着疼痛不让多打，还告诉医生：“少打这样的针，回头病好了出院没回家，从医院直奔戒毒所就麻烦了！”在场医护人员都忍不住笑了。日晚，今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相声艺术大师马三立从艺80周年暨告别舞台晚会”。马三立仍是那身可体的灰色中山装，那副镀金框架的秀郎架眼镜，身材修长，还夹有灰色的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面含微笑，一派儒雅的长者风范。他依然照例向观众作揖示意。待如潮掌声止息下来，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都静静地等着大师开口，却谁也没想到，那沙哑、温和的嗓音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叫马三立……”他用这种小学生报到式的自报家门，轻轻消除了与几千名观众的距离，也缓和了现场绷得过紧的气氛。人们很难察觉他的表演是何时开始的。他还在不慌不忙地和观众聊天，似乎有意冲淡晚会的隆重、严肃气氛。他娴熟自然地即兴抓哏，妙语连珠。相声就是让人们笑的，他要把笑进行到底。他原为让人笑的，他坚持到了最后。（选自《文汇报》，有改动）1.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A．风格独特、技术炉火纯青的王凤山去世后，马三立十分痛心，他决定不再说对品相声，而改为只说单口的小段。B．马三立的单口小段常常以生活琐事为引子，逐渐才转入正题，让观众在忘情的笑声中咀嚼出其中发人深省的哲理。C．马三立到老都手不释卷，涉猎广泛，因为他认为相声演员“肚子是杂货铺”。他还爱好看戏，这对他的表演也有帮助。D．“风前之蚀，瓦上的霜”，形象地表达了马三立已步入老境：“珍惜声望，莫追时尚”是他的严以律己，也是保守的表现。E．本文选取耄耋之年的马三立生活中、舞台上的几个片段，点面结合，夹叙夹议，表现了这位相声大师的为人和表演风格。2.马三立有哪些性格特点？请简要分析。(6分)3.马三立舞台表演的功力表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说明。(6分)4.马三立一向低调，却被尊为相声艺术的一面旗帜，请结合全文，谈谈你对“低调”的理解。(8分)&
&(乙) 实用类文本阅读(15分) 文学的怀念 &&&&&&&&&&&&&&&&&&&&&&&&&&&&&&&&&&&&& ——关于陆文夫先生的一点文字& （葛红兵） 　　许多人都以为陆文夫先生是江南人，我也这样以为。上大学的时候，读陆文夫小说，体会那种不紧不慢的文笔，想到那种从容环顾的生活姿态，觉得那种境界是苏北人所没有的。 　　后来见了陆文夫先生，当着他的面，不知天高地厚地评论他的南方气质，他却说自己是泰兴人，能那么写，根底里，还是在用外乡人的眼光看苏州。那个时候，我就想他是把泰兴学派的灵气带到苏州去了，其实呢?两者都有的。1948年到苏州的他，刚刚还是高中毕业生，人生的观念还没有形成，甚至语言都还没有定型，苏州在这个时候，倒是成了他的精神母土了。 　　细细地看陆文夫，觉得它身上有北方文人的那种东西，也有南方雅士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一点也没有市井色彩的。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世俗化的东西来看，实在是看错了。程德培先生眼光狠，看到陆文夫是不理解商业社会的新青年的，其实岂止是不理解，根本就不搭界。他身上有旧式知识分子的清高，他可以谈吃、谈喝，但是，吃和喝之后，是不能谈钱的!所以，他的“美食家”实际上是在天上吃美食，里面到底有多少人间烟火的味道，读者是要细细品味才能嚼出来的。 　　这种东西，我们要过了10年、8年才能慢慢理解。那个时候，我们把陆文夫当人性论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现在看，他那个解放是向后看的，不过这种向后看，倒是契合了后来“人文精神失落”论者的惊呼。想一想陆文夫在1980年代初就看到这个了，他已经开始在小巷里，在“美食家”的洗澡池里找人文、找精神了。他找得那么踏实、那么消闲、那么隐讳，很多人都没有看出来。 　　陆文夫的写作是江南气息的，他发展了一种特有的江南写作。陆文夫说，许多人谈美食，只是注意了吃食、吃什么，却没有注意怎么吃、和谁吃、在什么环境里吃、吃的氛围、吃的境界，他是反其道行之。其实吃和文是相通的，陆文夫的文也是这样，他写小说，就是写出了境界、写出了氛围。他的文里到处都是闲笔，但是，就是这个东西，现代作家、启蒙主义者都不会用，启蒙主义者都是想把文字弄得每个字都大有深意，而陆文夫就不是这样，有了陆文夫，小说就宽松起来了，不那么紧张，不那么盛气凌人了。 　　小说消闲了，可以躺在躺椅上看，可以在巷子里乘凉的时候看，用闲笔写的东西就可以闲着看了。当然，陆文夫的小说还是有一些固定的套路，以小见大的冲动从来都存在着，不过，总归和“北方的”路数不一样。 　　文字里的陆文夫，我是喜欢的，它展现出来的，都是我这个苏北人没有见过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日常里的陆文夫在我看来也是温和的，也听一个朋友说，他如何对年轻人的一些做法不满，对文坛的一些后进有微辞，他的微辞甚至影响了一些年轻朋友在文坛的发展，但是，那个时候，我到内地工作，给他寄书，原以为他早就忘记我这个小辈了，却不成想，他还写了信来，提到江苏人到内地心理不容易安定云云，他竟然还记得我这个只是见过一面的晚辈。 　　前时，听说他过世了，我的朋友沈兄专程到苏州祭奠，他在苏州打了电话来，把苏州祭奠的活动描述一遍，云有关方面如何重视。其实，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最好的祭奠是什么呢?每一部杰作都是他们的丰碑，每个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是对他们的祭奠和怀念。(原文有删改) 16．下列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 [& ](5分) A．作者认为苏北人绝没有那种从容环顾的生活姿态和不紧不慢的文笔。 B．陆文夫先生气质的形成因素，既有幼小时候的东西，即故乡的东西；也有精神成熟期的东西，即精神母土的东西。&&
C．陆文夫身上有旧式知识分子的清高，不理解商业社会的新青年，对文坛的一些后进也有微辞。 D．陆文夫是人性论者，也是“人文精神失落”的较早发现者。 E．陆文夫是个“美食家”，注重吃的环境、吃的氛围、吃的境界，这与他的行文方式一脉相通。 17．“我”在全文中能起到什么作用?请简要分析。(4分) 18．在作者看来，对文学家最好的祭奠方式是什么?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请联系杰作性质和现实生活中的读书状况等作简要探究。(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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