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外地打工者，工厂非要给我办理住房公积金，我不想办，该怎么办_百度知道异地打工者怎么参加农村合作医疗？_百度知道您好，分享的企鹅
打工者找大企业入职难 到外地求职食宿费耗不起
图为一对情侣正在寻找工作。记者杨少昆 摄又到求职季，今年的打工者工作好找吗？本报记者在劳动力市场找寻了8位70后到95后的普通求职者作为调查蓝本，通过跟踪调查方式对他们求职预期，社保缴纳情况进行了探访。8名求职者一次成功求职要花多少钱？昨天，武汉晚报记者就此对8名求职者展开调查后发现，包括食宿费、交通费、置装费、简历制作费等，他们找份工作多的要花四五千元，少的也要大几百，人均就业成本超过2000元。花费上千，超出此前预算“实在不行还是得先进工厂。”昨天，24岁的胡佩无奈地告诉记者。近一周来，他为找工作已经花了上千元，大大超出此前预算，食宿费是大头。胡佩是黄冈人，一过完年就来武汉找工作了。打定主意不想进厂的他这次求职下了点“血本”，买了套正装，花了四百多元，可是一连跑了五场招聘会还是一无所获。“我还是想找份文职。”胡佩在沌口找了家很便宜的旅馆，50元一晚，吃饭也很省。尽管如此，杂七杂八加起来，目前已花了上千元了。“再找两天，如果还找不到就进工厂。”胡佩告诉记者，对他们外地来汉的求职者来说，找工作最怕“拉锯战”，主要是住不起。他的上两份工作分别是电脑销售和普工，因为年轻、会说，对职业也没什么过多要求，胡佩花了不到1000元，跑了两场招聘会就敲定了。和胡佩一样，从随州过来的王明成来武汉找了6天工作，目前也只有一家制造业企业对他抛出了橄榄枝。王明成不太想去，“我在深圳也是做普工，感觉这行前景不光明，再找找吧。”武汉90后女孩张敏告诉记者，她不去外地找工作，主要就是考虑到住宿太花钱。“我这几天跑招聘会，坐车花了50元钱，已经心疼得不得了。”张敏高中毕业就工作了，做了两年销售，现在想换份能学点技能的工作。成本少的几百，多的四五千盘点8人的求职成本，其中5人花费超过2000元。如果是去外地找工作，或者外地人来武汉找工作，成本就更高，至少得3000元，食宿费是主要开销，占一半还多。听朋友说上海工资高，家住江夏的尹华平前年远赴上海求职。找了大半个月，花了快5000元，他才找到份月薪4500元的普工工作。“光住宿费就花了3000元。”尹华平在上海没有朋友，他找了家离市区较远的便宜旅馆，170元一晚，住了18天。上海消费高，不管怎么省，一天下来四五十元饭钱是要的，再加上260元的路费、每天上十元的交通费，等找到工作时，尹华平卡上的7000元只剩下2000余元了。即使只是在武汉跑跑招聘会，但是服装费、简历制作费、午餐费和交通费加起来，成功找到份工作也要花四五百元。“最便宜的简历两块钱。最少也要撒个30份才能找到份自己觉得不错的工作。”武汉女孩陈圆告诉记者。唯一的本科生谭俊跳槽三次，每次找工作都要花两三千元。“第一份是去广西，第二份是去深圳。”谭俊对工作平台有要求，至少得是个大企业，一般得跑一个月才能求职成功。“现在算好的，不用买‘门票’。”今年38岁的尹华平回忆，以前去人才市场的招聘会要收10元“进场费”，有一年光是“门票”他就花了两三百元。他还说，他再也不去外地找工作了，成本太高，划不来。（记者 王恺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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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6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农民工现状:城市住房买不起 老家建房住不上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作者：庄庆鸿 王书画
　　“你是贵州人，还是广东人？”对“80后”王佳（化名）来说很简单的问题，她的孩子却可能已经答不出了。　　王佳是2亿多农民工的一员。今年2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发布，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　　中国城镇化进程已迈过50%关口，这背后，是无数打工青年人生轨迹的变迁。近日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讲述新工人的故事，反思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票子”、“房子”与“孩子”，这些当下青年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一代青年农民工眼中，又有着怎样的解读？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书中主人公，为你勾勒答案。
　　“票子”：平均月入2864元，有人希望“买宝马”
　　从1998年到2015年，王佳的17年几乎都在东莞度过。　　王佳老家在贵州遵义的农村。初中一毕业，她就瞒着家人，和5个同学一起来东莞打工，一直在东莞各个区镇间辗转。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每个月拿250元就很高兴了。”刚到东莞的王佳没有经验和学历，等待她的只有低回报的体力活。从1998年到2003年，王佳先后在印刷厂、塑料厂、电子厂工作过，月工资也从最初的250元慢慢升到1500元。　　2003年，她用打工攒下的钱远赴黑龙江学日语，之后又回到了东莞。“因为我对东莞最熟悉，找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体力活。”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现在，她当上了车间小组长，月工资3500元，扣掉住房公积金和社保之后，还能剩下约3200元。　　王佳的收入没有“拖后腿”。据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年2月发布数据，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和她相比，离开老家河南、到江苏打工的 张占波，则在平均线上下“挣扎”。　　这个生于1983年、曾在矿山拿3000元月薪的青年，现在在苏州的电器厂拿1900元月薪。他租的房间约7平方米，月租金260元。“感觉一个月存上200元就不错了，压力太大了。”　　“相对于这样的收入水平，80后和90后的打工者的消费欲望，是非常高的。”长期研究打工者群体的NGO“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志愿者、《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作者吕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她印象最深的是张占波的梦想：“别人开宝马，我们也可以努力有钱去开宝马。我说不上来怎么样才能挣到钱开宝马，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他不吃不喝几十年，也不一定能买上宝马车。为什么一份更高的工资不是梦想？为什么建设一个健康的家庭不是梦想？”吕途分析，“对青年一代打工者来说，宝马可能代表的不只是一辆汽车，还代表了成功、地位、品味乃至社会认同等等符号。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眼里，消费已经不止是为了满足需求，还是为了满足面子、攀比的欲望。”
　　房子：城里买房“付不起”，老家建房“住不上”？
　　“成家”，是苏浩民最心心念念的事，也是他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　　苏浩民来自湖南新化县，现在苏州的一家模具厂打工。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东莞、深圳、北京工作过。离开北京时，他和当时的女友分手。　　“结不了婚让我很苦恼。”苏浩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将来想回老家生活，但是在苏州和老家都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他认为打工过的这些城市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苏浩民的选择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样―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攒的钱、父亲的资助，加上借外债，盖起了新房。“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就。”从此，他的工资要用来为房还债。　　吕途分析，对于正在存钱盖房的打工者来说，其他的消费都要被压到最低。“虽然有的工友的月结余比例比较高，但是他或她一旦盖房，就立刻进入负债状况。”　　吕途认为，这种“打工者在老家买房、自己长期漂泊在外”的现状相当常见，是一种“加和为零”的游戏：“当房子和居住地长期分离的时候，房子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城镇化在大步推进，在农村盖房子的人后悔了，在镇上买房的人又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想在县上买，却已经买不起了，一辈子辛苦挣钱，就是为了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房子？”　　一些“80后”青年打工者告诉记者，传统上，买房子是为养老，但是，因为自己的子女将来必定不会在老家谋生，等老了以后，也许仍会面临“无法养老”的问题。　　对于回老家之后的生活，苏浩民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如果40岁之前能回去，就在老家找点别的事做；如果50岁才回去，就打算学一门手艺，用手艺谋生吧。”　　买房问题，也折射着部分青年打工者的消费观。　　吕途认识一位“90后”打工者小尹，他在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工资一个月2000元左右。他在网上申请摇号，入住了重庆市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小区，租金加水电费合计约每月600元。　　吕途曾去过他家里参观：“印象很不错，约30平方米。厨房和厕所都是原本就装修好的，他自己买了家具、装了木地板，花了2万多元。”　　按照政策，租满5年后，小尹就可以购买这间房。在旁人眼中的“幸运”，却被这名“90后”弃如敝履。“我问他：&将来是否会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他很吃惊地看着我说：&我如果买房子就表示我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满意这样的房子？别人都住别墅了，我却住廉租房。太没有面子了。&”吕途回忆。
　　孩子：缺少“家庭生活”的一群
　　每近年关，当今青年一代在网络上宣泄“过年回家遭长辈逼婚”带来的苦恼，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王佳的上一任丈夫和孩子，就都是“逼婚”带来的。　　2007年时，她26岁，“家里人已经非常着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经朋友介绍，她和上一任丈夫开始了用短信、电话撑起的“异地相亲”。　　2个月后，介绍人就带男方去见了王佳的父母。王佳的回忆是：“大家都觉得可以。我父母说我们年龄也差不多，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回双方家庭都蛮方便的。”但直到此时，两人还没见过面，甚至都没视频聊过天。　　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他们于2008年10月“闪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长期工作在东莞，丈夫在遵义市里工作，孩子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在三地的他们，组成了“没有家庭生活的家庭”。　　王佳对此很苦恼，又无法放弃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时如果我回去带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资，也就够房租、水电和基本生活费，再过三年五载，还是没钱。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几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来。”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自己还是选择了离婚，留在城市。现在，她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两人都在东莞打工。　　对于王佳这样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认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会屈从于父母&以爱的名义&的强迫，不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有多深，而是取决于青年对自己未来定位的认识。”　　她分析：“如果农村青年未来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恋爱、结婚对象是否来自同村或者邻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从于父母的强迫，大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和自信。当自己都很迷茫时，听了父母的话，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责备，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王佳现在确定，自己要在东莞定居。“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东莞，回去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2014年，再婚的她有了孩子。但夫妻俩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个新的“留守幼童”，由爷爷奶奶照顾。　　“如果将来条件允许，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是千千万万个王佳的梦想。但是，已被父母带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们，会比留守儿童更幸福吗？　　2014年，吕途对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5年级的学生做了社会调查。在学生的烦恼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比例最高。调查问卷的字里行间，彰显着青年农民工初为父母的诸多压力。学生们的原话有：“爸爸妈妈脾气不好”，“我让爸爸戒烟，他戒了又抽”，“妹妹的病一天好、一天不好，妈妈的心情也一天好、一天坏”&&
　　户籍：外地青年是“过客”吗
　　“来北京有十几年了，一直没再离开过。”出生在辽宁本溪的姜国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1992年，姜国良就离开家外出打工。最初，他跟着家乡的剧团四处奔波，去过西藏、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他来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国良有两个儿子。“我不是重视物质的人，未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的教育，将来考中学，非京籍的孩子会面临种种困难。”　　他也在未雨绸缪，一方面想给孩子入北京电子户籍，另一方面也在打听老家的学校。“如果真的不太合适，孩子可能要回老家上学，这也是没办法的。”　　在京十几年，姜国良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这个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较适合小乡镇里安逸的生活。未来是不是会回家，我也说不好。”　　同样的心态，出现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王海军身上。　　1988年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他，已经在一家江苏的德资企业站稳了脚跟。2014年，他在打工的城市付了房子首付，今年准备和女友结婚。“我个人最大的成就，就是这几年没有像好多人一样&吃家里的&。我自己努力攒出了首付，这是亲手劳动所得，我很满足。”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但他依然没信心从此留在打工的城市。“家乡的亲人、朋友，都离苏州太远。虽然自己在这里工作，但朋友圈子还是比较单调的。将来小孩上学，户口问题也很麻烦。现在已经没有信心说，未来几十年一定都在这里。”　　吕途分析，“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之一。她曾家访过一对在广州番禺新桥村的打工者夫妻：“他们已经在番禺住了十多年,两个儿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但家里面除了两张并在一起的双人床,没有任何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各种纸壳箱里。”　　“从农村到城市，青年打工者的生活、思想、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适应了城市和打工生活之后，下一步就是实现在城市发展的梦想。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目前，他们还迷茫在城乡之间。”　　“也许大家认为，打工者本来就是过客，这不完全符合事实。”这名曾去德国探访土耳其移民的学者说，“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移民人口总要等到第三代才真正明白：回不去老家了。”　　现在，姜国良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们这群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我们打工的城市，从弱势群体变为更有影响力、更有自信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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