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工作组有没有到温州调查败

温州知名鸭舌企业老板失联 疑投资失败资金链断裂(组图)_新浪浙江_新浪网
温州知名鸭舌企业老板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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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报道:
  初旭鸭舌,相信很多人都吃过。这种分小袋、真空包装的即食食品,因其独有的美味,在历届省农博会上都成为抢手货。去年的农博会上,它还成为温州货中的销售冠军。
  浙江省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企业、浙江省诚信示范单位、温州市十佳农业龙头企业……初旭鸭舌的生产商“温州初旭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初旭食品”)也收获了无数的荣誉。
  然而前天下午,钱江晚报记者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劳动保障所得到确认,“初旭食品”老板吴初旭夫妇失联。
  记者昨天赶到初旭食品厂采访。绝大部分员工表示,还有3个多月的工资和去年年终奖没有领到。
  目前,当地劳动保障、公安及街道三方已介入此事。
  最后一次露面
  四天前来了趟工厂
  未见异常
  昨天下午,钱江晚报记者赶到位于温州市龙湾区蒲州工业区的初旭食品厂区。近百名工人聚集在这里。
  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郑先生表示,上周四(11月19日),吴初旭失联前最后一次到厂里来。吴初旭几乎每天都会到厂里看看,当时没有人发现有异样,“但第二天(11月20日),厂里有人给老板夫妇打电话,发现他们都关机了。”
  工人们的记忆中,老板以往从没有长时间关机过。
  “厂里大部分人都加入了企业虚拟网,包括老板夫妇在内,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老板的电话号码。”一位在厂里工作了7年多的杜姓女工说。
  但这一次不大一样,到前天中午,吴初旭夫妇已连续三天关机。工人们越来越确信老板跑路了。生产线上的工人停下手里的活,聚集起来讨工资。
  工人们说,包括各部门经理在内,近200名员工仅拿到今年8月份以前的工资,且去年的年终奖也没发。
  钱江晚报记者了解到,这里普通工人月工资4000元左右,年终奖近一万元。因此,工人人均被拖欠2万多元。仅这么算,初旭食品拖欠的工资总额就在3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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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1982年遭遇“八大王”事件
来源:南方都市报&&&&&&&字号:&
摘要:“八大王”作为温州早期私营经济的领头人,被打压后影响不小。曾担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日后回忆说,当时因为对“八大王”的处理,柳市刚蓬勃兴起的家庭工业一下子被打了下去,致使当年柳市的工业产值下降了53%,对整个温州市的经济活力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温州柳市镇30多年前的&螺丝大王&刘大元如今经营一家焊接材料档口。南都记者 吴峻松 摄
  &螺丝大王&刘大元10年前的螺丝店铺。他是1982年著名的&八大王事件&中唯一没有被抓的&大王&。
  陈庆王是温州柳市镇最早的农民企业家之一,他1972年在村里河涌边一所两层的老房子里创办了社队企业,因此被父亲称为&投机倒把分子&。 南都记者吴峻松 摄
  柳市镇位于浙江省东南部,属温州乐清市所辖,这块面积243平方公里、人口50万的工业城镇,已经连续占据温州第一强镇的位置长达16年,居全国1000个经济强镇第13位,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以陈庆王为代表的一批农民能人就从种植业中脱离,合作创办了社队企业,填补了工业产品由国家控制下的市场空白。尽管这些农民企业家的积极性屡被打击,但是他们的创业收获却随着打击的持续,为更多当地农民所知。
除了筹资金创办企业,一些缺乏资金条件的农民也不再甘于种地,成了社队企业中最早的雇员,他们不但从事生产,还以购销员的身份到全国各地开辟市场。温州由一个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缺乏国家工业部署的沿海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柳市这批带头吃螃蟹的农民企业家功不可没。
  观察这批最早创办私营企业的先锋人物,了解他们由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变,对于了解&温州模式&的起源,了解中国轻工业以及民营经济的起步,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政策的摇摆和环境的多变,常常令农民企业家们觉得疑惑。1982年,&八大王&被查,对&五金大王&胡金林的通缉令在长达两年内都还有效。但是同年底,温州却决定召开第一次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会议,对他们进行表彰。&枪打出头鸟&,接到开会通知的人也都如惊弓之鸟,满腹猜疑。
  1978年,柳市区(后改镇)的&螺丝大王&刘大元33岁,正值风光无限。他装起了柳市第一部电话。据说当时区长办公室的电话都没有刘大元家里的好用。他的心情好坏,能决定区长当天能不能拨通长途电话。他还买了柳市区第一辆摩托车,在大街上驶过,警察都看傻了眼。这个场景在日后许多描述刘大元的文章里反复出现,称他忆及此段往事总是泪流满面。
  其时,刘大元是柳市通用电器厂32个车间中10名销售成绩最好的员工之一。通用电器厂这个居委会为了解决城镇青年就业所办的社队企业,在这一年产值居然已经达到了1亿元。4年后,私营企业和它的经营者们将惊动浙江省委。
  父亲眼中的&投机倒把分子&
  &这里就是当年我创办社队企业的地方&,陈庆王指着马仁桥村河涌边一所两层老房子说。
  马仁桥村离柳市镇约1公里,上世纪70年代初,这个生产大队有105户农民,184亩耕地,人均耕地3分1厘,劳动力在生产队一天做10个工分可以挣7角钱,剩余劳力则无事可干。陈庆王记得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艰苦,农闲的时候,村里女人做手工活,男人则跑到外面做素面等小生意以贴补家用。
  今年65岁的陈庆王是柳市私营企业起步的标志性人物。他本人也是当地由农民向企业家转变的领头人。曾任浙江省电气行业协会人才培训中心主任的胡文岳回忆,从1962年起,16岁的陈庆王在种田之余也开始做小生意,把小麦加工成素面,挑出去换回小麦,每斤就赚8分钱加工费。
  1970年,陈庆王24岁,看到别的镇上有人办起了电器厂,便向村里提出以大队的名义办厂。但是一度被认为&投机倒把&,没有获批准。
  1972年,这个倔强的农民找到第三生产队队长郑日淦、第一生产队社员陈通洛、以及高中毕业的陈通田等人,终于办起了一个由大队集体经营的&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
  农民办厂在当时极为少见。此时虽在&文革&期间,农村基层管理散漫,一些农民得以外出谋生。但他们所从事的都仅限于手工业,因为办厂涉及到原材料的供应,而这类资源当时全都是国家控制的,私人几乎不可能获得。
  当时一无厂房,二无资金,三无技术。厂房就租用参股人员的住房,楼上住人,楼下生产;资金则设股投资,当时11人每人投入200元。陈庆王为此和家里闹翻了,父亲大骂他是&投机倒把分子&。
  但是这个26岁的农民决计不走上一辈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路了。
  1974年,他聘请了西皇公社的郑明宣为供销员。由这个在淮北公安局工作过的转业军人带着其他供销员出去跑销售。没想到头一回出差,郑明宣就凭借私人关系在淮北矿务局选煤厂签到了7000元的合同。
  按照约定,陈庆王把&利润七成给了大队,自己和几个股东合拿三成。&大队凭着这笔上交的利润买来了发电机,马仁桥顿时成了柳市区第一个通电的村子。
  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在陈庆王的带动下,马仁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该企业的生产。这些农民之前在地里劳作一年的收获也就200元左右,到了工厂成了农民工,男工的工资是每月55元,女工每月29元,其中一些人的月收入很快就提高到了100多元,相当于种地收入的5倍。这批农民工很多年后都成了当地自办企业的主要力量。
  到1975年,&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扩大到11个车间,上半年汇入厂里的金额就达到35万元。这笔钱的数目之大,惊动了柳市区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陈庆王作为目前有记录的柳市第一个办厂的农民,不可避免地有了一段悲剧性的经历。
  1975年10月,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停办了该厂一切产品出运手续。红火一时的&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散了。陈庆王本人一度被工商所关进楼梯下的一间矮房子里,让他写自己违法的经过。
  陈庆王回忆,那时候办厂&都是偷偷的,跟打游击一样。&&农民办厂,一被抓住就罚款5000元。不料越是打击,就有越多的人知道办厂能赚钱,挡都挡不住。厂子被关了,他们就跑到山沟里开厂。国家不供应各种金属原材料,他们就从民间悄悄收购。产品送不出去,就放在箩筐底,上面盖着素面作遮挡。&
  农民供销员渐成&蝗虫大军&
  经过第一次办厂失败,陈庆王等人转而另开新厂。首次与他合作的一共11人中,很多人成为日后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正泰集团&与&德力西集团&的缔造者。
  陈庆王再度开始艰难创业,既当厂长又做供销员。&当时每个社队企业都有供销员。&陈庆王说,与国企供销员有工资、有报销不同,农民供销员为了路上节约时间,都是买个馒头边走边吃,不管是山区、煤矿,没车就走着去,&越偏的地方越去,其他地方的人嫌苦不去,我们谈成的希望就大&。
  今年76岁的刘祥秀老人是较早一批社队企业的农民供销员,从最早推销算盘、口哨,再到推销矿灯配件,干了20多年供销工作。他至今仍骄傲于因从事供销工作而走遍大江南北,甚至还坐过飞机,&当时这可是稀奇事,我是逢人便讲。&
  其实他也没少吃苦。为了省钱,从温州坐船到上海,他只买最便宜的通铺票,坐一天一夜赶到上海。如果没旅馆住,就跑到澡堂子的长椅上凑合一晚。但刘祥秀说,当时最怕的不是苦和累,就怕出去一趟什么合同没谈成,搭上路费不说,也不好向厂里交差。
  据《乐清乡土地理》记载,1979年改革开放后,柳市区供销员有1.3万人,年出差达5万人次。而在1982年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时,整个温州地区约有30万供销员奔波于各地,成为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的&蝗虫大军&。
&一般来说,农民供销员能取得业务额15%的净利润。为了谋生,柳市的农民供销员不怕路途遥远、严寒酷暑,只要需货,不管时间,不计较业务量大小,都能按质按量及时把货物送到用户手中,质量不合格可退可换。由于重信誉、讲质量,赢得了用户的信任。&《乐清乡土地理》记载道。
  随着柳市出现专售五金电器的门市部,农民供销员逐渐分化为像刘祥秀一样的专业供销员和独立供销员。他们不再属于某个工厂,而是自己签合同自己找货源。这些独立供销员因没有工厂和银行户头,只得找家庭工业户挂户经营。
  受陈庆王等人的影响,据乐清文史资料显示,至1978年,乐清全县社队的集体企业已经发展到334个。
  这一年5月,温州最富传奇色彩的企业家叶文贵结束了在黑龙江9年的知青生涯回到了温州。
  农村能人群体起步
  叶文贵在黑龙江七台河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屯子里,忍受了住草房、一年吃3次猪肉、一天赚8角钱的艰苦生活。他自己揣摩出了电器修理技术,靠在黑龙江制造铁锹柄积累了第一笔财富。
  这个被费孝通称为&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的农民,日后还将设计制造出国内先进的PV C薄膜,还将进入中央党校发言。很少有人知道,1989年,叶文贵研制的电动轿车就以82公里的时速开上了道路,而被认为是中国民营汽车制造第一人的李书福当时还在生产装潢材料,9年后,吉利的第一辆汽车才会下线。日后的中国首富、比亚迪总裁王传福这时还是个大学研究生,20年后,他才表示解决了电动汽车的动力持久问题。新华社记者却发现,叶文贵研发的电动轿车,在闲置13年后竟然还能开动。
  这个企业家传奇的起点是1979年夏天,他与17位亲友每人出资400元,创办了铝板厂,也实现了一个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变。叶文贵一生创办的企业之多、所涉及的行业之广,在那个温州农民办厂潮的历史中都属罕见,至今为研究者们津津乐道。
  在当时的柳市,许多日后身家显赫的民营企业家们也在1979年开始跃跃欲试。
  为柳市的低压电器厂跑了几年供销后,&电气大王&郑元忠办起了自己的低压电器厂,很快就给自己盖起了三层小洋楼,一时羡煞乡邻。《人民日报》在后来的报道中说,郑元忠家的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
  21岁的郑元豹,承包下了已经停产的飞鹰机电控制厂。这个13岁开始打鱼、17岁转行打铁、18岁教人习武的柳市人,19年后将一举吞并66家企业,成立自己的电器王国。
  郑秀康32岁了,从国营的通用机械厂辞职,用45天时间学会了别人3年才能掌握的制鞋技术,创办红象皮鞋作坊。现在他是康奈集团董事长。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精神传向中国各地。前一年的8月,温州才举办了浙江省关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讨论会,到这年11月,中央又批转了《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因为自己请了两位师傅晚上加班赶制服装,被定为&办地下工厂&而劳教4年多的叶笃木出狱了。年过半百的他雄心未泯,承包了一家工厂的裁板车间。
  在当时,这些民营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他们先知先觉,或为生计所迫,或已闻到市场经济的微小气息,在国家对商品流通和生产的控制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的转折关头,一脚踏进了商品生产的大门,既承担了巨大的经营风险,也开创了光彩的企业前程。
  平地起波澜&八大王&蒙冤
  勇于率先从土地踏入工厂的温州农民,集体遭遇了最严重的一次倒春寒,那就是是1982年的&八大王&事件。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文件,要求打击&投机倒把&。随后,浙江省把打击重点放在温州,温州选择了乐清,乐清又选择了柳市。
  1982年,工作组经过81天的调查,用汽车把当地通用电器厂的账本凭证拉走。从该厂32个车间诞生的11个&大王&,当时很多人已经开始自办生产作坊,不料还是遭受追查之灾。
  11人中有8人几乎立即被抓捕:&矿灯大王&程步清被判刑4年;&目录大王&叶建华被判刑3年缓刑3年;&翻砂大王&吴师廉被关押63天,罚款6000元&胶木大王&陈银松被收审50天。
  &五金大王&胡金林选择了出逃。他先是背了6万元现金,到工作组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随后与妻子离开温州。两周后他回到柳市,发现要补缴的税率上调了,工作组通知他不得外出。敏锐的胡金林带了500斤粮票和2000元现金,从温州跑到了上海、北京,甚至在东北夹皮沟躲了一阵。两年后,他悄然回到柳市,结果还是被抓捕,在重刑犯单间里被关了66天后才被释放。
  &机电大王&郑元忠被柳市工商所&传讯&期间,从厕所溜了出去,回家拿了8000元现金开始了长达20个月的逃亡,足迹跨遍20多个省,但最终也被抓获,关押了186天。
  &旧货大王&王迈仟潜逃被抓后判刑7年;&线圈大王&郑祥青潜逃被捕后主动退款1.7万元,6天后获释;&合同大王&李方平出逃后也被抓回。
  &螺丝大王&刘大元说,他是当时唯一没有被抓的&大王&。正在供销社买信封的他,被朋友告知有人在一旁对自己指指点点,待上前询问时,那位盯梢人员告诉他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要抓他,让他赶紧逃。刘大元逃到朋友家里,打了三天扑克,而后跑到了上海继续做自己的螺丝生意&我在上海遥控指挥,生意反而越做越大。&
&八大王&作为温州早期私营经济的领头人,被打压后影响不小。曾担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日后回忆说,当时因为对&八大王&的处理,柳市刚蓬勃兴起的家庭工业一下子被打了下去,致使当年柳市的工业产值下降了53%,对整个温州市的经济活力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为了给&八大王&平反,重振柳市的民营经济,当时的柳市居委会干部石锦宽说,他从1983年开始,三上北京八进杭州百跑温州,前后写了130万字的申诉材料。最悲情的一次,申诉书甚至被写在了一块1米长、1.2米宽的白色的确良布上,有12人在上面滴血按下了手印。这块申诉布被送进了北京,胡耀邦批示&立足帮助,打击不妥&,要求浙江省委省政府复查&八大王&案件。
  在袁芳烈的主持下,&八大王&案发两年后终于获得平反。
  1981年10月,继1936年和1957年以后,费孝通第三次访问《江村经济》一书的原型地&&&江苏南部的开弦弓村。他对这里的&草根工业&极度赞赏。此时的温州,还未受到费孝通的关注,这里的民营企业还要经过一番寒彻骨,&温州模式&也要在&苏南模式&成型很多年后才被提出。
  政策回暖 农民企业家戴红花
  政策的摇摆和环境的多变,常常令农民企业家们觉得疑惑。
  1982年,&八大王&被查,对&五金大王&胡金林的通缉令在长达两年内都还有效。但是同年底,温州却决定召开第一次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会议,对他们进行表彰。&枪打出头鸟&,接到开会通知的人也都如惊弓之鸟,满腹猜疑。
  许多早年创业的农民企业家都说,那时候市场竞争还没有起来,他们最怕的就是政策风向,因为过去经历了太多斗争,一旦把握不住政策,就可能人财两失。
  曾任温州市农办主任的周方权回忆,当时有的乡干部也怕犯方向性错误,不敢给&两户代表&们送开会通知。一些&两户代表&更是怀疑市委摆鸿门宴,以开会的名义把他们骗去集中处理。有的代表和家人商量,要不要把被铺带去,也有的代表互相打探,要带多少钱去,准备给市里交罚款。甚至4天的会议结束后,有的代表还特意要求将会议材料带回去,为的就是保留&证据&。
  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外,虽然&八大王&还未平反,但在这次&两户会议&上,1200名农村致富能人被请到了会场,35名代表在会上发言介绍致富经验,171户代表获得表彰,戴上了大红花。
  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经过了10多年卑微地挣扎,柳市最早从土地上出来寻找工业利润的农民企业家们,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
  有大量材料表明,这次会议之后,大量原先挂靠在集体企业里的工人纷纷离开工厂,办起了自己的家庭工厂。当时一家&韩田五七文具厂&一共才100名工人,结果四五十人当即离厂独自创业。他们开始集体从基层的农民工向更高层次的农民企业家转变。
  1984年7月,裁缝出身的胡成中和鞋匠出身的南存辉联手,在柳市成立了&乐清县求精开关厂&,靠赖在工程师家里帮忙带小孩、擦地板请来了技术人员,从8名职工起步。现在南存辉是正泰集团董事长,胡成中则掌管着德力西集团。两个集团分坐中国低压电器行业的第一和第二把交椅。
  他们的成功,同样获益于1984年前的先行者。
  日,一直想去温州看看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上海听取温州市农委副主任李仁续汇报工作。万里对李仁续说,&工作嘛,一个叫继续大胆创新;一个叫及时总结经验,纠正一些这个那个不可避免的缺点。任何人只要革命,只要前进,总得要走步。画个圈就这样大,这个圈谁给画啊,总得走出来才对呀,这不走歪径,那不走歪径,哪能就走到四个现代化!&
  以陈庆王、叶文贵、&八大王&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农民企业家,正是敢于走这些&歪径&的人。其中甘苦,冷暖自知。
  历史回放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国家七部委随后进驻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柳市镇,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口浪尖&上的人。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清、螺丝大王刘大元、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机电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此被称为&八大王&事件。
  ●&八大王事件&仅仅是1982年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在&八大王事件&发生后的2年多时间里,温州和浙江的脚步缓慢了许多。经济整肃让私营经济遭遇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的冲击和压力最为明显。
  ●直到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被捕的几个人才被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而后恢复名誉,归还已经被没收的财产。
  ●从1982年&八大王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到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再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温州被称为&奇迹&。这番历程,是我国个私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谭万能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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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人,曾经被成为东方的“犹太人”,以聪明、勤奋、精明而著称。但是在这股时代洪流的冲刷下,现在已经溃不成军,全面退败!
  在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年温州人是如何赢的。
  首先,温州的商业思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概括:
  ? 赚差价(早期)? 找先机(中期)? 炒市场(后期)
  1.所谓的赚差价,就是知道某种东西哪里贵、哪里便宜,然后从中倒卖赚钱差价。这也就是中国刚改革开放时的“倒爷”,因为那时商品急需流通,所以这种行为是适应了时代需求的。
  第一代温州人非常能吃苦,他们奔波于中国各个角落,“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 ,因此中国改革开始释放的第一波红利都被他们独享。
  2.所谓的找先机,就是能够洞察到商业机会,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是全中国对市场最敏锐的人群之一,哪里有市场,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州人。他们总能捕捉到许多市场机会,最先发现市场需求。
  这一点直接促使了温州制造业的发展,在巨大市场的孕育下,温州人全力发展轻工制造业。一下子家庭作坊遍布全城,温州人的皮鞋、眼镜、阀门、打火机、服装、变压器、制笔、印刷品、锁具等等都名扬国内外,鞋王、笔王、锁王……比比皆是。
  3.所谓炒市场,就是不再从事生产或贸易,而是玩起了资本游戏,后期的温州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会“炒”。
  第一拨是炒媒。温州人几乎垄断了山西、内蒙各地的煤矿,然后倒卖,坐地升价。
  第二拨是炒房。温州太太炒房团凡过境之地,房价无不飙升。炒遍全国,无往而不胜,赚的盆体满钵。
  第三拨是炒钱。温州的民间借贷在中国最先活跃,玩成了高利贷,以钱生钱。
  由于一切都只是以赚取更多的钱为目标,温州尝到了玩金融的甜头,开始放弃了实业,倾力于炒煤、炒房、炒钱。
  但是物极必反,这种思维导致的结果现在大家有目共睹,温州人的这种思维不仅祸害了温州,还带坏了全国,中国的炒房、高利贷就是学温州。
  在炒钱的那些年,温州不同企业集团之间大量互保,这条错综复杂的担保链条将大家缠绕在一起。
  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互保融资获得的资金并没有投入实体,而是拿来搞民间借贷、搞房地产。这样,互保导致的融资过度进一步吹大了温州的经济泡沫和资产泡沫。
  如今的温州,实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大伤元气。工厂倒闭、老板“跑路”,无数企业在苟延残喘。
  温州曾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充沛的城市之一。而如今,挥之不去的破产阴霾依然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温州,昔日商贾往来勤的繁荣景象似乎已被企业家脸上的债务愁容所取代。
  最重要的是:温州就是中国的缩影,我们来将两者做一个对比。
  1高房价
  2000年-2013年对温州的开发商来说,是暴利的十几年。温州楼市从两三千元/平方米迅速上升到2013年的4万多元/平方米。那时候,善于投机的温州人卖房子就像卖咸菜一样,开发商刚把地拍下来,房子就已经卖光了。
  当时一个炒房人购买几套、十几套的情况很普遍。甚至要到省里找关系才能买到,温州掀起了全民炒房的热潮,并进而把这把火烧到了全国。
  从此,中国楼市再无安宁之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炒房对实体行业的釜底抽薪,导致温州实体经济开始出现困难。2010年底开始发生了资金链紧绷、老板“跑路”情况,危机后来呈多米诺骨牌效应扩散开来。一时间,企业、个人抛售房产现象大面积出现,出现了房价连续32个月下降的悲剧,部分商品房比最高峰时下跌了百分之三四十,个别豪宅甚至拦腰斩断!
  后来,温州司法委托拍卖的房屋数量明显增多。温州市区级法院人士说,查封的资产其中80%为个人房产,因为一旦房价崩盘,弃房将成为正常现象。因为炒房者动用的购房资金,基本来自各种渠道的贷款,比如2010年某人以8万元/平方米左右价格买进一排屋,如今市场价4万元/平方米无人问津,此时他就会觉的再还贷款就没有意义,干脆弃供。一旦民间出现大面积弃供,整个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在2013年在温州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陈一新首次公开“垫底”数据:在16个主要经济指标中,温州大多数处于浙江省“倒数”行列,人均GDP、GDP增幅、财政总收入等9项指标倒数第一,另有4项倒数第二!因此高房价对温州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2实业空心化
  由于市场的逐利性,当大家发现玩金融远比做实业更赚钱时,就会毅然放弃实体产业。当资金都流向虚拟的金融和投机性行业,就会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
  比如温州前些年民间借贷:借款人往往先通过民间过桥借款来偿还贷款,然后再接着从银行贷出钱还给民间贷款人,从而产生繁荣的民间借贷,2011年的统计:温州已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结果导致整个温州的家庭都玩起了左手进钱、右手出钱的生意。谁还有心思从事实体生产?而且这种情况迅速在全国蔓延,河南、河北、山东、湖南等地都在学习民间借贷的模式,后来各地频繁出现民间借贷崩盘的新闻。
  再后来,这种金融游戏又披上了互联网+的外衣,摇身一变成了P2P平台,又在全国掀起了发展浪潮,并在2015年达到顶峰……中国究竟有多少家庭因为这种金融游戏而崩塌,或者亲人反目?已经没有人敢统计了。
  2015年,温州市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405亿元!温州,作为中国最具投机性的区域,由于没有把钱用在产业升级上,导致现在的工厂一片凋零,利润越来越低。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房子越来越高、越来越多、金融也越来越热,但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制造业还是低端加工业!我们真的不能不警醒。
  3全盘私有化
  我觉的这一点很重要,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方面,有一种声音是要全盘私有化。这方面温州也可以作为参考,温州的私有化程度基本是全国最高的,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业增加值占比不足4%。
  可以说温州是中国藏富于民的代表,财富都集中在民间资本手里。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看一个地区的公共设施、机构的现代化程度。比如医院、学校、道路等。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温州个人财富增加,并没有显著改善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准,或者转化成温州公共环境的同步提高。温州人虽然有钱,但温州的城市和道路却破破烂烂,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市政建设远不如同类地区。
  凡是去过温州的人,都会有一点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交通状况极差。重要的是这种交通状况不是车多路窄导致的,而是因为遵守交通规则的车辆极少。为什么藏富于民的温州,人民素质和财富不成正比呢?
  这反映出私有化和公共化的矛盾,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环境都很难被当地先富起来的人群所改善,更别说先富地区的人带动后富地区的人了。
  温州一向是高度市场化的代表,结果却导致公共投资不足,公共服务低下。让企业自主发展,结果却导致大量实体企业的空心化;允许民间金融发展,结果却导致民间借贷与房地产等炒作。
  难道这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教材吗?
  片面推崇自由化、不注重引导,这就好比马路上没有红绿灯和交警,让车辆自由通行,指望车辆通过自由躲避拥堵而疏通交通,你觉的可行吗?
  大部分私营企业都是只追求眼前利益的,必然造成一哄而上、或一哄而散的局面,做做认为:产能过剩就是一哄而上的结果,创新受阻就是一哄而散的结果!
  温州危机表明,在目前阶段经济全盘私有化不可取。作者认为在互联网+的高度协作平台充分发挥作用之前,政府的手应在合理边界内发挥一定调控作用。
  怎么去调控呢?必须使个别优秀企业率先进行技术升级转型,通过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因为依靠众小私企业完成转型升级是不现实的。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我们需要将众多的资本通过专业的资本管理机构,整合梳理那些落后的产能,将其引向新兴产业,变“投机取巧”为“价值投资”,来一次推动式进步。
  另外,私企的发展往往也是受掌舵人的高度和眼光限制的,作者认为在温州或者浙江,根本没有所谓的职业经理人。都是老板一人说的算,而由于这一代老板多没有文化,全靠打拼起家,导致思维受限,在企业组织结构封闭、排外,科技投入不足,离现代公司治理尚有一定差距,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这既是温州私企的现状,也反应了中国私营企业的狭隘性!
  由于上述问题,让温州的经济至今无法恢复元气,各种逃废债现象严重就不用多说了,信用体系的崩溃才是最致命的,老板为了保护私有财富,通过假破产、财产转移等手段逃避债务,使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受到了伤害。信用才是财富的基石,信用摧毁经济立刻坍塌。
  而温州社会信用体系需要重建,这才是真正考验温州的时候。
  综上所述:所谓的温州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再回到开头看看温州的三大思维模式,赚差价、找先机、炒市场。首先,互联网消灭了信息不对称,因此不再存在赚差价;其次,如今产品种类已经足够丰富,人们需要是好产品,而不是如何找到产品,因此不再存在找先机;最后,由于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化,也使炒市场的思维施展空间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温州人的思维模式也已在中国全面终结!
  可以这样概括:温州的发展思维得利于中国物资匮乏的年代,当时中国处于卖方市场,温州通过“小商品、大市场”的粗放模式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而如今产能大量过剩,中国已经迅速转型到买方市场,价值创新取代了野蛮生长,成为时代发展最重要的核心驱动力。
  温州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是人当杀人、佛挡杀佛。然而如今中国已经全民皆商,你还去比这去抢先机,成功机会已经很小了。另外:无论多么精明、多么能吃苦,只要放弃了实业,就失去了根本。
  于是:两大教训很重要:
  第一:实业不能被边缘化;第二:创新才是真正的驱动力;
  中国野蛮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将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今后是依靠创新创造价值的时代,这意味着社会已有大量物质产品的基础上,如何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深层次需求,才是今后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以前靠胆识和魄力,今后靠知识和创新。我们必须转换一下思维!
  总之,温州的崛起与衰败,鉴证了中国时代的变迁,必将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作者|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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