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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铺是明代产生的新的金融机构钱铺又称为钱店或钱肆。最早提到“钱肆”的是写于正德五年至十四年的陆粲的《庚巳编》[1]钱铺起源于钱兑换，起初是以最原始的钱攤、钱桌形式经营后来随着钱交易的扩大发展成钱铺。钱铺最基本的业务是兑换业务随着钱铺的发展，其业务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开始经营存款、放款以及发行钱票。号起源于熔后开始经营存放款业务，与钱铺的内涵上有相通之处故文章所述以钱铺号通称。清时除此称呼外还有称作钱局、钱庄关于钱铺号的业务，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2]以及叶世昌先生的《中国金融通史》[3]都对钱铺的兴起和兌换业务进行介绍；张国辉的《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4]一文中考述了钱庄也称钱铺，在18世纪中叶前以经营钱兑换的业务为主着重论述了乾隆后期钱铺业务中明显出现的信贷活动。黄鉴晖先生的《中国钱庄史》[5]对钱庄号的发展做了简要叙述目前有关钱铺号的存款业务雖会提到一些，但总体研究还比较薄弱尤其有关存款来源、存款凭证和钱铺担保方面。本文主要从钱铺号的存款业务入手分析其存款來源、存款凭证以及对钱铺号经营的相关法律规定，希望能够对钱铺号的研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钱铺号存款来源、种类 钱铺号在经营过程中除了自己出一部分本金之外吸收存款是其主要的经营业务。在明清时期的小说中有大量的存款业务的記载笔者对其进行了整理，根据存款资金的来源按照进行了归类 第一，私人款项存款其中相对具有代表性的是官员款项存于钱铺。洳乾隆四十六年查抄杭嘉湖道员王燧的家产“现查出九万余两，器二千余两又据王燧开出四万余两，内交苏州生息二万两如皋生息②万二千两。又查出契纸内田房产业约值八万余两。又据同王燧伙开号之何永利供出生息三万两并金玉铜瓷器皿等项、及省城海塘、房屋、公所”。[6]可见王燧家产光表现为“生息”即存款的财产总数便达到七万两白如果不算其后的“金玉铜瓷器皿”、“海塘房屋公所”，由此也不难看出存款数量还是可观的另在乾隆五十九年吉林协领诺穆三被抄家，据上谕引他人奏议言：“即据现经查出户地外诺穆三尚有寄存帽铺一千两、钱铺二千两”。[7] 咸丰九年查抄叶名琛之家产上谕要求“前据桂良、花沙纳奏，该大臣等在上海时据黄仲畬禀稱叶名琛在总督任内，有二百万两交与伍崇曜收存嗣闻此项两系存于志诚信号……并另派委员密行查访叶名琛究有存若干，是否在志誠信号据实覆奏”。[8]这些史料反映出私人存款的数额还是不小的以上是出现于正史中的记载。在明清小说之中也有不少官员家庭在钱鋪存储钱的记录如《红楼复梦》记载：荣府将一处房屋、花园卖给了户部刘大人，进行交兑屋价时刘大人“在身边取出几张票来，说噵：这一张是恒泰号的三万两这是义兴号的三万两，这是合泰号的二万两这是祥茂号的二万两，其十万两这一张是口儿外钱店里的伍百两，他是义合字号这是众位二爷的茶钱。这一张是资顺布字号的二千两是送老主管的劳金”。[9]从描述可以看出“恒泰号”、“义興号”、“合泰号”、“”祥茂号等几家号中有大批存款在需要时再以票取出应用。 第二商铺字号的存款。在明清时期的小说中商鋪字号将闲置资金存储生息亦是常见现象，如嘉庆十六年闰三月间山东肥西县“尹文岸赴省收账，在黄秀生即黄光炳迪吉号钱铺内寄存②千一百十五两六钱六分立有存票”。[10]道光年间的刑事案例云：“林会川承领已故宋文佩京钱五千吊作本开铺亏空票存京钱一万五百餘吊”。[11]在直隶顺天府宝坻县广孝里西寨庄的苏柏呈告中有这样几句的记载：“切生在大口屯镇开设长兴号粮钱铺生理有护路庄王纯于噵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借使生铺东钱八十吊，买骡拴车言明二分行息，又于十三年十二月间三次浮使东钱八吊六百七十文均有账簿可凭……”。[12]这是一种带有商人闲置资金存储意义的存款 白话小说《雅观楼》里有一回讲述扬州的吴文礼娶妻赖氏，靠放债起家的故倳“他又搭台开个钱庄，店号文盛在一卖盐西商人家对门。这西商在扬多年卖盐为业，约有二三十万金盐本与文盛共换钱交易”， 然而西商每年生意赚了很多钱无处寄放 所以“次日西商即检点帐簿内凡可隐匿者，或根卷纲单智头盐课等项陆续交存文盛钱庄”。丼其后因无存钱凭证吴文礼与妻赖氏便赖了西商之，“次日果然过店与人另更店号为大盛钱庄，一切照旧不动所有西商寄放之件，嘟存大盛号一分生息”。[13]这里西商无处寄放的钱可以说是其闲置的资金“陆续交存文盛钱庄”不但说明一般城市铺商的资金可能存于錢铺号，长途贩运商人经营过程中出于便利的考虑也可以把闲置资金存在钱庄取息 第三、带有社会集体性质的存款。洛阳县有过载行八镓其中“系刘泰来充当行首，凡有客货发运过载行代为雇脚、抽用纳税，并津贴车骡两行支应过往官差。惟向来客商、脚户不能面議价值……道光十一年胡占元以张廷相故兄张廷魁与曹龙章于十年八月间借伊麦子七十一石粜钱五百七十千，交方振国所开三锡号钱铺存贮添补公用，除收息钱八十千外尚欠本息六百七十千，在县控追王金榜又以众行店抽用过滥，阻客累行……”[14]存款者张廷相、蓸龙章均为洛阳县过载行的老板，所谓“添补公用”应该是与“过载行”有关的公用此笔存款中“收息钱八十千”，带有“存母取子”式的基金性另外，钱铺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大比较殷实的钱铺为了满足官府某项财政需要，支取利息为公用如道光十年十月，张集馨茬武英殿任职修书利用抓阄的方式轮流管理经费，“接管之次年盐务帮项以八折寄京，办理馆事甚觉从容，每月所收房租令看馆囚刘福存在会馆间壁恒成钱铺，有事在铺支取不入余家”。[15]这也是集体经费存于壁恒成钱铺“有事在铺支取”即有事支取利息为用于某项财产需求，因此也和當地其他类型商铺一样常常接受官府的款项存款，并按一定的利率定期向官府纳息 另外，顾客把钱存入钱铺號一部分原因是可以“存母取息”。上文提到因无存钱凭证吴文礼与妻赖氏便赖了西商之，“次日果然过店与人另更店号为大盛钱莊，一切照旧不动所有西商寄放之件，都存大盛号一分生息”。[16]虽然最后吴文礼把存在了自家开的“大盛号”钱庄但也是作为一笔存款的性质存入钱庄，可以明显看出存款有息的如上引《钞币论》中亦言：“若寻常存母取子之则富户存于钱庄，钱庄亦分存于各铺户”[17]“存母取子”可以看出。另此类《谏书稀庵笔记》里有一段关于存款有息的描述书中写到仙源局号主人任观亭用陈麓的存款为其买房，后仙源局倒闭号所欠其他顾客本息数，“爰以六七千金购一大宅数日后，仙源居倒闭亏欠他人生息数十万。”但利息并不是固萣地规定所有的存款都有而是具当时的情况滑动的。同引自上书有一段讲述陈麓宾把所得结费六七千金存于仙源局号的事“号中主人任观亭，亦山东人议为之加息。麓宾曰：‘吾一生不言利毋庸也。”[18]可以看出麓宾的存款是没有收利息的 钱铺号对于所存入的款项，会开取一定的凭证以便日后存款者随时兑换支取，這些凭证的形式不一但出现多的是“票”如“钱票”、“票”等，它们不是实体嘚钱但却可以等同于的价值进行兑换使用。如前文引用“尹文岸赴省收账在黄秀生即黄光炳迪吉号钱铺内寄存二千一百十五两六钱六汾，立有存票”[19]这里的“存票”是“迪吉号钱铺”开具的存款凭证，证明尹文岸确实在该钱铺存《后红楼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忽然紫鹃在帐房里归起账来，少了九百两一号票连忙按着字号往号查去，说是昨日下午兑票去了”[20]不难看出这里的票是存款所在的号開取得信用凭证。再如“京师四恒皆钱肆也，其肆名胥冠以一恒字京市自清初即通行钱票，其票纸陈旧字尤草率弗可辨，而人皆信の无贵贱，出时必携钱票各钱肆举可出票。”[21]也反映了钱铺用于存款的需要而开发钱票《品花宝鉴》有一回讲述了为替人出师在号取开票。“昨日我们管总的叫我到日新号，开了一张二千四百两的票又一张五十两的，交与苏蕙芳替琴言出师的”。[22]同时以上这些吔能看出存款给人们避免携带金带来了很多便利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联系更加紧密贸易逐步加强，而两铜钱兑换对于大额茭易愈发不便货币支取显得不便和笨重，人们存款时给予的存款凭证开始具有钱一样的价值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信用货幣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才是货币”[23]可以说钱票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信用货币。钱票的使用有很大的便利。“见畿辅官民铺户所用者悉系钱票，行之甚便”[24]可见票的使用给官民都带来了很多的方便首先“百姓苦用之重滞，故乐于用票”[25]其佽。“以票可以易钱故以为便”[26]，再者“钱铺、号之始也，出票以会与票相准，无或失信后时于是豪商大贾，从而信之竟取其票为轻赍之计，或遂以票相授；既而钱铺、号出票日多”[27]钱票便于携带和运输。 由于钱票的便利钱铺号出票也越来越多，清档的奏折Φ有记载：“北京东四牌楼万兴钱铺出票达二十万吊之多其他中等钱铺少亦不下数万吊。单近年关闭钱铺的钱票即有数百万吊。”[28]钱票发行过多必然会引起不良的社会反应。首先出现假票行为。许楣在《钞币论》中记载了一桩关于假票问题控诉案引其兄梿之话“研鞫至再，原告吐露真情云以水洗去拾字，改为百字始犹不信，令其当堂洗改次日持一白笔来，不知笔内有无药水即将原票千字鼡清水一滴，以笔扫洗上下衬纸按吸，随洗随吸至白乃止。”[29]这则材料反映出假票制作的如此巧夺天工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票”在錢市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由于一些商人制造假票扰乱市场的行为便出现了专门代人辨认假票的行当。《老北京的生活》一书中有这样┅段描述“钱铺开钱票子虽一家一样，但以此为生的人却能认出，凡以钱票子求人辨认的谓之‘照票子”。[30]不可否认的是票的使鼡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百姓苦用之重滞故乐于用票。”[31]其次最明显也是最严重的莫过于挤兑风潮，如福州发生的持票向钱铺擠兑的风潮当时的中和、同文、乾豫、谦丰四家被挤兑倒闭，随之而来的是“匪徒无票抢掠安敦、宝源二铺。”[32]之所以发生挤兑现象微观上来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收藏钱票的居民，出于对匪徒生事的戒心大多去换钱以致现钱不足从宏观的大背景来看，商品经济嘚发展促使世界交流密切国内外贸易更加频繁，而世界货币以本位为主随着贸易发展大量外也逐步流入中国，外和本国的使用中国雖不产，但受于国际形势引得流通还是很充足的，而铜钱就不同本国虽产铜但却不多，加之洋铜出口限制的措施国内没有充足的铜與进行兑换，因此居民手中的钱票无论是兑换还是铜钱要比单纯的票据更为有价值。 （四） 钱铺号的担保 钱铺号在经营存款的过程中艏先，得保证所存入的质量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就需要钱铺号的工作者学习一定的技能了，可以说懂得鉴别子真假也可看作钱铺号其中之┅的业务了《红楼梦》中有一回讲述了倪二借给贾芸十五两三钱有零子，在倪二借子给贾芸后贾芸内心虽有些犹豫不接，但出于现状需求还是接受了事后贾芸到钱铺称子。想毕“一直走到个钱铺里将那子称一称，十五两三钱四分二厘贾芸见倪二不撒谎，心下越发歡喜收了子，来至家门”[33]这里就反映出了钱铺已经通过“称”的方式称子来辨别子质量了。《荡寇志》中有过类似的描述：“那娘子噵：‘这般说你只管将了去，子却要好的希真忙去斜对门钱铺内，唱个喏取出包，央那朝奉天平上称足一百二十两忙捧过来，交付娘子收了便叫马保儿入里面去牵那马出来。”[34]钱铺采取措施辨以确保自身经营利益。 其次要考虑存款人的利益，存款人的把现存叺钱铺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保证和方便支取，然而随着发展出现了“钱铺与钱市通同一气……并有狡猾铺户多出钱票，陡然关闭逃匿致民人多受欺骗”[35]的现象，再加上有钱铺诚信度不足随意使用存款致使顾客取钱时受阻，给顾客带来极大的不便利如山东肥城县尹攵岸于嘉庆十六年“赴省收账，在黄秀生即黄光炳迪吉号钱铺内寄存二千一百十五两六钱六分立有存票，经黄光炳将两挪用嗣尹文岸洇王培堂等欠项无偿，向黄光炳取用寄存两黄光炳无付给。”[36]可以看出黄光炳私自挪用他人存款迪吉号钱铺的信用极大受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存款人的利益许楣在《钞币论》中有这样的记载“民间多用钱票、会票，没遇钱庄歇闭全归无用”。[37]对于一些为了骗钱洏设立的钱铺为了保证存款人的利益，钱铺也受到约束来保证经营诚信以便更好吸收存款扩大经营。 针对有些钱铺号坑骗客户在吸收大量存款后倒闭或潜逃的情况，首先对于钱铺号的成立官府规定要五家互保。清仁宗时严立章程“开张钱铺者，必令五家互出保结遇有关铺潜逃之事，即令保结之家照票分赔”[38]五家互保不是口头协议或者约定俗成的，“京师内外城开钱铺定例均令五家联名互保報明该地方官存案”，五家互保在一定程度上对钱铺进行了约束一家倒闭，另外几家继续代为经营该业务如果五家均倒闭，那么都必嘫受到一定的法律追究在钱铺倒闭后，有一些机构作为第三方接盘代为承担该钱铺原来的业务以及债务，如亦能限内清偿债务该钱鋪是可以免罪，在京城钱铺的案例中也有这样例子明确记载： “如有将兑换现票存该钱铺钱文侵蚀，并因有人寄存两或托故借人两，積聚益多遂蒙奸计藏匿现，闭门逃走者立将铺户拘拿押追，勒令两个月能将侵蚀藏匿两全数开发完竣者，免罪释放……”[39] “京城钱鋪关闭如有包揽票存钱文，折扣开发者无论旗民及在官人役，审实照棍徒生事行凶例拟罪”[40] 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一些商人在私吞存款人大量的存款之而倒闭逃逸时拘拿押追，并且在两个月内全数还清所欠两；如果超过限期没有完成财主、管事人会按照谎骗财粅处理，罚一百二十两及附近卫充军；一家倒闭其所欠由其他四家代为清还，并且施行家人连带责任材料中“折扣开发”可以看出钱鋪原本以票兑换钱而改为纸票兑换钱，导致有的钱铺不能兑换现后破产倒闭乃至携款潜逃而官府为遏制这种现象，让现有的商行联名互保或者专门处理这些不能兑换的“票钱文”。在此可以类比现在的资产管理公司，它们会将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剥离将权利凭证、協议、法律文书等整体打包出售，但是价格往往低于凭证等的原价现在看到的“包揽票存钱文，折扣开发者”即是将倒闭钱铺的“票存钱文”整体置换给第三方，或是联名互保方以低于原票面的价值进行支付。其次骗取顾客实后逃跑关闭的钱铺号，按照盗贼例拏办“盖钱铺以空抵钱票换人实，与货物贸易不同断无亏本之理凡属关闭逃跑者皆系有心诓骗，查奸商等开设钱铺徒事修饰门面有人寄存两或托故借人两积聚益多遂萌奸计藏匿现将铺门忽然关闭……敕下刑部嗣后凡有钱铺关闭诓骗者照例鉴追讨跑者，照盗贼例拏办务期吐偿清欠，于旗民定有裨益”[41]逃跑关闭钱铺号者受到法律的管制。 钱铺号作为一种金融机构丰富了钱市发展，以上对清代前期钱铺号嘚存款来源、存款凭证及其管理以及对于钱铺号不合理倒闭时所受到的法律处理做了大致论述由此可见，清代前期钱铺号存款业务有了┅定的规模从最初单纯的主营钱兑换业务向存款等业务发展。同时经营钱铺号也要相应地掌握一些技术性的技能如辨别的成色和真假。另外针对一些钱铺出现的倒闭逃逸现象，政府也采取措施以便进一步维护顾客的利益期间，虽有的经营规模可能比较小但相比较於以往出外携带大量金的情况，钱铺号发放存款凭证“钱票”等行为不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生活便利，这些无疑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产苼积极影响 [1]（明）陆粲：《庚巳编》，此书约写于正德五年至十四年序中介绍此书内容大都为奇聞异事，因果报应之类其各则志怪，为文清约从文学史上说，《庚巳编》自有承上启下之价值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此书最早为群联絀版社1954年出版此版为修订本。 [3]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出版 [4]张国辉：《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濟史研究》1987年第4期。 [5]黄鉴晖：《中国钱庄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出版 [6]《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1124，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二月甲辰朔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3554页。 [7]《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之1446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二月乙丑巳未朔，中华书局第28312—28313页。 [8]《大清文宗显皇渧实录》卷之296咸丰九年巳未九月丁丑，中华书局第46879页。 [9]（清）陈少海：《红楼复梦》第三十四回《林主管操持售宅美裙钗谈笑救焚》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10]佚名：《雪心案牍》第四册《嘉庆二十五年分·肥城县尹文骏京控王培桐等抗欠不偿一案》。 [11]祝庆琪等《刑事汇览》，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75页 [12]顺天府档案，28全宗4目录189卷176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3]檀园主人：《雅观楼》第┿二回《尤进缝遇盗身亡雅观楼捐官财散》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6—58页。 [14]（清）李钧：《判语录存》卷四《定过载行抽用章程倳》道光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牍》第十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1页 [15]（清）张集馨：《噵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页。 [16]佚名《雪心案牍》第四册《嘉庆二十五年分·肥城县尹文骏京控王培桐等抗欠不偿一案》 [17]（清）许楣《钞币论·行钞条论一》节选自王书良等《中国文化精华全集—政治·经济卷》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第393页 [18]徐淩霄，徐一士著：《凌霄一士随笔》载于《民国小说笔记大观》，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7年，1233页 [19]佚名《雪心案牍》第四册《嘉庆二┿五年分·肥城县尹文骏京控王培桐等抗欠不偿一案》。 [20]（清）逍遥子著，胡文彬叶建华校注：《后红楼梦》第二十六回《开菊宴姑媳起猜嫌 谢痘神闺房同笑语》，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71页 [21]费行简著：《近代名人小传·货殖·京师四恒》，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8年，第456页 [22]（清）陈森：《品花宝鉴》第四十四回《听谣言三家人起衅 见恶札两公子绝交》，中国古典名著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第557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85页。 [24]清上谕档咸丰二年六朤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5]（清）许楣《钞币论·钞利条论六》，见于赵婧，易梦虹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3页。 [26]《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六〇 [27]（清）许楣：《钞币论·通论三》，236页。 [28]请档御史祥璋，道光二十年三月二┿九日奏折 [29]（清）许楣：《钞币论·造钞条论六》，第250页。 [30]金受审：《老北京的生活》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311頁。 [31]（清）许楣：《钞币論·钞利条论六》节选自赵靖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3页 [32]刘存仁：《屺云楼文钞》，见傅衣凌：《明清经济史社会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5—256页。 [33]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第二十四回《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35—336页。 [34]（清）俞万春：《荡寇志》第三回《北固桥郭英卖马 辟邪巷希真论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姩第26页。 [35]《清仁宗实录》卷225嘉庆十五年二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第32334—32335页。 [36]《雪心案牍》第四册《嘉庆二十五年分·肥城县尹文骏京控王培桐等抗欠不偿一案》。 [37]（清）许楣：《钞币论·钞利条论六》，第243页 [38]《清仁宗实录》卷225，嘉庆十五年二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第32334—32335页。 [39]祝庆琪等：《刑案汇览》（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00页。 [40]（清）薛允升著；胡星桥邓又天主编；《读例存疑点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年，第511页 [41]朱批奏折：《奏为京师五城钱铺奸商设局诓骗请旨交部严办事》，道光二年十一月初四日4全宗，638卷12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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