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趣的人造旅游景点，充斥高冷气息的博物馆，建设的千篇一律的商业街。
是的，一路走来总会发现，几乎每座城市都不缺这些换汤不换药的粉饰。你若真正想了解它的美丽，还得绕过那些示人的妆容，从那些最具烟火的人文素颜开始.......
中国餐饮文化历史悠久，经长期演变而自成体系，具有鲜明的地方风味特色。
除了大名鼎鼎的“八大菜系”，即鲁菜、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外。还有潮州菜，东北菜，本帮菜，赣菜，鄂菜，京菜，津菜，冀菜，豫菜，客家菜，清真菜等有影响力的菜系。
这些菜系背后是当地的物产和风俗习惯，如中国北方多牛羊，常以牛羊肉做菜；中国南方多产水产、家禽，人们喜食鱼、肉；中国沿海多海鲜，则以海产品做菜。
如果你对这座城市有兴趣，为什么不一头扎进它的菜场里。
转眼十二月了，武汉人爱吃的时令蔬菜又上市了，洪山的菜薹用来清炒、巴湖的九孔藕用来做排骨汤、再买点藜蒿回去就着家里的腊肉，又是一盘好菜。武汉的这些菜场里，几乎每个片区都有个做卤菜超级棒的店，门口都挤满了好吃的武汉人，曾经的周黑鸭便是这些店里的一个.......
云南十八怪大家可能都有耳闻，但是云南菜市场里的十八怪你听说过吗？
云南有复杂的地形地貌，多种多样的森林形态、土壤种类和气候条件，再加上受到多元化的民族影响，这里的菜场让其他地方的人难以想象。黑色的长虫，野生的苦子，掏芽的佛手瓜，嘎哩啰树皮，四棱豆子和芭蕉等，不过最盛名的还是野生菌。从名贵的松茸、松露、鸡枞、干巴菌到家常的青头菌、见手青、牛肝菌，不同的菌子有着不同的香味，并且大多数不能人工种植。云南食用菌约有250种，占全世界食用菌种类的一半，中国食用菌种类的三分之二。云南这座春城就像这些丰盛山珍野味，处处透着自然的恩宠。
10年便试行刷卡买菜的上海，连犄角旮旯里都不忘它的现代化。外地人说上海人精明，的确如此。上海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去菜市场买菜,要么不还价,还价就对半砍!精明的也不仅仅是买菜人，卖菜人同样也精明。从上个世纪50年***始，上海的小菜场里就发明了盆菜——把几种小菜都搭配好了，放在一个盆里。比如一个盆子里有番茄有鸡蛋，顾客拿回家就可以番茄炒蛋。
广西人爱吃狗肉，这几年大概全世界都知道了。玉林人有夏至吃狗肉的习惯，每到夏至，菜市场和一些买狗肉的大排档销售都相当火爆，除了这个那些来品尝狗肉的食客外，如今又多了一群新的身影进行不吃狗肉的宣传，网络上称他们为爱狗人士。
随意举了四座城市的菜场，便是四种活色生香的人间。诸如此类南方北地，沿海内陆，国内国外，每一座城市的菜场都是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地方，连菜场都不了解，又如何敢谈及了解这个城市呢~
坐公共交通。
一方面可以近距离观察不同年龄的当地人，另一方面可以不太费力地浏览各个街区。
我的母亲是春天（宗璞）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养，亲友的联系，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常和病魔作斗争。能够不断战胜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亲。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我会活下来。在昆明时严重贫血，上纪念周站着站着就晕倒。后来索性染上肺结核休学在家。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晒太阳半小时。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不论多忙，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一分钟不能少。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除延医服药外，母亲费尽精神护理。用小匙喂水，用凉手巾覆在额上，有一次高烧昏迷中，觉得像是在一个狄窄的洞中穿行，挤不过去，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亲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我是平安的。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过程中，也是母亲，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其实是母亲陪我。我过了四十岁，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
母亲的爱护，许多细微曲折处是说不完、也无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这些细微曲折才形成一个家。这人家处处都是活的，每一寸墙壁，每一寸窗帘都是活的。小学时曾以“我的家庭”为题作文，我写出这样的警句：“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很重要。”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父亲去看了。回来向母亲描述，对自己的地位似并不在意，以后也并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只顾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
在父母那时代，先生小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亲特别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发无间。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细想起来，在昆明乡下时，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不过次数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旧时有一付对联：“自古庖厨君子远，从来中馈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适。母亲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国邻居的厨师学烤面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发酵后力量很大，能“嘭”的一声，顶开瓶塞，声震屋瓦。在昆明时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一位校医郑大夫诊断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质。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
：《抱着你，我走过安西》（毕淑敏）
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对我说，你爸爸到远处去了。你们小的时候，你爸爸就经常到远处去，这一次不过走得更长久些。我们终会到你父亲所在的地方去，我们还会团圆。在没有远行之前，我们还像以前你父亲不在的时候，一道好好地过日子，好吗？
好的。妈妈，我答应您。
爸爸妈妈，无论天上人间，我们永远在一起。
世间亿万种生灵，大都经由母体哺育过。有谁没见过跪乳的羊羔呢？有谁没见过反哺的乌鸦呢？一想到这些，我会产生灵魂的震颤，因为这是一种母爱的神圣，是伟大的生命的执著，是种族繁衍、历史赓续的永恒的力。造物者何以会使众多的动物形成了母子情结，我一直感到是个迷人的谜。?
纪伯伦在《先知》里说：“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这只能说是一种偏执的、哲学式的矫情。实际上，绝大多数母亲是垂爱于儿女的。《诗经》中的“萱草”与“南陔”，是多么美好的象征啊！动人的还有孟郊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春晖就是母爱，你－－浪迹天涯的游子啊，不该为这春晖而频频回首吗？
母亲！这是我离开你，第五次度中秋，在这异乡－－在这愁人的异乡。
我不忍告诉你，我凄酸独立在枯池旁的心境，我更不忍问你团圆宴上偷咽清泪的情况。我深深知道：系念着漂泊天涯的我，只有母亲；然而同时感到凄楚黯然，对月挥泪，梦魂犹唤母亲的，也只有你的女儿！
节前许久未接到你的信，我知道你并未忘记中秋；你不写的缘故，我知道了，只为了规避你心幕底的悲哀。月儿的清光，揭露了的，是我们枕上的泪痕；它不能揭露的，确是我们一丝一缕的离恨！
我本不应将这凄楚的秋心寄给母亲，重伤母亲的心；但是与其这颗心悬在秋风吹黄的柳梢，沉在败荷残茎的湖心，最好还是寄给母亲。假使我不愿留这墨痕，在归梦的枕上，我将轻轻地读给母亲。假使我怕别人听到，我将折柳枝，蘸湖水，写给月儿；请月儿在母亲的眼里映出这一片秋心。
我的母亲何正璜（王蒙）
我的母亲何正璜，在我眼中是一位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母亲。从小到大，对我生活的关照和启蒙、人生的教诲、艺术的认知及接人待物的一些示范，都在她言传身教中学到。我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总是见他伏案疾书，把时间都倾注于自己对艺术研究的执着上，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所以在我的心中是位严肃的父亲。我们家的生活，对外的调理关系、联络等事情，也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我父亲也五十多岁了，在我眼里，他们没有那种青春的气息，而是严谨治学的状态和苍老的一种人生。
记得才上小学时，一天中午，母亲塞给我些饭票，并托付碑林的同事代管我，我问她干嘛去，她说要出差，我那时不懂事，一下子抱住母亲的双腿，说什么也不放手。母亲急了，叫周围的人赶快把我拖走，然后一股风似地走了。那时的母亲就是上班、学习、出差，永远忙着，很少见到她的身影。
我从小生长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美术学院。记得在我十二、三岁时的一天，正在家后院玩耍，母亲拿给我一本书《东周列国志》，对我说：“你已经不小了，该读些深层次的书了。”这本书是繁体竖排本，母亲要求我在三个月内给她一个答卷，分三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可以用字典，把这本书先通读一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文言文的书，这本书象砖头一样厚。那时，我认识的汉字大概在５００—８００字，但这本书里有许多字非常陌生，读起来需要大量查字典；第二个阶段，对于这本书，母亲任意指一段，要求我能流畅的读下去；第三个阶段，要求我说出书的内容梗概。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仅陪养了我读书的热情和爱好，面对文言文虽然心里有些发怵，但是已经不陌生和畏惧了。１９６６年初，还有一段和平的时光，母亲又给我拿了几本《聊斋志异》后来又接触了《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典故，这对我学习书法颇有帮助。现在想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让我及早接触了同龄人没有接触到的古典文学，使我获益终生。母亲对我是有期待的，应是个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种链接的融会者。记得在后来为纪念司马迁我写的诗里有两句母亲较为赞赏“韩城声自司马响，千年景仰司马坡。”我在陕南参加铁路三线建设时，给母亲写信中描述当地景色有这样一句“大路小路没入高高低低树”母亲都及时回信给予肯定和鼓励。母亲知道我喜欢写字，给我拿了几本字帖《华山碑》的原拓，《灵飞经》小楷影印本，《汉?曹全》的影印本，让我临摹。这些书帖，是我最初练习书法的基础，也是我最衷爱的碑帖。当时练字没有条件，只好用水在地上练，在报纸上练，母亲就把办公室的废旧报纸拿来让我练习，现在想来母亲就是我书法的启蒙老师。
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开始的一天，当时我在外面玩耍，听说家被抄了，赶快回到家，看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几个身穿红卫兵服装年轻人，打着“造反派”的小旗子，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母亲就象一个囚徒，站在家门外，面无表情，脸色惨白。几个暴徒似的红卫兵在翻、砸、骂，现在仍历历在目。还有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个亮闪闪的匕首，骂的都是文化革命最时兴的粗话，母亲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稍微把脚舒缓一下，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我看到这种情况，就冲过去要和他们拼，母亲赶快把我拦住，狠狠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然后用眼睛瞪着我，示意不要有任何举动，我只有听母亲的话，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批斗母亲。就这样他们还不肯善罢干休，又钻出两个男红卫兵冲过来准备收拾我，母亲赶紧转过身护着我说，“你们冲我来吧，孩子小不懂事”。当时够抄家的条件也蛮有意思，不妨赘述：“人家问你这个街巷里，谁家有钱？有钱人是什么概念？他家的女人是穿过高跟鞋的，抹过红嘴唇的，烫过头发的，戴过戒指的，家里还有沙发的，甚至有学问的，这都是被抄家的理由。母亲白天在单位要写交代材料和随时批斗游街，晚上回到家还得强忍着悲愤，照顾全家惨淡的生活，操心儿女们的安全。深夜还偷偷地帮着父亲修改未完成的书稿，她百折不挠地在逆境中耕耘
不辍。就这样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悲伤地度过那段恶梦般的日子。
我父母那一代人，读的是洋文，吃的是洋面包。母亲１９１４年出生在日本，大学毕业回国抗战。１９４０年跟随父亲王子云参加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一头扎向祖国的大西北。首次以政府行为对西北文物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和研究。当时西北的工作生活条件是何等的艰苦，考察团一行１０多人，只有母亲一位女性，她不仅担当整个团里的书记员，还负责全团的后勤生活。他们不避艰辛，跋涉在荒郊野外，常常伏案于昏暗的煤油灯下，却写出一篇篇美妙动人的文章。正如中国美术理论家李松先生评论的“何正璜４０年代初和王子云一起到陕西各地考察，自那时以来，留下很多文化散文，她写得那么美，那么生动、那么亲切、那么深入浅出，是美好的心灵和渊博的文史知识、深刻的人生阅历相融汇的结晶”。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考古文献就是在当时完成的。母亲在日记中发下要为“中国古代文化事业奉献终身”的誓言。他们置身其中风餐露宿乐此不疲，每到一地都会拿出画架纵情于山水之间，用相机拍下一张张难忘的瞬间，为后人留下历史的记载。真正做到了安贫守道。这个道 ，太曲折了……。我记得哪个哲人有这么一句话：对艺术的热爱疯狂近乎达到对宗教的信仰。从这句话可以折射出他们那一代人给中华民族留下最宝贵的精神遗存，在他们身上和血液之中，流淌着一种使命，成就着一个过程。
母亲年轻的时候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到后来文革期间，这些日记竟成了批斗她的“罪证”。母亲对我说：“一辈子不要写日记，不要留下文字性的东西，免的到时候惹来祸端”。那时的人已经被整怕了。母亲在１９８８年患有肠癌，手术后醒来用看报来转移疼痛，用坚强的毅力与病痛抗争，体现了对生命的渴望。她临终前对我说：“妈这辈子没留下什么东西，只有几篇文章，代表着我曾经存在的价值和全部人生的意义，如果能够编纂成书该多好啊！起码能让亲朋好友和一直关心我、欣赏我的朋友看到，这对我是最大的欣慰”。后来是李宪基先生最先将母亲的一些文章发表在《艺术界》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２００４年，在母亲辞世１０年后，我们儿女为她老人家，整理出版了一本《何正璜考古游记》。２００６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了《何正璜文集》。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母亲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她看到我在书法上凸显悟性，在我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运用自己人缘好的关系，为我铺平以后从事书法专业的道路。母亲在一次开会时，结识了西安市人事局管招工的一位同志，拜托人家把我从安康三线分配回西安铁路上工作。不管怎么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为我操碎了心。母亲的伟大的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能够勇敢地面对。在１９８４年美术家画廊落成，母亲为了让我实现自己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把我调到了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让我所学专业对口，这是我人生关键的转折。
过去的老友对我说：“王蒙，以前你有些沉默寡言，后来发现你的为人处事竟是这么广博。”我说：“主要是家庭得到解放，我的思想也从阴影中解脱出来。能走到今天真是孰不敢想啊！我现在总结自己，之所以具备综合的知识。是和我的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对于我们兄弟姐妹来说，也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孩子们聚在一起，谈论学习的内容，互相竞猜、提问、解答。在争辩不下时就请父母做出评判。知识分子家中那种关于对知识的渴求，知识寓教娱乐的生活化的过程，现在想起都有甘醇之味津津乐道。我最能体会到知识分子家庭，才能感受到有知识即是快乐的。可好景不长，阴霾笼罩着全家若干年。当年父亲的手稿在文革前已经完成了，准备付诸印刷，但后来在文革中造反派将他的手稿全部烧掉，几十年的心血毁之一炬啊。拨乱反正后，父亲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又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以九十多岁高龄，用他颤抖的双手，艰难地凭着记忆和撷取一些断断续续的资料，重新写出了他的巨著《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 这本书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的遗作。
同时，他还完成了《中国雕塑艺术史》，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关于雕塑专业无史的空白。
父亲早年留学法国，学的是西画专业，后来游历欧洲各国，感受到中国与欧洲在雕塑艺术观上有很大的差异，他又上了雕塑专业。最后以双学位毕业回国。他这几个大部头著作都倾注了母亲极大的心血和全部的积蓄，用她细腻、清丽而优美的文字，使那些枯燥的专业叙述，经过润色后，凝结成生动活泼、意趣横生的语言文字，可读性极强。
我的父母有着很多共同语言、兴趣爱好，她们俩都从事文化艺术专业，视专业为事业，视事业为生命。他们的结合无疑是最美丽的童话故事，相学相伴，荣辱与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慈母情深（梁晓声）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作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一台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们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于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懦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一个用竹蔑子拍打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热量烤着我的脸。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
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竞说出来了！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
“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人了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竞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１５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吗？！……”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意境将近两年了，我心里埋着这题目，像泥土里埋着草根，时时茁长着钻出地面的欲望。 因为避难，母亲在战争爆发的前夜，回到了滨海一角的家乡，独自度着她的暮年。只要一想着她，我就仿佛清楚地看见了她孤独的身影，彷徨在那遭过火灾的破楼上。可是我不能去看她，给她一点温暖。
苦难的时代普遍地将不幸散给人们，母亲所得到的似乎是最厚实的的一份。她今年已经七十三岁，这一连串悠悠的岁月中，却有近五十年的生涯伴着绝望和哀痛。在地老天荒的世界里，维系着她一线生机的，除却对生命的执著，也就是后来由大伯过继给她的一个孩子─—那就是我。正如小说里面所写的，她的命运悲惨得近乎离奇。二十几岁时，她作为年轻待嫁的姑娘，因为跟一个陌生男子的婚约，从江南的繁华城市，独自被送向风沙弥天的、辽远的西北，把一生的幸福交托给我的叔父。叔父原只是个穷书生，那时候在潼关幕府里做点什么事情，大约已经算是较为得意，所以遣人远远地迎娶新妇去了；但主要原因，却是为着他的重病，想接了新妇来给自己冲喜。当时据说就有许多人劝她剪断了这根不吉利的红绳，她不愿意，不幸也就这样由自己亲手造成。她赶到潼关，重病的新郎由人搀扶着跟她行了婚礼，不过一个多月，就把她孤单单地撇下了。我的冷峻的父亲要求她为死者守节，因为这样才不致因她减损门第的光辉。那几千年来被认作女性的光荣的行为，也不许她有向命运反叛的勇气。─—这到后来她所获得的是一方题为“玉洁冰清”的宝蓝飞金匾额，几年前却跟着我家的旧厅堂一起火化了。─—就是这样，她依靠着大伯生活了许多年，也就在那些悲苦的日子里，我由她抚养着成长起来。
哦，我忘却提了，她的故乡就在那水软山温的苏州城里。
时光使红颜少女头白，母亲出嫁后却从此不再有机会踏上她出生的乡土。悠悠五十年，她在人海中浮荡。从陕西到四川，又到南国的广州。驴背的夕阳，渡头的晓月，雨雨风风都不打理这***的哀乐。满清的封建王朝覆亡了，父亲丢了官，全家都回到浙东故乡，她照旧过着世代相沿的***的生活。家庭逐渐堕入了困境，家里的人逐渐死去，流散了，最后是四五年前的一把火，烧毁了残破的老家，才把这受尽风浪的老人赶到了上海。
老天怜悯！越过千山万水，迷路的倦鸟如今无意中飞近了旧枝，她应当去重温一次故园风物！
可是一天的风云已经过去，她疲倦的连一片归帆也懒得挂起，“算了吧，家里人都完了，亲戚故旧也没有音讯了，满城陌生人，有什么意思！”她笑，那是饱孕了人生的辛酸，像蓦然梦醒，回想起梦中险０
似的，庆幸平安的苦笑。接着吐出个轻轻的叹息：“嗳，苏州城里我只惦记着一个人，那是我的小姊妹，苦苦劝我退婚的是她，（我当时怎么肯！）出嫁时送我上船，泪汪汪望着我的是她！听说而今还在呢，可不知道什么样儿了？有机会让我见她一面才好！”蹉跎间这愿望却也延宕了两年。
一直到前年春天，我才陪着她完成了这伤感的旅行。
是阴天，到苏州车站时已经飘着沾衣欲湿的微雨。雇一辆马车进城，得得的蹄声在石子路上散落。当车子驶过一条旅馆林立的街道，她看看夹道相迎的西式建筑，恰像是乡下孩子闯进了城市，满眼是迷离好奇的光。我对着这地下的天堂祝告：苏州城！你五十年前嫁出去
的姑娘，今天第一次归宁了。那是你不幸的女儿，为着乡土的旧谊，人类的同情，你应当张开双臂，给她个含笑的欢迎！
但时间是冷酷的家伙，一经阔别便不再为谁留下旧时痕迹，每过一条街，我告诉母亲那街道的名字，每一次，她都禁不住惊讶得忽地失笑：“哎哟，怎么！这是什么街？不认得了，一点也不认得了！”
在观前街找个旅馆，刚歇下脚，心头的愿望浮起。燕子归来照例是寻觅旧巢，她一踏上这城市，急着要见的是那少年的旧侣。可是我们向哪儿去找呢？这栉比的住房，这稠密的人海，白茫茫无边无岸，知是在谁家哪巷？纵使几十年风霜没有损伤了当年的佳人，也早该白发萧萧，见了面也不再相认了，但我哪有勇气回她个不字？
母亲在娘家时开得有一家烛铺，后来转让的主人就是那闺友的父亲，想着这些年来世事的兴替，皇室的江山也还给了百姓，一家烛铺的光景大约未必便别来无恙。但母亲忽然飞来的聪明记起了它。向旅馆的茶房打听得苏州还有着这个店号，我就陪着她向大海捞针。 烛铺子毕竟比人经得起风霜，虽然陈旧，却还在闹喧喧的街头兀立。母亲高兴地迎上去，便向那店伙问讯：“对不起，从前这儿的店主人，姓金的，你知道他家***嫁在哪一家，如今住在哪里？”
我站在一旁怀着凭吊古迹似的心情，这老人天真的问话却几乎使我失笑。那店伙年轻呢，看年纪不过二十开外，懂得的历史未必多，“***”这名词在他心里岂不是一个娇媚的尤物？我只得替她补充：金***，那是几十年前的称呼，如今模样该像母亲似的一位老太太了。听着我的解释，那店伙禁不住笑了起来。
人生有时不缺乏意外的奇迹，这一问也居然问出了端倪。我们依着那烛铺的指点，又辗转访问了两处，薄暮时到了巷尾一家古旧的黑漆门前。
剥啄地叩了一阵，一位祥和的老大太把我们迎接了进去。可是她不认得这突兀的来客。 “找谁，你们是找房子的？”
“不，是找人，请问有一位金***可住在这里？”
主人呆了半天，仿佛没有听清意思。“哎哟！”母亲这一声却忽然惊破了小院黄昏的静寂，她惊喜地一把拖住了主人。
“哦，你是……三姐！”
夜已经无声地落在庭院里了，还是霏霏的雨。从一对老年人莹然欲涕的眼睛里，我看出比海还深的人世的欢喜与辛酸，体味着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奥妙的意思。我的心沉重得很，也轻松得很。我像在一霎时间经历了半世纪。感谢幸运降临于我不幸的母亲！
把母亲安顿在她旧侣的家里，我自己仍然在旅舍里住着。
春快要阑珊了！天气正愁人，我在苏州城里连听了三天潺潺的春雨。冒着雨我爬过一次虎邱，到冷落的留园和狮子林徘徊了一阵。我爱这城市的苍茫景色，静的巷，河边的古树，冷街深闭的衰落的朱门。可是在这些雾似的情调里，有多少无辜的人们，在长久的岁月中度着悲剧生涯？
但我为母亲的奇遇高兴。五十年旧梦从头细数，说是愁苦也许是快乐。人类的聪明并不胜如春蚕，柔情的丝缕抽完了还愿意呕心沥血；一生的厄运积累得透气的空隙也没有，有时只要在一个─—仅仅一个可以诉苦的人面前赢得一声同情和温慰，也可以把痛苦洗涤干净。我不能想象母亲的情怀，愿这次奇遇抖落她过去的一切……
第四天晚上离开苏州时，天却晴了，一钩新月挂在城头，天上鳞鳞的云片都镶着金边。─—好会捉弄人的天！路畔一带婆娑的柳影显得幽深而宁静，却有蹄声得得，穿过柳荫，向那行色倥偬的车站上响去。别了，古旧的我的母乡苏州！明儿我们看得见的，是天上那终古不变的旧时明月！
别离的哀伤又在刺着衰老的心了。可是从母亲的脸上，我看见了一片从来没有的光辉。“嗳，总算看见她了！做梦也想不到。她约我秋天再来，到她家里多住一阵子。也好，大家都老了，多见一面是一面。”我知道，她在庆幸她还了多少年来的宿愿。
可是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时局起了激变。
在上海暴风雨的前夜，母亲回到了残破的家乡，一年半来她就像被扔在一边似地生活着；而她的早已无家的母乡，落入魔掌也一年多了。在这风雪的冬天，破楼上摇曳着的煤油灯下，不会埋怨这年代的过于冷酷吗？我不禁时时想起我的母亲，和这场战争中一切母亲的命运。 可是母亲却惦记着苏州，惦记着苏州的旧侣，絮絮地从信里打听消息。可怜的母亲，我可以告诉您吗？您的母乡正遭着空前的浩劫。您的唯一的旧侣，我不敢想象她家里的光景。有一时我常常把一件事情引为自慰，那就是那一次苏州的旅行，我想如果把那机会放走了，怕也要永远无法挽回。但我如今倒有些失悔了，没有那一次坠梦的重拾，也许这不幸的消息给她的分量还要轻些？我又怀着一种隐忧：“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母亲说过她愿意长眠在祖茔所在的乡土，她会不会再在晚年沦入奴隶的恶运？
我的母亲（丰子恺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我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形液和定影液，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村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
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
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 命 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
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 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 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她们竟好像母女，共患难，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她还是不肯离开她，把孝女自居，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媚媚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销。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六岁的时候，由父亲自己为我“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点儿莫名其妙！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的炕床上“朗诵”了半天，苦不堪言！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说来可笑第一个请来的这位老夫子，每月束修只须四块大洋（当然供膳宿），虽则这四块大洋，在母亲已是一件很费筹措的事情。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教师的每月束修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年底的时候，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
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 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由现在看来，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蛮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岁时，看见母亲那样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责备的，就说是要起来陪陪母亲，一定也要被申斥几句，万不会被准许的（这至少是当时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搭的钟声，和可以微闻
得到的母亲的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才坐了一会儿，又被母亲赶上床去睡觉，她说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来干什么！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段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廿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
残阳如血，沉入群山，那是母亲牵挂的泪！
梦里，母亲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拄着拐杖吃力地走过来，轻轻抚摩我的头发，对我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妈不怪你。”
我一头扎在她的怀里，母女泪水有如涓涓细流……十七年来，母亲不止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真希望永远相依相偎，倾听母亲心脏的跳动，吮吸母爱的芳香，可睁开眼睛，梦若尘烟，只余下一枕悲凉。
一九八七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房间看书，母亲进来说，瑛儿，别看书了。我吃惊地问：“怎么？”“你从小身体就弱，我准备提前退休让你接班，过几天就该报到了。” 参加工作？怎么可能？我还不到十四岁啊。我呆立在那儿，全身冰凉。直到确定母亲费尽周折改了我户口的年龄、把自己的管理岗变成工人岗、托人开出慢性病诊断书、接班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时，我犹如一头野兽发疯地咆哮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替我选择这样的人生？
父母都是大学生，对我也曾寄予很大期望，但寻常百姓家，孩子有一份没有风险的职业，平稳地度过一生，也就是福分了。那时，读书是我的最大乐趣，哪里懂得母亲的一片苦心？我只感到梦想破灭了，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一边哭，一边喊：“这就是爱吗？如果是，我宁愿没人爱我，不要你们用爱糟踏我的自由！”我永远不能忘记母亲当时含着泪水吃惊的目光，她嘴唇颤抖着，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几天工夫，母亲的鬓发全白了。而我视若未见，用沉默抗拒不可逆转的命运。母亲仿佛变了一个人，经常默默地流泪，彻夜难眠。那天，我感冒病倒了，半夜里迷迷糊糊感觉有人轻抚额头，我知道是母亲，就任性地转过身去，留给她一个冰凉的后背。睡梦中，耳边隐约传来叹息声，我知道忧心忡忡的母亲又是一夜未眠。但任性不懂事的我还是不肯原谅母亲。 为了贴补家用，患有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母亲，在离家很远的变压器厂谋得了一份工作。转至八九年五月的一天，她和往常一样急匆匆上班，刚进厂门就摔倒在地，可怕的中风击垮了母亲。治疗后，半身不遂的母亲每次看见我，仍顽强地面带微笑，她要让最宠爱的女儿开心，她把身体的病痛和心里的酸楚都藏在了笑容背后。所有这些，今天，都成为我心底最深的痛苦，成为我永远无法弥补、终生追悔的深重罪孽。
秋天，母亲能用双拐支撑着走路了，无情的偏瘫后遗症，折磨着她每走一步都大汗淋漓。在我参加岗前培训的一个下午，教室外突然闪过一张悲怆而忧伤的面孔，竟是母亲。她迎着风，温柔地呼唤我的名字，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遮住了脸。在同学们的注视下，我觉得无地自容，一股无名火冲上头，我极不情愿地走到母亲面前没好气地说：“你怎么来了？难道让我接班不够，还要让同学知道我有一个残废的妈吗？”听到这句话，母亲惊呆了，嘴张得很大，却说不出一个字。过了好一会儿，母亲缓缓从衣兜里掏出一个苹果，用衣角擦了擦递给我，抖着嘴唇说：“妈来看看你……”然后缓慢转身，一步一步挪了出去。看着她那颤抖的身体和蹒跚的步履，我想跑过去追上她，可是想起自己无望的人生，又一次让自己狠下心来。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解脱的愧疚和自责——我怎么会如此绝情又如此冷酷？毫不费力就把母亲十六年里一口一口喂给我的温情、道义和童心，完全彻底地摧毁殆尽，悔恨撕扯着我痛不欲生的灵魂……
一个月后，母亲再次脑出血，仅仅三天，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我轰然意识到，母亲脑病之所以快速复发，与我带给她的绝情打击关系重大，是我把母亲推向了死亡边缘。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我真情地扑在她的怀里，一遍遍说对不起，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她已经听不清我说话了，我买来再多她喜欢吃的东西也没用了，她的嘴张不开了。弥留之际，她好像恢复了意识，依旧像以前一样对我微笑，摸我的头发，口齿不清地叫我乳名。我匍匐在她身边，轻轻摩挲她闭上眼睛的脸，苍白的慈祥的脸。我握着她的手，给我以爱抚的手。我将她的手贴在我的面颊上，任泪水流淌……
送走母亲的那个夜里，父亲才对我讲，母亲担心我体弱，费尽周折让我接班，而我的无情对抗，加重了母亲的病情。她内心充满了矛盾痛苦，常常以泪洗面，但强大的母爱支撑着她，顽强地为女儿活着，朝思暮盼女儿的理解……
我跪在母亲的遗像前，泪水无法遏止地流下来。是我，害死了母亲！
人生是一次性的。如果能把昨天和前天追回来，哪怕再经受一次痛苦的诀别也是幸福，但是过往不复，犹不可追。母亲用生命告诉我，尘世间，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没有比爱更珍贵的感情；人生——它不是无尽头的抱怨，而是顶着苦难默默又坚忍的奋斗本身。十七年
过去了，我早已忘记命运的捉弄，用一颗感恩的心，微笑着面对生活，即便急流险滩也无所畏惧，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将得到母亲永久的祝福。
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高建群）
买一张火车票，我到小城去看母亲。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我什么时间有了空闲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陪母亲住一段时间，吃她做的饭，跟她拉家常，捧起一本书读给她听。这文章写了几年了，可是我始终是一个忙人，无暇脱身。前几天，站在城市的阳台上，怅然地望着北方，我突然明白了，忙碌的人生是永远不会有空闲的。你要去看母亲，你就把手头的所有事撂下，硬着心肠走，你走的这一段时间就叫＂空闲＂。这样，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小城。
卧铺票没有了，我于是买了一张硬座票。我对自己说，等上了火车再补。可是等上了火车以后，我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列车员两句，并没有认真地去补。这时候我明白了，买票的时候，我是在欺骗自己：我生怕自己突然改变主意，于是先把票买上，叫自己再不能回头，至于到时候补不补票，我并没有认真地去想。
火车轰隆隆地开着，开往山里。这条单行线的终点站就是小城。母亲就在小城居住。火车要运行一个夜晚，从晚上到早晨。火车要穿过一百零八个山洞，这是这条支线当年修通时，我第一次经过时，一个个数的。我坐在火车上，毫无倦意，脸上挂着一种善良的微笑因为这是看母亲，因为在铁路线的另一头，有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等着我。
陶渊明四十一岁头上，写出那篇著名的《桃花源记》的。神州大地，何处是这桃花源？历朝历代，都有人做琐碎考证。然而，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在将这篇奇文输入电脑程序，一番研究之后，却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这结论说，这桃花源说的是母体，这《桃花源记》表现了一种人类渴望回归母体的愿望。当人类在这个为饥饿而忧，为寒冷而忧，为无尽的烦恼而忧的世界上进行着生存斗争，他有一天会问自己，在自己的一生中，曾经有过那无忧无虑阳光明媚的时光吗？后来他说，有的，那是在娘肚子那十月怀胎的日子。
坐在火车上，在我的善良的微笑中，我突然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些事。我的微笑很像母亲，记得有一年我陪着母亲在小城的街道上行走时，一位同事立即认出我们是母子，＂你们有一样的微笑＂，他说。此刻我想，在母亲那十月怀胎的日子里，她的脸上也一定时时挂着我此刻的这种微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剖析过那雨中的洋芋花微笑的原因，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这是一种母癔的行为。洋芋花在微笑的同时，它的根部坐下果实。
我今年四十六岁，比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时大五岁。我是从四十岁头上，突然开始恋家的。是不是人步入这个年龄段以后，都会突然产生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我这里说的＂这种想法＂，直白一点说，就是渴望回归母体，渴望在那里获得片刻的安宁，渴望在那里歇一
歇自己旅程疲惫的身子，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不光我不知道，我想当年陶渊明写他的《桃花源记》时，大约也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中，会有那么古怪的想法。
在经过十个小时的乏味旅程，在穿过一百零八个洞之后，火车终于一声长鸣，到达了小城。出站后，我迅速地搭乘一辆出租车，向母亲居住的地方飞驰而去。后来，我来到家门口，白发苍苍的母亲，还有几位邻居的老太婆，站在家门口等我。邻居的老太婆对我说，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天不明，她就在门口等我了。
母亲是河南扶沟人，黄河花园口决口的遭灾者。遭灾后，他们全家随难民逃到陕西的黄龙山。后来，他们全家死于克山病，只母亲一人侥幸逃脱。逃脱后，七岁的她给父亲做了童养媳。我母亲十四岁时完婚，十六岁时生下我的姐姐，十八岁时生下我，二十岁时生下我的弟弟。我的父亲于七年前去世，如今这家中，只母亲一个人居住。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母亲了，在母亲的家中，我幸福地生活了一个礼拜。我说我有胆结石，一位江湖医生说，多吃猪蹄，可以稀释胆汁，排泄积石，我这话是随意说的。谁知母亲听了，悄悄地跑到市场，买了五个猪蹄，每天早晨我还睡觉时，母亲就热好一个，我一睁开眼睛，她就将猪蹄端到我跟前。母亲养了许多的花。花盆摆了半个院子。这花盆里还长着些朝天椒。我说，这朝天椒如果和青西红柿切在一起，又辣又酸肯定好吃。这句话刚一说完母亲又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青西红柿，从此我每顿饭的桌上，都有这么一小碟生菜。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这一个礼拜中，我收敛自己的种种人生欲望，坐在家中陪着母亲。小城的朋友们听说我回来了，纷纷请我吃饭，我说饶了我吧，我这次回来只有一件事，就是陪母亲。
母亲不识字。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有一天，我有了余暇，我要坐在母亲跟前，将那些世界上最好的书读给她听，我说，那时我读的第一篇小说，也许是普希金的《驿站长》，而此刻，我就这样做了。《驿站长》中那个二百年前的俄国人物悲惨的命运，此刻成为这对小城母与子之间的话题。
一个礼拜到了，我得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生俗务在等着我。听说我去买票，母亲的神色立即暗淡了下来。她下意识地拽住我的衣角。这一拽，令我想起《西游记》中白龙马眼里含着哀求，用嘴噙住猪八戒衣襟时的情景。我对母亲说，等我的大房子分下以后，她来我那里住。母亲含糊地应了一句。
我还说，父亲已经去世。脚下纵有千条路，但是没有一条能通向那里，因此我纵然有心，也是无法去探望的；不过母亲还健在，我是会时时记着她，时时探望的。
＂热爱自己的母亲吧，朋友！这是一个失去母亲三十年的人在对你说话！＂这段话，是一个叫卡里姆的前苏联作家在他《漫长漫长的童年》中说过的话。此刻，在我就要结束这篇短文，在我就要离开小城的时候，这段话像风一样突然飘入我的记忆中。由这句话延伸开去，
最后我想说的是，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也有母亲，那么你不妨抽暇去看一看，世界并不因你离开位置的这段日子而乱了秩序，而你会发现，这段日子你做了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我的母亲在１９岁高中毕业那年，经过相亲，认识了我的父亲．母亲２０岁的时候，她放弃进入大学的机会，下嫁父亲，成为一个妇人．
童年时代，很少看见母亲有过什么表情，她的脸色一向安详，在那安详的背后，总使人感受到那一份巨大的茫然．
等我上了大学的时候，对于母亲的存在以及价值，才知道再做一次评价．记得放学回家来，看见总是在厨房里的母亲，突然脱口问道：＂妈妈，你读过尼采没有？＂母亲说没有．又问：＂那叔本华、康德和萨特呢？还有．．．．．这些哲人难道你都不晓得 ？＂母亲还是说不晓得．我呆望着她转身而去的身影，一时感慨不已，觉得母亲居然是这么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我有些发怒，向她喊：＂那你去读呀！＂这句喊叫，被母亲丢向油锅内的炒菜声挡掉了，我回到房间去读书，却听见母亲在叫：＂吃饭了！今天都是你喜欢的菜．＂
以前母亲除了东南亚之外，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８年前，当父亲和母亲排除万难，飞到欧洲探望荷西和我时，是我的不孝，给了母亲一场碎心的旅行．荷西的意外死亡，使得父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母女分别了十三年的那个中秋节，我们却正在埋葬一个亲爱的家人。这万万不是存心伤害父母的行为，却使我今生今世一想起那父母的头发，就要泪湿满襟．
母亲的腿上，好似绑着一条无形的带子，那一条带子的长度，只够她在厨房和家中走来走去．大门虽没有上锁，她心里的爱，却使她甘心情愿把自己锁了一辈子．
我一直在怀疑，母亲总认为她爱父亲的深度胜于父亲爱她的程度．
还是９年前吧，小兄的终身大事终于在一场喜宴里完成了．那一天，当全场安静下来的时候，父亲开始致词．父亲要说什么话，母亲事先并不知道，他娓娓动听地说了一番话．最后，他话锋一转道：＂我同时要深深感谢我的妻子，如果不是她，我不能得到这四个诚诚恳恳、正正当当的孩子，如果不是她，我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当父亲说到这里时，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站在众人面前，任凭泪水奔流．我相信，母亲一生的辛劳和付出，得到了全部的回收和喜极而泣的感触．
这几天，每当我匆匆忙忙由外面赶回家去晚餐时，总是呆望着母亲那拿了一辈子锅铲的手发呆，就是这双手，把我们这个家管了起来．就是那条腰围，没有缺过我们一顿饭菜．就是这一个看上去年华渐逝的妇人，将她的一生一世，毫无怨言，更不求任何回报地交给了父亲和我们这些孩子．
回想到一生对于母亲的愧疚和爱，回想到当年读大学时看不起母亲不懂哲学书籍的罪过，我恨不能就此在她的面前，向她请求宽恕．今生唯一的孝顺，好似只有在努力加餐这件事上来讨的母亲的快乐．
想对母亲说：真正了解人生的人，是她；真正走过那么长路的人，是她；真正经历过那么多沧桑的，全然用行为解释了爱的人，也是她．在人生的旅途上，母亲所赋予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哲学书籍比她更周全了．
母亲啊母亲，在你女儿的心里，你是源，是爱，是永恒．
你也是我们终生追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的父亲母亲（ 余秋雨）
最近，我和马兰陪着妈妈渡海到普陀山去了。后来，兄弟们几个家庭也全去了。我父亲生前信奉佛教，却一直没有机会到普陀山朝拜，他去世后，我就把他的灵位安置在普陀山的普济寺。因此这次，似乎爸爸也参与了。
我的妈妈，今年已经八十三岁。她说，她能听懂年轻人的一切谈话内容，这显然有点夸口了。前不久，她所在社区的一位教授，知道了她是我的妈妈，竟然安排她去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我妈妈一生，几乎能答应别人的一切请求，更何况那位教授也已白发苍苍。她虽然完全不知道什么文学研讨会，却也兴致勃勃地要出门，幸好被聪明的小保姆阻止了。我和马兰一直在想，她要是去了，别人一定会让她发言，她好心，不会拒绝，真不知会讲些什么。 这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时爸爸还很健康，骑着自行车到我在龙华宿舍的家里来看看，不巧我到外地讲课去了，没有见到。他在宿舍的门房见到一份上海越剧院寄给我的一张会议通知，要我去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爸爸喜欢越剧，对上海越剧院有一种“集体崇拜”。我当时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但在他看来，上海戏剧学院最多抵得上上海越剧院的一个脚趾头。那天更要命的是，那张会议通知上还盖着“紧急”两字的橡皮图章。爸爸一看会议日期，正是今天，他二话不说，立即蹬上自行车去了上海越剧院。
上海越剧院本来也没有指望我会去参加。与爸爸的观念正好相反，上海越剧院把上海戏剧学院看得很高大、很神秘，给我发一张通知只是表示尊重，并且告诉我他们开了这样一个学术会议。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惴惴不安地拿着那张写有我名字的会议通知出现在会场门口的，是一位古稀老者，而且自报家门，是我的父亲！
我无法想象那天爸爸遇到了什么，只知道他被请到了主席台的中心。他后来一直腼腆也不愿对我们多说什么，我们也就不再追问。可以想象，大家都在看他，而他却左顾右盼，搜寻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崇拜的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他的苍老的眼神，一定闪烁着今天社会上各种年青“粉丝”们的如饥如渴的天真。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总会不时想起一条老狗来。在过去七十年的漫长的时间内，不管我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我是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一闭眼睛，就会不时有一条老狗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背景是在一个破破烂烂篱笆门前，后面是绿苇丛生的大坑，透过苇丛的疏稀处，闪亮出一片水光。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无论用多么夸大的词句，也决不能说这一条老狗是逗人喜爱的。它只不过是一条最普普通通的狗，毛色棕红、灰暗，上面沾满了碎草和泥土，在乡村群狗当中，无论如何也显不出一点特异之处，既不凶猛，又不魁梧。然而，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儿的狗却揪住了我的心，一揪就是七十年。
因此，话必须从七十年前说起。当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正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二年级。能够进入清华园，是我平生最满意的事情，日子过得十分惬意。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是在秋天，我忽然接到从济南家中打来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归。”我仿佛是劈头挨了一棒，脑筋昏迷了半天。我立即买好了车票，登上开往济南的火车。 我当时的处境是，我住在济南叔父家中，这里就是我的家，而我母亲却住在清平官庄的老家里。整整十四年前，我六岁的那一年，也就是１９１７年，我离开了故乡，也就是离开了母亲，到济南叔父处去上学。我上一辈共有十一位叔伯兄弟，而男孩却只有我一个。济南的叔父也只有一个女孩，于是在表面上我就成了一个宝贝蛋。然而真正从心眼里爱我的只有母亲一人，别人不过是把我看成能够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这一层道理一个六岁的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可是离开母亲的痛苦我却是理解得又深又透的。到了济南后第一夜，我生平第一次不在母亲怀抱里睡觉，而是孤身一个人躺在一张小床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我一直哭了半夜。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呢？“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母亲当时的心情，我还不会去猜想。现在追忆起来，她一定会是肝肠寸断，痛哭决不止半夜。现在，这已成了一个万古之谜，永远也不会解开了。
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惟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吞声饮泣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
在整整十四年中，我总共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奔大奶奶之丧而回家的。大奶奶并不是我的亲奶奶；但是从小就对我疼爱异常。如今她离开了我们，我必须回家，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次我在家只住了几天，母亲异常高兴，自在意中。第二次回家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原因是父亲卧病。叔父亲自请假回家，看自己共过患难的亲哥哥。这次在家住的时间也不长。我每天坐着牛车，带上一包点心，到离开我们村相当远的一个大地主兼中医的村里去请他，到我家来给父亲看病，看完再用牛车送他回去。路是土路，坑洼不平，牛车走在上面，颠颠簸簸，来回两趟，要用去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至于医疗效果如何呢？那只有天晓得了。反正父亲的病没有好，也没有变坏。一叔到济南来接我回家。这是我第三次回家，同第一次一样，专为奔丧。在家里埋葬了父亲，又住了几天。现在
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二妹两个人。家里失掉了男主人，一个妇道人家怎样过那种只有半亩地的穷日子，母亲的心情怎样，我只有十一二岁，当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仍然必需离开她到济南去继续上学。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但凡母亲还有不管是多么小的力量，她也决不会放我走的。可是她连一丝一毫的力量也没有。她一字不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能够取上。做了一辈子“季赵氏”。到了今天，父亲一走，她怎样活下去呢？她能给我饭吃吗？不能的，决不能的。母亲心内的痛苦和忧愁，连我都感觉到了。最后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孩子离开了自己，走了，走了。谁会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呢？谁会知道，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呢？
回到济南以后，我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长达八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沌沌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得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想念的。但在暗中饮泣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我梦想，再过两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四十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哩。
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支离破碎。我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莱特问的是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求签占卜，可又偏想知道个究竟，于是我自己想出了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济南要走十四五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则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心中则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
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亲不是病了，而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悔恨像***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她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良心和理智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痛悔自责，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曾想到自杀，追随母亲于地下。但是，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在极度痛苦中我胡乱诌了一幅挽联：
一别竟八载，多少次倚闾怅望，眼泪和血流，迢迢玉宇，高处寒否﹖
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对仗谈不上，只不过想聊表我的心情而已。
叔父婶母看着苗头不对，怕真出现什么问题，派马家二舅陪我还乡奔丧。到了家里，母亲已经成殓，棺材就停放在屋子中间。只隔一层薄薄的棺材板，我竟不能再见母亲一面，我与她竟是人天悬隔矣。我此时如万箭钻心，痛苦难忍，想一头撞死在母亲棺材上，被别人死
力拽住，昏迷了半天，才醒转过来。抬头看屋中的情况，真正是家徒四壁，除了几只破椅子和一只破箱子以外，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母亲这八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不是一清二楚了吗？我又不禁悲从中来，痛哭了一场。
现在家中已经没了女主人，也就是说，没有了任何人。白天我到村内二大爷家里去吃饭，讨论母亲的安葬事宜。晚上则由二大爷亲自送我回家。那时村里不但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家家都点豆油灯，用棉花条搓成灯捻，只不过是有点微弱的亮光而已。有人劝我，晚上就睡在二大爷家里，我执意不肯。让我再陪母亲住上几天吧。在茫茫百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只住过六年多，现在仅仅剩下了几天，再不陪就真正抱恨终天了。于是二大爷就亲自提一个小灯笼送我回家。此时，万籁俱寂，宇宙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眼，仿佛闪出一丝光芒。全村没有一点亮光，没有一点声音。透过大坑里芦苇的疏隙闪出一点水光。走近破篱笆门时，门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细看才知道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但感情的确是有的。
这一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它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芭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它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那一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条老狗。
我孤身一个人走进屋内，屋中停放着母亲的棺材。我躺在里面一间屋子里的大土炕上，炕上到处是跳蚤，它们勇猛地向我发动进攻。我本来就毫无睡意，跳蚤的干扰更加使我难以入睡了。我此时孤身一人陪伴着一具棺材。我是不是害怕呢？不的，一点也不。虽然是可怕的棺材，但里面躺的人却是我的母亲。她永远爱她的儿子，是人，是鬼，都决不会改变的。 正在这时候，黑暗中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听声音是对门的宁大叔。在母亲生前，他帮助母亲种地，干一些重活，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他一进屋就高声说：“你娘叫你哩！”我大吃一惊：母亲怎么会叫我呢？原来宁大婶撞客了，撞着的正是我母亲。我赶快起身，走到宁家。在平时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此时我却是心慌意乱了。只听从宁大婶嘴里叫了一声：“喜子呀！娘想你啊！”我虽然头脑清醒，然而却泪流满面。娘的声音，我八年没有听到了。这一次如果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那有多好啊！然而却是从宁大婶嘴里，但是听上去确实像母亲当年的声音。我信呢，还是不信呢？你不信能行吗？我胡里胡涂地如醉似痴地走了回来。在篱笆门口，地上黑黢黢的一团，是那一条忠诚的老狗。
我又躺在炕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两只眼睛望着黑暗，仿佛能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亮。我想了很多很多，八年来从来没有想到的事，现在全想到了。父亲死了以后，济南的经济资助几乎完全断绝，母亲就靠那半亩地维持生活，她能吃得饱吗？她一定是天天夜里躺在我现在躺的这一个土炕上想她的儿子，然而儿子却音信全无。她不识字，我写信也无用。听说她曾对人说过：“如果我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一点我为什么过去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呢？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这两句
话正应在我的身上，我亲自感受到了；然而晚了，晚了，逝去的时光不能再追回了！“长夜漫漫何时旦？”我却盼天赶快亮。然而，我立刻又想到，我只是一次度过这样痛苦的漫漫长夜，母亲却度过了将近三千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段时间啊！在长夜中，全村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点声音，黑暗仿佛凝结成为固体，只有一个人还瞪大了眼睛在玄想，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伴随她的寂寥的只有一个动物，就是篱笆门外静卧的那一条老狗。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如果再想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又是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了。临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一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见了我，它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了，它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在我腿上擦来擦去，对着我尾巴直摇。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永别，我俯下身，抱住了它的头，亲了一口。我很想把它抱回济南。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那里，眼泪向肚子里流。
到现在这一幕已经过去了七十年。我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女主人没了，少主人也离开了，它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究竟能够找多久呢？我相信，它决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它会永远趴在那里的，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它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我相信，就是饿死，它也会死在那个破篱笆门口，后面是大坑里透过苇丛闪出来的水光。
我从来不信什么轮回转生；但是，我现在宁愿信上一次。我已经九十岁了，来日苦短了。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趴在她脚下的仍然是这一条老狗。
没有父母就没有人类繁衍，思念父母的情怀好似如歌的行板，温情的画卷。父爱如山，母恩如海。愿你我他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
昨夜还看见新月，今晨起来，却又是浓阴的天！空山万静，我生起一盆炭火，掩上斋门，在窗前桌上，供上腊梅一枝，名香一炷，清茶一碗，自己扶头默坐，细细地来忆念我的母亲。 今天是旧历腊八，从前是我的母亲忆念她的母亲的日子，如今竟轮到我了。
母亲逝世，今天整整１３年了，年年此日，我总是出外排遣，不敢任自己哀情的奔放。今天却要凭着＂冷＂与＂静＂，来细细地忆念我至爱的母亲。
１３年以来，母亲的音容渐远渐淡，我是如同从最高峰上，缓步下山，但每一驻足回望，只觉得山势愈巍峨，山容愈静穆，我知道我离山愈远，而这座山峰，愈会无限度的增高的。 激荡的悲怀，渐归平静，十几年来涉世较深，阅人更众，我深深地觉得我敬爱她，不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实在因为她是我平生所遇到的，最卓越的人格。
她一生多病，而身体上的疾病，并不曾影响她心灵的健康。她一生好静，而她常是她周围一切欢笑与热闹的发动者。她不曾进过私塾或学校，而她能欣赏旧文学，接受新思想，她一生没有过多余的财产，而她能急人之急，周老济贫。她在家是个娇生惯养的独女，而嫁后在三四十口的大家庭中，能敬上怜下，得每一个人的敬爱。在家庭布置上，她喜欢整齐精美，而精美中并不显出骄奢。在家人衣着上，她喜欢素淡质朴，而质朴里并不显出寒酸。她对子女婢仆，从没有过疾言厉色，而一家人都翕然地敬重她的言词。她一生在我们中间，真如父亲所说的，是＂清风入座，明月当头＂，这是何等有修养，能包容的伟大的人格呵！
十几年来，母亲永恒的生活在我们的忆念之中。我们一家团聚，或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常常有大家忽然沉默的一刹那，虽然大家都不说出什么，但我们彼此晓得，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们都在痛忆着母亲。
我们在玩到好山水时想起她，读到一本好书时想起她，听到一番好谈话时想起她，看到一个美好的人时，也想起她－－假如母亲尚在，和我们一同欣赏，不知她要发怎样美妙的议论？要下怎样精确的批评？我们不但在快乐的时候想起她，在忧患的时候更想起她，我们爱惜她的身体，抗战以来的逃难，逃警报，我们都想假如母亲仍在，她脆弱的身躯，决受不了这样的奔波与惊恐，反因着她的早逝，而感谢上天。但我们也想到，假如母亲尚在，不知她要怎样热烈，怎样兴奋，要给我们以多大的鼓励与慰安－－但这一切，现在都谈不到了。
在我一生中，母亲是最用精神来慰励我的一个人，十几年＂教师＂，＂主妇＂，＂母亲＂的生活中，我也就常用我的精神去慰励别人。而在我自己疲倦，烦躁，颓丧的时候，心灵上就会感到无边的迷惘与空虚！我想：假如母亲尚在，纵使我不发一言，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旁，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宁神在她轻轻地摩抚中，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就能再有勇气，再有精神去应付一切，但是：１３年来这种空虚，竟无法填满了，悲哀，失母的悲哀呵！ 一朵梅花，无声地落在桌上。香尽，茶凉！炭火也烧成了灰，我只觉得心头起栗，站起来推窗外望，一片迷茫，原来雾更大了！
雾点凝聚在松枝上。千百棵松树，千万条的松针尖上，挑着千万颗晶莹的泪珠…… 恕我不往下写吧，－－有母亲的小朋友，愿你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没有母亲的小朋友，愿你母亲的美华永远生活在你的人格里！
你的朋友冰心 １９４２年１月３日，歌乐山。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１８９５－１９０４）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
体谅回忆我的母亲（朱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
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
我的母亲是春天（宗璞）
在我们家里，母亲是至高无上的守护神。日常生活全是母亲料理。三餐茶饭，四季衣裳，孩子的教养，亲友的联系，需要多少精神！我自幼多病，常和病魔作斗争。能够不断战胜疾病的主要原因是我有母亲。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我会活下来。在昆明时严重贫血，上纪念周站着站着就晕倒。后来索性染上肺结核休学在家。当时的治法是一天吃五个鸡蛋，晒太阳半小时。母亲特地把我的床安排到有阳光的地方，不论多忙，这半小时必在我身边，一分钟不能少。我曾由于各种原因多次发高烧，除延医服药外，母亲费尽精神护理。用小匙喂水，用凉手巾覆在额上，有一次高烧昏迷中，觉得像是在一个狄窄的洞中穿行，挤不过去，我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一抓到母亲的手，立刻知道我是在家里，我是平安的。后来我经历名目繁多的手术，人赠雅号“挨千刀的”。在挨千刀的过程中，也是母亲，一次又一次陪我奔走医院，医院的人总以为是我陪母亲，其实是母亲陪我。我过了四十岁，还是觉得睡在母亲身边最心安。
母亲的爱护，许多细微曲折处是说不完、也无法全捕捉到的。也就是有这些细微曲折才形成一个家。这人家处处都是活的，每一寸墙壁，每一寸窗帘都是活的。小学时曾以“我的家庭”为题作文，我写出这样的警句：“一个家，没有母亲是不行的。母亲是春天，是太阳。至于有没有父亲，不很重要。”作业在开家长会时展览，父亲去看了。回来向母亲描述，对自己的地位似并不在意，以后也并不努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只顾沉浸在他的哲学世界中。
在父母那时代，先生小心做学问，太太操劳家务，使无后顾之忧，是常见的。不过父母亲特别典型。他们真像一个人分成两半，一半主做学问，一半主理家事，左右合契，毫发无间。应该说，他们完成了上帝的愿望。
母亲对父亲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父亲对母亲的依赖也是到了极点。我们的堂姑父张岱年先生说，“冯先生做学问的条件没有人比得上。冯先生一辈子没有买过菜”。细想起来，在昆明乡下时，有一阵子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带我们去赶过街子，不过次数有限。他的生活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旧时有一付对联：“自古庖厨君子远，从来中馈淑人宜”，放在我家正合适。母亲为一家人真操碎了心，在没有什么东西的情况下，变着法子让大家吃好。她向同院的外国邻居的厨师学烤面包，用土豆作引子，土豆发酵后力量很大，能“嘭”的一声，顶开瓶塞，声震屋瓦。在昆明时一次父亲患斑疹伤寒，这是当时西南联大一位校医郑大夫诊断出的病，治法是不吃饭，只喝流质，每小时一次，几天后改食半流质。母亲用里脊肉和猪肝做汤，自己擀面条，擀薄切细，下在汤里。有人见了说，就是吃冯太太做的饭，病也会好
：《抱着你，我走过安西》（毕淑敏）
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对我说，你爸爸到远处去了。你们小的时候，你爸爸就经常到远处去，这一次不过走得更长久些。我们终会到你父亲所在的地方去，我们还会团圆。在没有远行之前，我们还像以前你父亲不在的时候，一道好好地过日子，好吗？
好的。妈妈，我答应您。
爸爸妈妈，无论天上人间，我们永远在一起。
世间亿万种生灵，大都经由母体哺育过。有谁没见过跪乳的羊羔呢？有谁没见过反哺的乌鸦呢？一想到这些，我会产生灵魂的震颤，因为这是一种母爱的神圣，是伟大的生命的执著，是种族繁衍、历史赓续的永恒的力。造物者何以会使众多的动物形成了母子情结，我一直感到是个迷人的谜。?
纪伯伦在《先知》里说：“你们的孩子，都不是你们的孩子，乃是?生命?为自己所渴望的儿女。他们是借你们而来，却不是从你们而来，他们虽和你们同在，却不属于你们。”这只能说是一种偏执的、哲学式的矫情。实际上，绝大多数母亲是垂爱于儿女的。《诗经》中的“萱草”与“南陔”，是多么美好的象征啊！动人的还有孟郊的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春晖就是母爱，你－－浪迹天涯的游子啊，不该为这春晖而频频回首吗？
母亲！这是我离开你，第五次度中秋，在这异乡－－在这愁人的异乡。
我不忍告诉你，我凄酸独立在枯池旁的心境，我更不忍问你团圆宴上偷咽清泪的情况。我深深知道：系念着漂泊天涯的我，只有母亲；然而同时感到凄楚黯然，对月挥泪，梦魂犹唤母亲的，也只有你的女儿！
节前许久未接到你的信，我知道你并未忘记中秋；你不写的缘故，我知道了，只为了规避你心幕底的悲哀。月儿的清光，揭露了的，是我们枕上的泪痕；它不能揭露的，确是我们一丝一缕的离恨！
我本不应将这凄楚的秋心寄给母亲，重伤母亲的心；但是与其这颗心悬在秋风吹黄的柳梢，沉在败荷残茎的湖心，最好还是寄给母亲。假使我不愿留这墨痕，在归梦的枕上，我将轻轻地读给母亲。假使我怕别人听到，我将折柳枝，蘸湖水，写给月儿；请月儿在母亲的眼里映出这一片秋心。
我的母亲何正璜（王蒙）
我的母亲何正璜，在我眼中是一位和蔼可亲，受人尊敬的母亲。从小到大，对我生活的关照和启蒙、人生的教诲、艺术的认知及接人待物的一些示范，都在她言传身教中学到。我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总是见他伏案疾书，把时间都倾注于自己对艺术研究的执着上，也很少和家人沟通，所以在我的心中是位严肃的父亲。我们家的生活，对外的调理关系、联络等事情，也都是母亲做主。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我父亲也五十多岁了，在我眼里，他们没有那种青春的气息，而是严谨治学的状态和苍老的一种人生。
记得才上小学时，一天中午，母亲塞给我些饭票，并托付碑林的同事代管我，我问她干嘛去，她说要出差，我那时不懂事，一下子抱住母亲的双腿，说什么也不放手。母亲急了，叫周围的人赶快把我拖走，然后一股风似地走了。那时的母亲就是上班、学习、出差，永远忙着，很少见到她的身影。
我从小生长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和西安美术学院。记得在我十二、三岁时的一天，正在家后院玩耍，母亲拿给我一本书《东周列国志》，对我说：“你已经不小了，该读些深层次的书了。”这本书是繁体竖排本，母亲要求我在三个月内给她一个答卷，分三个步骤，第一个阶段是可以用字典，把这本书先通读一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文言文的书，这本书象砖头一样厚。那时，我认识的汉字大概在５００—８００字，但这本书里有许多字非常陌生，读起来需要大量查字典；第二个阶段，对于这本书，母亲任意指一段，要求我能流畅的读下去；第三个阶段，要求我说出书的内容梗概。读完这本书后，我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仅陪养了我读书的热情和爱好，面对文言文虽然心里有些发怵，但是已经不陌生和畏惧了。１９６６年初，还有一段和平的时光，母亲又给我拿了几本《聊斋志异》后来又接触了《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典故，这对我学习书法颇有帮助。现在想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让我及早接触了同龄人没有接触到的古典文学，使我获益终生。母亲对我是有期待的，应是个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种链接的融会者。记得在后来为纪念司马迁我写的诗里有两句母亲较为赞赏“韩城声自司马响，千年景仰司马坡。”我在陕南参加铁路三线建设时，给母亲写信中描述当地景色有这样一句“大路小路没入高高低低树”母亲都及时回信给予肯定和鼓励。母亲知道我喜欢写字，给我拿了几本字帖《华山碑》的原拓，《灵飞经》小楷影印本，《汉?曹全》的影印本，让我临摹。这些书帖，是我最初练习书法的基础，也是我最衷爱的碑帖。当时练字没有条件，只好用水在地上练，在报纸上练，母亲就把办公室的废旧报纸拿来让我练习，现在想来母亲就是我书法的启蒙老师。
１９６６年，文化革命开始的一天，当时我在外面玩耍，听说家被抄了，赶快回到家，看到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几个身穿红卫兵服装年轻人，打着“造反派”的小旗子，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母亲就象一个囚徒，站在家门外，面无表情，脸色惨白。几个暴徒似的红卫兵在翻、砸、骂，现在仍历历在目。还有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个亮闪闪的匕首，骂的都是文化革命最时兴的粗话，母亲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稍微把脚舒缓一下，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我看到这种情况，就冲过去要和他们拼，母亲赶快把我拦住，狠狠地拧了一下我的耳朵，然后用眼睛瞪着我，示意不要有任何举动，我只有听母亲的话，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批斗母亲。就这样他们还不肯善罢干休，又钻出两个男红卫兵冲过来准备收拾我，母亲赶紧转过身护着我说，“你们冲我来吧，孩子小不懂事”。当时够抄家的条件也蛮有意思，不妨赘述：“人家问你这个街巷里，谁家有钱？有钱人是什么概念？他家的女人是穿过高跟鞋的，抹过红嘴唇的，烫过头发的，戴过戒指的，家里还有沙发的，甚至有学问的，这都是被抄家的理由。母亲白天在单位要写交代材料和随时批斗游街，晚上回到家还得强忍着悲愤，照顾全家惨淡的生活，操心儿女们的安全。深夜还偷偷地帮着父亲修改未完成的书稿，她百折不挠地在逆境中耕耘
不辍。就这样我们家和全国人民一样悲伤地度过那段恶梦般的日子。
我父母那一代人，读的是洋文，吃的是洋面包。母亲１９１４年出生在日本，大学毕业回国抗战。１９４０年跟随父亲王子云参加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一头扎向祖国的大西北。首次以政府行为对西北文物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和研究。当时西北的工作生活条件是何等的艰苦，考察团一行１０多人，只有母亲一位女性，她不仅担当整个团里的书记员，还负责全团的后勤生活。他们不避艰辛，跋涉在荒郊野外，常常伏案于昏暗的煤油灯下，却写出一篇篇美妙动人的文章。正如中国美术理论家李松先生评论的“何正璜４０年代初和王子云一起到陕西各地考察，自那时以来，留下很多文化散文，她写得那么美，那么生动、那么亲切、那么深入浅出，是美好的心灵和渊博的文史知识、深刻的人生阅历相融汇的结晶”。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考古文献就是在当时完成的。母亲在日记中发下要为“中国古代文化事业奉献终身”的誓言。他们置身其中风餐露宿乐此不疲，每到一地都会拿出画架纵情于山水之间，用相机拍下一张张难忘的瞬间，为后人留下历史的记载。真正做到了安贫守道。这个道 ，太曲折了……。我记得哪个哲人有这么一句话：对艺术的热爱疯狂近乎达到对宗教的信仰。从这句话可以折射出他们那一代人给中华民族留下最宝贵的精神遗存，在他们身上和血液之中，流淌着一种使命，成就着一个过程。
母亲年轻的时候就有写日记的习惯。到后来文革期间，这些日记竟成了批斗她的“罪证”。母亲对我说：“一辈子不要写日记，不要留下文字性的东西，免的到时候惹来祸端”。那时的人已经被整怕了。母亲在１９８８年患有肠癌，手术后醒来用看报来转移疼痛，用坚强的毅力与病痛抗争，体现了对生命的渴望。她临终前对我说：“妈这辈子没留下什么东西，只有几篇文章，代表着我曾经存在的价值和全部人生的意义，如果能够编纂成书该多好啊！起码能让亲朋好友和一直关心我、欣赏我的朋友看到，这对我是最大的欣慰”。后来是李宪基先生最先将母亲的一些文章发表在《艺术界》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２００４年，在母亲辞世１０年后，我们儿女为她老人家，整理出版了一本《何正璜考古游记》。２００６年陕西历史博物馆编辑出版了《何正璜文集》。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母亲一直关心着我的成长和事业的发展，她看到我在书法上凸显悟性，在我并不知晓的情况下，运用自己人缘好的关系，为我铺平以后从事书法专业的道路。母亲在一次开会时，结识了西安市人事局管招工的一位同志，拜托人家把我从安康三线分配回西安铁路上工作。不管怎么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为我操碎了心。母亲的伟大的爱让我感到无比温暖，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能够勇敢地面对。在１９８４年美术家画廊落成，母亲为了让我实现自己对书法艺术的追求，把我调到了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让我所学专业对口，这是我人生关键的转折。
过去的老友对我说：“王蒙，以前你有些沉默寡言，后来发现你的为人处事竟是这么广博。”我说：“主要是家庭得到解放，我的思想也从阴影中解脱出来。能走到今天真是孰不敢想啊！我现在总结自己，之所以具备综合的知识。是和我的家庭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对于我们兄弟姐妹来说，也有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孩子们聚在一起，谈论学习的内容，互相竞猜、提问、解答。在争辩不下时就请父母做出评判。知识分子家中那种关于对知识的渴求，知识寓教娱乐的生活化的过程，现在想起都有甘醇之味津津乐道。我最能体会到知识分子家庭，才能感受到有知识即是快乐的。可好景不长，阴霾笼罩着全家若干年。当年父亲的手稿在文革前已经完成了，准备付诸印刷，但后来在文革中造反派将他的手稿全部烧掉，几十年的心血毁之一炬啊。拨乱反正后，父亲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又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以九十多岁高龄，用他颤抖的双手，艰难地凭着记忆和撷取一些断断续续的资料，重新写出了他的巨著《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 这本书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他的遗作。
同时，他还完成了《中国雕塑艺术史》，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关于雕塑专业无史的空白。
父亲早年留学法国，学的是西画专业，后来游历欧洲各国，感受到中国与欧洲在雕塑艺术观上有很大的差异，他又上了雕塑专业。最后以双学位毕业回国。他这几个大部头著作都倾注了母亲极大的心血和全部的积蓄，用她细腻、清丽而优美的文字，使那些枯燥的专业叙述，经过润色后，凝结成生动活泼、意趣横生的语言文字，可读性极强。
我的父母有着很多共同语言、兴趣爱好，她们俩都从事文化艺术专业，视专业为事业，视事业为生命。他们的结合无疑是最美丽的童话故事，相学相伴，荣辱与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慈母情深（梁晓声）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作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一台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们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于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懦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一个用竹蔑子拍打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热量烤着我的脸。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
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竞说出来了！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
“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人了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竞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１５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吗？！……”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意境将近两年了，我心里埋着这题目，像泥土里埋着草根，时时茁长着钻出地面的欲望。 因为避难，母亲在战争爆发的前夜，回到了滨海一角的家乡，独自度着她的暮年。只要一想着她，我就仿佛清楚地看见了她孤独的身影，彷徨在那遭过火灾的破楼上。可是我不能去看她，给她一点温暖。
苦难的时代普遍地将不幸散给人们，母亲所得到的似乎是最厚实的的一份。她今年已经七十三岁，这一连串悠悠的岁月中，却有近五十年的生涯伴着绝望和哀痛。在地老天荒的世界里，维系着她一线生机的，除却对生命的执著，也就是后来由大伯过继给她的一个孩子─—那就是我。正如小说里面所写的，她的命运悲惨得近乎离奇。二十几岁时，她作为年轻待嫁的姑娘，因为跟一个陌生男子的婚约，从江南的繁华城市，独自被送向风沙弥天的、辽远的西北，把一生的幸福交托给我的叔父。叔父原只是个穷书生，那时候在潼关幕府里做点什么事情，大约已经算是较为得意，所以遣人远远地迎娶新妇去了；但主要原因，却是为着他的重病，想接了新妇来给自己冲喜。当时据说就有许多人劝她剪断了这根不吉利的红绳，她不愿意，不幸也就这样由自己亲手造成。她赶到潼关，重病的新郎由人搀扶着跟她行了婚礼，不过一个多月，就把她孤单单地撇下了。我的冷峻的父亲要求她为死者守节，因为这样才不致因她减损门第的光辉。那几千年来被认作女性的光荣的行为，也不许她有向命运反叛的勇气。─—这到后来她所获得的是一方题为“玉洁冰清”的宝蓝飞金匾额，几年前却跟着我家的旧厅堂一起火化了。─—就是这样，她依靠着大伯生活了许多年，也就在那些悲苦的日子里，我由她抚养着成长起来。
哦，我忘却提了，她的故乡就在那水软山温的苏州城里。
时光使红颜少女头白，母亲出嫁后却从此不再有机会踏上她出生的乡土。悠悠五十年，她在人海中浮荡。从陕西到四川，又到南国的广州。驴背的夕阳，渡头的晓月，雨雨风风都不打理这***的哀乐。满清的封建王朝覆亡了，父亲丢了官，全家都回到浙东故乡，她照旧过着世代相沿的***的生活。家庭逐渐堕入了困境，家里的人逐渐死去，流散了，最后是四五年前的一把火，烧毁了残破的老家，才把这受尽风浪的老人赶到了上海。
老天怜悯！越过千山万水，迷路的倦鸟如今无意中飞近了旧枝，她应当去重温一次故园风物！
可是一天的风云已经过去，她疲倦的连一片归帆也懒得挂起，“算了吧，家里人都完了，亲戚故旧也没有音讯了，满城陌生人，有什么意思！”她笑，那是饱孕了人生的辛酸，像蓦然梦醒，回想起梦中险０
似的，庆幸平安的苦笑。接着吐出个轻轻的叹息：“嗳，苏州城里我只惦记着一个人，那是我的小姊妹，苦苦劝我退婚的是她，（我当时怎么肯！）出嫁时送我上船，泪汪汪望着我的是她！听说而今还在呢，可不知道什么样儿了？有机会让我见她一面才好！”蹉跎间这愿望却也延宕了两年。
一直到前年春天，我才陪着她完成了这伤感的旅行。
是阴天，到苏州车站时已经飘着沾衣欲湿的微雨。雇一辆马车进城，得得的蹄声在石子路上散落。当车子驶过一条旅馆林立的街道，她看看夹道相迎的西式建筑，恰像是乡下孩子闯进了城市，满眼是迷离好奇的光。我对着这地下的天堂祝告：苏州城！你五十年前嫁出去
的姑娘，今天第一次归宁了。那是你不幸的女儿，为着乡土的旧谊，人类的同情，你应当张开双臂，给她个含笑的欢迎！
但时间是冷酷的家伙，一经阔别便不再为谁留下旧时痕迹，每过一条街，我告诉母亲那街道的名字，每一次，她都禁不住惊讶得忽地失笑：“哎哟，怎么！这是什么街？不认得了，一点也不认得了！”
在观前街找个旅馆，刚歇下脚，心头的愿望浮起。燕子归来照例是寻觅旧巢，她一踏上这城市，急着要见的是那少年的旧侣。可是我们向哪儿去找呢？这栉比的住房，这稠密的人海，白茫茫无边无岸，知是在谁家哪巷？纵使几十年风霜没有损伤了当年的佳人，也早该白发萧萧，见了面也不再相认了，但我哪有勇气回她个不字？
母亲在娘家时开得有一家烛铺，后来转让的主人就是那闺友的父亲，想着这些年来世事的兴替，皇室的江山也还给了百姓，一家烛铺的光景大约未必便别来无恙。但母亲忽然飞来的聪明记起了它。向旅馆的茶房打听得苏州还有着这个店号，我就陪着她向大海捞针。 烛铺子毕竟比人经得起风霜，虽然陈旧，却还在闹喧喧的街头兀立。母亲高兴地迎上去，便向那店伙问讯：“对不起，从前这儿的店主人，姓金的，你知道他家***嫁在哪一家，如今住在哪里？”
我站在一旁怀着凭吊古迹似的心情，这老人天真的问话却几乎使我失笑。那店伙年轻呢，看年纪不过二十开外，懂得的历史未必多，“***”这名词在他心里岂不是一个娇媚的尤物？我只得替她补充：金***，那是几十年前的称呼，如今模样该像母亲似的一位老太太了。听着我的解释，那店伙禁不住笑了起来。
人生有时不缺乏意外的奇迹，这一问也居然问出了端倪。我们依着那烛铺的指点，又辗转访问了两处，薄暮时到了巷尾一家古旧的黑漆门前。
剥啄地叩了一阵，一位祥和的老大太把我们迎接了进去。可是她不认得这突兀的来客。 “找谁，你们是找房子的？”
“不，是找人，请问有一位金***可住在这里？”
主人呆了半天，仿佛没有听清意思。“哎哟！”母亲这一声却忽然惊破了小院黄昏的静寂，她惊喜地一把拖住了主人。
“哦，你是……三姐！”
夜已经无声地落在庭院里了，还是霏霏的雨。从一对老年人莹然欲涕的眼睛里，我看出比海还深的人世的欢喜与辛酸，体味着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奥妙的意思。我的心沉重得很，也轻松得很。我像在一霎时间经历了半世纪。感谢幸运降临于我不幸的母亲！
把母亲安顿在她旧侣的家里，我自己仍然在旅舍里住着。
春快要阑珊了！天气正愁人，我在苏州城里连听了三天潺潺的春雨。冒着雨我爬过一次虎邱，到冷落的留园和狮子林徘徊了一阵。我爱这城市的苍茫景色，静的巷，河边的古树，冷街深闭的衰落的朱门。可是在这些雾似的情调里，有多少无辜的人们，在长久的岁月中度着悲剧生涯？
但我为母亲的奇遇高兴。五十年旧梦从头细数，说是愁苦也许是快乐。人类的聪明并不胜如春蚕，柔情的丝缕抽完了还愿意呕心沥血；一生的厄运积累得透气的空隙也没有，有时只要在一个─—仅仅一个可以诉苦的人面前赢得一声同情和温慰，也可以把痛苦洗涤干净。我不能想象母亲的情怀，愿这次奇遇抖落她过去的一切……
第四天晚上离开苏州时，天却晴了，一钩新月挂在城头，天上鳞鳞的云片都镶着金边。─—好会捉弄人的天！路畔一带婆娑的柳影显得幽深而宁静，却有蹄声得得，穿过柳荫，向那行色倥偬的车站上响去。别了，古旧的我的母乡苏州！明儿我们看得见的，是天上那终古不变的旧时明月！
别离的哀伤又在刺着衰老的心了。可是从母亲的脸上，我看见了一片从来没有的光辉。“嗳，总算看见她了！做梦也想不到。她约我秋天再来，到她家里多住一阵子。也好，大家都老了，多见一面是一面。”我知道，她在庆幸她还了多少年来的宿愿。
可是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时局起了激变。
在上海暴风雨的前夜，母亲回到了残破的家乡，一年半来她就像被扔在一边似地生活着；而她的早已无家的母乡，落入魔掌也一年多了。在这风雪的冬天，破楼上摇曳着的煤油灯下，不会埋怨这年代的过于冷酷吗？我不禁时时想起我的母亲，和这场战争中一切母亲的命运。 可是母亲却惦记着苏州，惦记着苏州的旧侣，絮絮地从信里打听消息。可怜的母亲，我可以告诉您吗？您的母乡正遭着空前的浩劫。您的唯一的旧侣，我不敢想象她家里的光景。有一时我常常把一件事情引为自慰，那就是那一次苏州的旅行，我想如果把那机会放走了，怕也要永远无法挽回。但我如今倒有些失悔了，没有那一次坠梦的重拾，也许这不幸的消息给她的分量还要轻些？我又怀着一种隐忧：“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母亲说过她愿意长眠在祖茔所在的乡土，她会不会再在晚年沦入奴隶的恶运？
我的母亲（丰子恺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我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形液和定影液，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村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
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
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 命 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
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 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 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她们竟好像母女，共患难，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她还是不肯离开她，把孝女自居，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媚媚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销。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六岁的时候，由父亲自己为我“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点儿莫名其妙！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的炕床上“朗诵”了半天，苦不堪言！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说来可笑第一个请来的这位老夫子，每月束修只须四块大洋（当然供膳宿），虽则这四块大洋，在母亲已是一件很费筹措的事情。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教师的每月束修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年底的时候，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
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纫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 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由现在看来，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蛮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岁时，看见母亲那样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责备的，就说是要起来陪陪母亲，一定也要被申斥几句，万不会被准许的（这至少是当时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搭的钟声，和可以微闻
得到的母亲的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才坐了一会儿，又被母亲赶上床去睡觉，她说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来干什么！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段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廿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
残阳如血，沉入群山，那是母亲牵挂的泪！
梦里，母亲依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拄着拐杖吃力地走过来，轻轻抚摩我的头发，对我说：“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妈不怪你。”
我一头扎在她的怀里，母女泪水有如涓涓细流……十七年来，母亲不止一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真希望永远相依相偎，倾听母亲心脏的跳动，吮吸母爱的芳香，可睁开眼睛，梦若尘烟，只余下一枕悲凉。
一九八七年五月的一天，我在房间看书，母亲进来说，瑛儿，别看书了。我吃惊地问：“怎么？”“你从小身体就弱，我准备提前退休让你接班，过几天就该报到了。” 参加工作？怎么可能？我还不到十四岁啊。我呆立在那儿，全身冰凉。直到确定母亲费尽周折改了我户口的年龄、把自己的管理岗变成工人岗、托人开出慢性病诊断书、接班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时，我犹如一头野兽发疯地咆哮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为什么替我选择这样的人生？
父母都是大学生，对我也曾寄予很大期望，但寻常百姓家，孩子有一份没有风险的职业，平稳地度过一生，也就是福分了。那时，读书是我的最大乐趣，哪里懂得母亲的一片苦心？我只感到梦想破灭了，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一边哭，一边喊：“这就是爱吗？如果是，我宁愿没人爱我，不要你们用爱糟踏我的自由！”我永远不能忘记母亲当时含着泪水吃惊的目光，她嘴唇颤抖着，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几天工夫，母亲的鬓发全白了。而我视若未见，用沉默抗拒不可逆转的命运。母亲仿佛变了一个人，经常默默地流泪，彻夜难眠。那天，我感冒病倒了，半夜里迷迷糊糊感觉有人轻抚额头，我知道是母亲，就任性地转过身去，留给她一个冰凉的后背。睡梦中，耳边隐约传来叹息声，我知道忧心忡忡的母亲又是一夜未眠。但任性不懂事的我还是不肯原谅母亲。 为了贴补家用，患有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母亲，在离家很远的变压器厂谋得了一份工作。转至八九年五月的一天，她和往常一样急匆匆上班，刚进厂门就摔倒在地，可怕的中风击垮了母亲。治疗后，半身不遂的母亲每次看见我，仍顽强地面带微笑，她要让最宠爱的女儿开心，她把身体的病痛和心里的酸楚都藏在了笑容背后。所有这些，今天，都成为我心底最深的痛苦，成为我永远无法弥补、终生追悔的深重罪孽。
秋天，母亲能用双拐支撑着走路了，无情的偏瘫后遗症，折磨着她每走一步都大汗淋漓。在我参加岗前培训的一个下午，教室外突然闪过一张悲怆而忧伤的面孔，竟是母亲。她迎着风，温柔地呼唤我的名字，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遮住了脸。在同学们的注视下，我觉得无地自容，一股无名火冲上头，我极不情愿地走到母亲面前没好气地说：“你怎么来了？难道让我接班不够，还要让同学知道我有一个残废的妈吗？”听到这句话，母亲惊呆了，嘴张得很大，却说不出一个字。过了好一会儿，母亲缓缓从衣兜里掏出一个苹果，用衣角擦了擦递给我，抖着嘴唇说：“妈来看看你……”然后缓慢转身，一步一步挪了出去。看着她那颤抖的身体和蹒跚的步履，我想跑过去追上她，可是想起自己无望的人生，又一次让自己狠下心来。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解脱的愧疚和自责——我怎么会如此绝情又如此冷酷？毫不费力就把母亲十六年里一口一口喂给我的温情、道义和童心，完全彻底地摧毁殆尽，悔恨撕扯着我痛不欲生的灵魂……
一个月后，母亲再次脑出血，仅仅三天，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我轰然意识到，母亲脑病之所以快速复发，与我带给她的绝情打击关系重大，是我把母亲推向了死亡边缘。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我真情地扑在她的怀里，一遍遍说对不起，但一切都来不及了，她已经听不清我说话了，我买来再多她喜欢吃的东西也没用了，她的嘴张不开了。弥留之际，她好像恢复了意识，依旧像以前一样对我微笑，摸我的头发，口齿不清地叫我乳名。我匍匐在她身边，轻轻摩挲她闭上眼睛的脸，苍白的慈祥的脸。我握着她的手，给我以爱抚的手。我将她的手贴在我的面颊上，任泪水流淌……
送走母亲的那个夜里，父亲才对我讲，母亲担心我体弱，费尽周折让我接班，而我的无情对抗，加重了母亲的病情。她内心充满了矛盾痛苦，常常以泪洗面，但强大的母爱支撑着她，顽强地为女儿活着，朝思暮盼女儿的理解……
我跪在母亲的遗像前，泪水无法遏止地流下来。是我，害死了母亲！
人生是一次性的。如果能把昨天和前天追回来，哪怕再经受一次痛苦的诀别也是幸福，但是过往不复，犹不可追。母亲用生命告诉我，尘世间，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没有比爱更珍贵的感情；人生——它不是无尽头的抱怨，而是顶着苦难默默又坚忍的奋斗本身。十七年
过去了，我早已忘记命运的捉弄，用一颗感恩的心，微笑着面对生活，即便急流险滩也无所畏惧，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将得到母亲永久的祝福。
买一张火车票去看母亲（高建群）
买一张火车票，我到小城去看母亲。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我什么时间有了空闲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陪母亲住一段时间，吃她做的饭，跟她拉家常，捧起一本书读给她听。这文章写了几年了，可是我始终是一个忙人，无暇脱身。前几天，站在城市的阳台上，怅然地望着北方，我突然明白了，忙碌的人生是永远不会有空闲的。你要去看母亲，你就把手头的所有事撂下，硬着心肠走，你走的这一段时间就叫＂空闲＂。这样，我买了一张火车票，去小城。
卧铺票没有了，我于是买了一张硬座票。我对自己说，等上了火车再补。可是等上了火车以后，我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列车员两句，并没有认真地去补。这时候我明白了，买票的时候，我是在欺骗自己：我生怕自己突然改变主意，于是先把票买上，叫自己再不能回头，至于到时候补不补票，我并没有认真地去想。
火车轰隆隆地开着，开往山里。这条单行线的终点站就是小城。母亲就在小城居住。火车要运行一个夜晚，从晚上到早晨。火车要穿过一百零八个山洞，这是这条支线当年修通时，我第一次经过时，一个个数的。我坐在火车上，毫无倦意，脸上挂着一种善良的微笑因为这是看母亲，因为在铁路线的另一头，有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等着我。
陶渊明四十一岁头上，写出那篇著名的《桃花源记》的。神州大地，何处是这桃花源？历朝历代，都有人做琐碎考证。然而，一个美国心理学家在将这篇奇文输入电脑程序，一番研究之后，却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这结论说，这桃花源说的是母体，这《桃花源记》表现了一种人类渴望回归母体的愿望。当人类在这个为饥饿而忧，为寒冷而忧，为无尽的烦恼而忧的世界上进行着生存斗争，他有一天会问自己，在自己的一生中，曾经有过那无忧无虑阳光明媚的时光吗？后来他说，有的，那是在娘肚子那十月怀胎的日子。
坐在火车上，在我的善良的微笑中，我突然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些事。我的微笑很像母亲，记得有一年我陪着母亲在小城的街道上行走时，一位同事立即认出我们是母子，＂你们有一样的微笑＂，他说。此刻我想，在母亲那十月怀胎的日子里，她的脸上也一定时时挂着我此刻的这种微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剖析过那雨中的洋芋花微笑的原因，按照老百姓的说法，这是一种母癔的行为。洋芋花在微笑的同时，它的根部坐下果实。
我今年四十六岁，比陶渊明写《桃花源记》时大五岁。我是从四十岁头上，突然开始恋家的。是不是人步入这个年龄段以后，都会突然产生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我这里说的＂这种想法＂，直白一点说，就是渴望回归母体，渴望在那里获得片刻的安宁，渴望在那里歇一
歇自己旅程疲惫的身子，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不光我不知道，我想当年陶渊明写他的《桃花源记》时，大约也不知道，自己的潜意识中，会有那么古怪的想法。
在经过十个小时的乏味旅程，在穿过一百零八个洞之后，火车终于一声长鸣，到达了小城。出站后，我迅速地搭乘一辆出租车，向母亲居住的地方飞驰而去。后来，我来到家门口，白发苍苍的母亲，还有几位邻居的老太婆，站在家门口等我。邻居的老太婆对我说，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天不明，她就在门口等我了。
母亲是河南扶沟人，黄河花园口决口的遭灾者。遭灾后，他们全家随难民逃到陕西的黄龙山。后来，他们全家死于克山病，只母亲一人侥幸逃脱。逃脱后，七岁的她给父亲做了童养媳。我母亲十四岁时完婚，十六岁时生下我的姐姐，十八岁时生下我，二十岁时生下我的弟弟。我的父亲于七年前去世，如今这家中，只母亲一个人居住。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见母亲了，在母亲的家中，我幸福地生活了一个礼拜。我说我有胆结石，一位江湖医生说，多吃猪蹄，可以稀释胆汁，排泄积石，我这话是随意说的。谁知母亲听了，悄悄地跑到市场，买了五个猪蹄，每天早晨我还睡觉时，母亲就热好一个，我一睁开眼睛，她就将猪蹄端到我跟前。母亲养了许多的花。花盆摆了半个院子。这花盆里还长着些朝天椒。我说，这朝天椒如果和青西红柿切在一起，又辣又酸肯定好吃。这句话刚一说完母亲又不知从哪里，弄来几个青西红柿，从此我每顿饭的桌上，都有这么一小碟生菜。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在这一个礼拜中，我收敛自己的种种人生欲望，坐在家中陪着母亲。小城的朋友们听说我回来了，纷纷请我吃饭，我说饶了我吧，我这次回来只有一件事，就是陪母亲。
母亲不识字。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等有一天，我有了余暇，我要坐在母亲跟前，将那些世界上最好的书读给她听，我说，那时我读的第一篇小说，也许是普希金的《驿站长》，而此刻，我就这样做了。《驿站长》中那个二百年前的俄国人物悲惨的命运，此刻成为这对小城母与子之间的话题。
一个礼拜到了，我得走，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生俗务在等着我。听说我去买票，母亲的神色立即暗淡了下来。她下意识地拽住我的衣角。这一拽，令我想起《西游记》中白龙马眼里含着哀求，用嘴噙住猪八戒衣襟时的情景。我对母亲说，等我的大房子分下以后，她来我那里住。母亲含糊地应了一句。
我还说，父亲已经去世。脚下纵有千条路，但是没有一条能通向那里，因此我纵然有心，也是无法去探望的；不过母亲还健在，我是会时时记着她，时时探望的。
＂热爱自己的母亲吧，朋友！这是一个失去母亲三十年的人在对你说话！＂这段话，是一个叫卡里姆的前苏联作家在他《漫长漫长的童年》中说过的话。此刻，在我就要结束这篇短文，在我就要离开小城的时候，这段话像风一样突然飘入我的记忆中。由这句话延伸开去，
最后我想说的是，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也有母亲，那么你不妨抽暇去看一看，世界并不因你离开位置的这段日子而乱了秩序，而你会发现，这段日子你做了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我的母亲在１９岁高中毕业那年，经过相亲，认识了我的父亲．母亲２０岁的时候，她放弃进入大学的机会，下嫁父亲，成为一个妇人．
童年时代，很少看见母亲有过什么表情，她的脸色一向安详，在那安详的背后，总使人感受到那一份巨大的茫然．
等我上了大学的时候，对于母亲的存在以及价值，才知道再做一次评价．记得放学回家来，看见总是在厨房里的母亲，突然脱口问道：＂妈妈，你读过尼采没有？＂母亲说没有．又问：＂那叔本华、康德和萨特呢？还有．．．．．这些哲人难道你都不晓得 ？＂母亲还是说不晓得．我呆望着她转身而去的身影，一时感慨不已，觉得母亲居然是这么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我有些发怒，向她喊：＂那你去读呀！＂这句喊叫，被母亲丢向油锅内的炒菜声挡掉了，我回到房间去读书，却听见母亲在叫：＂吃饭了！今天都是你喜欢的菜．＂
以前母亲除了东南亚之外，没有去过其他的国家．８年前，当父亲和母亲排除万难，飞到欧洲探望荷西和我时，是我的不孝，给了母亲一场碎心的旅行．荷西的意外死亡，使得父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母女分别了十三年的那个中秋节，我们却正在埋葬一个亲爱的家人。这万万不是存心伤害父母的行为，却使我今生今世一想起那父母的头发，就要泪湿满襟．
母亲的腿上，好似绑着一条无形的带子，那一条带子的长度，只够她在厨房和家中走来走去．大门虽没有上锁，她心里的爱，却使她甘心情愿把自己锁了一辈子．
我一直在怀疑，母亲总认为她爱父亲的深度胜于父亲爱她的程度．
还是９年前吧，小兄的终身大事终于在一场喜宴里完成了．那一天，当全场安静下来的时候，父亲开始致词．父亲要说什么话，母亲事先并不知道，他娓娓动听地说了一番话．最后，他话锋一转道：＂我同时要深深感谢我的妻子，如果不是她，我不能得到这四个诚诚恳恳、正正当当的孩子，如果不是她，我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当父亲说到这里时，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站在众人面前，任凭泪水奔流．我相信，母亲一生的辛劳和付出，得到了全部的回收和喜极而泣的感触．
这几天，每当我匆匆忙忙由外面赶回家去晚餐时，总是呆望着母亲那拿了一辈子锅铲的手发呆，就是这双手，把我们这个家管了起来．就是那条腰围，没有缺过我们一顿饭菜．就是这一个看上去年华渐逝的妇人，将她的一生一世，毫无怨言，更不求任何回报地交给了父亲和我们这些孩子．
回想到一生对于母亲的愧疚和爱，回想到当年读大学时看不起母亲不懂哲学书籍的罪过，我恨不能就此在她的面前，向她请求宽恕．今生唯一的孝顺，好似只有在努力加餐这件事上来讨的母亲的快乐．
想对母亲说：真正了解人生的人，是她；真正走过那么长路的人，是她；真正经历过那么多沧桑的，全然用行为解释了爱的人，也是她．在人生的旅途上，母亲所赋予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哲学书籍比她更周全了．
母亲啊母亲，在你女儿的心里，你是源，是爱，是永恒．
你也是我们终生追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的父亲母亲（ 余秋雨）
最近，我和马兰陪着妈妈渡海到普陀山去了。后来，兄弟们几个家庭也全去了。我父亲生前信奉佛教，却一直没有机会到普陀山朝拜，他去世后，我就把他的灵位安置在普陀山的普济寺。因此这次，似乎爸爸也参与了。
我的妈妈，今年已经八十三岁。她说，她能听懂年轻人的一切谈话内容，这显然有点夸口了。前不久，她所在社区的一位教授，知道了她是我的妈妈，竟然安排她去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我妈妈一生，几乎能答应别人的一切请求，更何况那位教授也已白发苍苍。她虽然完全不知道什么文学研讨会，却也兴致勃勃地要出门，幸好被聪明的小保姆阻止了。我和马兰一直在想，她要是去了，别人一定会让她发言，她好心，不会拒绝，真不知会讲些什么。 这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时爸爸还很健康，骑着自行车到我在龙华宿舍的家里来看看，不巧我到外地讲课去了，没有见到。他在宿舍的门房见到一份上海越剧院寄给我的一张会议通知，要我去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爸爸喜欢越剧，对上海越剧院有一种“集体崇拜”。我当时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但在他看来，上海戏剧学院最多抵得上上海越剧院的一个脚趾头。那天更要命的是，那张会议通知上还盖着“紧急”两字的橡皮图章。爸爸一看会议日期，正是今天，他二话不说，立即蹬上自行车去了上海越剧院。
上海越剧院本来也没有指望我会去参加。与爸爸的观念正好相反，上海越剧院把上海戏剧学院看得很高大、很神秘，给我发一张通知只是表示尊重，并且告诉我他们开了这样一个学术会议。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惴惴不安地拿着那张写有我名字的会议通知出现在会场门口的，是一位古稀老者，而且自报家门，是我的父亲！
我无法想象那天爸爸遇到了什么，只知道他被请到了主席台的中心。他后来一直腼腆也不愿对我们多说什么，我们也就不再追问。可以想象，大家都在看他，而他却左顾右盼，搜寻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崇拜的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他的苍老的眼神，一定闪烁着今天社会上各种年青“粉丝”们的如饥如渴的天真。
我是一个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我六岁离开母亲，以后有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是分离八年以后，又回家奔丧。这次奔的却是母亲的丧。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从此，人天永隔，连回忆里母亲的面影都变得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这样的梦，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对享受母亲的爱来说，我注定是一个永恒的悲剧人物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关于母亲，我已经写了很多，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只想写一件我决不相信其为真而又热切希望其为真的小事。
在清华大学念书时，母亲突然去世。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赶回清平，送母亲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个黑棺材，母亲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间的土炕上，一叔陪着我。中间隔一片枣树林的对门的宁大叔，径直走进屋内，绕过母亲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说他的老婆宁大婶＂撞客＂了－－我们那里把鬼附人体叫做＂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亲。我大吃一惊，一骨碌爬起来，跌跌撞撞，跟着宁大叔，穿过枣林，来到他家。宁大婶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嘴里却不停地说着话，不是她说话，而是我母亲。一见我（毋宁说是一＂听到我＂，因为她没有睁眼），就抓住我的手，说：＂儿啊！你让娘想得好苦呀！离家八年，也不回来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说个不停。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说，听到母亲的声音，我应当嚎陶大哭。然而，我没有，我似乎又清醒过来。我在潜意识中，连声问着自己：这是可能的吗？这是真事吗？我心里酸甜苦辣，搅成了一锅酱。我对＂母亲＂说：＂娘啊！你不该来找宁大婶呀！你不该麻烦宁大婶呀！＂我自己的声音传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虚，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这样，我的那一点＂科学＂起了支配的作用。＂母亲＂连声说：＂是啊！是啊！我要走了。＂于是宁大婶睁开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亲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闾望子，望了八年，终于＂看＂到了自己心爱的独子，对母亲来说不也是一种安慰吗？但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种安慰呀！ 母亲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总会不时想起一条老狗来。在过去七十年的漫长的时间内，不管我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不管我是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一闭眼睛，就会不时有一条老狗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背景是在一个破破烂烂篱笆门前，后面是绿苇丛生的大坑，透过苇丛的疏稀处，闪亮出一片水光。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无论用多么夸大的词句，也决不能说这一条老狗是逗人喜爱的。它只不过是一条最普普通通的狗，毛色棕红、灰暗，上面沾满了碎草和泥土，在乡村群狗当中，无论如何也显不出一点特异之处，既不凶猛，又不魁梧。然而，就是这样一条不起眼儿的狗却揪住了我的心，一揪就是七十年。
因此，话必须从七十年前说起。当时我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正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二年级。能够进入清华园，是我平生最满意的事情，日子过得十分惬意。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是在秋天，我忽然接到从济南家中打来的电报，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归。”我仿佛是劈头挨了一棒，脑筋昏迷了半天。我立即买好了车票，登上开往济南的火车。 我当时的处境是，我住在济南叔父家中，这里就是我的家，而我母亲却住在清平官庄的老家里。整整十四年前，我六岁的那一年，也就是１９１７年，我离开了故乡，也就是离开了母亲，到济南叔父处去上学。我上一辈共有十一位叔伯兄弟，而男孩却只有我一个。济南的叔父也只有一个女孩，于是在表面上我就成了一个宝贝蛋。然而真正从心眼里爱我的只有母亲一人，别人不过是把我看成能够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这一层道理一个六岁的孩子是无法理解的。可是离开母亲的痛苦我却是理解得又深又透的。到了济南后第一夜，我生平第一次不在母亲怀抱里睡觉，而是孤身一个人躺在一张小床上，我无论如何也睡不着，我一直哭了半夜。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来了呢？“可怜小儿女，不解忆长安”。母亲当时的心情，我还不会去猜想。现在追忆起来，她一定会是肝肠寸断，痛哭决不止半夜。现在，这已成了一个万古之谜，永远也不会解开了。
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惟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吞声饮泣的情况就越来越多了。
在整整十四年中，我总共回过三次老家。第一次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奔大奶奶之丧而回家的。大奶奶并不是我的亲奶奶；但是从小就对我疼爱异常。如今她离开了我们，我必须回家，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次我在家只住了几天，母亲异常高兴，自在意中。第二次回家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原因是父亲卧病。叔父亲自请假回家，看自己共过患难的亲哥哥。这次在家住的时间也不长。我每天坐着牛车，带上一包点心，到离开我们村相当远的一个大地主兼中医的村里去请他，到我家来给父亲看病，看完再用牛车送他回去。路是土路，坑洼不平，牛车走在上面，颠颠簸簸，来回两趟，要用去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至于医疗效果如何呢？那只有天晓得了。反正父亲的病没有好，也没有变坏。一叔到济南来接我回家。这是我第三次回家，同第一次一样，专为奔丧。在家里埋葬了父亲，又住了几天。现在
家里只剩下了母亲和二妹两个人。家里失掉了男主人，一个妇道人家怎样过那种只有半亩地的穷日子，母亲的心情怎样，我只有十一二岁，当时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仍然必需离开她到济南去继续上学。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但凡母亲还有不管是多么小的力量，她也决不会放我走的。可是她连一丝一毫的力量也没有。她一字不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能够取上。做了一辈子“季赵氏”。到了今天，父亲一走，她怎样活下去呢？她能给我饭吃吗？不能的，决不能的。母亲心内的痛苦和忧愁，连我都感觉到了。最后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孩子离开了自己，走了，走了。谁会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呢？谁会知道，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呢？
回到济南以后，我由小学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由高中而到北京来上大学，在长达八年的过程中，我由一个浑浑沌沌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青年人，知识增加了一些，对人生了解得也多了不少。对母亲当然仍然是不断想念的。但在暗中饮泣的次数少了，想的是一些切切实实的问题和办法。我梦想，再过两年，我大学一毕业，由于出身一个名牌大学，抢一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到了那时候，自己手头有了钱，我将首先把母亲迎至济南。她才四十来岁，今后享福的日子多着哩。
可是我这一个奇妙如意的美梦竟被一张“母病速归”的电报打了个支离破碎。我坐在火车上，心惊肉跳，忐忑难安。哈姆莱特问的是ｔｏ ｂｅ ｏｒ ｎｏｔ ｔｏ ｂｅ，我问的是母亲是病了，还是走了？我没有法子求签占卜，可又偏想知道个究竟，于是我自己想出了一套占卜的办法。我闭上眼睛，如果一睁眼我能看到一根电线杆，那母亲就是病了；如果看不到，就是走了。当时火车速度极慢，从北京到济南要走十四五个小时。就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我闭眼又睁眼反复了不知多少次。有时能看到电线杆，则心中一喜。有时又看不到，心中则一惧。到头来也没能得出一个肯定的结果。我到了济南。
到了家中，我才知道，母亲不是病了，而是走了。这消息对我真如五雷轰顶，我昏迷了半晌，躺在床上哭了一天，水米不曾沾牙。悔恨像***直刺入我的心窝。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难道你就不能在任何一个暑假内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看一看母亲吗？二妹在前几年也从家乡来到了济南，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而且又缺吃少喝，她日子是怎么过的呀！你的良心和理智哪里去了？你连想都不想一下吗？你还能算得上是一个人吗？我痛悔自责，找不到一点能原谅自己的地方。我一度曾想到自杀，追随母亲于地下。但是，母亲还没有埋葬，不能立即实行。在极度痛苦中我胡乱诌了一幅挽联：
一别竟八载，多少次倚闾怅望，眼泪和血流，迢迢玉宇，高处寒否﹖
为母子一场，只留得面影迷离，入梦浑难辨，茫茫苍天，此恨曷极！
对仗谈不上，只不过想聊表我的心情而已。
叔父婶母看着苗头不对，怕真出现什么问题，派马家二舅陪我还乡奔丧。到了家里，母亲已经成殓，棺材就停放在屋子中间。只隔一层薄薄的棺材板，我竟不能再见母亲一面，我与她竟是人天悬隔矣。我此时如万箭钻心，痛苦难忍，想一头撞死在母亲棺材上，被别人死
力拽住，昏迷了半天，才醒转过来。抬头看屋中的情况，真正是家徒四壁，除了几只破椅子和一只破箱子以外，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母亲这八年的日子是怎样过的，不是一清二楚了吗？我又不禁悲从中来，痛哭了一场。
现在家中已经没了女主人，也就是说，没有了任何人。白天我到村内二大爷家里去吃饭，讨论母亲的安葬事宜。晚上则由二大爷亲自送我回家。那时村里不但没有电灯，连煤油灯也没有。家家都点豆油灯，用棉花条搓成灯捻，只不过是有点微弱的亮光而已。有人劝我，晚上就睡在二大爷家里，我执意不肯。让我再陪母亲住上几天吧。在茫茫百年中，我在母亲身边只住过六年多，现在仅仅剩下了几天，再不陪就真正抱恨终天了。于是二大爷就亲自提一个小灯笼送我回家。此时，万籁俱寂，宇宙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只有天上的星星在眨眼，仿佛闪出一丝光芒。全村没有一点亮光，没有一点声音。透过大坑里芦苇的疏隙闪出一点水光。走近破篱笆门时，门旁地上有一团黑东西，细看才知道是一条老狗，静静地卧在那里。狗们有没有思想，我说不准，但感情的确是有的。
这一条老狗几天来大概是陷入困惑中：天天喂我的女主人怎么忽然不见了？它白天到村里什么地方偷一点东西吃，立即回到家里来，静静地卧在篱芭门旁。见了我这个小伙子，它似乎感到我也是这家的主人，同女主人有点什么关系，因此见到了我并不咬我，有时候还摇摇尾巴，表示亲昵。那一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这一条老狗。
我孤身一个人走进屋内，屋中停放着母亲的棺材。我躺在里面一间屋子里的大土炕上，炕上到处是跳蚤，它们勇猛地向我发动进攻。我本来就毫无睡意，跳蚤的干扰更加使我难以入睡了。我此时孤身一人陪伴着一具棺材。我是不是害怕呢？不的，一点也不。虽然是可怕的棺材，但里面躺的人却是我的母亲。她永远爱她的儿子，是人，是鬼，都决不会改变的。 正在这时候，黑暗中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听声音是对门的宁大叔。在母亲生前，他帮助母亲种地，干一些重活，我对他真是感激不尽。他一进屋就高声说：“你娘叫你哩！”我大吃一惊：母亲怎么会叫我呢？原来宁大婶撞客了，撞着的正是我母亲。我赶快起身，走到宁家。在平时这种事情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此时我却是心慌意乱了。只听从宁大婶嘴里叫了一声：“喜子呀！娘想你啊！”我虽然头脑清醒，然而却泪流满面。娘的声音，我八年没有听到了。这一次如果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那有多好啊！然而却是从宁大婶嘴里，但是听上去确实像母亲当年的声音。我信呢，还是不信呢？你不信能行吗？我胡里胡涂地如醉似痴地走了回来。在篱笆门口，地上黑黢黢的一团，是那一条忠诚的老狗。
我又躺在炕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两只眼睛望着黑暗，仿佛能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亮。我想了很多很多，八年来从来没有想到的事，现在全想到了。父亲死了以后，济南的经济资助几乎完全断绝，母亲就靠那半亩地维持生活，她能吃得饱吗？她一定是天天夜里躺在我现在躺的这一个土炕上想她的儿子，然而儿子却音信全无。她不识字，我写信也无用。听说她曾对人说过：“如果我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这一点我为什么过去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呢？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这两句
话正应在我的身上，我亲自感受到了；然而晚了，晚了，逝去的时光不能再追回了！“长夜漫漫何时旦？”我却盼天赶快亮。然而，我立刻又想到，我只是一次度过这样痛苦的漫漫长夜，母亲却度过了将近三千次。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段时间啊！在长夜中，全村没有一点灯光，没有一点声音，黑暗仿佛凝结成为固体，只有一个人还瞪大了眼睛在玄想，想的是自己的儿子。伴随她的寂寥的只有一个动物，就是篱笆门外静卧的那一条老狗。想到这里，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如果再想下去的话，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母亲的丧事处理完，又是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了。临离开那一座破房子时，我一眼就看到那一条老狗仍然忠诚地趴在篱笆门口。见了我，它似乎预感到我要离开了，它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在我腿上擦来擦去，对着我尾巴直摇。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永别，我俯下身，抱住了它的头，亲了一口。我很想把它抱回济南。但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我只好一步三回首地离开了那里，眼泪向肚子里流。
到现在这一幕已经过去了七十年。我总是不时想到这一条老狗。女主人没了，少主人也离开了，它每天到村内找点东西吃，究竟能够找多久呢？我相信，它决不会离开那个篱笆门口的，它会永远趴在那里的，尽管脑袋里也会充满了疑问。它究竟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是饿死的。我相信，就是饿死，它也会死在那个破篱笆门口，后面是大坑里透过苇丛闪出来的水光。
我从来不信什么轮回转生；但是，我现在宁愿信上一次。我已经九十岁了，来日苦短了。等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会在天上或者地下什么地方与母亲相会，趴在她脚下的仍然是这一条老狗。
没有父母就没有人类繁衍，思念父母的情怀好似如歌的行板，温情的画卷。父爱如山，母恩如海。愿你我他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
昨夜还看见新月，今晨起来，却又是浓阴的天！空山万静，我生起一盆炭火，掩上斋门，在窗前桌上，供上腊梅一枝，名香一炷，清茶一碗，自己扶头默坐，细细地来忆念我的母亲。 今天是旧历腊八，从前是我的母亲忆念她的母亲的日子，如今竟轮到我了。
母亲逝世，今天整整１３年了，年年此日，我总是出外排遣，不敢任自己哀情的奔放。今天却要凭着＂冷＂与＂静＂，来细细地忆念我至爱的母亲。
１３年以来，母亲的音容渐远渐淡，我是如同从最高峰上，缓步下山，但每一驻足回望，只觉得山势愈巍峨，山容愈静穆，我知道我离山愈远，而这座山峰，愈会无限度的增高的。 激荡的悲怀，渐归平静，十几年来涉世较深，阅人更众，我深深地觉得我敬爱她，不只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实在因为她是我平生所遇到的，最卓越的人格。
她一生多病，而身体上的疾病，并不曾影响她心灵的健康。她一生好静，而她常是她周围一切欢笑与热闹的发动者。她不曾进过私塾或学校，而她能欣赏旧文学，接受新思想，她一生没有过多余的财产，而她能急人之急，周老济贫。她在家是个娇生惯养的独女，而嫁后在三四十口的大家庭中，能敬上怜下，得每一个人的敬爱。在家庭布置上，她喜欢整齐精美，而精美中并不显出骄奢。在家人衣着上，她喜欢素淡质朴，而质朴里并不显出寒酸。她对子女婢仆，从没有过疾言厉色，而一家人都翕然地敬重她的言词。她一生在我们中间，真如父亲所说的，是＂清风入座，明月当头＂，这是何等有修养，能包容的伟大的人格呵！
十几年来，母亲永恒的生活在我们的忆念之中。我们一家团聚，或是三三两两地在一起，常常有大家忽然沉默的一刹那，虽然大家都不说出什么，但我们彼此晓得，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们都在痛忆着母亲。
我们在玩到好山水时想起她，读到一本好书时想起她，听到一番好谈话时想起她，看到一个美好的人时，也想起她－－假如母亲尚在，和我们一同欣赏，不知她要发怎样美妙的议论？要下怎样精确的批评？我们不但在快乐的时候想起她，在忧患的时候更想起她，我们爱惜她的身体，抗战以来的逃难，逃警报，我们都想假如母亲仍在，她脆弱的身躯，决受不了这样的奔波与惊恐，反因着她的早逝，而感谢上天。但我们也想到，假如母亲尚在，不知她要怎样热烈，怎样兴奋，要给我们以多大的鼓励与慰安－－但这一切，现在都谈不到了。
在我一生中，母亲是最用精神来慰励我的一个人，十几年＂教师＂，＂主妇＂，＂母亲＂的生活中，我也就常用我的精神去慰励别人。而在我自己疲倦，烦躁，颓丧的时候，心灵上就会感到无边的迷惘与空虚！我想：假如母亲尚在，纵使我不发一言，只要我能倚在她的身旁，伏在她的肩上，闭目宁神在她轻轻地摩抚中，我就能得到莫大的慰安与温暖，我就能再有勇气，再有精神去应付一切，但是：１３年来这种空虚，竟无法填满了，悲哀，失母的悲哀呵！ 一朵梅花，无声地落在桌上。香尽，茶凉！炭火也烧成了灰，我只觉得心头起栗，站起来推窗外望，一片迷茫，原来雾更大了！
雾点凝聚在松枝上。千百棵松树，千万条的松针尖上，挑着千万颗晶莹的泪珠…… 恕我不往下写吧，－－有母亲的小朋友，愿你永远生活在母亲的恩慈中。没有母亲的小朋友，愿你母亲的美华永远生活在你的人格里！
你的朋友冰心 １９４２年１月３日，歌乐山。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１８９５－１９０４）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
体谅回忆我的母亲（朱德）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
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一九○○）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