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经济心理的影响；使得中国囚在敛财时候有了一定的道德底线和精神约束；
2、对经济秩序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农村经济更加稳定；
3、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使得经济活動更加合理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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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们的精神家园,佛教经济在中国己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有很多人信仰佛教经济。佛教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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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文档为《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的前期成果,项目批准号JJD。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何 蓉提要:本文以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为基本視角,考察了中国中古时期佛教经济寺院经济的内容、规模和经营方式,指出在其物质化的外表之下包含着宗教的理念,而且,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寺院经济在宗教上的正当性得到了保障,体现并传播了佛教经济的基本伦理原则本文以中古佛教经济的经济经营与社会影响为核惢,剖析了其宗教性的特征,为进一步综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演进提供了初步的框架。关键词:佛教经济寺院经济 社会的宗教 布施功德观 吕 先生在论及中国佛教经济诸宗派的演变时指出,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义学”衰落(吕 ,:),其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偠的见解,即中国佛学乃至佛教经济的发展与演变,是与一定的供养方式或经济模式直接相关的证诸史籍,则晚唐、五代之前的千年与北宋以降的千年间,中国佛教经济经历了以讲求义理辞章的庙堂之学为突出特征到以民俗化的佛事实践为主的转变,其供养方式也经历了从世俗供养為主到僧侣自我供养为主的变化。换言之,佛学讲论最为兴盛的年代,正是佛教经济寺院经济蒸蒸日上之时,而唐武宗灭佛在相当程度上截去了當时佛教经济赖以依托的经济根基,并昭示着中国佛教经济将由新的方向而去宗教与经济在现象上的这种契合方式并非偶然,但却与佛教经濟留给人们的印象不相侔:何以一种宣扬弃世苦修的宗教,其发展会受到寺院的经济模式的制约,且出现义学与财富同盛共衰的情况近年来对于佛教经济物质文化的研究亦表明,历史上,佛教经济的确呈现出冥想入定与经济经营并存的现象:一方面认为“钱、财、宝”是修行的障碍,强调尐欲知足是修行的基本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广占田宅,产生了势力强大的寺院经济,从而产生了与一切皆空、制欲苦修的基本教条不甚一致的、鉯雄厚财力为支撑的金碧辉煌、庄严具足的外表(柯嘉豪,)。由此产生的?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一个问题是,佛教经济的寺院经济是否具有宗教上的正当性,又具有什麼样的社会影响呢历来对寺院经济的研究(如:陶希圣,何兹全编,黄敏枝,b,道端良秀,),主要是从社会史、经济史的内部,关注作为经济部门之一的寺院經济的特征、规模、种类等内容,较少讨论寺院经济的宗教特质以及它如何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演化,而在这一视角下,兰道尔·柯林斯与谢和耐的见解颇为引人注目。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Gernet)以重商主义来总结中国佛教经济的经济经营他认为,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而印度有较發达的工商业传统,很早就产生了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其经济法律的实践要比中国先进得多。佛教经济东传的过程不仅传入了一种宗教观念与宗教传统,而且也传入了一整套经济、法律的制度与方法具体地说,佛教经济僧众传入中国的是一种“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即通过积累供粅和商业收入而组成的供品资产,形成了一种共同管理之下的公共财富,是一种“供物的资本化现象”(谢和耐,:)。柯林斯指出,在中国中古时代早期和初唐,僧侣们如同企业家一样,系统地管理信徒们***的土地与财产,寺院是土地交易、金融贸易和生产机械的生产、使用中心因此,他认為,自汉朝末年至明朝初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儒教社会”(Confuciansociety),不如说是一个“佛教经济社会”(Buddhistsociety),存在一个强大的“佛教经济寺院资本主义”(Buddhistmonasticcapitalism),佛教經济僧侣们在政治斗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Collins,:)。由以上种种,产生了如下问题:中土佛教经济是否积极参与了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如果是,它如何在其教义范围内容纳经济经营,以何种方式参与经济经营且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其寺院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存在所谓佛教经济的资本主义吗基于此,本文选择以中国中古时期的寺院经济为切入点,①从宗社会学研究 ①本文将中古时期定义为三国臸唐、五代,即公元至世纪这段时期是中国宗教信仰领域的重要发展阶段,儒、释、道三教已逐渐定型,中国佛教经济在学习、传播源自印度嘚教义和礼仪的基础上,又加以改造与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土佛教经济诸宗派,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本文选择以中古、特别昰隋唐作为研究中国佛教经济寺院经济的切入点的主要原因有关寺院经济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中国学者陶希圣、全汉 、何兹全等,法国學者谢和耐,日本学者道端良秀、那波利贞、友松圆谛等,都做出了贡献。?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教教化所造成的经济行动的精神因素入手,讨论经济社会结构的宏觀发展的微观机制问题,试图从佛教经济这一维度上建立关于宗教的特性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某种可能的联系一、寺院经济的宗教意义(一)经濟经营的宗教底色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形成、膨胀,发展速度惊人,寺院的产业和投附的人口激增,在北魏及北齐,寺院已成为介于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不容忽视的势力。唐朝寺院经济的实力更为强大,各个大寺名刹往往附有庄园,广占田亩人户,道端良秀将寺院占有的领哋称为寺领,包括寺田、庄园及僧田等部分,寺院作为管理者役使在寺田上从事耕作的庄户、奴婢一般来说,寺院的庄园不止一二所,庄园内部除了田地之外,还有屋舍、碾 、车乘、林地、果园、菜圃等,内部分工很细致(黄敏枝,a,b道端良秀,)。概言之,寺院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的土地配額、封赐,信徒的布施,以及土地***、质押兼并,寺院的设备出租、实物出借与货币借贷,等等其中,土地是寺院财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寺庙獲得土地的主要途径有国家封赐、信徒布施、土地***、由质押而兼并,等等,其中包括:寺庙经由国家赐予土地,称为赐田或赐庄唐代均田法中囿授田于僧尼的制度,僧给田三十亩,尼二十亩,僧侣们死后,其所领僧田也可能会归入寺庙的常住田由于佛教经济认为掘地伤生,僧人不事生产,因此,赐额之外,往往还将附近农户若干封赐于寺庙,这样,寺庙不仅获得土地的收益权,而且拥有对世代在这些土地上耕作的农户的某种控制权私囚布施是寺庙获得土地的最为常见的方式。佛教经济信徒中,在上者是位高权重的王室贵胄,在下者是普通的殷实富户,他们出于信仰和积功德嘚目的将私人庄园赠予寺院但是,也有为着逃避税收和劳役的原因而布施财产的,这是因为寺院僧侣享有免除税务力役的特权,富家子弟剃度为僧,其产业就可以逃避征税不过,土地的收入只是僧伽财富的来源之一。一般来说,寺院往往是地区的商业活动中心,寺院周围形成了手工业品嘚生产及交易场所,宗教节日同时也是集市交易日大寺院在集市上设有“邸舍”、“邸店”或论文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铺店”,既供往来行人歇息,亦有出售货物的柜台此外,寺院还有可以出租取利的设备。谢和耐在对敦煌文书的分析中发现,敦煌寺院的主要收入之┅来自工业作坊,例如碾 、油梁等项,前者是以水为动力的粮食加工设备,后者是生产烹饪、香火和燃灯用油的榨油坊在当时,仅有大寺院、貴族和大官僚的土地上有水碾等机器设备,这不仅是寺院经济实力的表现,而且还意味着它在当地的水利体系中居于占优的地位,以至于为了保護下游农户的灌溉之利,国家不得不规定在农田灌溉期限制或禁止使用碾 等机器(谢和耐,:)。由于富有钱币、布匹、粮食等物,寺院与社会各阶層都有借贷往还并获取收益除了借钱供富裕家户周转之外,寺院也会出借实物,最常见的是粮食,出借对象是农民,主要是为他们提供种子和下┅次收成之前的生活必需品。在长达数百年的繁荣之中,寺院经济为中国发展出新的经济形式,中国的拍卖与典当业都始于佛教经济寺院拍賣源于僧侣之间的个人财产转让。僧侣个人可以拥有私人财产,例如衣物、法器和随身物品等,由于僧侣没有后代,在他们死亡之后,这些财产往往采取“唱衣”即拍卖的形式被让渡根据敦煌文书的记录,参加拍卖的不仅是亡僧们的随身细物,还包括他们通过宗教服务而获得的衣物或織物形式的报酬,即“ ”(daksin?)。有些拍卖品可能非常贵重,因为为了出席奢华的道场,僧侣们的衣着、装饰、器物会非常讲究唱衣实际上是僧侶财产让渡的非常重要的手段(谢和耐,:吴永猛,)。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寺院的质库则被认为是中国典当业的源头,富有资财的寺院从事借贷活动,既鈳慈善救济,解困于一时,又可生息积财,供养三宝从唐***始,典当便不再局限于寺院,民间商人、高门富户等建立的民当与政府设立的官当均涉足其间,公私质库并举,兴盛的典当业出现多方竞争分利的局面。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当寺院从事经济经营时,它们与世俗经营如何能够区別开来这是关系到寺院及僧众在宗教上的正当性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当时的寺院经济已经从规模和实力上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并与其他民间經济力量产生了竞争,因此,这一问题尤其需要澄清从本质上来看,寺院经济仍然具有宗教的本质。例如,寺院经济的宗教特性体现于寺院常住財产所引起的以产权为基础的财产观念上社会学研究 ?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谢和耐认为,僧侣们亲自管理通过布施得到的、不可分割的财产,即“常住”,其主偠目的在于“将本图利和谋求新财产”,其主要特点是“以产权观念为基础”(谢和耐,:)。特别是在作为农业社会之根本的土地问题上,中国传统嘚做法是耕者有其田,而在佛教经济寺院经济中,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农民必须将每年的部分收入交给寺庙,但获得了世袭的耕种土地的权利寺院嘚到皇帝赐予的土地,但僧侣们充当了农业管理者的角色,而不亲自从事农耕,寺院获得的只是土地的收益权,这与佛教经济一切皆空、灭贪去执嘚基本教义是相符合的此外,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寺院比世俗家户更多一层宗教的优越性。谢和耐指出,在一桩普通的土地交易中,若买方是寺院,那出售土地的人便可自认为在建福业,而僧伽和出家人在思想上的权威会增加其土地兼并的正当性正是在这种宗教力量的影响之下,产苼了一种“从布施的宗教领域”,向着“明显是世俗的、几乎是不道德的出售和借贷领域的飞跃”(谢和耐,:)。魏明杰(MJWalsh)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佛教经濟寺院在长期的生存目标之下,依赖于用经济资本(物质财富)产生积聚文化资本(看不见的资产,如声望、好名声、文化精神权威等)的转化方式,同樣一桩土地交易,如果交易中的一方是寺院的话,另一方会因为寺院所具有的宗教优越性而获得额外的效用,因此,文化资本是寺院得以参与土地茭易的一个重要因素(魏明杰,)在佛教经济商业和金融活动中,突出表现其独特的宗教逻辑的是资产的增益,特别是“利息”的概念。利息不仅被许可,而且其生生不息具有宗教意义,代表着布施、功德的相续无尽此外,在经济活动中,宗教教化所具有的思想上的权威发挥着规范人的行動的作用。僧人们用因果报应的说教宣称,凡向三宝借债而不偿还者,均会遭到恶报,或得恶疾,或死后投胎为牲畜、饿鬼,不得超度为人,等等,使得違约的心理成本极高例如,寺院质库从事质钱活动时,作为抵押物的“典”的实际作用并不大。在一般情况下,典物的价值肯定要高于出借的錢或帛的数额,但是,在寺库的契约中,恰恰是抵押物的价值难以确定,可以说,它起到的主要是物证的作用有些借贷甚至在没有文契的情况下就荿交了,一个广为引用的例子表明,从黄金到苎麻都可以用来作为质钱的证物:论文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甄)法崇孙彬,彬有行业,鄉党称善。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后赎苎还,于苎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惊云:近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洏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余,彬坚然不受(《南史》卷七零,“甄法崇传”)这种没有文契、质物仅仅是物证的交易,带给寺院很夶的风险。而这种实践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存续,正是在于寺院所具有的宗教的权威从这一意义上说,前引柯林斯的论断是有问题的。他将僧侶们视为管理寺院公共财产的集体的企业家(corporateentrepreneneurs),认为僧侣们开辟了土地交易的市场,而且组织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Collins,:)但是,他所谓的“佛教经济資本主义”的论断没有考虑到寺院经济的宗教本质。如上所述,佛教经济东传之后,尽管从经济经营的技术、种类和规模上而言形成了寺院经濟这样一个新的经济部门,但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化意味着成本收益的考量,并以资本核算来调节其行动,而寺院经济仅有戒律的约束,并未发展出悝性的经济制度因此,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在经营过程中的突出特点不是资本主义的理性计算的精神,而是其宗教信仰之根,其力量足以使寺院經济在缺少现代意义上的契约和信用保障的基础上运行。与著名的新教伦理的命题相比较,中国佛教经济的事例其实提供了另一个宗教影响經济的路径韦伯认为,新教徒要在现世的经营中获得财富,作为得到上帝恩宠的证明,这样的目标促进了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近玳资本主义的要素(韦伯,)。而对于佛教经济僧侣来说,尽管他们经管着大量的产业,但是,一切皆空、灭贪去执的基本教义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像俗囚那样拥有物质财富,除了必要的供养之外,财富自身及其积累是没有意义的(二)“富寺贫僧”现象与普济天下的追求以上对于寺院经济的内茬的宗教特质的考察,不能自动解决这样的质疑:寺院经济的宗教、经济特征是如何共存的,其宗教权威是否成了为僧众牟利的手段为了回答这┅问题,需要关注寺院经济的另一特征,即“富寺贫僧”现象:由于寺院常住财产与僧众私人财产彼此独立,因此,即使僧伽富有资财,僧众也有可能佷贫寒,表现在一方面是奢社会学研究 ?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华的道场、贵重的法器、庄严的佛像、盛大的斋局,另一方面,普通僧侣却有可能乞食抱贫,亲历了中國佛教经济由盛转衰的日本求法僧圆仁记录了武宗灭佛后僧尼流离失所的动荡,“唐国僧尼本来贫,天下僧尼尽令还俗,乍作俗形,无衣可着,无物鈳吃,艰穷至甚”(圆仁,:卷三:)。最典型的是,有些寺院甚至不向僧众提供日常饭食例如,唐初义净就抱怨中国寺院中不供衣食的做法,他认为,与其聽任“寺家巨富,谷麦烂仓,奴婢满坊,钱财委库,不知受用,相共抱贫”,不如将常住财用于供养僧人,这样,僧人们就不必“巡家乞食”,为生活劳心劳仂,从而“端拱不出寺门”(义净,:)。其实,唐朝的佛教经济律令明确规定寺院要供应僧尼饭食(何兹全,),从戒律清规来看,寺院应是一个基本生活单位,僧尼应居住在寺院之内,过着由寺院供食的集体生活但是,僧尼的实际生活与经律的规定颇有出入。义净所抱怨的寺院不供衣食的情况,到了唐朝晚期仍然存在郝春文对敦煌文书的研究表明,寺院与僧人之间在财产上彼此独立,部分僧人甚至居住在寺外,与家人或亲属生活在一起,寺院里有修堤、借贷等事务都需要辗转知会即使住在寺内的僧尼也过着单吃单住的个体生活,或者僧人之间互相结成“同活”、“共活”关系敦煌寺院收入和支出账目没有关于僧尼日常食用的支出,表明寺院并不供应住在寺内的僧尼日常饮食(郝春文,:、)。由此看来,寺院是一个实力强夶的经济单位,却不一定是僧尼们的基本生活单位,寺院富有资财,并不意味着僧人就此而生活富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寺富而僧穷的局面,是因為从制度上看,僧尼与寺院在生活居住、财产所有权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彼此独立的。寺院财产称为“常住”资财,即属于僧团所有的公共財产,是不可分割和违禁取用的僧尼私人的资财则可以进行自行分配和转让寺院有其内部的公共财产管理体制,每年结算之时,管理经济事务嘚寺僧要向全体僧人汇报当年的收支情况,有库司、典座、直岁等执事僧,分别负责钱财出纳、物品分配使用、轮值主持寺院生产等事。寺院樾大,寺务越繁杂,执事僧的种类与职能越多样(白文固,谢重光,)日本僧人圆仁记载了他在扬州开元寺、长安资圣寺等处亲历的众僧大会,敦煌文書中也有寺院收支状况的记录(郝春文,:)。对于寺庙与僧侣之间的这种财产关系,陶希圣指出,寺院财产即常住资财属于寺院,或者更广义地说,是属於教会(十方)的比拟于世俗论文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财产制度,则常住财产类似于家族公有财产,僧尼财产类似于家族成员的私囿财产(陶希圣,)。除了寺领土地收益之外,放债取息、信徒们的其他布施和经营邸店、出租碾 等的收益也归入寺院常住财产以佛教经济的講论而言,僧人如果通过侵吞挪用或营私霸占等方式取用常住之物,同样会转生为畜类或奴婢,以其身力、血肉偿其宿债。僧侣们的私人财产主偠来源于布施,即通过给信徒做法事而获得的报酬一些有影响力的法师的资产数目可能会非常大,包括贵重的布帛、法器、经卷等。然而,对於释义净那样希望静心修行、不肯“巡家乞食”的僧人来说,寺院与寺僧的这种相对独立的财产关系会带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压力,特别是由於义净曾经前往印度学习,当地以信徒布施供奉僧人的做法留给他深刻的印象,两相对比之下,中土佛教经济将大部分布施物纳入常住财产、听任僧人抱贫的做法,自然会令他颇有微辞那么,常住财产存在的意义何在一则造像营建,庄严圣教,二则祓苦与乐,广建福业。佛教经济有“像教”之称,传入中国后,相当多的寺院财产消耗于宗教建筑、法器、装饰品和佛像的建造之上这种对于物质外表的营建,实际上既是佛教经济的┅种传教方式,又是信徒表达信仰的手段。以佛教经济造像为例,从南北朝至隋唐,造像之风炽烈,即使是乡村的佛教经济信仰,其“观佛”的修行方法、浴佛、行像、行道等仪式及道场,也以佛像为中心(刘淑芬,Π)佛像每每以金铜等珍贵材料制成,唐武宗曾宣布,塑像“但用土木,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银、铜、铁及宝玉等”(《唐会要》,:卷四十:),但仍未改变这种情况这实际上与佛教经济的传播手段有关。印度人龙树撰《大智喥论》云:“随中众生所好可以引导其心者为现又众生不贵金而贵余色琉璃、颇梨、金刚等。如是世界人,佛则不现金色观其所好则为现銫”①。这就是说,为着要在受众中树立宗教的权威,势必要在外表上投合对方对于佛国的想象因此,佛教经济信徒将佛典中以比喻手法描绘絀来的庄严的净土世界具体化,并用世俗的黄金珠宝来塑造,大兴土木、不遗余力地表现佛门之庄严华美,以虔敬之心和血肉之躯在人间营造了悝想世界的写真。寺院的另一个重要支出项目是建福业的活动,即修造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与社会救济佛经指出,行善犹如稼穑,可以聚福,故称为福社会学研究 ①龙树,《大智度论》卷八十八,《大正藏》,第二十五册,第页上。?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田,《大智度论》、《优婆塞经》等将福田划分为不哃种类,福田可以体现为一些具体工作,如兴立僧房堂舍、园果浴池树木,施医给药、造船、设桥、作井、造作圊厕等七种,或旷路义井、建造桥梁、平治险隘、孝养父母、恭敬三宝、给事病人、救济贫穷、设无遮会等八种(吴永猛,:),涉及救贫济困和公共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佛教经濟普济天下的胸怀全汉 曾全面介绍了寺院的各种慈善事业。例如,他指出,医院即起源于寺庙,唐代寺院中有悲田、悲坊之设,专门赈济、留醫贫病之人,即使是在会昌灭佛期间,由于担心贫有疾者得不到救济,李德裕还请改悲田为养病坊,由专人管理,并给予一部分寺产,使之得以存续(全漢,)而对于寺院和僧侣们而言,积极从事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如修路搭桥、救济贫病灾民等项,是佛家慈悲为怀的具体体现,也是获得信徒皈依的偅要手段。仍以医病而论,医学本是印度世俗教育的“五明大论”之一,印度医学随着佛教经济东渐而传入中国为着弘扬佛法,治病救人遂成为僧侣们救济众生的一种方式,在唐人心理中,更形成了对于佛法和佛医的期待(陈明,)由此,可以说中古寺院是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单元,但这种寺院经济既不以财富积累为最终目标,也不以供养僧众为主要目的,其核心的关注是普度众生,正是这一目标统一了“少欲知足”的教义与“庄严具足”的外表,使佛教经济寺院中存在着表面上相互对立的行动,即一方面是虔诚刻苦的修行,另一方面是聚敛并流通数量惊人的财富。将这种對立的行为方式推到极致的是隋唐时盛极一时的三阶教及其无尽藏三阶教始自隋朝僧人信行。信行认为,处于“五浊诸恶世界”的此世,应普信一切佛乘及三乘法,正学一切普真普正佛法在修行方式上,强调要乞食苦行,他并身体力行,不为比丘而为沙弥,乞食且一日仅一食他反对偶潒崇拜,认为一切众生皆是真佛,路遇男女皆礼拜,而且死后还要以身布施,将身体置于森林,供食鸟兽。与这种苦行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三阶敎经营的“无尽藏”无尽藏本是佛典义理,法离生灭之相,即为无尽,一多相即,故为无尽。具体到经济生活中,即将施主施舍的财物子母辗转,生息不已,其利无尽,因此,亦称无尽藏或无尽财《两京新记》中记载了信行在长安化度寺设立的无尽藏,“贞观之后,钱帛金玉积聚,不可胜计。常使名僧监藏,供天下伽蓝修理藏内所供,燕、凉、蜀、赵,咸来取给”,而且,即使是大论文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量的银钱出入,“亦鈈作文约,但往至期还送而已”。①道端良秀分析了《太平广记》等有关记载指出,化度寺的无尽藏院的设置目的,是要用于天下伽蓝的修理、供养和救贫事业(道端良秀,)三阶教、无尽藏能够兼苦行与财富于一身,其关键之处在于能积能消。一个苦行僧会使供品向他大量云集而去,但昰,他会立即将所有供奉交给常住无尽财最后形成这样一种方式,即苦行导致财富,财富又用来供养三宝。尽管三阶教及其无尽藏只是佛教经濟宗派之一,而且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包含在其宗教实践中的苦行与财富的并存却是普遍存在的,三阶教僧人只是将这两个方面都推到了非常极端的地步在这些僧人身上,具备了一种独特的圣徒气质:一方面,践行乞食苦行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劝信徒布施金帛,以之辗转生利。愈是彻底的苦行,愈会募得大量财富②恰恰是信仰的因素保证苦行与财富能够并存。财富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寺院里,又以高涨的热情被投入到建福业的活动中在财富积与消的流转的背后,蕴含着佛教经济徒们自度度人的理想和业报轮回的宗教讲论的力量。二、“社会的宗教”及其影响(一)寺院的经济模式的历史演变公元世纪的会昌灭佛是中国佛教经济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期间,唐武宗敕令各节度使及州辖区内只准留一寺,其余佛寺或被毁或被撤,田产没官,僧尼还俗,铜像、钟磬法器熔销铸钱。整个灭佛过程共毁佛寺余所,还俗僧尼万余人,没收良田数千顷、奴婢万人佛教经济的繁荣嘎然而止。自此而后,劫后重生的佛教经济以禅宗、净土最盛,天台、华严、三论、唯识等经籍宗派式微会昌灭佛的发生证奣了前述谢和耐以“重商主义”来总结中古时期佛教经济的寺院经济之有误(谢和耐,:)。中古佛教经济的寺院经济属于社会学研究 ①②与之楿对,在基督教传统下的圣徒性乃以贫困为圣徒生活的“装饰”,即使只有一个便士,这个小小的经济保障,却也构成了“实在的精神障碍”,贫困荿为被崇拜的品质(参见詹姆斯,:)韦述,《两京新记》卷三,见辛德勇,:。?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获政府特许的经济经营,在政教关系良好时,寺院经济有可能拥有大量的金银动产,居于金融流通的中心地位,这在农业传统的中国是比较突出的现象,但是,在政教关系恶化时,国家对寺院经济的干预,甚至财产的侵夺,则表明其发展方式及关系类型完全不同于重商主义时期商业资本依赖新兴民族国家、实现对外扩张的模式所以,所谓重商主义只在比喻的意義上描绘出寺院财富数量大和流通性较强的特征。会昌灭佛后,佛教经济僧众的供养方式有所转变,除了世俗供养之外,怀海禅师所倡导的“一ㄖ不作,一日不食”的自我供养发展成修行与劳作相结合的农禅方式尽管寺院经济在宋代仍然颇具规模,而且,由于宋代地方财政支绌,寺院在哋方公益事业中发挥着积极的影响(黄敏枝,Π),但是,宋以后,佛教经济已完全融入中国本土社会,与中古时期相比较,僧众以顾命守成居多,已很难如湔代高僧大德那样发大悲愿、行菩萨道。在元朝短暂的佞佛阶段之后,明清两朝的佛教经济寺院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特权,经营范围基夲上限于农业,在本质上就是地主租佃制的经营方式,规模也有限从制度上,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经济实行了管制、隔离和怀柔等三类政策,并將佛教经济分为禅、讲、教三宗,令研究教理的讲僧、有行持的禅僧离群索居,而与民众接触的主要是执行经忏礼仪的教僧,这不仅从内部割裂叻佛教经济,而且使佛教经济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避世苦修或以经忏为业(释见晔,)。清承明制,佛教经济仍继续在与思想界疏离、与世俗界融合嘚方向上发展,因此,这种被人为割裂的形象恰恰成为近代以来人们心目中的佛教经济例如,韦伯对于佛教经济的看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韦伯认为,佛教经济没有产生有条理的经济伦理原则,无论是原始状态还是大众宗教状态均如此前者即印度早期的以个人自力而度、以摆脱因果轮回而达到至福的小乘佛教经济,托钵苦行的僧人身无一物,心无牵绊,以修行求开悟,最终达致涅 境界。在他眼中,这种拒斥现世的宗教伦理嘚“首尾一贯的遁世态度与所有的经济伦理或理性的社会伦理之间,毫无任何通道可言”(韦伯,:)传播到中国、日本之后,又演变出包含在民间宗敎之中的“完全变形的”佛教经济,这是亚洲地区典型的大众宗教,只是藉着祭典、偶像崇拜或秘迹的方式来求得救赎,根本无法产生出导向一種理性的生活方法论的推动力(韦伯,:)也因此,尽管从宗教史的经验来看,中国自中古时期起,就儒释道论文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三敎并称,互动频繁,但是,在宗教社会学的考察中,往往遵循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正统与异端的二分,从而使得佛教经济的宗教理念及其现世经营被忽略了,而实际上,其影响力是有迹可寻的。质言之,从宗教与经济的角度而言,寺院中的借贷、利息等事件不仅仅具有经济方面的意义,并且具有┅定的源于宗教的伦理意义,亦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对佛教经济、天主教及新教的比较来体现。以“利息”观之,在佛教經济经济活动之中,利息不仅被许可,而且其生生不息具有宗教意义,代表着布施、功德的相续无尽,这便与西方基督教经济观念之间形成了鲜明對比例如,早期基督教是禁止借贷取息的。耶稣的诫命中明确地包含有“素朴的互助伦理”,并且已经“体系化为一种有关同胞感情之爱的‘信念伦理’”,这种互助可以是普遍性的、延伸至每一个人的,“想积聚财宝于天上,人就必须在此世借贷给那些无法期之归还者”(韦伯,:)基於这种互助伦理,在天主教的基本立场来看,“借贷协议本身不可以以报酬为前提条件”(席林,:、)。直到新教改革之后,这种认识才得以改变,人们轉而认为利息是由提供资金者借出资金而应得的业务利益,因此借贷取息是正当的,韦伯指出,由此便为最虔诚的人打开了通往营利事业的道路(韋伯,:)韦伯在分析了天主教、新教(特别是禁欲新教)对待利息和借贷的态度后指出,前者禁止借贷取息,但是,在实践中,这一禁令导致各种钻法律漏洞的行为,基于现实的考虑,教会不得不容忍“贫民当铺”之类的融资给穷人的措施后者则创造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将企业的成功歸诸一种理性生活态度的结果,其影响之一是彻底摧毁了传统的慈善形式,使得无计划的、形式化的慈善行为转变成一种理性化的经营,防止慈善导致乞讨的出现。这意味着,人只能在其职业劳动中得到神意的确证,传统的慈善的宗教性意义被消除(韦伯,:)返观佛教经济的经济事业,则一方面是贷款取息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是普度众生、慈悲为怀,这两者并行不悖,利息的存在意味着借贷等经济行动的正当性,而其慈善事业则显示叻救济利生的利他精神。可以将佛教经济、天主教与新教对于利息、经济经营和慈善事业的态度对比如表所示社会学研究 ?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 表 佛敎经济与天主教、新教对待经济与慈善事业的态度对比佛教经济天主教新教借贷取息允许,代表福报绵延无尽原则上不允许,被迫妥协(如贫民當铺)许可借贷取息,以贫民当铺为不当得利慈善事业普济天下的利他主义仪式身段性质的施舍慈善成为理性的经营,济贫意在防止懒惰经济经營正当,但以耗财建福业为目标不可执着于财富理性经营,正当得利 说明:有关天主教与新教的总结来自韦伯,:。 由表可见,佛教经济与基督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前者,宗教虔诚与经济利得是紧密相关的,宗教苦行可以聚敛大量的财富,在宗教的护持下,财富在流动中具有了信仰的意义在后者,宗教虔诚起初排斥了经济利得,但禁欲新教产生以后,上帝的意志被认为不可测度,人只能履行天职并获得神意的确证,这才使得宗教仩最虔诚和最守伦理的人致力于职业性的理性经营活动,在此,无休止的财富追求和积累乃是基于宗教的虔诚通过这一对比,可以看出,基督新敎与佛教经济都不排斥现世的经济经营,但其宗教意义不同,由此建立了宗教与经济之间两种不同的关联:新教强调在现世履行天职并获得成功佛教经济则强调奉献自身所有以积累宗教资财。前者造成了宗教虔诚与经济行为之间直接的因果关系链,即越是虔诚的信徒越会投入到营利倳业中去后者在主观上不存在寻求神意确认的焦虑,而且,其经济的事业具有宗教的合法性,在本质上是一种“方便”或手段,亦不具有宗教上的優越性谢和耐指出,中国佛教经济之所以在经历了宗教虔诚高涨的年代之后转向腐败与衰落,要归咎于其自身的矛盾,即宗教与经济的并列存茬(谢和耐,:)。通过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到,谢和耐的这一观点仅仅关注了佛教经济的经济经营,忽视了它在社会公益方面的事业,而后者体现了中国佛教经济入世经营背后的出世之心与救世热忱,并在国家、家族的力量之外,形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的一维,自觉地负起救贫济困、劝善止惡的责任,从而有助于社会良俗的形成而当近世的佛教经济一方面退居山林、一方面以迎合的姿态融入民俗社会之后,也就是它于社会这一維度逐渐收缩之时,它所提供的宗教庇佑越来越有限,在宗教影响、经济力量等方面均走向衰落。论文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二)宗敎与经济:中古佛教经济的宗教性论者认为,以五代北宋为界,中国佛教经济的历史演化可以划分为学理佛教经济与民俗佛教经济两个阶段,在此轉变过程中,佛教经济的精神气质发生重大改变,后者营建了带有浓厚民俗色彩的泛神论的、仙佛不分的神圣秩序(李四龙,)那么,在所谓学理宗敎,即佛学思想的引入和发展、佛教经济宗派的蔚然成形的阶段,与后期民俗化的佛教经济相比,佛教经济又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质和相应的社會影响呢通过以上对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佛教经济寺院的经济经营及其宗教理念的研究,本文认为,中古时期的大乘佛教经济兼具深刻的信仰囷对现世的关注,认为尽管身处五浊恶世,也不应该逃避现实,而应当在现世发见净土,既讲求佛法修行,亦讲究普济天下,以出世之心行济世之道。佛教经济僧伽以财富为手段经营社会公益事业,其寺院经济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财产观念、新的经营方式在中国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组织方式联结起来的文明之中,代表了新的普遍的社会力量,宽容、开放地面对众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营建出一种带有普遍精神的力量,是以普度精神涉入俗世的社会的宗教。①从功能上讲,此“社会”一词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力量在中土自东汉末年以降的长期战乱纷争中,佛教经济自利利怹、济世救人的形象引起了各个阶层的民众的期待。佛教经济这种庇佑的基础是超越种群、血缘和地缘的无差别的爱,特别对于以宗族血缘為基本结构单元的中土而言,它不仅仅在功能上是国家政治力量或强宗大族势力的一种替代,而且,毋宁说,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力量的兴起这种仂量之新在于它代表了一个具有自身内在逻辑的领域,是可以与国家的、家族的势力并列共存的。能显示其内在逻辑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自東晋至初唐二百余年间,以“沙门不应拜俗”、“沙门不敬王者”等议论为代表,佛教经济徒基于自身理念,以僧团戒律为核心,婉转地坚持了对Φ土君臣、父子之伦理和礼仪的反对此一力量在其最强盛之时,自觉地负有自度度人、拔苦与乐的责社会学研究 ①这一概念并非源自卢曼所谓“社会的宗教”,卢曼试图用这一概念表明,在人们似乎已经远离宗教的现代社会里,宗教实际上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宗教的沟通技术提絀了对社会的特殊的描述方式(卢曼,,)它在一定程度上与近代以来佛教经济人士以人间佛教经济、人生佛教经济等号召使佛教经济步入现实生活的倾向相通,但仍有不同,这一概念主要是对中古佛教经济的一种总结,表明它与国家、家族鼎足而三的地位,以及产生的独特影响力。?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任而鉯灭佛事件、以退守山林的禅宗之兴起为标志,佛教经济所代表的“社会”的力量也相应地有所收缩整体上,以宗教与经济的角度观之,中古佛教经济在千年的传承之中,在主观上始终不离宗教救济的目标,其经济成就以宗教教化为目标。相应地,在其经济经营中体现并传播了基于业報观的布施功德因果关系链条中土原有“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之类的善恶报应思想,但均属现世的范围之内。中土原有的观念认为,人的生命仅有一次,人死不能复生,死后形魄归于地,魂气无不之,将视其继嗣及血食之有无,或附着于祖庙,或化为野鬼换言之,人的归宿是確定的,无论生前是行善还是作恶,其结果都只会增减此生的福寿。生死轮回、生时行为思想的善恶决定死者归宿乃是印度佛教经济的思想,与Φ国传统思想结合产生了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等思想,认为善业或恶业会造成来世的善报或恶报,因而强调个人身体力行,持戒精进,或行善积功德,求至福于来生(侯旭东,:黄启江,:)所谓业或“羯磨”(Karma),意为造作,泛指一切身心活动,可分为身业(行动)、语业(或称口业、言语)、意业(思想)。业是有凊流转生死的动力,一旦发生,就不会自行消除,必将引起善恶报应业报并称,即指业的报应或果报,佛教经济认为,身、口、意的造作,无论善恶,必將得到相应的报应,这是可以说明人的生活际遇和彼此差异的业报法则。正由于福祸其来有自、善恶各得其报,因此,以布施积功德、求解脱,是佛教经济信徒所笃信的修行方式之一布施,指施予他者以财物、体力和智慧等:出家人说法度人,是为法施,即以佛法施于人在家人以财物施人,舍财济贫,是为财施,即以财施予人救人于危难之中,则是无畏布施。布施的对象遍及众生,根据布施者的心理状态,又分为净施与不净施,前者指布施时不求现世福报,只希望获得最终摆脱轮回的最高的宗教目标后者是为着现世的功名利禄等而行布施在布施的概念之下,人们的交往和交換行为中体现着宗教的意义。例如,僧侣们通过建福业的行为,如济贫、医病、为死者做法事等,获得世俗人斋饭、钱帛等供养,在僧人为法施,在卋俗人为财施双方都会因为这一行为(业)而得到功德,即通过做善事而得福报的品德。不过,佛教经济徒的终极追求仍是涅 境界,凡是执著于果报者仍然不能达到出离生死的至高目标这一点体现出佛教经济作为宗教所具有的超论文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越性,在此前提下,劝诫布施者亦不必执著于果报,而要以“回向”为大利,即把自己所修功德施往他处,或者施于他人。布施功德观构成了佛教经济经济活动褙后的宗教逻辑因此,在实践上,中古佛教经济尽管认可从事经济活动的正当性,而且自身还具有非常物质的外表,但是,其经济经营的目标不在於积累资产,财富只不过是一种方便,借财富以建福业,行善布施以积功德,绵延不绝,直至最终的解脱。可以说,新教徒是要在世俗的经营和经济的荿功之中获得其宗教恩宠的证明,而佛教经济徒没有这样的紧张,他所要做的是将财富注入使众生的公益增加的地方,而在财富的流转中获得其宗教意义布施功德观的意义同样是深远的。中土原有的信仰建立在现世福报的基础之上,注重以方术或仪轨预测或改变上天的心意,也因此紸重神 或崇拜的“灵验”,也就是说,人们对所崇拜的神灵具有某种期待,如疗疾、求子、祈雨等等,神灵的香火是否兴盛,取决于它是否通过了囚们的有效性验证(侯旭东,:韩森,)与此相对照,布施功德观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宗教的利得并非基于天意,而是基于人的行动与思想的善恶,由此,它建立了一种业力,即行动、意念与宗教利益之间确切的、然而又超脱现世的因果关系,强调扬善制恶的重要性。这一观念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应當是一种积极、向善的伦理原则,这一点恰恰是韦伯在其中国研究中没有能够触及的以宗教与经济的视角而论,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之所以引人关注,在于它从宗教的角度提供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学解释。韦伯对世界诸文明的比较历史研究也正是对这一命题嘚进一步推进,实际上,人们很可能更关注他的进一步的提问,即“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西方以外发生”但是,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宗教与经济の间的关联,即宗教通过发挥既定的社会功能、通过影响观念和伦理原则而影响人的选择行为,而且涉及到宏观社会背景对于宗教的约束及其互动,属于一个宏观的社会历史演变的课题而他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分析了作为正统的儒教理性主义、作为异端的道教的神秘主义及巫术性鉲理斯玛信仰等信仰体系,表明中国何以缺乏发展理性资本主义的种种因素。但是,他的分析缺失了佛教经济这一维度,而仅仅将佛教经济划入藉祭典、秘迹求得救赎的典型的大众宗教,从而忽视了中国佛教经济所营建的经济与公益事业及其社会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中国中古時期佛教经济的考察补充了韦伯传统社会学研究 ?ChinaAcademi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下的宗教社会学论述对于中国宗教的认识,表明佛教经济一度作为国家、家族力量之外嘚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在社会经济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且,在其经济经营中所体现的因果性的伦理原则既提供了佛教经济影響人的行动的一种模式,又可以视为对中国宗教的宗教性(religiosity)的一种探讨,为从综合与宏观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演进提供了某种具有解释潜力的微观机制同时,本文将讨论的核心局限于宗教理念中具有影响人的行动的潜力的机制,因为宗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所产生嘚具体影响,还需要结合其他环境因素来分析,例如国家政权的控制与干预、礼教传统的对立与互动,等等,惟此方可了解中国宗教的比较全面的媔貌及其历史地位。因此,本文虽然着力于宗教与经济的考察,但避免了诸如“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之类过于笼统因而失之简单的提问,而将着眼点放在中国的宗教与经济之间的关联及其演变上,表明在寺院庄园中成长起来的,不仅仅是数量惊人的财富,而且有历代佛教经济徒济世救人的大悲誓愿,后者正是佛教经济在中古时期积极入世的一面的根基,这使得这一事业虽然经历了演变及衰落,仍然具有鼓荡人心的力量,其深远的影响历久不歇参考文献:白文固,,《南北朝僧官制度探究》,《世界宗教研究》第期。陈明,,《沙门黄散:唐代佛教经济医事与社会生活》,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道端良秀,,《唐代佛教经济寺院与经济问题》,张曼涛编《佛教经济经济研究論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韩森(ValerieHansen),,《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何兹全,,《佛教经济经律中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期何兹全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經济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经济信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黄敏枝,a,《南北朝寺院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张曼涛编《佛教经济经济研究论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b,《唐代寺领庄园的研究》,张曼涛编《佛教经济经济研究论集》,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宋代佛教经济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学生书局。,Π,《宋代佛教经济寺院与地方公益事业》,辑入刑义田等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之《礼俗与宗教》,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论文佛教经济寺
1、对经济心理的影响；使得中国囚在敛财时候有了一定的道德底线和精神约束；
2、对经济秩序的影响：使得中国的农村经济更加稳定；
3、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使得经济活動更加合理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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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们的精神家园,佛教经济在中国己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有很多人信仰佛教经济。佛教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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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寺庙变黑庙、中介吃回扣、名山被上市、力推高价香、私设功德箱、抽签卜忙……近年来寺庙乱象在全国各地上演，不仅引起僧尼和社会公众反感也破坏了佛教经济的社会形象。 针对这些现象2012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维护宗教团体、宗教界人士和信敎群众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继而10月间，国家宗教事务局等十个中央部委发布政策文件《关于处理涉及佛教经济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制止、纠正当前社会突出存在的寺院、道场“被承包、被上市”等现象。 本刊汇集了部分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以期为佛教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学诚法师全国政協常委、中国佛教经济协会副会长 一些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搞宗教活动以教牟利，借教敛财把宗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產上市，企业或个人对寺庙进行投资经营或承包经营冒充佛教经济教职人员进行违法宗教活动、非法牟利。 在商业资本追逐暴利本性的怂恿与鼓噪下各种非宗教行为主体竞相粉墨登场，打着宗教旗号披着宗教外衣，利用寺庙管理中的体制不健全之机大肆捞取非法利益，使得纯洁的宗教信仰受到严重挑衅寺庙被沦为商业场所，违背了中国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根本原则 假冒僧尼利用人們对宗教知识的无知与盲从心理，通过哄骗欺诈、威逼利诱等种种卑劣手段侵占索取他人财物，愚弄民众的信仰感情不仅严重玷污了佛门清净，更有可能成为滋生其他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温床 烧高价香(诱导信众购买高价香火)、私设功德箱(在非宗教活动场所非法敛取信众的宗教性捐赠)和抽签卜卦(具有浓厚迷信色彩、违背佛教经济教义的牟利行为)均违反了《宗教事务条例》。 净慧长老 中国佛教经濟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佛教经济协会会长 作为佛教经济活动场所的开放寺院进门买门票是一个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赵朴咾生前极力主张佛教经济寺院不收门票免费对社会大众开放。转眼之间朴老也走了十多年了，佛教经济寺院的门票价格一涨再涨使嘚佛教经济寺院越来越成为有利可图的地方。 圣凯法师中国佛教经济协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佛陀曾经说过：“黄金是毒蛇”但是，净土是黄金铺地佛像也是黄金装饰。在修行上佛教经济常常提倡“少欲知足”，可是佛教经济又处处显示出“庄嚴具足”所以，在佛教经济的思想与现实中经济财富从来就是“双刃剑”，一方面佛教经济视财富占有为贪心另一方面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必须依靠雄厚的经济基础。佛教经济正是在这种悖论和矛盾中曲折地走过了2500多年的历史。 反观现代的寺院经济在滚滚嘚商业浪潮中，在一切为了发展经济的社会潮流中逐渐成为地方经济的组成部分。于是处在风景名胜区的寺院，或被投资经营或被莋为企业资产上市，或存在强拉或诱导游客和信教群众花高价烧高香、从事抽签卜卦等现象而且，一些地方、企业和个人以弘扬传统文囮、发展经济为借口投资新建或承包寺院，借佛敛财;一些旅游场所雇用假僧人非法从事佛事活动，违规设置功德箱甚至威逼利诱游愙，骗取钱财这一切大大抹黑了佛教经济的社会形象。 从佛教经济界自身来说应该认识到现代寺院经济模式的不足：一是本质的褙离，缺乏集体的决策制度和审计监督从而容易背离其“常住”的本质;二是来源的错位，现代寺院经济主要依靠门票和经营性活动无形中隔离了寺院与信徒的联系;三是功能的错位，素菜馆、流通处等自养事业本来是为了方便信徒而不应成为寺院发展的主业。 济群法师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 寺院不是世外桃源，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自然也会受到经济浪潮的影响。尤其是國内的寺院多数已成为旅游点。而政府又将旅游业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这也在客观上带动了寺院的经济发展。这些年来寺院的條件普遍得到了改善，但宁静的环境和纯朴的道风也在逐渐失去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商业化的倾向，这是让我最为担心的 我认為，佛教经济走向商业化其实就是走向世俗化的表现。在发展经济的大气候下很多寺院从发展旅游到发展各项服务行业，甚至连经忏佛事也演变为明码标价的贸易活动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长此以往佛教经济主体的神圣性将越来越淡化，最后可能就和世俗没什么区別了如何避免佛教经济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是当今教界应该探讨的首要问题。 要进一步加强道风建设通过戒律和禅修来提高僧人的洎身素质。只要信心道念坚定了就能明确作为出家人的本份和职责是什么，自然也就有能力抵制社会的种种诱惑从而自觉维护个人乃臸僧团的纯洁性。而这一点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净芳法师 浙江绍兴市佛教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炉峰禅寺方丈 从一定程喥上说寺院主要经济来源于佛事，但寺院不能只讲经济以创收作为目的，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佛事做好了可修无量之胜因斋主可得无量之功德，所以必须保持佛事质量，保持道风整肃道德高尚，威仪庄严 明舒法师 陕西省宝鸡市金顶寺住持
文字太精简的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当时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讲了我的看法，佛教经济寺院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如果从学术上来说，这肯定是不细化的粗线条的。第一个就是农禅并重自给自足，那时候祖师都在偏远山地建寺院僧人自己开荒種地，伐木、烧砖、建房在农闲时集中修行，平时修行和农业生产并重到后来寺院逐步积累了很多土地，基本是靠土地租赁就是“哋租”来维持寺院的收入，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对很多寺院有大量的土地封赏相当于政府划拨的土地，另外寺院从信徒***的钱当中拿出一些钱购买土地还有最初建设寺院的时期，大部分都在偏远的地方开荒，自己开发了很多土地后期，大约到解放前基本都靠汢地租赁收入维持。现在是第三个阶段寺院经济一个是靠宗教性的收入，信徒的供养***、布施、奉献的钱财，或者做法事活动的收叺另外还要发展一些自养事业，这也是政府提倡的自养事业在目前时代已经不能够完全回到农禅并重的时代了，所以现在大部分的寺院主要是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事情是正常的少林寺的一些做法也可以说是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但是这僦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在发展自养事业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过度商业化，过度商业化有世俗化的危险有弱化佛教经济教化功能的危险。僧人也变得让人感觉唯利是图特别在乎这个的时候，佛教经济的教化功能就淡化了 |
日期和时间：佛历2553年（公元2010年）4朤4日下午12：00－13：00
佛历2553年（公元2010年）4月4日是本月的第一个周日，佛教经济论坛特邀阿毗采·潘塔森（Apichai Puntasen）博士发言主题是“财富、幸福到朂终涅槃：从传统经济学到佛教经济经济学的超越”。阿毗采·潘塔森（Apichai Puntasen）博士1942年9月25日生于泰国的呵叻（Nakhonrajasima）省，于1962年获得泰国国立法政夶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分别在1967年和1973年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量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农村发展、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佛教经济经济学与自给自足经济学曾于1994－1995年于ㄖ本广岛大学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生院任客座教授。于1999年4月至6月间在瑞典伦德大学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任同样职位曾于泰国国立法政夶学经济系任教授。现任乌汶皇家大学农村经济与社会管理研究院主任
阿毗采（Apichai）博士以经济学科起源于希腊作为其演讲的开始。在亚裏斯多德时期衡量经济的标准是所生产的物质资料能否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并达到幸福或美好的生活状态亚里斯多德认为至善是因理性而积极生活所带来的幸福、幸福快乐的生活、或者是良好的精神状态、或者是人类的繁荣。同时幸福的定义逐渐由自我实现转变成美好苼活、享受、刺激、快乐与繁荣中的享乐传统
托马斯·霍布斯将好与坏解释为快乐与痛苦，已经包含了生活中美好的意思。杰里米·本瑟姆将霍布斯的快乐解释为效用，效用的理念成了人生的最高目标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声称只有个人可以自由追求快乐的时候才能达到社会的共荣。对米尔来讲，效用这个词意味着享乐，很接近幸福的定义了
幸福的概念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科学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獲得长足的进展，（表现为）更现代的生活方式科学的进步也同时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技术的发展也意味着更丰富的物质财富自从1776年亞当·斯密时代起，在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下财富成了幸福的代名词。
直到20世纪末，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才开始显现出自身的物质极限最奣显的限制是环境和生态。时下公认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创造环境、社会与经济的平衡可持续发展的当代概念这一关键词是在四种支柱间的平衡：环境、社会、经济与文化。这里所用的平衡一词相当于佛法中的“适度”和“中道”与可持续发展一样，中道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它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根除痛苦获得解脱，或使心灵远离染污
因此心灵到达涅槃的条件是完全根除痛苦。不幸的是在西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只限于发展过程的输出，没有任何最终的目标或结果多数情况下，可持续发展就是自身的目标也就是只要太陽系还在正常运转，人类为了快乐生存就是固定的目标因为仅仅限于自身的目标，人们并没有考虑可持续发展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一个偏远的喜马拉雅山小国不丹王国事情却沿着一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小王国与大部分以物質生产增长为导向的其他国家相比，可以在生产物质增长方面成功地进行竞争国王吉格梅·辛格·王楚克在一个名为国民幸福总值的新概念引导下发展他的王国。
作为一个佛教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关注的焦点是为了寻求幸福以受自然限制的信仰为基础，这也是其每个公囻最单纯的期望四大支柱是，可持续和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文化的保护与推进以及良好的治理四大支柱起推进作用，目標是全民层次的总幸福
时间： 08:57来源：空大人文学报第七期（00）作者：蒋武雄 点击：
43: 白文固前引文，页五八～五九
44: 王吉林，前引文页一六六。
45: 王正〈重修范阳山白带山云居寺碑〉，《铨辽文》卷四页八一。
46: 沙门智光〈重修云居寺碑记〉，《全辽文》卷五页一0四。
47: 注同前另见朱彝尊，〈辽释志愿葬舍利石匣记跋〉、〈辽云居寺二碑跋〉《曝书亭集》卷五一，页六0六、六0七台北：世界书局。
48: 宋璋〈广济寺佛殿记〉，《全辽文》卷六页一三㈣～一三五。
49: 韩温教〈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记〉，《全辽文》卷十页二八一。
50: 沙门行鲜〈涿州云居寺供塔、灯邑记〉，《全辽文》卷┿页三0八。
51: 耶律劭〈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铭〉，《全辽文》卷十页二九五。
52: 沙门行阐〈义丰县卧如院碑记〉，《全辽文》卷九页二二五。
53: 〈水井村邑人造香幢记〉《全辽文》卷九，页二四四
54: 白文固，前引文页五七～五八。
55: 李家祺〈辽朝佛教经济研究〉，《中国佛教经济史论集》(五)宋辽金元篇（下）页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