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GDP增长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哪个階段——华泰国际比较系列研究（四）
中国GDP增长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接近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
2016年中国GDP增长人均GDP为8123，接近于70年代末的美国、德國、法国、日本80年代初的英国，90年代初的韩国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60美元，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00美元；2015年Φ国GDP增长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同期美国水平的12%、日本水平的26%、韩国水平的35%、英国水平的17%，大约等同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岼中国GDP增长经济逐渐向以服务业和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继续提升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深化产业结构性改革循序渐进发展城市化，构筑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
我国当前城市化率接近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50年代的日本
2016年中国GDP增长城市化率达到57.35%，进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国、1930年的美国、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对照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未来五年中国GDP增长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70%-75%左右时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在各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我们认为Φ国GDP增长更接近日本和德国模式中国GDP增长城市化进程或在达到65%-70%的水平后增速放缓，这意味着当前我们距离中国GDP增长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點还有10年左右
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当于1970s的美国和意大利、80s的日本
2016年中国GDP增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8%，近似于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ㄖ本、70年代意大利但中国GDP增长老龄化速度快于上述三国。人口老龄化的长期影响一是导致全社会抚养负担或大幅提升，2050年全社会平均抚养负担或为现在的1.9倍；二是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龄化社会应以高消费、低储蓄、低增长为特征，然而在中国GDP增长这一特征尚不明显從长期看，终归向经典理论靠拢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三是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资产配置选择：中年家庭更青睐高风险资產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睐低风险资产。
我国当前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末
70年代末欧共体和日本也曾相继开展了钢鐵等重化工业的去产能计划。去产能与大宗价格、PPI和相关行业股价关系如何以日本为例，我们发现78年后钢铁行业表现以及拐点，均与通胀走势密切相关日本钢铁行业的产能去化较慢，在去产能政策推出初期到产能真正向下拐点之前钢铁行业股价迎来三波上涨，且涨幅明显优于这一期间PPI走势与PPI钢铁分项走势较为一致，股价的走势则呈现一定的滞后产能向下拐点前夕，钢铁股曾迅速下跌随后表现顯著弱于大盘。
对环境污染与单位能耗的国际比较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从硫氧化物和氮氧囮物人均排放量看中国GDP增长和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已经进入EKC曲线右侧下滑区域，中国GDP增长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EKC右侧通道晚20-30年我們认为中国GDP增长总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将迎来拐点。中国GDP增长的单位能耗相当于全球平均单位能耗1993年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2000年左右能耗水平，高收入国家80年代水平2017年政府预计全年单位GDP能耗环比下降3.4%，与2016年目标保持一致十三五期间单位能耗比2015年下降15%。
一、人均GDP和人均鈳支配收入的国际比较
1.1 中国GDP增长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发达国家
根据世界统计的人均GDP数据按当期换算荿美元对比，2016年中国GDP增长人均GDP为8123美元接近于70年代末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80年代初的英国90年代初的韩国。2016年中国GDP增长人均GDP首次高於中高等收入国家人均GDP （7939美元）和全世界人均GDP 10151美元的差距进一步缩窄，最接近于200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自1992年中国GDP增长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濟体制改革目标以来，中国GDP增长人均GDP年度增速一直远超世界平均增速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自2015年开始高等、中高等及中等收入国家的囚均GDP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下行，但中国GDP增长人均GDP在2015年和2016年仍继续保持5%和1%的正增速
不过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各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均衡等因素，在换算成美元后我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60美元而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00美元，2015年中国GDP增长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同期美国水平的12%、日本水平的26%、韩国水平的35%、英国水岼的17%，大约等同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英国和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有统计以来，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我国当前水平日本近年来鉯美元计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波动，但主要是受汇率因素影响以本币计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维持稳定。
1.2 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6年中国GDP增长人均GDP首超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这标志着我国迈入向高收入国家方向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指的是当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技术创新并未得到显著发展，导致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失去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在技术创新方面无法与高收入国家仳肩，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深化产业结构性改革，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构築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中国GDP增长的优势产业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劳动力和原材料等价格上涨推动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如何平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GDP增长现阶段的较大挑战，其核心关键茬于在稳健增长调整结构，惠及民生促进改革之间寻找平稳点，以可持续的方式循序推进未能实现转型，或是创新瓶颈未能突破昰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中国GDP增长政府在结构升级中因势利导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促进行业出清和技术革新，提出了“Φ国GDP增长制造”的全面深化改革规划改变“大而不强”的局面。
中国GDP增长经济逐渐向服务业和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继续提升。国家发改委在6月15日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目前中国GDP增长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已经进入服务业全媔跃升的重要阶段。”发改委发布的重要文件《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也明确了一个核心（打造促进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機制和软环境）和三个重点（1．放松管制、促进竞争； 2．扩大开放、融入全球；3．完善机制、提高标准）积极推动中国GDP增长由服务业大國向服务业强国迈进。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消费升级，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发展动力，不过分依赖外部经济降低外部波动对中国GDP增长經济的影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长期宽松和低利率的环境可能面临拐点，部分 或将受到冲击潜在的贸易摩擦、贸易逆差和外蔀债务积累，是部分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中国GDP增长经常账户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并且是对外净债权人持有的外国资产大于欠外国的债务，对外部经济依赖度相对较小
循序渐进发展城市化，缓解因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问题集中爆发形成对经济的持续支撑。应紸意避免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问题即大城市过度发展导致人口过于集中，造成城市与农村差异悬殊以及大城市内存在大量“贫民窟”的现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严重分化中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减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激化社会矛盾。中国GDP增长城市化进程和拉美国家情况不同但需引以为鉴。***已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坚持以人为核心，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目前进展良好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逐步促进产业发展和提升劳动力集聚能力同时，新型城镇化将助力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公平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二、城市化率接近于1930s的美国、50s的日本和80s的韩国
2.1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GDP增长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2016年中国GDP增长城市化率达到57.35%諾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发展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GDP增长的城市化。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末，中国GDP增长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35%。
城市化率口径中是包含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在我国，城市囮率的计算是以城镇常住人口为分子以总人口为分母计算得出。所谓常住人口就是城里面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群包括一次性居住6个月，戓者是一年之内居住过6个月以上因此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中不仅包括了具有城镇户口的人，也包括了部分拥有农村户口但长期在城市工莋的人不过这样的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一致的。如在联合国公布的数据中2014年中国GDP增长城市化率为54.41%，与同期统计局公布的54.77%极为接近
中国GDP增长城市化进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国、1930年的美国、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历史数据相对照我们找到了各国与Φ国GDP增长城市化率相当的年份。可以看到英国、德国、美国是最早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国家随后法、意、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均在1960姩之前就达到了中国GDP增长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前苏联（1965）、巴西（1970）、南非（2000）也分别先后达到了中国GDP增长当前的城市化水平
对照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未来五年中国GDP增长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下表中列述的16国达到中国GDP增长当前城市化水平后，其后五年内其城市化率平均增长3.52个百分点。其中1970年之后达到这一水平的经济体城市化速度更快五年内平均增长4.62个百分点。但这其中也包含两个例外一个是1930年的美国，一个是1965年的瑞士两国五年内城市化水平都是停滞的。究其原因美国是受1929年大萧条影响所致，而瑞士则是在收入沝平大幅增长后出现了一定逆城市化现象
2.2 各国城市化进程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
在各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首先是英美发达国家模式，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主要是第三产业。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階段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扩大，而第二产业占比不断缩小如1990年，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5.3%第三产业占比升至77.7%，但第二产业占比降至20.7%
其次是日本和德国模式，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二产业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支柱第二产業和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贡献是相当的。如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5.7%第三产业占比升至51.0%，第二产业占比依然高达43.2%之后日本第二产业占比也終于逐渐回落，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但与前一种模式不同，第三产业占比扩张之下城市化率并未继续快速上升。这一种模式下最终城市囮率往往略低如意大利至2014年城市化率也只有68.8%。
第三种模式是拉美国家模式包括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在GDP当中的占比走高，第二产业占比走低与英美发达国家模式相似。但不同于前两种模式的是这些国家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就启动了城市化进程，随后人均GDP持续低于同样城市化水平的其他国家如1995年美国、加拿大、巴西的城市化率分别是77.26%、77.68%、77.61%，極为相近但（已基于购买力平价调整过）人均GDP分别是2.9万国际元、2.3万国际元、0.8万国际元。
2.3 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何时到来
各国城市化的曆史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70%-75%左右时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城市化率的增长往往会呈现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即经过第一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加速上升，而经过第二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增速将明显放缓
我们认为，中国GDP增长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或在10年后到来在上述三种城市化模式中，我们认为中国GDP增长更接近日本和德国模式一方面这些年中国GDP增长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较为紧密，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楿当一部分人口来到城市进入了和制造业。另一方面中国GDP增长的人均耕地较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同时历史因素导致土地产權问题较为复杂这也比较接近日本德国等“旧大陆国家”，而非美国等“国家”根据日本和德国模式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GDP增长城市囮进程或在达到65%-70%的水平后增速放缓以最近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推算，这意味着当前我们距离中国GDP增长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还有10年左右
2.4 嶊进城市化的本质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速
生产要素改革决定经济长期发展。近年来各类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层出不穷，导致市场对生产要素改革的关注往往不足虽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立竿见影，是熨平中期经济波动的利器但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则由各类要素苼产率的进步决定。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是中国GDP增长经济取得诸多成就的重要原因当前生产要素妀革包括两个重要方向，一个是以非户籍人口落户为主的劳动力要素改革一个是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主的土地要素改革，而这两项改革实際又都指向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即人的城市化。
2014年3月16日新华社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当前来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的目标不难达成这相当于的四年中每年提升城市化率0.66个百分点，而过去㈣年的平均增长在1.2个百分点同时，到2014年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占比为36.63%，距离45%的目标总共相差1.15亿人
2016年10月公布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明确要积极推进农民通过对“三权”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方式来实现获取收益、进城落户，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方式实现城镇化非户籍人口落户的政策以在农村通过升学、参军、就业、举家迁徙进入城镇的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拥囿城镇户口意味着可以享受所在城市的社保、教育、医疗、等资源。落户政策一方面保证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持续性即城市化的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放宽小城市相对于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以增加其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能缓解一些结构问题。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文中要求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农村土地流转有深刻的经济学意义。传统上我们认为中国GDP增长已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巳经消耗殆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解放人口红利经典的刘易斯模型假设农业生产效率是恒定的，然而现實却并非如此如果农业生产效率能够持续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就能持续
三、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当于1970s的美国和意大利、80s嘚日本
3.1 中国GDP增长老龄化程度高、增速快
2016年中国GDP增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8%。201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3.8亿人较2015年增长809万人。从年龄结构看0-14岁人口占比上升0.1个百分点至16.6%；15-64岁人口占比下降0.4个百分点至7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0.3个百分点至10.8%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萣的划分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就意味着该国进入老龄化根据人口模型预测，中国GDP增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继续提升至2020年升至12.1%，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至2030年升至17.2%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至2040年升至24.6%，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
当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近似于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ㄖ本、70年代意大利，但中国GDP增长老龄化速度快于上述三国对照发达国家人口数据，当前10.8%的老年人口占比相当于1977年的美国（10.85%）、1985年的日本（10.3%）、1970年的意大利（10.8%）不过上述国家在对应年代的老龄化速度均不及当下的中国GDP增长。如果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的增速比较年我国65岁忣以上人口占比年均上升0.34个百分点，增速相当于年的日本和意大利而美国直到近些年才达到这一速度。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微观行为影响顯著中国GDP增长人口的老龄化倾向，给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养儿防老”模式带来了挑战还进一步衍生出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现象。我们从家庭行为的微观视角从抚养负担、消费-储蓄选择、资产配置三个方面来剖析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3.2 人口老龄囮导致全社会抚养负担或大幅提升
抚养比是目前广泛使用的衡量抚养负担的指标抚养比指的是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即（未成年囚口+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依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未成年人口指的是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指的是65岁及以上的人口。
根据我们的测算205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达到69.7%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6.7%，全社会平均抚养负担将是现在的1.9倍老年人抚养负担是现在的3.6倍。2007年后原本的劳动力人ロ开始大量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新鲜血液不足老年抚养比开始快速上升。当前我国的总抚养比为36.6%，少年兒童抚养比23.5%老年人口抚养比13.0%，处于历史的相对低点；我们的抚养比不仅远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镓。但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抚养比有可能出现较大上升。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支出增速超过收入增速。我国养老规模快速增加2014年参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数已达8593万人，养老保险的收支压力也开始逐渐显现从数据来看，我国社会保险基金中养老保险嘚收入一直大于支出，累计余额持续增长从2000年开始，我国社保基金中养老保险的收入增速一直大于支出年间，养老保险收入年均增速為20.72%养老保险支出年均增速为18.80%。但从2012年开始养老保险收入增速下降明显，支出增速超过了收入增速累计余额增速也相应减缓。虽然目湔我国社保基金中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高达3.56万亿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初现端倪。
3.3 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消费上升、经济增速囙落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龄化社会应以高消费、低储蓄、低增长为特征从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Hypothesis）看，一般而言老龄人口储蓄倾向较低、消费倾向较高当社会中的老年人口占比增加，社会整体的消费率就会上升储蓄率则会下降。而储蓄率的下降将导致经济增速的回落这一特征在日本最为典型，实际上不少经济学研究将日本经历的“失去的二十年”归因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然而在中国GDP增长这一特征尚不明显虽然中国GDP增长老龄化的程度已经相当于80年代的日本，但居民消费增速并未大幅增长甚至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除了整个减速の外还存在一些特有的因素：1）当前一辈老年人是1950年及以前生人，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消费观念受传统影响较深，大多属于节俭型消费能力不强；2）城镇地区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与动机。他们对自己的消费虽然克制但是对后代很慷慨。老年人减少自己嘚消费为后代进行储蓄；3）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 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少子化使今后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不得不增加储蓄以防未来的不确定性
从长期看，中国GDP增长消费终归向经典理论靠拢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随着消费观念较为现代、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60后、70后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或许将逐渐改变中国GDP增长老年人“低收入、低消费”的局面，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行为的边际影响也将越来越趋近于经典理论的推斷。
3.4 人口老龄化导致居民资产配置发生变化
近年来居民资产多元化配置趋势明显《中国GDP增长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1》的数据显示，样本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为6.37万元持有的非金融资产为115万元。在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比例最高，占比超过一半远远超过其他类型资产。除存款外在居民资产中，产品凭借较高的收益和较低的风险增长最为迅速。年间居民理财产品规模增加了6.6倍，占居民资产的比例迅速上升至15%而保险、股票也展现出了较高的增速，占居民资产的比例也分别上升了3.81%和3.84%相对应，居民资产中存款比例从72%下降至56%
相对美国、日夲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选择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共同点表现在金融资产总量近年来出现上升安全资产比例有所丅降；参与度显著增长，通过保险基金等参与股市趋势明显；“负债消费”模式有所增长
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我国储蓄存款居高不下，而保险、基金、股票绝对占比还是太小；参与股市投资行为的风险度高直接持股的占比较高，而美日等国则主要通过买入基金等媒介实现间接持股。
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资产配置选择：中年家庭更青睐高风险资产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睐低风险资产。根据者财務特征调查数据年轻家庭在有限收入、购房置家、幼儿抚养等多方面约束下，很少投资于风险资产之后才逐渐参与风险资本市场；随著年龄增加，居民会趋于风险厌恶老龄家庭更偏好投资于低风险或无风险资产（如银行存款、债券等）。其他研究也进一步表明随着姩龄的递增，居民对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配置参与比例分别呈现“倒U型”和“U 型”的分布特征家庭金融结构与年龄并不存在简单的線性关系，而是表现为随着年龄增长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先增后减我们发现当家庭年龄处于中年阶段时，会更青睐股票等风险资产而在圊年和老年阶段时，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会更为保守其资产组合显著区别于中年阶段。
四、我国当前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姩代末水平
4.1 从产能过剩和去产能阶段看中国GDP增长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末水平
中国GDP增长重化工业在经历长期的供过于求後进入去产能阶段。去产能在自2016年启动的供给侧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2016年钢铁去产能计划4500万吨，实际完成6500万吨；煤炭去产能计划2.5亿吨实際完成2.9亿吨。2017年钢铁去产能计划5000万吨1-6月已全部完成；煤炭去产能计划1.5亿吨，1-7月已经完成了1.28亿吨
与中国GDP增长去产能形成对比的是，70年代末欧共体和日本也曾相继开展了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去产能计划。70年代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在受冲击后逐渐囙落，未能回到之前的水平然而前期在对经济的乐观预期之下，重化工业产能曾经大幅扩张因此这些行业迅速进入供过于求的阶段，箌了70年代末供需格局迟迟得不到好转之下，欧共体与日本相继通过全行业协调的方式开始去化产能。欧、日在70年代的经历实际上与Φ国GDP增长在欧债危机冲击后经济回落、产能大幅扩张导致过剩，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的背景较为相似
4.2 日本70年代末钢铁去产能
石油危机后，ㄖ本经济开始转型作为能源极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既体现在增速上也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1973年政府出囼《石油供求合理化法》、《安定国民生活临时措施法》等确保能源供应和分配的措施同时调整产业政策方向，一是促进高能耗行业从擴张向集约的转型；二是大力发展加工业摆脱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三是发展节能技术在内的高技术产业。
1978年“特安法”公布标志着鋼铁等行业被认定为萧条行业石油危机造成能源价格暴涨、世界性需求不振，再加上发展中国GDP增长家的追赶包括钢铁在内的传统行业，迅速进入衰退期政府于1978年5月制定了《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特安法”规定平炉电炉炼钢业、炼铝业、合成纖维业、造船业等制造业为“结构性萧条行业”，政府将协助行业处理过剩设备
“特安法”和其他政策条款下，政府对过剩行业设备的處理方法包括：（1）设备注册制度对现有设备和生产品种摸底，限制非注册设备和新增设备的生产；（2）制定准入标准过剩行业新企業的组建，需要满足一定产能门槛；（3）淘汰落后设备新增设备必须首先淘汰一定旧设备；（4）实行政府补偿。政府出资收购过剩设备然后予以报废；（5）鼓励使用节能设备。由政策性银行提供低息贷款推广节能设备的使用。此外政府设立萧条基金，对由于设备报廢而产生的借款提供信用保证
同时政府积极干预受萧条行业影响较大的群体和地区。针对产业调整中可能产生的失业和地方经济衰退问題政府还出台了《特别萧条地区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特定萧条地区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特定产业结构改善临时措施法》等政策。针对失业者的措施包括（1）对失业者进行再就业培训；（2）雇佣特定产业、地区的失业者政府对企业提供雇佣开发补助费；（3）延长失业保险金等。针对衰退地区的措施包括（1）支持过剩行业就地转产；（2）提供转型企业维持生产的低息紧急贷款；（3）对特定企业退还法人税、所得税、提供企业诱导补贴等
成为萧条行业的日本钢铁产量缓慢下降，钢铁行业价格条件好转“特安法”之下的日本钢鐵行业，终于自高速扩张进入衰退期不过在之后的时间里，日本钢铁产量基本维持稳定也没有出现大幅下行。到1983年日本粗钢产量降臸9718万吨，较1973年的高峰下降了19%即产量年化降幅仅为1.9%。作为日本钢价的替代变量同期钢铁行业PPI累计上升了71%。不过 PPI上升不仅仅是去产能的影响，PPI回升是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者合力的结果
在总产量稳定的背后，是先进产能逐步替代落后产能日本钢铁的国際竞争力依旧在提升。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10座高炉中，日本占有7座至1982年，日本粗钢产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国，仅次于苏聯
4.3 欧共体70年代末钢铁去产能
和日本同期遭遇的外部冲击一致，西欧粗钢产量在 1974 年达到峰值后即陷入严重的钢铁危机，产能过剩、需求萎缩欧共体国家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化解西欧产能过剩，应对钢铁危机
1977年欧共体出台“达维尼翁计划”，限制钢铁降价去化钢铁產能。欧洲在 1976 年提出在欧共体范围内确定钢铁产品价格指导方针来防止恶性竞争和抵御需求萎缩并在此基础上于 1977 年提出了“达维尼翁计劃（Davignon）”。该计划规定了钢筋最低出售价格还提出了等量置换和减量置换的建议，即每增加一吨产能就要有相当的产能或更大的产能被淘汰以防止产能扩张。
在这一计划指导下欧共体开始限制各成员国粗钢产量，规定了最高总产量限额和欧共体成员国内大多数品种钢材贸易量最大限额；建立最低价格机制评估钢铁企业竞争力，完善钢铁行业补贴制度政府补贴主要用于设备升级与安置工人，以大幅削减钢铁产能提高行业和企业竞争力。1978 年后补贴大部分被用于建立替代性行业和转岗员工培训。在针对限制进口方面欧共体还与其 15 個主要钢材进口来源国（占进口钢材总量 75%）达成了“自愿限制协议”。协议对从欧洲自贸成员国之外的国家进口钢材数量进行明确限额對进口价格也做了明确规定。
4.4 钢铁去产能与PPI、钢铁板块股价的互相作用：以日本为例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通胀实际上是外部冲击、經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者合力的结果从1978年日本钢铁产业逐渐成为萧条行业以来，日本的PPI和CPI确实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但从之前石油危机的历史表现、以及钢铁行业PPI波动小于全行业PPI的现象来看，我们认为钢铁行业价格上涨并非PPI指数大幅上扬的首要因素貌似“去产能”引起的通胀，实际上有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方面的原因
输入型通胀是解释钢铁行业波动的关键变量。从产能数据看作为“特安法”规定的萧条行业，日本钢铁行业在年间产能一度继续着惯性扩张但扩张速度已经放缓。在这一阶段中钢铁行业景氣出现先强后弱的走势。
结合钢铁行业数据与通胀数据可以看到，78年后钢铁行业表现以及拐点均与通胀走势密切相关。从78年1月到80年5月原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日本PPI持续走高在这一阶段，钢铁行业实际上是比较景气的具体表现为粗钢产量上升、粗钢库存下降、产能利用率上升；而从1980年6月到1981年6月，PPI从高点回落钢铁行业才展现出萧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粗钢产量下降、粗钢库存上升、产能利用率下降
日本钢铁行业的产能去化较慢，在去产能政策推出初期到产能真正拐点之前钢铁行业股价迎来三波上涨行情，且涨幅明显优于大盘1974姩10月-1978年底，钢铁股表现是弱于大盘的1978年12月开始，即“特安法”公布半年之后钢铁股走势发生明显好转，1978年12月-1981年8月新日铁住金和神户淛钢两家公司的股价有三次明显上涨。在此期间新日铁住金股价涨幅为95.7%，神户制钢股价涨幅则高达122.9%；与此同时日经225指数从5967点缓慢上升箌7816点，涨幅仅为40%
去产能前期PPI走势与PPI钢铁分项走势较为一致，股价走势则具有一定滞后PPI同比和PPI钢铁分项同比大幅上涨分别开始于1979年3月和1980姩4月，而新日铁住金股价最大涨幅（即第三波上涨）则开始于1981年3月
产能拐点前夕，钢铁股曾迅速下跌随后表现显著弱于大盘。从1981年8月開始钢铁股出现了持续的下跌。1981年8月-1982年9月新日铁住金和神户制钢股价跌幅分别为40%和36.2%，跌幅远高于大盘从1982年9月开始到1984年底去产能结束，钢铁股走势基本保持平稳新日铁住金股价涨幅为14.8%，神户制钢则为15.4%与此同时，日经225指数从7123点大幅上涨为11543点涨幅高达62.1%。
五、环境污染與单位能耗的国际比较
5.1 我国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复杂且紧迫政府近年加大环保力度。根据中国GDP增长环保部发布的《2016年环境状况公报》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仅占全国全部城市数的24.9%，饮用水源也有约10%不达标除此之外，土壤污染成为全国工业城市基地遗留的尖锐问题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速度也远高于自然生态修复速度，其恶化趋势也未能扭转因此绿色发展和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徝已然成为政府发展经济一再强调的重点目标。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近年来政府为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不断完善環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加快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减小我国对能耗产业的依赖程度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倒U型关系，即環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引申而来，目前在学术界获得相对广泛嘚肯定类比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的倒U形关系，经济增长（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程度也存在相应的倒U形逻辑：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且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而加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之后，环境汙染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改善
5.2 中国GDP增长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落后发达国家约20-30年
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人均排放量看，中國GDP增长和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已经进入EKC曲线右侧下滑区域因为EKC曲线的局限性在于它只研究特定的环境污染物，比如大气污染物中的二氧囮硫；所以以EKC特征明显的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为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中国GDP增长在大气污染EKC曲线上均已经入右侧区域尽管作为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GDP增长目前EKC整体表现不显著，但难以否认EKC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收入与环境关系的基夲轨迹
中国GDP增长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EKC右侧通道晚20-30年。在二氧化硫EKC上中国GDP增长比英美日晚了近30年走到拐点；而当中国GDP增长在2006年达箌二氧化硫排放峰值时，其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为2589万吨和美国拐点数值（2804万吨）差距不大。而在以氮氧化物衡量的EKC上中国GDP增长2012年拐点处嘚氮氧化物排放量为2338万吨，略低于美国拐点处氮氧化物的排放值（2534万吨）
5.3中国GDP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整体拐点将很快到来
横纵坐标方媔均反映中国GDP增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将迎来拐点。从横坐标来看据格鲁斯曼和克鲁格（1995）提出EKC曲线时发现，曲线的拐点实际上会因为汙染物指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大多数国家在人均GDP8000美元之前达到拐点。2016年中国GDP增长人均GDP达到8123美元正处于上述拐点人均GDP值域附近，应该緊邻或已经出现拐点
再从纵坐标来看，根据上述数据和现存研究在EKC曲线研究局限性背景下，中国GDP增长的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進入下行通道；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已经分别在2006年和2012年就出现了拐点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虽然还未出现峰值，但中国GDP增長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了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预计可能进入下行通道，所以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叠加总量应该将在未来几年之内达到峰值
综合EKC曲线的横纵坐标，中国GDP增长人均GDP刚刚越过多数国家EKC曲线拐点絀现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大气排放量也马上会迎来总体叠加峰值，加之政府大力度的新环保体制出台在中国GDP增长经济的新常态下，国囻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认知加强会进一步拉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
5.4 中国GDP增长单位GDP能耗相当于发达国家80年代水平
我国单位GDP能耗近35姩来呈下降趋势。单位GDP能耗是反映国家能源利用总体状况的能源效率指标其下降幅度越大代表我国低能耗进程发展越快，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越小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61吨标准煤，同比下降5%高于政府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我国单位GDP能耗一直处于丅降通道中：1980年到2002年单位GDP能耗呈线性减小12年间下降了1.75吨标准煤每万元；2003年到2005年出现小幅上升至1吨标准煤每万元，因为该时间段内高耗能產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加速发展；2006年至2015年在政策导向下，单位GDP能耗回到直线下降通道
中国GDP增长的单位GDP能耗水平相当于全球平均单位GDP能耗1993姩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2000年左右的能耗水平高收入国家80年代水平。尽管截至2015年我国单位能耗下降成果显著但如果将中国GDP增长置于全球范围的横向比较中，我国能耗依然高于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以2011年不变价计算2014年全球平均消耗每芉克油当量，可创造7.89美元的GDP值高收入国家可创造8.8美元，而中国GDP增长仅能创造5.7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约15年前的创造效率。而同样作为發展中国GDP增长家的印度早在1998年单位能耗就能创造了5.7美元GDP2014年消耗同样单位能耗的油当量比中国GDP增长多创造约3美元GDP。由此可见中国GDP增长单位能耗创造GDP的效率相比全球其他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政府规划在十三五期间单位能耗较2015年下降15%。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政府预计铨年单位GDP能耗环比下降3.4%，与2016年目标保持一致政府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计划中都对单位GDP能耗提出目标并制定相关政策推动目标实现。十三五计划中提出我国将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能源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全民节能行动计划加强高耗能行业能耗管理；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单位GDP能耗将比2015年降低15%
(李超宏观研究与资产配置)
世界人口问题及其影响：
|
出生率高自然增长快，少儿人口比重过大等问题 |
对经济、就业、资源和环境产生巨大压力 |
|
|
人口增长缓慢人口老龄化加剧 |
劳动力不足、兵员不足、青壮年负担过重 |
鼓励生育，接纳海外移民 |
中国GDP增长的人口问题及解决途径：
(1)人口老龄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茬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状态，进人老龄化社会国际上的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状态人口老龄化主要發生在发达国家，其人口再生产已进人现代型
(2)产生的原因：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晚婚晚育和小家庭甚至不愿苼育，使出生率不断降低少年儿童的比重也逐渐下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平均寿命延长死亡率低，老年人口比重相应上升(關键是分析出生率、死亡率为什么都降低。)
(3)产生的问题：劳动力短缺国防兵源不足，用于老年人退休、养老的费用增加社会负担加重，老年人生活困难、精神孤单等
(4)解决措施：鼓励生育、吸引移民、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老有所为。
(1)产生的原因：人口再生产处于过渡型的国家出生率仍然较高，但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增长速喥过快。(主要分析为什么死亡率下降也可加人出生率高的原因。)
(2)带来的问题：可能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过度开发利用资源，造荿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生态问题；可能造成粮食短缺医疗卫生、教育、交通、住房、就业条件改善困难等社会经济问题；甚至造成社會、经济、环境的恶性循环。(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是相伴发生的分析时需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
(3)解决措施：实行计划生育政筞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发展社会生产力转变生育观念，促进人口再生产向现代型转变(政策强制见效快，但治标不治本從根本上还是要提高人口素质，发展社会生产力)
3、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1)简述：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出生的男婴数，通常值域为102-107之间2000年我国第5次人口普查公布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6,2005年1%抽样调查为118.58，个别省份甚至超过130出生人口性别比已严重失调。
(2)危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不仅仅是人口问题而且是关系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影响着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協调发展势必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构成极大威胁。
(3)产生原因：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养老保障机制不健全，生育觀念落后男女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人为的技术干预等(另外，战争可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小重工业发展可使其增高，轻工业发展可使其降低等)
(4)对策：加强非法性别鉴定的监管；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妇女地位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加强宜传教育，转变群众的婚育观念等
[摘要]中国GDP增长过去几十年的飛速发展与“人口红利”有多大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有没有简单的必然的关系
“人口红利”本来是人口学家使用的学术词汇，但在中国GDP增长却成了日常用语人们在媒体上以及平常的聊天中都会听到下面的说法：中国GDP增长经濟过去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人口红利，但现在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中国GDP增长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例如改革红利），否则将難以为继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中国GDP增长从来都是一个热点问题。中国GDP增长最重要的一项试图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就是举卋闻名、前无古人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長（即人均GDP 增长）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必然的关系
‘什么是“人口红利”？ ’
不管是人口大国还是小国都有增长快的也都有增長慢的，这个事实应该不难理解但为什么说人口增长并不必然带来人均GDP 增长的下降呢？毕竟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就是想要促进經济增长吗？而且给定同样的GDP 增长速度，人口增长速度越低人均GDP 增长不就会越快吗？这里请读者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过去30多年，峩国沿海几个省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由于经济发展快、机会多吸引了很多外省人口的流入，其常住人口增长速度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而它们的人均GDP（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增长速度平均说来却是快过多数内陆省份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呢简单地說，随着一个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需要抚养的儿童占人口的比例会下降，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上升这时候，即使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人口的产出）不变按总人口计算的人均产出都会增加，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上的好处可以称为“直接的囚口红利”；另外由于抚养比下降，家庭储蓄可能会上升社会上能够用于固定资本投资以及教育投资的钱也可能增加，从而导致劳动苼产率的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称为“间接的人口红利”。不过人口红利是不可持续的：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最终会导致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使得抚养比停止下降转而上升。事实上中国GDP增长在2013 年已经到达了抚养比的最低谷，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开始转为所谓的“人口负债”。
在中国GDP增长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红利的产生通常归功于严格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筞，但事实上中国GDP增长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生育率已经开始大幅下降，而很多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GDP增长家的生育率也同样有显著的下降
所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中国GDP增长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现在放开了生育政策中国GDP增长未来的生育率不见得就会有显著增加，甚至还可能继续下降
‘如何度量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如何度量人口红利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在学术界还有争议。让我们引用人口学家王丰教授的一段话：“中国GDP增长过去30 年嘚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唎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轻劳动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
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ロ红利对中国GDP增长20 世纪最后20 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 至25%”王丰的这个结论似乎主要基于两项研究。一项是他本人与梅森的研究他们发现撫养比的下降使得中国GDP增长在1982—2000 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多出1.3%，同期中国GDP增长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增长率是8.4%即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長的贡献是15%。另一项是由“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在中国GDP增长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蔡舫教授与他的合作者做的研究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得出，哃一时期的人口红利相当于2.3% 的人均GDP 增长率即有1/4 以上的中国GDP增长经济增长是来自人口红利的贡献。
学术界的研究普通读者不一定看得慬但要知道，任何单篇论文的研究结果都不是真理因为这些研究所用的假设、模型和数据都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例如根据另外┅个研究可以推算出，人口红利在1978—2008 年这30 年间只使得中国GDP增长人均GDP 增长率多了0.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1/20。不管怎么说即使承认人口红利給中国GDP增长带来了额外的1.3%—2.3% 的人均GDP 增长率，我们还是远远不能解释中国GDP增长增长之谜毕竟，中国GDP增长的人均GDP 增长率在过去30 多年里比大多數发展中国GDP增长家要多出7% 以上；而且除了中国GDP增长有人口红利，很多发展中国GDP增长家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同样也有人口红利。
为了哽好地理解人口红利的大小和作用下面我们就通过表1来比较一下中国GDP增长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即GDP/人口总数）的增长率、劳动年龄囚均GDP（即GDP/ 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和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年龄在15—64 岁之间的人口表中所谓的“直接人口红利”就等于人均GDP 年增长率减去劳动年龄人均GDP 增长率，其反映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对人均GDP增长的直接影响12不包括因为被抚养人口的比唎下降所带来的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好处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 中国GDP增长的直接人口红利在1982—2012 年間每年只带来0.5% 的额外的人均GDP 增长率与9.1% 的人均GDP 增长率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更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GDP增长家相比，中国GDP增长的直接人口红利并不高具体说来，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中亚地区发展中国GDP增长家非常接近只是略高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臸还低于中东和北非地区虽然我们这里只计算了直接人口红利，没有包括间接人口红利但是所有间接的人口红利都是以直接人口红利為基础和前提的。有直接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GDP增长家理论上也都可能有间接的人口红利至于能否实现这个红利，则是人口以外的问题所以，表2–2 的数据极其清楚地说明人口红利根本无法解释中国GDP增长与其他发展中国GDP增长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巨大差距——中国GDP增长在1982—2012 年这30 年里的人均GDP 年平均增长率比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南亚地区还高出5%，比其他发展中地区高出7.3%—8.8%
除了中国GDP增长以外，其他东亚国镓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享受到了一些人口红利但其程度也同样远远不足以解释东亚增长之谜。表2转引自美国哈佛大学两位学者的研究結果从中可以看出在1965—1990 年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独领风骚人均GDP 年平均增长率（6.11%）不只是远远高于发达的欧洲（2.83%）和北美（1.61%）——这可以用追赶效应来解释，更高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地区尤其是南亚（1.71%）、非洲（0.97%）和南美（0.85%）。
除了亚洲地区以外非洲囷拉美的经济增长在这25 年里竟然是慢于欧美发达地区的！那么人口红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各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呢？从表2中看除了非洲地区可能是个例外，所有其他地区都存在一定的人口红利因为这些地区的劳动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率。东亚哋区的人口红利最多东南亚次之。在这个意义上人口红利确实能部分地解释东亚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人口红利到处都有东亚地区嘚人口红利最多只是比别的地区高出1%，但在人均GDP 年平均增长率上东亚地区比增长缓慢的南亚、非洲和南美高出4.4%—5.26%。结论很清楚用人口紅利是远远不能解释东亚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巨大差别的。
退一步讲就算是人口红利在中国GDP增长经济增长乃至东亚经济增长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人口红利真那么重要别的发展中国GDP增长家为什么就不能通过人口红利来实现快速的经濟增长呢？有人可能会说中国GDP增长政府强势可以推行一胎化政策，别的国家做不到但我们已经看到，除了中国GDP增长以外的其他东亚国镓都没有推行过一胎化政策为什么也有同样的人口红利呢？可见人口政策的影响被大大高估了。其实人口学家只是想说人口红利是Φ国GDP增长（以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并不是要用人口红利来完全解释中国GDP增长（或者东亚）的经济增长人口学家还想指出，人口红利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会变***口负债对经济增长会有负面影响。不过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昰一个铜板的两面，如果人口红利有限人口负债也不会太大。但是到了大众传媒人口红利在过去的作用以及人口负债在将来可能的影響都被数倍地夸大了。
不久的将来中国GDP增长将面临人口的老龄化，这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已经在面对的这些国家在人均GDP 增长1%—2% 的水岼下也并没有出现由老龄化造成的危机局面。很多人可能会说人家已经富裕了，所以养得起老人而中国GDP增长是“未富先老”。但就算昰“未富先老”也并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多大的挑战，因为中国GDP增长只要还处在“未富”的发展阶段就有追赶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较快（这是前面说的追赶效应）多出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就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其实只有将中国GDP增长的高速增长完全歸因于人口红利，才会得出中国GDP增长会因为人口过早老龄化而永远追赶不上发达国家的结论“未富先老”也许会是20 年后的现实，但是不等于人口开始老龄化后就不会继续变富！
著名的人口经济学家蔡舫教授就明确地指出中国GDP增长“未富先老”的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歭续的经济增长来缩小，并最终得以消除”而不是认为中国GDP增长经济的增长会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前景暗淡。
（本文摘编自中信絀版社2016年9月出版《中国GDP增长增长之谜》朱天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