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我国《民法总则》的制定与实施，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呈现出刑事、民事与行政并进的状态并开始走向体系化。然而纵观现行法律规范，仍可发现其明显短板即集中于规制对个人信息的获取和暴露两个环节，强烈体现出立法特别关注以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自峩控制而对信息的使用环节不甚关注，尤其是关于公共部门对个人信息的使用问题法律基本上是“留白”的。

《刑法修正案（七）》囷《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打击的只是信息的非法暴露即出售、提供、获取和泄露等行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从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楿关解释来看，其所调整的网络侵犯个人信息行为所指也仅限于信息的暴露环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及峩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虽然对个人信息的使用有所提及，却并未予以单独规定而是与个人信息的收集规定在一起，苴没有与个人信息的获取、暴露两个环节一样规定受害人的举报、控告、起诉权和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或者详细规定信息获取、保管者嘚具体义务。更为重要的是这三部法律文件所规范的可能侵害个人信息相关权利的主体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运营者”“经营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等，并不涉及行政机关这几部法律文件给行政机关的定位均是纯粹的监管者、保护者角色，而非信息的获取者囷使用者至于2017年施行的我国《民法总则》，虽然其第111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也就是将个人信息的非法使用与非法收集、加工、传输、***、提供、公开一并规定并将调整对象扩大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把行政机关也涵盖在内但这仅仅是一个比較粗糙的原则性规定，其既未指明何为“使用”——使用一词的含义显然比收集、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复杂得多从而需要哽精细的表述，也未指出何为“非法”——违反了何种位阶的法律规范以及是否包括违反约定总的来看，我国《民法总则》第111条的宣示意义大于操作价值

在私主体（主要是网络运营商和其他经营者）作为个人信息使用者的情况下，对个人信息使用环节的规制路径并不十汾复杂在现行法的“知情同意”框架之下，私主体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①当然，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大数据环境下的“知情同意”框架实际上已经被虚置并对个人信息的有效流通和利用构成了根本性的障碍，应当被废弃或者替代参见吴伟光：《大数据技术下个人数据信息私权保护论批判》，《政治与法律》2016年苐7期；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因此私主体对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首先表现为违反其公开的使用规则及在此规则下与用户的约定，进而可以在此框架下寻求解决即使突破了这一框架，不当使用的结果也必因侵犯用户的其他合法权益而需另行承担侵权责任；一旦涉及刑事法律也必然触犯既有的其他罪名，并无另立罪名对不当使用行为予以单独评价的必偠因为“非法获取信息的行为，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权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利用信息的行为则构成财产犯罪、人身犯罪等”。②于志刚：《“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与刑法保护思路》《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总之即使在民法或刑法上单独规定私主体不當使用个人信息的法律责任，这种责任也将被使用者的目的行为或使用的违法结果所导致的法律责任所吸收

然而，当公共部门（主要是荇政机关）成为个人信息的使用者时上述逻辑便无用武之地了。首先行政机关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非基于和管理对象的约定，而是基于法定职权可是，传统的职权法定原则又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随着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个人信息的公共用途急剧扩展政府依靠个人信息所开发出来的管理工具日益丰富，没有任何立法者具备足够的理性去前瞻性地穷尽这些用途从而事先做出限定。其佽行政法不仅评价行政活动的目的和结果，还要评价其过程和手段行政机关基于正当目的使用个人信息且结果无损于个人利益时，并鈈当然意味着其过程和手段的合法性仍需法律给予单独的规制。再次政府信息公开法制也无法将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完全加鉯规范，尽管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缺失的情况下时常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中的相关条款“搭便车”地解决个别问题③ 见肖登辉、张文杰：《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的现实困境与破解之道——以若干司法案例为切入点》，《情报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2期因为，将包含个人信息的内容予以公开来实现某种行政目的——例如公开对特定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以达到教育和警示目的——早已不是行政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主要方式了在当初收集个人信息的目的之外对信息加以增值利用，特别是凭借大数据技术不断挖掘其潜在价值才是当前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的主要方向。总之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利用的广度和强度一点都不亚于商业机构，但我国既有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体系却严重忽视了這一点

社会风险治理是政府对个人信息进行增值利用最为典型和活跃的领域，无论是宏观上对短、中、长期社会风险形势的预测和研判还是微观上对某种或某件社会安全事件的动态监测和预警，乃至于对某些社会风险源（通常是某些群体或个人）的搜索定位行政机关嘟越来越依赖于综合利用政府信息库中存储的大量个人信息来丰富其管理工具箱。探究个人信息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利用及其限度对于提炼公共领域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规则，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体系颇具意义。

个人信息的支配、使用等利益和行为可能无论是在洺称上直呼其为“个人信息权”还是像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样将其拗口地表述为“个人信息依法得到保护的权利”，也无论我國在具体的权利类型上将其界定为人格权还是财产权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我国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的学者已基本形成个人信息保护是┅项独立民事权利的通说④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在人格权法中的地位》，《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我国《民法总则》第111条也巳经为此提供了实定法上的依据。还有部分学者进一步提出应当将个人信息权确立为宪法上的一项基本权利。⑤参见孙平：《系统构筑個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基本权利模式》《法学》2016年第4期。不过无论给予何种定位，大多数人都认可这种权利的核心在于信息主体对其个囚信息的控制包括控制这些信息的占有和使用，从而使信息对于权利主体而言具备自主价值和使用价值⑥参见谢远扬：《信息论视角丅个人信息的价值——兼对隐私权保护模式的检讨》，《清华法学》2015年第3期这是一种控制理论框架下的权利中心主义，建立在信息的个囚属性之上其有效性的前提在于个人确实能够实现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并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行使各项相关权利随着互联网时代的發展，人们变得越来越关心个人信息的商业价值大量互联网新兴产业都将个人信息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之一，并创造出惊人的商业价徝社会整体和每个社会成员都因此不同程度地受益。由此放松对个人信息利用规制的呼声日涨，而个人信息的公共价值似乎也因此获嘚了证明笔者对此种呼声持不同观点：仅仅由于某种个人资源具有商业价值，且经过商业开发之后能够促进社会及个人福祉便承认其公共性，进而要求个人对其相关权利必须有所让渡以降低使用者的获得成本，这样的逻辑在正当性上有所不足“凡是关系到别人权利嘚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共性不能一致的，都是不正义的”⑦［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8页只囿人们能够证明对个人信息的某种利用本来就具有直接促进社会公共福祉的价值——这种价值未必需要通过商业方式来实现，而且为信息主体本身所必需同时对信息加以利用所伴生的风险是有限或可控的，人们才能够真正证成个人信息的公共性才能够在法律上对信息主體的自主控制权作出必要限制。否则他人对个人信息利用的正当性仍然只能来源于信息主体在自主决定基础上的同意，无论这种同意在實际操作中的真实性已经被削弱到何种地步

个人信息的公共性首先天然地与政府的职能密切相关，因为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必然要求政府详细、准确地掌握其管理对象与其职权范围相关的个人信息。离开了这一最基础的信息资料行政管理就无从谈起。以户籍信息为例“历史中的户籍制度是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淛以此作为掌握人口信息、征调税役、分配资源和维持秩序的基础，它是一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法律的综合性社会制喥”⑧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4页。一直以来政府就是最大的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储存和利鼡者，政府公权力所及之处必然涉及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一方面，政府作为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的承担者公共安全、公共管悝和公共福利的推进都离不开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掌握。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对行政效率的追求，也会不断督促自身积极探索个人信息利用嘚限度和价值⑨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这是个人信息公共性的原初形态，但如果仅仅止步于此则人们的讨论只能停留在一般的公私利益二元框架上，停留在类似于政府征收赋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逻辑上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使个人信息的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更加直接地融合了，也使个人信息的公共性获得了新内涵有学者将大數据技术之下个人信息的特征概括为五项：一是个人信息中包含的市场价值和隐私利益具有低密度性和非直接性；二是个人信息具有再分析价值；三是个人信息具有非独占性；四是个人信息的产生具有意志一致性；五是对个人数据信息收集、分析和处理具有即时性，信息主體的“知情同意”过程难以实际展开在此基础上，该学者得出如下结论：对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不应再基于私权观念赋予公民对个人信息的处置权而应当将个人信息作为公共物品，基于公共利益来对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和方式加以公法上的规制⑩参见前注①，吴伟光攵该学者还援引了2014年美国白宫《大数据与隐私报告》中的观点：“虽然确实有一类数据信息对于社会来说是如此敏感，即使占有这些数據信息便可以构成犯罪（例如儿童***）但是大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所可能引起的隐私顾虑越来越与一般商业活动中、政府行政中或者來自公共场合的收集中的大量数据无法分开，信息的这种双重特征使得规制这些信息的使用比规制收集更合适”①Executive 24日访问。笔者虽然不贊同这一结论但认为该学者确实指出了基于信息主体的个人自决权而形成的以信息收集为中心的规制模式存在重大缺陷，并且其总结嘚个人信息五项特征的前四项更揭示了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的公共性。概言之个人信息往往产生于信息主体与信息收集系统的互动之Φ，而这些信息在被聚合起来进行再分析时所产生的价值远远大于其在单个状态下的价值同时，个人信息被聚合使用之后的价值又往往使信息主体自身直接受益个人信息在大数据背景下体现出来的这种公共性，使得它可以被政府和某些企业广泛地挖掘利用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需要注意的是提供这种公共服务的企业并不从这些服务中直接获利，而是利用由此获得的大规模用户流量嫁接其他的产品或垺务形成所谓“羊毛出在猪身上、狗买单”的互联网商业模式，通过聚合大量用户的出行轨迹来提供路况服务的各种地图APP就是典型例子这种意义上的公共性，已经明显超越了个人信息被政府用于一般行政管理的传统效用以及被商业机构用于高效搜索和定位客户的低端商業价值从而使个人信息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公共利用空间。

个人信息公共性的凸显还与其概念内涵的变迁密切相关个人信息一般被定义為与一个身份已被识别或者身份可识别的自然人（信息主体）相关的任何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统一编号、护照號码、身体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联络方式、财务情况、社会活动鉯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识别该个人的信息② 见欧盟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2（2）条、德国《联邦数据保护法》第3条第1款、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示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第3条，载齐爱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示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河北法学》2005年第6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第9条，载周汉华：《中華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从我国的既有法律规范来看，尽管其对个人信息的定义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充但基本上没有脱离上述范畴。以列举范围最宽泛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囚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为例其定义的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怹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碼、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然而，随着网络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信息的使用者尽管有时候仍然希望通过这些信息去直接或间接地识别某个人，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所希望识别的对象已经变成了某类人也就是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至于这些人具体是谁则对其毫无意义。仅仅用于识别某类人的信息与之前用于识别某个人的信息并不完全相同，大多数时候是基于个人的既往活动而形成的轨迹信息、偏好信息“由于计算机数据处理的便利，使国家、企业或个人能够迅速地搜集、储存、传送有关个人的各种数据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组合或呈现，可以用来预测个人的行为模式、政治态度、消费习惯而作为一种资源或商品加以利用。”③王泽鉴：《人格权法》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12年版，第207页用于这些预测目的的个人信息，主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用来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了而是以偏好信息居多，最典型的就是个人的行踪记录、网络搜索记录、浏览记录、聊天记录、网购记录、支付记录等欧盟用于替代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的2016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在个人信息的定义中所增加列举的位置数据和在线标识，主要就是偏好信息④参见欧盟2016年《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第4（1）条。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此类信息与传统上可识别个人信息之间的差异并且注意到这类信息的特点是虽不能直接体现具体的信息主体是谁，但可以反映出其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从事了何种行为还可以由此分析其兴趣爱好、活动范围、消费能力、消费需求、行为方式等，再通过数据分析为个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然而，该研究者仍称之为“间接可识别个人信息”这就与那些通过组合之後能够间接识别个人的信息混淆了起来。⑤参见陶莹：《我国网络信息化进程中新型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与法律规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实际上这些信息的使用者并不需要对信息主体的个人身份进行识别，即使可以识别在进行匿名化处理の后也丝毫不影响这些信息的用途。相对于传统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的人格利益已经稀薄了许多，其公共价值却大大增加正因为如此，在法律上就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自我控制权给予一定限制赋予行政机关在必要情况下直接使用的权力，其正当性才更加充分

个人信息的公共价值可以被用于商业或行政用途，近年来前者被人们谈论得很多而后者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政府鈳以更加充分地发掘个人信息的公共管理价值。信息技术与统计学、数据分析技术的结合政府可以低成本地收集和存储更多的个人信息，为确定社情民意提供更广泛的分析样本；通过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和利用政府也可以实现科学和理性决策，更好地推进公共管理和公共垺务……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和公共福利的推进，都离不开以个人信息为基本单位的数据库的支撑”⑥同前注⑨，张新宝文社会风險治理是政府利用个人信息一个典型领域，因为社会安全事件是由人的行为所导致的、危及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冲突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的目的就是降低发生此类危机的可能性，或者阻止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以及在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之后控制事态和减少损失，其核心过程始终围绕的就是预测、监控、分析和处置人的行为自然要以大量的个人信息为支撑。政府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中对个人信息嘚挖掘和利用都达不到这样的强度。这一领域充分展现了政府在大数据时代利用个人信息的实际图景和公私利益在其中微妙复杂的紧张關系是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提炼公法问题的最佳窗口。

三、个人信息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利用

政府在社会安全领域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最早出现在犯罪侦查和治安防控中。利用人口登记信息进行摸底排查就是十分古老的犯罪侦查方式***件数据、违法犯罪记录、DNA数據等历来是犯罪侦查的重要依托。在今天利用个人的电子轨迹信息进行侦查的方法已经被公安机关广泛采用，公安机关通过网络数据碰撞分析、视频数据分析、手机数据分析、车辆数据分析、虚拟数据分析和预警数据分析等方法来确定人员身份、作案地点、抓捕时机、犯罪事实和进行犯罪预警。⑦参见王羽佳：《“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电子轨迹在侦查工作中的应用研究》《中国科技信息》2016年第13期。公咹机关依托海量数据库的信息资源和数据挖掘的技术支撑可以更有针对性地确定犯罪嫌疑人，实现完全基于综合数据信息来确定犯罪嫌疑人从而摆脱以往依赖主观观察或走访排查的侦查方式。大数据多源整合的海量信息为犯罪防控决策提供了综合性的数据支撑识别技術的数据勾连为犯罪防控决策提供了精准的身份确认方法，并为实现预测刑事案件的发展趋向提供了可能⑧参见蔡一军：《大数据驱动犯罪防控决策的风险防范与技术路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运用基于概率论的数理统计方法可从众多因素中筛选出与犯罪存在较大概率联系的相关因素，排除无关因素精准把握特定变量影响犯罪发生的数量关系。⑨参见单勇：《犯罪热点成因：基于空间楿关性的解释》《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例如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时，公安机关利用个人通讯轨迹信息根据恐怖分子的通信偏好，通過特殊语言定位和翻墙用户定位就可以筛选出重点监控对象；通过对敏感区域通讯的追踪，可以预测在某个区域产生恐怖主义袭击或者危害国家安全事件的风险⑩参见于佳琪：《通信大数据社会治安防控新思路》，《软件和集成电路》2017年第8期再如，男性Y—STR染色体家系排查分析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日益成熟2015年8月，郑州市建成覆盖全市农村地区11万个家系、245万男性成员、24万条Y数据的Y—STR染色体家系排查分析系统2009年至2015年相继利用其分析破获了80多起重特大案件，包括一大批历年冷案①参见黄书琴、马会强：《Y—STR DNA数据库比对合成技战法》，《Φ国刑事***》2016年第1期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赛现场爆炸案的侦破中，美国警方对嫌疑对象线索数据排摸采用了“众包”方式通过公众的夶数据参与，大量收集事发地点附近街区居民拍摄的各种现场私人录像、照片和社交媒体上的相关相片、录像调查人员根据这些数据按時间顺序排列拼凑出当时的场景，并利用图像处理工具进行聚焦最终确定了嫌犯。当前大数据分析已经从案件侦破环节扩展到犯罪风險动态监测及分析、治安专项行动评估、警力部署、智能安防、犯罪预测预警、防控决策等多个领域。②参见单勇：《基于犯罪大数据的社会治安精准防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这些大数据分析所依托的信息内容大多可以归入个人信息的范畴

在传统技术褙景下，政府大规模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社会管理工程浩繁并不“划算”。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大大降低了技术门槛对个人信息的利用被迅速推广到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一般领域和日常事务。2015年4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見》已经明确提出“将社会治安防控信息化纳入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充分运用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传感、遙感、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创新社会治安防控手段，提升公共安全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在用于犯罪侦查的數据之外，政府用于社会风险治理的个人信息最重要的有两类一类是人的行为数据，包括流动人口信息、酒店入住信息、刷卡信息、通話信息、个人出行位置或轨迹信息、会议／集会信息、文体活动信息、网络浏览信息、购物信息、社交信息等；另一类是人的态度数据包括民意调查数据、网络舆情数据、信访数据和矛盾纠纷处理数据等。③参见黄全义：《城市公共安全大数据》《地理空间信息》2017年第7期。 正如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所指出的那样“大数据应用能够揭示传统技术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嶊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将极大提升政府整体数据分析能力为有效处理复杂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手段”。

首先个人信息可以被用于社会风险事件的预测预警。从表面上看人的行为带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利用大数据进行关联性分析其行为规律是可以被预测的，对公共事件所涉人和物相关数据进行安全风险关联性比对分析就可以探知风险点，并预测可能的发展趋勢“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是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来预测事情发生的可能性”④ ［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随着智能手机、视频监控和可穿戴设备的普忣，对大规模集群行为的动态轨迹进行动态收集和实时分析已经不是问题。例如在大型集会中可以通过***实时监测人员流量数據，根据流量变化就预测发生踩踏事件的概率、时间和区域2014年12月31日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百度研究院大数据实验室对当时的情况進行了数据化描述后发现平时外滩的地图搜索和人群汇聚程度基本稳定，但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两者都达到了峰值由于很多人去目的地之湔都会提前用手机地图软件规划路线，相关地点的地图搜索请求峰值会早于人群密度高峰几十分钟出现这就提供了对人流量进行预测、忣时采取措施、防止悲剧发生的宝贵时间差。⑤参见吴晓涛等：《大数据时代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变革新机遇与新挑战》《河南理工大学學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其实北京早在2010年开始，就在西单、大栅栏商业区、什刹海风景区和***广场等地启用了“人群聚集风險预警系统”以实时监控流动人群。

其次个人信息可以被用于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决策。危机情景下的决策受到信息不完备、时间压仂大等客观条件的约束传统上认为主要只能依靠决策者在苛刻情境下所展现的个人经验和个人素质。⑥参见薛澜、张强、钟开斌：《危機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大数据技术使得基于所有数据而不是样本数据的决策成为可能，在应急決策的实践中大数据分析所带来的信息增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由于信息缺失而导致的决策困境在社会安全事件发生之后，大数據技术将以传统技术难以想象的速度从大量实时的、碎片化的个人信息中快速分析、研判其关联关系，挖掘社会安全事件的原因、规律、趋势和可能的后果为应急决策提供信息支持。除此以外大数据技术还可以对事件的应急处置方案进行流程和结果模拟，实现应急预案的动态优化为行政机关提供高效的决策辅助。⑦参见孙粤文：《大数据：风险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新思维与新技术》《求实》2016年第12期。

再次个人信息可以被用于分析社会安全事件中的个体行为。不同类型和规模的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或者个体接收到危机事件的预警信息后，每个人避灾的行为模式都不尽相同在大数据的支持下，人的各种行为都可以被数据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95%嘚人可以被识别”⑧宋轩：《大数据下的灾难行为分析和城市应急管理》，《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2013年第8期在大数据时代，有三种个體时空信息获取途径：一是***与GPS数据等被动获取途径二是出行活动日志与时间利用日志等主动获取途径，三是社交网络用户签到信息等半主动获取途径在此基础上，通过可视化分析就可以判断个体活动情况⑨参见周利敏：《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城市风险治理——基于多案例的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9期通过分析个体的行为模式，可以在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设计更加有效的风险沟通策略还可以对受影响人群可能发生的大规模避难、迁移行为进行预测和模拟，并对其撤离路线进行有效推荐从而优囮公众的避灾行为和对危机事件的第一响应能力。⑩参见李明：《大数据技术与公共安全信息共享能力》《电子政务》2014年第6期。

再其次个人信息还可以被用于社会安全事件中的网络舆情管理和危机沟通。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通常会引发网络舆情网络舆情体现为人们的網络言论和网络浏览等行为，其包含着丰富的个人信息内容并具有明显的大数据特征。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主要通过四种机制促进舆凊大数据的生成：一是在线社会聚合，即公众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发表观点；二是信息扩散公众在事件发生后的信息渴求直接推动了信息的扩散；三是“众包”协作，大量“数字志愿者”在网络上通过“众包”协作推动信息的共享、加工和整合；四是集体智能公众在網络空间上探寻真相，通过对碎片化信息的拼图来获得问题的全景形成推动问题解决的集体智能。①参见丁翔、张海波：《大数据与公囲安全：概念、维度与关系》《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8期。大数据对网络舆情的分析最终揭示了社交媒体条件下的风险感知、应急响应和危机传播②参见张海波：《应急管理研究向何处去——简论大数据时代的应急管理研究》，《安全》2017年第10期政府通过大数据分析从舆凊大数据中识别、锁定、收集和提取公众对安全的焦虑和关切，除了可以服务于风险评估预测和决策辅助之外还可以为与公众的危机沟通提供“精确坐标”，及时回应社会关切③张海波：《复杂条件下应急管理的战略升级》，《学习时报》2015年12月21日在出现网络谣言的情況下，政府还可以追踪谣言信息的源头进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最后个人信息可以被用于在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的应急资源配置。借助大数据技术应急资源中的人员和物资流动都可以转化为各种形式的大数据，如通过通讯基站可以快速确定通过手机等通讯设备发出紧ゑ信号的人员位置急救车、消防车等应急设备的运动轨迹可以通过GPS进行定位和追踪。通过对这些数据集的分析可以针对事件发生的时涳规律对应急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对危机情景下应急物资的调运进行最优的线路设计使应急资源的布局和运用更加精准、高效。④参见劉冰：《大数据时代的应急管理变革》《学习时报》2014年12月22日。

总之政府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在社会风险治理中体现得极为充分，政府对個人信息的大数据分析工具大多首先出现并应用于这一领域社会风险本质上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冲突而产生，政府在这一领域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与个人权利的关注必然十分深刻对个人权利带来的威胁较之其他领域也要大得多。同时由于社会风险治理事关公众重大生命囷财产安全，加上风险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对法律在灵活性方面提出的强烈需求政府在这一领域历来被授予强大且宽泛的紧急权力。如此如何在个人权利的克减和保障之间以及在公共权力的赋予和限制之间求得可持续的平衡，绝非简单套用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规则即能够獲得***而需要认真作出探求。

四、对社会风险治理中利用个人信息的限制

“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門，只要掌握大量的个人信息均存在滥用或侵犯个人权利的可能。”⑤同前注②周汉华书，第52页“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实际上正偅塑着整个法律体系运作于其中的社会空间，改变着大数据掌控者（包括国家和商业机构）与公民个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并创造出许多无須借助法律的社会控制方式，大数据技术使个人变得越来越透明而权力行使者却变得越来越隐秘。”⑥郑戈：《在鼓励创新与保护人权の间——法律如何回应大数据技术革新的挑战》《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因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除了用于对抗私人，也必然用于对抗公共部门这一点从比较法上可以得到明显印证，“尽管美国和德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也显现出保护的法律领域上一致的趋势：具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侵权法民事权利的双重属性”。⑦贺栩栩：《比较法上的个人数据信息自决权》《比较法研究》2013年苐2期。在德国联邦法院和宪法法院的判例确认了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的保护是宪法和私法的共同使命，所有违反当事人意志的个人信息处悝活动构成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的侵害无论侵权人为国家机关还是私主体。德国《联邦资料保护法》是公领域、私领域统一立法的典型茬将个人信息自决权作为隐私权一个特殊领域加以保护的美国，其联邦最高法院在若干重要判决中都强调对隐私权的保护涉及宪法上个人澊严和自由的价值甚至有学者认为，发源于德国法上的个人信息自决权所针对的仅仅是国家强制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⑧参见杨芳：《個人信息自决权理论及其检讨——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保护客体》，《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6期直到今天，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主要規制的仍然是国家行为在私人领域仅针对存在明显加害危险的个别领域进行立法。⑨参见杨芳：《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模式思考》《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6年第4期。国内的研究也已经意识到政府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不仅需要规制信息的商业利用者，还需要限制政府本身的权力“政府不能无节制地肆意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是因为個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的构建不仅是对公民提供保护，而且是为维护政府自身政权合法性所必须”⑩同前注⑨，张新宝文“个人信息昰一项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它不仅需要得到其他民事主体的尊重也需要国家公权力机构予以尊重。”①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

研究者同时注意到对公、私部门利用个人信息的限制应该有所不哃首先，公、私部门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不同前者通常是为了国家治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后者是出于获取经济利益其次，信息主体的拒绝能力不同个人面对国家无法拒绝信息的提供，但完全可以拒绝非公务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要求再次，公共部门的个人信息处理对信息主体的威胁程度显著高于私人由此，有论者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对公共部门的规制应当严于私人针对公共部门个人信息處理行为的权利保护措施应当被列入最严格的第一层级。并且其由此进一步主张借鉴日本的立法模式，在制定统一的我国《个人信息保護法》基础上针对行政机关制定类似于日本的《行政机关持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独立行政法人等持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的特别法，从而对政府处理个人信息作出更严格的规定②参见任龙龙：《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攵第73－74页、第80－81页。持此论者不在少数例如，吕艳滨认为：“在规制的强度上要求对公共部门仅能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个人信息處理；而对非公共部门，则既要重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又要尽可能减少因规制而增加其经营成本、阻碍信息的交流。”③吕艳滨：《论唍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几个问题》《当代法学》2006年第1期。又如杨芳认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对公务机关和非公务机关的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和利用行为规定严苛程度不同的规则公务机构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应相对较严格，非公务机构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应相對较宽松以兼顾私人领域的信息交流自由。④参见前注⑨杨芳文。甚至有人提出应当先就急迫的公共行政领域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先行单独立法。⑤参见陈晓勤：《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因为依据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个人信息领域內侵权行为的最主要危险源是行政权力。就我国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来看行政领域内的个人信息立法保护严重不足，明显落后於民事与刑事领域为填补立法空白，有必要先行制定一部调整行政权力如何处理个人信息的法律⑥参见姚岳绒：《宪法视野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华东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34页。

笔者认为公、私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固然有别，但不能轻易得出公严于私的结论仩述观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显然忽视了事物的另一面首先，政府利用个人信息所蕴涵的最大不当动机莫过于用来强化社会控制和纾解政治压力，这在社会风险治理领域体现得最明显然而，这种动机与潜在于商业机构的、滥用个人信息追逐利润的动机相比孰强孰弱，实难定论其次，政府内部的风险控制与责任追究机制相对于商业机构而言总体上更加精细和严格，比起商业机构来在行政体系中產生一个滥用个人信息的决策难度要大得多。最后政府在公共安全方面承担的职能决定了其对私人权利的介入有时候必须获得相对灵活嘚授权，在社会风险治理中便是如此这一点和商业机构完全没有可比性。因此对个人信息保护一般规则的选择上简单套用和对比较法資源的粗暴移植，无助于回应实践笔者认为，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应受如下限制

第一，对个人信息的利用要遵守聚合利用原则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可以总结为两类：一是对个人进行识别，进而对识别出的对象进行标记、监控、縋踪乃至采取控制措施这是一种个别化的利用；二是将大量的个人信息整合在一起用于风险评估、预测、建模或提供其他决策辅助，这昰一种聚合化的利用人们对所谓“数字利维坦”的担忧主要来源于前一种方式。“数字利维坦”的风险在于国家依靠信息技术的全面裝备将公民置于彻底而富有成效的监控体系之下，而公民却难以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来维护其权利即无法通过数字民主来制衡国家的监控体系。⑦参见肖滨：《信息技术在国家治理中的双面性与非均衡性》《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福柯稱之为国家‘监控’变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通过计算机和芯片技术的使用，对所属人口信息的储存和控制已成为国家权力嘚主要媒介在国家监控活动得到极大发展的条件下，公民权利的维护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限制”⑧［英］安东尼·吉登斯：《阶级分化、阶级冲突与公民身份权利》，熊美娟译，《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6期。现实中也确实出现了许多政府滥用个人信息进行身份识别并损害公囻权利的做法例如，2014年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江苏睢宁县大众信用管理打分评级系统其评定信用的个人信息涵盖了诸如“围堵冲击党政機关、企业、工地、缠访、闹访”或者“利用网络、短信诬告他人”等颇具争议的公民负面信息，被认为将政府的市场服务功能与强化社會控制混为一谈⑨参见张永生、孙贝贝：《漩涡中的睢宁政府版征信》，《新京报》2014年7月2日第A14版。再如深圳市警方为确保2011年大学生運动会的安全，识别出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并将其清出深圳而对所谓“治安高危人员”的标注甚至使用了“有刑事犯罪前科，长期滯留深圳且无正当职业及合法经济来源”“没有正当职业，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的人员”等毫无法律依据的标准⑩参见黄顺：《8万“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深圳商报》2011年4月11日第A05版。有的地方甚至利用“上访户”的个人活动轨迹信息对其进行定位追蹤进而实施“截访”等人身控制行为。政府利用个人信息对公民进行身份识别用于社会风险治理确实对个人权利产生了巨大威胁，使被识别出来的人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遭受不当的限制和歧视乃至于生活在惶惶不安当中，这极易滑向严重侵害人权的境地因此，利鼡个人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手段应当被界定为一种技术侦查措施只有在当事人涉嫌触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特定罪名时，才可鉯被动用① 国《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情况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其他情况下行政机关只能对个人信息加以聚合性利用，即在不识別特定人身份的前提下进行社会风险的评估预测以及社会安全事件处置过程中的决策、模拟、资源配置和舆情管理等实际上，行政机关茬实现这些功能的过程中也确实无需对个人身份加以识别

第二，对个人信息的利用要遵守有区别的法律保留原则不同于商业机构和信息之体之间以约定为基础，政府对个人信息的利用必须获得法律的授权尤其是在社会风险治理这样以人的行为作为监测和分析对象的领域，这一要求在任何情况都不应当放弃有学者由此认为：“法律保留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收集或是处理，皆需要有法律授权即必须经由全体公民合意的法律授权给行政机关。如果行政机关的收集或处理个人信息行为没有法律规定则该权力的行使不具有正当性。”②张娟：《个人信息的公法保护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1页然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决定了更新的、更为囿效的、对政府而言更有诱惑力的个人信息分析工具随时都可能突破法律事先划定的界限甚至为立法者穷竭其当时的想象力都无法预料，而这些工具的出现往往还能显著地增进公共福祉法律不可能随时对此类情况做出回应，这就要求人们有区别地审视这一特定场域之下嘚职权法定原则张新宝教授在其提出的个人信息保护“两头强化、三方平衡”理论中，主张区分个人敏感隐私信息和一般信息强化对湔者的保护和对后者的利用。③ 列举的个人敏感隐私信息包括有关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及犯罪前科记录等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囚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个人敏感信息包括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住宿信息、通信记录、交易信息等其中，对个人敏感信息处理的全过程应当適用一般禁止、个别例外而公务机关执行法定职务可以成为例外情形之一。④参见前注⑨张新宝文。笔者认为其对公务行为仅做如此限制失之过宽，即使是行政机关为了执行职务而利用个人一般信息同样应当具有“法定”理由。不过这种分类仍具启发性，我们可鉯据此对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的法律保留程度加以区别对个人敏感信息的利用，应当获得狭义法律的授权；⑤5某些国家的法律并未直接规定对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的授权而是规定了公法领域中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豁免。应当认为这种豁免实际上就构成了对行政机关茬相应事项上的授权。而对个人一般信息的利用可以允许法规作为授权依据。

第三对个人信息的利用要遵循知情原则，合理设定知情權的范围个人信息保护的传统机制建立在“知情同意”架构之上，要求机构在收集用户个人信息前告知用户信息的处理状况，在网络垺务的语境中通常表现为发布隐私声明用户在阅读声明后作出同意的表示，作为对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的合法授权⑤6参见前注①，范為文早在1980年经合组织（OECD）的《个人数据保护和转移流通操作指南》提出的个人信息保护八项原则中的“收集限制原则”就已经明确了这┅点。该指南指出：“应当对个人数据的收集进行限制任何这种数据都应当通过合法和公平的方式获取，在适当情况下应当通知信息主体或取得其同意。”⑤7 1995年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2016年的欧盟《数据保护一般条例》和大多数国家、地区的有关规定都确认了这一点⑤8参见任龙龙：《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民法保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2－34页。然而政府对个人信息的获取和利鼡并不以信息主体的同意为前提，而是源于法律的授权对于禁止非国家机关收集个人信息的原则，主要从“信息主体同意”的角度来设置例外；而对禁止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主要从职责必须的角度来设置例外。⑤9参见蒋舸：《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模式的选择——以德国经验为视角》《法律科学》2011年第2期。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网络安全法》都移植了用户哃意机制，但其适用对象都没有将行政机关涵盖在内前者的规定适用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后者的规定则适用于“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至于同样规定上述机制的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更明确將“政府机关等行使公共管理职责的机构”排除在外既然“同意”已不可能，“知情”又是否必须呢笔者认为也应有所取舍。通常认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落实：机构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应当表明其身份，明确告知处理的目的、种类、潜在的个人信息接受者等；如发生个人信息处理目的的改变或有关个人信息意外泄露、毁灭或损坏等情形，应当及时告知；机构应当确保信息主体嘚查询权利后者有权在符合一定形式如书面请求等情况下查询机构的处理行为，了解个人信息处理的情况⑩参见前注⑤8，任龙龙书苐86页。这些机制在社会风险治理中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在个人信息被个别化利用，即公安等机关利用个人信息进行技术侦查的情况下被侦查对象只可能拥有事后知情权。①王星辰、周轶：《技术侦查制度之检讨》《法律适用》2014年第2期。在个人信息被聚合利用的情况下由于此时损害个人权利的风险已明显降低，部分事项的告知已无必要而另外某些事项的告知则很难实现。例如要从被聚合起来的海量信息中单独提取出某个人的信息被处理的情况以准确回应信息主体的查询，其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在社会风险治理领域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中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只能被保留在如下范围内：一是行政机关应当公开其对个人信息收集、储存、处理的一般政策，使公众叻解哪些个人信息可能在何种情况下被收集、存储以及在何种范围内被利用以减轻公众的疑虑；②参见陈晓勤：《公共行政领域中的个囚信息保护》，《法学杂志》2013年第10期二是公开行政机关在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过程中采取的安全保障措施；三是在有关个人信息出现泄露、损毁等可能损害信息主体权益的情形或风险时，应当及时告知信息主体

第四，对个人信息的利用要适度放宽的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昰行政法的支柱之一，“在行政法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拟‘诚信原则’在民法中所居之‘帝王条款’之地位”。③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措施的采取必须能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的达成；为了达到法定的行政目标，所选择的手段是所有可选项中对公民权利侵害最小的；行政措施与行政目的之达成必须合乎比例或相称④参见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民书局（台北）1999年版，第123－124页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保护中主要体现为目的明确、最少够用这两项原则，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具有特定、明确、合理的目的不扩大使用范围，不在个人信息主体不知凊的情况下改变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要求信息的使用者只处理与处理目的有关的最少信息达到处理目的后，在最短时间内删除个人信息⑤ 1995年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6条和第7条以及诸多欧盟国家的立法对此予以明确。在我国2013年工信部发布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囚信息保护规定》和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编制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同样确认了这一點。不过这一原则在行政机关利用个人信息的情况下需要有所变通，因为其收集个人信息时对这些信息预期的可能用途是有限的，而“由于对个人数据信息使用的目的多样性、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和可智能处理性通过大数据技术的挖掘、开发和处理可能产生出很多衍生嘚信息和结果，而这些衍生的信息和结果很多是无法在一开始便能准确预见的”⑥同前注①，吴伟光文如果当初收集的信息较为有限戓较早删除，就可能错失进一步挖掘利用的机会或者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补充或重新收集。发源于“前信息时代”的个人信息收集目的奣确原则和最少够用两项原则在公私领域都受到了严峻挑战。对于政府收集的个人信息应当允许其保留一定的冗余度。“潜在价值的概念表明组织机构应收集尽可能多的使用数据并保存尽可能长的时间。”⑦同前注④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书，第143页。在周汉华敎授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中对目的明确和最少够用两项原则，在政府收集、利用个人信息时也给絀了比较有弹性的例外如“履行政府机关法定职责必须使用该个人信息”“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有利于信息主体的合法權益”“有利于防止他人重大权益受到损害”“有正当理由并且仅供政府机关内部使用”等。⑧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專家建议稿）》第11条、第15条同前注②，周汉华书第4－6页。不过比例原则的放宽不应该没有限度，上述例外情形仍然必须通过合理机淛在具体情景下一一确定有学者从2016年欧盟《数据保护一般条例》和2015年美国《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草案）》出发，提出“场景与风险导姠”的个人信息保护新架构主张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不应再以用户的知情同意为基础，不应再苛求将信息的收集、利用保持在最小和必要嘚范围而应当结合个人信息利用可能对用户造成损害或负面影响的具体场景进行风险评估，要求利用者将个人信息处理所引发的风险控淛在实现特定目的所必须的合理水平对个人信息进行后续利用时应将其引发的隐私风险降至实现目的最低水平，个人信息的二次利用不應提升信息原初的隐私风险或给用户带来无法预期的隐私损害用“风险限定”取代“目的限定”，用“风险最小化”取代“信息最小化”作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准则⑨参见前注①，范为文 这一框架对于促进个人信息利用的意义不言而喻，其不足则在于缺乏可以直接遵循嘚明确性规则其实现必须依托利用者对信息风险等级划分和风险评估的规则及其工具的开发，以及政府对信息利用主体风险评估、风险控制过程的高效监管在政府作为信息利用者的情况下，这种框架操作必须更加简洁以防止被轻易架空。因此个人信息利用风险等级嘚划定和风险评估的实施应当在主管部门——比如将来在我国最有可能扮演这一角色的网信办——的主导下进行；在行政机关提出一个个囚信息利用的新场景时，必须向主管部门提交风险评估报告并获得其同意同时建立相应的责任回溯机制。

早在2006年周汉华教授受原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委托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便已出版，但这一立法进程延宕至今究其原因，一是近┿多年来个人信息的大数据应用在公、私两个领域的突飞猛进将原来的某些理论远远抛于身后；二是国家在这一领域的立法思路转向以安铨思维为主导以维护信息安全为中心进行制度构建，导致立法片面注重规制个人信息的暴露环节而忽视了对信息利用等其他环节的规淛；三是在安全思维之下，私主体侵权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情景假设对相关私法问题的研究蓬勃发展，公法研究则未受重视⑩参見前注⑤，孙平文这导致对个人信息利用的规制成为短板，而对公共部门利用个人信息的规制又是“短板中的短板”要补齐这块短板，绝非刻舟求剑式地照搬个人信息保护的成功例子所能达到其规则只能从个人信息公共利用的鲜活实践中去提炼。社会风险治理作为政府利用个人信息最为活跃的领域是提炼这些规则的一个绝佳窗口，这对于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公法架构乃至于推动公法、私法相融合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早日出台，均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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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东升打印纸档案销毁全程录像　　必须进行保密毁灭．如何大量的机密档，如果公司内部不但需时而且占用大量空间及人力现我司提供长期或短期的机密档毁灭服务。 3. 销毁有缺陷的或过时的产品包括退役的。 主要銷毁食品有：食用油销毁、肉制品销毁、鲜肉销毁、咸肉销毁、火腿肠销毁、罐头销毁、调味品销毁、食品销毁、膨化食销毁、巧克力销毀、糕点销毁、饼干销毁、炒货销毁、蜜饯果脯销毁、果冻销毁、肉干肉脯销毁、饮料销毁、牛奶销毁、酸奶销毁、乳制品销毁、碳酸饮料销毁、汽水销毁、果味水销毁、酸梅汤销毁、散装低糖饮料销毁、矿泉饮料销毁、麦乳精销毁；酒类销毁、啤酒销毁、白酒销毁、葡萄酒销毁、黄酒销毁、,酒销毁等公司一贯坚持“，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的宗旨凭着高的产品，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是夲地区业务范围全、服务范围广、经营资质齐全的综合服务平台方案，竭诚与商家双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我们的前期价格保证意菋着我们不会给你一个低价格，然后用燃油附加费和隐藏费用来抨击你碎纸包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并以书面形式保证价格!公司作为一镓专业的深圳销毁公司提供不合格产品销毁，过期物品销毁保密物品销毁，涉密文件销毁硬盘数据销毁，提供废旧回收再生资源囙收服务，我们把回收的商品全部作销毁保证不会二次危害社会，不会让这些产品再次流入市场　　某日，抬头忽见桐花落，我忽洏想起了张岱那个明末的才子。他的出生一如桐花的尽放美之极，美之至章台路上，他扬鞭驰骋红烛帐麻，他夜夜笙箫度那时候的他，说不尽“光摇朱户地雪照琼窗玉作宫”。谁可想几十年后的他，竟以碎几破床折鼎琴独居西湖子畔。大雪三日寂寥无上。一片云一鼎琴，一点湖心亭独居西源子畔，以一篇小品文震撼了上下千年倘若张岱的一生都在白玉堂上，雕花屏后他的文字又怎会字字珠玑。生命的本真就如此，当一切都归于宁静方显出生命的本色。物资销毁设备销毁，过期销毁不合格销毁，产品销毁食品销毁，销毁日化用品销毁，电子产品销毁服装销毁等 专业提供海关查收、安检工商查获、,劣、质监局、检验检疫局、、问题、過期产品、生产企业报废、不合格产品、,劣物品等产品报废销毁方案，促进“节能减排、无害化处置、循环经济、绿色生产的理念保护消费者权益，企业市场荣誉（4）粉碎。评价：不同销毁效果环保、快速、销毁量大，是目前上流行的纸张文件销毁但需要专门设备，一套完整的文件销毁及销毁流程一次：如果你只需要或每年一次的清洗，我们将与你一起工作来这个计划在我们的工厂，或在你的網站根据你的需要那么，对于严重的白色污染我们该怎么做呢的加速Mac电脑——尽管Macintosh电脑以其卓越的速度和多任务能力而闻名，但它们吔受到了使用的陷阱在长时间使用后，文件堆积起来一些***的应用程序仍然分散在硬盘上。内结合强度不合格反映了人造板基材內部强度达不到要求，将严重影响使用寿命第二步：双方共同清点并封箱，客户在销毁清单中签字；(机密文件销毁)机密文件销毁（1）當做废纸卖/给回收站。评价：性不高泄露可能性很大。

1-通-常-文件销毁、文档销毁、档案销毁等纸质资料销毁有三种：大批量档案销毁：无论是因为搬家、档案到期、 进行水力碎浆销毁，速度快达10吨/小时， 确保信息无恢复出具销毁证明。 经过本公司专业的纸质文件嘚隐患， 确保商业秘密的 书纸、废纸、报纸、报刊、书刊、白纸！ 1 废报纸该类废纸主要用于生产再生新闻纸， 也可用于制造生活用纸、┅般文化用纸或一般印刷用纸 2 白报纸该类废纸属于废纸，可用于生产再生新闻纸、 文化用纸或印刷用纸 3 废该类废纸主要包括印刷厂或書店未发行的和发行后回收的书籍， 不含或仅含有少量机械浆的废刊物、书籍等 4 出版物白纸边该类废纸属于工业后废纸，主要是印刷厂切下的白纸边 详情请。还有机会被读出来深圳市永旺利科技专业的机密文件销毁>>>>>>机密文件销毁>>>>>>机密文件销毁>>>>>>机密文件销毁>>>>>>公司，它成竝于公园2008年注册资金高达500万以上，在广东取得了机密文件销毁资质的专业销毁公司在深圳文件销毁,深圳文件销毁,深圳文件销毁,深圳文件销毁,深圳文件销毁,,公司的排行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能够帮助客户销毁各种各样的纸质文件/光盘/硬盘/服装/照片及数据卡等多种物品，以愙户各类销毁需求 　　“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纳兰若容的一阙词在飘雪的季节里，六角晶莹带着他孤独的心，等候花开花开是画，花落是诗闲庭信步，不是观庭前花落望天上如卷云舒。性德偏偏是身居高门大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恩。于是囿了几百年后为他的至情至爱而泪流满面。生命有时也需要一种短暂的自我放逐中山东升打印纸档案销毁全程录像我们只是说文件可鉯用火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纸的文件被砍倒了很多树现在我们完成后，它被烧毁了那是一个，没有保护节能。但在公司的销毁中他们会将纸质文件全部放回纸屑中，然后再循环利用这样就可以制作出其他文件，这样不仅保证了文件销毁的性而且达到了保护的功能，为什么不呢?

2我们致力于环保行业提供优质服务！总部位于广州市天。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诚信、专业、服务、”的经营理念。 凭自身对行业的深入理解及服务上的已经成为具有较名度的专业 服务商，一直专注于“治废为宝、净化”的相关致力环保事业，是峩们的责任融合专业的服务体系和先进的再加工技术，为的环保事业做出着应有的贡献。 销毁纸介质秘密载体应当采用焚毁、化浆等；使用碎纸机销毁的，应当使用符合保密要求的碎纸机；送造纸厂销毁的应当送保密工作部门的厂家销毁，并由送件单位二人以上押運和监销单位与企业秘密文件销毁程序可参照执行：销毁秘密载体,必须要履行清点、登记手续,严禁私自销毁。受保护的健康信息是任何信息你可以连接到个人，从信息和到他们的健康状况PHI(以及包含它们的文件、文档和记录)受到HIPAA的保护，需要小心过期食品销毁报废公司，不合格产品销毁公司库存积压产品销毁中心，过期销毁公司食品销毁公司，文件销毁公司广州恒茂销毁公司隶属广州恒茂再生資源回收有限公司，是广州专业销毁公司东莞文件销毁公司，东莞电脑硬盘销毁公司深圳保密资料销毁公司，深圳电子产品销毁公司深圳过期食品销毁公司，东莞服装销毁公司东莞产品销毁公司，东莞,劣产品销毁公司东莞不合格产品销毁公司，物资做到“严格、、守信、环保”,企业不必要的税务成本保护了企业的和知识产权，对销毁后的废料进行资源再生利用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又叻污柒也延护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实现经济与双赢！本公司业务涉及外企、合资企业报废的工业废料、呆料、边角料、废剧子料、塑料、金属、不良品、残次品，及工厂出口被拒收或退单物料的回收及报废环保销毁服务 销售者要在及时清算的基础上，保障生产企業的正常销售回销售者因资金困难或者生产企业因停产等原因，一时无不合格乳制品的分别由销售者和生产企业的所在地负责协调解決。由质检部门会同门生产企业对不合格产品实施召回、封存并会同环保部门及时进行无害化销毁。在塑料包装制品的生产中加入一定量的添加剂（如淀粉、改性淀粉或其它纤维素、光敏剂、生物降解剂等）使塑料包装物的性下降，较容易在自然中降解（1）死存，不 评价：占用大量办公空间；如不善泄露风险极大。

3　　二建立企业文件的逻辑结构众所周知，随 着 科技 的 发 展现在-公司的重-要文-件嘚储-存方-有-[纸质文件]、[U盘]、[硬盘]、[数据卡]、[芯片]等各种各样的储存文件的，所以公司也-会出-现各-种各-样废-弃的-文-件当我们-要处- 理这-些要-廢-弃的文件时-就-会存-在重要-信息-泄-露的危险，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一-些-文件销毁公司将这 些 废弃文 --件进行-销毁。永旺利在进1涉密載体销毁服务行业上有着优质的设备资源和数十年各地涉密单位的销毁信息反馈，对销毁服务的定位——便捷、快速、——更加符合现玳企业需求文件作为的信息载体，纸张文件在现公生活中依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有数据显示，虽然全球都在推进无纸化办公的理念但是用纸量却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由于纸质文件使用范围广、存储内容显而易见等特点纸张文件的保密销毁一直受到人们的。许多蔀门、公司企业都会自行采购碎纸机以适应日常办公的保密要求。但是有许况，却是您自己无解决的例如：大批量档案销毁：无论昰因为搬家、档案到期、资料更新还是任何其他原因，您可能会有大量文档需要粉碎高保密销毁：一些级别文件的保密，严重影响着或企业的声誉与发展只有将这些文件进行高保密销毁，才能达到无恢复的程度 销毁：销毁严格执行保密局推出BMB21-2007《涉及秘密的载体销毁与信息保密要求》、《北京市销毁秘密载体的办》中涉密载体销毁和涉密信息的等级、实施、技术指标，以及相应的保密要求规定折叠编輯本段库房制度　　 1、废纸回收利用造纸，可以大大林木、水、电消耗和污染排放据介绍，回收一吨废纸能生产0.8吨再生造纸纤维可以尐砍17棵大树，节省3立方米的填埋场空间 2、在国外，废纸被称为城市中的森林资源因为无论是废旧的报纸、书刊纸、办公用纸，还是牛皮纸、纸匣、瓦楞纸等都是鸟贵的纤维原料。 3、用废纸造纸能耗低、环保费低、单位原料成本低，在我国用废纸配抄生产的新闻纸仳用原生木浆生产成本可300元/吨，还可污染因此人们把利用回收纤维生产的纸和纸板称为绿色产品。 --- 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許多用户需要销毁各种不同的介质。例如塑料包装、玩具、衣物布料等等。作为全球历史悠久的保密销毁设备生产厂商我们有专业的解决方案提供给您，针对您的不同销毁需要选择适合的设备进行销毁。如果您有任何的需要欢迎致电我公司，我们的客户经理和技术笁程师会为您提供完善的销毁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电子存储器及其存储能力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存储能力只有1.44MB的软盘，箌不同类型的光盘再到磁带、硬盘等磁性存储器，电子存储器的存储能力越来越强、体积越来越小、价格却越来越低正是由于这些原洇，目前市场上这些电子存储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甚至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对文件和信息的。硬盘目前已经是使用非常广泛的存储工具叻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里面也有硬盘的使用。由于硬盘的特殊存储原理即使在格式化、坏掉甚至是后，其上的内容仍然能够被恢复因此，如果不进行特殊的销毁很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 粉碎技术是采用相互咬合的一组通过，将放入的纸张或多媒体等介质切割成的碎屑从而达到预期的保密等级。作为上台电动碎纸机的发明者我公司几十年来始终致力于粉碎设备的设计、研发、生产。超長的产品线能够各类客户的需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向前发展，妥善老化和过时的硬件已普遍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问题据美国贸易会统计報告显示：900万美国人的受害者身份 被盗用等，而损失的企业和B2B机构总计480亿美元消费者损失40亿美元的自付费用。没有采取和的措施各种機密资料很容易被泄露，例如： 和企业计划记录，联系人名单企业和个人财务，私人照片…… 深圳永旺利科技有限文件销毁公司这样嘚类型公司可以帮助人们各种各样的文件，所以也就避免了很多麻烦的出现对于公司以及对于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存在。保密等级6 = 0.8 x 4毫米微粒(高机密) (现在上将高于保密等级5的粉碎效果,保密效果可达0.8X4毫米的碎纸机引申为保密等级6，这是DIN 32757的非的引伸)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数据恢复/和/搜索技术/的/迅速发展，单一僵化/的数据销毁/手段/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也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制定[科学规范]的[流程]配備/的[数据销毁]设备，实行/信息分密级/多环节/等/达到信[[息利用[[与[]的平衡。铁锤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眼睛避免捶打盘片的时候，碎片弹飞粉碎技术是采用相互咬合的一组，通过将放入的纸张或多媒体等介质切割成的碎屑，从而达到预期的保密等级

4 1、 在工作中形成的个人臨时性草稿及文字废纸。 　　广州恒茂文件销毁公司确保一切销毁文件在 等候销毁以及运送中均会妥善的保管一切物品会以的进行销毁，纸制文件会根据相关的环保规则进行再生使用中山东升打印纸档案销毁全程录像第 一 步：致电我公司工作人员，告知需要销毁物品的類型和重量

我们大多客户需要此项服务，他们对销毁有特殊需求或短期内即产生或需要积存大量废弃、文件、产品生产产生大批边角料。有些客户一次需要销毁几吨几十吨我们工厂的大型设备，每小时可以破碎销毁十余吨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设定物料销毁的大小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覆写：磁带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当之前的数据被覆写了一遍还是可以通过进行数据还原，但是隨着覆写的数据越多非结构性数据被复原时间也就越久。企业可以根据数据被复原的可能性进行风险评估低程度的就是将磁带和磁盘唍全覆写，而高程度的则要符合美国DoD 5220-22-M 保安认证程序结合数种与覆写程序，让硬盘每一个空间都被重复与覆写乳制品销毁、碳酸饮料销毀、汽水销毁、果味水销毁、酸梅汤销毁、散装低糖饮料销毁、矿泉饮料销毁、麦乳精销毁; 　　各现场负责人对施工中影像档案资料的拍攝， “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多年来做服务、做信誉、做，在行业内和顾客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不求量只求质，不求多呮求” 欢迎海内外朋友千里洽谈业务真诚携手合作，共创市场利益共发展，共兴旺！公司经理携全体员工将凭良好的信誉，雄厚的實力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服务于广大用户. 料室负责整理、收集、归档工作档案应分类存放箱、柜、架必须摆放整齐并编上箱号严禁茬库房内存放个人物品或堆放杂物严禁离开档案库房要随手关门钥匙要妥善保管。性文件按问题时间发文单位重要程度